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兩個美國間諜自述：在華服刑四年
作者：畢苑
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緣，筆者看到了一部很有趣的書：1958年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作者是一對年輕的美國新婚夫婦：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1949年前後，他們分別在清華和燕京大學學習中文，同時利用工作生活之便，為美國海軍部提供中國社會情況的報告。所以，他們在1951年因為“替美國在共產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而被捕。兩人在中國監獄服刑四年後，被驅逐回國。著作是他們對改造經曆的回憶。李克夫婦是1949年曆史的見證人。他們親眼看到中國民眾的悲慘境遇，美國教授的奢華和中國教授的寒酸生活，體會出學生、教師渴望變革和“解放”的心情；他們參加了學生們的國慶遊行，感受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口號，看到解放軍秋毫無犯的作風以及他們眼中閃出的“榮譽的光芒”。《Prisoners of Liberation》英文版書影
1949年又是一個充滿對抗和變動的年份。即使經曆了北京圍城，李克對中美之間的關係也一度充滿了信心，認為中國需要美國在政治、經濟上的承認和援助。但是1949年7月1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演說，把李克的理論“打得粉碎”；就連他們領事館的人員都認為，此後兩國將麵臨著公開的政治戰了。美國政府做出了政策調整，希望拋棄了蔣介石政府、加入到聯合政府中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另外選擇道路，甚至在8月間，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個白皮書，公開號召“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站起來，這樣，“華盛頓方麵就等於公開宣布了他們企圖扶助推翻共產黨與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人和政府的活動”。連李克都認為，“白皮書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第31頁）而李克在北京的直接任務，就是探聽他們所希求的同盟者的反應，對於李克，主要是清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李克在大學任教時期
通過和清華教授的接觸，李克不安地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進步的快慢雖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個方向走，而我和又安則在朝相反的方向走。”（第37頁）李克原本認為，青年人的轉變可以理解，因為其中大部分是從革命大學短期理論學習班畢業出來的學生，他們不過是個性不成熟的孩子；甚至當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大學裏受過西方教育、為李克所尊重的教授和知識分子時，他還沒有意識到所麵臨的意義重大的變革。
右起李又安、英若誠、吳世良
李克覺得，這些人有堅實的西方教育基礎，要動搖他們對於西方思想的忠誠，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後，李克的好幾位親密朋友都完全轉過身來反對西方，他震驚了，“感到非常沮喪和傷心”。特別是1951年，李克“懷著厭惡的心情眼看著燕京的教師和學生舉行了一係列冗長的群眾自我檢查會”，麵對著同事、朋友、親人和大堆人群，“他們痛斥自己過去崇拜西方的奴隸思想”，“情緒激昂”甚至“禁不住痛哭流涕”。李克難以理解的是，“除了集體環境的巨大壓力以及朝鮮戰爭產生的高漲的愛國情緒之外，看來這種集會並沒有應用任何壓力。”（第122頁）然而正是朝鮮戰爭，成為李克夫婦個人生活上的轉折點。李克29歲生日那天，中國軍隊雄赳赳跨過了鴨綠江。他們意識到中美關係惡化對個人前途可能帶來的威脅，希望盡快回國。但是事不遂人願，在反擊國民黨特務和破壞分子的運動中，他們先後被逮捕，開始了4年的牢獄生涯。“改造”在李克夫婦的中國經驗中，是最核心的關鍵詞。中國人積極“改造思想”的場景，不時在李克腦中浮現，現在輪到他這個美國人了。他參加9號監房的學習，閱讀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聽大家談“地主是怎樣得到土地的”；討論並不限於毛澤東論文的範圍，這讓李克感到更真實地認識了中國的鄉村，以至於他覺得自己“成為‘中國通’的本錢天天都在增加”。（第133頁）但是他承認，他們都低估了監管人員，並不是他們所設想的喊幾聲“毛澤東萬歲”或者是“斯大林萬歲”就可以過關的。
李又安在清華
當他想用輕鬆的自我檢查來渾水摸魚時，引起了組長的憤怒。李克也被激怒了，豁出去說：“我搞不通我為什麽不能請律師。”這個思想立刻遭到大家的批判，有人說，“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種情況。一個人隻要有錢請律師，幾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脫乾淨；隻有窮人才進監獄。更厲害的是，要是在舊中國，你甚至連律師都不要請。你隻要向領事館打個招呼，他們立刻就會把你要出去。”（第156頁）這樣的回答當然不符合李克所熟悉的“傳統習慣”，但是他覺得無法反駁。雖然他承認，“革命在本質上就是反對墨守法律的”，不能用常規法則來要求當下的法權。但是落實到個人，這個規則未免顯得冷酷。“改造”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點點滴滴地進行。除了交待罪行外，李克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大家對於美國的看法。比如黑人問題、政治腐敗、公民自由、匪徒組織等，都是引起爭論的話題。某一天，一個犯人說美國的工人都住貧民窟。李克憤怒地反駁：“我父親就是一個鐵路工人，他並沒有住貧民窟。事實上，我們工人的生活全都比你們中國人好得多。”但是另一位投機商犯人立即堅持說，李克的父親一定是一個工賊。這些鶏毛蒜皮的口角不算什麽，“最最難辦的就得算朝鮮戰爭這個問題了”。不談論這個話題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一位同組犯人老廖看到報紙頭條新聞上寫著“擊落敵機二百架，重創三百架”，立刻歡呼雀躍：“我們消滅了五百架美國飛機。”李克脫口而出：“兩百架。另外三百架飛跑啦。”（第192頁）在和獄友的爭辯中，李克意識到自己是堅決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但是，李克對於朝鮮戰爭的敵對態度在1952年冬季之後發生了轉變。起因是老廖的一個故事。一個美國戰鬥機駕駛員在朝鮮一個村莊投放汽油彈後被擊落，中國軍隊出發去捉拿他。同時有一架美國直升飛機前來營救。可想而知，就在飛行員攀登飛機軟梯、營救即將成功的時刻，中國軍隊開了火，把營救者和被營救者都擊落了下來。故事很簡單，刺激李克的是中國人的反應。
當年北京市監獄大門
聽故事的人“全神貫注”到“著迷”，李克恍然大悟——大家對這些死去的美國人的看法是多麽的不同：“在他們看來，這些美國人是沒有臉、反複無常的敵人，隻是一些必須加以消滅的東西。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輕人，他們可能來自紐約或芝加哥，甚至來自我的故鄉西雅圖。接著我又想到，就在這個時刻，在美國一定有千百萬人正讀著一個極其相似的故事，不同的僅僅是，在他們的故事中，那些死去的人是沒有臉、反複無常的中國人。”
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被這一段敘述打動。這次經曆使李克徹底認識到，“那些死去的都是有臉的人”，“朝鮮戰爭必須停止”。（第192頁）各式各樣人物的交往和改變給李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中國監獄的“改造”和獄友的變化有了深入的體會。1953年底，李克的小組新來了一位獄友，這人曾在閻錫山手下當過兵，腦門上橫刺了一句惡毒的反共口號。他的罪行並不重，人也不壞。大家反複講道理，終於讓他不再擔心自己被殺頭，而且對於過去的行為有所痛悔。但他還是沉悶著，發呆，從不參加學習會。最後大家發現他的心結就在那額頭上的刺字，於是紛紛安慰他說，新社會不會有人為這個責備他。但是所有的勸慰都無濟於事。
兩人被釋放回國的消息
忽然有一天，他被叫出了監房。整整一天，“等他回來的時候，他的前額包上了紗布，但是眼睛卻閃爍著光輝”。原來，政府把他送到醫院，醫生手術去掉了他額上的刺字。“從此以後，這個人的性格完全變了，簡直像奇跡一樣。”（第225頁）他說，政府幫他卸掉了“千斤重擔”。李克也同意，對於犯人的改造，最重要的是監獄幹部給犯人的直接幫助。他認為，在1951年到1952年間，監獄幹部的工作比較機械消極，過分重視階級出身。1953年後，監獄當局也認為過分懲罰是錯誤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和緩了許多。他舉例說，一位沈管理員很讓人感動。他查夜極為細心，大家總能聽到他在檢查監房時喊：“把肚子蓋好，不要著涼啦。”這個關照每每讓李克發笑，因為他始終“不能嚴肅對待中國家庭認為肚子特別容易受寒的道理”。（第225頁）李克後來體會認為，“中國政府是真正想做到公公正正的”。（第157頁）他們監獄的衛生和生活也始終在改善之中。大家向蚊子蒼蠅和寄生蟲發動猛攻，對老鼠采取各種措施，注射防疫針，獄醫用各種辦法保護大家的健康；夥食也大大改進了：“食物調配得很好”，“定期洗澡”，還有“正規的體操製度”，生活上“舒服多了”。（第169頁）這樣，“到了1953年初，大多數在監獄呆過一段時期的犯人都開始有某些進步的表現”。改變在於犯人們不再留戀過去或者幻想國民黨重來，連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也不再是大家感興趣的話題了。李克總結認為，“這種轉變一部分是由於共產黨的理論的勝利，但主要的還是曆史本身促成的”。這“曆史本身”是什麽呢？李克講道，1953年1月的一天，監獄的擴音器傳來了公布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消息，並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如果美國人願意談判，我們就談判，如果他們要打，我們就打，但是，我們要同時進行我們的經濟建設。”“這時整個監獄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歡呼聲和掌聲”。新建設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老廖“眼睛閃爍著光芒，興高采烈地說，‘今天才知道做中國人的光榮’”。（第221頁）1950年代的糧食問題當然還是困擾國家和每一個普通民眾的問題。李又安描述了女獄友們一次關於統購統銷的討論。當時一位年紀較大的婦女抱怨統購統銷“太不像話”，讓她家買不夠蒸饅頭的麵粉。有人溫和地解釋說：“可以盡量買玉米麵和小米，並不是不夠吃呀。”小組長孟小梅來了一番講解和教育：“你再想想這對全中國的其他人有什麽意義。過去，在你家成天吃饅頭和大米飯的時候，那些人能吃上點兒高粱或是黑豆就算是走運了。還有許多人得靠白薯和樹葉過活……要是像你們這樣的家庭還是吃那麽多白麵，那白麵就會不夠大夥兒吃的。咱們農民所增加的產量還不能滿足這種急劇增長的需要”。（第256頁）婦女們很快都接受了小組長這番道理。越到李克牢獄生涯的後期，他就越能發現獄友們對於國家進步和個人生活的前景所懷抱的美好暢想。李克筆下的獄友老韓，缺少教育但並不愚笨。他跟李克學會了加減乘除、小數、簡單代數和幾何，甚至後來比李克算得還快。他喜歡跟李克討論農業問題。有一次，他們說到天氣變化對莊稼收成的影響，老韓說灌溉太吃力，李克就以他的美國經驗隨口提示道：“既然華北經常刮風，為什麽不利用風車呢？”“風車”引起了老韓的極大興趣，他連連追問。李克隻好把他在美國中西部看到的風車畫了一個草圖，但是老韓不滿足，“要我把每一個小部分一直到一根軸一個齒輪都解釋給他聽”。李克勉為其難，“終於用了幾天工夫設計出一個風車圖形”，老韓則“希望釋放回家後能在鄉村的水井上利用這種風車”。他們暢談未來的美景，老韓顯出歡悅的神色說，“我回家之後要彌補的事情可太多啦。”（第280頁）我們的心情隨著李克和李又安的描寫變得溫馨、感動。一個欣欣向榮的景象似乎要在那個時刻展開。李又安甚至說，有一天，她們組幾位女犯人坐在一起，談論中國的新建設計劃。小楊說，“過去在中國隻有上海才有高大的樓房，現在北京就要有好些高大的建築物了。”另一位婦女得意地說：“我到過一座七層高的樓房。”她的話受到小楊善意的嘲笑：“我看，李又安大概不會認為它很高。他們紐約有真正的摩天大樓，是不是？”當李又安為大家描述了帝國大廈之後，大夥兒嘖嘖稱奇：“它怎麽能不倒呢？”“你上過最高那一層嗎？”1988年，李克（左），李又安（中）和友人在北京
之後話題回到中國日益加速的工業化，婦女們滿懷信心地說：“是的，美國領了先，那兒的工人建設了許多了不起的東西，可是，用不了多久，中國就會趕上去的。再過二十年你瞧瞧我們的摩天大樓吧！”（第270頁）1955年，李克夫婦先後被“驅逐出境”，最終和親人團聚。他們麵臨了“北京釋放美國傳教士和親共學者”之類報道的尷尬糾纏，同時他們也對美國麥卡錫尾聲時代的複雜性缺乏心理準備。但是他們最終發覺，“美國的民主傳統很深，足以打垮這種向法西斯主義發展的傾向”。（第311頁）他們不願改變中國經驗帶給他們人生觀的影響和基本結論，誠實地留下了這本書。這本書在我們的圖書館靜靜躺了許多年，圖書管理員費了一點周折才把它從“特別反動類”圖書中找出來。從當年手寫的卡片借閱紀錄來看，讀過這本書的人並不多，8位讀者，借閱年份順次為1959、1960、1961、1962、1964、1969、1973和1977年。在電腦取代了手寫卡片之前，再也沒有人看過這本書。電腦時代，“反動”已經成了一個令年輕一代發笑的詞語，一個陳舊到反成先鋒的概念。回頭來感受那一段曆史的溫馨和陽光，讓人心中充滿了無法言說的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