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謳，1959年生人，1982年畢業於河北大學外語係。1989年獲得英國萊斯特大學大眾傳播學碩士。央視首任駐印度首席記者。央視駐歐洲中心站（倫敦）資深記者。主要著作有《英國風物記》《印度風物記》、詩集《流動的旋律》等。
原題
中國戰俘歸國記
作者：張謳
2003年7月6日印度當地時間下午6點整，我站在新德裏的帕拉姆空軍機場出口處，心情忐忑地等待著兩位中國老人的出現。這兩位中國老人在印度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裏孤獨生活了四十年。他們是怎樣消磨掉那漫長的日子呢？現在他們要返回中國了，他們此刻懷著怎樣的一種心情呢？6點15分，一位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外交官陪著一位老人走了過來。這位老人挺胸抬頭、目不斜視。在使館人員的引導下，他快步走進了中國大使館派出的專車。另一位行動遲緩，但是精神奕奕，他拄著拐杖慢慢走了過來。後麵跟著的一位中國外交官，時刻準備上前攙扶他。從機場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隻有30分鍾的車程。在去使館的路上，前去蘭契市辦理老人移交手續的中國外交官黃先生和霍先生對我說，那位體型健壯、身材高大者叫馬勝龍，行動遲緩、身材矮小者叫楊家侖。我反複打量著他們，兩個人表情淡然。楊家侖不時朝窗外望上一眼。那天，新德裏天氣陰沉，周圍景物顯得十分柔和。公路上車輛不多，汽車很快就到了大使館武官處。早已等候在門口的華君鐸大使和公使銜參讚鄭清典先後與兩位老人握手。華君鐸大使動情地說，“你們回家了！”這句話令迎接的人唏噓感歎。兩位老人來到了會客室，在場人員試圖與他們交談，他們已經四十多年沒有與中國人交談了。楊家侖難以適應這種場麵，眼角有淚光，囁嚅良久，隻能說出一兩個單詞。華君鐸大使詢問他老家在哪裏，家裏還有什麽人？楊家侖很吃力地想，斷斷續續地說，“老家在川西……家裏有父母……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其他都不記得了。”大家推算了一下，倘若父母還健在的話，也已經八十多歲了。馬勝龍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吃餅幹。他對問候沒有準確反應，有幾分歉意的茫然。華大使向楊家侖詢問馬勝龍的一些情況。楊家侖隻是說，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曉得了。曾經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兩位老人的黃先生說，馬勝龍其實學東西很快。在飛機上，空中小姐給他簡單比劃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帶了。旁邊一位印度人反複幾次都沒有係上，馬勝龍竟然主動幫對方係上了。使館人員開始討論兩位老人的吃飯問題。有人說，一定要讓兩位老人吃上正宗的川菜；也有人建議，兩位老人已經習慣了印度飲食，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辣的飯菜；還有人提出做兩碗可口的麵條。人們對這兩位老人的嗬護關懷之情溢於言表。最後華君鐸大使說，還是詢問一下兩位老人吧。武官處的廚師拿出看家本領，做了四菜一湯。吃飯前，從蘭契陪同老人回來的霍先生根據印度醫生的囑托，悄悄轉過身去，把鎮靜藥碾碎後摻和在馬勝龍的米飯裏，又在上麵澆上一勺菜，壓住藥味。印度醫生曾對中方陪同人員說，馬勝龍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從不肯吃藥。楊家侖患有高血壓和輕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藥。使館人員給他們準備了筷子和勺子，但是兩位老人已經不會用筷子了。一整天的勞頓讓兩位老人十分疲憊。晚飯不久，使館人員就安排兩位老人休息了。有使館人員陪伴在隔壁房間，時刻準備照料他們的起居生活。第二天淩晨3點鍾，楊家侖和馬勝龍就摸索著從床上爬起來，非要到外麵去散步。使館人員趕快勸說，說天亮以後再到使館去轉一轉，現在霧氣太重，天又黑，什麽也看不見。兩位老人一直坐等到天亮。在使館人員的陪同下，他們在武官處的院子裏轉悠。院子裏的路燈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圖案。他們一直盯著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離開。吃完早飯後，使館人員帶著兩位老人去大使館散步。大使館有成片樹林和菜地，空間十分開闊。此時正是使館人員的上班時間，人們自動站在路旁，為兩位老人的到來熱烈鼓掌。馬勝龍突然向周圍的人們行了一個軍禮，人們又熱烈地鼓起掌來。有人把武官處黃副武官介紹給馬勝龍，說這是你的上級，你應該給他敬個禮。馬勝龍竟然沒有多少反應，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人們這才意識到那個敬禮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人們陪著兩位老人來到大使館禮堂前麵的草坪旁。一位使館人員指著禮堂正前方懸掛的國徽，對兩位老人說，“這是咱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兩位老人都抬頭凝視著這個圖案。突然間，馬勝龍又對著國徽敬了一個禮。楊家侖手柱拐杖，一直仰臉看著國徽，布滿皺紋的嘴角有一絲抽搐。印度醫生曾經囑咐迎接兩位老人的使館人員，不要讓他們情緒激動，以免突發精神分裂症。於是，使館人員連忙帶領兩位老人參觀使館裏的菜地。楊家侖顯得十分興奮，眼睛裏多了亮光。他指著蔬菜架上一個長長的果實說，“絲瓜”。眼睛裏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館人員給他摘了一個辣椒，楊家侖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來，看來他還保留著四川人的飲食習慣。回到房間後，使館裏的四川老鄉紛紛前來探望，用四川話與他們嘮家常。大使館特意給腿有殘疾的楊家侖買了一根高級拐杖，但是他堅持使用一根用樹枝砍成的木棍。與昨天相比，楊家侖的話明顯多了，回憶起了更多的過去。他說自己曾經在西藏部隊服役，自己是班長，他還記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長。馬勝龍一直保持著挺拔的軍人姿態，對電視裏播放的中國節目很感興趣，這也是兩位老人四十年來第一次觀看中國電視節目。馬勝龍一直拿著遙控器，很快就學會了換頻道。CCTV-6正在播出電視連續劇《烈火金剛》，兩位老人看得十分認真。明天早上兩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國了。晚上9點半，使館人員開始為他們整理行裝。除了大使館為他們準備的兩個書包、兩件襯衫和三包餅幹外，他們竟然沒有任何身外之物。我發現楊家倫的左手食指上有一個極細的戒指，像是用子彈殼打磨而成的，早已摩挲出溫潤的光澤。我不知道楊家倫耗費了多長時間，才打磨成這個樣子，也不知道這枚特殊戒指代表什麽。倆人默默坐著，不喜不悲，靜靜等待離開。他們的平靜表情讓我極度震驚。他們在印度的囚禁時間幾乎等同於我的年齡。四十年的歲月空空蕩蕩，冰結了他們的所有情感和生活。兩位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就這樣被無聲無息地磨蝕成了老人。四十年的光陰沒有帶給他們任何財物，也沒有帶給他們應有的天倫之樂。楊家倫手裏拿著一根用樹枝砍成的拐杖。這根拐杖和那枚子彈皮戒指，是他四十年來的全部財產。我從攝像機的取景器裏望著這兩位老人，視線竟有幾分模糊，這是我當記者二十多年來最難忘的場景。7月8日清晨，在使館人員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東航MU564航班飛向了北京。中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已經派人在首都機場迎候他們。中方獲得印度依然囚禁著中國戰俘的消息來自印度報紙。2000年8月1日，《印度快報》在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戰俘們的遙遠回憶》。這篇文章在印度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報紙上刊登的中國老人照片讓我震驚又揪心。我立刻向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匯報了此事。大使館也注意到了這則消息，並通報給了國內有關部門。國內得知這一情況後，要求大使館盡快核實兩人身份，爭取早日接他們回國。作為央視駐新德裏的首席記者，我決定前往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拍攝和記錄兩位中國老人的日常生活。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訪需要得到批準，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關部門遞交了采訪申請，多次向印方主管領導表達我的采訪願望，對方的答複永遠是“正在研究”。雖然我是印度新聞局批準的駐印度記者，我擔心自己過多介入可能會帶來外交麻煩，或者讓使事件變得更加複雜，無助於問題早日解決，於是采取了靜觀其變的方式。當我得知中印雙方已經就此事開始協商後，我就一直關注印度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和進展。沒過幾天，《印度快報》刊登了《比哈爾邦向中央政府遞交中國戰俘的報告》一文。該文章稱，中國戰俘事件讓比哈爾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十分難堪。印度國防部和陸軍司令部都沒有關於這兩個人的任何記錄。印度內政部負責調查此事的人說，外交部和內政部的外國人管理局也沒有關於這兩個人的任何線索。內政部讓比哈爾邦政府提交一份調查報告，要求解釋為什麽中國戰俘一直被囚禁在蘭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裏。蘭契市副專員率領的調查組經過一番調查，很快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印度內政部有消息說，這個報告有助於兩國外交部門進行磋商。在確認了他們的身份後，立刻釋放他們。印度方麵扣留中國戰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國際傳媒的關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也對此進行了報道：當兩位中國戰俘被關押在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後，他們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軍方情報部門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當新聞媒體披露這一事件後，一些印度黨派和人士紛紛督促政府早日釋放這兩位中國人。蘭契市的官員們說，印度政府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官僚機構，他們並非故意拖延。由於辦事效率極低，這使得中國戰俘的自由之日遙遙無期。蘭契市警察局局長也表示，“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也應該早日釋放他們。這種脫離家庭和社會的生活實在是令人悲哀。”2001年以後，中印國高層領導人互訪，使得中印關係有所升溫。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直負責交涉中國戰俘的周剛大使離任，新任駐印度大使華君鐸先生在使館會議上說，“一定要把中國老人接回去，即使與印方談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們接回去。我們要讓老人知道，祖國沒有忘記他們。”華大使和中國外交官利用各種機會向印度官員提到中國老人的處境。印度官員得知本國依然扣押著中國戰俘後，感到十分尷尬，並承諾催促有關部門盡早拿出處理意見。我駐印度的外交官主動約見印度官員。在第九次商談中，印方終於同意釋放兩位中國戰俘。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麵正式通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表示可以派人去蘭契市把中國老人接走，但不允許中國記者前往。大使館指定外交官黃先生和霍先生馬上行動。第二天，兩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趕到了蘭契市。印度內政部也派出了副處長阿南德先生一同前往。中國外交官趕到精神病院後，立刻向院長了解了兩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療情況。院長介紹說，馬勝龍患有比較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楊家侖的病情較輕，服藥後可以進行正常思維，隻是在情緒低落時容易犯病，其症狀是自言自語。為了保證兩位老人的情緒安定，院方提供了兩個星期的藥物，主要是安神鎮靜藥、降血壓藥和維生素片。在印方人員陪同下，兩位中國外交官見到了中國老人，他們把從使館帶來的兩件T恤衫交給了老人。兩位老人一直在撫摩T恤衫上的“龍”字。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雙方開始辦理交接手續。交接文件上寫著：中央精神病院於2003年7月6日下午，把兩位中國公民楊家侖和馬勝龍移交給了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人員。印度內政部副處長阿南德先生為交接見證人。雙方交接人員都在上麵簽字後，各保存一份。隨後，雙方一起去接老人。兩位老人已經換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靜靜地等待在病房裏。這種長袍質地薄，透氣性好。中國外交人員發現，兩位老人都貼身穿上了他們帶來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龍”字清晰地從旁遮普袍上透了出來。印度醫生和護士一直把老人護送到了蘭契市郊的機場。在中國外交官和印度官員的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IC810班機飛回了新德裏。《印度快報》以《在蘭契四十年後，中國戰俘獲得自由》為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院的克蘭帕林病房區的第一號房間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楊家侖（61歲）和馬勝龍（65歲）在這裏期盼了四十年後，終於獲得了釋放。蘭契市副專員普拉迪普·庫爾瑪說，“他們終於獲得自由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說，“由於需要核對和確認他們的身份和其他資料，竟然耗費了如此漫長時間。這實在令人遺憾。”當我向兩位老人詢問他們如何被捕入獄時，他們都說記不起來了。也許他們真得忘記了，也許他們不願意回憶過去。我在新德裏通過多種途徑了解到：當初，馬勝龍和楊家侖先後被送入印方的拘留所，其時間分別是1962年12月8日和12月14日。這是中印關係最為緊張的時期。根據《印度快報》（2003年7月18日）的報道，馬勝龍和楊家侖在印度東北前線的同一地區先後被俘，然後分別關進了德裏的提哈爾監獄和旁遮普邦的帕提亞拉監獄。
《印度先驅報》記者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兩個人在1968年被送進了阿姆利則的精神病院，1969年又轉送到了帕提亞拉監獄。有消息說他們在監獄裏變得精神恍惚起來，印度情報部門隻好把他們先後轉送到了蘭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馬勝龍在1970年12月10日被送了進去，楊家侖在1972年5月7日也被送了進去。
中央精神病院傳出的消息說，兩位老人總是在清醒和不清醒之間搖擺，到了1982年似乎有好轉的跡象，不久病情又惡化了。根據精神病醫生的診斷，馬勝龍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楊家龍患上了抑鬱症。由於長期生活在一個陌生環境裏，他們又不懂英語和印地語，難以與裏麵的人進行溝通。他們逐漸封閉了自己，對外界慢慢失去了反應。
除了上麵提到的兩種情況外，我在新德裏采訪時還了解到了第三種說法：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楊家侖獨自一人躲藏在原始森林裏，被巡邏的印度邊防軍俘獲，所以有報紙稱楊家侖為“隱士”或“平民”。馬勝龍則被印方懷疑為中國軍方的情報人員。剛被捕時，他們的身體狀況良好。後來他們佯裝自己得了精神病，在監獄和精神病醫院之間往返幾次後，他們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位資深醫生說，“他們總在隱瞞自己的身份，長此以往就造成了人格分裂。”自從楊家倫和馬勝龍被轉移到中央精神病院後，他們很快就被印度情報人員遺忘了。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是印度最老的一家精神病醫院。每年平均接納兩千五百名住院病人和兩萬五千名門診病人。中央精神病院的病人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躁狂者、癡傻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變態者。值班醫生對這一類病人看管得較緊，因為經常有精神病患者逃跑，自殺事件也經常發生；另一類精神病人沒有攻擊性。他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聽從命令，隻是無法與外部世界溝通。值班醫生負責定期給他們服藥，他們可以在院子裏四處閑逛。馬勝龍和楊家倫就屬於這一類病人。但是，馬勝龍和楊家侖的房間曾被安排進來一位叫尼紮姆·阿郎的精神病患者。這個病人剛住進來一個星期，就在衛生間上吊自殺了。估計這一事件對兩位老人刺激很大，倆人變得更加沉默了。馬勝龍總是穿著黃色的“古爾達”上衣和“帕加摩”褲子，習慣性地站在兩堵牆中間，兩堵牆之間有很多雜草，經常有蚊子和爬蟲出沒，馬勝龍總是盯著小爬蟲出神，又表現出對這一切滿不在乎的樣子，然後盯著自己的手心。楊家侖習慣坐在圖書館的門廊裏，終日望著隨太陽緩慢移動的光影，安靜得幾乎與周圍建築融為一體。他在一次活動中不慎跌傷了右腿，由於未能及時治療而落下了終身殘疾。一位《印度先驅報》記者曾經通過個人關係進入了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並接觸到了楊家侖和馬勝龍。記者問楊家侖，“你知道中國嗎？”“你是中國人嗎？”“你知道毛主席嗎？”記者多次重複這些問題時，楊家侖隻是用雙手擊打腦袋，嘟囔道：“中央監獄，中央監獄。”這座監獄的灰暗記憶深深刻印在他的腦子裏了。一位護士對印度記者說，兩個人生活標準是每月6.5美元。馬勝龍喜歡一種叫“賓迪”的印度煙卷，當記者把一盒“金片”牌香煙遞到他麵前時，他靈活地從裏麵抽出了一支，等著記者給他點火。記者附近有一個電扇，馬勝龍挪了一下身子。這個動作表明他意識到了風扇讓記者不容易點煙。記者能感覺到兩個人有時很清醒。記者握手與他們道別，對方伸出來的手卻十分僵硬。精神病院的一位醫生說，兩位中國人既不會講英語，也不會說印地語。馬勝龍隻會說兩個印地語單詞：茶和餅幹。他們通常用手勢與員工溝通。醫院主管說，他們的房間十分整潔，衣服﹑床單﹑床墊和枕頭也很幹淨。一名多年照顧他們的護士說，“他們兩個人都像紳士一樣，都喜歡大米、牛奶和餅幹。”他們對於任何問題都用微笑作答。“你好嗎？”“你們想回中國嗎？”回答都是僵硬的微笑。根據印度醫生的診斷，這種長期自閉狀態，使他們的語言功能幾乎喪失殆盡。馬勝龍和楊家侖被安排在了同一間病房裏，據說他們很少交談。醫院主管說，“醫生們從沒有見過兩人在一起聊天。”楊家侖睡覺時十分安靜，經常在半夜裏醒來，呆呆地盯著天花板。馬勝龍睡覺時常發出噩夢般的呻吟，低沉而痛苦。中央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尼紮米說，由於長期被囚禁在病房裏，他們感到十分壓抑，最後連回家的希望也放棄了。楊家侖和馬勝龍都是來自四川農村。也許他們的角色轉換和巨大落差讓他們不知道如何麵對現實。這就使他們難免要經曆恐慌、憤怒、木然的心理變化。估計這也是導致他們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在，兩位中國老人已經生活在了家鄉四川了。過去的孤獨經曆或許已經被親情和友愛衝淡了吧。我在2005年5月從印度回國後，多次想去四川的榮軍院裏探望他們，卻始終得不到這一機會。前駐印度大使華君鐸夫婦曾讓我打聽兩位老人的生活狀況。我卻無法完成這一囑托。我對此深感遺憾和懊惱。我相信兩位老人的身體狀況一定有所改善，語言功能也得到了恢複。我更想知道，他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親人？周圍的人如何看待他們？如何評價他們曾經的戰俘身份？無論他們曾有怎樣的過去，曾有怎樣的身份，這兩位老人在我的眼裏永遠都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