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代的真實生活

焚心以火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當時延安全城隻有2000餘人，“飯鋪隻有四五家，使用著木頭挖成的碟子，彎的樹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沒有招牌，買錯了東西很難找到原家去換，因為它們有著同樣肮髒同樣破舊的麵貌。”全城肮髒擁擠，廁所尤其原始。丁玲紀實小說《醫院中》記述了這樣的細節：“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麵竄來竄去啃漿糊吃。一次，隔壁房裏竟有一隻老鼠從上麵掉下來，砸在正在睡覺的傅萊大夫的臉上。”

 

於光遠到達延安首夜大戰跳蚤，落荒逃出房間，抱被睡在場院幾根原木上。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記述了終生難忘的大戰臭蟲：“我一個人睡在一個舊窯洞裏，臭蟲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從各種縫隙中爬出來，結隊進攻，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開初我用手指抹殺，以後用手掌抹殺，弄得滿手臭黃水，還是殺不完。好在我隨身帶了針線，趕快把自己帶來的床單縫成一個口袋， 把身體裝在裏麵，盡管這樣，還是輾轉反側，到天快亮時才迷糊了一小會兒。起床一看，床單上血跡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製服，冬天發一套棉衣褲棉鞋帽，夏天隻發一套單衣。襯衣襯褲一開始是不發的（後來每年發襯衣一件、短褲一條），鬧出不少笑話。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來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裏起不來，因為唯一那條褲衩剛剛洗過曬在河灘上。

 

延安中國女子大學隻發兩季衣裳：夏天一身單軍裝，冬天一身棉軍服，當中沒有換季的衣服，手巧的學員把棉花取出變成了夾衣。誰如果帶來多餘的衣服，會無私地送給缺衣的同學。一旦得知某位學員要奉命到大後方工作，來自大城市的女學員會立刻捧出來時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選。

 

陝北公學、抗大的學員七八人擠睡窯洞土坑，隻鋪一層茅草，擠得連翻身都困難。女子大學學生的臥位隻有一尺半寬，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慢慢擠幾下才能“收複失地”。男性炕位也不過二尺半。蜷身睡習者很快得到糾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鏡子也是麻煩事，得排隊，輪到者左顧右盼不願離去，鏡子女主人終於摔鏡四分：“咱們還是共產吧！”一鏡成多鏡， 增擴利用率。同時，每人腰間永遠掛著一個用罐頭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飯喝水、刷牙洗臉，甚至衝腳、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費，多是主動與人共享，或是被朋友們“共產”，獨自享用的情況極少。這幾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憶：“誰要是從郵局接到重慶、香港以至上海孤島匯來的一筆稿費，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達延安，每月領取2元津貼。最多到街頭小吃攤買5分錢一碗的醪糟雞蛋打牙祭，幾分錢買一包花生也會數人共享。

 

“饞”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訪問延安的美軍上校寫道：“夥食是每日兩餐，隻有單調的小米。…… 身上有錢時，他們就到鎮上一家飯館，把錢花在八寶飯上，因為他們太缺少甜食了。” 冼星海就極喜愛甜食，創作《黃河大合唱》時，他要求光未然為“作曲” 買兩斤白糖。等一切齊備，冼星海盤腿炕前，開始創作。他一邊抓撮白糖入嘴，一邊從超長煙杆中吐出騰騰煙霧，妻子錢韻玲在旁為他熬煮“土咖啡”。就這樣，在延安的一間窯洞裏，誕生了這首時代樂章。

 

中國女子大學學生王紫菲晚年回憶：到延安後最深的感受就是饞，又身無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見了攤上雪花銀似的白麵饅頭，真眼暈， 真想偷幾個吃。一次，三位中國女大生逛市場，兜裏總共隻有2分錢，隻能買一瓶老陳醋，在瓶上刻劃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貴地用舌尖舔，覺得味道好極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氣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本就空腹無油水，其中一位回窯洞不久就肚子劇痛，滿床打滾，嘔吐不止，從此該女生不再沾醋。

 

華君武剛到延安時，參加晚會回來，肚餓無食，將白天糊窯洞窗紙的半碗麵粉調的糨糊當了宵夜，華君武晚年回憶：“時隔43年，似乎還回憶起那碗漿糊的美味，當然，這並不是說經常有漿糊可做宵夜的。”

 

抗大學生何方回憶說，延安時期，二兩大的饅頭，有的北方男生一頓起碼能吃十三四個，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個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盧振中（後任武漢華中工學院副院長），二兩一個的包子連吃24 個，然後才問：“什麽餡？”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條件限製，結婚後依舊分住在集體宿舍， 隻有周末才能申請到窯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團聚。當年延安公職人員的住宿雖一律免費，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團聚卻要繳費。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回憶：“屋裏隻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交5毛錢。每到周六，小兩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裝回到各自的戰鬥崗位。”然而，即使這種露水夫妻，也讓延安很多光棍們羨慕不已。

 

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然而，對很多知識女性來說，老幹部隻習慣於吃飯、睡覺、打仗，談戀愛卻很無趣。

 

1936年，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伴來到陝北的馬海德，在陝甘寧邊區醫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醫生，他開始追求延安美女、魯藝學員蘇菲。馬海德與蘇菲的跨國戀情，引來魯藝男學員們的集體抗議。魯藝不少男生眼睜睜地看著外國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為“報複”，此後好幾個周末的傍晚，他們躲藏在魯藝校門口的坡地裏，等馬海德來接蘇菲的時候，大喝一聲：“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 然後就衝上去，攔住馬，翻出他口袋裏的香煙和零錢。1940 年3月3日，馬海德與蘇菲在延安結婚。

 

據艾青、卞之琳記述，1938年延安革命隊伍裏的津貼標準為：士兵（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 隻有著名文化人、大學者是5到10元。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課費3元），魯藝音樂係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發的是延安“邊幣”，1元邊幣可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最困難時期，連這點錢也停發了。”冒舒湮記載：“法院工作人員與囚犯吃的飯菜都是一鍋煮的！”

 

延安紙筆十分緊張，每人每月僅供應五張紙，作家特別優待，領取紙筆不加限製。1940年1月，入黨四個月的範文瀾抵達延安，應張聞天之邀主持馬列學院中國曆史研究室，主編《中國通史簡編》。範妻乃舊式家庭婦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覺處處不便，又惦著家裏的東西，常常暗自落淚。張聞天夫婦常去看望，派服務員照料他們的日常生活， 每人每月發津貼4.5元。範文瀾感覺最困難的還是缺書，張聞天便布置地下黨將範文瀾的書從家裏運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絕大部分為線裝書。範文瀾十分感動。

 

 

延安物價低廉，豬肉每斤2角，1角錢可買十來個雞蛋。陳明遠先生折算說，延安1 元相當於19 世紀90 年代末的30元—35元。若按相對標準，至少合2008年人民幣百元以上。當時延安整肅貪汙的紅線是：1938年貪汙200元或受賄100元者處死。貨幣貶值後，貪汙500元以上的槍斃。

 

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請”，即延安人太窮，得由外來客人掏錢做東。1938年5月上旬，美國駐華參讚卡爾遜上校在延安遇上醫生馬海德，邀他去一家以八寶飯出名的館子吃晚飯。一路上，許多人向馬海德打招呼，馬海德便邀他們一起去吃飯，“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發笑，他知道我手頭不緊。我們走到飯館時，後麵跟隨了十幾個年輕的男女，他們笑著鬧著，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樂中。”十幾個人每人點了一個自己喜歡吃的菜，吃完就走。

 

1936年秋，劉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燒不止，但延安沒有藥，隻能寄希望於“千萬不要並發肺炎”。在隔離窯洞，她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隻喝一點小米粥湯，完全靠自身去扛病。丈夫張聞天又心疼又著急著急，每天早晚兩次隔著窗戶紙上的窟窿問候，說幾句安慰的話，還把所有的津貼，全交給警衛員買雞蛋做湯給劉英吃。劉英問警衛員：“聞天的5元津貼都給了我，他吃什麽？”警衛員眼淚汪汪地回答：“就吃紅鍋炒白菜。” 挺了二十多天，劉英慢慢恢複過來。時任陝北省委組織部長郭滴人，也像劉英一樣發高燒，但他沒挺過來，匆匆辭世，年僅29歲。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雜憶》中回憶：“我是40年底到延安的。這時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兩岸的男女了，因為女大在黨校對麵，每天晚飯後或每逢假日，在延河邊散步的頗不乏人。女同誌的裝束，是藍斜紋布的帶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氣，也把耳朵放下。最講究的要算圍巾，花花綠綠，不過是追逐都市風而已。”“男同誌們最標誌性的服裝是白茬短皮襖，頸圍布的或毛圍巾。那年發的鞋子很好，是高統的黑色布棉鞋。”“老實說，這期間便蔓延著自由主義的風氣了。作為人們的談料的，不是別的，而是文學與戀愛。文學與戀愛，二者這般密切，流行在人們口頭的語匯，是靈魂的美，是文學氣質。”

 

赴延安的青年多為中小知青，大家一窩蜂去搞文學，延安一時出了200多個詩人。隻要在報紙上發表幾首詩，便是詩人了。1940年，延安大詩人蕭三說：“在延安的青年寫的詩最多（文學刊物，例如《大眾文藝》上，75%—83%是詩歌）。”文藝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談論誰誰的文章真好，就是評說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實際上， 很多知識女性在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之間，麵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 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麽？”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一位四十多歲的江西老紅軍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紅軍是八路軍120師某旅政治部民運部部長，上前線後，收到女學生的情書，最後一句是：“我給你一個親愛的吻。”部長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給我捎了東西，東西在哪裏？”捎信人一臉茫然：“她沒有捎東西啊？”部長指著信：“這不是給我一個親愛的物？這個東西在哪裏？”這則故事很快成為“老紅軍”與“女學生”結合的經典段子。

 

一位曆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經“組織介紹”嫁給一位出身佃農的老幹部。最初，革命熱情很高的女生服從組織決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幹部窯洞，往往一宿無話。日子一久，女生漸漸厭煩。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幹部說：“月亮有什麽好，圓圓的活像一個燒餅。白天幹了那麽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麵亂走有什麽意思？” 浙大女生哭腫雙眼，悄然離家，留下一首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從此不歸，組織上也無法說服該女生。官司打到毛澤東處，毛寫詩回應女生，替老幹部辯護：“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花月不能衣，饑時一餅勝千金。”

 

延安時期，局勢相對穩定，組織上也鼓勵幹部、官兵積極解決“個人問題”。幹部們當然想找有點氣質的姑娘，而要“有氣質”，自然得上點學、讀點書。米脂乃陝北首富縣，該縣絕大多數地富的女兒都上過學，因此 “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地區。軍內稱米脂縣為丈人縣。”

 

1938年，山西汾陽東南一帶，八路軍685團團長楊得誌掏出1 塊錢請帶路老鄉幫忙買點雞蛋，竟買來20斤。一位當地老鄉替尚未婚娶的楊團長找來一位姑娘，長得俊，還是高小畢業，兩頭都願意，但女方父親要楊團長出100塊錢彩禮，楊最多隻能給幾百斤糧食，人家不幹。楊得誌後升任344旅代旅長，過汾河前，楊得誌還想帶走這位姑娘，“可最後還是沒有帶成，主要還是因為拿不出那100塊錢來。”

 

女性資源緊缺，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蕭軍與蕭紅分手後， 與丁玲談過戀愛，後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訂婚，輾轉赴延安。到延安後，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粘粘扯扯，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出席，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麵麵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了一句：“蕭軍，你有什麽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麽野蠻。” 蕭軍才把匕首收了起來。

 

1938年，16歲的何鳴剛入抗大，便成為很多人的追求對象。抗大隊長兼教員聶鳳智最終勝出，因為他不久即兼任衛生所所長，與女護士何鳴有更多的“正當接觸”。聶鳳智的表白語是：“我是黨員，你也是黨員，雙方都是共產黨員，也都沒有傳染病，雙方自願在一起，誰都不強迫誰。”聶鳳智15歲參軍，聞戰則喜，身上有11個槍眼，負傷8次。何鳴說：“他打仗勇敢，這一條就招人喜歡。”1940年元旦，26歲的聶鳳智與18歲的何鳴在晉察冀結婚，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主持婚禮，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還蠻熱鬧”。

 

何方回憶：“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整風期間不隻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幹淨些，起碼不用檢討……甚至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扔到了窯洞門外……人們曾經感到很緊缺的馬列著作，成為無用而多餘的東西，於是就有人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

 

師哲揭發康生夫婦說：“他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麵都由秘書來承擔，包括給他們洗腳、洗澡在內。除了夥食標準同中央負責同誌看齊外，康生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諸如：襪子非狗頭牌的不穿；地毯是從中亞帶回來的；衣服（特別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產的；辦公桌上少不了各種幹果—— 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餅等。盡管如此，他仍不斷向他所領導的社會部訴苦，以求得格外照顧。延安是革命聖地，是艱苦奮鬥的同義語，竟存在著康生這樣的角落，能相信嗎？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有時享受咖啡，有時飲酒，雖不常飲，但酒量很可觀……他由於不得誌而以酒澆愁，他把米大夫請到他的住處，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國、英國名酒，折騰了整整一個下午，二人醉成爛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