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魯迅從不曾過時，隻是我們停滯不前罷了

 

 

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

 

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後的20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到80年代初，“魯迅話題”又成了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後來，“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領域，挪進學術領域；90年代迄今，對魯迅話題開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三十多年來，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向“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

 

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願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十餘年出版的魯迅專著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

 

然而，魯迅長孫周令飛在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一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麵目全非。

 

 

魯迅是誰？

文 | 陳丹青

來源 | 《笑談大先生》

 

 

“救救”麵目全非的魯迅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曆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麵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

 

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產，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之間遊蕩。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麵。

 

另一麵，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巨大的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

 

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治；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後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他們曆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曆史坐標。

 

 

魯迅身後的命運正相反：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治的超級工具；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後既不曾出現、也不可能出現等量齊觀的人物；因此他曆久長在，不完全由於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係——相比被遺忘，魯迅身後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

 

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鮮花，近二十年，人們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一樣，都是反常與變態，是曆史的凍結。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產，卻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後的官方遺產。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願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我們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

 

 

詳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

 

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而軍閥在各省據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寧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有蘇維埃地下政府。

 

到了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粗粗統一，但仍有不同的政府，抗戰時期還有南京偽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龜派與今日的海龜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派、主張和勢力。

 

政治流派，則先後出現過君主立憲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

 

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產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秋白，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小子史沫萊特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並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範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係或彼此為敵的關係。

 

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出於一個模子的生存經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曆，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

 

我們幾代人免於亂世之苦，但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曆，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於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來。

 

他的時代，是中國現代史國家禍亂與曆史機會最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來唯一一次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於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並起的年代。他身後被高懸、孤立，使我們隻能仰望他一個。

 

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出齊了，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後，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後。這種先後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我們的困難不是不認識魯迅，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先得借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一番自我還原。

 

 

“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

 

 

周令飛動問“魯迅是誰”，魯迅怕也弄不清“令飛是誰？”

 

令飛與我同歲同屆，我一見他，除了頭十秒鍾驚喜，旋即發現他是我的哪位中學同學。我在他臉上搜尋魯迅，結果讀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與生理密碼。令飛的成長與他祖父沒有任何相似之點，卻和我出奇地相似。

 

魯迅決定拯救的孩子們，卻讓他調動平生所有經驗，也弄不清這些孩子玩得是什麽把戲。

 

七十年曆史，是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的曆史。

 

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閱讀魯迅，我們的感知係統或研究手段，其實都很難真的奏效。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了——豈止是他，那些早期之人，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消失淨盡——而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不論為敵為友、為官為匪，但他們的倫理道德血脈教養，個個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世界主義者，第一代現代民族主義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難道時代沒有進步嗎？大大進步了。我相信諸位不會誤解我在誇大過去，貶低今天。事物與人物需要比較，至少，一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使魯迅目瞪口呆。

 

魯迅早年在北平穿著單褲過冬，無緣享受空調；魯迅坐車有感於道路顛簸，無緣馳騁高速公路；他主張拋棄毛筆，可未曾夢見電腦；他晚歲收藏不少《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個價值迷失的中國也足使魯迅與他的敵友啞口無言。

 

不過他早經預先絕望過了，好像知道將要認不出未來的中國，他說過，未來是墳，墳的未來，無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後命運怎樣呢？譬如，啟蒙運動確實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標舉了新型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克思大大顛覆了資本主義。然後，啟蒙先賢、尼采學說、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後代展開、追問，並持續超越。當列維·斯特勞斯懷疑晚輩福柯或德裏達的學說時，他知道審慎而準確地用詞；巴特爾出道之書《寫作的零度》旨在與長輩薩特辯難，而他最後著作《明室》的扉頁，題寫“向薩特的想象致敬”……

 

十倍百倍於魯迅耗盡心智的文化論戰，在西方從未停止，那種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豐富的建樹，遠遠超過魯迅與他的敵友。在西方，文人從未被打倒，而是被質疑；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從未被架空，而是實實在在地被試圖理解、被持續研究。我所親見的西方人談起先賢與哲人，並不大驚小怪，隻是平靜而誠懇的尊敬。

 

我們隻有一位魯迅。而魯迅死後，他的價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繼續傳遞、提升、展開。他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卻被迫停在過去時。同時，那份政治化的魯迅遺產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輸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跡象。

 

“我們有牢靠的資格與確信嗎？”

 

 

在中國，魯迅專門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而今“與時俱進”的國情又將他的臉塗得又紅又白，他們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國現代史上空，既當聖人，又做惡人：不是嗎？

 

今日千千萬萬年輕人對魯迅敬而遠之，又不得不與之周旋：他們年年曾經必須背誦魯迅並書寫讀後感。但魯迅有哪些價值？孩子們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識譜係中，魯迅被重視的程度是半世紀以來最低點，除了屈就而厭煩，年輕人對他們沒有尊敬，沒有愛。

 

 

這也是為什麽維護或質疑魯迅的種種絮叨，均難發生真的影響和說服力。我們既難消除魯迅，也難以挽救他，他在我們夠不著的某處，他甚至不屬於自己的血親。

 

當周令飛問道“魯迅是誰？”我猜想，他願意強調的身份並非僅僅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兒。他與父親在家裏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稱之為“爸爸”、“爺爺”，而是直呼“魯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著自己媽媽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來不僅是令飛的祖父，五四前後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廢了：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這份名單頂多進入學術研究，不再發生溫熱，投射光芒。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先是失敗的曆史英雄，接著，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曆史性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隻談魯迅。隻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使這孤立更精致，更難以把握，“魯迅研究”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裏，拿什麽去研究魯迅？

 

當海涅對哥德微妙地不敬、龐德改動艾略特的詩章、巴特評析紀德的文體、博爾赫斯偏愛叔本華的哲學、昆德拉分析貝多芬的樂譜，他們不必顧慮種族與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於同一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大統，不曾迷失於曆史謊言，更不會在曆史斷層的深隙中，坐井觀天。

 

當以賽亞·伯林大範圍質疑啟蒙遺產，並居然從康德的線索中清理出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並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撿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遺產，乃基於對西方文化版圖足夠的資格與確信。

 

我們有這樣牢靠的資格與確信嗎？

 

可喜的是，當今中國莫可名狀的文化形態，其表層，稍微有一丁點接近魯迅時代的意思了：知識景觀逐漸鋪展，言論空間有限豁裂，舊意識形態在年輕一代相對失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對魯迅的好消息，而是對於我們。

 

當年《呐喊》《彷徨》再版時，魯迅就不願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小孩子；而七十年來的曆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世代作有效的映襯；魯迅早將自己燒毀了，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但我們願意被照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