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法國電影傳奇導演讓-呂克·戈達爾於瑞士家中逝世，享年91歲。
在生命的盡頭，他沒有受到疾病的折磨，而是因為“感到精疲力盡”，選擇了安樂死，在親人的陪伴下，體麵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早年間，戈達爾就表達過，不希望在彌留之際沒有尊嚴地被拖上輪椅，如今也算是得償所願。
這位一生都在打破常規的大師，最終連死亡都是如此自由和反叛，就像他的電影一樣。
沒有劇情、剪輯跳躍、甚至噪音也能入鏡，看他的電影，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他的敵人、朋友甚至影迷也未必真正懂他。
但是這些都無法撼動他在影壇的地位。《精疲力盡》《狂人皮埃羅》《法外之徒》等，每一部都是教科書級別的作品。
他走後，法國總統馬克龍發文，稱他是“最反傳統的新浪潮電影人，發明了一種絕對現代、極度自由的藝術”。“我們失去了一件國寶，一個擁有天才的遠見的人。”
國內許多名導也深受戈達爾的影響。奉他為偶像的王家衛悼念：“天行而神會，遊藝而道存。感謝高達，永遠的戰士。”
賈樟柯則引用了戈達爾的名言：“電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成為不朽，然後死去。”這是戈達爾成名作《精疲力盡》中的台詞，如今也成為了他真實的人生寫照。
01
從影評人到導演
偷過錢、進過監獄
戈達爾的一生都是自由反叛的。他的出現，挑戰了好萊塢的拍攝和敘事套路，為電影注入了新生命。
1930年，戈達爾出生於法國巴黎的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醫生，母親是銀行家的後代。當年法國最大的銀行之一——巴黎荷蘭銀行，正是戈達爾的外公開的。
雖然拿的是上流社會貴公子的劇本，戈達爾卻很離經叛道。大學入學考試連連失敗後，他徹底迷戀上了電影，沒事就泡在影院。
後來考上了巴黎索邦大學，他也索性不去上課，而是天天往拉丁區的電影俱樂部跑。
在那裏，他遇到了一群比他更瘋狂的影迷，包括後來同樣成為大師的特呂弗、雅克·裏維特等。
這些誌同道合的年輕人，沒日沒夜地聚在一起聊電影，個個鋒芒畢露，見解毒辣。他們最痛恨的，就是當時盛行的那類製作精良卻平庸無聊的片子。
1950年，19歲的戈達爾為《電影公報》雜誌撰寫了一篇文章，以影評人身份出道。後來，他又和特呂弗、侯麥、裏維特等人一起，成為了《電影手冊》的撰稿人。
因為“不務正業”搞起了電影，戈達爾的父母拒絕在經濟上支持他。他也夠我行我素，居然直接從家裏偷錢，拿這些錢去資助朋友裏維特拍他的處女作。
後來，在母親的安排下，戈達爾到瑞士一家電視台工作了一段時間。在此期間，他又在公司偷竊，還進了蘇黎世的監獄。
1959年，戈達爾重回電影界。這一次，他不再以影評人的身份出現，而是做了一名導演，將自己對電影的期待變為現實。
他執導的第一部長片《精疲力盡》，把所有人都看懵了。大家第一次知道，電影還能這麽玩。
影片的成本極低，預算僅7萬美元，講述了一個有關犯罪、黑幫、逃亡的故事。戈達爾非常囂張地說，“拍電影你所需要的僅僅是女人和槍。”
而做到這一點，意味著電影裏幾乎沒有任何所謂專業的設備，不租攝影棚，不用人工光源，連攝像機都是手持的。
他經常當天想好對白，讓演員邊演邊改，並加入即興創作。
還有很多顛覆性的嚐試，比如突然斷掉的鏡頭、不連貫的敘事等。
這一切都氣壞了當年的所謂電影專家，他們大罵戈達爾，說他玷汙了電影。
憑借《精疲力盡》，他獲得了第1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導演獎。這部影片也成為了法國新浪潮的開山之作。
看他的片子，觀眾困惑的同時，也深深為之著迷：原來電影可以如此自由、有生命力。
在他的所有死忠粉裏，我們最熟悉的就是大導演王家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墨鏡王之所以總是戴著墨鏡，就是受了戈達爾的影響。
《重慶森林》有《精疲力盡》的影子，《阿飛正傳》用到了《法外之徒》的台詞。
包括膠片跳接、手持攝像、即興台詞等拍攝方式，也被王家衛繼承了過去。
戈達爾還有一位忠實擁躉是《低俗小說》的導演昆汀。昆汀將自己的製作公司命名為A Band Apart，正是向戈達爾的同名電影《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致敬。
1994年《低俗小說》發行後的一次采訪中，昆汀說道，“戈達爾教會了我打破規則的樂趣、自由和快樂……戈達爾之於電影，就像鮑勃·迪倫之於音樂。”
雖然很多人欣賞戈達爾，但對於他身邊的朋友來說，他的尖銳叛逆，有時候就是一種傷人的特質了。
《精疲力盡》一炮而紅後，法國新浪潮電影發展得如火如荼，戈達爾也創造了《小兵》《女人就是女人》《隨心所欲》《狂人皮埃羅》等數部經典。
1968年，法國爆發“五月風暴”，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為了聲援他們，戈達爾不僅投拍了大量政治電影，還帶上許多電影人到戛納影節宮前抗議，死死拽住電影熒幕，不讓它升起。
此時的戈達爾，因為想法越來越激進，與昔日好友、同為“新浪潮五虎將”之一的特呂弗出現了分歧。
1973年，特呂弗的電影《日以繼夜》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戈達爾卻認為這部影片在向好萊塢轉變，頗為不滿，寫信把特呂弗痛批了一頓。
特呂弗也早對戈達爾的激進積怨已久，寫了封20頁的長信懟了回去。
此後，兩人又互掐了數年。戈達爾在采訪中稱特呂弗“不知道如何製作電影”。特呂弗回信嘲諷道，“你應該拍一部自傳，叫《狗屎依然是狗屎》。”
戈達爾的另一位朋友、有“法國新浪潮祖母”之稱的導演阿涅斯·瓦爾達，2017年拍了部紀錄片《臉龐·村莊》。她和另一位藝術家開車穿越法國村莊，一路上記錄下他們遇到的人和事。
本來紀錄片的最後一站要去戈達爾的家，兩人明明早已約好了，戈達爾卻放了鴿子，始終閉門不見。
老太太很傷心，稱戈達爾“就是個混蛋”，但她又“很欣賞、很喜歡他。”
新浪潮的光輝歲月就這樣落幕。戈達爾曾經的朋友們，有的不再堅持最初的理想，有的學會與這個世界和解。隻有戈達爾，還是那麽反叛。
03
看不懂戈達爾
為什麽還愛他
戈達爾高產，從影至今製作了100多部影片，獲獎無數。
2010年，奧斯卡終身成就獎頒給了他，但他拒絕親自到現場領獎，給出的理由是年事已高、不適合遠行。
這麽多年來，他始終沒有和主流的電影體製妥協，反骨仍在。
不是所有人都能懂戈達爾，但這並不妨礙人們迷戀、追隨他。
2014年，他的新片《再見語言》在戛納電影節播出，整座小城萬人空巷。
畢竟，這可是50年代的傳奇、電影史的活化石，如今居然還在繼續拍電影，誰不想去膜拜呢？
片子頗具爭議，很多人吐槽看不懂。但當晚，觀眾席還是掌聲雷動，爆發出“戈達爾萬歲”的歡呼。
類似的情形還在重複發生。幾年前，上海電影節放映過戈達爾的經典作品，無數觀眾衝著他的名字買票，最後影院裏睡倒一大片。
2018年，《影像之書》在戛納首映，依然吸引了無數影迷朝聖，但電影宮裏很快響起陣陣鼾聲。
有人批判戈達爾是故意變得晦澀難懂，徹底拋棄了觀眾。但這部影片最後還是獲得了那一屆的“特別金棕櫚獎”。
很多時候，戈達爾已經不再能用看待普通導演的眼光評判。他漸漸變成了一個符號，象征著一種先鋒的嚐試，也象征著電影的黃金年代。
盡管他晚年的作品偏實驗性和小眾，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仍在努力探索影像的邊界，從未放棄過顛覆和革新。
時代變了，世界變了，身邊的人也變了，隻有戈達爾沒變。他這一生，都在捍衛自己對電影藝術的堅持。
2020年，戈達爾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麵向全球網友，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了一場直播，主題為“新冠疫情時期的影像”。
他穿著細格紋襯衫，外麵是一件綠色針織背心，戴黑框眼鏡，手裏還夾著雪茄，依然是文藝界的天花板。
其實直播內容和疫情關係不大，閑談居多，但還是吸引了眾多影迷圍觀。大家都覺得，能聽到他說話，已經足夠。
那一年是戈達爾的90歲生日，他的精神很好，助手還透露，他正在籌備兩部新片。
如今斯人已逝，這兩部未完的作品，也成了他留給世界永遠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