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文壇的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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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胡也頻遇難後，沈從文（右一）護送丁玲（右二）母子回湖南，圖景武昌時與陳西瀅（左一）、淩叔華（左二）夫婦合影

 

中國文壇的最大憾事，是丁玲與沈從文的交惡。

 

他們曾經是那樣的接近、那樣的親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沈從文、丁玲再加上胡也頻，三個從內地來到都城的文學青年，同居一個屋簷下，共同打拚，以至於黃色小報描聲繪色，想象他們的曖昧關係。最終，胡也頻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丁玲與沈從文歧路分離，一個成為激進的左翼作家，另一個走向了自由派陣營。

 

是一些什麽樣的因素，會讓兩個同生死、共命運的文學青年分道揚鑣？是各自的宿命，還是純屬偶然？

 

你懂得什麽叫革命

文 | 許紀霖

來源 |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

01

丁玲與沈從文都來自湘西，沈從文的故鄉鳳凰城與丁玲的老家常德相距數百裏，一條河水將兩地連接在一起。但他們的認識，卻在1925年的北京。一個冬天的清晨，剛剛認識丁玲沒有幾天、就瘋狂愛上她的福建青年胡也頻，將丁玲帶到沈從文的小屋。

第一次的見麵，沈從文後來有詳細的描述。靦腆的丁玲胖乎乎的圓臉上，老是在笑，沈從文心裏暗暗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卻姓丁，倒真好笑咧。”兩個湘西人一見如故，用家鄉話親熱地交談起來，將胡也頻晾在了一邊。

沈從文一生都自稱為“鄉下人”，他本能地認定丁玲與他是同類，因為都來自湘西：

“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為都會中生長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種近於野獸純厚的個性就是一種原始民族精力的儲蓄，我們永遠不大聰明，拙於打算，永遠缺少一個都市中人的興味同觀念，我們也正不必以生長到這個樸野邊僻地方而羞辱。”

丁玲與胡也頻1926年在北京，照片上的字為胡也頻1928年2月題寫

從內地來到京城的三位“北漂”，住在潮濕發黴的公寓，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夢。文學界是他們的向往，又無形中隔著一條藩籬。他們的內心是敏感的，自卑而又野心勃勃。三位青年互相磨礪，給京城最有影響的《語絲》、《晨報副刊》、《現代評論》投稿，他們用的是同樣的狹行稿紙、硬硬的筆尖和藍色的墨水，筆跡也變得彼此接近，編輯還以為是同一個作者的不同化名。以至於丁玲給在上海的魯迅寫信求助，魯迅一看還以為是他討厭的“休芸芸”（沈從文）冒充女性來搗鬼而置之不理，從此播下了沈從文對魯迅和左翼的不滿種子。

沈從文獨特的才氣與風格，得到了文壇大佬鬱達夫、徐誌摩的賞識，他得以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但每一次到晨報館去領稿費，都感覺受到了一次侮辱。先是在會計辦公室門口，“老實規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待領到可憐的稿費之後，還要被可惡的門房敲詐一筆回扣。

沈從文與張兆和

發表是如何的艱難，窮困潦倒的文學青年們對大刊物上各種時髦的名字又愛又恨，沈從文不無嫉恨地說：“我們對這個時代是無法攀援的。我們隻能欣賞這類人的作品，卻無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個大刊物上去給人家注意的。”有一次胡也頻打通關係認識了周作人，幫助沈從文在《語絲》刊出了文章，沈從文抱著胡也頻的肩頭，竟然哭了。

丁玲的文學起步比沈從文、胡也頻要晚一些，她不喜歡那座城市，討厭京城的上流紳士社會。在紳士階層麵前，沈從文有自卑感，但壓抑自己的厭惡想擠進去，丁玲隻想與京城一刀兩斷，她寫道：“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隻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

全部用的是感歎號，足見丁玲內心的憤怒之火。

沈從文是喜歡文學而寫文章，他的文字裏是湘西的雲與水，丁玲因為“精神的苦痛”而在小說中發泄，她說“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和個人的孤獨的靈魂的倔強。”奇怪的是，沈從文希望擠入都市，卻在小說中懷戀鄉村的自然與蠻荒；而痛恨京城的丁玲，卻道盡了都市遊子的苦悶與彷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子的日記》之所以引起轟動，正是切中了彌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虛無主題。

02

大革命失敗之後，由於北方生存環境的惡化，各路文化精英紛紛南下上海，三位文學新星也先後來到上海，在一起寫小說、編副刊，甚至聯手辦了一家出版社。當年的上海，是比北平更加政治化的城市，三個年輕人看起來走得更近了，卻漸漸地拉開了心靈的距離。熱烈的胡也頻讀了許多紅色書籍，思想越來越激進，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

沈從文對政治一直抱著深刻的懷疑，他也不滿黑暗的社會，但覺得比較起衝動的情感，冷靜的理智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更為需要的。從籠罩著原始神魅氛圍的湘西走出的沈從文，對狂熱的信仰保持著一份警惕。他有一段話，表明了“獨立”與“信仰”的不容：

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後，帝王與神同時解體，這兩樣東西原本平分了這個民族的宗教情緒，如此一來“信仰”無所適從，現狀既難以滿意，於是左傾成為一般人宗教情緒的尾閭，原是及其自然的結果。因此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能夠不依靠某種政體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為所謂“無思想”的人了！

 

抗戰前夕，沈從文在北平

沈從文有著“鄉下人”般的獨特與倔強，他不喜歡狂熱的左傾，也不認同自由主義。他向往上層的紳士社會，但在思想上始終與後者保持一段距離，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腦，拒絕各種美麗的烏托邦與“政體理想”，他說：我隻信仰“真實”。

從社會底層走來的文學青年，原本是很容易為革命的烏托邦感召。但沈從文在少年的時候，看到了太多的殘暴與屠殺。在他10歲的時候，因為苗民起義的失敗，他的幾位叔叔也遭到殺戮，他曾經跟隨家人去縣城，在幾百顆懸掛的人頭中，尋找親屬的遺容，他還發現了掛在木棍上的一串人耳朵。

“人頭如山，血流成河”—這情景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沉重的陰影，終身無法忘卻。他目睹官府的殘暴，也了解民間的報複也同樣血腥。

沈從文向往一個文明的社會，他對秩序的破壞有天然的恐懼與反感。比較起對民眾懷有玫瑰色想象的胡也頻、丁玲，當過兵、見過殺人、有過底層社會經曆的沈從文，更了解一旦喚起自發的民眾，將有多麽可怕的蠻性被釋放出來！

沈從文很為狂熱而單純的朋友擔心：“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肮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革命的啟蒙者都以為自己能喚起和改造民眾，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開，原本被教養與文明壓抑了的原始蠻性就再也無法收回，最終被改造的、受到傷害的，卻是啟蒙者自己。

不過，沈從文依然理解胡也頻的選擇，他讚揚“這男性強悍處，卻正是這個時代所不能少的東西”。相形之下，他反省自己的性格裏麵倒多了一些瑣碎，這瑣碎常常蠶食自己的生命，讓自己陷到平庸的泥沼裏麵。

晚年的丁玲曾經尖刻地批評沈從文這種瑣碎、平庸的紳士夢：“那時我們三人的思想情況是不同的。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羨慕紳士階級，既反對統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生活，也不太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當一個教授”。這究竟是誅心之論，還是有幾分真實？

沈從文出身於湘西顯赫的世家大族，家裏曾經寄希望於他，能夠像他的祖父那樣，當一個有權有勢、威震一方的將軍。他14歲便被送去當兵。然而，比較起出操、放槍，羸弱的沈從文更喜歡讀書。後來他認識了一位印刷工頭，閱讀了《新潮》、《改造》等大量新文化刊物。他痛恨那個“殺人者殺人、殺人者又被人殺”的殘暴社會，更不願成為殘暴社會的主宰，他向往一個斯文、光明的世界，他說：“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於是他告別家鄉，來到北京。他與自己的大姐夫有一段對話：

“你來北京，作甚麽的？”

“我來尋找理想，讀點書”。

“嗐，讀書？北京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死書，哪有你在鄉下作老總以後出息！”

“可我怎麽作下去？六年中眼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麽都學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抬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象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靈魂是個看不見的東西，可是它存在。”

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沒有學曆的沈從文幻想到北京考進一所好的大學，但不是看不懂考卷，就是交不起學費。雖然以自己出眾的才氣，他擠進了文學的殿堂，但內心總是更向往大學，向往都市中的上流紳士社會。

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襤褸，不修邊幅，這位從邊城來的“鄉下人”為都市中的文人紳士所側目，但無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發起擠入上層社會的強烈欲望。如果說丁玲對紳士階級是憤怒的話，那麽，沈從文則是嫉恨。憤怒者要從外部打倒它，而嫉恨者則要進入它的內部。

然而，以“鄉下人”的氣質，沈從文不僅與左翼無緣，其實與紳士在精神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終身皆是如此。他在給丁玲的一封信中，如此說：“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誌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做誌士，我隻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作家。”

沈從文對胡也頻這樣的誌士是敬而遠之，對高高在上的紳士又可望不可即，在誌士與紳士、左翼與自由派無盡的筆戰中，他隻想守住文學中的自己，一顆獨立而倔強的靈魂，雖然身體最好安頓在紳士的安逸之中。

03

現在回過頭來說丁玲。文學青年進入都市，是否最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與家庭出身不無關係。我發現，許多左翼文學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官僚家庭。若是貧家子弟，他所向往的隻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動，在都市裏找到一個穩定的職業，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若是大戶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會為他安排好錦繡前程，這些官二代、富二代一直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之後，受亡國危機的刺激，才會投身革命。唯有那些風光過、又開始走下坡路的富家子弟們，從小感受到世態炎涼，敏感而憤恨，最容易為左翼思潮吸引。

丁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原本姓蔣，蔣家在湖南常德安福縣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屬於蔣家。但丁玲的父親是個紈絝子弟，分家之後，坐吃山空，給丁玲留下的印象總是躺在床榻上抽鴉片。

 

丁玲，1931年

丁玲晚年回憶說：

 

“總是講蔣家過去怎麽樣顯赫，有錢有勢，有派頭，可是我眼睛看見的，身臨其境的，都是破敗不堪，都是世態炎涼。”

3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在家族中從此受盡冷落、看夠白眼。回到母親的家，這個世代官宦之家，也給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記憶。她一直記得，臘月時分，舅舅打丫頭，把丫頭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腦袋像敲木魚一樣。

丁玲說：

“正是這兩個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從這一盆火出發的。”

丁玲有一個新潮的母親，向警予是她的同學，母親從小給丁玲講秋瑾和羅蘭夫人的故事。丁玲在長沙求學期間受到陶斯詠、楊開慧這些新民學會的師生們影響，隨後與後來成為瞿秋白夫人的王劍虹結伴到上海，先是在平民女校，後來在上海大學求學，在那裏接觸到瞿秋白、施存統、茅盾、李達等最早一批知識分子共產黨員。但丁玲並沒有加入共產黨，她要自由，要飛翔，心裏在想：

“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我好比孫悟空，幹嘛要找一個緊箍咒呀。”連欣賞她的瞿秋白也不讚成丁玲入黨：“你嘛，飛得越高越好，飛得越遠越好！”

 

丁玲與王劍虹在常德

當丁玲與胡也頻、沈從文相識的時候，她隻是一個激進的文學青年，懷著與沈從文同樣的夢想：做一個出名的小說家。然而，丁玲與沈從文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李輝如此比較說：“以性格而言，沈從文溫和，丁玲潑辣；沈從文以一種雖然帶著憤激、但總體是平和目光審視人生和社會；丁玲則以火一樣的熱情和嫉惡如仇的目光，對待一切使她不滿的生活和社會”。

仇恨，又找不到出路，於是丁玲早期的作品隻有兩個主題：苦悶與虛無。她在平民女校的老師茅盾對丁玲的了解最為透徹，他說：“莎菲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感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丁玲自己也說，莎菲女士“眼睛裏看到的盡是黑暗，她對舊社會實在不喜歡，連同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歡、不滿意。她想尋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個真正理想的東西，一個真正理想的人”。

五四之後的中國年輕人當中，普遍彌漫著深切的精神苦悶，他們痛恨現實，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與希望何在。於是虛無主義成為一種時代病。大凡虛無主義者最後總是要尋求皈依，尋找新宗教，成為有信仰之人。丁玲的虛無是暫時的精神狀態，她在等待一次命運的突變，一次終極性的精神皈依。

 

丁玲與胡也頻

胡也頻與其他四位左聯作家的被捕，成為她命運的轉折點。產後二個月的丁玲發瘋似的，在冰冷的冬夜裏奔走，到處托人營救。腳上生滿了凍瘡。曾經是丁玲老師的李達夫婦雖然早就脫黨，但立即趕來，將丁玲母子接到自己家中。

沈從文比任何人都著急，陪同剛做了母親的丁玲去龍華探監，還找了徐誌摩、胡適、蔡元培和邵力子，想把人撈回來。雖然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國民黨開明派對左翼作家的激進頗有異見，也頻受左翼的攻擊，但他們愛才，有同情心，也有基本的正義感。然而，蔣介石被黨國內外這麽多名人要員來說情而激怒，手令將左聯五作家即刻槍殺。

沈從文午夜12點急匆匆趕來，將噩耗告訴丁玲。丁玲異常冷靜，沈從文後來有一段非常細膩、充滿感情的記述：

“作母親的這方麵，顯出了人類美麗少見的風度，隻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製搖籃裏去，小孩略微轉側了一下，她把手輕輕拍著那小孩子，輕輕的說：‘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的吃喝，趕快長大了，接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

李達憑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曆，再三勸告已經出名的丁玲專心寫作，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但丁玲不聽，胡也頻的死激怒了她，喚起了她內心的仇恨，她要為丈夫複仇，接過他未盡的事業。丁玲與沈從文不同，寫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當作家不是她的唯一，從幼年激發起的正義感始終燃燒著她的生命，而寫作隻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從此以後，投身革命將是更重要的道路。早年的共產黨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對底層民眾充滿同情。

 

1931年，丁玲與母親、兒子在常德

像丁玲這樣來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學青年，本來就是奔著個性自由來到城市，他們充溢著浪漫主義激情，對社會的黑暗又滿懷憤恨，自由、浪漫、憤恨和同情，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徑，丁玲統統具備了。隻是之前她不喜歡組織，不想做一顆機器裏的螺絲釘，她想自由自在，不願加入組織。但胡也頻的死，讓她改變了。

丁玲加入了左聯，擔任了紅色刊物《北鬥》的主編。原先她最喜歡寫的小說題材是革命加戀愛，如今她在光華大學演講，麵對慕名而來的粉絲們公開宣布：“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我覺得是一個缺點，現在不適宜了”。1932年，她在黨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產黨，丁玲說：

“我過去不想入黨，隻要革命就可以了；後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夠了；現在我感到，隻作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願意作一顆螺絲釘，黨需要做什麽就做什麽！”

丁玲在延安

 

此刻的沈從文與丁玲，雖然還是好朋友，但胡也頻死後，讓他們原來就有距離的思想；愈加遙遠了。沈從文對朋友一往情深，護送丁玲母子還家鄉，模仿胡也頻筆跡給老人寫信，為丁玲的《北鬥》在北京組稿，但兩個人開始分道揚鑣，彼此的心靈漸行漸遠。

04

 

丁玲對沈從文回到北京與上層士紳階級糾纏不清頗為不屑，認為他“不啻與虎謀皮”。沈從文回信辯解說：“我既不是紳又不作誌士，……紳士罵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戰者一種永不厭嫌的副題，我覺得真不必需！”

誌士與紳士之間，沈從文選擇的是“鄉下人”的桀驁，他向往紳士的體麵、文明和從容，但他的心靈永遠是獨立的、超脫的。他尊重誌士，但懷疑浪漫的激情背後的幼稚與巨大的破壞力。而投身左翼陣容之後的丁玲，開始對老朋友漸生不滿，她覺得沈從文是用低級趣味看待人與生活，對革命者采取居高臨下的憐憫與嘲笑態度。晚年的丁玲讀了沈從文寫的《記丁玲》，當她讀到這一段：

一頁新的曆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自己根本那麽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著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於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丁玲怒火中燒，拿起筆在此處批示：“我真討厭你談論革命。你懂得什麽，隻是庸俗的市儈。”

晚年丁玲

晚年沈從文

丁玲與沈從文，誌士與紳士，孰是孰非？

 

千古奇案，一切又重新來過，讓今人選擇，令人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