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不相信回頭路

Original 一致通過的陳老師 

時間來到了1978年春天，61歲的袁庚估計自己也快離休了。他並不打算去當一名教授，而是做好了“到站下車”的準備。

他這一生有過很豐富的經曆：打過遊擊戰，建國後做過外交官，曾奉命援越成為胡誌明的顧問；當然，他也曾受到冤屈，進過秦城。

如果曆史的進程不發生轉折，他大概率會以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身份，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

可是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預料。

這一年10月，部長找袁庚談話，希望他能去香港招商局工作，打開那裏的局麵。招商局當時是交通部下屬企業。袁庚沒有推辭，被任命為了常務副董事長。

一個老遊擊隊員，怎麽就成了董事長呢？

01

於是，袁庚就從北京來到了香港。

到香港一看，他發現這裏的地價太貴了。

他原本是想效仿井岡山，先搞一塊根據地，以此重振招商局的輝煌。可是，在資本主義的地盤上搞根據地，這題有點超綱了。

不過，他又捕捉到一個奇特的現象。

在尚未開放的條件下，招商局的輪船竟可以從內地直接進出香港碼頭，不經任何檢查，也不要什麽手續。

從來沒當過商人的袁庚，腦海裏萌生了一個商業計劃：為何不利用內地沿海往來香港的便利，搞一個出口加工基地呢？

袁庚是土生土長的廣東寶安縣人（寶安，即後來的深圳），對當地的情況十分熟悉。既然香港搞不了根據地，那就到臨近的寶安縣搞。他看中了寶安縣的蛇口公社，認為這個地方最合適。

他就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在蛇口開辟工業區，將國內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與國外的資金、技術、原材料結合起來。

貨出得去，錢進得來，局麵就打開。

這個報告，得到了交通部和廣東省的一致通過，很快就被擺在了李先念同誌的案頭。

圖為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合呈遞的報告

 

 

這裏還有一個大背景，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決定要將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搞出口加工區，不正好屬於經濟建設嗎？

當領導正好需要項目的時候，項目來了。你們都懂的，如果領導看完了你的報告後，還願意聽你當麵說說，那說明你已經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1979年1月31日，那是個大年初四，先念同誌把袁庚召到了他的辦公室。

在辦公室裏，袁庚攤開了一張彩色《香港明細全圖》，提出希望中央劃出一塊地，作為招商局的工業用地。

先念同誌仔細審視了地圖，然後用一支鉛筆在南頭半島的根部，重重地畫下兩條線：

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地圖上小小的兩筆，足足有30平方公裏。袁庚沒敢接，隻要了兩平方公裏多一點。

圖中左上角鉛筆即為李先念所畫。

 

這個片段，很自然地讓人想起了那句歌詞：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眾所周知，這首歌是歌頌總設計師的。但在真實的曆史中，他並沒有親自動筆畫一個圈，這顯然是一個藝術的描寫。

真正動了筆的老人，是李先念。

而總設計師“具體”做的一件事，是取名字。

就在“蛇口畫圈”的三個月後，中央接受了廣東省委的建議，正式決定在深圳等四個地方“試辦”出口加工區。在正式文件發出前，總設計師就說：

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

所以，早期的深圳實際有兩塊試驗田，一塊是蛇口，一塊是深圳。它們之間一度有著微妙的關係，但更多時候要遭逢同樣的難題。

02

這個難題怎麽形容呢？

歌裏雖然唱的是，老人一畫圈，春雷就喚醒了長城內外。可現實的情況沒那麽簡單。

被喚醒的隻是一部分人，還有很大一部分人並不願意醒過來。

人雖然沒醒，但他們的手還是會伸出來。伸出來幹什麽呢？一是“卡脖子”，二是“扣帽子”。

先說一個“卡脖子”的案例吧。

蛇口工業區起步時，想自行出資建一個微波通訊站，以便與香港聯絡。這個項目按規定需要郵電部門審批。結果郵電部門說：自行出資可以，但經營管理權要歸我們，電話費也要我們收，而且跟香港不能直撥，必須經過中轉。

全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嘛！

這件事，被時任國家進出口委的江副主任知道了，他堅定地說：

有些單位大權在手。對這種“封建割據”，要做必要的鬥爭。

袁庚將此事向中央做了反饋，耀邦同誌親筆批示，表明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心：

必要時製裁一點人，否則不但官僚主義克服不了，“四化”也遙遙無期。

有了這個指示，江副主任把幾個部門召集在一起，一口氣為蛇口解決了四個“卡脖子”問題。

以江副主任當時的級別，還能協調“卡脖子”的問題；可是“扣帽子”的問題，這就不好說了。

這些“帽子”都是什麽呢？

比如，蛇口對建築運泥車實行激勵機製，超額完成任務的話每車獎四分錢。就這四分錢的事情，也被有關部門指責為“獎金掛帥”，被定性為一種“倒退”。

就有這麽奇怪，你認為是前進的，有人就認為是倒退。

圖為蛇口“五通一平”建設時的運泥車。

 

再比如，深圳有的商家，一度隻收外匯券或港幣，不願收人民幣。這種個別現象當然不對，但也被誇大成了“土地變色”的罪狀。

還有最著名的一頂“帽子”，那是在1982年，一份名叫《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傳播開來。這份材料，毫不掩飾地影射特區是“新租界”：

那些外國租界，本來不是條約明文規定的，而是稀裏糊塗地上了外國人的當，愈陷愈深，最後成了“國中之國”。這對我們，特別是現在搞特區的地方，很有教育意義。

可“租界”這頂帽子，誰能戴得起啊？

其實，在任何一個時代，隻要有往前跑的力量，就總會有往回走的力量。這也是一個客觀規律。

可是，往回走的還時刻不忘教育往前跑的，這就有點過分了。但凡是往前跑的人踩了點坑，往回走人的就總要跳出來說：

我就說你們這條路不行。

03

行與不行盡管要用實踐來檢驗，但千萬不要低估輿論的作用。

輿論會造出一種勢，這種勢即便不會讓人噤若寒蟬，也會讓人謹小慎微。

在1982年那次“租界風波”裏，袁庚為了避其鋒芒，曾讓人悄悄拆除了蛇口那塊著名的標語牌：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那段時間，主管特區的穀牧同誌也感到一種“味道”，他形容為“秋風蕭瑟的味道”。

可他們明明講的是春天的故事啊！

每當遇到這種時候，特區就特別需要支持，而且是有分量的人物的支持。在這些有分量的人物裏，有一位過去不怎麽被人注意到，我過去也沒怎麽注意到。

他就是王震。

王震將軍過去給人的印象，是強硬而嚴厲的。而實際上，他是特區的一個強有力的支持者。1983年3月，正當特區因走私問題被猖狂攻擊的時候，王震來到廣東撐腰打氣，他說：

這些人比那些辦洋務的還落後，不開放就沒有走私啦？照樣有！

王震是軍人出身，雖然有種粗野的風格，但一句話就能戳到要害處。

他之所以對開放那麽積極，還是因為看到了當時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的巨大差距。

就在三中全會召開前，王震訪問英國，發現那裏的物質極大豐富，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回來之後，他就語出驚人道：

我看英國搞得不錯，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它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王震資曆老、威望高，他發話了確實能讓一些人閉嘴。

而還有另一個人，資曆更老，威望更高。這個人就是葉帥。進入80年代之後，葉帥雖年事已高，很少直接出麵了。但在1983年春天，他也聽到了特區被“圍剿”的風聲。

這時，主管特區的穀牧同誌來前來看望，葉帥問道：

穀牧，你有料搞定嗎？

04

葉帥說的是廣東話，他想問的是，頂不頂得住？

說四川話的總設計師，心裏也有一個問號：經濟特區是不是能夠成功？

他說他要來看一看。

1984年1月，小平坐著火車來到了特區。他的這次南巡跟八年後那次有個重大區別。

八年後那次好像心裏憋了一肚子話，沿路不停地講，最後整理出來就是一篇大文章。而這次，他一到深圳便說：

你們談的這些我都裝在腦袋裏，我暫不發表意見。

這在特區的同誌們心裏就產生了一個失落，盼領導來就是希望他能表態，結果，領導一個字也不講，這可怎麽好？

要說，還是袁庚同誌的水平高啊。

據《袁庚傳》記載，在小平視察蛇口的前一天，袁庚要求工程部門連夜加班，用五六米長的鐵皮和三腳架，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重新立了起來，並且特別強調：

要讓首長路過時看到那個標語牌。

這就是想要首長表態的意思。

圖為鄧小平在聽取袁庚匯報。

 

在視察那天，小平並未主動提起標語，他顯然對蛇口的碼頭更感興趣。

 

可是，碼頭隻算經濟成績，標語才是政治定性啊。

還是袁庚，在匯報將要結束的時候，他鼓起勇氣，拋出了那個問題：我們提出的這個口號，不知對不對？

在場百餘人都清楚這個問題的分量，假如總設計師此刻還是不表態，那就真沒辦法了。

麵對袁庚的問題，向來言簡意賅的小平，給出了一個字的回答：

對！

蛇口的同誌們簡直鬆了一口氣。

三天後，小平又在珠海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

這下子，壓力就來到深圳這邊了。他們既沒有像蛇口積極主動提問，也沒有像珠海那樣提前準備好筆墨紙硯，以至於總設計師竟然沒給深圳留下一句評語。

接待工作怎麽搞的嘛！

這時，離春節隻有兩天了，深圳為了挽回局麵，隻好派一位接待處長去廣州請求題詞。

那兩天，深圳的領導幾乎24小時守在電話機旁，等待消息。

除夕那天，接待處長終於拿到了墨跡未幹的題詞，氣喘籲籲地就給深圳打電話：題了，題了，比我們想象的好多了。

他在電話裏大聲念出題詞：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重點還有，題詞的落款時間不是當天，而是在深圳視察的那天。也就是說，鄧公其實在深圳時心裏已經得出結論了：特區是正確的。

誰叫你們當時不準備好筆墨紙硯呢？

對這次南方視察的意義，穀牧同誌認為，給那些有關興辦特區的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上畫上了句號。

1984年4月，矗立在蛇口工業區的標語牌。

 

05

據《鄧小平年譜》記載，那次在中山登溫泉賓館北麵的羅三妹山時，隨行人員見前麵的路不好走，便建議原路返回。鄧公聽到後，則說：

我從來不走回頭路。

多年跟隨他的警衛張寶忠同誌馬上反應過來，在一年前首長接見外賓時也說過類似的話：

如果我們走回頭路，隻能回到落後、貧困的狀態。

現在回味這句話，我就有一個感受，就是任何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問題，都不可能以倒退的方式來解決。

尤其當我每次去到深圳，不管是接觸到年紀大的企業家，或是年紀輕的創業者，這種感受就格外強烈。不走回頭路，是他們的一種經驗，更是一種思維。

我想，當人們經曆過充分的實踐，就不會再那麽急迫地需要求證和自證，嚐試就會變為常識，試驗田就會變為紮實的地基。

所以，你感覺深圳這個地方，就不相信有“回頭路”的存在。

這也是回顧改革開放史的意義。

在寫這篇的時候，我還看到一些報道，說袁庚晚年時，定居於蛇口。他年紀大了，意識偶爾會變得模糊，但常常會對來訪者說六個字：

向前走，莫回頭。

這句話在他逝世後，被視為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也是一個改革者和一個城市的精神寫照。

向前走，莫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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