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曆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係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係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

作者：止庵

 

一九五八年十月，周作人重又從事翻譯工作。“不過那所譯的是日本古典作品，並不是說日本的東西比希臘為容易，隻因直行的文字較為習慣些，於病後或者要比異樣的橫行文字稍為好看一點也未可知。”（《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四》）首先譯介的是安萬侶的《古事記》。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周氏已經翻譯了該書的部分章節，一九三四年訪問日本時又說：“想著把日本的《古事記》，直接的譯為中國當今的文字。”（《閑話日本文學》）直至“解放以後，介紹世界古典文學的運動發生，日本部分有《古事記》一書在內，這才又提了起來”（《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於一九五九年二月譯完。盡管他說，“把《古事記》當做日本古典文學來看時，換句話說，就是不當它作曆史看，卻當做一部日本古代的傳說集去看的時候，那是很有興趣的”（《古事記.引言》），然而“在那時候我對於日本神話的興趣卻漸漸衰退，又因為參考書缺少，所以有點敷衍塞責的意思，不然免不得又大發其注釋癖，做出叫人家頭痛的繁瑣工作來了”（《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是以“這部書老實說不是很滿意的譯品”。一九六三年二月，《古事記》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乃是周作人生前麵世的最後一本譯著。

一九五九年三月，周作人起手翻譯式亭三馬所著《浮世理發館》，旋得出版社函，要求先譯石川啄木的歌選。周氏說：“其實他的詩歌是我頂喜歡的，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我在西山養病的時候，曾經譯過他的短歌二十一首，長詩五首，後來收在《陀螺》裏邊。” 一九五六年，又曾向出版社提出相關翻譯計劃。然而現在卻“譯得很不恰意”：“他的短歌是所謂生活之歌，與他的那風暴的生活和暗黑的時代是分不開的，幾乎每一首歌裏都有它的故事，不是關於時事也是屬於個人的。日本的詩歌無論和歌俳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餘韻為貴，唯獨啄木的歌我們卻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情節，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分到手，盡可能的給那些歌做注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實在是沒有地方，那麽也隻好大量的割愛了。啄木的短歌當初翻譯幾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譯出來的時候，有些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有的本來覺得不好譯，所以擱下了，現在一古腦兒譯了出來，反似乎沒有什麽可喜了。”（《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所譯包括石川一九一〇年出版的歌集《一握砂》、一九一二年出版的歌集《可悲的玩具》，組詩《叫子與口哨》和論文《可以吃的詩》，於當年五月完成。以後出版社又“囑加譯數首，皆俄文所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記），周氏“後審性質不同，因詩歌集並非詩選”，未予應允。題為“詩選”的部分遂改由卞立強翻譯，篇幅不及全書十分之一。一九六二年一月，《石川啄木詩歌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周氏稱：“是集編輯不良，故無可取。”（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日記）

譯完石川歌集後，周氏繼續翻譯《浮世理發館》，於一九五九年八月完成。“凡兩編五卷，乃是全書”，屬於“在翻譯中間也有比較覺得自己滿意的”之列。八月至九月，再次補譯《狂言選》。“此次增補係應出版社的囑托，命將蘇聯譯本的‘狂言’悉收容在裏邊，經查對俄譯本三十九篇中有五篇已經有譯文，乃將餘下的三十四篇一一按照篇目譯出補齊，又將額外的指定的一篇《左京右京》也翻譯了，這才交了卷。”（《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六》）對於所譯幾種日本古典作品，周氏嚐自我總結說：“不過我有一種偏好，喜歡搞不是正統的關於滑稽諷刺的東西，有些正經的大作反而沒有興趣，所以日本的《古事記》雖有名，我覺得《狂言選》和那《浮世澡堂》與《浮世理發館》更有精采。”（《八十心情－－放翁適興詩》）然而《浮世理發館》以後諸種譯作，在他生前均未獲出版－－最初當是困難時期紙張缺乏之故，繼而大約如周氏自己所說“古典文學是冷貨，所以不大印行”（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鮑耀明）。《狂言選》新增補的三十五篇，計十一萬五千字，更已下落不明。

出版社一度安排周作人翻譯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女》，隨即通知暫停；周氏謂：“知該社無此勇氣也。”（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日記）一九五九年十月自行翻譯該書，成第一章而止；改譯出版社所約清少納言著《枕草子》，於十一月十一日開筆，“試譯耳”。早在一九二三年周氏即曾摘譯《枕草子》片斷，並說：“原書成於十世紀末，大約在中國宋太宗末年，共分一百六十餘段，列舉勝地名物及可喜可憎之事，略似李義山《雜纂》，但敘述較詳，又多記宮廷瑣事，而且在機警之中仍留存著女性的優婉纖細的情趣，所以獨具一種特色。”（《自己的園地.歌詠兒童的文學》）然而這回卻頗顯遲疑：“這部平安時代女流作家的隨筆太是有名了，本來是不敢嚐試，後來卻勉強擔負下來了，卻是始終覺得不滿意，覺得是超過自己的力量的工作。”（《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六》）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完成，日記有雲：“即便溘然，亦已滿足矣。”次日寄出稿件，又雲：“任務完成，覺身體輕鬆，卻又憮然如有所失，亦可笑也。”

從一九五九年起，周氏發表文章數量突然減少。最初或係忙於翻譯，無暇寫作；但也與國內政治氣氛漸趨緊張有關。有關周作人的政策未必有所變化，然而他的文章已經不能適應形勢需要。據佟韋說：“一九六一年八月，周作人寫給周揚同誌一封信，托賈芝、李星華轉交。賈、李把信首先轉給了我，同時賈、李兩人寫有給周揚同誌的一封信。信中說，周作人做了不少好事，如保存李大釗遺稿、遺書，並掩護李星華同誌去延安等，他們可以證明。周作人的信有個標題：《本人從不反對共產主義》。賈、李兩人給我寫一個條子，希望將兩件轉周揚同誌。我於是便將兩封信先給陽翰笙、阿英同誌看，而後，同樣照轉請周揚同誌閱。我不記得周揚同誌有什麽文字批複，隻記得讓我轉告周作人，他的信‘已經看到’，‘希望安心寫作’。”（佟韋：《我認識的周作人》）《光明日報》編輯黎丁亦說：“阿英極力慫恿我找周寫稿。他說，國家出版社都可以出他的書（即《魯迅的故家》和《魯迅小說裏的人物》），為什麽報刊上不好登？周作人，要是讓他寫點啟蒙時期文藝界情況，還是有用的，‘五四’以前，這方麵的材料我們非常缺乏。‘五四’則牽涉人太多，有些不便發表。但也不是不可以審慎地研究它後刊載的。”（黎丁：《編輯手記》）其間仍有國內報刊約稿，周氏也主動投寄，但公開發表的隻有一九五九年兩篇，一九六二年兩篇，一九六三年一篇。一九六四年《世界文學》第五期所載譯作《宙斯被盤問》，乃是他最後一次在國內報刊露麵。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應允出版“雜文小品”，周作人選取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間所作四十九篇，取名《草葉集》與之。繼而簽訂協議，“計千字以六十計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記），在當時是超出標準很高的稿酬。次年春，他曾預告“大約在三四月裏也可以和讀者見麵了”（《知堂乙酉文編.題記》），然而未能如願。一九六二年，周氏方謀在廣州另尋出路，百花文藝出版社卻於七月寄來校樣，準備付梓。他改題《木片集》，自謂：“古人所謂竹頭木屑，也可以有相當的用處，但恐怕是簡牘上削下來的，那麽這便沒有什麽用，隻好當作生火的柴火罷了。”（《木片集.小引》）雙方重簽協議，出版社並預付部分稿費。一九六三年四月，該社再次取消出版計劃，周氏當月十日日記有雲：“得百花社寄還校稿，已兩次付排而終不能出版，亦奇緣也。”他將書名改作《枯葉小集》，複又托人在廣州設法，“亦姑試之耳”（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日記），終無結果。由“草葉”而“木片”而“枯葉”，適為周氏當時境遇之寫照也。

周氏夫婦年老多病，兒子劃為右派，工資降低，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均倚重此一沒有正式工作、隻靠翻譯收入的古稀老翁。又逢三年困難時期，物價上漲，食品匱乏。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周作人“寄康生信”；次年一月十三日，“人文社江秉祥君來談稿費事，三數日再作回複雲。因與康生信故生效用，亦未知結果為何耳”。十六日，“得人文社信，允每月支四百元。雖不足亦不好要求加多，寄信答應”。－－周氏曾在給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說：“因為負擔太重太多，加以病人，所以支出甚巨，每月要不足百餘元以上，這是我拮據的實情，論理是不應該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曹聚仁）隻得變賣東西，以補虧空。一九六一年末至一九六二年初，先後將舊日記二十六冊售與魯迅博物館，共得一千八百元。

來自時居香港的曹聚仁的幫助，對於晚年周作人至關重要。曹氏與周作人交往已久，嚐以周的“信從者”（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致周作人）自稱；一九五六年九月北上參加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特來拜訪。“那時，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體弱，醫生吩咐，見客隻能談三五分鍾。他卻特別高興，留我談了一點多鍾。……我們也談到寫稿的事。”（陳思［曹聚仁］：《一本書的傳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熱風》第七十七期所載《苦茶庵雜詩抄》，是周作人首次在香港報刊發表作品。周氏還以《乙酉文編》書稿相托。－－一九四五年所寫文章“當時預備結集，以一篇《過去的工作》的題目為名”（《〈乙酉文編〉附記》）；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編訂舊稿為一部二冊，曰《乙酉文編》。”經曹氏安排介紹，香港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過去的工作》，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出版《知堂乙酉文編》。前者署名“知堂”，後者署名“周作人”，乃是一九四五年以後出書唯一一次使用這個名字。“以上兩種本係一書”，“為謀出版因析而為二”（《解放後譯著書目》），編排難稱精細，後一本名“乙酉文編”，卻包括幾篇並非該年的作品。香港《鄉土》、《文藝世紀》等刊物所載周氏詩文，亦係曹聚仁代轉。對於所得稿費，周作人有雲：“舊作自壽詩中有‘未妨拍桌拾芝麻’之句，不期至今日而驗也。”（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曹聚仁）周氏還曾刪去《老虎橋雜詩》若幹敏感篇目，改名《知堂雜詩抄》，謀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未能成功。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周作人得曹聚仁信，“介紹為《新晚報》作文，每萬字百港元，價雖廉，其意可感也。”次日，“擬寫《藥堂談往》寄與聚仁，應《新晚報》之招，粗有綱目，擬寫至五四為止。”並於十二月十日動筆。－－據周氏說：“當初他說我可以給報社寫點稿，每月大約十篇，共總一萬字，這個我很願意，但是題目難找，材料也不易得，覺得有點為難，後來想到寫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會缺乏的，那就比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這個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讚成……”（《知堂回想錄.後序》）此後計劃不斷變更，“能有幾多長目下尚未能定，‘五四’是一段落或延長至北伐，－－或者一直寫到解放時亦未可知，敵偽時期雖較難寫，但亦可試為之，如能說老實話而不說類似辯解的話，則庶幾其可，然而難矣。將來再說吧。”（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致曹聚仁）待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畢全書，自己一生經曆盡皆賅括其中。共三十八萬字。以原定書名“稍嫌陳舊”，易名《知堂回想錄》，“似較通俗”（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二日致鮑耀明）。周氏有雲：“以前常慮溘然不及竣事，今茲亦大幸也。”（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日記）

《知堂回想錄》陸續寫出，陸續寄往香港，在周作人仍然屬於業餘寫作，－－動筆時，《枕草子》尚未譯竣；其後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閱北京編譯社所譯《今昔物語》，自謂“事甚繁冗，且譯似非出一人之手，厘正為難”（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日記）、“殊覺費事”（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記）；《回想錄》還沒完成，又起手翻譯《路吉亞諾斯對話集》。撰寫此書在他顯然還是“為稻粱謀”。而曹聚仁早有要求：“寫得愈通俗愈好，因為我們是無法適合讀者要求，寫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盡可能趣味化。總之，不是人寫稿，而是稿寫人了；《新晚報》經濟情況好，稿費一定有把握。……我的意思，一切隻能遷就現實，每天寫點短稿，總有辦法可以送出去的；積少倒可以成多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飯也不要緊，隻要不太熟了。”此外正如曹氏所說：“右派報紙，你不能寫，你交待不了的。所以隻好寫這幾家了。”（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致周作人）《新晚報》屬於香港左派報紙，意識形態方麵的限製未必亞於國內。職是之故，就反思生平、揭示內心的深度而言，《知堂回想錄》未能超出此前所作詩文。書中盡管補充了不少新的內容，移用或抄引自家舊作究嫌過多。當然周作人並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囑務為淺近，如對中學生講話才好，奈此事頗所不能。”（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曹聚仁）曹氏亦雲：“隻是陽春白雪，太高深了一點，尤其在香港。”（陳思（曹聚仁）：《一本書的傳奇》）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我寫的事實，雖然不用詩化，即改造和修飾，但也有一種選擇，並不是凡事實即一律都寫的。”（《知堂回想錄.後序》）諸如與魯迅失和、出任偽職等事，書中既無披露，亦不解釋。這裏“不寫”比“寫”可能更體現出他麵對既往的態度，以及撰寫此書的意義。周氏早有“不辯解說”，現在則是發揮到了極致。《知堂回想錄》正如其所說：“……可是假如有人相信了我的這句話，以為所有的事情都真實的記錄在裏邊，想來找得一切疑難事件的說明，那未免是所願太奢了，恐怕是要失望的。”

周作人雖然從《新晚報》收到稿費－－折合人民幣共計一千一百八十元，《知堂回想錄》卻遲遲不見刊載。據該報總編輯羅承勳（羅孚）說：“香港報紙習慣邊寫邊登的做法，一般都不是等全篇寫完才登。對於周作人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一個原因是我還有顧慮，怕他這些盡管是回憶錄的文章依然屬於陽春白雪，不為晚報的一般讀者所接受；另一個原因是要看看他對敵偽時期的一段曆史是如何交待的。後來見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這才放了心，認為他很‘聰明’，沒有想到他是另有自己的看法這才‘予欲無言’。”（羅孚：《關於〈知堂回想錄〉》）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知堂回想錄》才在《新晚報》“人物誌”登出，周作人說：“在宣統廢帝之後，又得與大元帥同時揭載，何幸如之。”（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致鮑耀明）然而九月八日連載至第三十一節，即告中斷。－－羅孚說：“我是奉命行事，‘這個時候還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這是為什麽？’上命難違，除了中止連載，沒有別的選擇。”雖經曹聚仁多方努力，直到周氏逝世，《知堂回想錄》未再發表，也沒出版。

完成《知堂回想錄》後，周作人繼續為香港報刊撰寫文章。“唯香港報刊情形複雜，因無所知恐致誤投，特請曹君為我指導，特選定《大公報》係統之報為主，寄稿至《新晚報》，由他們酌量分配給《文匯》，為安全計，此外不另寄稿。”（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致鮑耀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共在《新晚報》、《文匯報》、《文藝世紀》發表文章近五十篇，仍以回憶之作和閑適之作為主。寄出而未見刊出者亦不在少數，“香港方麵雜文也無銷路，還存著二十多篇，我去給報館寫信請求稿費，半年來不得一字答複，所以隻得算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鮑耀明）周氏嚐雲：“近日寫文似已漸有隨筆的意味，即加入滑稽趣味，然此道恐已無人能領矣。”（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日記）相比之下，晚期以此時所作水準最高。他曾談及作文之道：“此類細工之秘訣，大概與寫小文章相同，隻是慳而已。這裏不說是儉，因為儉有點因陋就簡的意思，譬如說腹儉，雖然不至於湊不起四五百字，也總是儲藏有限，隻好量入為出，以免有匱乏之虞。慳則不然，他本來富有，卻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說起慳或吝嗇，大抵指的是守財奴，就是這個緣故。不過富翁的慳是想多留住點錢，也不顧體裁難看，而我們所說細工與文字的慳，乃是想把他弄得好看點，所以要減少裝飾與累贅。……慳之外，或者還可以說有一字曰寬，即緊張之反對，又可雲慢慢的。”（《慳的手法》）用以形容此時文章可用以概括其一貫風格亦可。

雖然受到種種限製，作者仍然隱晦但卻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譬如說：“在好多年以前我曾經有過一句口號，提倡倫理之自然化，因為封建道德有許多是歪曲的，不合於自然的正理。而且他們一半也因為觀察不正確，反而竭力的把有些生物的自然現象拿去倫理化了。”（《向日葵的神話》）他又重提當年北京人民法院院長根據《婚姻法》做出的“名判決”，有雲：“這件事雖然過去已經好幾年了，可是記憶還是很新的。這個世界確實是在往好的一方麵轉，那種看似異常而實出於常識的事情出現，這就是表示人世所自己造作的種種虛偽的漸就消滅了。”（《關於通奸》）《關於通奸》－－與在另一文中所引《荒唐思想的自然史》作者伊文思的話結合來看，或者更能體現他的真實想法：“世上沒有比謬誤更是強有力的東西了。一種論爭決沒有解決了，就消滅不見了的。即使看去是這樣，也隻是沉沒在學識底下，實在是在人心暗處，不可測知的洞穴裏麵，很好的生存著。”（《亞當的肚臍》）

周作人晚年家庭生活不幸，其譯書作文，即在此種情形下進行。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羽太信子病重住院。周氏當日日記有雲：“燈下獨坐，送往病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年餘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滅，念之不覺可憐可歎。時正八時也，書此誌感。”信子於四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五歲。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周氏寫道：“餘與信子結婚五十餘年，素無反目情事。晚年臥病，心情不佳，以餘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為甲戌年東遊時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日記中所記，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過去，特加說明，並誌感慨雲爾。”及至信子周年忌辰，周氏複雲：“憶戊申（一九○八）年初次見到信子，亦是四月八日也。”

有人拜訪周作人，印象是：“看看相貌，很有點像相片中見到的魯迅，個子矮矮的，穿著中式衣服，蓄的卻是日本胡子。臉上沒有笑容，有點冷冷的感覺。”（張能耿：《周作人印象記》）又有人形容周氏說：“初冬季節，穿一身綢質玄色薄棉襖褲，有些傴僂，神采則比十年前遠勝。”－－當年的印象則是“顏色枯黃，身穿同我一樣的灰衣褲。我是從市場買來的成衣，下水便縮，袖不及腕，褲不掩踝，他也仿佛如此”（穀林：《曾在我家》）。另有人記述說：“六十年代初及稍後，我於八道灣不止一次遇到的有兩位老先生，一位是徐耀辰（祖正），一位是錢稻孫。”（張鐵錚：《知堂晚年軼事一束》）周氏還與海外友人曹聚仁、鮑耀明等大量通信，這些原本未擬公開的文字，真實而充分地記錄了他晚年的生活與心境。

當初譯完《枕草子》，周作人即雲：“倘有餘暇，則擬更譯路吉亞諾斯耳，豈非貪哉。”（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日記）此乃出版社“屬選譯”（一九六○年五月七日日記），然未找到古希臘文原本，不能馬上動手。其後校閱《今昔物語》，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日記雲：“上午校稿完了，計前後已閱二年矣。已後當譯路吉亞諾斯散文，雖夙所喜愛，但未知有精力否耳。”羽太信子死後，周氏說：“內人去世，雖房中少了講話的一個人，未免寂寞一點，但是習慣了也好，因為精神上少了一重負擔，可以安心的工作。”（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致鮑耀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開始譯路吉阿諾斯”。“擬定的對話選集目錄共有對話十四篇，雜文四篇，一共十八篇。但是他的著作現在圖書館有的也隻是六冊，最重要的四種對話譯本擬放在卷首的卻是收在第七冊裏，還是無從去找。我沒有辦法，乃從第五篇譯起，已經譯到第十二《真實的故事》，乃是他的一篇重要作品，這時忽然想到這書中國沒有，英國可能已出，隨寫信給一個在澳洲大學教書的友人，敲他一個竹杠，托他去買一本，不到一個月的工夫，這書居然買到了，使我得以從頭譯起，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愉快的工作》）這位周氏特別“表示謝意”的“替我買書的朋友”（《關於路吉阿諾斯》），是柳存仁。此項譯事曆時兩年零九個月，其間人民文學出版社以“病人現已去世，物價已經低下”為由“減給”（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鮑耀明），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將預支稿費改為每月二百元，周氏雖然“因此稍為苦惱”（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致鮑耀明），翻譯進程卻未受影響。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計對話集全了，凡對話廿篇，共約計四十七萬言，大功告成，炳燭之明亦殊可慶幸矣”。十八日《關於路吉阿諾斯》一文寫畢，“已完全竣工矣，今日為三一八，亦大可紀念也”。

周作人說：“希臘歐裏庇得斯的悲劇譯出了十幾種，可是我的興趣卻是在於後世的雜文家，路吉阿諾斯的對話一直蠱惑了我四十多年，到去年才有機緣來著手選譯他的作品，想趁炳燭之明，完成這多年的心願，故鄉有兒歌雲：‘二十夜，連夜夜，點得紅燈做繡鞋。’很能說出這種心情。”（《八十心情－－放翁適興詩》）《路吉阿諾斯對話集》被他列在自己“喜歡搞”的“不是正統的關於滑稽諷刺的東西”之列，然而其真實意義卻不限於此；別種翻譯具有文化價值或文學價值，此項翻譯則另具思想價值。他曾介紹路吉阿諾斯說：“他是二世紀古羅馬的敘裏亞人而用希臘文寫作者，用了學習得來的外國語，寫出喜劇似的對話，而其精神則是‘疾虛妄’，正與他同時代的王仲任一東一西遙遙相對。因此他的對話腳色大都是那些神話傳說裏的人物，闡發神道命運之不足信，富貴權勢之不足恃，而歸結於平凡生活最為適宜，此所以他的著作至今猶有生命，正與王君的《論衡》即在今日還值得一讀。”（《愉快的工作》）在《關於路吉阿諾斯》中也講：“不過作者因為揭發偽先知的緣故，因此身後很受到誹謗，在十世紀時蘇伊達斯（Souidas）所編的大辭典裏，說路吉阿諾斯末年是被群犬咬死的，算是他一生非聖無法的報應。”路吉阿諾斯說得上是古希臘文明的一個“流氓鬼”或“叛徒”。即如《關於路吉阿諾斯》所概括的，集中《愛說誑的人》“諷刺迷信”，《墨尼波斯》、《拍賣學派》、《漁夫》“諷刺哲學”，《宙斯被盤問》、《宙斯唱悲劇》、《關於祭祀》“諷刺宗教”，《伊卡洛墨尼波斯》“諷刺哲學與宗教”，《過渡》“諷刺權力的空虛”，《提蒙》“諷刺財富的空虛”，《公雞》“諷刺財富與權力的空虛”，《卡戎》“諷刺世事一切的空虛”，等等，既有的價值體係與意識形態都被顛覆了。這在思想方向上與周氏所說“我從民國八年在《每周評論》上寫《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兩篇文章以來，意見一直沒有甚麽改變，所主張的是革除三綱主義的倫理以及附屬的舊禮教舊氣節舊風化等等”完全一致。其所以“一直蠱惑了我四十多年”者，即在於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有如一部“知堂晚年定論”。而最終歸結於《愛說誑的人》一篇所說：“我們有那真理與常識這一服靈效的解毒藥在這裏，隻要用了這個，我們便不怕那些虛妄的誑話會得擾亂我們了。”

周氏翻譯《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未必有針對具體現實之意。－－他在《知堂回想錄》中引錄“野老生涯是種園”一詩後說：“這是一九四二年所作，再過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來大革命的到來極是自然順利，俗語所謂‘瓜熟蒂落’。這又比作婦人的生產，說這沒有像想象的那麽難，那麽這些憂懼都是徒然的了。不過這乃是知識階級的通病，他們憂生憫亂，叫喊一起，但是古今情形不同，昔人的憂懼後來成為事實，的確成為一場災難，現在卻是因此得到解救，正如經過一次手術，反而病去身輕了。”（《〈小河〉與新村中》）可見此時對於現實的認識，大致仍與當初給周恩來寫信時相同。然而該書卻與現實的意識形態針鋒相對，後者無可避免也是“非聖無法”的對象。《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堪稱那一年代精神領域的異數。周氏曾說：“西洋中古時代的上帝，與中國的皇帝一個樣子，向來是最不好對付的。在宗教審判時期，有多少人因為說話不小心，犯了‘非聖無法’的罪名，以致身敗名裂，所以當時的人有一種巧妙的說法，話是說了，卻留了一條活路。”（《一角獸之有無》）在《漁夫》中，路吉阿諾斯被稱為“一切搶劫神廟裏邊的最不敬者”，周氏或亦以此自況；然而“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也是“一種巧妙的說法”。

《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完成後，周作人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寫定遺囑，有雲：“餘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即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此前一年，他曾作《八十自壽詩》一首：“可笑老翁垂八十，行為端的似童癡。劇憐獨腳思山父，幻作青氈羨老狸。對話有時裝鬼臉，諧談猶喜撒胡荽。低頭隻顧貪遊戲，忘卻斜陽照土堆。”現在則說：“餘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舊式計算，則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麽活得這樣長久。過去因翻譯《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此為五十年來的心願，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懼，今幸已竣工，無複憂慮，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對於世味漸有厭倦之意，殆即所謂倦勤歟。狗肉雖然好吃（猒字本意從甘犬肉），久食亦無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歸盡，此其時矣。餘寫遺囑已有數次，大要隻是意在速朽，所謂人死消聲滅跡，最是理想也。”（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寫在日記“戊十三”冊首頁）其間心態變化，頗可留意。身體亦漸呈衰老之相。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往街買物，歸到八道灣，足力不濟，傾跌二次，經鄰女郭扶掖而回”，乃致“臥病匝月”。五六月間，又以尿中有血，被檢查出患前列腺腫瘤。

但他仍須繼續工作，俾可從出版社預支稿酬；盡管兩三年來，並無一本譯著印出。周氏在前引遺囑之後，特加一筆：“但是阿波［羅］多洛斯的神話譯本，高閣十餘年尚未能出版，則亦是幻想罷了。”遵出版社之囑，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起手翻譯日本古典文學作品《平家物語》，自稱“頗可消遣歲月”（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記）。給朋友寫信則說：“近來常苦無書可看。幾經研究，近始獲得一妙法，即以工作為消閑。因近正翻譯《平家物語》，此書成於中國南宋末，卻比《三國誌演義》要寫得好。以是一邊看一邊譯，亦是一妙事也。”（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致施蟄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周作人給有一麵之雅的徐寫信，回顧當年滯留北平之事，有雲：“……可是我也並不後悔，不但是後悔無濟於事，而且現在這十多年來，得以安靜譯書，也是我以前未曾有過的境遇。以前以教書為職業，沒有餘暇做翻譯的工作，現今是工作與職業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譯的書於今才得實現，即如希臘路吉阿諾斯（英國人叫他Lucian）的對話二十篇，總計有四十七八萬言，這乃是我四十年來的心願，在去年裏總算完成了。”所說正與遺囑相為表裏。這年一月二日，孫伏園逝世。周氏三月四日日記雲：“伏園化去，擬以一文紀念之，而為目疾所苦，每日隻能寫得一點，至下午始得約略完成矣，隻須謄正。”對於這位曾對自己人生起過重要作用的老朋友略盡送別之意。他稱此文“所用皆是‘第一手’的資料，比道聽途說者略有差別”（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致鮑耀明）、“似乎有點別致”（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致鮑耀明），然未獲發表，原稿遺失。三月二十三日“觀於人們之怕地震”，“偶作諧詩，用轆轤體”：“春風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無法，無法管風神。”是為現存最後的作品。當時政治氣氛已趨緊張，周氏似乎暫未受到影響。

風暴隨即降臨。這年六月七日，“上午豐一為取人文社款來。”乃是他最後一次收到出版社預支稿酬。二十七日，“上午稻孫來訪，雲中（人）文社本月未送款，或是遺忘，因近日忙於搞運動也。”－－據文潔若說：“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到了六月中間，兩位不諳外間事的老人還曾分別寫信來質問此事。我把信交給了財務科，並回信向他們解釋說，這件事實在無能為力。”（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七月二日，周氏最後一次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寄出譯稿。七月八日，“譯書得二紙。”《平家物語》的翻譯，也是周作人整個的翻譯生涯，至此遂告結束。《平家物語》共十二卷，他翻譯了七卷多，第六卷以後約五萬字現已遺失。出版社不再付錢，又早無香港稿費，周氏隻好求助於時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的章士釗。七月十日，“下午作致行嚴函，此亦溺人之槁而已，希望雖亦甚微，姑且一試耳。”十八日，“上午王益知君來，代行嚴致意，甚可感荷。”然而並未解決實際問題。三十一日，周氏日記有雲：“此一個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實甚，日唯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最苦之境矣。行嚴秘書王君曾雲，當再次來訪，因隨時計其到來，作種種妄想，竊日思惟，亦不禁憫笑也。”八月四日，“下午劉滿進來雲，現因搞運動，故停止收購中外書籍，隻可作破爛稱斤賣矣。”

時已席卷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此前對於周作人還僅限於斷絕生活來源，繼之便是滅頂之災。八月二十四日，紅衛兵前來抄家，周作人遭到毒打。他堅持寫了六十多年的日記，就從這天停筆。之後九個多月，他先隻被允許睡在洗澡間，後來才在廚房容身。“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隻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隻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有友人曾在歲暮來訪，“在我進去的時候，知堂已經從炕上起來，穿著黑色的短棉襖褲，帽子也不戴，俯著頭默默地站立在炕那邊的地上。我從他那樣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為又是有什麽人來找他麻煩了，所以預先做出‘挨鬥’的姿勢，默默地站立在那裏。……我看他臉容黃瘦，精神萎頓，像是正在害著不輕的病；原先蓄著的長須也剪短了，與兩年前他送給我的那張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戲稱為‘仿佛有點胡誌明的意味’的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孫旭升：《我所知道的知堂》）這大概就是周氏最後留給世人的形象了。

有學者指出，周作人當年在“非基督教運動”的爭論中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後的今天，它才終於為人們所重新地認識”（尾崎文昭：《與陳獨秀分道揚鑣的周作人－－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運動中的衝突為中心》）；而周氏從《小河》到《中國的思想問題》中所表示的對於“中國民族前途”的“憂懼”，至此已不幸徹底成為現實。不過我們無從得知他的反應了。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周作人曾兩次遞給兒媳張菼芳寫好的‘呈文’，叫她背著紅衛兵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用的均是皺皺巴巴、每張四百字的紅格子稿紙。……兩份‘呈文’都很短，內容差不多，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敝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隻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準敝人服安眠藥，采取‘安樂死’一途。”此或係畢生絕筆，可惜今已無存。“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被發現“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態很不自然”。張菼芳聞訊“奔回家後，發現老公公渾身早已冰涼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終年八十二歲。八道灣十一號後院東側的小廚房，即其辭世之地。遺體徑付火化，骨灰未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