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逃

Original 張紅萍 新銳評

  張愛玲 

     

1949年，國民黨被趕出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到處是歡慶的鑼鼓，到處是扭秧歌的人群，蘇青像所有時代裏愛熱鬧的人一樣，上街遊行，舉著小紅旗歡迎解放軍入城。張愛玲像所有時候一樣足不出戶，靜候觀望。

 

在《憶胡適之》中，她說過這樣一段話：“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麵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隻限於一九三○年代。”現在左派執政中國，就不隻是潮流的問題，它將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麵麵，因此雖然一切還在靜候觀望中，但敏感的張愛玲已經感到“惘罔的威脅”。

 

中國共產黨人立誌要建立新社會改造舊世界，要改造所有從舊社會過來的人的舊思想，使所有人的思想都和共產黨的思想保持一致，因此需要統一的意識形態，需要所有的人具有統一的思想。張愛玲是一個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對於思想統一她不僅恐懼、害怕，而且認為不可思議。

 

當她發現社會各階層都發動起來，所有的人脫離了自己的生活軌道，都在開會、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時，她已經明白未來的社會將是一個什麽樣子。

 

她感到了形勢的緊迫，雖然她一貫不參加任何黨派和組織，不參加任何會議，可是1950年的夏天，當她被邀請出席上海召開的“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時，她還是謹慎地參加了。她坐在會場的後排，聽著領導的講話，聽著人們的發言，聽著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做了坦誠的檢討”，表示要洗心革麵重新做人的決心。

 

看著整個會場的男男女女穿著統一的服裝——藍色與灰色的列寧裝和中山裝，剪著齊耳的短發，而她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雖與淪陷區的奇異裝束相比已是“絢爛歸於平淡”，但在會場上幾乎清一色的列寧裝、中山裝中，仍然很是搶眼，這時的她感覺到的當然不是我行我素和無所謂，而是一種不適，一種縮小又縮小的壓迫。

 

張愛玲

 

人們不敢想象張愛玲會穿列寧服，剪齊耳短發，她自己也曾在《十八春》裏寫道：“其實同是剪發，電燙的頭發不過稍微長些，但是對於一個時髦的人，剪掉這麽兩三寸長的發梢簡直就跟帶發修行一樣，是心理上的嚴重的關口，很難度過的。”對於張愛玲來說，這些裝飾方麵的幹預不是小事，這是對一個人獨立意誌的幹涉，是對自由的幹涉，沒有自由，她自己不敢想象她還能活得下去。

 

1949年6月，上海軍管會接管了國民黨經營的和民營的各電影廠；7月中華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在京舉行，提出了新中國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10月上海《文匯報》討論該不該寫及如何寫小資產階級的問題；1950年上半年討論如何寫正麵人物和反麵人物；《清官密史》被停映；1951年2月，《文藝報》開始批評碧野的長篇《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同月《武訓傳》被批判；4月矛盾在上海作報告，提出文藝界三大任務：保衛和平、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6月肖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被批評，10月作者被批評；1952年1月文藝界響應中央號召，開展“三反”、“五反”；之後，各學校和研究機構中的知識分子開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人過關檢討。時至此時，敏感的張愛玲已是戰戰兢兢，寸步留心。

 

更嚴重的問題擺在張愛玲的麵前，當時的宣傳、出版、文藝、影劇、新聞已經進入全麵領導，統一管理的狀態，寫什麽、不能寫什麽已經被規定，什麽作品能出版，什麽作品不能出版，已經由專門領導人說了算，作為靠寫作為生的張愛玲，她的問題已經不是：是否在潮流之外，是否遠離政治，而是生存的路已經被掐斷。她無法寫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人物，也寫不來英雄主義的作品，她已經找不到寫作的空間和市場，諾大的中國已經沒有她的容身之地，她既然無法歸順，就隻有出走。

 

胡蘭成曾經問過張愛玲，是否更願意到英國生活？張愛玲回答說：她是除了上海，那裏也不想去，不稀罕的。她愛上海，沒有任何人像她那樣愛一個地方，懂得中國人，中國的一切她看著都喜歡。她自己也曾在一篇《中國的日夜》中寫道：“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是年輕有力氣的。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麽。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於是很少做詩的她破天荒寫了一首詩——中國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國土。/亂紛紛都是自己人；/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釘的彩雲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她愛中國、中國人、上海，她愛她生活過的地方，她不願意走，可現在她不能不走，麵對眼前發生的一切，她是這樣驚恐，惟恐自己走不成。

 

出走對她是一次冒險，因為她害怕被拒絕，恐懼被拒絕以後的日子。她去申請，用張瑛的名字，以繼續完成學業為由，竟然被批準了。

 

她出走的計劃隻有姑姑一人知道，連她的弟弟也不知道。臨走的時候，她連自己的手稿也沒有帶，隻是帶了一些簡單的行李，但是她帶上了他們家族的照片。

 

在《對照記》中，她這樣描寫離開上海的情形：“離開上海的前夕，檢查行李的青年幹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投效的，來自華中一帶開辦的幹部訓練班。我惟一的金飾是五六歲的時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鐲，有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屬雕刻的光滑的背麵，偏偏從前的包金特別厚，刮來刮去還是金，不是銀。刮了半天，終於有一小塊泛白色。他瞥見我臉上有心痛的神氣，便道：‘這位同誌的臉相很誠實，她說是包金就是包金。’”

 

“我從來沒聽見過這等考語。自問確是脂粉不施，穿著件素淨的花布旗袍，但是兩三個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請出境，也是這身打扮，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沒知道我是寫作為生，不然也許沒這麽容易放行。一旦批準出境，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上天言好事，’代為宣傳中共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張愛玲

 

經過這一場擔驚受怕，她坐火車去廣州，又從廣州到深圳。在深圳出境檢查時，她又經受了一番擔驚受怕。她護照上用的是筆名“梁京”，而檢查的民兵居然知道她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當民兵說：你就是張愛玲，她隻顫顫兢兢答了一個“是”，那民兵並未像她擔心的那樣對她留難，問過也就放她過去了。

 

張愛玲曾在小說《浮花浪蕊》中這樣描寫出境的情景：“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認為還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到了路劫，也隻好跟著跑，緊追不舍。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個箱子，一手掄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幹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廣東人有時候有這種清瘦的臉，高顴骨，人瘦毛長，眉毛根根直豎披拂，像古畫上的人物。不知道怎麽童心大發起來，分享顧客逃脫的經驗，也不知是親眼見過有人過了橋還給逮回去。言語不通，洛貞也無法問他；天熱，跑累了便也坐下來，在樹影下休息，眺望著來路微笑，滿耳蟬聲，十分興奮喜悅。”這大概也是張愛玲出逃時的心理吧。

 

  她的第一次出逃是因為政治形勢的原因，多虧她一向敏感，否則對於她，留在大陸，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