家甫自傳第八章：投身組織，紮根群眾（我的大學生涯之二）

      解放戰爭時期，廈門大學的地下黨組織分屬於三個不同的係統，即閩西南係統、城工部係統和閩中係統。１９４７年春至１９４９年夏，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所屬的閩南地委與中共閩浙贛邊區黨委所屬的城工部和閩中地委，相繼在廈門大學建立１５個地下黨支部，先後在廈大發展地下黨員約２６０人。

      １９４８年５月，我由同學鄭鴻池（後改名鄭堅）介紹，參加了中共廈大地下黨的城工部組織。我到廈大校本部以後，先是住在博學樓宿舍，半年以後，有個西齋宿舍比較簡陋，允許學生自由結合，向校方提出申請搬過去住宿。於是我們幾個浙江老鄉和幾個台灣同學便自願結合在一起，相互混合住進了相鄰的兩個房間。因為台灣同學不願和福建同學住在一起，說這樣會相互用閩南方言交談，影響自己學好普通話。而同浙江同學住在一起，雙方便非講普通話不可，這有利於掌握普通話。而我們浙江同學則對台灣同學有一種好奇心和親切感，自然很願意和他們住在一起。我這間宿舍放兩張雙層木床，住了浙江同學和台灣同學各二名。我的上鋪那位台灣同學彭騰雲和另一張床鋪的台灣同學鄭鴻池（鄭堅），都是城工部的地下黨員，幾十年後他們都曾當過全國台灣同胞聯合會（簡稱“台聯”）副主席。我後來離開廈大時才知道，隔壁房間幾個浙江同學都是城工部的地下黨員，其中陳道聖（後改 名 陳淮）是廈大城工部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 。鄭鴻池（鄭堅）很快和我成為知心朋友，常給我看進步書報。有一天，他約我出外散步，在海邊他對我說：“我們有個組織，你願不願意參加？”我問什麽組織，他答“ C.P. ”。我知道是指共產黨，沒有多少猶豫便表示願意參加。他叫我寫自傳和入黨申請書，由他交給地下黨組織。過幾天他對我說：“你已經被批準為候補黨員，候補期一年。今後你和我單線聯係。”

      １９４５年暑假，鄭回台灣渡假，我沒有回家，留在校內參加黨內的整風學習。由城工部地下組織的廈門市委常委許文辛（當時化名“黃光中”）與我單線聯係，每星期他與我在廈門中山公園接頭一次，布置學習，聽取匯報。我先後學習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整頓黨的作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書籍和文件，有鉛印也有刻寫油印的。每次都是許文辛帶給我，閱讀完畢再還回去。直到暑假結束，鄭鴻池（鄭堅）回校，我才停止和許文辛的接頭，仍與鄭單線聯係。

      １９４８年５月，鄭鴻池（鄭堅）介紹我入黨後，緊接著又介紹我參加黨的外圍組織“五月社”。這個“五月社”是廈大閩西南和城工部兩個地下黨組織為了統一領導全校學生運動，為了培養骨幹力量而組織起來的秘密團體，領導核心是閩西南組織的代表黃英瑞（陳君實）、蔡幼華（林敏）和城工部組織的代表陳道聖（陳淮）、鄭鴻池（鄭堅），社內成員有地下黨員和各方麵的學運骨幹共３０餘人。１９４８年５月“五月社”成立時，曾以郊遊為名，在南普陀寺有過一次全體社員的聚會。後來覺得這樣做容易暴露自己，不符合秘密工作的原則，就停止“大呼隆”的活動方式，改采單線聯係、分散活動、紮根群眾等方法。當時廈大學生自治會理事會快要換屆，新的理事會竟選團名單先在“五月社”內部醞釀協商。城工部地下黨組織要我參加這個競選團，於是我被列入２２人的“胡複生競選團”名單。最後競選成功，我成為廈大學生自治會笫十一屆理事會的理事，分工擔任“學術部長”，任期是１９４８年下半年那個學期。

      我任學術部長後，因原來閱覽進步書報的“嘉庚閱覽室”已被校方查封停辦，改辦各院係的小型閱覽室，便在學術部下麵設立了一個“圖書流通網”，在進步同學中傳閱秘密書報。這個圖書流通網由黃金鏗（郭烙）負責管理，她也是學生自治會理事，閩西南係統的地下黨員。地下黨通過學生自治會創辦“工友夜校”，具體工作也由學術部進行。我還主編了一期鉛印小報《廈大學生》，配合當時的學生運動。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地下黨領導下，廈大學生自治會組織全校千餘學生集隊遊行，向省田糧處長陳拱北請願配售平價米的鬥爭中，學術部負責宣傳活動。遊行隊伍前舉起“廈大學生要飯吃”的橫幅，遊行隊伍旁有學生維持秩序，呼喊的口號也預先擬定，防止反動分子搗亂破壞，製造事端，乘機進行迫害。學術部在遊行請願中還組織拍攝了一些照片，供宣傳活動之用。

      廈大地下黨通過“五月社”領導全校四大學生組織 --- 學生自治會，學生代表會，校、院、係級組織，社團組織。１９４８年９月，“五月社”學習華北等地的學運經驗，工作向縱深發展，“校院係級”秘密組織，設立代號為“校長”、“院長”、“係主任”等名稱，實行單線聯係，分散活動。我擔任法律係核心小組的負責人（代號為“法律係係主任”），與法學院秘密組織負責人林學友（代號為“法學院院長”）實行單線聯係。法律係核心小組的成員開始時有五、六人，以後逐步擴大到２０人左右，有林學友、王家甫、潘日舜、黃道、楊鏡清、楊文光、魏德淳、龍震華、饒震寰、邱澄振、陳少韻、馬香筠、鄭長為、林克明、李金龍、廖延豹、徐文炳、盛新民、李如綏等。其中王家甫、林學友、潘日舜、黃道、楊鏡清、楊文光、陳少韻、馬香筠、鄭長為是城工部係統的地下黨員，魏德淳是閩西南係統的地下黨員，邱澄振、李金龍是閩中係統的地下黨員。林學友屬於城工部廈大總支笫一支部，我屬於第二支部，兩人在黨內不發生橫向的組織聯係。法律係核心小組成立時，晚上在教室裏開了一個秘密會議，研究在法律係如何開展活動。當時法律係學生有個“法律學會”，司法組同學除了參加法律學會以外，還另外成立一個“司法學會”。由於法律係的反動勢力較強，法律學會和司法學會都掌握在反動力量手中。經過分析研究，法律係核心小組的成員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奪回法律學會和司法學會的領導權。具體做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先紮根串連，發動群眾，發起成立一個“新法學研究會”，把法律係和司法組的進步同學組織起來，爭取和團結中間力量，孤立反動分子；第二步待條件成熟，提出改選法律學會和司法學會，組織競選班子，通過競選奪取兩個學會的領導權。

      經過幾十天的串連醞釀，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間，在胡裏山臨海草坪上，廈大新法學研究會舉行成立大會。會上通過會章，選舉李如綏為總幹事，我與魏德淳等為幹事。我分工擔任學術股長，具體負責宣傳、學習、研討等事項。不久，在地下黨的領導下，法律係核心小組和新法學研究會進一步發動群眾進行改選法律學會和司法學會的鬥爭。改選采取競選團的辦法，進步力量方麵的競選班子，由我與林學友提出初步人選，在法律係核心小組中研究補充，再拿到新法學研究會中醞釀確定，正式提出。反動力量方麵也提出競選班子。雙方拉票競選十分激烈。結果我方競選獲勝，城工部地下黨員楊鏡清擔任新的法律學會的會長，我擔任學術股長。司法學會的領導權通過競選也奪取過耒。

      在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和法律係的尖銳鬥爭中，我逐漸引起了特務的注意。這段期間，法律係裏有個同學常常有意接近我，找我一起散步，個別談心，言談中流露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我將這情況向地下黨作了匯報。後來鄭鴻池告訴我說：“這人是個小特務，你要提高警惕。”我就逐漸疏遠他，不同他一起散步談心了。

      參加地下黨以後，隨著鬥爭轉入更加隱蔽，從１９４８年８月開始，我在報紙上發表的雜文改用“蒲公英”、“畢幹”等筆名，原來的“姚餘”筆名便很少使用，因為校內有很多同學知道“姚餘”是誰，我不想由於發表雜文而引起特務對我的注意。從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９年１月，我在廈門《江聲報》、《星光日報》先後發表雜文４５篇、小說２篇（《樊籠》、《航船》）、詩歌１篇（《命運》）。

      我入黨時，後補期原為一年。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在我入黨滿半年之際，鄭鴻池通知我，可以申請提前轉為正式黨員。我就寫了申請書和思想檢查，交給黨組織。過了幾天，鄭鴻池通知我到鼓浪嶼南田巷５號秘密據點開會。會議由許文辛主持，參加者有我和秦為鏊（秦浩），還有一個英華中學的學生。三人都是由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的。轉正後，我與秦為鏊確定黨內代號為３５號和３６號，

      編入城工部廈大總支第二支部，鄭鴻池為支部書記（代號為“２號”），我與秦為鏊、力伯昌任支委。到了１９４９年的年初，支委會研究撒退身份比較暴露的地下黨員，認為四個支委都應撒退離廈。最後，地下黨組織決定：台灣籍的鄭鴻池和福建籍的力伯昌去閩西南遊擊區，浙江籍的我和江蘇籍的秦為鏊因不懂閩南話，無法去閩西南，由陳道聖帶領，與其他浙江籍的城工部地下黨員分別回鄉隱蔽，自行尋找關係，進入當地遊擊區。於是，乘學校放寒假之機，我向校方辦了休學手續。１９４９年２月，浙江、江蘇、江西籍的１２名城工部地下黨員分兩批離校返鄉。一批是陳道聖、秦為鏊、項哲學、王家甫、郟奇丙等５人，搭廈滬海輪去上海，然後由上海各自返鄉。在海輪上我與陳道聖、秦為鏊討論了改名問題。陳道聖說改名陳淮，秦為鏊說改名秦浩，我說改名王衝。後來陳、秦二人都改了名，我則因進母校餘姚中學任教，沒有改名，仍用王家甫的原名。另一批是金家泰、林學友、潘日舜、陳求學、王士立、朱暢遂、鄭長為等７人，他們從廈門搭乘一艘機動小貨輪到浙江省玉環縣的楚門鎮上岸，再分頭回到黃岩、溫嶺各自的家鄉。家在杭州的朱暢遂和家在江西南昌的鄭長為則佯稱姐弟，暫住在陳求學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