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1952年生於廣州，當過水鄉插隊知青、海南兵團知青、廣州工廠工人。文革後發表文學作品，曾獲1978年度、1979年度兩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曾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出版過多部小說、散文集。1980年代末移居美國。
原題
山林之子
作者：孔捷生
瓊崖熱帶雨林霧嵐繚繞，掩埋著我蛻下的青春鱗片。當最好年華遇上陰鬱歲月，難免刻蝕出縱橫紋路，如同五指山襞皺。我們那輩人經曆的同質性，鑄造了驚人相似的集體記憶。隻有走出層林迭嶂，進入另一維度，才能掙脫羈絆，看到這個年代與另一年代的關聯，感知我這代人之外另一群人的命運。他們與我們的不同故事，其實都是曆史延續。酸澀往事已是嚼爛的檳榔。將目光投向叢林深處，這片熱土在我到來之前，曾生長過怎樣的故事與人物？五指山原住民是黎族和苗族。我隻是被人工強行嫁接的苗芽，一如知青墾殖的橡膠樹，並非原生物種。這代人遺落血汗與滿山青春碎片，須臾被瘋長藤蘿覆過。我們終究不屬於那個地方，哪怕色澤最深的記憶年輪，也隻是人生片段。隻有黎苗山民才是林莽兒女。我書寫的《在小河那邊》《南方的岸》《大林莽》等五指山故事，不過是他們民族敘事刻木紀年最淺的一道刀痕。苗族別省也有，僅見於海南島的惟有黎族。當年我的農場近鄰是黎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來往。直至黎寨一複員兵拉隊來邀戰，我才在籃球場上初識黎族人。熱風豪雨會衝刷掉許多舊事，但總有印象沉積下來，宛如樹脂凝成沉香。哪怕我已遠離，仍對斯土斯民有特殊感情。隻有隱去個人悲歡，真正關注原住民曆史、神話、民俗，才曉得這個弱小民族也譜寫過地動山搖的故事，誕生過威震瓊崖的人傑。我把讀史鎮紙壓在19世紀晚期，便聽到裂變銳響。中心衰敗，邊緣崛起，那就是晚清脈象圖譜。邊陲向來盛產英雄，宛如裂縫中的勁草，又似漆黑永夜的閃電。王維昌，海南僅有的兩位黎族秀才之一，他是海南陵水縣七弓峒主，世襲清朝保亭營撫黎局團總管。吊羅山是五指山伸向東南的一脈，七弓峒位於山麓。黎胞世代開門見山，重重疊疊的植物群落更把峰巒幻化為喧響海浪。王維昌不甘被叢山所囿，渴望見識更廣闊的世界。光緒三十一年（1895年）王維昌渡海到省府廣州，就讀基督教會學校，成為第一個諳英語和對西方文化有認知的黎族人。他返回瓊崖便在黎區興教育，辦私塾，免費招收黎家幼童讀《三字經》《千字文》，更義助黎族青少年到陵水縣城同仁學堂讀書。1904年，王維昌喜得麟兒，取名王昭夷，寓意與期望盡在其中。漢文化視少數民族為蠻夷，峒主王維昌不避其譏，以“昭”字寄托本族覺醒與自強。王昭夷受父親影響，自幼好學。他先在陵水縣同仁學堂讀書；十二歲被送到嘉積市美國教會辦的覺民學校，王昭夷從美國傳教士那裏學會英語和許多科學知識。黎家峒主的漢化教育始於晚清，名將馮子材出身欽州邊陲，官至廣西提督。1885年中法戰爭，馮率領義勇黑旗軍取得鎮南關大捷。而後瓊崖黎變驟起，兩廣總督張之洞派遣馮子材平亂撫黎。馮施霹靂手段之餘設立撫黎局，免稅糧，修橋建路，辦教育，興集貿。為黎家子弟提供免費教育的義學館被稱為馮公館。王維昌識字之始就在馮公館。王家父子先後接受西方文化啟蒙，則來自海外傳教士。1850年，法國天主教海外使團馬逸飛神父已在叢山簇擁的瓊中嶺門建立了教會。那正是一百二十年後我揮灑血汗與青春的地方。1880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初登瓊島，傳教士們不避瘴癘蠻荒，舉家深入五指山腹地，在黎村苗寨建立更多教會。西方宗教提燈覓路，走進土著原始鬼神傳說，在鴻蒙未開的山野留下足印，卻被其後革命的熱風豪雨衝刷殆盡。中國近代史即將終章，二十世紀充滿大激蕩大裂變。現代史一開篇，就誕生太多叱詫風雲的人物。王維昌本可成為黎家驕子而留名於瓊崖英雄譜，惜乎他沒這個命。1917年，辮子大帥張勳複辟事敗；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俄國發生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國幫助列寧回國，未幾發生十月革命……這些重大事件在中國南陲邊荒波瀾不興，時代淩亂足音被五指山煙嵐吞沒。這年黎區驚變，王維昌遭刺殺，頭顱按獵頭巫俗被割走。王昭夷時年十三歲，尚在嘉積教會學校讀書。母親黃氏強忍悲痛，把兒子送到海口基督教府城華美學校繼續學業。經黃氏暗訪，鎖定主謀是陵城漢人奸商。原來，自馮子材入瓊撫黎，大興集貿，清末民初眾多漢族商家到黎區做生意，以鋤頭、鉤刀、食鹽、布料換當地山貨，諸如鹿茸、鹿胎膏、沉香、白藤、木材等。黎人憨厚，常被奸商所騙。王維昌身為總管，嚴厲處置無良商人。被斷財路的奸商便雇黎族殺手行刺，首級送到陵城換取賞金。黃氏查明仇家，遍示證據。各村寨黎人都奉王維昌為尊，便一呼百諾，召集幾百黎人團勇，殺入陵水縣城報仇，並縱兵搶掠漢人商鋪，然而殺手在逃。明代顧山介《海槎餘錄》書中有載：“黎人好鬥善射，積世之仇必報。”這複仇使命注定留給王昭夷完成。1922年，王昭夷年滿十八歲學成歸來，世襲峒主並接管父親統領的黎家武裝民團。他謀定而動，突襲什那村，一舉拿下凶手王老定、王老南，斬首祭父，並將首級懸於木棉樹示眾……基督教文化並不曾稀釋他脈管裏的黎家血液，這隱約預示了他的未來。青年王昭夷無意在山中稱王。大仇得報後，他於1923年渡海到省府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深造。他對文化的向往，確有乃父之風，更難得能學以致用，於1925年返瓊追尋民族之根。黎族曆史如樹皮般粗糙，他們不諳曆法，年代感模糊，隻有傳說堪以記史，如同結繩記事。王昭夷走村過寨作社會考察，並寫出一部《瓊崖各屬黎區調查》專著。試想上世紀二十年代能潛心做學問的漢人都是鳳毛麟角，更莫提弱小民族的年輕兒子。兩年後，毛澤東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那是革命指南手冊。而王昭夷這部著作至今仍是民初黎族社會最權威、最珍貴的史料，亦成了黎家記憶一個繩結。大時代灼熱氣息已積聚成台風，它的追隨者則如汛期魚群，舍生忘死湧向革命的光源。1925年，孫中山逝世；國民黨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正式組建。這年王昭夷完成《瓊崖各屬黎區調查》一書後投筆從戎，進入廣州黃埔軍校受訓，為第四期學員。黃埔軍校前身是中國第一所軍校——廣東水陸師學堂，位於黃埔長洲島，係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辦。至民國時，國民黨決議“開辦軍官學校，建立黨軍”，黃埔軍校就此成為現代史坐標。軍隊不隸屬國家而隸屬政黨，奠基於此。我讀小學低年級時曾集體去參觀黃埔軍校，那是革命敘事重要符號，無論對國共都如是。及至文革它暫告關閉，連同與之相關的故事，都被歸檔到有待重新編撰的卷冊。黃埔軍校舊址至文革後才開放。延至今日，隻有紅色記憶才是它的豐碑鐫刻。我還記得，黃埔軍校大門外醒目寫著：“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校容樸素整潔，木麻黃樹筆直如士官生隊列，夏日蟬鳴取代了軍號和口令。使我記住此行卻是少年陰影——集體乘船到長洲島，渡輪臨近靠岸，我玩心勃發，探身撩幾把江水。卒被渡輪員工製止，此屬危險行為。後來少先隊總輔導員責令我寫書麵檢討，卻非關安危，而是行為失檢給少先隊蒙汙。這是個人向組織低頭認錯的受戒記錄，我有生之涯第一份檢討書，令黃埔軍校成了一道成長疤痕。我從未想過，個人膺服於集體和篤信某個主義信仰，這種人格鍛造正始於黃埔軍校，它確係中國革命的一個節點。1925年，珠江大潮晝夜拍擊長洲島，各種主義思潮泡沫飛濺。軍校營房騷動不寧，紅色史述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已戰雲密布，學員們枕戈待旦，每日“三操兩講”，軍事典範和革命思想是兩大軸心。王昭夷同期校友，國民黨方麵計有高魁元、胡璉、李彌、張靈甫、文強、劉玉章、賴傳湘、高吉人、謝晉元、毛人鳳……等等；共產黨這邊有劉誌丹、林彪、趙尚誌、郭化若、段德昌、倪誌亮、張宗遜、曾希聖……等等，這串名字儼然連綴史書章節的導讀，至少是文末注腳。王昭夷人生路向和他們本無不同，但其後命途一個又一個歧異點，將他的名字掃入官史剪裁剔除的碎屑，連注腳裏都了無痕跡。黃埔軍校新學員前半年先受訓，按考試成績編成步兵軍官生團。王昭夷編入二團第三連，該連出了兩個國防部長，即分屬國共兩邊的高魁元和林彪。第四期正式開學典禮在1926年春，校長蔣介石訓話，要求黃埔學員時刻準備為革命犧牲。他闡述：“三民主義立足點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最後一步是共產主義。不要因三民主義排斥共產主義，也不要因共產主義排斥三民主義。”身屬六蠻之“島夷”的王昭夷，對中原政治脈象畢竟有疏離。耳聆校長訓詞，深刻影響了他的判斷，乃至左右了他的命運。
王昭夷在黃埔軍校研習軍官各項專業科目，兵器、戰術、築城、地形、基本戰鬥等等技能。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第四期學員必須一年內速成兩年學製的課程。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卻沒有時間與耐心摸索共和之道，唯一聽得懂的政治話語還是武力。帝製崩潰如懸河決堤，張元幹《西江月》有句：“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從正統角度，掙脫束縛的湍流是失序之兆。黃水歸流，回到既定河床才是天道。必須給一國同胞劃分忠奸善惡，方能凸顯吾黨事業的意義。1926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校場誓師北伐。民國初期百川爭流，阡陌縱橫的短暫年代要翻頁了。國共兩家史觀迥異，卻對大一統的北伐均持肯定立場。隻不過後者矢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是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黨僅係同路人，後來更叛變了革命。而誓師大會蔣總司令披肝瀝膽之言是“我們每個革命軍人，每個總理信徒，應當深念自己對人民對國家的職責，必須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責任，擔在自己肩上。要如此，隻有大家精神團結起來，才能集中我們的勢力。”事實證明，國共其後漫長交集與糾葛中，絕無可能團結，尤其在精神上。沒有火藥味和血腥味就算不上革命，那是曆史車輪的驅動力和潤滑劑。國民革命軍以黃埔軍校生為主體，鐵流滾滾直撲武漢，旋又轉戰江西，大敗孫傳芳部。第四期在讀學員未隨師出征，他們主要負責防衛廣州、惠州、虎門一線。武昌大捷的十月份，四期學員提前畢業，編入國民革命軍。這年王昭夷廿二歲，他身邊同學都年輕，中華民國也很年輕。大革命由矯健春燕長成猛禽，巨翼扶搖，從南到北掠過半個中國的天空，最後長嘯俯衝，落在曆史界碑——1927年。銳不可當的北伐軍忽然從旗號到隊形都淩亂起來。上海“四·一二”清黨；五月，暴力土改引致“馬日事變”，湖南清黨；七月寧漢合流，通過決議“和平分共”，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和軍隊；八月一日，中共南昌暴動……風起雲湧的大時代須臾變得波譎雲詭。王昭夷非國非共，如何選擇站隊朝向，成了貫穿一生的煎熬與痛苦。狂瀾既倒的曆史關口，其實無甚個人選擇可言，有如時代巨掌把預示命運的龜甲擲落卦盤既定方位。我身曆的另一個年代亦如此——當年沿著古代流放充軍者的道路，我走進蠻荒煙瘴，被告知要終老於斯。於是發育期遇上反叛期，焦躁與憤怒將賜予我們的意義撕成碎片，我賭咒發誓要離開那個地方。然而歲月就象攀援寄生藤爬上知青茅寮，青春騷動被一圈圈年輪纏入生命樹幹深部，憤怒的對應物不再是濕熱之地，而是窒息呼吸的時代。等到我終於離開，發現大山輪廓和叢林氣息已永遠伴隨著我。我曾把這一情懷寫進小說，如同青春鄉愁。王昭夷是駕馭個人命運的特例。他起初未卷入政治漩渦，黎家之根不在中原厚土，而在南陲群山之中。當同學們相繼成為國民革命軍見習軍官，他卻拋下主義信仰的煩惱，返回黎山七弓峒。他的個人誌向卻非演武，而是重文。他秉承先父遺願，建校興學，在其轄區黎家子弟一律有教無類。王昭夷返瓊並非遁世避亂，他沒有忘記自己名字“昭夷”的深意蘊藉。然而，磅礴雷暴並未疏漏孤懸天末的海南島。蛇形閃電如音叉揮落，測驗每個人的辯音力。王昭夷感應顯然異於旁人。隻不過，當書桌被驟雨鞭打，主義與家訓對撞，黎家火銃弓弩既不能保境，亦不能安民。大革命時期猝然終結，曆史一步一個血印，更淒厲的號角飄入萬山叢中，居然有了遊魂一般的回響。依照一種邏輯與言說，革命的主軸承是階級，革命的變速器是鬥爭。當個人命運與階級意誌逆行，造就了太多悲劇，尤是個體孱弱的中國。1927年四·一二清黨，十日之後海南島清黨，共產黨人紛紛轉入地下……如果國共曾是朋友，從此刻起，都怒氣衝衝地追殺對方。從這道撕裂創口迸出一位傳奇人物——馮白駒，再次佐證邊陲盛產英雄，卻從來不產生人民領袖和主義傳人。馮白駒事跡之壯烈，結局之悲涼，令人扼腕。但本文譜寫的是弱小民族的豪傑。馮白駒發祥之地在瓊崖漢區，故此不得不將他可歌可泣的故事大部略去，隻有他與王昭夷命途發生交集時才會被提到。王昭夷返瓊時才二十三歲，他遇到了當年同仁學堂同窗黃振士。人生總有偶遇，細算實係冥冥定數。黃振士是另一位黎族人傑，他比王昭夷大八歲，其父是一弓峒主。民國政府規定，每年送三個黎族學生到廣東高等師範免費讀書。黃振士1919年以頭名考取，他是王昭夷廣東高師早四屆的學長。王昭夷並不曉得，這位身任國民黨陵水縣黨部書記長的同學實為共產黨人。黃振士受中共派遣，以國民黨身份掩護發展中共組織。王昭夷進入黃埔軍校時，黃振士已在陵水發動群眾，成立了工會、農會、婦女協會。那時國民黨並不拒絕任何有助於國民革命的助燃劑。1927年兩黨撕破臉後，這些基層組織被共產黨拉杆子成為基幹力量，進而化為燎原野火，至少在陵水是如此。其間黃振士功不可沒。按紅色經典，洪常青原型並非馮白駒，更非王昭夷，而是黃振士。在正史冊頁裏，中心與邊緣完全不成比例，後者如多餘枝蔓被無情剔除。瓊崖原生族群黎族，從來就沒有在正史留下過任何名字和事跡。哪怕紅色敘事塑造出來的英雄“洪常青”，也沒人去繁瑣考證他的民族屬性。黃振士在家鄉成立農民自衛軍，骨幹為農民訓練所學員，黎族人居多。黃振士家族擁有九杆鋼槍和十來杆火銃，去圍獵倒夠了，打仗則差得遠；況且農軍缺乏起碼軍事知識，猶如無槳之舟，連陵水河都渡不過去。黃振士深知黎胞氣血經絡，他們對什麽主義信仰都不甚了了，但對翻身總是滿懷憧憬。黎族獨木鼓是用被雷擊燒焦的大樹製成，敲起來撼人心魄。黎胞被欺壓的太久了，曆代傳下來的民族記憶都溢滿鹹苦之淚。他們如同雷殛焦木，要擂響自己，去與無論什麽牌號的官府血戰一場！祖先們屢起屢伏的抗爭，化為深意識裏咆哮的血潮，要洗刷世代屈辱。黃振士明白，一呼百應的黎家頭人首推七弓峒主，那種積威是從王維昌傳承下來的。七弓峒團丁過百，鋼槍遠多於其他村寨。王昭夷更文武全才，正牌黃埔軍校畢業生。黃與陵水黨組織決定，通過說媒把才貌雙全的女同誌嫁給王昭夷做妾。這位新女性叫吳覺群，是陵水女子學校校長，縣婦協委員。人如其名，她是婦女運動先鋒，帶領女生剪長發、反纏足、砸香爐神牌——這正是那個激越時代的律動輔音。難得她亦是黎族，父親是坡村峒主，她到廣州讀過書。紅色敘事不便書寫的一筆，吳覺群與黃振士竟是誌同道合、相戀七年的愛人同誌。黃為革命義無反顧，把摯愛戀人捐輸出去。究竟是何種信仰，才鍛造出這般無情無私的戰士？人性與人欲，隻存在於不夠純粹的革命同路人。吳覺群的美麗與知性令王昭夷心折。覺群與昭夷，名字珠聯璧合。他欣然納妾，慨然加盟赤色農軍，毅然擎旗出山，牛角號嗚嗚吹響，如山風壓低林梢，黎區為之震動。不幾日，十幾家峒主都歃血為盟，加入農軍。1927年五月，鮮紅檳榔掛滿枝頭。七百多黎家子弟在坡村檳榔樹下集結，農民自衛軍正式豎幟，總指揮王昭夷，副總指揮是吳覺群之父吳中育。六月，陵水縣國民政府圍攻坡村，王昭夷指揮得宜，首戰告捷。瓊崖紅色地方史稱為打響第一槍的“坡村反擊戰”，極大鼓舞了遍體鱗傷的共產黨。此戰之後，農民自衛隊擴編並易名為陵水工農討逆軍，王昭夷任司令，黃振士為黨代表。時值1927年六月，這支南陲紅色武裝早於八一南昌暴動，更早於秋收起義；彭湃的海陸豐暴動在南昌暴動失敗之後；王昭夷同期黃埔同學劉誌丹，次年才發動渭華暴動，創建陝北紅軍。史筆應該記錄下來，幾乎與陵水赤色農軍同步，馮白駒在海口附近帶領短槍隊實行“紅色恐怖”，刺殺反革命分子、國民黨基層骨幹……此時血與火斷然取代了信仰理想的激辯。馮白駒在其後瓊崖縱隊傳奇中的角色，本應更似洪常青原型，但考慮到馮在1949年建政後的“地方主義”定性，他又不配；至於非黨人士王昭夷不須提起；而1931年去世的黃振士，短促生命已無從追加任何黨內鬥爭的罪名，當屬純正英烈。實難想象洪常青原型竟是黎族人。央視弘揚紅色記憶的電視片有一集《陵水星火》，稱黃振士“常青指路”是去廣州求學尋找真理時，路遇和搭救了黎族少女吳覺群，這就是“吳瓊花”原型。紅色敘事還說，王昭夷後來叛變革命，設伏剿滅陵水獨立團。血案中黃振士生死未卜，吳覺群含悲尋找愛人骸骨，在陵水河邊徘徊三天，未果，遂北上廣州找黨組織，繼續革命直至犧牲……那都是說書演義。自遭戀人割愛轉贈，吳覺群已和黃振士乃至黨組織恩斷義絕。隻有一點屬實，黃、王二位黎家俊彥的命運有太多契合與歧異，這複雜線條的糾結和延展，恰恰就是中國現代史鮮血淋漓的圖譜。中共瓊崖特委策動“九月風暴”，兵分三路（馮白駒為其中一路）圍攻萬泉河畔椰子寨。在此之前王昭夷指揮的陵水農軍已在七月攻克陵城。後農軍撤出，卻去而複返，二拔陵城；而後敵進我退，避其鋒芒再於十一月三打陵城，並成立縣蘇維埃政府。中共黨史稱，彭湃在1927年十一月建立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是第一個紅色政權。史筆落墨處，誰排第二通常不重要。如果海陸豐位於海角，那麽陵水更遠在天涯，遂被史卷略過不提。陵水蘇維埃政權誕生，對陷於低潮的共產黨，畢竟是酷旱炎天一記驚雷。不可否定黃振士的組織領導能力；但赤色農軍進退有度，連戰皆捷，黃埔軍校科班出身的王昭夷居功至偉。這一小片江山不是毛澤東的赤衛隊，不是朱德的警衛團，不是葉挺的教導團，而是瓊崖農軍打下來的，這實屬奇跡。自然悲劇也由此而起。無論當時還是其後的浴血歲月，堅持廿三年紅旗不倒的瓊崖縱隊都令人欽佩，他們是最頑強的一群共產黨人。其艱苦卓絕的勇毅超過了“紅色羅賓漢”陝北劉誌丹。畢竟瓊崖土共長時間與黨中央隔絕聯係，一切都自決自擇。不幸這些鬥士也和他們的組織一樣，與生俱來有排斥異己的基因。王昭夷一手打下陵城，紅色政權存在到次年暮春。王豈止當不上陵水蘇維埃主席，連副職也輪不上，隻是無足輕重的縣蘇維埃委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論功行賞。問題是陵水縣委書記黃振士也靠邊站，亦僅係縣蘇維埃委員。瓊崖特委無比珍視全海南第一個紅色政權，指派歐赤（漢族、廣東省委特派員、曾在廣州農民講習所學習）擔任蘇維埃主席。黎漢心結無關國共，早就沉埋於王朝台殿廊柱的底座，倘被觸碰，有如投林鷓鴣濺落宿露，枝葉互動相傳，雨林淅瀝水滴能化為霎時急雨……王昭夷與赤潮的疏離正始於那滴濺落的露水。八一南昌暴動後，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全國武裝暴動總方針。以紅色史筆斷代劃分，中國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性質如文獻所言，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其暴戾決絕見於“兩湖暴動”決議的行動指南——“殺盡土豪劣紳”“殺盡反革命軍官”“殺盡反動官吏”“殺盡一切反動派”。時代主旋律歸結為殺字訣，它貫穿了以後漫長的中國當代史。用鋒芒逼人的階級尺子量度，陵水有四戶大地主，其中三個被殺。因未將地主家小滿門抄斬，竟遭瓊崖特委批評。況且陵水蘇維埃隻是分浮財，開群眾大會燒賬簿地契，並未開展土地革命和頒布土地法令，亦遭特委嚴厲批評。黨呼呼揮舞響鞭，驅策黃振士調校到更左的向度。心懷疑懼的王昭夷與黃振士嫌隙暗生，他投身大革命並非獻祭於階級鬥爭。無論在遼廣中原還是邊陲海南，“階級”都隻是殺器而非社會量具。更何況黎人苗人和土地的關係迥異於漢人。他們的革命訴求不是土地，而是民族壓迫。中國所有地域都存在與階級無關的複雜鄙視鏈。在瓊崖，會廣府話（粵語）的人歧視隻會海南話（閩南語係分支）的人；沿海歧視山區；漢人歧視黎苗；黎族歧視苗族。王昭夷角色如多麵體棱鏡，他知書識墨，諳粵語、海南話、黎語、英語。他是黎人，卻是峒主世家。依馬克思主義學說，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的外延，孽緣是統治階級種下的。這用以分析瓊崖社會完全不通。陵水農軍主力是驍勇黎人，苗人很少。苗人與黎人不睦，與官府也結有深仇大恨。馮白駒與苗王歃血為盟，其後瓊崖縱隊在困厄歲月蟄伏母瑞山，苗人是馮部主要盟友。這令馮白駒與王昭夷的死結更難拆解。遵照“八·七會議”方針，2017年十月海陸豐暴動，十二月廣州起義，瓊崖特委發動全瓊武裝暴動。陵水農軍改編為“瓊崖討逆軍第八軍”，南征攻打崖縣，奪取榆林、三亞港。王昭夷覺得不可思議，然而他沒有話語權。左傾盲動是不可忤逆的意誌，全黨如是，非獨瓊崖特委。各路紅軍所到之處，血火交織，殺地主豪紳、殺反革命分子、分田分地分浮財、頒布土地革命綱領、拆廟宇、焚燒神佛偶像、禁止黎族人找道公占卦找娘母治病……1928年春，瓊崖紅軍攻占了中國最南端的崖縣。威權與秩序在邊緣地區從來都偏弱，當星星之火在中原各處相繼化為煙縷飛灰，瓊崖卻呈燎原之勢。紅軍為勝利所鼓舞，攻城掠地樂此不疲。當響箭飛出叢林，清脆射中衙門獸環，便有人出來收拾局麵了。國民黨粵係對追剿鄰省紅軍不太積極，但綏靖本土毫不留情。海陸豐暴動與廣州起義均被剪滅，有容共嫌疑的粵軍將領張發奎也被驅逐。1928年五月，廣東省主席陳銘樞派蔡廷鍇部渡海入瓊平亂，戰局旋即急轉直下。紅軍中諳兵機的副總司令陳永芹（黃埔軍校第三期學員，海南人）、東路軍總指揮徐成章（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孫中山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隊長，黃埔軍校特別官佐，海南人）先後戰死。瓊崖特委越敗越勇，將暴動進行到底，遂任命王昭夷為“攻崖指揮部”總指揮。王對這套盲動方略錯愕不已，更對東路慘敗還讓黎家子弟送死極為抵觸，便抗命離職，率本營農軍返回七弓峒擁兵自重。一意孤行的瓊崖特委揮師南下攻崖，路過吊羅山與王昭夷聯係，吃了閉門羹。此戰果然大敗，僅存百餘名紅軍潰逃到王的地盤。王昭夷接濟他們休整藏匿。此時特委負責人也趕來，向王通報全瓊各地暴動相繼失利，紅軍總司令馮平、黨代表楊善集均戰死。特委怒斥王昭夷畏縮避戰，再度責令王出兵反攻崖縣，還要王撥出槍枝彈藥和糧食給養接濟各路紅軍。革命製造的敵人，永遠比它消滅的敵人更多。王昭夷終覺不能與革命牽手了。此刻適時出現一位比黃振士更有感召力的瓊崖賢人。王昭夷回歸黎山屯兵不出，被崖縣縣長、南路剿共總指揮王鳴亞注意到了，他通過關係向王昭夷示好。
左一王鳴亞，在日本留學時與孫中山合影
儀表堂堂的王鳴亞是崖縣三亞人，漢族，因參加同盟會被清朝瓊崖鎮守使通緝，便東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學留學，認識了孫中山。辛亥革命後他奉命返瓊，領導討伐袁世凱黨羽龍濟光；驅逐西沙群島盜采磷礦的日本商團；討伐軍閥鄧本殷。他先後被孫中山任命為瓊崖撫黎局總局長、廣州大本營內政部主事、瓊崖警備司令。北伐時他被任命為粵軍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海南方麵總統領。回望前塵，僑鄉海南島湧現的人物如星漢燦爛，連馮白駒也讀過一年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大），黎人王昭夷更是劃過長空的一顆流星。令人扼腕，改朝換代後瓊崖人才鏈已告斷裂。言歸正傳，名聲甚大的民國先驅王鳴亞修函示好，令王昭夷頗為感動。他本來就對中共特委魚死網破的冒險盲動絕不認同，該是割袍斷義的時候了。於是卦盤上龜甲翻身，大幅轉了一個向度。每個新世紀的二十年代都有眾多事件密集發生。其中一件是秋收起義殘部與八一暴動殘部朱毛會師。井崗山最早占山為王的綠林好漢袁文才、王佐收留了他們。根據1928年中共六大決議中《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其中一節“關於與土匪的關係”明確指示：“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決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袁文才、王佐遂被取去首級。不過，王昭夷是另一反轉版本的主角。當初國共反目，他的選擇並不堅定，隻在一念之間。如今他已淡出，偏偏不知進退的紅軍死纏爛打，敗兵還撤到七弓河畔紮營，如芒刺在背，他要另作抉擇了。那年滿山竹子開花，漢黎苗人均覺不祥，必生變異。王昭夷擇凶年反戈，他駭人聽聞的背叛，已不能說成是對瓊崖特委荒唐決策的報應。共產黨對王昭夷或許不仁，但王之行徑豈止不義！我的同情心無疑在紅軍這邊。惜乎同情心在曆史中不值一文，尤其對那個主義的價值體係而言。1928年三月，吊羅山煙嵐繚繞，林莽綠得發烏，透著重重陰森。新敗紅軍難得喘息，繃緊的神經終能稍許鬆弛，戰士們在七弓河洗澡洗衣，涮去戰塵。一眾軍政幹部應邀赴王昭夷家宴，他們步入寨子，黎胞個個眼神異樣，令客人生出戒心。這果然是鴻門宴，王昭夷與副手吳中育已令家丁四下設伏，以擲酒杯為號——這是從漢人史冊上抄來的。然而，黨對自己同誌尚且不信任，遑論一個非黨非我階級的峒主？於是來客短槍不離身，王昭夷手中酒杯便未能擲出。B計劃啟動，黎家團勇和王鳴亞部在七弓河邊埋伏。赴宴者踏上歸途已鬆了一口氣，及至察覺林間鷯哥停止啼喚，牛角號已驚心吹響，雨點般的弩箭從芒草叢呼嘯射出，繼而槍聲大作。紅軍猝不及防，營地被連鍋端，僅得連長張開泰等幾人僥幸逃出生天。計有幾十人當場遇害，還有八十多人被俘，後交國民政府押至崖縣集體槍殺。這就是震動全島的“保亭營血案”。超越意識形態層麵來看，我對這一血案深感駭然。回顧漢人自身文明史，這類血腥故事層出不窮，有時已難用忠奸準則衡量。須知史上眾多成則為王的梟雄也是從這樣的血泊趟過來的。我隻從別種角度觀測，紛亂時代撕裂人性，立身處世的道德守則如同獵物屠宰的內髒下水，在沸騰大釜裏翻滾浮沉，已無複辨認。黎人以野獸骨殖記恩仇——在骨片刻榕葉記恩，刻箭頭記仇。明代顧玠《海槎餘錄》載：“黎人善射好鬥，積世之仇必報，每會聚親友，各席地而坐，飲酗顧梁上弓矢，逐旨報仇之誌，而眾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失敗之恥，射之於梁上以記之”。共產黨即便無恩於王昭夷，卻也無仇冤。此番血海深仇，共產黨將銘刻到骨縫，更射矢於梁上，永誌不忘。急切雪恨的紅軍兩次設伏圍獵，頭一遭險些活捉王昭夷；另一次殺掉王的姻親吳中育，將其黎峒夷平，滅滿門。兩次行動都由黃振士策劃，隻有他最熟悉黎人行止。至於對前戀人吳覺群之父下如此毒手，已不足為怪，冷酷正是那個激蕩年代的標誌。《靜靜的頓河》裏的哥薩克軍官格裏高利，一生徘徊在娜塔莉亞與阿克西妮亞、紅軍與白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痛苦的內心煎熬使他成為血肉豐滿的文學典型。但把頓河平原焦黃麥浪和幹燥塵土換成蓊鬱叢林和潮濕山風，鏡像焦距不一樣了。在另一話語係統中，容不得那種曆史言說和文學描寫。記得文革前有部黑白電影《大浪淘沙》，描寫大革命時期幾個青年的不同抉擇。王昭夷、黃振士均可與其中角色對號入座。個人如果沒有在時代號角中站對隊，便無存在價值。曆史敘事中心話語是“大浪”，文學敘事中心話語則是那些有生命的沙礫。無可否認，沙礫常被大浪搓磨淘洗，惟憑它微不足道的自重方不被卷挾而去。王昭夷易幟後，國民政府於名分上比共產黨慷慨得多，委以陵水縣長之職，並任命為陵水剿總指揮。他率黎家團勇聯手王亞鳴手下人馬，殺向尚插著蘇維埃紅旗的陵水縣城。極具諷刺，這是王昭夷第四次攻打陵城，前三次都有黨代表黃振士掠陣。此番王昭夷兵鋒所指，正是這位學長和好友。想必二人各有感慨在心頭。他們未能在戰場見麵。黃振士棄城夜遁，根本不接戰。從軍事角度無疑是對的，但瓊崖特委不作此想。陵水蘇維埃是海南第一個且為僅存最後一個紅色政權，豈能拱手讓人！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在壓倒一切的黨意誌麵前是不成立的，棄城的黃振士遂被降職為縣委委員。由此可見，王昭夷若不變節，在黨驅策下執行軍事冒險，失敗後等待他的將是更嚴厲處置，畢竟是列入另冊的黨外人士，腦袋能否保住頗成疑問。不過王昭夷很快淡出剿共行動，姻親遭滅門報應為原因之一，或有其他考慮。無論如何，他如果有誌於政治，早在黃埔軍校畢業時就追逐潮頭而去了。接下來輪到崖縣縣長王鳴亞遭報複。三十年代初陳濟棠治粵，漸趨清明。陳漢光警衛旅入瓊剿共，同時懲治豪強和貪官。在瓊中縣就地槍決惡霸王鴻照。在崖縣拘捕王鳴亞，公布其貪汙罪狀。不過此案實為誣陷，陳漢光是軍閥鄧本殷舊部。瓊崖特委利用他與王鳴亞之宿怨，發動群眾投書檢舉，指控王鳴亞挪用救濟款，而實情是挪用到全瓊最早的公路（崖城至臨高）建設，並未中飽私囊。王鳴亞是追隨孫中山的資深國民黨人，後得省黨部出麵緩頰獲釋，卻被革職，不得返瓊。此時共產赤潮已跌至最低穀，瓊崖紅軍先前攻城掠地的盲動迭遭失敗。1930年，馮白駒接任特委書記。廣東省委斥責瓊崖特委“嚴重右傾”，電令發動全瓊暴動，馬上奪取海口！紅軍就像拚死擲向頑石的雞蛋，濺起的是淋漓鮮血！噩夢未完，遠在江西萬山之中的中央蘇區正肅反，大規模清洗社民黨、托派、AB團。中央文件輾轉下達，瓊崖特委不知所雲，那些名稱聽都未聽過，卻還得堅決執行。紅色娘子軍首任連長龐瓊花被肅反打入死牢；1931年，黃振士被指為社民黨和背離階級立場，率隊狙殺他的是中共陵水團委書記（後叛變）。誰想到並非“南霸天”而是自家同誌取去“洪常青”性命！
紅色娘子軍首任連長龐瓊花
經此一遭，瓊崖紅軍幹部過半被整肅和肉體消滅，殘部則遁入五指山支脈——母瑞山。1932年，母瑞山根據地遭圍剿失去電台，瓊崖特委從此與中央斷絕聯係。三十多年後，我在叢山另一側所曆知青之苦，隻是不知肉味，以鹹醬和薑煮鹽水拌糙米飯，定量配給的是過期戰備糧。適逢青春發育期，便總是饑腸轆轆，更有漫長雨季要采薇而食，晾不幹的衣服散著黴味，感覺連骨頭縫都往外冒潮氣……這些足以成為青春記憶的陰影斑塊。然而，蟄伏山中的瓊崖紅軍返祖到穴居時代，衣衫寸縷不存，男女均草裙蔽體，以野菜野果充饑。令人生畏的獸類蛇蟲已轉而畏懼和躲避人類，它們幾乎都被吃光了。鬼魂一般的幸存者氣若遊絲，夜盲之外是更可怕的痢疾瘧疾，活下來的僅剩二十六位最堅貞的共產黨人。然而終於打熬不住，馮白駒指示這撥零星火種分散下山覓食。麵對蔡廷鍇部的鐵桶圍剿，紅軍被抓被殺，馮白駒之妻王惠周亦被捕遇害，最後僅十人逃出生天。如此境況，紅軍早就無暇他顧，更談不上向王昭夷尋仇。在沒有冬天的海南島，暴烈革命進入了漫長冬眠期。當咆哮大浪化為平緩波紋，沙礫免於顛簸淘洗，終憑自重而落地，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向度。史上首位黎族縣長王昭夷掛冠退出政治，回歸林莽，如同自由奔放的山澗，哪怕撞上峭岩也不聽從涵洞召引。王昭夷被錄入西方書籍，緣自儒將黃強深入黎區考察。黃強是廣東吳川人，在法國天主教廣州聖心中學讀書，後於保定陸軍學堂炮科畢業，參加過廣州新軍起義和辛亥革命。他曾在法國裏昂大學留學，又到英國學航空，諳法語英語。1928年，黃強將軍任瓊崖實業專員，同年他帶領百餘官兵進入五指山腹地，還拍攝了電影。考察完成，卻有多名官兵死於瘴癘。儒將黃強此行完成專著《五指山問黎記》。同行還有一位研究民族學的法國傳教士薩維納，這位神父1925年就已入瓊傳教，通漢語黎話。此番考察，他也完成了一部《海南島誌》，次年在河內出版。薩維納神父記錄了黎族“狗祖”神話，亦即民族學之盤瓠神話。盤瓠是遠古傳說的神犬，天皇女兒“婺女”得惡瘡，天皇懸榜求醫，誰治好此病，婺女就以身相許。天狗舔惡瘡，不治而愈，遂與婺女成婚。《海南島誌》還記載了黎族船形茅屋的由來。這同樣來自黎族遠古記憶——南海有個俚國，公主丹雅前三任丈夫都亡故，巫師認定災星下凡，有她便家破國亡。俚人群起要求賜死丹雅公主。國王不忍，備了一隻小船，讓公主帶上幹糧、穀種和一把砍刀，下海漂流。過了不知多久，小船在一個渺無人煙的荒島擱淺。公主見到美麗海灘和遠處鬱鬱蔥蔥的崇山，卸下了所有恐懼淒惶，在此定居。這個島就是海南島，俚人是古越族一支，黎族由俚字諧音而來。黎家婦女為紀念丹雅公主而紋麵，而船形屋亦是紀念公主登岸後倒扣小船遮擋風雨。黃強將軍五指山問黎幾十年後，我深入重重煙瘴，穿越鴻蒙未開的大林莽，用長柄鉤刀斬斷藤蘿，艱難覓路前行，踏勘墾殖橡膠的處女地。知青逢山開路的工具與黎族人的長柄鉤刀一般無異，黎家叫砍芭刀，這形狀奇特的砍刀，原來是黎族始祖帶上島的。追溯遠古傳說，我的青春履痕曾與星宿神話那麽接近。黎人膜拜的婺女星是二十八宿之一，又名女宿。占星學稱此星常在海南島一座山降現，山名黎婺，後稱黎母山。它也是五指山之一脈，為黎族人心目中的聖山。無論黃強將軍還是薩維納神父的著作，都晚於王昭夷1925年的《瓊崖各屬黎區調查》，這是必讀參考。王昭夷於山中會晤黃強將軍，敘談甚歡。薩維納於《海南島誌》載錄與王昭夷見麵，寫道：“這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是美國新教牧師以前在府城時的學生，會說英語。他有兩個妻子，也是基督教徒，但這並沒有讓他們棄絕脖子和手腕上的護身符”；“馮將軍對我說，這個封建主不老實，他以前跟著共產黨走。”
黃強將軍（居中）與法國神父深入黎區
薩維納神父筆下的兩個妻子，正是王昭夷發妻鄭天香和姨太太吳覺群。其實吳覺群就讀於美國教會學校，也會英語。馮將軍是誰已無考，但國民黨並不信任王昭夷，當屬實。王是否篤誠於國民黨，當然更可疑。其實那年王昭夷才二十四歲，卻顯得比實際年齡大。他的變幻人生如斧鑿刀砍，刻寫到臉上。那個年代許多人都是突然變老，國家亦如是。如果大革命是青春騷動期，其後就突然躍入中年期，旋即衰老。薩維納神父還記載，他看到路邊木樁插著一個砍下來的人頭。王昭夷告訴他，“那是偷牛賊的頭，我們這兒偷東西要殺頭的！”炎陽給娉婷檳榔樹投下影子，猶如日晷，度量著傳統與現代的時差。然而王昭夷能做到的，已經超越他的父輩和所有同輩峒主頭人。民國進入“十年國建”時期，海南行政區域重新劃分，七弓峒從陵水縣劃歸保亭縣。王昭夷從祖家什聘村遷居四麵環山的南聖，其父王維昌在此有產業。信基督的王昭夷也信風水，他在坡頂建造了黎區第一幢兩層磚木大宅，暗合青龍白虎玄武朱雀之勢，氣派非凡。在這個南聖河奔流而過的豐饒盆地，他要實踐被革命所耽擱的昭夷理想。他指導族人創辦實業，他向南洋華僑購買橡膠苗，開創在五指山黎區腹地種植橡膠的先例。他在家鄉廣挖魚塘，開創黎人淡水養殖的曆史新篇。他引進珠江三角洲的農桑經驗，在塘堤種植果樹。他首創黎人養蠶業；他開辦養殖場，將種種熱帶野味畜禽家養化。海南火雞（也稱番雞）也是他從海外引進的；他首創種植香茅、胡椒、劍麻等經濟作物；他更加致力興學，在其統轄的黎區實施本族兒童強製性初小教育......輪到我這一代在五指山墾殖橡膠，已隔了兩輩人。王昭夷之留痕，就我所見，山中老齡橡膠樹已被重重疊疊的藤蘿封閉，隻有火雞悠然自得在黎寨繁衍。黎族人不養豬，火雞是沿襲狩獵傳統的民族僅有的家禽。漢人卻不吃火雞，那是我小時候在動物園才得以一見的觀賞禽鳥。黎家俊傑王昭夷先後走過“教育自強”“軍事自強”“實業自強”幾段曆程，黎族文明進化圖譜印下他執著的足跡。然而竣酷時代不容他走向理想終點，連他的遺澤也被戰亂與了猶未了的革命夷平。從文學角度透視一個人物，與曆史角度不同，如何勾勒出他之蜿蜒心路，須從人性與感情世界去辨識。當一個邊陲小民族被中原文化碾壓式籠罩，又適逢風馳雲走的大時代，個人理想與掙紮，宛如山中翎羽鮮豔的熱帶禽鳥，優美啼聲被浩大林濤所吞噬，它的靈性無法超越群山疊成的天際線。1934年，王昭夷再渡瓊州海峽，到廣東省軍政學校深造。他總算逸出漩渦，重新校正人生標尺。他要為自己活著，牢記昭夷之誌。在省府廣州他邂逅廣西少女江燕琪，相悅而後納為三房姨太太，並送她到廣州江村師範讀書。江燕琪之活潑性格和青春肉體，捂熱了王昭夷過早蒼老的心。我揮別五指山，叩響文學殿堂的門環，曾以為天下變局讓我有了個人選擇的可能。其實我依然被時代驅策，宛如被長鞭抽動的陀螺，以滑翔姿態在既定維度轉悠。直到八十年代末，我在斷崖式跌落中學飛，總算攥住個人命運的傘翼。上蒼沒有賜予王昭夷如此機遇。國民政府成效卓著的“十年國建”迎頭撞上1937這個大劫數，整個國族墜入至暗時刻。七七事變日寇全麵侵華，廣州遭到日寇狂轟濫炸，火光燭天，滿目斷壁殘垣。市民紛紛疏散逃難。王昭夷匆匆返瓊，才到海口即被族中仇家（他的堂叔）誣告通日，旋即陷獄。王連日本人影子都未見過，當然矢口否認，遂遭刑訊。然而那還是小菜一碟，更大的仇家竟就在臥榻之側！1937年馮白駒被捕，與王昭夷關押於同一監獄。瓊崖頭號共匪居然未被槍決，隻緣雲譎波詭的曆史此際又逢拐點。西安事變後，國共重啟接觸，瓊崖當局一時不知該拿馮白駒怎麽辦，隻好先關入牢房，卻不敢怠慢，待遇比王昭夷好得多。獄中還有一犯人正是“保亭營血案”幸存的紅軍連長張開泰，他沒料到能與仇人狹路相逢，這筆血債要善了已屬不能。張開泰是監獄秘密黨支部書記。特委書記在此坐牢，他必須先請示而後行。收拾王昭夷會不會影響談判中的抗日統一戰線？馮白駒指示：“犯人打架算個什麽，別出人命就行。”於是王昭夷被朝夕飽以老拳，被推落糞坑滾上滿身屎尿……想想王昭夷冤孽之深，實為報應。
紅軍連長張開泰
1937年10月，周恩來與國民政府交涉，葉劍英亦寫信給廣東省國民政府，馮白駒終於獲釋。但張開泰等中共黨員仍係獄，王昭夷繼續領受著獄霸的階級報複。隻不過，馮白駒出獄始知天下脈象，過去瓊崖土共與中央長期失聯，而今延安燈塔的朝向迥然不同。國共之間的血海深仇，遠比王昭夷與馮白駒、張開泰的怨恨更深，連這團解不開的死結，都被鋒利東洋武士刀猛然斬斷了。得到特委指令，獄中黨支部對王昭夷的霸淩行為大為收斂。馮白駒算路更深，知道國民黨當局不會對王昭夷怎麽樣，問題是共產黨要拿他怎麽辦。馮白駒神機妙算投子落盤，將預示後麵的棋局。1939年2月日軍進攻瓊島，獄中所有政治犯匆匆開釋。王昭夷得脫大難返回吊羅山，如倦鳥投林，卻無暇療傷。此時局勢已非，國家之宏大意象以及民族沉重的命運轍印，再次無情碾過個人心靈園圃，驀然回望已寸草不生。強虜縱橫之際，海南島防備空虛。國民政府原駐瓊崖的正規軍已征調投入華南戰事，本島僅剩兩個雜牌地方保安團，由瓊崖守備司令王毅指揮。日軍在北端瓊山與南端三亞兩處登陸，兵鋒淩厲。此時國共兩黨如同被鷹隼撲擊下驚惶四散的麻雀，旋又結隊成群，各自組織抗日民團、遊擊隊與日寇周旋。王毅是海南澄邁人，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參加過東征與北伐。國難當頭，他點名學弟王昭夷出山，任保亭抗日遊擊大隊長，率領黎家子弟組成的三個中隊。瓊崖紅軍則改編為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國共聯手反攻文昌縣城，損兵折將大敗而回；兩黨再聯手作戰，襲擊文昌縣文嶺墟日軍據點，逐走敵人；共產黨武裝奇襲永興得手，獲蔣委員長傳令嘉獎；國民黨遊擊大隊在瓊西東成鄉的浴血保衛戰，亦堪為瓊島碑銘。如同防波堤畔椰林彎而不屈的掙紮，終究不能抵禦台風登陸，這些局部戰事無法逆轉大勢。地方保安團加遊擊隊，難敵北路日本台灣混成旅團和南路日本海軍聯合陸戰隊。王毅部且戰且退，棲身之地隻有五指山腹地黎苗地區，保亭縣城遂成台風眼，國民政府軍政人員及家眷都撤到這座小山城。1940年3月，日寇揮師猛攻這個最後根據地。王昭夷率領保亭抗日遊擊大隊接戰，黎家子弟兵除了熱血隻有步槍火銃，加上前火器時代的弓弩。黎家神勇獵手或許在山林中尚能續寫傳奇，如同《第一滴血》史泰龍的奪命弓箭。而保亭藤橋之戰，黎家兵勇一觸即潰。王昭夷遁入山中南聖盆地，日軍出動戰機炸塌他那幢坡頂樓宇，風水不能佑家，遑論保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方欲以速勝逼中國投降，孰料大陸戰事陷入膠著。況且國府敗而不餒，斷不言降。東京大本營對華方略一時難以定奪，但對海南島另有盤算，立心建設成如台灣一般的永久殖民地。1940年4月，日軍精銳強攻保亭抗日遊擊大隊防區，王昭夷部虛晃一槍，全身而退。日寇麵對煙雲繚繞的層林疊嶂，不知敵蹤去向，不見天日的大林莽籲出腐爛植物的氣息，混合香茅馥鬱香氣，令人暈眩；無人收割的劍麻如殺氣森森的劍陣，教人卻步。悻悻敵寇惟有將王宅殘存的斷壁頹垣付之一炬。南海風雲險惡，覆舟之錨還拽著船體向絕望深淵下沉。1940年9月日軍占領法屬印度支那；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麵爆發。日本要將海南打造成“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在崖縣修築容納四百架飛機的大型機場；在三亞、八所修建軍港和碼頭；在島內修築鐵路；加速掠奪海南鐵礦、木材等戰略物質。日寇在瓊崖的高投入，令抗日殊為艱難。保亭失陷後，國軍困守深山大嶺，馮白駒部多在瓊山、文昌平原地區化整為零打遊擊。國共都苦苦掙紮，各自為戰，首要任務是要生存下去。獅虎撲食之前，會仔細觀察獵物行跡。日本既將海南島視為皇土，必須知彼。瓊崖守備司令王毅曾奉派日軍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工兵科目，諳日語。日方修書勸降，遭王毅峻拒。又查崖縣抗日遊擊總指揮王鳴亞曾留學早稻田大學，日方再勸降，亦碰壁。日據當局隨後發現王昭夷在黎區影響力非同小可，深入煙瘴山林剿滅他那股土著武裝抑或懷柔對方？重新謀劃之後，日方多番強迫黎族山民帶信函給王昭夷，邀請他出任保亭縣維持會會長，以促進“大東亞共榮圈”。然而，洞悉先機者更早就埋下伏筆，這步棋堪稱瓊崖特委兵行詭道的妙算。1938年王昭夷還在瓊山監獄領受拳腳和屎尿報應，先期獲釋的馮白駒就委派陵（水）保（亭）區中共工委組織部長林泉到陵水中學教書，結納黎苗上層人士，特別是接觸王昭夷堂妹王昭英，利用師生關係發展她入黨。這對師生很快就升華成情侶。黃振士昔時割愛，將愛人同誌贈予王昭夷，而今故智重施，居然再奏奇效。當戰塵如燒荒草木灰一般紛紛揚揚，萬泉河變得渾濁不堪，世道也一樣。就在日本人一再敦請王昭夷出山之時，中共釋出的合作善意也傳遞到林莽深處的隱秘黎寨。要探究王昭夷何去何從，須了解瓊崖嚴酷現狀。內地國民政府再艱危，尚有大後方支撐和盟國援助。海南島除卻深山老林幾無騰挪空間，內外交困的國軍飽嚐此前瓊崖紅軍母瑞山之苦，為了糧秣給養，崖縣抗日遊擊總指揮王鳴亞建議並經瓊崖守備司令部同意，讓王昭夷忍辱附敵，伺機再豎旗抗日。王鳴亞再度搖響了王昭夷的命運簽筒。莫以為資深同盟會員王鳴亞是漢奸，他自被革職後在大陸賦閑，抗戰爆發才返回海南組織抗日。原崖縣縣長於日軍登陸時擅離職守逃跑，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接任縣長，鞠躬盡瘁，他來不及看到抗戰勝利便已殉職。國共爭奪抗戰史話語權，逾大半個世紀互不相讓。然而在瓊崖，不論“摘桃”說抑或“遊而不擊”說都不成立。中國內陸太大而海南島太小，無戰略縱深可言，國共處境再困厄，也不能不提著腦袋抗敵，就算你不打，日本人也要滅掉你。就在王昭夷輾轉反側天人交戰之際，馮白駒投下那著閑棋被激活。1941年初，瓊崖特委批準林泉與王昭英正式結婚。很快王昭英就捎話給堂哥轉達中共合作意願，繼而引領丈夫與堂哥見麵。林泉力陳統一戰線為重，既往冤仇全部抹去。王昭夷孰戰孰降，瓊崖特委所持立場沒有任何記錄，也不可能有。後人甚至不知道，火紅時代一位戴白羊肚頭巾的政要，曾是大寨維持會長，還參加過日偽組織“興亞會”。他之附敵既有鄉紳村長推舉，亦由中共地下黨助力促成，隻緣各方都需要有這麽一個角色。在日後紅色敘事裏，王昭夷委身附敵是不赦之罪。然而當時中共瓊崖特委及國民政府都不如此想。日軍與國共都樂見他任維持會長，為我所用。王昭夷就像黎山坡鹿，還在林中采薇而食，它的鹿皮、鹿茸、鹿胎膏都已被三方競價。曆史沉重石碾之下，斷無個人選擇可言，這一定律如同宿命。王昭夷就是三方博弈的棋子，被推出來任偽職。他僅帶三姨太江燕琪及五名親隨赴任。他的黎家武裝沒有出山，也不易幟，番號依然是瓊崖守備司令部直屬遊擊大隊，改由他堂弟王昭信（王昭英胞兄）及巾幗英豪吳覺群統領。日寇不再掃蕩南聖地區，饑餒不堪的國軍得到米糧接濟；王昭夷又密令王昭信，不幹涉共產黨在陵保地區的抗日活動。於是瓊崖敵氛四合，非但紅旗不倒，青天白日旗也不曾墜地。中國曆朝均不乏詐降而伺機東山再起的例證。但如何安撫良心救贖靈魂，並非史家要記載的。國共苦況略有緩解，王昭夷卻沉入孽海。這段晦暗心路，應是文學描寫人性最深刻的部分。王昭夷命途比《靜靜的頓河》主人公格利高裏更為曲折，已不止在紅軍與白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搖擺，而是墮入人格毀滅與人性撕裂。莫可名狀的痛楚扼住他的魂魄，至死那刻也不會鬆開。維持會負有民工征派、輜重運輸等職責。王昭夷故意拖延，屢誤軍機，他還將日軍運入保城的三十擔食鹽和一批布匹偷偷轉運到南聖，以備日後莫測之變。自二十年代末紅色暴動失敗後，中共在陵保地區根基已失。如今得到默許，瓊崖特委重返早期龍興之地，建立了基層組織。1942年，暗與光交替勾畫著天際線。上半年日軍橫掃南洋，美軍在菲律賓巴丹島投降；新加坡英軍投降；爪哇荷蘭駐軍投降；中國遠征軍在緬北敗退印度；僅得莫斯科保衛戰慘勝……下半年風雲陡變，美國中途島海戰大勝；德國納粹的大西洋“狼群”潛艇戰受挫；英軍贏下第二次阿拉曼戰役，軸心國無力再爭奪蘇伊士運河和中東石油；盟軍“火炬行動”登陸北非；美軍在南太平洋投入瓜島戰役；蘇軍開始斯大林格勒戰役……國共二度合作之初，周恩來通過南洋華僑給瓊崖特委捐贈一部大功率電台，卻在1940年日軍圍剿中被迫丟棄。馮白駒與中央再度失聯六年。謝天謝地，受困五指山的國軍疲兵還有電台，遙遠消息猶如密林罅隙飄過的微光，如幻似真。然而哪怕是青燐鬼火，卻足以驅除黑暗，尋回被蔓藤覆蓋的希望。
命運捉弄，此時國共互換了位置。國軍盤踞深山，瓊崖縱隊在日軍統治力最強的平原地區。馮白駒有句話“山不藏人人藏人”，他們首要任務是躲藏。正如國軍首先要自保，次為不言降，最後才是打擊日寇。如果比喻國軍為落草鳳凰，共產黨遊擊隊則是虎落平陽，無疑處境更差。他們嚐試向瓊西山區轉移，因缺乏群眾基礎而失敗。瓊崖特委極欲開辟瓊東南陵保區根據地。已晉身中共幹部的王昭英與堂哥接觸頻仍，曾有一次徹夜密談，王昭英敦促堂哥返回南聖公開抗日。王昭夷設誓毋忘家仇國恨，但當下情勢，樹幟抗日時機未到，至於共產黨遊擊隊進入本轄區，將不受黎家民團阻撓。幾乎同時，王昭夷山中茅寮又迎來另一訪客。國民政府委命李漢儀任保亭縣新縣長，這位廣東順德人是黨國忠臣。1942年保亭為遊擊區，他理政不辭顛沛流離一夕數驚，卻牢記解民於倒懸，精忠抗日。他履職僅一年餘便染瘴癘瘧疾而亡，身後竟無分文。李漢儀頗有人格感染力，他才到任就聯絡王昭夷，懇請他舉兵反日。王昭夷嚎啕大哭，命運簽筒中雞骨躍出，跌落眼淚濺濕的方位……他慨然應允豎旗反正，晃動雞骨瞬間靜止，磨尖一端指向他生命的終點。王昭夷時年三十八，已幾經變臉，從一個維度跌跌撞撞闖入另一維度，如同被獵角驅趕的林中奔獸。至為難解的是最後這回命運跳躍，探究其心理幽微，應是文學之筆而非史筆所能。王昭夷秘密抗日，不止屢屢延誤糧款攤派和征用民伕，更向國軍透露日軍行動，致使敵寇三次中伏，損兵折將；他還配合共產黨遊擊隊拔除日軍據點。然而王昭夷與王昭英之親情，並不足以拉近他與堂妹背後那個組織的距離，哪怕仇怨已放下，他隻可與之推心卻難置腹。從軍事角度，內無精兵外無強援，此時舉事無異燈蛾撲火。王昭夷何以向另一方作出賭命承諾？國民黨亦非他皈依的歸屬，中原厚土更非他那個弱小民族的應許之地。然而，別忘記王昭夷黃埔軍校士官身份，此時他的同班同學林彪已打過平型關戰役，另一同班同學高魁元打過淞滬會戰、崑崙關戰役、湘西會戰及第三次長沙會戰。而他隻打過一次不堪話起的藤橋保衛戰。或許芝麻官李漢儀縣長的召喚代表了國家，猶如重槌錘敲響黎家獨木鼓，登時山和穀應，鼓蕩起黎族人血脈裏的潮汐。然而那好比卜巫道公解簽語一般粗淺。誰能知曉這個黎家驕子之內心經緯？長城蜿蜒萬裏，曆史悲歌吟唱的是朝代榮枯，國族興亡，而不會去叩問每塊城磚，更無暇聆聽砌進磚縫的哭聲。王昭夷首先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個人，其次是黎族人，最後才是中國人——這身份認同的次序在今天會招來洶洶唾罵。其實民族國家概念直至晚清才形成，毋庸諱言，黎族人的國家認同甚為淡薄，他們是為保家而戰，為生存而戰。將王昭夷推出來獻祭的並非馮白駒或李漢儀，而是看似相異實質雷同的信仰和道統，崇高祭壇在上，不會在乎某個人的生死。而偏偏這個人與國共都有難言芥蒂，他既是邊緣人又是讀書人，內心比《靜靜的頓河》之格裏高利更複雜更細膩。沒人懷疑馮白駒與李漢儀之抗敵決心，那些凜然大義並非虛言，但這邊廂要擺脫平原之困，藉機挺進瓊東南山區；另一邊要搞出點動靜顯示存在感，好讓重慶記得這支邊荒孤軍。王昭夷既知兵，在日軍眼皮下更知己知彼。然而他一改初衷，決然召集黎家精悍兵丁突襲保城日軍總部，其間發生了什麽變故？想必答案就在王昭夷撕心裂肺的痛哭之中。他與國共乃至漢人的心結疙瘩，根本不能與外寇並論。他騎著日本人贈送的高頭大馬行走於保城，同胞瞥來之目光如剁在砧板上剔骨刀。沒人能體會身為黎奸的滋味，他人活著卻似被黎家獵戶剝皮曝曬的獸肉幹，他的靈肉煎熬卻到了臨界點。與其猥瑣苟活，寧願轟轟烈烈以死“昭夷”。1942年10月尾，台風掠過海南島轉向越南，豪雨化為山澗湍流。是夜星月黯然，宿鳥忽而驚起，撲簌簌成群飛向林莽更深處。隨著細葉芒草奇異的移動，林間坡鹿野猿也受驚遁去。芒草鋒利的葉緣忽而生長出長柄鉤刀，接著探出寒光閃爍的火銃、鋼槍，接到密令的黎家民團漏液潛行，向保城靠攏……一切都在拂曉前靜止了。王昭夷種種異象被真正黎奸符學漢（維持會副會長）察覺，他急報日軍總部。王昭夷旋即被捕，專車解送崖縣榆林陸軍司令部，用盡所有刑法逼供，王寧死不招。他本已有赴死之心，酷刑隻能加速成全他的決絕之誌。日軍顧忌他在黎人當中的威望，全過程秘密進行，直至王昭夷死於電刑椅上。日方予以厚殮，將棺槨送回保城，報稱暴疾身亡，通知王家前來領屍。王家接保城族人線報，深度懷疑日軍藉機誘捕，於是王昭信與女當家吳覺群堅避不出，隻由遠親前去料理。棺木運回家鄉，開棺驗屍時發現遺骸紫黑，遍體鱗傷，麵目已不可辨認……一代黎家驕子肉體遭惡死，精神卻得到了善終。王昭夷按黎俗安葬於什聘村王維昌墓旁。兩個日本軍官帶翻譯還有一隊偽軍前來七弓峒參加葬禮，並在族人鄉親朝天鳴放火銃時也立正鳴槍致哀。周圍黎人目露凶光，如離弦弩箭盯向寇仇，哪怕王昭夷死於戰場，哪怕國家亡掉，也不及此刻黎族人燃起的恨意。這將銘刻在獸骨箭頭，射矢於梁上，成為巫婆道公無法祓禳的咒語。王昭夷死去比活著更令日寇頭痛，他仿佛化為晝夜顯靈的魂魄，召喚著山林兒女。王昭夷生前最後一道密令得到堅決執行。年僅二十四歲的王昭信率領保亭遊擊大隊與日軍作戰二十七次，勇悍的黎胞被海南人稱為“昭信兵”。其中震動全瓊的公路與橋頭伏擊戰，擊斃日寇二十多人，炸毀軍車兩輛；另一次較大戰鬥是和共產黨合作，瓊崖獨立總隊襲擊日軍據點，“昭信兵”阻擊保亭日軍援兵，斃敵十餘名。這在日寇控製力超強的海南島，當屬彪炳戰功。抗戰勝利後，王昭信曆任廣東省參議員、中華民國國大代表、保亭縣國民政府最後一任縣長。1949年江山易幟，王昭信在胞妹勸說下率保安團投誠起義。1951年被鎮反逮捕槍決。1989年始改判無罪。尤須提到“二嫂”的命運。被央視《陵水星火》張冠李戴為“吳瓊花”原型的吳覺群，並非逃出南霸天魔掌的女奴，而是黎家峒主之女、出身教會學校的新女性、黎族第一位女校長。她敢愛敢恨的性格倒與“吳瓊花”相似，自她被紅色戀人“洪常青”為革命而奉獻出去，吳覺群跟定王昭夷再不回頭。王昭夷死後她成了整個家族主心骨。王昭信率部與日寇連番作戰，背後都不離“二嫂”的推手。她雖不諳兵機，但王昭夷抗戰初期在南聖秘密建造的兩個火藥坊都由她打理，“昭信兵”軍火糧秣後援也全由她督導籌措。1950年，“二嫂”隱姓埋名搬到海口避禍，被革命群眾揭發，押回保亭坐牢。1958年保外就醫後病逝。馮白駒堪稱最失敗的勝利者。海南島變天後處處懸掛馮主席畫像，民眾多不知有上頭一個更高的主席。這是瓊崖特委與中央長期失聯的結果，卻埋下禍根。後來南下幹部與本土幹部就土改政策發生尖銳衝突，馮白駒被打成“地方主義”，繼而是“反黨集團”，被褫奪黨政職務；六十年代掛名浙江省副省長；文革中被殘酷鬥爭，陷獄數年。他與王昭夷殊途而同歸，1973年在醫院高燒無人救治而病逝。虎毒不食兒，而革命不但弑父而且噬子，馮白駒終被他獻身的事業無情吞噬。
馮白駒
至為悲涼的當屬王昭夷，他是小民族的大人物，不同信仰的烙印如同神符，始終鎮不住他執拗的民族性格。他的生命張力如萬木林中沉香樹，任憑攀援藤蘿百般絞殺而挺立依然，必得雷殛後才成為黎家獨木鼓，咚咚震響由漢文化建構的體係。他為黎族同胞踏勘盤陀山路，卻被激蕩時代不同的主義合力推落絕壁。他粉身碎骨的絕望呼喊，如同飛鏢擲出，迄今仍在熱帶叢林穿行。幾十年後我被另一場時代風暴裹挾，跌跌撞撞走進大林莽，我看到了那枝黎家飛鏢化為拖曳著斑斕尾翎的飛鳥，那時並不曉得它就是山林之子的魂魄。
黎寨船型屋
新朝建政，斷然將他的名字於黎族集體記憶中抹掉。國民政府也好不到哪裏去，民國史卷中亦無甚痕跡。俯瞰八荒的中原心態，向來不屑放下身段平視邊陲人物，除非中心被邊緣摧毀，正史敘事裏才會有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的傳記。區區島夷何足掛齒，中華宗祠存不下王昭夷的牌位，其故事隻是香爐裏的一撮冷灰，他的名字隻能錄於史頁無字之行。於是他成了虛無縹緲的傳說，嵌入黎族刻木記事那道至深刀痕。我的寫作自與生命記憶密不可分，值得回味的作品都與西江流域及五指山兩段知青生涯有關。八十年代我曾寫過兩組新詩《三角洲意象》《熱帶印象》。其中後一組有兩首小詩——我把這兩首詩給北島看過。他說：“你這也叫詩？”從此滅掉我寫新詩的念頭。幾十年過去，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我確無新詩才能。詩歌由生命火焰凝成不敗之花，我慶幸自己沒有在漫天飛揚的花粉中迷途，直似五指山猿猴般逕直躍向果實。王昭夷傳奇就是一個沉甸甸的果實。好比我當年在濕熱叢林中見過的熱帶野果，顏色鮮豔果香濃鬱。它們的歸宿卻隻能在樹上熟透而後腐爛墜落，歸於泥土。隻有這顆果核攥在手中，不時硌痛我掌心的命運線，提醒自己曾與一個山中民族為鄰，曾到過黎家船形茅寮飲山蘭酒。這顆果核如同囑托——不是我拯救了一個失傳故事，而是我因它而得到拯救和超度。我曾詛咒過那片山林，因為我生來不屬於那個地方。如今我依然詛咒那個年代，但大林莽已經是我生命之一部分。本篇擱筆之際，我奇異地發現，五指山不再是青春鄉愁，而是讓我完成了超越——本文甚至不是對那片熱土的回饋，而覺得此刻自己真正成為斯土斯民，我也是、而且就是山林之子。我深知那個名字永遠不能進入國家詞庫。如果連宏大的集體記憶都被重新裁剪拚貼，一個邊陲民族在曆史鏡框之外的傳奇，有如刻木刀痕在蒼苔覆過之前的無聲言說。我曾想過詩歌能訴說這位黎族人的故事嗎？恐怕很難。音樂或許可以，黎家獨有的鼻簫，以鼻子吹奏的音韻正與王昭夷九曲回腸的命運貼切。鼻簫不長於敘事，昔年我經過黎寨曾聞鼻簫嗚咽，喁喁低語如內心獨白，卻對傾聽者的靈魂獨具穿透力。然而，鬥轉星移，事往景遷。黎家先人趟出的盤折鳥道，已隱沒於藤蘿之中，除了越來越稀少的海南坡鹿，還有誰會停下來傾聽？我在五指山中當知青時，從黎族人那裏初次聽到王昭夷的名字，我想寫他的故事，命運卻驅使我離開了故國。21世紀初，我寫過一篇《瓊崖·峒主·悲情故事》，這是關於這位黎族英傑較早的文字。一晃近廿年，我直到退休後才潛心把王昭夷傳記完整地寫出來。本文參考資料：《馮白駒傳》（作者吳之、賀朗）《黎族頭人王昭夷傳奇》（作者賈瑞青），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