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

 

 

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想那麽一個問題：究竟，男人是怎麽回事？女人又是怎麽回事？

 

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給了女人比男人更漫長的生命，卻隻給予更短促的青春；給了女人比男人更長久的忍饑耐渴力，卻隻給更軟弱的臂力；生命的發生本是由男女合成，卻必由女人擔負艱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吸吮女人的乳汁與鮮血長成，承繼的卻是男人的血緣和家族。在分派所有這一切之前，卻隻給女人一個卑微的出身——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男人則被上天寵壞了。需比女人更多的母愛才能成熟；在女人早已停止發育的年齡還在盡情地生長；在女人早已憔悴的年齡卻越發地容光煥發，連皺紋都是魅力的象征。於是，女人必比男人年輕，在性愛與心理上才能保持同步，可是女人卻又注定享有更多的天年。因此，男人在女人的眼淚與愛撫之下安息，女人則將男人送走，然後寂寂地度完孤獨的餘生。

 

女人生下來就注定是受苦的、孤寂的、忍耐的，又是卑賤的。光榮的事業總是屬於男人，輝煌的個性總是屬於男人。豈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艱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許早早超越了男人。

 

生命是發生在女人身上，在女人的身體中成熟，與女人的血液交流，合著女人脈動的節拍，分享著女人的呼吸與養料。生命在女人的體內給她教育，她是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生命究竟是什麽？當然，那生命裏確有著男人的一半，可是他必得相隔著肉體，需用著頭腦與思想去體察，去感受。人們總是指責男人自私，可是他是沒法不自私的，他隻能從獨自個兒的自己出發去理解人類與世界。女人生來不是獨自個兒的，她竟有這樣奇異而痛苦的能力，便是由自身分離出生命。她對事物理解的出發點要比男人廣闊得多。往往是這樣：男人與女人同時出發，並肩前進，而到了孕育生命的時刻，女人便將男人甩在了身後，飛快地卻孤獨地超越了。這類故事，常常不知不覺地流露在作家、藝術家的筆下。如蘇聯電影《中學生圓舞曲》，少男少女愛上了，當她告訴他，他們將要有孩子的時候，他逃避了。他是愛她的，沒有一點背叛愛情的卑鄙的念頭，他隻是著著實實嚇了一跳。他來不及思索那孩子是怎麽回事，意味著什麽，隻是害怕了，就隻好逃避了。而她是想逃也無法逃了，她是被孩子攫住了，就如一個囚徒。她被迫地、不得已地麵對著這個孩子。胎兒從她的內部教育了她，傳授給她許多無法言傳的愛的秘密，使她逐漸明白，最後從墮胎的病院裏逃跑了出來。在她堅定地將孩子生下的時候，他卻在他自己選擇的沒有愛情的婚姻裏受著煎熬。多年後偶然地見麵了，他們仍然十分相愛，卻不可能重歸於好了。他們之間有了一個不可逾越的距離，她是大大地成長了，而他經曆了不幸的婚姻，才稍稍地長成，有了點勇敢，可以試圖去了解他的孩子，對他的孩子有了神聖的好奇。他提出想見一見兒子，她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她的笑使人明白，他是早已失去了認同孩子的機會，他是永遠錯過了與她同行的機會。他再不可能與她同步了，無論他是如何渴望，如何痛苦地懺悔，盡管他並沒什麽錯處，隻是嚇了一跳，小小地膽怯了。日本電影《夏之戀》也幾乎是一個同樣的故事，那裏麵年輕的男主人公的膽怯更甚了一些，連婚姻都懼怕了。他還沒玩夠呢，就要結婚，打死他也不幹的。

 

中外古今，又有多少作家無意地寫下了這樣的悲劇。如《孔雀東南飛》，焦仲卿永遠不可能像劉蘭芝那樣，將一切置之身外去實踐愛情理想。他總是有那麽多的牽掛，而無法做到劉蘭芝那樣的愛情至上，不僅是焦仲卿，還有《杜十娘》裏的李甲，甚至那樣愛情至上的賈寶玉，都要在完成了家族交予的傳宗與功名兩項任務之後，才可追隨黛玉而去。男人對外界有著過重的責任——功名、孝道、傳宗接代，對外界便也有了同樣繁多的需求，因此他不可能像女人那樣在愛情的戰場上輕裝上陣，全心全意，忘我獻身。大自然的環境，為男人與女人創造了兩種不同的理想：男人的理想是對外部世界的創造與負責，而女人的理想則是對內部天地的塑造與完善。就在男人依著社會給予的條件全麵發展的時候，女人隻有一條心靈的縫隙可供發展，於是女人在這條狹小的道路上，走向了深遠的境界。可惜的是，女人的範圍畢竟太過狹小了，且沒有外部世界的生活做後盾，一旦戰敗便一無所有，一整個人性都沒了落實與寄托。因此，女人在愛情的戰場上難有勝利的時刻，抑或也會有勝利的例子，如《金瓶梅》裏的潘金蓮。她以她旺盛的生命力與機關算盡的頭腦，最終製伏了西門慶，然而，當西門慶在她手中斃命的時候，這勝利裏又有幾分真正的“勝利”可言？

 

無論如何，在一種極端個人的、孤立無援的自我體驗中，女人比男人更趨於成熟。尋找男子漢或許是女人永恒的困惑與失望。但是究竟什麽是理想的男人，似也很不確定。倘若男人是弱小的，依附了女人，女人吃力不過，要渴求依傍；倘若男人強大了，包攬了女人的一切，“娜拉”又要出走。說到究竟，女人對自己的尋求也還陷於迷茫。因而，這種尋找便成為人類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