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一個時代的縮影

周大偉 新漢尊

 

 

文｜周大偉

 

知名律師陶景洲先生最近出了本新書，名字叫《畢竟法律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

 

陶景洲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是1977年恢複高考後的首批大學生，法國律師界第一位中國人，國際商會仲裁院第一位中國國家委員會代表和第一家境外駐華律師事務所的華人首席代表。《畢竟法律人》一書，是陶景洲先生的第一部中文隨筆集。

 

在很多人的心目裏，一提到陶景洲這個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不僅僅是一個業務熟練、經驗豐富的跨國律師和仲裁員，而且還是一個既高大上又白富美的海歸人士 —— 從頭到腳都散發著異國情調，光彩照人且與眾不同。

 

 

實際上，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熟悉陶景洲的人們都發現，在實際生活當中接觸到陶景洲先生，其實是個很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挺單純，質樸、淡定甚至還有些幽默童趣的人。

 

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確有“文如其人”這樣一個說法，如果你確實想知道陶景洲先生是個什麽樣的人，我真誠地推薦大家去讀陶景洲先生的這本新書。這本書裏，並沒有華麗華麗的文采，沒有刻意的雕飾的詞語，沒有冗長的歐化句式，這是一本格調清新，雅俗共賞的精品書：設計精致、優雅，內容談定、質樸，一句話 —— 符合陶景洲律師的生活氣質和格調。

 

一、被時代改寫的人生

 

我注意到，在這本書裏麵夾著一個書簽，上麵寫著這麽一句話：陶景洲，一個時代的縮影，更是改革開放本身。

 

景洲先生在這本書的第5頁寫道：

 

記得孩提時每逢過年，為了整潔好看，家裏就會糨糊在土牆上新糊一些報紙作為裝飾，有時候也會奢侈地貼幾張彩色的年畫和有當時時代特征的宣傳畫。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水彩畫，畫中是一個穿著白襯衣、藍褲子、白球鞋的少年在北京天安門前敬隊禮。北京對當時的我而言太遙遠了，最直觀的感覺是那個少年把雪白的襯衣紮在藍褲子裏麵的樣子真好看。那時候我最大的理想是有一天我也能穿上這麽清清爽爽的新衣裳，在藍天之下佩戴著紅領巾，腳下的白球鞋一塵不染地走在灰磚鋪成的馬路上。我做夢都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從這座縣城走出去，去遙遠的首都，漂洋過海，去周遊列國。完全是人生的各種偶然使我從皖北的一個下鄉知青變成一個北大的學子。

 

白襯衣、藍褲子、白球鞋，是那個時代每一個少年心中的經典圖像。陶景洲的回憶，也勾起了我自己的童年記憶。

 

我自己的童年,是在江南的無錫城裏和祖母一起度過的。祖母在老家去世後，父母就決定讓我回到北京來繼續上小學。江南的兒童比北方的兒童上學時間早，當時我6歲半，就是我微信頭像照片上的那個樣子。

 

本文作者微信頭像照片

記得離開在無錫的時候，姑姑和姑父讓我帶了兩件東西去北京：一口袋大米，是送給我爸爸媽媽的；一個無錫泥人，是給我買的玩具 —— 一個英俊少年，穿著白襯衣、藍褲子、紅領巾和白球鞋，昂首在吹奏一把金色的小號。泥人玩具的體積相當於一個普通礦泉水瓶子那麽大，用今天的話說它屬於易碎物品（fragile）。姑父是個細心人，就直接把它包好後埋在了那口袋大米裏麵。姑父和姑姑把我托付給一位熟悉的列車（從上海開往北京）乘務員。記得是在中途上車，沒有座位。一上車，這個乘務員就找了個座位下麵的空檔，讓我鑽進去睡覺。於是，我是抱著這袋大米睡到了目的地。記得一進家門，我腦子裏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進大米口袋裏看看這個玩具到底還在不在，全家人都覺得好奇怪，當他們看到我從大米口袋裏掏出一個泥人玩具 —— 穿著白襯衣藍褲子的小號手，大家都笑了。

 

文革期間，少先隊、紅領巾一度都被取消，代之以紅小兵和紅袖標。我幼年心目中那個最喜歡的無錫泥人玩具，也在那個混亂的歲月裏丟失了。這些年裏，偶爾去無錫旅行，每當經過一家賣無錫泥人的店鋪，我都會下意識的進去看一眼 —— 看看還能不能買到當年那個“小號手”。結果很讓我失望，裏麵全都擺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男男女女的胖阿福們。

 

在我們的少年時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這個世界會變化這麽快。我們這代人深感慶幸的是，我們這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能生活在那個劃時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恢複高考，陶景洲考取了北大法律係；國門開放，讓陶景洲走向遠方、走向世界；這一切都讓陶景洲的人生一次一次地被重新改寫。我們這代人對改革開放記憶深刻、萬分感激。

 

1991年11月宣誓成為法國巴黎上訴法院律師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書簽上這句話的真實含義和份量：陶景洲的個人經曆，代表著一個改革開放時代的縮影。

 

二、法律人的良知和底線

 

其實，陶景洲律師並不想讓大家的目光總是停留在他光鮮的外表上，或者停留在他本人“從未名湖到凱旋門”的傳奇往事中。記得有一次大家聚會時，他很認真地對大家說：“我外表的這些東西其實並不重要，你們大家可能都忘了，我畢竟還是個不錯的律師和仲裁員吧！”換句話說，“我畢竟還是個不錯的法律人吧！”我想，這句話或許就是《畢竟法律人》這本書名的由來吧！

 

1994年在北京知識產權保護國際研討會上

 

書名中的“畢竟”兩個字（英文可譯為“after all”），可謂畫龍點睛之筆。唐朝詩人許渾有個名句：”畢竟功成何處是，五湖雲月一帆開。”在法律職場的巨大成功，給陶景洲先生帶來了名聲、榮譽和地位。但是，陶先生則一直保持著謙和、審慎、自律的處事風格。不僅僅外表要帥，為人做事也要帥，名利並不是壞東西，但要取之有道。原因很簡單：I am a lawyer after all.

 

話說到這裏，我倒是覺得有必須和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往事。

 

幾年前，有個上市公司的企業家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周老師，不好意思啊！很想念你啊！能不能請你來XX市住幾天，我來給你預定頭等艙的飛機票。我要好好招待你！”我問老板有什麽具體事情，他回答說：“見麵聊。”這是一個多年一直都沒有來往的商人，突然心血來潮要“好好招待我”，我當時腦海裏還是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非奸即盜”這四個字。

 

到了XX市，當天晚上老板設宴款待。酒過三巡，老板開始引入正題：“你認識陶景洲吧？”我反問道：“你怎麽知道？”老板說：“我最近看到你們兩人在一起的合影照片。實不相瞞，我有個標的很大的仲裁案子在他手裏。陶先生是這個案子的首席仲裁員。這個案件的勝負，對我們公司今後的發展影響很大。這次請周先生專門來我們公司，就是想拜托周先生去說服陶先生，讓陶先生在仲裁中站在我們公司一邊，一定要判我們公司贏。事成之後，我一定不會虧待你們。我和幾個朋友在北京西山開發了一些房產，到時候我可以送給陶先生一套，也送給你一套。”（我當時心裏在暗思量：老板送給陶先生的一定是個大戶型，送給我的一定是個小戶型。）

 

我知道老板的真實意圖後，深感為難。我對這個老板說，據我這麽多年對陶律師的了解，他並不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更何況他從法國到中國，一直在從事高端律師服務，財務上早已獲得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在海內外經濟仲裁行業內一直口碑很好，為人正派，做事專業。據我所知，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非常有權勢的人試圖賄賂他，都被他一一拒絕了。他百分之百不會為你的這件事斷送他仲裁事業的聲譽和前程。所以，我真的很抱歉，您交給我的這件事情，真的是個不能完成的任務（the mission impossible）。

 

老板當時也覺得有些沮喪，以至於他接下來就徑直問我：“那麽，周老師你告訴我，陶景洲到底想要什麽？”我當時開玩笑地告訴他：“您看要不要給他施個美人計試試。”從老板苦笑的麵容中，我猜他心裏在嘀咕：萬一陶律師將計就計該怎麽辦呢？（順便調侃一下，大家不必當真）

 

老板知道我說的是實話，這件事後來在我這裏就此畫了個句號。這幾年，我和陶律師往來頻繁，但是直到今天我也從來沒有告訴過陶律師 —— 這家企業的名字和這個老板是誰，我不希望用某種明示或暗示來幹擾陶先生從事的仲裁工作。還有，我覺得，如果自己尊敬和欣賞一個好朋友，就千萬不要去害人家。我確信，我們都不可能按照老板的意圖去做不公正的事情。盡管我們也識人間煙火，貪心人皆有之，不過，在一個時代裏，我們每個人能盡量做到的，就是留住內心的某種底線和良知。

 

本文作者與陶景洲律師的合影

三、法治啟蒙仍在路上

 

翻開陶景洲律師的這本書，我們會驚訝的發現，書中並沒有談什麽宏大敘事的法學理論，講述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個案和常識。

 

我們說，中國的法治建設是一個極其宏大的事業，在這個事業之中，我們都感到深感卑微，可能連一個螺絲釘和一方磚瓦都算不上。但是，假如能在這個宏大的事業裏做一個有耐力的思想者，為這個事業的年輪增加點紀錄，也是非常值得的。在這個不少人已經打算將“後現代”奉為時尚的年月裏，陶景洲先生在這本書裏，還在不厭其煩的敘述著那些樸素的常識。這是因為，我們總是有點固執地相信：有關普及常識以及法治啟蒙的工作，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其實還遠遠沒有完成。

 

長期以來，法律專業在中國是不被重視。很多跡象表明，中國通向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的路途，依舊任重道遠。無論是那些悲觀的猜想還是樂觀的期待，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為此，中國法律界的人士應當比其他專業的人們持有更多的耐心。

 

1983年的春天，在一列西去的列車上。我和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個電影攝製組的主創人員偶然相遇。這是前往重慶拍攝一部名為《二十六個姑娘》電影的主創人員。其中有電影導演黃健中和副導演陳凱歌。我們麵對麵坐在同一個臥鋪車廂裏，行程上萬華裏，曆時48個小時。黃健中當時已經在電影界嶄露頭角，是第4代電影導演中的佼佼者。陳凱歌當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導演。不過，我從他緊鎖的眉宇之間，以及不難看出他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

 

在聊天中，陳凱歌對我講的一句話，倒成了我終生難忘的繞梁絕響。他對我說：“你是讀法律的。你不覺得，在中國這個國家學法律，是件很悲慘的事嗎？”看得出，陳凱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表達著對我的“專業之不幸”的深切同情。其中的潛台詞似乎是說，好好的一個小夥子，看上去既不呆也不傻，你在中國學什麽不行，為什麽要去學法律呢？

 

這麽多年來，陳凱歌的這句問話隱隱約約成了我心裏的一個結、一個痛點。不庸諱言，陳凱歌的這句問話也或明或暗地觸到了中國法製的一個痛點。麵對陳凱歌對中國法治水準尖刻的質問，我隻好沉默無語。

 

途中，這些電影人也和我談起一些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法律問題。盡管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並不複雜，但在他們充滿情緒化的議論中，我發現，這些電影人大致都屬於“法盲”。

 

火車抵達目的地。黃健中導演告訴我，重慶電視台有麵包車來接他們，他們的車可以順便捎我一段路，請我不必客氣。下汽車時，我真誠地祝願他們早日把電影拍攝成功，屆時我一定會去電影院買票看他們的作品。

 

遺憾的是，他們的電影拍出來後一直沒有公開上映。據說是沒有通過電影局的審查 —— 被電影局槍斃了，具體原因至今還是個謎。我當時心裏也在嘀咕，看來在中國搞電影這行，其實也挺悲慘的。

 

我們這一代法律人，在很多年前，或許因為陰差陽錯的原因，進入了法律職業的殿堂。盡管一直心懷困惑，但仍感到生逢其時。當年填寫大學入學誌願的那一個不經意的觸點，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戲劇性地打開，紛紛擾擾又燦爛繽紛。今天，法治文化已經成為我們不離不棄的宿命。無論人海沉浮，我們都希望無法無天的幽靈遠離；無論世事紛紜，我們都希望依法治國的大道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