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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701)
2021 (540)
2022 (880)
2023 (542)
粉碎四人幫後,北京城裏最讓人激動的事件之一,就是看“內部電影”。
各機關大院(不論是地方的還是部隊的)凡有禮堂的,都在放。政協禮堂、紅塔禮堂、甚至很多公共電影院也都放。隻要能搞到票,誰都可以去。片源主要是外國老電影、以前被禁的國產電影和港台電影。真是雪消冰裂,在絲絲寒氣中,春意襲來。
我騎著自行車,風塵仆仆地奔波在四九城,一邊蹬車,一邊偷著樂,長年的精神饑渴,得到了極大滿足。
好萊塢三四十年代的《魂斷藍橋》《瑞典女王》《屏開雀選》(簡·奧斯汀《傲慢與偏見》)給我印象最深。女王最後乘船離開瑞典,是影史上的一個經典鏡頭,她站在船尾,遙望故國,鏡頭推成她的麵部特寫,把她豐富的內心活動展示得淋漓盡致。後來我才知道,在拍攝時,演員嘉寶問導演這場戲怎麽演?導演回答說:“站好了,什麽也別想!”原來是這樣啊!這與《卡薩布蘭卡》裏的那個經典段落如出一轍:在陽台上,男主角鮑嘉和女主角英格麗·褒曼有一場相會。導演對鮑嘉的要求是:“走過去,坐在椅子上,一回頭,就好了。”演員在此刻什麽都不用演,但整場戲的觀看效果卻含義豐富、動人心弦,那“一回頭”,我們在鮑嘉臉上看到了千言萬語。這正是電影的魔力之所在!一個鏡頭的意義,是由它與前後鏡頭的關聯所產生的。
美國電影《瑞典女王》
《家在台北》是我看的第一部台灣電影,故事已記不清了,是一些“海歸”選擇去留的問題。那時候咱們中國人的意識形態都是一樣的,滿滿的家國情懷,似乎留美不歸就是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大逆不道!有一段配樂記憶最深,男主角思想動搖要當陳世美,他跑下樓梯時,是用鋼琴彈的京劇《蘇三起解》的旋律,加快版,“……未曾開言心悲慘,過往的君子聽我言,哪一位去到那南京轉,與我的三郎把言傳……”雖然聽慣了鋼琴伴唱的京劇《紅燈記》,但曲調一變,耳目一新。
多年後,在洛杉磯,阿城借給我一盤侯孝賢《童年往事》的錄像帶。我被深深感動了。按說,故事的台灣背景我完全陌生,主角的經曆和家庭與我的經曆和家庭也毫無相似之處,但我看它,就像在看我自己、看我的家庭,樁樁件件,直刺內心最痛處。固定不動的機位、在畫框裏出出進進的人物、沒有什麽邏輯關係的台詞對話、緩慢充滿張力的敘事節奏,把我牢牢吸引住了。看完後,心裏翻江倒海。我想在歸還錄像帶之前再看一遍,但遲遲不敢看,怕一個人看完難受沒地兒去,感覺我的房間分外空曠、夜分外地深,感覺我這個人太可憐太孤獨。後來,我把侯孝賢的電影全部看了,有的反複看過多遍,他成了我心目中華語電影第一人,真是了不起!可惜現在導演老了,近年的作品空洞了,為他惋惜。如果心裏沒有什麽疙瘩了的話,就先不要拍了吧?
侯孝賢電影作品《童年往事》
香港電影當時看的是一些武俠片,武打場麵是刀刀見血,的確好看,可我生來對武俠電影和武俠小說沒癮,看過就忘了。
上大學時,有一天在西單倒車,我遛達到首都電影院門口,看到在放有關卓別林的一部紀錄片《紳士流浪漢》,時間剛好,就買票進去了。沒想到看得熱淚盈眶。主要是他後半生的遭際感動了我,麥卡錫主義盛行的五十年代,他遭到CIA、非美活動委員會和好萊塢右翼的迫害,被迫流亡瑞士。晚年的卓別林滿頭銀發、麵容慈悲,在我眼中如聖人一般。後來我看馬龍·白蘭度回憶錄,說卓別林在拍攝現場脾氣非常壞,暴躁易怒,動輒罵人。
這時,開放的氣氛和寬鬆的環境在與封閉苛嚴的管製的來回較量中,漸漸拱出些局麵。電影院裏公開放映西方電影了。我最喜歡的是法國電影《悲慘世界》,冉·阿讓的一句內心獨白令我銘記至今:在這個人像狼一樣生活的時代,做一個好人又有什麽意義呢?
有一次,我到同學的宿舍去,桌上放著一本尼克鬆《六次危機》,我拿起來隨便一翻,尼克鬆寫道:他在大學裏讀了托爾斯泰,立刻變成了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我很好奇,去圖書館借來托氏小說讀,結果,我也變成了托爾斯泰主義者。教俄國文學的王老師跟電影資料館有關係,給我們班安排了一場“內部教學片”,看蘇聯拍的《戰爭與和平》,那是部黑白片,長達數小時。我越看越震撼。老公爵、安德烈、皮埃爾、娜塔莎、庫圖佐夫將軍,一個個鮮明的形象印在腦子裏,許多鏡頭至今記憶猶新。這是一部史詩,也是個人傳記的集合體。把世界名著拍得這樣得體,令我這個“托迷”也擊節歎賞者,實不多見。但是後來,凡我膜拜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我一律不看了,因為拍爛的占絕大多數,看到眼裏拔不出來,會把我對原著的完美感受毀掉。比如,《了不起的蓋茨比》我就堅決不看,因為這個故事我已經讀了幾十遍,在心裏也演過幾十遍,一個鏡頭跟另一個鏡頭是怎麽接的,有了我自己的章法節奏;小說人物早成了我的熟人,誰長得什麽樣子、會有怎樣的反應,我一清二楚,“小李子”絕對不是我的蓋茨比,好萊塢的套路也無法掘得這個故事的寶礦。
一九八四年,我到影協工作。夏天,影協請來三位美國教授講課。這是空前未有的事,聞者雀躍,但限製規模,全國隻來了幾十人,差不多一半是導演、編劇等創作人員,一半是學者和電影學院教師。我們編輯部有一個名額,領導為了培養年輕人,居然把這好事擱在我頭上了。真是太感激領導了!可惜我在影協四年,不僅沒成器,反而給領導惹了麻煩,八五年去安徽支教時我的言行被人寫揭發信寄至最高層,問題嚴重。在處理我的會議上,我看主編老秦壓力很大。幸虧當時影協常務書記蘇雲(做過多年長影廠廠長)思想開明、愛護青年,一番話出人意料,硬生生給我解了套兒。影協機關三百多人,蘇雲根本不認識我,而且文聯領導說要整我,他也是有壓力的,他頂住壓力愣把大事化無,實在難能可貴,令我念念不能忘……跑題了,按下不表。
我們住在懷柔寬溝招待所(即多年後副市長王寶森舉槍自殺的地方),教授們住北京飯店,那時道路清淨,一小時內就能到。上午教授講課,下午和晚上各看兩部片子(下午看錄像帶,晚去電影資料館看大銀幕)。一個月下來,看了上百部電影,真是大飽眼福,把眼都看紅了。
南加州大學(USC)的老太太教授專講美國西部片,她說:一部電影,如果第一個鏡頭是西部曠野,那它很可能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曠野上出現了騎著馬、戴著帽子、身上別著槍的男人,那它肯定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戴白帽子的是好人、戴黑帽子的是壞人,那它就是一部典型的西部片。(大意)
另二位中年男教授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其中一位每次必遲到,到了後的開場白必是解釋遲到的原因,每次原因還都不一樣。所以後來他剛一說“我今天遲到是因為……”我們就笑了,他也跟著笑。他是用符號學闡釋電影作品,高深不知所雲,很多名詞譯員不會翻譯。我們單位的崔君衍學養宏富,會幾門外語,英文造詣很深,平時深藏不露,這時隻好在下麵小聲提示,什麽“能指”“所指”之類的,即便翻成中文,還是不懂。
放映的上百部電影中,有伯格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特呂弗、布努埃爾、庫布裏克等人的經典。我以前幾乎沒看過歐洲藝術片,不禁歎為觀止,口味也變了,對好萊塢有了輕之之意。結束後回編輯部匯報時,我說:“好萊塢跟‘樣板戲’也差不多啊,正麵人物仰拍、打光、站在高處,反麵人物俯拍、給陰影、站在低處……”大家對我這個青不愣子的幼稚言論報以微笑。
這期間,美國大使在外交公寓的官邸舉行雞尾酒會,招待我們,祝賀這次交流的成功。我不會英語,與三位教授也沒有接觸,所以隻顧端著高腳酒杯喝香檳,也跟教授們去碰碰杯,說一句“三塊肉喂你媽吃!”自己覺得挺無聊的。誰料這之後,影協傳出“顧曉陽在酒會上拍美國人屁股”的話,領導還專門問我:“聽說你拍美國人屁股了?”人心險惡呀!雖說我一進影協就落下個“現代派”青年的名聲,可拍屁股又是為哪般呢?拍馬屁?不是這麽個拍法吧?喜歡男的?至今還沒培養出這種傾向。最善意的猜測,是謠言製造者的意思說我對美國人太不拘小節太隨便了。照這邏輯,如果我畢恭畢敬呢?洋奴!倨傲不群?不講禮貌慢待外賓!不卑不亢?沒有體現出中華民族熱情好客的傳統美德……做中國人就是這麽難,你自己掂量著辦吧!
記得是從這年冬天開始,電影資料館陸續舉辦了“瑞典電影回顧展”“意大利電影回顧展”“法國電影回顧展”等,每次回顧展都放映十幾二十多部片子,仍曰“內部放映”,可凡是想看的人都能買到票,那簡直是電影的狂歡節。中國的電影人眼界大開,影迷們也具備了國際視野。那以後,幾乎每個中國導演都開始鄙薄常規電影,一心要拍藝術片。
我們編輯部在西直門一個招待所召開了“探索片”研討會,具體名稱記不準了,主要就是討論後來被稱為“第五代”的青年導演的作品: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陳凱歌的《黃土地》、田壯壯的《獵場劄撒》和吳子牛的《喋血黑穀》。這是第五代的最早一批作品,駭世驚俗,引起很大爭議。麵對來開會的老一輩權威人士,導演們都有些忐忑不安。沒想到電影放完後,老一輩幾乎都給予了肯定,有的還高度讚揚。從此第五代一帆風順,迅速崛起。
那時開這種會,照例每晚去資料館看外國電影。有一天是看新藤兼人的《鬼婆》,看完大家讚歎不已。回招待所時,我剛巧與張藝謀走在一起,他仍沉浸在其中,說:“這電影太棒了!把那個蘆葦拍的,簡直是……”(他用的讚美之詞,我已不能準確記憶)。後來在他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中,對高粱地的表現,能明顯看到《鬼婆》帶來的靈感和影響。謝飛1987年拍的《湘女瀟瀟》,也有許多河邊蘆葦的鏡頭,很自然地令我聯想到《鬼婆》。
我是會議的工作人員,自做決定請了幾位藝術家參會,其中有星星畫會的馬德升。剛開了一天,領導就找我了:“曉陽啊,你找的都是什麽人呀?公安局都來問了!”原來,老馬是被長期盯著的人物,他到哪兒人家跟到哪兒,見他來了招待所,還發言,馬上找我們單位詢問:你們開的是什麽會?為什麽找他?把領導嚇得夠嗆。我趕緊告訴了老馬,我們倆大笑一通。北島和萬之是陳凱歌請來的,跟我沒關係,如果這二人也在被盯之列,應該去找陳凱歌。
幾年間,我完成了一次電影藝術掃盲,收獲很大。但我是走馬觀花式地瞎看一通,僅停留在感性層麵,沒有真正的研究。要想懂得電影這門藝術,海量的看片僅僅是一個必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