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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曹禺 | 靈魂的石頭（萬方）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
上世紀四十年代，萬方父親曹禺和母親鄧譯生（方瑞）在重慶
靈魂的石頭
——紀念我的爸爸曹禺
文/萬方
電話鈴聲響得那麽突兀，我一下子就醒了，四下裏一團漆黑。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一點都不知道。我也一點沒有想到這鈴聲會帶來可怕的消息，一定是什麽人打錯了，以前有過這樣的事兒。可這一回不是。我聽到小白的聲音，他一直在醫院裏照顧我爸爸，在電話裏小白隻說：曹老情況不大好，醫生讓你到醫院來。不知為什麽我沒有多問，就把電話放下了。這時我看見床頭的小鍾指著四點十分。
我穿衣服，穿了一件毛衣，又穿了一件，我拿了包，看清錢包是在裏麵，我拿了鑰匙，然後關燈出門。那個時間沒有電梯，我從十四層往下走，樓道裏響著我奇怪的腳步聲，非常奇怪。奇怪的是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動作，但又不像是我的。我走到外麵，空氣冰冷，天還漆黑，蒼黃的路燈下，大街空空蕩蕩，沒有一個人影。我的腦子裏也是空的，什麽都沒有想，混沌極了。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輛出租車，汽車在黎明前的城市飛馳，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麽都沒有發生，一切回複到正常。然而在這巨大虛空的黑夜後麵，我感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1996年12月13日黎明。走進病房時，醫生說，現在把心髒起搏機關了，請你們看看。我看見一條綠色的直線。我不懂，我完全不懂。病房很高的天花板上亮著那盞昏暗的日光燈，房間裏非常混亂，我爸爸的身體斜躺在病床上，光著腳，肚子隆起，臉上罩著呼吸器的麵罩，我還是不懂，什麽也不懂。在今天以前，我下意識地躲避著那個時刻，現在我克服了自己，極力回想，可仍然隻能想起那噩夢般的莫名其妙的場麵，好像所有的人都沉沒在海底裏，我說不出自己的感覺，但我記起我摸了他的腳。
我爸爸走得很安靜。做了病理檢查之後，也沒能查出明確的在這麽短的時間裏致死的原因。當時的情況是護士半夜查房，給他量了血壓，他還在睡著。十多分鍾後護士長又進來看看，因為他那兩天發燒，發現他的呼吸不對，極慢極淺了。
在做了處理之後，醫生讓我們再進病房和他告別。這時外麵已晨光熹微，但病房的厚窗簾擋住了天光。我爸爸的身體被一條大白單子裹著，下巴用白繃帶整齊地兜住，隻有臉露在外麵，臉上很光滑，看上去就像睡著了，睡得十分安穩。我們和他告別，但是他不知道了。我爸爸他真福氣，沒有經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懼。在寂靜的深夜，他衰弱的身體裏產生了難以覺察的奇異的波動，也許有個聲音告訴他“我們要走了”。他來不及多想，甚至沒有聽清楚，他想問問對方，可是又沒有力氣。在最後的時刻，是他對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導他跟著那聲音去了，他沒有見過死神，他想見一見。
以後的幾天裏，冬日的天空異常晴朗，太陽明亮極了，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樣，但是它畢竟有一點不一樣了，我再不能到醫院去看我爸爸了。在他離開我之後，我想他想得很多。許多報刊雜誌都約我寫他的文章，我盡可能地寫了。這篇文章我拖了將近兩個月，我覺得需要一段時間，從悲傷恍惚裏走出一段距離。我慢慢看了他寫給我和妹妹的信，他曾經寫給我媽媽的信，還看了其他的文字。我想這一篇文章是最後的一篇，我不是說永遠，我是說在能力與條件所及的現階段。
我手上有兩張不大的紙，上麵是一首我爸爸寫的詩，時間是 1986年11月8日。
雷從峽穀裏滾響
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
我聽見風吼，黑雲從烏暗的天空猛壓頭頂
從雲裏垂下來黏糊糊的東西
那是龍的尾?是龍的長舌?像無數的鉤
鉤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
地上噴出火
我的全身在燃燒
洪水泛濫，暴雨像尖矛紮透我的背
我向天高吼：“來，再狠狠折磨我!”
大地震抖，高樓，石頭，水泥坍下來掩埋了我全身
土塞住我的喉嚨
我向天高喊：“來吧，我不怕，你壓不倒我!
你不是龍，連一條毒蛇都不配，
把戲嚇不倒我。”
我看見了太陽，圓圓的火球從地平線上升起!
我是人，不死的人，陽光下有世界
自由的風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來了，因為我是陽光照著的自由人!
我不是評論者，也不大懂各種的分析與評價。我隻是有思考的能力，我極力思考怎樣才能寫出我爸爸，寫出那個潛藏在種種表象之下的靈魂。他的身體裏絕對有一個靈魂。我覺得我不可能把它寫出來，因為它太複雜太豐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強烈，太荒謬太狡猾，根本無法窮盡。我想來想去，決定用客觀些的辦法，盡可能記錄、引用他的話和活動。當然我也還是要發表一些我的看法。
大約在80年代後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貼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覺出他這個人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麽他所以是他。天津對我來說是個陌生的城市，我們坐汽車尋找他的舊居。司機說：這就是意租界了。我看到路邊是一幢幢小洋樓，已經很舊了，還是看得出當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聽到爸爸很大的聲音，“就是它!就在這裏!”汽車停在路邊，他認出了舊時的街道，興奮極了，連連說：“不錯，絕對不會錯的，這一家姓蕭，那一家姓陳，我真是像在做夢啊!”真是像在做夢啊!”
他的家“小白樓”是座兩層的小樓，顏色灰突突的，門前搭著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裏麵住的人家不多，都上班去了，我記得隻有兩個老人。我們進去時陪我們來的人向住戶解釋，我爸爸卻顧不得和主人多招呼，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沉浸在激動與恍惚之中。
“真是奇怪呀!這是我的書房，我就住在這裏，翻譯莫泊桑的小說，讀易卜生，讀《紅樓夢》，看閑書，有個書童陪我讀書……”他不對我們任何人，聲音喃喃地說。我看到的是一間光線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擺著床和桌椅，非常的普通；然而在他的眼光裏，這些房間奇異地活起來了，有人在裏麵出入。
果然他的先生來了，“教我的有一個大方先生，他還教過袁世凱的兒子，叫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給我講他寫的《項羽記》。我記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錢，好幾個姨太太，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遠不生火的。”
他邁進一道門檻，腳下絆了一下，幸虧身邊的人扶住他，而他毫不覺察。
“啊，這是小客廳……”如煙的往事使他懸思其間，“有一個李補耕，他穿著長袍馬褂，在這裏等著父親下樓來見他。父親慢騰騰地走下來，也是擺著架子，他一見父親就行三拜九叩禮，每個動作都那麽認真。我覺得可笑極了。我父親一點也不客氣。這個人靠我父親當了縣知事，撈了不少錢。他一家人都信菩薩，每次到家裏來總是帶著他的老婆和兩個丫頭，吃飯的時候李太太用舌頭把碗舔得幹幹淨淨，相當滑稽。後來他一來就和我父親對著抽鴉片煙，他夫人和我母親對著抽。”
我們走上樓，樓梯更加暗了，又窄；記憶裏樓上的光線像是亮堂一些，房子也比較寬敞。
“那時候真是烏煙瘴氣喲!哥哥在樓下抽，父親母親在樓上大客廳裏抽。那間大客廳，北洋軍閥的大政客黃郛來過，黎元洪的姨太太也來過，真奇怪，過去的事情竟然記得這麽清楚……”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張望，置身於他的童年之鄉，實在使他迷惑不解。我則想像出一個不大的男孩兒，放學回家時的情景。家裏十分安靜，沒有人聲，空氣中飄散著一股他熟悉的氣味。他走進自己的屋子，做自己的事兒，但是有一種東西一點點滲透到他的身體裏麵。
站在陽台上，他指給我看王傻子的家。王傻子就是那個陪他念書的書童，不用交錢，送兩袋棒子..兒給老師。“我們一塊兒在院子裏演戲，文戲武戲都演。我和他一起乘電車看無聲電影，是《馬瑞匹克弗》，在光明電影院。”
後來我們下了樓，經過一間屋子，他說那是他們吃飯的地方。“我最怕吃飯，父親總是在吃飯的時候發脾氣，罵廚子，有一次一腳就把哥哥的腿踢斷了。”他沉默了一會兒，“我父親，他高興時就背我，我十五歲時，他還背過我，在屋裏走啊走啊。”
我們在小白樓前照了相，我爸爸指著街道旁的空地，“就在這地方，排著一溜人力車，天津人叫‘膠皮’，不問價錢，上去就走。”他又指著一座臨近的小樓，“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個妓女，我忘記了是什麽闊老爺花了一萬塊錢，把她買來做姨太太。這座小洋樓就是專門為她蓋的。為什麽叫金子?一萬塊錢，太貴重了，像金子一樣。”他說那時他特別想看看周金子的模樣，可她不大出來，偶爾在夏天，洗了澡出來一下，隻是在陽台上一晃，在他少年的眼睛裏，他覺得她長得很美，像神仙似的。
他記得在胡同口經常看到逃難的農民，一頭挑著鍋，一頭挑著孩子，晚上叫得很慘。
這是我陪我爸爸回天津舊居時的大致情景，我想說的是我有一種感想，出生在舊中國的文人，他們大多從小就感到壓抑，繼而覺悟到有一股與他們格格不入的勢力的存在，從此他們的生存就處於個人與一種勢力對峙的狀態。這成為他們無法逃脫的命運，他們也不想逃脫，他們從來無緣體味“為藝術而藝術”的閑情逸致，這才是他們的情結。
我無法說出這種勢力的名稱。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時代，它以不同的麵目存在了上千年，它改變了人生存的定義，使個體的生命消失，變成一種適合於它的物質形式。無數中國人的生活被改變，而那些不甘於被改變、有獨立意識的人，就要有所作為。
我爸爸寫劇本就是他的作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才華更是上天給的。我爸爸有幸被賦予了才華，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像幾乎所有當代的中國文人一樣，在二十幾歲就迸射出生命中創造的光輝。我體會他真正的才華，在於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獨特的感覺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塊石頭。他迎接命運，他憤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從他身邊洶湧而過，他的心被激蕩，也許他也想化為激流，或者說把自己投身進一股強大的力量裏，可在他的心靈中有一個小人兒，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於有他的把握，他寫出《雷雨》。
那時他還在南開中學念書，有一個同學叫楊善全，他和楊善全說，我有一個故事想寫出來。這位同學就說，那你講講吧。他說：“我講了，講得亂七八糟，他也沒聽出所以然，隻說，很複雜呀，你寫吧。”故事想寫出來。這位同學就說，那你講講吧。他說：“我講了，講得亂七八糟，他也沒聽出所以然，隻說，很複雜呀，你寫吧。”
“你們要我講繁漪是從哪兒來的，有什麽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說出張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麽用?講了也是白講，你們也不認識。《雷雨》這個名字，如果硬要我講，雷，是轟轟隆隆的巨大聲音，驚醒他們；雨，是天上而來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幹淨。”這番話是和來采訪他的人說的。
我和爸爸一起去過他的母校清華大學，他是在清華的圖書館裏寫的《雷雨》。他指給我看他老坐的位子，說：“不知廢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鋪下邊。我寫了不少的人物小傳，寫累了，就跑到外麵，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雲，湛藍的天。”
“當年圖書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許多書籍，原諒我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他還允許我閉館之後還呆在這裏寫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難忘啊!我當時就是想寫出來，從來沒有想到過發表，也沒有想過演出。”
後來，抗戰時期在重慶，我爸爸寫出了《北京人》。當時有人對《北京人》在那個時期出來有所非議，似乎認為有些不合時宜。我不這樣看，恰恰相反，從中我又一次認識了我爸爸內心裏的那個小人兒，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個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
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劇本。時常想，要具有怎樣的感悟力，體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厭惡，埋得極深的苦痛，才能寫出曾浩那樣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時還是個青年。我一直覺得《北京人》裏每個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們加在一起還要豐富生動。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運。一個有才華有靈魂的人活在我身邊，使我得以一直看著他生命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如同看著眾多的中國文化人，甚至是中國的知識界。當然我不能把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等同於另外一個，但他們的命運確有共同之處。
曾經我寫了一個話劇《誰在敲門》，就是出於我所處的獨特的位置與切身的感受。我試圖寫一個充滿創造力的人，有過了不起的創作，後來創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頂閃光的帽子始終戴在他頭上。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這頂帽子被揪下來，連同他的腦袋一起扔進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帽子和頭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體上。這是一種極端反常然而又確實正常的現象，戴著耀眼的“桂冠”，而隨時可能連腦袋一起被摘除。的“桂冠”，而隨時可能連腦袋一起被摘除。
長時間以來，我爸爸和許多的人，他們都被告知他們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這種對靈魂的改造像是腦頁切除術，有時是極端的粗暴行動，還有就像輸液，把一種恐懼的藥液輸入身體裏。這是一種對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懼，我知道這是非常嚴酷的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在上初中一年級，我爸爸被打倒，被揪鬥。我家住的院子的大門上寫著“打倒反動權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標語，字又黑又大，貫穿整座大門。我在學校裏是“黑五類”子女，不允許進教室，隻能坐在教室外麵，一坐就坐一天，不能動不能說話。現在回憶起來，那時不管我們做什麽，怎樣做，我們的生存都不可變更地處在假定有罪的狀態下。
我發現了一個本子，封皮上是我爸爸的筆跡，寫著：十年浩劫回憶錄。關於我上麵說到的情形，他寫道：“我心痛極了。我有罪，把我抓去鬥，狠狠鬥死了，就算了；十來歲的孩子有什麽錯，為什麽還要連累我的孩子們!真想緊緊抱著小方子痛哭，但孩子不幹，她沒有心情受任何人的愛撫，連爸爸也不能勉強她。但我知道她是愛爸爸的，她濕潤的眼睛對我閃出憐憫的光。”
萬方與父親曹禺
有一段時間，我爸爸被關在牛棚裏不能回家，早上讓他們到馬路上掃大街，小孩子就用石頭砸他們。他說：“我羨慕街道上隨意路過的人，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後來我記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關在屋裏，能不出門就不出門。造反派命令他參加批判會，一進單位的門他就難受極了，他說：“那些人你說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是神也好，反正我惹不起。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你們怎麽碾。”他上班要路過一條叫“剪子巷”的胡同，看見一個老太太天天在掃地，他非常羨慕她，就想像她那樣，在胡同裏有半間破房，一天天掃地，渾渾噩噩地過，苟全性命。
人民大學那時就在我家隔壁，每天從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裏大叫大喊。我爸爸在回憶中寫道：“酷熱的夏天，本來在我的小屋裏就很憋悶，現在更加不能忍耐……半夜醒來，不知從什麽地方傳來一陣陣粗野的聲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隱隱作痛。我膽戰心驚。我覺得不久這群發瘋的黑狼將包圍我，抓著我，用黑爪子抓傷我的臉、我的背，我感覺自己已縮成一團。我不願叫醒睡著的方瑞和小歡子，她們沉沉地睡在另一間小屋裏。白發的嶽母癱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四麵是烏黑的海，黑浪滾蕩著，時而漂浮起幾個沒有眼睛、沒有麵目的人頭，發出聲聲慘叫……這大約是夢，我驚醒了。我勉強安慰自己，用一顆安眠藥隻睡了兩三小時。”
再之後他被革命群眾“解放”，在團河農場勞動。每個禮拜六的下午，天色近晚的時辰，我就從窗子裏看見他的小個子出現在遠遠的大門口。他推著自行車進了大門，然後又蹁腿騎上車，看上去挺利索。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記得他在暮色中的樣子，脖子上係著一塊白毛巾，頭上戴一頂藍布帽子，臉上的神情有點惶惶然，又有一種鬆了口氣的感覺。我爸爸還看過傳達室，先是在首都劇場，結果被來中國訪問的日本人發現了，就把他調到北京人藝宿舍的傳達室去，分發報紙，傳呼電話。我記得他被表揚過，因為他在食堂裏每頓都隻吃四分錢的菜。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剝掉，他覺得浪費，就把白薯皮吃下去。我有我爸爸在那個時期的一張照片，他坐在傳達室的一張破桌子前麵，手拿報紙，身後的牆上布滿水印，臉上倒是樂嗬嗬的。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很容易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生命是一種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態，始終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滿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當美好的東西被徹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的力量，絕望和恐懼就把他壓垮。
我說的那本“十年浩劫回憶錄”是一個很薄的練習本，寫了不到一半，那上麵的最後一行字是：當時，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我爸爸給我講過他得知粉碎“四人幫”消息的情形。那時候我媽媽已在 1974年去世了，妹妹從部隊複員，他倆住在一起。他說：小歡子從外麵回家來，走到我床前，我那會兒天天吃很多安眠藥，和廢人一樣；小歡子兩眼發光，對我說，爸!咱們得救啦!
“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還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會兒已經是夜裏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裏亮著燈光，整座樓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難以支持，靠在一棵樹上。我覺得自己的心髒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老天爺啊!沒有經曆過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有多麽緊 !我想我是從大地獄裏逃出來啦!”
在寫出了這些文字後，我不由得想起我爸爸曾經講起的一段經曆。那是 1949年。他從上海坐船到香港，和一些人一起再坐輪船到了山東解放區，又到了北平。我不能肯定準確的路線，但這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輾轉行程的目的，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開國大典前，他是慶祝遊行活動的組織者之一，身上帶著很多的公款，他讓我媽媽在住處守著裝錢的包，寸步不離。他還擔任了龐大的鑼鼓秧歌隊的一名指揮。他那時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我簡直難以想象他會怎樣指揮那雄壯歡騰的隊伍，但我能想象得出他本人激動發暈的樣子。他的這個身份極少被提起，在這裏我覺得值得一提。
粉碎“四人幫”後，我爸爸的社會活動漸漸多起來，頭銜也越來越多，他的時間幾乎被各種各樣的活動填滿。每次活動回來，他一陣風似的從門外進來，腳步匆匆，進屋後把衣服一脫就倒在沙發上。他總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
有一回他回到家，精疲力竭往沙發上一倒，我跟過去坐下，同情地說：“真夠忙的。”他緩過點神兒來，說：“就是無聊就是了，沒點兒意思。”他一下子就把話說到根兒上去。“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渾蛋唄!沒法子。”我聽慣了他罵自己，就笑笑。他又說：“我現在的腦子是空空洞洞，一無所有呀 !”
過了一會兒，他見我還坐在旁邊，就又對我說：“告訴你，每個人都有一本賬，我寫不出東西是我自己的賬。你別以為我苦惱，你苦你的惱吧!”
千真萬確，我親眼看到一種痛苦持續不斷地困擾著他。這痛苦不像“文革”時期的恐懼那樣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這痛苦是隻屬於他自己的。我曾經反複琢磨這份痛苦的含義，我猜想：痛苦大約像是一把鑰匙，惟有這把鑰匙能打開他的心靈之門。他知道這一點，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種欣慰。然而他並不去打開那扇門，他隻是經常地撫摸著這把鑰匙，感受鑰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甚至成為一種獨特的遊戲。真正的他則永遠被鎖在門的裏麵。也許裏麵已經人去樓空，他不知道，也並不真的想知道。但是痛苦確實是痛苦，絕沒有摻一點假。
我曾在一篇關於我爸爸的文章裏說，痛苦是他的性格。現在我感到這樣說不很準確，更準確的說法是，痛苦是他的天性。而他的性格中具有好熱鬧的一麵，不甘寂寞的一麵。好熱鬧和不甘寂寞我認為是兩回事兒。好熱鬧是個人的事情，好辦；不甘寂寞就不光是他自己的事了，弄不好就變得很難辦。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發上看報，看著看著睡著了。電話鈴一響把他鬧醒，電話總是要他開會、題字、看戲、評獎之類的事兒。他一接電話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麽事都應承下來。有一段時間他幾乎天天有活動，有時一天有四個日程，日曆本兒上記得滿滿的：追悼會，法國議會代表團，送機場，英國大使館，等等。
每次參加活動回到家，他都極為疲倦，還有一股說不出的沮喪。當然也有挺得意的時候，但這樣的時候畢竟不多。他心裏很清楚這是怎麽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說，我是用社會活動麻醉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就用社會工作來充塞時間。他感歎道：這麽下去怎麽得了?
然而，長時間的寂寞又會使他煩躁。他坐在桌前翻手邊的東西，毫不相幹的雜誌，又走到書櫃前漫無目的地找書，讀出一本本書的名字；他在屋子裏東走西走，他的臉這時候繃得緊緊的；我看見了，走過去摸摸他的臉，他站住，鬆懈下來，對我說：“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麽時候再出來那個勁兒，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有那麽一會兒，我們互相看著，我多麽地理解他因而可憐他。事情是多麽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臉，可是我什麽也沒能做到。行了。”有那麽一會兒，我們互相看著，我多麽地理解他因而可憐他。事情是多麽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臉，可是我什麽也沒能做到。
我爸爸得過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多年來他的睡眠必須要靠安眠藥。吃了安眠藥之後，他就大大地放鬆了，種種潛意識都變成話語，像地下的泉水一樣往外冒。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床頭燈的直射下亮得嚇人，我就坐在他身邊可他並沒有看見我，而望著他活生生的痛苦。
“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得我現在被包圍著，做人真難哪!我要坦白出來，我怎麽自私怎麽壞，我要說心裏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我最恨那些所謂的正人君子，沒有一個沒壞心眼兒，禽獸比他們好，恨就恨，愛就愛。”——“昨晚那個大使，說什麽偉大的作家，了不起的作家，狗屁呀!我聽著一點不高興，我想得太大了。我想但丁，想托爾斯泰。”他頓住一口氣，然後深深地吐出來，“都七老八十了，還成什麽呀 !我呀，在這個世界上白白過了一輩子，但我有一個最大的所得，我悟啊!這個世界實在不高明。人哪，是個醜惡的東西，可是也不，人又那麽地吸引你……”他什麽都講，毫無顧慮，他總是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種錯誤，失當的行為反複思慮、後悔。有時候他拉著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寫東西，非寫不可!”他嘴在臉上用力地抿緊，目光灼灼，閃動著生命的光焰，“我要做一個新人，忘掉過去的荒誕和疑慮，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處鑽，放棄這個‘嘴’的生活，用腳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寫真實的人生。”他的話像文章一樣，思路暢通之極。
多少這樣的時光，我已經睡下，他連聲地叫我，接著開始他的傾吐。床頭燈照著我們，他立下誌願。
在我爸爸去世後，我和妹妹整理了他給我們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八一年到八三年間從上海寫給我們的，那時他準備把解放前寫了兩幕的未完成的劇本《橋》寫出來，那一段時間的信幾乎都說到寫作的問題。
他在信裏說：“這幾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時間，再寫點東西，不然我情願不活下去。爸爸僅靠年輕時寫了一點東西維持精神上的生活，實在不行。”他又說：“爸爸最近才悟到，沒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隨遇而安，浪費青春和中年時光，這是最可憐的，想起來甚至覺得慘痛。隻有在暮年猛追一陣，補去已逝的時間。但創作真是極艱苦的勞作，時常費日日夜夜的時間寫的那一點東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關，又得返工重寫。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現在爸爸連一個草稿，不，一個真正的大綱都沒有搞成。當然真有一個結實的大綱與思想，寫下去隻是費時間，倒不會氣餒。”
那一陣子，他找了好多人談話，搜尋材料，“我現在為了自己最後的創作下了大決心，堅決搞下去，隻有乘這股熱氣、這點靈氣好寫下去。我多年沒有這種感覺，沒有這種創作的欲望了，難得能寫，想寫，這對我來說是一刻千金的時候。”在這段話之後他加了括號，括號裏寫著，“我也許搞不出來，但這個戲的大綱必須乘這段時間弄出來，因此北京人藝三十周年、全國文聯開會都不能參加。這個創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後的機會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於不存在了。
1981年11月29日的信裏，他寫道：“最近我十分認識一切事情要辦好，無論是求學與寫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為‘心情’本來就‘壞’，怎麽就會好起來?我的經驗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爭取得到的。大約必須鑽進工作或學問中去，萬不可怕苦。要苦幹，幹就會從中得到興味，對學問的愛好，對工作的感情。……愛因斯坦說：‘熱愛是最好的老師。’他說自己一生的成就便從這句話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著迷是最好的朋友。’”
1983年初，他在信中寫：“我正在寫作，每日夜二時或三時四時起來不等。幹上四小時，頭昏眼花，隻好擱筆，但總算有點進展。寫作之難，大約不亞於你在醫學院攻讀醫學。”這封信是寫給我在大學裏學醫的妹妹的。“時常幹了一個月的工夫，寫好的東西，現在一看，不成樣子，又把它完全劃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計劃與大綱，今日看來絕不能用，太淺，太俗，也太無意義，隻好全部作為廢紙。然而這一個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這一點看來站得住的東西，確實由於我一兩年下的功夫得來的。雖然這一兩年的稿子終成了廢稿，但沒有這些廢稿中的思想感情，經過一再篩濾，揚棄，是不可能造成現在這點比較站得住的東西。我覺得以往用的功夫與精力並不是白用的。”
1983年4月5日的信：
“人生隻此一次，若不戰勝私念，決心想為人做點有益的事，則日後心感痛苦。無論學醫治學、寫作都是一個道理。不悟出自己活著的使命則一事無成，勢必痛悔為何早不覺悟。爸爸近來異常奮發，又萬分苦惱，就因早未覺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費大半生命。”
4月的又一封信裏，他說：“目前我確有些氣餒，但我終不認輸，隻能向前幹，向
前幹。”
1985年2月25日的信：
“最近讀了《貝多芬傳》，這位偉大的人激勵我。我不得不寫作，即便寫成一堆廢紙，我也是得寫，不然便不是活人。“工作第一，知識第一，知識中有無限幸福。到了一定年齡便知這是真理。”
到了八五年晚些時候，我在他的信裏看到這樣的話，“心事並不頹唐，還想有所作為，隻是年老體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測的。”
爸爸去世之後，我的腦子裏不由得老冒出過去那些美好的時光。那時我家住在鐵獅子胡同三號，院子裏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樹，春天花影滿地。我爸爸的書房是一排小北房裏的一間，被前麵高大的房子擋住了陽光。窗子上掛著白窗簾，門前我媽媽種了一畦晚香玉，夏天開花的時候，那潔白碩大的晚香玉就像一個個朝天的小喇叭，美麗極了，也香極了。我和院子裏的孩子在海棠樹下跳皮筋，一扭頭總能看見爸爸趴在窗前的書桌上。我們邊跳邊唱，偶爾，童稚的聲音傳進他的耳朵，在他大約是一種隱約的來自天外的音樂。夏天，書桌上放著一大盆冰塊，我爸爸寫作時就光著膀子。有的時候我看到他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臉上有些陰沉沉的。他會很突然地劇烈地撓他的頭頂，就像腦袋裏憋著千頭萬緒，隻有拚命地痛快淋漓地撓頭才能把它們梳理清楚。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親眼目睹了他進行創造的景象。
在他年老之後，也有過一段日子，他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趴在客廳的方桌上寫著什麽。我手裏有一張上麵寫著一些字的白紙:“為什麽一個字也寫不出。天沉著臉，像是又要下雪，其實方才還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轉眼就變成這樣一副討人嫌厭的樣子。這個天就像我，一天能幾個神氣，說明心中有怨氣。但天不應該有什麽內心的活動。我是人，人卻不能不有各種變化。譬如我總像在等待什麽，其實我什麽也不等待。”
也許他始終有所期待，期待奇跡的出現，可奇跡沒有來，不肯再來了。我知道他開過若幹個頭，但據他說總是寫著寫著就寫不下去了。我問過他為什麽?怎麽就寫不下去呢?他說也不是害怕，就是覺得不對頭，覺著可能出錯。我想我能理解他。偶爾，我也有另外的想法，這是不是他下意識為自己找到的一種借口呢?難道他真的就不能戰勝內心的魔鬼?不能解放自己?我無法得出結論。
多年以來，我爸爸的手邊一直有好幾個本子，有活頁本，有很小的筆記本，也有學生用的橫格本，本子裏內容紛繁，有他的斷想，有日記，有一篇篇的人物對話和他自己寫的詩，最多的是他想寫的戲的提綱。
有一個叫做《黑店》的戲，提綱他已經想得很細了。人物表有：童五、張儉、劉恭、刁仆和柳童氏。他寫下了他們的性格特征，他們的身世，互相間的關係與發展，還有一場場的對話。
關於《黑店》，他寫道：“天地造物，有如蚊蟲，有如雪豹，有如豺狼，有如狐狸，但有的是人，更妙的是真人。風暴中有靜靜的草舍，雷電中有安靜的美好的心，它似高山岩石，似野天信鳥，它忠誠，卻忘記人間如何醜惡。黑店是人間，是人住了一生的地方，平和靜穆是一切事物，但事物的內中卻疾風暴雨。”
還有一個戲，劇名叫做：《外麵下著雨》。寫的是一對老夫少妻，下雨天在屋子裏共度時光的情形，是個獨幕劇的構思。他已寫了大段的台詞。我還發現他在1987年寫下的斷想，其實也是一個戲的構思。一個人物叫：膽大；另一個叫：膽小。“膽大”是一個好衝動、自以為是、好冒頭出問題的人，偏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年寫下的斷想，其實也是一個戲的構思。一個人物叫：膽大；另一個叫：膽小。“膽大”是一個好衝動、自以為是、好冒頭出問題的人，偏說別人不敢說的話。“膽小”是事事害怕，處處設防，惟恐戴上枷鎖的人。再有一個人物叫做：神。“神”冷酷、專橫，把膽大和膽小都壓在大山下麵。在宇宙洪荒之中，大地震怒，把神也壓在了大山惡石之下，於是有了神、膽大、膽小三人的對話。
他還想寫“鬥戰勝佛”孫悟空的戲，寫如來。其中還出了一個大學者，孫猴子向他討教，而發現大學者的腦袋和心都空空如也，孫猴兒感歎：怪不得他這樣神氣，四大皆空他就占了兩空，頭空心空，做了一生萬事通，善哉善哉!我要拜他為師。
另外還有一個提綱：《嶽父》。這個嶽父最早是擺攤子的，後來發了財，開了銀行，有五男五女，五個女婿，每個人都有曲折的經曆。其中一個女婿是地下黨，嶽父掩護了他，還掩護過別的地下黨員，戲一直發展到解放以後。在他的本子裏，我看到他記下要寫一個愛聽好話的人和一個說謊話的人；一個能說的騙子和一個專愛受騙的傻子，外加一個不正直的聰明鬼。在活頁本的一麵，頂端寫著“張好好”三個字，是劇名。這個張好好是個歌女。他寫道：“張好好的雙手像兩隻飛動的鷂子，奏出明快而略帶哀傷的音調，唱：‘撲嗒嗒，淚如梭，有情偏被無情磨……’”
我仔細地翻看了我爸爸寫下的這些東西，從字裏行間，我強烈地感到他對各種人物懷著極大的興趣和熱情，他腦子裏那部創造的機器一直在運轉不停，人生的問題一個個像滾珠似的，在他的腦子裏發出噠噠噠的清脆的聲響；在他心靈的大廳中，他既是講述人又是聽眾，思想的自由的回聲在他的身體裏振蕩，我感到異常欣慰。
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棄，不得不離開他心裏各色各樣的人物；一旦離開他們，他感到那樣孤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首詩，表達了內心的感覺：
孤單，寂寞，像一個罐頭抽盡空氣，
我在壓縮的黑暗中大喊，沒有聲息。
孤單，寂寞，在五千丈深的海底，
我渾身陰冷，有許多怪魚在身邊滑去。
孤單，寂寞，在幹枯無邊的沙地，
罩在白熱的天空下，我張嘴望著太陽喘氣。
孤單，寂寞，跌落在深血彌漫的地獄，
我沉沒在冤魂的嘶喊中，恐懼。
我爸爸去世後，巴金伯伯的女兒打電話和我說：我爸說曹禺真可惜，他就這麽走了，他心裏有好多好東西，他把它們都帶走了。
這話巴金伯伯老早在給我爸的信裏就說過，他說：“家寶，你要寫，你心裏有真寶貝，你要把它們拿出來。”
當年我爸爸寫出《雷雨》之後，給了他的好朋友、中學同學章靳以。當時章靳以、鄭振鐸和巴金一起在辦《文學季刊》。靳以叔叔把劇本放在抽屜裏，放了一年，大約因為我爸爸和他的關係太近了，反而覺得不好講話。我曾問過我爸爸：你為什麽不問問呢?他說：“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東西，站得住。”
一年後，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讀過後立刻決定在《文學季刊》上發表。
現在我確實懂得了，我爸爸在年輕時真是非常的自信。這是一種多麽大的幸福。然而老年之後，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不知為何物了。他常常懷疑自己寫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好，懷疑它們的價值。我勸他不要想了，因為這不是他的事。
“怎麽講?”他問我。
我說出看法：“你寫了劇本，盡了你的力，以後就由時間去衡量了。”
“那我的戲是不是還算經得住時間考驗的?”
“你說呢?”我反問他。
“你說呢?”他又問我。
我想他心裏是有答案的。在他重訪母校南開中學時，為中學生們講話，他說：“我一生都有這樣的感覺，人這個東西是非常複雜的，人又是非常寶貴的。人啊，還是極應當把他搞清楚的。無論做學問，做什麽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給我的信裏，他寫道：“一個作家必須有真正的思想。一個人沒有思想便不成其為人，更何況一個作家。其實向往著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寫出好東西來，你以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創作中得到平靜快樂的心情。”
在他1982年7月13日給我的信裏，他說：“天才是‘牛勁’，是日以繼夜的苦幹精神。你要觀察，體會身邊的一切事物、人物，寫出他們，完全無誤，寫出他們的神態、風趣和生動的語言。不斷看見，覺察出來，那些崇高的靈魂在文字間怎樣閃光的，你必須有一個高尚的靈魂!卑汙的靈魂是寫不出真正的人會稱讚的東西的。
“我的話不是給木頭人、木頭腦袋寫的。你要經常想想，揣摩一下，體會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遠。傑克•倫敦的勇氣、誌氣與衝天幹勁，百折不回的‘牛勁’是大可學習的。你比起他是小毛蟲，你還不知道苦苦修改，還不知道退稿再寫，再改，退了，又寫別的，寫，寫，寫不完地寫，‘迷’在寫作裏，那怎麽行 ?”
今天，他不在了，再看他對我說的這些話，我想自己沒有辜負這份深切的父女之情。我走進了他指給我的迷人的創作境界，他曾經在這裏獲得了極大的享受。這是人生多大的幸事啊。
夏天裏晴朗的一天，我爸爸坐在醫院後麵的“小花園”裏，戴著耳機在聽肖邦的鋼琴曲，遠遠看見我走來就大聲喊：“今天特別的好!早上我在院子裏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說著他的屁股在輪椅上顛了兩顛。他拿下耳機，“你聽聽，一定要聽聽，美妙至極的鋼琴，我這路快活哇!”我聽了他的鋼琴曲，又還給他，幫他把耳機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著我，亮閃閃的，充滿期待，“不知為什麽今天這麽好。明天就不知道什麽樣兒了。”
我又記起過去的一個白天，那時他還沒有住醫院。上午時分，我爸爸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報紙，家裏很安靜。我從門廳經過，忽然聽見一種怪聲音，我驚疑地朝他望去，聲音正是他發出來的。不知道他看見了什麽文章，引起何種感想，就用一種怪聲唱了起來：“可怕呀，可怕呀..”他把腔調拖得長長的，像唱戲一樣；我盯住他看，他愈發提高嗓門兒，還是唱同一句詞：“可怕呀，可怕呀，真是可怕呀!”
我笑著走過去，問：“爸，什麽可怕?”
他把一句“可怕”唱完，回答我：“可怕，什麽都可怕。不是嗎?”
我爸爸，他骨子裏實在是一個太真誠的人，心裏的快活和悲哀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樣，有一點點壓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來。想來那沒有別的原因，那是一種自然現象。想到他的這份天性，不知為什麽我覺得難過極了。
在我的一個本子裏，一直夾著一張紙，上麵是我抄下來的爸爸寫給別人的一段話，現在我再看這段話，感到像是對他本人性格的一種說明，我把它抄在下麵：“萬不能失去‘童心’。童心是一切好奇，創作的根源。童心使你能經受磨煉，一切空虛、寂寞、孤單、精神的饑餓、身體的折磨與魔鬼的誘惑，隻有‘童心’這個噴不盡的火山口，把它們吞噬幹淨。你會向真純、莊嚴、崇高的人生大道一直向前闖，不懼一切。”
曾經有那麽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對我說：“小方子，別那麽不快活。”
我說：“沒什麽快活呀!”
他想了想，說：“是沒什麽快活事兒。我給你讀兩句詩，你就懂了。”他找來弘一法師的書，翻到其中一頁，念給我聽：“水月不真，惟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他解釋道：“就是不能懂這個道理。‘為之驅驅’，驅驅就是忙呀，忙了一輩子。‘背此真淨’，真淨，這麽幹淨的一個世界，你違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獨醒。’”他放下書，靜了一會兒，“這是另外一個世界，和馬克思的世界不一樣，和資本主義世界也不一樣。你覺得如何?”
他望著我，穿過我，望著他自己的內心。
12月27日是我爸爸遺體火化的日子。那天天出奇的好，碧空如洗。靈車沿著寬闊的長安街向八寶山開，街上是上班的人流。我一直朝後扭頭看著爸爸，他躺在那兒，身上蓋著一條雪白的綢子，化過妝的臉很好看，樣子和睡著了一模一樣。清晨純淨的陽光最後一次照著他，那陽光透亮得要命，塵世上所有的瑕疵都被這樣亮晶晶的陽光遮蔽了。遺體告別後，我們坐在八寶山大門前的空地上，等著他的骨灰。沒有一絲風。中午的太陽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簡直有點像春天。黑色的樹枝清晰地伸向晴空，幾隻喜鵲飛來，落在樹梢上，顯得那麽美好。後來我妹夫指給我們看，在藍天的映襯下，煙囪裏飛起一股股淡淡的灰煙，那應該是我爸爸。他說：那灰會飄落在地上，等春天的時候，草長出來，花開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裏邊。他說得很好，給我們以安慰。樹枝清晰地伸向晴空，幾隻喜鵲飛來，落在樹梢上，顯得那麽美好。後來我妹夫指給我們看，在藍天的映襯下，煙囪裏飛起一股股淡淡的灰煙，那應該是我爸爸。他說：那灰會飄落在地上，等春天的時候，草長出來，花開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裏邊。他說得很好，給我們以安慰。
繼而，我想道，我爸爸終於放下了他的痛苦，放下他心裏的寶貝，還放下很多東西。他是一個極豐富極複雜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樂，他很真誠。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點，但是他沒有罪孽。如今，他透明的生命回到一個好地方去了。
在他的一個本子上，我看到他寫下這樣一句話：“靈魂的石頭就是為人摸，為時間磨而埋下去的。”他說得真好，使我感到一個人的心有了應有的分量。
現在，已經到了 1997年2月6日的晚上，是舊曆的大年三十。我選擇了獨自在家的方式來度過這個夜晚。家裏人到別的地方團聚去了，七點鍾左右我在附近的“肯德基”店吃了簡潔的快餐，然後回到家，打開燈。屋子裏真安靜，和每一個晚上沒有任何區別，然而還是有所不同，我知道我再也不怕電話鈴響了。我打開電腦，打開這篇文章，我一點也不是矯情的人，可我要在這個時候寫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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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我沒有別的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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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非常想念你。
本文作者：
萬方，1952年出生於北京，16歲去東北插隊，開始嚐試文學創作。轉業後，一直擔任中央歌舞劇院專職編劇。上世紀80年代初，萬方以小說《殺人》引起文壇矚目。隨後，萬方進入創作高峰期，90年代中期由她編劇的電視連續劇《空鏡子》轟動一時，萬方也由此從幕後走到了台前，成為當時名噪一時的影視編劇。近年來萬方創作的重心更多傾向於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