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仗，日本間諜在中國幹啥呢？

來源：太陽出來走四方 

 

01

 

 

1901年8月，距離九一八事變爆發還有30年的那個夏天，在上海跑馬場附近的靜安寺路，出現了一所日本人開辦的學校。

 

與30年後九一八事變的舉世震驚不同，這所學校的開辦不事聲張，幾乎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東亞同文書院

 

善良的中國人根本沒有意識到，幾十年後給中華民族造成深重災難的日本侵華戰爭，隨著這所學校的開辦，已經隱秘地拉開了序幕。

 

這是一所奇特的學校。

 

學校設在中國領土之上，卻不招收中國學生，隻從日本國內招收日本學生。

 

一個國家，隻招收自己國內的學生，卻要把學校開辦到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為了什麽？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裏寫道：

 

“同文書院教給學生幾年的奸細之術，然後把學生分配到政府機關或各個公司。有些人紮根於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終身做奸細。”

 

原來，這是一個傳授“奸細之術”的間諜學校。

 

 

02

 

 

讓我們見識一下這個間諜學校是如何培養學生的。

 

同文書院為了教給學生“奸細之術”，開設了極為重要的一門實習課程：“大旅行”。

 

每屆學生都要用數個月至半年的時間，對中國進行名為“大旅行”的實地調查。

 

在書院四十多年曆史中，參加調查的學生達到五千多人。調查的路線有七百餘條，足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國所有省區。調查範圍涉及風物、民俗、地理、物產、礦藏、工商、社會、政治等許多領域。

 

 

1925年5-8月，書院22期岩屋三男等6名學生在旅行日誌裏記錄了旅途實況：

 

“6月18日我們開始走進沙漠了，離開旅館走了兩個小時，周圍已經看不到房子，連一棵樹都看不到了。悶熱的天氣，火辣辣的陽光，到中午之前我們帶去的水都喝光了。......很多沙子進到嘴裏，舌頭發澀，很不舒服，頭昏眼花，差點兒暈過去。”

 

旅途如此艱辛，卻沒有動搖他們的執著之心。是什麽在支撐著他們？

 

看看他們踏上調查旅途前的誓言：

 

“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錢，滿懷不平、野心，鬱憤叢積，遠離故土，會看到大和櫻花與旭日國旗在蜀山之巔高高輝耀的那一天。”

多麽的直言不諱，多麽的讓人不寒而栗。

 

在侵華戰爭爆發的數十年前，他們已經誓言“會看到旭日國旗插上蜀山之巔的那一天”。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03

 

 

1914年至1936年二十餘年，同文書院日本學生來成都“遊曆實習”從未間斷。

 

日本學生來到成都，會禮貌地造訪政府官員，遞上表明學生身份的名片，請求警方保護他們的“遊覽實習”。

 

名片背後有一段措詞質樸謙卑的中文：

 

因為我們的華語是初學不熟，手不從心，想必有些地方寫的不免失禮的，這是我們的衷心，豫先請閣下原諒。

 

每個學生不僅隨身攜帶措詞謙卑的名片，還有號稱“三大神器”的仁丹、牙粉和味精，由日本各大公司捐送。

 

這些小東西深受中國民眾歡迎。既做了廣告，又籠絡了感情。

 

到雲南、四川調查的東亞同文書院學生

 

進入四川後，他們四處遊逛，格外著迷各種圖冊，交通圖、礦產分布圖、物產分布圖、水係圖……

 

拍攝成都市區……

 

用皮尺細細丈量建築物……

 

校方將每屆學生調查的圖文資料作為“畢業論文”裝訂成冊，送交外務省、農商務省，還有日軍參謀本部。

 

當年，同文書院把學生“畢業論文”呈送軍方的良苦用心，絲毫沒有白費。

 

現在的成都檔案館裏，存有一份曆史檔案，是一張日本軍用地圖，這是一張十萬分之一的四川地圖。

 

地圖上用中文日文分別注明：

 

本圖係采用“民國”二年所製地圖和“民國”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測圖或製版地圖加工而成。

 

地圖右上角還有日文標注：“軍事機密”；“當前支那事變，限軍內使用”。

 

 

04

 

 

不止是四川。

 

資耀華是湖南耒陽縣人。他家鄉的小村子在耒陽的深山裏，隻有羊腸小道與外界相通。買魚肉雜貨要走十幾裏山路。但有一樣東西很方便——煤。

 

村子的地下蘊藏一種優質的無煙煤。但因為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外麵人很少知道耒陽這個地方。出產無煙煤，知道的人更少了。在當時最詳細的地圖上，也找不到一個黑點的那種。

 

中學畢業後考上庚子賠款留學生，東渡日本，在京都帝國大學讀經濟學。

 

有一天，他走進圖書館，他看到的一段文獻，讓他觸目驚心。資耀華查閱的資料，是日本同文書院的中國各省調查報告。

 

他居然見到了這個熟悉的地名：“耒陽田心鋪”——自己家鄉的小村子。可更讓他吃驚的還在後麵……

 

他順著地名繼續看下去，在這份調查報告裏，他又看到如下記載：“在湖南耒陽田心鋪的某座小山上，有一座優質的無煙煤礦。”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用心深遠而良苦。

東亞同文書院學生到中國從事調查活動的“大旅行”所持護照

 

05

 

 

還不止這些……

 

1937年末，國民革命軍第29軍在河北泊頭鎮擊落了一架日軍飛機，繳獲了一張日本軍用地圖。

 

軍部參謀處韓立才中尉回憶道：

 

那張軍用地圖正是我們家鄉——河北省鹽山縣一帶的地形圖。我認真審查了那張地圖，不但很感興趣，而且非常驚奇。原因是日本測繪的那張地圖，比我國測繪的一萬分之一的地圖還精細。

 

我們家鄉附近的各個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準確，連每個村落裏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員、多少物資也都有記載，這不“神”了嗎？

 

我在軍官學校是學工兵的，學習過測繪。我們用相當長時間測繪，有時還測不準確，日本人“沒有”在我們家鄉測繪，這麽精確的地圖他們是怎麽搞出來的？”

 

 

是啊，他們是怎麽搞出來的？

 

 

06

 

不止同文書院……

 

在如今大連市中山區的魯迅路9號，有幾座年代久遠的古希臘風格建築。

 

在上世紀前四十年裏，這些建築裏常常傳出激昂的日語歌聲：

 

看，我們的使命，
象北鬥閃爍著光芒！
它照耀著，遼闊的山野，廣漠的荒原；
它傾灑在，萬裏無垠的滿洲原野上！

 

——這是“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職員們，在高唱“滿鐵之歌”。

 

兒玉源太郎作為“滿鐵”的創始人，在設計方案裏寫道：

 

“滿鐵這一事業表麵上戴著經營鐵路的假麵具，暗地裏要進行各種工作。”

 

一語道破天機。其“暗地裏要進行各種工作”，主要是由滿鐵內設的調查部承擔。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間諜情報機構。

 

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講得更清晰，他的一句話成為這個“帝國主義經營殖民地機關”的座右銘：“文治的軍備”。“殖民政策就是文治的軍備。以王道為旗幟，實行霸道。”

 

滿鐵名冠“南滿洲”，實圖全中華。

 

後藤新平總裁選人用人的第一條標準是：早晨八點鍾的男子。

 

滿鐵調查部職員的平均年齡三十五歲，正是一批雄心勃勃、教育良好、不圖名利、不辭勞苦的“早晨八點鍾的男子”。

 

調查部在四十年裏，對中國開展了持久深入的情報調查。

 

他們的調查堅持“野外作業”，堅持同文書院的“走路”傳統：用腿跑路。

 

他們的“農村一般調查”設置了55個項目，其中“農家調查”項目有26份專題調查表（農家人口構成表、農業生產調查表、農業副產品收支表、畜產調查表、農家房舍調查表、農戶生活費表、借貸關係表……），數百個調查細目。

 

規定了必須口頭調查的對象：縣長、秘書、縣政府文書、保安團長、公安局長、縣城布行糧棧雜貨鋪主人、商會會長、鄉長、副鄉長、知情者、農家戶主，還要求查閱鄉公所的文書檔案。

 

……

 

滿鐵調查部的報告，沒有一份是文人的紙上談兵，都是踐行後藤新平總裁“文治的軍備”的無血殺器。

 

調查部四十餘年曆史中，從全局宏觀到專門分類的調查報告，計六千二百多份。點擊查看：兩位偉人談了一個絕密計劃，37年後才對外公開真相。

 

調查手稿-石家莊風土

調查手稿-1908年獲鹿農作物產量

 

所以不必驚訝，他們的調查結果可以深入精細到歎為觀止的程度。

 

 

07

 

 

第77個日本投降紀念日剛剛過去，同文書院，滿鐵調查部……似乎已經離我們很久遠了。但日本的對華情報活動，不止是曆史。仍有那麽一些日本國民，在不辭辛勞地奔波著……

 

2005年9月23日晚，新疆和田機場附近一處建築的屋頂上，兩個黑影正在安裝一台設備。

 

這是日本株式會社國土情報技術研究所所長大林成行和他的學生東俊孝，在安裝一台GPS接收機。

 

他們觀測采集了和田機場、當地重要水利設施和公路的地理坐標數據，精確度達到20厘米。

 

兩人被查扣後，電腦裏還發現了中國其他省市的相關測繪數據。

 

2007年3月，江西省南豐、鷹潭、上饒、鉛山等地，有兩個日本人忙碌了好幾天。

 

佐藤正光、水上和則攜帶兩部手持GPS接收機，1∶25萬、1∶50萬比例尺英文版地形圖光盤，進行他們所說的考古研究。

 

但是，在他們采集的坐標點位數據中，發現了2個絕密級、4個機密級、1個秘密級軍事秘密。

 

還有——

 

2008年河北某軍事設施附近……

2010年2月新疆塔城地區……

2015年5月浙江東部一個軍事設施內……

2017年上半年山東和海南……

 

“不打仗，日本間諜在中國幹啥？”

 

以上。時刻銘記與警惕！！！

 

[大阪書生]

平時都很欣賞路邊的野花不採白不採的精選話題，但這次明顯是敗筆。東亞同文書院就是現在日本私立愛知大學的前身，建於上海，主要是培養精通中國本土的專業人才，不同於士官學校，陸軍大學，帝國大學，早稻田，及慶應等精英搖籃，也有別於專門培養間諜的中野學校，大環境之下，被當局收容參與輔助侵略行為，並非孤案，像東京外國語學校或大阪外事學校（現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的蒙語，朝語，漢語專業出身而從事類間諜的學生亦非少數。東亞同文書院的教學特點就是實習考察，符合地理教學的基礎。東亞同文書院主持過的所有學生考察記錄已經由我尊敬的藤田佳久（名古屋大學地理學博士，愛知大學榮退教授）編撰成冊（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旅行記錄第一卷，第二卷，1995年大明堂出版）。現地考察仍舊是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前身就是東亞同文下院）目前遵守的教學方針，所有學生需到中國留學一年（本部置於南開大學的合作辦學機構）。所謂地圖問題，略顯複雜，有相當一部分是軍閥混戰時期聘請的日本軍事顧問或公或私而為，當然也是為了配合參謀本部的長遠戰略。所有中國繪製的地圖已經由大阪大學小林茂榮退教授匯總成冊（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2017年大阪大學出版社）。另外，庚款退款（對華文化事業）事業中也有向中國大學贈書和地圖的專項，包括日本的精細地圖（5萬分之一），也有在中國繪製的文中提到的間諜製作圖，當時的想法沒有那麽複雜（例如，1929年3月4日日本外務省檔案記錄，向中山大學贈書包括日本參謀本部製作的日本精美地圖103張、中國大陸實測地圖1358張、朝鮮半島實測地圖722張）。總而言之，中日全麵戰爭之前和之後有本質上的區別，不是人人都精準預測到後期的發展而做儲備，倒推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