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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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孫鬱
東亞之痛
孫鬱
“東亞”一詞似乎早被汙染了。因為有“大東亞共榮圈”的記憶，國人對此一直是有種不快的印象。有位歐洲的朋友很奇怪這樣的反應，說歐洲人戰後，能不再計較前世的恩仇，組成了歐共體。東亞似乎不行，彼此被一條繩索捆住了。
我那時候沉默著。心裏想，沒有在東亞戰場上生活過的人，無法理解那些記憶。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對於以往的曆史，戰爭製造者留下的災難還沒有說清。
我對東亞的理解，多是感性的片斷。因了二戰的資料的梳理，一些概念才開始形成。事情是從對華北、東北的現代史的理解開始，後來及於我們的台灣，和日本、韓國，一些話題便聯翩而至，那些遠去的舊影也慢慢有了輪廓。
曾經有段時間，日偽時期的北平文化一直吸引著我。帝都在太陽旗下顏色突變，已不複往日的姿容了。老舍在《四世同堂》裏寫過北平那時的慘狀，但因為是遠離故土的地方的書寫，有隔膜的地方也說不定。然而關於那時候的生活，除了像老舍這樣的作家生動的記錄，別的文字都顯得蒼白，困守在城裏的人，後來沒有寫出反映那個時期的好文章，真的可歎。
日本的存在，對近代中國是個複雜的參照。如果去掉這個參照，我們將無法看清許多近代的迷霧。每次去日本，都帶著諸多疑問，新奇的與惆悵的感覺都有。在漸漸了解了其間的情況後，似乎從中看到了我們的被遮蔽的存在。
有一次在仙台的東北大學圖書館，看到民國時期的北京市民生活圖，作者是民間的畫匠，內涵很豐富，有多樣的神采在。據說那作品是青木正兒帶回來的。看著那件作品，忽地覺出近代日本人對北京的特別感覺。許多文人墨客對舊京曆史的興趣，真的不亞於我們國人。後來日寇進犯北平，東瀛的一些文化人也追隨其後，這些舊事人們談得不多，其間還是大可深究的。
中國讀書人眼裏的日本與日本文人想象的中國，是大不相同的。德富蘇峰《遊中國偶錄》裏歎道：“日本人對中國的一大錯誤是以日本的標準衡量中國。中國人自己陷入的一個誤區是把中國人和日本人看作一樣的群體。”（引自楊小洲《夜雨書窗》）此話未必對，也說出了內心的真切感受。一百年來，兩國人一直在這樣的錯位裏彼此凝視著。離著最近的，可能相去甚遠，這是東亞的悲劇。
除了三百多年前的甲申之變外，1937年的北平的淪陷，乃京城大的恥辱。我偶讀到日偽時期的北平資料，見流血的時光下百姓之苦，真的不能平靜。也就是那時候，文人生活發生了逆轉。比如胡適、沈兼士走上抗戰之路，周作人變成了附逆之人，老舍由中立作家一下子擔起文壇重任。戰爭時代的文人生活是個可以深談的話題，在民族危亡之際，思想與情感之間的張弛有著誘人的地方是無疑的。
失去暖意的北平在迷亂裏流著血。
日軍入京的那一天，城裏城外一片死氣。馬路上的緊張、無序，在一些人的日記裏都可見一二。俞平伯在那年的日記裏寫到了日軍進城的場麵，真的讓人不寒而栗。俞平伯不善關注時事，但此次巨變，讓他觸目驚心。此後的文字也越發陰冷，不複有亮色了。與他同時期的作家，多有類似的記錄，都是刻骨的文字。但是也能夠看出國人的抵抗。比如偉翰先生在《“通州事變”見聞》對那時的場景是這樣描述的：
日寇入侵北平，百姓的生活一下子改變了。但一麵也是抗日的活動此起彼伏。知識界的抵抗從未停止過。日軍對此頗為惱火，對反抗者的鎮壓手段極為凶殘。政治犯、經濟犯都在那時出現。北大紅樓的地下室就是囚禁學生的地方。孫道臨當年就被關在那裏。據沈兼士回憶，軍警毆打學生的聲音傳出，真是慘極了。
留在北平的讀書人生活可用暗無天日來形容。從後來的各種回憶錄裏，我們能夠看到空氣的壓抑。即使是年輕人，他們的文字也瀟灑不起來的。比如女青年雷妍的小說、散文，總體的調子是壓抑感傷的，無邊的苦楚流水般地湧動著。趙蔭棠的苦述，南星的獨語，都是黯淡者多。我偶讀顧隨的文章，見其貧困交加之態，為之一歎。既不是英雄，卻也非奴隸，要保住內心的寧靜，是大難的。顧隨畢業於北大，後一直以教書為業。他頗有才華，性情溫和，文章亦好。偶有詩作，都寫得蒼冷沉鬱。他本來學的是英文，而古代文學的修養很深。在困苦的日子裏，他常以讀魯迅的文字解脫自己，內心總有一種渴望在。但殘酷的環境實在無法讓他快慰起來，他的舊詩多記錄了彼時的心境，可看出那種淒苦絕望之情，如1943年所作《浣溪沙》雲：
城北城南一片塵，人天無處不昏昏。可憐華月要清新。
苦藥堪同誰玩味，心寒不解自溫存。又成虛度一番春。
同年還作《臨江仙》雲：
可惜九城落日，被遮一帶遙山。涼波淡淡欲生煙。悲風來野外，秋氣滿塵寰。早識身如傳舍，未知心遣誰安。紫薇朱槿已開殘。今宵有明月，休去倚闌幹。
顧隨的詩詞乃京城生活的折光。它讓人忽地想起那些死滅、灰色的片影，哀怨的調子可謂極矣。他是典型的安靜型的學者，而那時的平靜也打亂了。他是曾被魯迅關注過的作家，內心是認可魯迅的意誌的，精神有慘烈的血氣。可是這些不是外化在社會政治的層麵，都交織到學問之間了。那時候北平這樣的人很多。齊如山、郭紹虞都拒不與日本人合作。沉默中留下沉重的詩句。我們要寫抗戰的文人史，這些是不能不關注的。
張中行、啟功、邵燕祥等人都有關於日偽時期人的生活的文字，能感到那時候的環境與生態。都是黑暗社會的一縷閃光。從那時候堅持寫作的京城作家的文本裏，多少能嗅出一絲絕望的氣息。張中行、啟功困頓而不得不委屈求生，俞平伯則在朱自清勸導下拒不入世，以免有失節之虞。讀書人以小反抗麵對日寇的很多。邵燕祥那時候很小，他回憶說：
我小學六年全在日本占領下度過。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於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語課，而是從曆史教科書裏刪除了由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華的記錄，刪去了一切有關辛亥革命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容，刪去了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等字樣包括蔣介石的名字。涉及曆史——更不用說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對壓迫者的反抗的書刊都遭查禁銷毀。我們淪陷區的青少年，依靠親友師長私下的教導、社會傳聞，還有劫餘書刊字裏行間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勢、民族曆史和社會現實的一些事項，確認我們是忍氣吞聲當亡國奴。偷聽《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一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老的小的，真是“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啊。
北平人在無聲中的抗拒，真可以寫一本大書。漂流在那裏的青年寫下的文字，多是寂寞和苦楚的，沒有多少溫存可言。我瀏覽日偽時期的一些資料，看到那時候文人之生活，覺得大凡堅守底線者，都在饑寒之中。可是他們目光流出的哀怨和堅毅，怎麽也不能讓人忘記的。
“五四”時期，沈氏三兄弟與好友合影。前排左起沈士遠、劉半農、馬幼漁、徐祖正、錢玄同，後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蘇民生
北平是有一批日本通的。
在日本入侵北平之前，北大是有一個日本文化研究的小圈子的。他們多是留日的出身，對東洋文化有深的理解。周作人、錢玄同、錢稻孫、朱希祖、張定璜等都是。自然不都是擁日派，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與文化的關係，他們還沒有梳理清楚，侵略者的鐵蹄就踏進來了。曾經迷戀過日本文明的文人們，怎麽也沒有料到，黑暗的網也恰是從那裏來的。周作人、錢稻孫、沈啟無的親日選擇，得到的是無盡的羞辱。而像錢玄同等人抗日的絕然的態度，也真的讓我們歎之又歎的。
五四後，一些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是熱心於介紹日本文學的。在那些譯者看來，日本固然有侵略的野心，也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這些叛逆色彩的知識人是認可的。周作人在讀到武者小路實篤所作《一個青年的夢》中，看到了一個和平主義者的日本新人的形象。魯迅後來翻譯了這個作品，也是有相似的期待。可是到了四十年代，武者小路實篤卻不再堅持和平的觀點，轉而支持帝國的戰爭。連喜歡他的周作人也卷入事件裏，他與武者小路實篤的對話，就顯得極為複雜和難堪。
我在周作人的一本書裏看到一幅武者小路實篤的畫，是贈送給周氏的。他們的友情還是1919年建立的。那時候武者在搞新村運動。周作人頗為關注，還到新村參觀過。日本人把烏托邦變為現實的設想，很是感染了中國讀者，作為一個介紹人，周作人把東瀛的新風吹到中國，一些幻影也隨之到來了。
武者小路實篤的轉變，給熟悉日本文化的中國學者許多疑慮。對其進行質疑的是流亡在北平的台灣作家。那時候幾個從台灣來的青年吸引了我。比如張我軍、鍾理和、洪炎秋，流落在舊京，成了一群漂泊者。家鄉已被日軍所占，而北平亦複如此。他們翻譯日本文學，從事創作。日本、北平、台灣的話題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張我軍和魯迅、周作人一樣，對日本的白樺派作家很是喜歡，可是後來白樺派作家在戰爭中的態度很使其困惑。在大談人道主義的作家麵臨侵略戰爭的時候，應持一種什麽態度，深切地困擾著東亞的作家。我在張泉先生《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看到了張我軍的一段話，是質疑武者小路實篤的：
日本的國民是不會反對日本政府的國策的，這事我充分知道。然而，一向被稱為人道派的他們，對於這次戰爭，拿著什麽方法來使自己的信念和政府的國策兩相調和呢？一向徹底主張個性的自由的他們，拿什麽方法來使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和全體主義或統治主義融合下去呢？
張我軍對武者小路實篤的質問，其實也是對中國讀書人的質問。武者小路實篤在戰爭中的表現和當年在《一個青年的夢》的表現是不同的。魯迅當年所讚賞的對“他人的自我”的尊敬，現在被大東亞意識代替了。早年主張新村主義的武者小路實篤，文字多是愛意的滾動。而戰爭來了，頭腦開始發熱，先前的冷靜似乎也漸漸退去。周作人也有這樣的問題。二十年代曾那麽激烈地批評日本的侵略性，到了日偽時期，則是另一個樣子。據說周作人的家庭，當時掛了日本的國旗。妻子乃日本人，而自己的身份就複雜起來。他在日偽時期作為一個教育官員，有表演的一麵，後來也承認是逢場作戲的地方居多。可是作為一個啟蒙主義者，難道不知道這樣的選擇是危險的麽？
在異族統治下的日子，周作人的內心一定是陰影重重的。這有他的作品為證。奇怪的是他的文字在那時候顯得極其沉靜，絲毫沒有激越的樣子。他後來辯解自己的出任偽職，乃抱著政府可偽，文化不可偽的信念，懂得漢文明是不可能消亡的，元代如此，清代如此，大概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有趣的是，在敵占時期，他的文章越發古典意味，很中國，儒家的氣質完全呈現在文字間。在左翼作家最鄙夷他的時候，卻寫出了一生最澄靜、美妙的文字。恰如木山英雄所說，他在用政治的身份，做非政治的事情。曆史在開一個玩笑，五四的英雄開始淪入黑色的旋渦，是許多人無法接受的。
東亞戰爭的殘酷，遠比人們想的要嚴厲。而文化間的碰撞，卻也在轟鳴中進行著。許多人都卷入瘋狂的血腥裏。連當年反戰的一些文人也是這樣，高呼著大東亞的口號，以為可以由此給黃皮膚的人帶來福音。這給許多喜歡新日本人但又反戰的中國讀書人帶來困惑。知識分子在戰爭中如何堅守自己的良知，的確不易的。
知識群落卷入狂熱，是日本近代的恥辱之亂象之一。日本的入侵是帝國主義的理念所致，狂熱的東瀛人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亞洲的領導者。而正在大講個性主義的中國新知識分子，在突如其來的逆轉中突然回歸傳統，矯正了先前的方向。這是一次曆史的錯位。雙方在文化研究的數量是不對稱的。我們的知識分子研究日本的文章遠不及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數量之多。而那時候北大的教授對東洋人的態度，善意的多於敵意，相反，日本出版的《支那論》、《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國民性與經濟精神》等，對中國的研究之係統，是國人要慚愧的。較之於周作人對東京的回憶的文章，能夠看到中國讀書人的安寧，沒有對東瀛人的敵意。我在北平的一些刊物裏，讀出了那個時期人們的錯亂。中國讀書人的道德感和失去道德支撐的惶惑感，都交織著。
往年神聖的北大紅樓，如今蒙受羞辱。沈兼士說周作人主持文學院時，聽到學生挨打的叫聲，沒有反應，內心如何，匪夷所思。可是那些流血的日子，他幾乎沒有記載。沈兼士、吳承士等人對周氏的微詞，能夠看出知識界的普遍態度。戰爭在考驗著人的良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挺過這樣的關頭的。
留守在北平的讀書人，看著周作人的一言一行，理解者有之，惋惜者亦有之。而更多的是不滿吧。曆史把血腥的一頁覆蓋在當年的聞人身上，自稱是看破塵世的人，真的未能挺過這一關。
對於入侵中國的日本人來說，分割古老的中華，是一個使命。那第一步的任務則是奴化教育。
東洋人入侵的一個後果是，種下了奴化的種子。北平的文化被大東亞的理念所操縱。1938年，北平成立“新民會”，後來成立“宣撫班”等組織。王揖唐等人媚態地隨著日本人走來走去，大談新民的精神。1937年11月3日《申報》載朱鏡心文章《古都陷落後形形色色》，介紹了那時候教育界的情況：
日本占領者不僅在華北如此，在東北更有甚之。和北平的困境比，東北百姓的奴役史更為漫長。我出生在大連，往前推算的十二年還是“關東州”。遼南的百姓，對日本統治時期的記憶很深，在今天殘留的一些建築裏都可以喚回許多痛苦的形影。幼時在旅順口聽到的故事多是關東州的。比如我的母親上學的時候，教員都是日本人，沒有國語的教育。她回憶說，一次教員問同學：
“誰知道自己是哪國人？”
母親回答道：
“俺是大清人。”
啪啪！
日本老師一巴掌打過去，冷著臉道：
“記著，你們是日本關東州人。”
那一巴掌給母親永久的恨。她回憶那時候的自己也歎道：“我們小的時候很可憐，連自己是哪國人都不曾知道。”
旅順這個地方很特別。我的姥姥經曆了日俄戰爭。那一年她十六歲，日本與俄國的軍隊在旅順交戰，姥姥和自己的父親逃到山裏。他們天天聽到槍炮聲。清家兵（旅順口人對清朝部隊的稱呼）無所事事，眼看著兩個異國的軍隊在此交火，完全不知道是失去了祖國的地方。
旅順與大連的地理位置在遼南的最南邊。是東北的出海口。日本人早就看上了它。而俄國也把目光投射到這裏，把它也看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俄國作家曾有一本小說《旅順口》，寫的就是那時候的故事。但這本沙文主義氣息濃烈的書，我們現在讀它，有些氣悶也是自然的了。
自1895年起，大連旅順是俄國的殖民地。1905年至1945年，日本握權於此，並把它當成自己的一個州。相當長的時間裏，遼南被日本化了，建築、教育、工業基地等，都染有日本人的色彩。日據時期的奴化教育很是殘酷。我的母親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但國語的書麵表達完全不行。我們現在去大連看看，日本的痕跡很濃，殘留的一些建築都暗含著昔日的苦澀。
漫長的苦日不都是寧靜的。旅順大連地區的抗日活動暗中進行著。姥姥的家成了抗日活動的秘密據點。母親記憶裏的夜晚常常有陌生人來，於是又悄悄到鹽場一帶運送貨物。每一次都是用船載著糧食，捎給部隊。而那時候關於中國的概念才從母親那裏建立起來。
旅順的曆史沒有什麽文人值得一提，惟有羅振玉顯得特別。我幼時在旅順博物館一帶玩過，對這個博物館熟悉得很。看到那裏的展覽，便知道日本的氣息很濃。後來上大學，讀近代史，知道一點羅振玉的情形，便對他與旅順之關係有了點興趣。
羅振玉
旅順火車站
旅順軍港
旅順物產館
關東軍司令部
羅振玉的到來，和偽滿洲國的存在關係極大。他那時候號稱遺老，自己也真的有前朝舊人的樣子。他從天津來到旅順，乃有複辟之夢，以為可以拯救故國。在旅順的日子，身邊常有重要的學人聚集，那是遼南現代史中少見的文人雅聚。鄭孝胥和他的交往，都有可深究的故事。學問的背後是信仰。這些遺老給偽滿洲國帶來的是可笑的遺存，現在想想，真的是士大夫病態文化的一種扭結。儒家文化負麵的因素都可在此找到。
旅順、大連的文化，那時候是東洋的色彩，日語中的旋律四起，本土的真的沒有什麽。羅振玉給這裏帶來的不過是一種難堪的點綴。羅繼祖《庭聞憶略》寫到那時候的情形，真的尷尬不已：
羅繼祖對祖父羅振玉的描繪無疑有美化的地方，掩飾與回避也是有的。中國的大學者對日本的看法如此，日本人如何而想可以猜到，但國人的憤怒是自然的。日本統治者慢慢地把大連、旅順同化著。神社、學校、商鋪，都是東瀛的色彩。一些無恥的文人也隨聲唱和，沒有什麽新意。日據時期的遼南沒有像樣的藝術品，漢語的書寫是無力的。
我看到的有限的資料，得出的結論很是氣悶。整個占領期故土的百姓基本是順從的。遼南人的奴性的造就，就是與禁錮的統治有關。反抗是不行的。但也有例外，我的三姨因為說了幾句不滿日本的話，被奸細告發，日本警察揪住不放，那時候她正在孕期，遭受毒打而流產身亡。這是一筆血債。母親後來暗自參加地下黨的活動，也許與這個事件有關。她對日本的看法一直在這個影子裏。以致我後來每次去日本開會，她都持狐疑的眼光，意思是不該去的。人一旦在苦楚中泡過，精神就不同了。怎麽能樂起來呢？
現在我每次到旅順，路過鹽場的時候，便想起那酸楚的一幕。而那時候的百姓，多是不敢言語的。失去祖國的人們，把時光忘記了。此後的旅順、大連，每次運動與變遷，百姓都是默默地承受，極少反抗。慘烈的記憶或許也磨光了棱角，許多鮮活的存在均被時光冷卻下來了。
二十五年前，我隨自己的導師王忠瞬去黑龍江查閱抗戰時期的文人資料，那是我第一次對偽滿洲國時期的文化進行調查。後來導師病逝，我一個人又赴哈爾濱,完成了相關的調查任務。在哈爾濱訪問了幾位抗日詩人。我在老詩人魯琪那裏,讀到了他在日本監獄裏寫下的大量詩文，才知道日本時期的東北,反抗的作家很多,白山黑水之間,戰鬥者的身影是時隱時現的。
關於魯琪,我後來寫了一篇文章，現在還記得被其詩文感動的樣子。他那時候已經六十多歲了，不太愛說話。滿臉的皺紋印證著滄桑的歲月。在談話中我才知道，1944年他因寫詩而被捕，日本原來要在1945年8月處死這位詩人,後因戰敗而未果。他在偽滿洲國時代寫下的詩文都很激越,悲壯之氣逼人，作品顯得很肅殺,沒有一點暖意。在什麽地方受到了魯迅的影響,黑色的山影,無聲的河,還有沒有燈光的街市那麽無奈地纏繞著他的世界。魯琪的詩歌在絕望裏有不平的聲音,這是日本人害怕的。在反叛一類的作家那裏,民族感十分的強烈。可是那時候許多文人,繞過了這一話題。後來,當魯琪做了黑龍江文聯的領導人的時候，看到一些偽滿洲國時期當紅的作家要求平反的時候，他怎麽也無法想通,那些大東亞文化的作家,怎麽能是愛國的呢?
東北淪陷區的文人,在那時候有多樣的狀態，一是像蕭紅、蕭軍那樣的逃亡到上海，一是魯琪那樣的抗爭。還有的是默默地以非流行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文章。後者的情況很複雜。有的是流浪的悲歌，有的係自戀的文本，但他們多被看成漢奸文人。
據說在1945年後,東北曾開展過漢奸文人的討論。有人把淪陷區的文人的寫作都看成漢奸文學的一部分，問題的複雜是，雖然人們不都是魯琪那樣的鬥士，而默默地寫作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寄托在,未必都是投降的人。這段曆史說起來,讓人感歎不已。
關於東北的記憶都很淒婉，作家的筆觸下有荒涼與殘酷的形影。蕭紅的作品是天籟的回響，動物般的生與死深深地糾葛著一切。蕭軍雖然有野性的力量，可是惆悵的影子也是有的。至於梅娘、山丁、秋瑩都不乏灰色裏的絕唱。整個作品都沒有什麽快慰，東北人的不幸在一些人的文字裏還是能夠感受到的。我的朋友高翔很推崇淪陷時期王秋瑩的作品，認為那才是東北人內心的寫真。關於王秋瑩，我幾乎一無所知。後來在高翔的書裏看到他摘錄的一段話，才知道了一點抗戰時期的作家的底色，王秋瑩說：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殘酷，為什麽我要把這些男女們放在萬難忍受的煉獄裏煎熬他們呢？可是客觀的現實也同樣煎熬著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用粉飾的筆來抹掉他們的血與淚呢？
王秋瑩受到了後來的史學家的表揚。可是還有許多淪陷區的文人一直背著不好的罪名。比如梅娘，比如山丁。這幾個作家的作品我沒有讀過，不知道究竟怎樣。隻是在張中行的一段文字裏，看到了為其鳴不平的話：
有人也許要說，淪陷區，敵偽統治之下，也有記上一筆的作品嗎？淪陷，不光彩，誠然，但是也可以問一問，這樣的黑灰應該往什麽人臉上抹？有守土之責的肉食者不爭氣，逃之夭夭，依刑不上大夫的傳統，把氣節留給不能逃之夭夭的，這擔子也太重了吧？所以遠在一千年前，花蕊夫人就有“十四萬人齊解甲”之歎，花蕊夫人，有高位之人也，也隻能歎一聲，平民小姑娘又能如何！所以肯拿筆呐喊幾聲，為不平之鳴，終歸是值得讚揚的。
這是在時代稍微寬鬆的時候才有的言論。張先生說得未嚐不對。可是較之那些在血火中掙紮的文人，缺少誘人的魅力也是無疑的。我們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但英雄總是可貴、可愛的。與山丁、梅娘這樣的作家比，魯琪的堅毅之軀，總還是更有分量的。
1985年，我一個人在冰天雪地的哈爾濱街道上走著。懷中揣的是從省圖書館抄寫下來的報章材料。那時候還沒有複印機，手抄的過程是十分生動的體味。我與無數遠去的靈魂對麵著。哭泣的、倔強的、無奈的形影都伴隨著我。魯琪的那些詩句，一遍遍疊印在我的眼前：我終於明白，那些不屈者的歌哭，才是我的故土值得緬懷的存在，東北如果沒有那些抗爭者的血跡，我們的記憶裏真的將是一片空白。作為一個東北人，從那一刻起，才知道先前的人們，不都是奴隸。
在東亞的曆史裏，韓國的反壓迫的話題，真的值得一提。在對二戰的看法上，那裏的人們記憶不僅沒有退化，而且越來越鮮活地存活在
人們的思想裏。
我僅有的一次韓國之行，被深深刺激著。那也是與日本的占領有關。來到韓國才知道，朝鮮半島受到的奴役比我們的東北還深。
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占領，至今被半島的人所不能原諒。那一年我和木山英雄等朋友去韓國的首爾，參觀了許多日軍侵略的遺址。奇怪的是一些監獄的格局與旅順的大牢完全一致。後來問專家才知道，那是同一個日本人設計的，從朝鮮半島到遼南半島，占領者用的是一個模式。
據林慶元、 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考證，日本侵略朝鮮的曆史，是從豐臣秀吉的時期開始。1864年，幕府就有征韓的意向。1882年7月朝鮮京城裏的開化黨與守舊黨矛盾突起，守舊黨發生政變。日本以保護公使館為由，出兵朝鮮。1884年，朝鮮內亂加劇，清政府出兵鎮壓。日本也趁機在朝鮮牟取利益，占據漢城。暗地裏簽訂了漢城條約。甲午海戰後，終於吞並了朝鮮。此後，東亞的厄運開始彌漫起來。（參見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1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韓國受到的壓迫是慘烈的。反抗一直延續在民間。在一些作品裏，我讀到了許多類似魯琪的意象，那些文字是帶血的，那麽深地糾葛著殖民的曆史。我後來在幾個留學生的博士論文裏，了解了那些片斷。壓迫是強烈的，而反抗也更激越。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半島，誕生了奇異的文學，白樂晴曾將這些看成是民族主義的文學。民族主義的概念，和我們理解的不同，那是在壓迫下的尋求自我的文學。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韓國也曾有過左翼文學運動，其間流動著的，就是那些不屈的靈魂的歌吟。作品是血水之中的掙紮、叫喊，還有無量的悲哀。東亞人最淒楚的一頁，是寫在那裏的。
那時候有幾個流浪到中國的朝鮮人，在東北和北平都留下了有趣的文字。有意思的是他們注意到了魯迅的資源。在二十年代後期，就有韓國讀書人造訪魯迅。在那些半島的詩人看來，隻有魯迅那樣的文字，對被奴化的人來說是重要的。
我後來有機會認識了許多韓國學者，才知道他們對魯迅的情結是那麽重。2005年，我們在沈陽召開東亞問題的學術會議，韓國的李永禧先生講起日本的殖民統治，眼裏是憤怒的目光。他在敘述裏形成的語態，給我的印象是木刻般的黑白分明。那種對侵略罪行的拷問，在中國的讀書人那裏已經很難看到了。李永禧是韓國有名的民主鬥士。他在獄中寫下的著作對讀者曾有巨大的影響。這個魯迅的研究者對朝鮮半島的命運的思考是有力量的。在他看來，亞洲的問題是漠視了曆史上的主奴關係，日本當年發起的戰爭的罪過未能徹底清算。東亞學者有義務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的整理。
正是這次會議，我和樸宰雨先生一起主持出版了《韓國學者論魯迅》的著作。讀著那些分量很重的文章，我感到了一種精神的真與深，許多文字對人的刺激是長久的。
坦率說，在中國的學者那裏，這樣的慘烈的文字已經不易看到了。我們隻是在民國的時候有過大量類似的文字，而現在的表述多被學院體代替了。
韓國知識界對日本侵略時期遺留的問題一直窮追不舍，據一位熟悉情況的朋友說，近年來，韓國對戰爭時期的韓奸的遺產和罪行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和清算，對曆史的汙點絕不寬恕。起初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驚訝，以為是太過了。但這就是韓國人的精神。他們不苟且，堅守自己的立場。曾經被奴役了，現在不能再被壓迫著。八十年代民主化運動的成功，是韓國的一個奇跡。我去光州看到起義的展覽，心被強烈地震撼著，好像看到了這個民族的精神內核。那麽多青年為了自由死了。當年抗日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吧？
在殖民地經驗裏，朝鮮半島留下的一切，讓我久久感念著。韓國的氣候與地貌，與我國的東北很像。而人的精神似乎更為強悍。在半島穿行的時候，我注意到了那些上百年的遺物。我們之間相似的很多。可是在對曆史的回望時，彼此卻有著那麽大的距離。韓國離我們很近，可是我們並不都了解他們。這是文化上一個不該有的盲點。
衝繩
我曾經想，日本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地看待戰爭的記憶呢？也許我們還不能一下子說清吧。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才知道在對戰爭的問題上，那裏的左翼知識分子一直在與右翼團體對抗著。至少在四十年代末，一些反戰的電影吸引過諸多民眾。然而一切都是短暫的，美國與日本政府對左翼文化采取了鎮壓的政策，左翼知識群落遭到重創。麵對戰爭責任的拷問便被冷戰的煙霧掩埋了。
我熟悉的幾位漢學家，當年都因左傾的思想被捕過。我們在閱讀丸山昇、木山英雄的文章時，還能嗅出當年激烈搏擊的信息。可惜那些戰鬥的聲音，一點點遠去了。至於年輕一代，已經在隔代的陌生裏對以往的生活不甚了然了。
但不料今年一次衝繩之行，使我認識了日本的另一麵。對二戰的後遺症的認識，還是這次訪問後才清晰起來的。我在那裏讀出了四十年代以來日本的陣痛。像一個活的標本，東亞問題的症結，幾乎都在這裏聚焦了。
記得那一天北京正下著雪，我匆匆飛到東京又轉機到衝繩的那霸市，卻是兩個天地，完全是夏天的感覺。炫目的陽光，無邊的海，還有美軍戰機的起落之音,以及不時可見的抗議美軍基地的標語,令人感到時光在倒流,又回到了冷戰的世界。
對中國讀者而言，衝繩的存在多少是帶點神秘的色彩。這個古琉球國的一切，對我來說都那麽新鮮。在此的一周過得很緊張，造訪古琉球遺跡，參加民間的聚會，一直被異樣的感覺衝擊著。
衝繩人好客、大氣，又帶點自嘲。他們不太喜歡衝繩的叫法，一直自稱是琉球人。而有意思的是，在這個古琉球的土地上，六十多年間，反法西斯的聲音從未中斷過。
自1945年美國占領衝繩，這個古老的琉球帝國已開始失去自己舊有的存在。在一般中國人眼裏，琉球已經消失，它的神姿已被冷戰的煙霧遮掩了。
衝繩的民眾從那時候起，一直為自己的存在而抵抗著二戰的餘威。除了大規模持續不斷的群眾運動外，藝術中的抵抗思潮，成了這裏的象征性符號。
衝繩曾與明朝有過朝貢的關係，1879年並入日本。這個古國有自己的語言、習俗與信仰。1945年，日軍與盟軍的唯一地麵戰爭在這裏進行。死傷之慘重，在二戰史上是少見的。日軍戰敗前，曾要求那裏的百姓為天皇殉命，無數人蒙難。我在島上看到海邊洞穴的青年遺骨，忽想起當年在法國的諾曼底烈士墓園的情景，東西方戰場的殘酷，乃人類黑暗的遺存。無辜者的遺骨中的冤魂四射，我們的心無法安寧。
隨同我訪問的胡冬竹小姐正在寫關於衝繩的博士論文。路上恰好翻看了她翻譯的新崎盛暉的《衝繩現代史》。我才感到，對戰爭的感受及東亞悲劇的訴說，衝繩似乎最有代表意義。
我在那霸遇到了幾位藝術家，其中包括新崎盛暉先生。這個堅守故土文明的知識分子渾身都是詩人的氣質。1972年當衝繩回歸日本的時候，本土的日本人都在狂歡，還是學生的新崎盛暉衝到會場上，大聲說:這樣的時候，你們知道衝繩的人是一種什麽樣的感覺麽？這次衝動不是一時性起，乃幾百萬人內心的閃光。此後他便踏上了為衝繩回到自由的道路，把一切獻給了衝繩史的研究。
除了新崎盛暉這樣的學者外，更多的是民間思想者。其中佐喜真道夫先生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美軍基地鐵絲網旁，矗立著佐喜真美術館。這個美術館專以反戰為題目，做各類藝術展。佐喜真道夫是個憨厚可親的琉球漢子，他祖籍琉球，生於熊本。小時候東京的孩子總罵他是琉球猴子。這種記憶使他後來有著強烈的回歸故土的願望。然而故土已經淪落，無數冤魂與血跡，在他那裏抑製著呼吸。六十年代，他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便被魯迅的文字所吸引。那些小人物的命運，人與人的隔膜以及不屈服的反抗的意誌，像暗夜裏的火把，吸引著這個失去故土的人。在故鄉，無數人死於非命。也有無數人淪入苦境，但誰為之代言呢？當讀到魯迅介紹的珂勒惠支反戰的作品時，他驚呆了。一直希望找到那些原作。對故土而言，珂勒惠支的悲憫、大愛、憂傷而不屈的內心，是多麽親切的存在。在死亡與反抗中的神思，也恰是在替著美軍基地邊的貧民發出吼聲。
後來，他與畫家夫婦相遇了，這堅定了自己的用藝術進行反抗的立場。丸木夫婦是戰爭題材的作者。曾以《原子彈爆炸圖》、《南京大屠殺》、《衝繩之戰》而聞名。佐喜真道夫收藏了二人大量的作品，尤以《衝繩之戰》而聞名。這兩位老人的畫作充滿了驚恐、死滅，和亡靈的歌哭。幾十幅巨畫，完全被地獄般的幽暗所籠罩。據說魯迅作品的原作曾感染過他們，在這些畫麵裏，魯迅當年控訴的殺戮及血河裏陰森的冤屈，悲壯地流著。珂勒惠支的版畫是低緩的夜曲，有獨吟的苦意。丸木夫婦的作品則是冤魂的合唱，在錯亂的散點透視裏，跳躍著哀涼。他們不安的、苦楚的筆墨流淌著幾代人的哀怨。
佐喜真道夫身邊有幾位氣質很好的文人，他們是這個島上精神領袖式的人物。其中仲裏效讓我久久難忘。仲裏效是那裏的批評家，自由撰稿人。他對衝繩史與藝術的獨特理解，使我發現了過去沒有意識到的東西。他追問戰爭的責任的同時，也在追問自己的文字意義，那些對本土文明的態度，不是一般的地域意識，而是對人類良知、信念乃至操守的拷問。他們從青年時期就一直從事著對二戰問題的研究，這些不是象牙塔的，而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也由於此，他的文字布滿了衝繩人的鄉愁與苦夢。
回憶到當年的曆史，思想者們的活動多是在秘密中進行的。各類反抗的集會和沙龍約談，那麽有趣地展示在他們的生活裏。朋友們結成沙龍，一起研究衝繩的命運。當政府把無辜受害者與日軍死者的紀念碑放在一個園地的時候，仲裏效就發問：這是不是在美化日軍的曆史？日本人對戰爭真的反省了麽？許多文章的背後的複雜的盤問，是帶著血的聲音的。讀著這些沉鬱的文字，你能夠感到知識分子真的精神。
比嘉康雄
一天我參加了他們的一個聚會。地點在比嘉康雄的故居。比嘉康雄是著名的攝影家，已去世多年。他1938年生於衝繩，在東京寫真學校受過教育。他對古代琉球的遺風有相當的研究，用自己的鏡頭忠實地記錄了各個島嶼的習俗和漁民的生活。作品極具穿透力。在黑白對比裏，琉球消失的靈魂一個個被召喚起來。那一天來了許多當地文人。除了佐喜真道夫和仲裏效外，有詩人高良勉，攝影家比嘉豐光，教師安裏英子，縣博物館副館長等。他們用琉球語寫作，唱琉球的古歌。詩人高良勉看到中國的客人，高聲說，今天不是中日會談，而是中琉會談。我們的心向著中國。
琉球藝術與語言，頑強地留在幾位藝術家的心裏。但也真的無法阻止舊有文明的慢慢消失。在離開衝繩的晚上，我聽到了琉球的古音，朋友彈奏著三弦，苦吟著古曲。極其幽婉神異，在夜的上空流轉著。同行的幾位東京的教授說，也不知他們唱的什麽，因為一般的日本人是不知道琉球語言的。我在那個聲音裏聽到了與日本本土不同的旋律，似乎也與台灣的樂曲有別。聯想起參觀古皇宮時候的感受，才猛然感到，一個民族的心是不能被混血的，隻要種子還在，開出的花蕾總是自己的。在這個多樣的世界上，保存自己的個性，多麽的不易。
衝繩人的六十餘年的抵抗運動，對日本知識界是一個衝擊。許多知識分子對他們持有相當的同情心。大江健三郎曾寫過一本有名的《衝繩劄記》，還惹來無窮的官司。為右翼分子所嫉恨。衝繩問題涉及的矛盾很多。大江健三郎的態度直指日本的戰爭罪責，追問：我們日本人到底幹了什麽？我們沒有罪過麽?他刺耳的文字給人的感動是持久的。這使我感到他的可愛。在日本，這樣的聲音有多少我還無法判斷。但這些撕開了精神的黑幕，近代以來東亞的迷津，也可能因為幕布的落下顯出原態。
許多年來，在碰到東亞的問題時，我無法理清內中的原由。在北京、東京、首爾、台北、那霸等地得到的結論是那麽的不同。可是在從那霸返回國內的途中，聯想起幾個城市的血腥的曆史，一個線索終於出現了。那就是，我們東亞的百姓還沒有擺脫舊文明的主奴關係的時候，重新進入新的主奴戰史裏。也許，當我們清理了這些雙重的遺物的時候，彼此才能開始新的自由的、輕鬆的對話。那時候麵對無數冤魂遺骨時，我們可能會不顧忌地談論著一切。
這一天什麽時候能夠到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