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靈：遙寄張愛玲

遙寄張愛玲

柯靈／文

　　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應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快的，比眼前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裏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發，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七十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衝衝地親自簽名包紮，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一九八〇年春，感謝香港昭明出版社，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遊。我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個紀念。
　　大陸實行對外開放以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僭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誚。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嚐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注銷，卻是事實。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隻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隻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滿意足。
　　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占領下的淪陷區。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萬象》，正在尋找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誌，奇跡似的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是誰呢？我怎麽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庵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三，總感到不便請他作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出版《萬象》的是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裏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裏，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裏，隔著一道門，就是老板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裏除了我，就隻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現在《上海抗戰時期文藝叢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不至擾亂東家的安靜。當時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裏，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七月裏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甚麽，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裏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幹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致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麵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丏尊和章錫琛老板留守上海店裏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裏韜光養晦，躲風避雨。王統照、王伯祥、予同、周振甫、徐調孚、顧均正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征詢意見。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隻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裏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麽厲害，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味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裏。直到隔了將近四十年之後，張愛玲才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自我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的筆墨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裏不再重複。
　　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此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複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廳裏見麵。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麵。《流言》裏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範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麵子，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刺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京劇《文昭關》裏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須發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禮拜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常青藤；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甚麽心理，挑選這麽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裏，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複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裏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唯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裏，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隻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彌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麽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麽比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〇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裏，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大陸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盡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甚麽樣子。）任何事物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麽簡單。老作家夏衍是張愛玲的讀者之一，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的第一號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隻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裏，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時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了解，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闌燈熄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塗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裏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甚麽是因，甚麽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曆史上的地位有甚麽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隻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仇敵愾，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做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祖國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隻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回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隻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麽，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隻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曆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大陸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做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這並不因為小說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真事”，且不嫌其煩，縷述“事故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舊式店鋪裏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張愛玲一九五三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杆不是魔杖，怎麽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裏不存在什麽秘訣，什麽奇跡。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讚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麵的黑暗，如獲至寶。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大陸讀者看來，隻覺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會諱疾忌醫。大陸不是天堂，卻決非地獄。隻要有點曆史感，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愛玲隔岸觀火，並不了解她的攻擊對象，而又要加以攻擊，怎麽能打中要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內文藝界正在拋棄“為政治服務”的口號，而從來筆端不沾政治的張愛玲，反而作繭自縛。
　　三十年駸駸地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麽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裏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

　　本文選自《中國淪陷區文學研究·資料總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