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魯迅是絕望的

 

 

 

其實，魯迅是絕望的

 

文：北遊  

 

 

一

 

魯迅是桀驁不馴的，是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杠精。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沒有被他罵過的，很少了。

 

沒錯，所有人都看到了魯迅的憤怒與傲慢。

 

但我看到的，卻是他的絕望。

 

對於魯迅，我有過兩句評語：

 

第一句，魯迅具有天才般的洞察力，是最懂中國和中國人的唯二人選。關於這一點，很多讀者都認同。

 

另外，我也說過，從我個人喜好來說，我並不喜歡魯迅。因為我更喜歡係統化的思想者，比如康德，比如哈耶克。

 

所以我說，思維的盲區，讓最懂中國的魯迅，沒有能力貼近正確的路徑，這令人遺憾。

 

我這第二句評語，讓許多讀者好奇並困惑，似乎覺得跟我第一句評語自相矛盾，為什麽我心目中最懂中國的人，卻不知道中國的正確路徑在哪裏呢？於是想聽我聊聊。

 

我今天就是來兌現這個承諾的。

 

相對於文學成就來說，我一直認為，魯迅更像個思想的革新者，他寫小說不是為了文學，而是為了說事。

 

他棄醫從文，是因為他認為中國人的病症不在於身體，而在於思想。

 

他也確實做到了，他把中國的五髒六腑都血淋淋的展示在了我們麵前，這非常了不起，然而，他卻突然發現，自己無從下手，開不出藥方來。

 

於是，他絕望了。看得越清楚的人，往往越絕望。

 

 

 

二

 

魯迅的桀驁不馴、憤世嫉俗，其實都隻是在掩飾他不知去路的絕望。

 

他說：

 

“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麽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很多人會說，魯迅是個激進的左派，喜歡革命，喜歡破壞，我從來沒不這麽認為。

 

實際上，魯迅對破壞者的鄙視，才是貫穿一致的。他認為中國傳統式的破壞，不是寇盜式的，就是奴才式的，結局都是一片瓦礫。

 

魯迅告訴我們，中國人很難是個建設者，卻非常容易變成一個破壞者，會因為個人的失敗而破壞社會。這個事實，讓他無比沮喪，也是讓魯迅最抓狂的地方。

 

《阿Q正傳》是魯迅的標誌性作品，魯迅想通過這部作品，通過塑造阿Q這個人物形象，表達什麽呢？

 

很多人其實沒看懂。

 

1936年7月，就在逝世前三個月，魯迅還在一封通信中談到，“《阿Q正傳》的本意，我留心各種評論，覺得能了解者不多”，他因此感到“隔膜”與“無聊”。

 

我們先來看看，魯迅筆下的阿Q是誰？

 

他是一個三無產品——無姓，無名，無籍貫。魯迅在小說的序裏，用罕見的篇幅絮叨了這一點。

 

魯迅為什麽要這麽寫？他想說明什麽？

 

我們接下來看，魯迅說，“阿Ｑ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隻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

 

無姓、無名、無籍貫，再加上這段描寫讓你想起了什麽？沒錯，阿Q是個典型的遊民——脫離了宗法農民秩序的遊民。

 

整部小說寫的就是一個遊民的失敗人生——他的掙紮，他的心理，他的所謂“革命”，以及他的宿命。

 

如果你看完了整部小說，沒有看到曆史，沒有看到輪回，沒有看到遊民的破壞性，隻看到了“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那就太遺憾了。

 

在小說裏，你應該看到，一個天天被人欺負的人，最後是如何想欺負他人的？一個經受了那麽多侮辱和欺壓，終於起來“革命”的人，又是為何稀裏糊塗被砍了頭的？

 

魯迅是在用阿Q來隱喻中國人的悲劇性命運是如何形成的？他在交代這個思想脈絡，他在說明阿Q們為何始終是一個破壞者，而不是一個建設者，他在剖析中國曆史的周期率和國民性的關係，他在展示他的絕望。

 

對此，我認為錢理群看得準確，他認為，魯迅的“本意”，在十年前即1926年寫的《〈阿Q正傳〉的成因》裏，已經講得很清楚：“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式的革命黨出現”，“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後”。

 

也就是說，在魯迅看來，由阿Q這樣的遊民搞的革命，救不了中國，因為阿Q骨子裏還是奴才，有的隻有奴才式的破壞。

 

這讓古代中國始終走不出周期性的輪回。

 

 

 

三

 

對於古代中國人這種不自覺的破壞性，魯迅也有深入的剖析，他在《晨涼漫記》中就分析過張獻忠的心理特征。

 

他並沒有把張獻忠殺人簡單歸結為個人的性格因素，而是在對比他起義前後完全不同的行事風格後，認為張獻忠的嗜殺其實符合中國曆史上那些失敗者的普遍心態和行為模式。

 

他說，“他（張獻忠）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嚐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隻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這個洞察可謂一針見血——毀掉他人的東西，癲狂殘忍；自己的東西，嚴禁他人染指。

 

不隻是張獻忠，幾乎所有的起義者都遵循著同樣的行為模式。

 

我之前在文章中，也提到李自成，他和張獻忠恰好調了個個：

 

李自成在“流寇主義”的初期，一路燒殺搶掠，“誌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明史紀事本末》）。

 

然而，在連打了幾個大勝仗之後，他的心態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把江山看成自己的地盤，同樣經曆了“匪變官”的心態轉變，不但對百姓“秋毫無犯”，甚至放言“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為什麽？

 

同樣是因為，李自成起義時，他把天下看成是別人的，所以怎麽毀掉都無所謂，但是一旦自己已經坐穩了江山，那麽他就不允許再有人染指它了。

 

表麵上看，是遊民嗜殺，骨子裏其實是遊民文化對他們的驅使。

 

而阿Q悲催的命運源於何處？就是因為他原本是個遊民，他骨子裏的遊民文化，注定了他跳不出“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宿命般的輪回。

 

魯迅早就想寫阿Q了，《阿Q正傳》第一句話就已開宗明義，“我要給阿Ｑ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這足以證明，塑造阿Q並批判阿Q，貫穿魯迅思考的始終。

 

 

 

四

 

民國時期，社會巨變，各種思潮交融碰撞，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都試圖給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和國家指明出路，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魯迅也不例外。

 

魯迅之所以對國民性進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目的也在於此。

 

然而，就如同麵對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當一個高明的醫生清楚知道病人的病灶和痛苦，卻無技可用、無能為力，魯迅的痛苦可想而知。

 

中國如何能夠擺脫周期性的破壞，擺脫阿Q式的革命呢？這讓魯迅憂心，而更讓他焦慮的是，他看不到任何解決的可能性方案。

 

於是，他嘲諷眾人，跟哪個派都若即若離，張嘴就罵，除開他本人的性格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並不認為這些人看懂了中國，要麽他認為他們開出的藥方並不靠譜，甚至是毒藥。

 

魯迅就是魯迅，他並不屬於任何一派，他自成一派，他“一個都不寬恕”。

 

這話證明魯迅有些孩子氣了，一個天才有點孩子氣，也屬正常。

 

可怕的不是孩子般的任性賭氣，怕的是有些人根本就看不懂中國，總說些場麵下的虛偽話；或是看懂了卻利用起來，把人性之惡玩弄於股掌，那真是萬劫不複了。

 

至少，魯迅不是這樣的人，打打嘴炮，誤傷幾人，瑕不掩瑜。

 

他看懂了，他也說出來了，雖然懂的人依然不多，推崇他的人，也各有主意，好在他及時的死掉，讓他成為了一代宗師。而我們也有幸能夠在今天時時重溫他精彩的文字，不讓他的思考喪失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