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時，我們的國家是這個樣子......

來源丨一劍視野

 

據統計，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

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

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

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

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

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

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那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

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這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

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

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

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

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

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

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

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

“三轉一響一哢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隻能敬而遠之。

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

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

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

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

1977年6月，萬裏擔任安徽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裏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

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田紀雲：《萬裏：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

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

隊長史成德是個複員軍人，一家10口人隻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

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

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

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1955—196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8.5%，1960—1965年為9.8%，1965—1970年為11.8%。從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長了7.2倍。

日本、美國、歐洲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這個時期也被稱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在這期間，中國周邊原來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等，也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起飛。

20世紀50年代，韓國的經濟總量和中國的山東省差不多。

但在隨後的20年裏韓國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到80年代一改貧窮落後的麵貌，經濟總量遙遙領先山東。

彈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96億美元，而整個中國內地當年隻有148億美元(《港澳經濟考察報告》，1978年5月31日)。

對中外經濟科技之間巨大差距的真實認知，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通過出國考察訪問實現的。

“文革”結束後，由於國內局勢的深刻變動，人們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麵貌。

這樣，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重要的考察團包括：

以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

以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等為副團長赴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代表團；

以段雲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團；

以國務院副總理穀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團。

其中西歐五國團最引人注目。該團於1978年5月2日出發，6月6日回國，行程36天。

訪問期間，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們看到：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隻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隻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隻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鍾起落一架飛機，一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

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

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麽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訪談錄》，第558頁)

訪問日本的人回來介紹：

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

服裝式樣多，農民都穿的確良料子。

日本東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我們“實在覺得很寒磣”。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開會，專門聽取了訪日團、港澳團和西歐五國團的匯報。

中央領導說：“最近我們的同誌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麽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1978年，也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高峰。

各層級出訪者不約而同獲得的共同感受是：沒想到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沒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沒想到西方發達國家老百姓的生活與中國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人們無不痛心疾首於這樣的現實：中國太落後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再不調整政策，另尋出路，改革開放，奮起直追,真是愧對人民、愧對國家、愧對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