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曉蓉(二排中) 彭雲(前排右一)
不同家庭出身中的不同命運……
我們班當年有兩個特別家庭出身的同班同學，第一個是盧曉蓉，1946年出生，是民生公司盧作孚長子盧國維的女兒。
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此時盧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內憂外患。曉蓉記得，爺爺幾乎每天都要早出晚歸，可即使他再忙，也會擠出時間和她逗逗樂，或者帶她出去兜兜風。對於盧作孚，膝下的第一個孫女曉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記得，民生公司開會時，年幼的曉蓉，就在台上走來又走去，盧作孚也不會幹涉，任她來回地溜達。
幼時的曉蓉，老愛皺眉頭，盧作孚見了，曾對著長媳感歎：“這孩子從小愛皺眉頭，將來長大了不知會有什麽樣的際遇。”
1959年秋天，盧曉蓉考入了我們重慶三中初62級2班。報到那天，她忽然從班級的花名冊上，發現了彭雲的名字。彭雲，就是小說《紅岩》中，江姐的獨子。從此，盧曉蓉與彭雲，同窗六載。初中時，彭雲任團支書，曉蓉任中隊長；高中65級時曉蓉任班長，彭雲仍然任團支書。那時學生都住校，同學之間朝夕相處，親密無間。
因彭雲是江姐的兒子，愛烏及烏，我們班因有了他，而格外與眾不同。學校對此班關愛，選派優秀老師任教；市裏也是另眼相看，有什麽重要活動，常會邀請此班同學參加。
盧曉蓉，在學校，也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但在65年高考時，盧曉蓉落榜了。
“我第一次報考大學是1965年。其實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有幾位當年畢業品學兼優的學長因為“出身不好”沒有考上大學，為我們樹立了“脫胎換骨”的好榜樣：“上山下鄉，紮根農村一輩子”。
待到剛升上高三，市委派出工作組進駐我們學校我們班，一把“貫徹階級路線”的“左”刀，便把好端端一個班攔腰“劈”成兩半。“一半”是“依靠對象”和“團結對象”，“另一半”是“孤立對象”和“打擊對象”。據說市委工作組是帶著理論依據《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來的。
於是上課時，“一半”坐前麵，“另一半”坐後麵；複習時，“一半”有老師輔導，“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試時，“一半”開卷，“另一半”閉卷；政治試卷，“一半”的題目是“長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題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即從班長、年級主席的“巔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穀。
在這樣的形勢麵前，我隻能向高年級的榜樣看齊，選擇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選擇自己的出路。我連續寫了六份書麵申請，要求不參加高考直接下農村。其實潛台詞是，我很害怕背上一個“考”不上大學的“壞”名聲。見到我的態度很堅決，當時的校長決定找我談話。
我向來很尊重這位文質彬彬的南下幹部。記得初中畢業升學考試以後，我和幾位女同學在校園裏散步，正好遇見了這位校長。同學們一擁而上，紛紛向他打聽自己能不能升上高中，他慈祥而和藹地望著我說：
那年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以全年級第一的成績中榜。而今這位校長找我談話，還是往日的模樣，隻是眉宇間增添了幾絲憂愁，口吻也絕無當年那麽有把握：
“你不是說要‘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嗎？考大學也是祖國的需要嘛，你應該帶頭考好。考不上大學再下農村也不遲。”我知道，這是老校長在當時那種自身難保的情勢下，能夠告訴我的全部心裏話，寄托著他的祝願和希望。
我就這樣被動地參加了“wg”前最後一次高考。高考前填誌願時，我在重點大學和非重點大學的十個空格裏，無一例外全部填上了農學院。排名從北京農學院到最後一個新疆建設兵團農學院。我以為像我這樣的“出身”，能考上一個農學院就算不錯了。
哪知誌願表交上去後，班主任兩次找我改填誌願，第一次說學校研究過了，我可以報考北京大學化學係，“那個係在全國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對我說：“北大化學係還不是全國最好的係，最好的要數清華大學建築工程係，係主任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你報考這個係吧。”我沒來得及核實梁思成當時還是不是係主任，就再次改填了誌願表。隻是留了一手：其餘九個誌願，仍是清一色的農學院。
最後結果當然是落榜，一個大學都沒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後，若無其事地說：“大概是誌願填高了。”我表示同意。在此之前，親朋好友無不認為我沒考上大學的原因是誌願填高了。盡管是班主任主動叫我改填的，但畢竟是我親自下的筆，我自不量力，隻能咎由自取，隨即“誌願”報名去了川北大巴山。
時隔七年後一個偶然機會，我看到了這張致我於“死命”的誌願表，發現“中學成績”欄裏除了體育80多分，其餘都在90分以上。“優缺點”欄裏隻有優點，沒有缺點。可是在“此生是否錄取”欄裏，卻寫著“此生不宜錄取”，上麵還蓋了一個母校的大紅印。”
隨後，盧曉蓉去了四川最艱苦的地區之一——當年紅四方麵軍的根據地大巴山區萬源縣，在那裏勞動、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報誌願時，盧曉蓉猶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欄，填吧，有爺爺資本家的陰影；不填吧，又會犯有隱瞞家史的罪名。橫豎都難堪，不如硬著頭皮寫吧，爺爺盧作孚，民生公司總經理。
出乎意料的是，曉蓉竟成了全縣第一個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考生，而且還是華東師範大學。那一年，盧曉蓉已經32歲，並有了一個4歲的女兒。從此，大學四年，徹底改變了曉蓉的後半生。
大學畢業後，盧曉蓉與當時錄取她的吳鐸教授，異地重逢。曉蓉問起：當年哪來那麽大的勇氣錄取我？
吳教授回答：抗戰時，我乘過你爺爺公司的船，從湖北去四川避難，特佩服你爺爺的勇氣。
盧曉蓉，作為爺爺盧作孚最鍾愛的長孫女，其命運，其悲歡，也深受爺爺的影響，好在最終有了一個很好的結局，同學們都為她高興。
我們班第二個特別的同學就是已經提到的我們班的彭雲。
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了兒子彭雲。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壯烈犧牲於歌樂山電台嵐埡刑場，犧牲時年僅29歲。當江姐走向刑場的時候，她唯一帶著的就是自己兒子彭雲的照片。
江姐在臨刑之前給譚正倫(彭雲父親的前妻)寫下了一封托孤遺書，信裏滿載著江姐作為一名母親，對兒子濃濃的思念之情：“假如不幸的話，雲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誌，為事業奮鬥到底。孩子們決不要嬌養，粗茶淡飯足矣。”
彭雲是江姐唯一的兒子，他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他從小認真讀書，成績優異。
彭雲身高隻有1.60米，個子不高，從外表上看，除了腦袋略大和戴著一副眼鏡以外，沒有任何特殊之處。然而我們這個班卻因為有了他而與眾不同。
不僅學校對我們倍加關愛，為我們選派優秀教師，創造盡可能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市裏對我們也另眼相看，有什麽重要活動常會邀請我們參加。隻要彭雲在公眾場合亮相，必然會造成轟動效應……來自全國乃至其他國家的信件雪片般飛來……。
但凡學校裏有什麽學習競賽，彭雲一定名列前茅；他還一直擔任班幹部。有一次我們班到渣滓洞舉行紀念活動，不知怎麽被認出來彭雲就是江姐的兒子，“牢房”樓上樓下頓時被擠得水泄不通。為了安全起見，班上一位男同學趕緊換上彭雲的衣服和眼鏡和彭雲“調包”，我們才成功“突圍”。
盧曉蓉形容中學時代的彭雲，“從不聲張，從不驕傲，始終如一地保持著低調。”彭雲本人則更願意把這種低調歸結為天性，“我對別人的關注比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上課看小說，還被老師沒收過幾次，可就是學習成績好。我能一直做班幹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績好，人緣好。”
清華大學招生的老師早就盯上了他，幾次找他做工作，勸他去清華學習。但彭雲決定繼承父業上軍校，選報了當時大名鼎鼎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當彭雲決心定下來後，問題就來了。哈軍工是軍校，考生的身體條件要求不同於一般的大學，身體方麵最低的要求是滿足陸軍服兵役的條件。
彭雲體重不夠，隻有92斤，還戴著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視鏡，第一輪體檢就給刷下來了。後來，了解了彭雲的特殊情況後，學院院長劉居英少將一錘定音，破格錄取彭雲！除了他是著名烈士江姐兒子這一根正苗紅的特殊緣由外，還因為彭雲是65年四川高考的理科狀元，這個條件太過硬了！
1978年，彭雲考取了中科院計算所的研究生。隨後，彭雲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在美國馬裏蘭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1987年，彭雲在中科院軟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後，又前往美國。從此之後，他一直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並成為了計算機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是馬裏蘭大學計算機係終身教授。
江姐犧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兒子卻定居美國。為何沒回祖國發展？記者采訪時，彭雲說出了原因。
記者問：“江姐在獄中受盡磨難，並寫下遺願‘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誌，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您怎麽看待母親的遺願？人生選擇中有沒有過矛盾和掙紮？”
彭雲答：“我在做人方麵應該說達到了母親的要求，我為人正派，做學問也很努力。但是，要說為祖國做貢獻，確實，沒有太多了。這樣說來，母親的遺願我隻做到了一半。母親可能還是希望我能在國內發展好一點吧！但隻要我不做壞事，沒做對不起國家、親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會責怪我，但遺憾是有的。母親的遺願我隻做到了一半。”
問：“去美國後，為何會一直留在那裏？身為烈士的後代，定居美國？”
答：“我就是想做點學問，沒什麽太大的誌向，其實開始的時候沒想一直留在美國。後來，研究做得還算可以，就這麽做下去了，回國的事也就拖下來了。從研究的內容來說，當時感覺國內比較看重兩頭，一頭是純理論，一頭是完全應用，而美國學校裏大部分是做中間段，適合我。”
彭雲答：“其實我總在想該不該回去。也曾經努力過，但想不好回國做什麽。我似乎找不到著力點。原來，我想做出大東西就回祖國，但還沒等做出來就老了。”
問：“您在國外的時候會時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嗎？周圍的人是否知道？”
彭雲答：“經常會想到，因為那是我血脈中的一部分，我怎麽能忘呢。周圍的同事和學生們也都知道，因為這個事情是沒辦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當麵和我談論這個事情。”
彭雲答：“我想會的，畢竟親人朋友都在這裏（中國），兒子也在。我看到國內的發展很興奮。”
彭雲還坦言：“我這個人就是愛念書，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踏踏實實做點學問。在現在這個學校雖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靜，環境寬鬆，適合我。在馬裏蘭大學教課、帶研究生，同時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實。”
我們都老了（今年75歲），盼望盧曉蓉和彭雲都回來參加我們的同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