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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 | 雲淡風清了無痕

(2020-12-18 10:36:52) 下一個

雲淡風清了無痕

楊憲益/口述
 

91歲時的楊憲益

天津和牛津

  小時候家裏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園,養貓養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歲時父親去世了,於是人人都說我是白虎星,命硬,會克人。媽媽懷我的時候曾夢到老虎。後來我的兒子也死了,但我還是不信命。
  父親是天津的中國銀行行長,當時銀行是私有的,北洋軍閥都很感謝父親給他們錢發軍餉。他曾帶我去他的辦公室,也許他對我有期待,但我沒有興趣,隻是玩。
  我沒有讀過小學,家裏給我請了教私塾的秀才,叫魏汝舟。讀的書是當時最普通的“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之後是儒學經典《論語》、孟子》、《禮記》、《詩經》,也讀《楚辭》、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史書。所有的書都不怎麽解釋,就是要背。我記憶力還可以,一般讀個兩三遍,就可以背了,所以基本上沒挨過打。其實背不出也不會打,我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子,沒人敢打我的。
  十多歲後我才出去讀教會學校,但還是不認真,玩的比較多,班上總考第一名的那個學生非常努力,很認真,我就不跟他爭,所以我總考第二名。小時候有過各種各樣的幻想,最早想當孫悟空,大一點時偶像是諸葛亮,說明有點政治上的理想,不過沒過幾年就隻想做杜甫、陶淵明了。
  現在想起來,小時候看書是很多的。我家裏有很多藏書,都是線裝古書,經史子集都有,還有筆記小說,很多都帶插圖,很好看。不那麽古舊的書我記得有成套的“說部叢書”,林琴南翻譯的。這些書放在家裏,沒有人規定我要看,也沒有人禁止我看,我就隨便翻,很自由,完全是憑興趣選擇。
  我買書很多。當時天津有個玩的地方,叫“大羅天”,裏麵有賣書的,最早是先生帶著去,後來我也自己去。我買書的習慣是寧濫勿缺,幾乎是能撈到什麽書,就先搬回家再說。有的書隻是覺得插畫好看,有的隻是覺得書名有趣,就買了,買回去也不一定看。如果是成套的,則一定要買全了。
  我有個很要好的中學同學喜歡古詩,我受他影響,讀了很多漢魏古體詩和陶淵明,也學著寫,主要是五言體,七言的律、絕就很少寫了。唐詩我偏愛中晚唐的,唐以後的詩很少看,黃遵憲和康梁的詩或可一讀,但詩味畢竟差一點。至於白話詩,比如胡適的《嚐試集》,還有郭沫若、艾青他們,我覺得根本就不是詩。我對白話的“五四”新文學一直沒有感覺,那一批作家,除了周氏兄弟,其他如茅盾、巴金,我都不佩服。魯迅非常優秀,我沒有翻譯完魯迅全集是很可惜的。
  到教會中學新學書院讀書之前,我沒有接觸過現代科學。上新學書院後我開始對自然科學感興趣,我不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動機”的說法,想自己造一個出來,為此看了很多科學方麵的書。
  不過,我讀的最多的,除了古書,就是英文書。對英文詩歌,小時候我喜歡朗費羅和丁尼生,還有拜倫和雪萊,年齡再大一點兒喜歡波德萊爾、蘭波、馬拉美等,還有古典作品,像古希臘的薩福,也都喜歡。
  上中學起,我開始能看古典的英文,比如莎士比亞。我還有個偶像,就是意大利的馬誌尼,我中學看過他的《人的天職》,狂熱地喜歡他,後來到英國留學時,我買到了他的英文版全集,都高興壞了。讀了拜倫的詩《哀希臘》之後,我對古希臘很向往。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了解它的源頭古希臘和古羅馬,我決定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我買了拉丁文語法書自學,又請了個希臘人教希臘文,可惜他隻是一個商人,沒有太多的文化,對我幫助不大。我到英國留學,學的就是希臘文和拉丁文。
  父親去世後,經濟來源斷了,不過家裏有積蓄和股票,生活還不錯。我是獨子,母親當然還是希望我能繼承家業,讀中學時我也參加過幾次中國銀行的董事會會議,可我不感興趣,她也就算了,她對我很寬鬆,沒要求過什麽。但她對我有件事不滿,就是家裏請了個教英文的老師,我第一次見她就笑,說她的名字“徐劍生”可以對下聯“快槍斃”。她是中山大學畢業的,因為丈夫池大夫喜歡別的女人,她總是不開心,後來就自殺了。有一段,我們算是正式談戀愛了,她比我大十多歲吧。
  中學畢業後我考上了燕京大學,但還想考清華或北大。這時我中學的英國老師要回國休假了,母親本來想要我大學畢業再出國的,現在為了把我和徐劍生分開,就讓他帶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倫敦,先補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過入學考試,但牛津不怎麽重視亞洲學生,當年沒有招生指標,我隻好等了一年多,到處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當時牛津規定,要先學一年半的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再學一門專業,一共四年,畢業考試通過,分四等,才能得榮譽學士學位,要在《泰晤士報》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導老師曾跟我說:你要是用功一點,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隻能拿三等,因為不可能給外國學生一等,結果畢業時我拿了四等。當時一般都是二等,少數優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兩個吧。
  我是一個壞學生.小時候讀書就很隨便,沒花什麽精力。在國內就是這樣,對什麽都感興趣,看書很雜,都是閑書,沒什麽目的性。也看當時時興的雜誌,比如《學衡》。總的來說,讀書全憑興趣,覺得這樣讀書才是快樂,否則就成苦差事了。
  牛津每年三個學期,我隻有一個學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外頭玩,在地中海、歐洲旅遊。後來還跟愛人一起去過巴黎、回國時經過加拿大。也買了很多書,尤其愛逛舊書店。英國的書跟中國相比很貴,留學生中像我這麽買書的不多。很多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書都是那時候才看的。和小時候一樣,我買的書也不一定都看,比如我買過一套法文的《凡爾納全集》,結果讀不下去。
  不過總的來說,那時的精神並不愉快,因為家鄉被日本侵略。畢業前半年的樣子,家裏來信說,因為抗戰爆發,家裏破產了,不能再給我寄錢了。我從來沒有儲蓄的習慣,錢早就用完了,隻好把書賣了做生活費。英國的書店回收舊書,一般是半價。我靠著賣書撐過了最後一個學期。但經濟壓力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麽問題,沒什麽好吃的就少吃點,就這樣吧,沒什麽要緊的。

愛情和親情

  我在牛津認識了我的愛人,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親是英國傳教士,她出生在北京,六歲才回英國,是牛津大學曆史上第一個學中文專業的學生,但她學得不算很好。我們在一起一般講英語,算我照顧她吧。她後來還開玩笑說,她喜歡的不是我,是中國傳統文化。又說她漢語講不好是因為我講英語太多了。她長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那時我們常一起玩,一起劃船,牛津和劍橋每年都要舉行劃船比賽,她還參加過。她是個很單純的人,說話很直率,也很愛國,對英國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親反對我們倆在一起,說如果我們結婚的話,我們的孩子一定會自殺——這點叫她說中了。我母親也反對,以為我娶了外國老婆就不回來了。後來知道我要回國,也就沒什麽了。那時天津已經淪陷了,母親和妹妹把家產變賣了,離開老家搬到四川重慶去住。
  我畢業時收到了兩張聘書,一個是哈佛大學,一個是西南聯大吳宓和沈從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臘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聯大,可母親希望我留在身邊,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轟炸得很厲害,她不準我去。我就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學(後來的南京大學)的聘書。如果我去西南聯大,國民黨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聞一多一樣被槍殺了,所以也沒什麽後悔。
  母親租了羅家倫的房子,羅是中央大學校長,學校的名聲不好,但羅還不錯,我們一家人在抗戰中第一次團聚,還是很高興的。
  我和愛人在重慶隻待了一年,那時候可真不容易。我回國時帶了四大箱書大部分是外文原版書。結果過海關的時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們一聲令下全部沒收了。戰後,我通過一個朋友去追查這批書,在日本的圖書館裏找到了一部分,上麵都蓋著藍色的方形印章,顯示是“楊氏圖書”。這個小印章記錄了這些圖書輾轉幾個國家的艱辛命運。
  沒有被日本搜走的小部分書,後來也命運多舛。它們陪著我從重慶到貴陽,走了很多地方,抗戰勝利後,我趕往南京與家人會合,結果從西南沿江而下時遇沉船,又損失了一批書.連耗子都會成為圖書的克星。重慶山地多老鼠,隻要一隻耗子,一摞書一夜之間就可以化為齏粉。
  當時重慶也有書店、圖書館,但基本上沒什麽書。市麵上流行的大多是關於時局的書報,像唐瑜創辦的《救亡日報》航空版,後來印刷廠被炸毀了。也有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賣,不過是違禁的。也出版《日寇暴行實錄》這樣的圖文書。至於學校圖書館,有的都是很普通的書,像二十四史、四書五經之類。外文圖書尤甚,中央大學隻有一兩本《莎士比亞戲劇》什麽的。我給學生上課,根本就沒有教材,更沒有參考書,就憑我自己講。所以那時候學生的學習主要是靠老師,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師就很好了,最好的書就是老師腦子裏的書。
  要說起來,也不能斷言那時候的讀書環境就差得不行,現在的閱讀環境恐怕還不如那時。那時雖然書不多,條件艱難,但總的來說比較開放,日本轟炸重慶,大家都成了閑人。有時間讀書,也好學。而且大家對國民黨官方的宣傳普遍不是太相信,習慣於獨立思考,有自己的見解,也別有一種精神在。不管是學生還是學者,學習熱情都很高,有真癡迷學術的。
  一方麵,大家都關心時事,我和乃迭幫著學生把口號宣言譯成英語傳到國外,我妹妹楊苡夫婦簽名捐款支持學生。另一方麵,我們也搞翻譯,傳播文化。
  我妹夫趙瑞蕻在內地買不到像樣的書,1938年途經香港時買了本法文的司湯達的《紅與黑》,後來他在中央大學分校教書,開始翻譯該書,四年大功告成。趙瑞蕻的法語老師很高興,說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奮人心的事情。在炮火連天中,既積極參與抗戰宣傳和學生運動,又潛心於名著的翻譯,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奇異”現象。
  抗戰後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貨膨脹太厲害了。在重慶的時候,上午發了薪水,就要火速趕去換成黃金或大頭,然後再去買生活用品。否則到了下午,法幣的薪水就要縮水一小半。解放初期,梅蘭芳的演出還是2萬元一張票,大概相當於現在的2塊錢吧。
  你說的對,嘿嘿,我的書裏有一些曆史痕跡。是的,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小冊子,1936年前後的“叢書集成初編”,每冊一兩角錢,1950年的《敦煌曲子詞集》定價4000元,嚇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達著的《鄭和航海圖》定價回複到0.48元。這幾種書的字數和頁碼都差不多,價格差了一萬倍。
  對了,說陪都重慶的文化界、文藝圈,你們一定要說說二流堂。抗戰期間,文藝界很多人“流落”到重慶,居無定所。唐瑜外號阿朗,是個仗義疏財的報人,自費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藝界名人。在重慶中一路下坡,唐瑜從租地、買地,到繪圖設計、施工監工,全程一手操辦,先後蓋了六七棟樓,著名的有碧廬、依廬等。呼朋喚友來聚居,吳祖光、夏衍、丁聰、盛家倫、沈求我、高集、高汾、薩空了、金山、張瑞芳這些劇作家、演員,都在他那裏住過。
  阿朗是南洋華僑,有一個有錢的哥哥做他堅強的經濟後盾,他從南洋回國時,帶了滿載的小轎車、大卡車到重慶,後來車賣了,車上的物質食品都分給朋友吃了。吳祖光到晚年還回憶說,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門,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馬上就要到他們的家“碧廬”了,唐瑜突然看著遠處一輛豪華大轎車發呆。轎車飛馳過來,濺了兩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夢方醒,喃喃地說:“這是我的車,賣了……”
  戰時的重慶,文藝工作者沒有合適的聚會場所,朋友們碰頭,大多泡茶館,但茶館無一例外貼著“莫談國事”的招牌,不能暢談。於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會的首選之地。黃苗子、鬱風夫婦,戴浩,還有我們都是自己有居處的,平時也樂於去二流堂歡聚議事。
  二流堂這個名字也是開玩笑來的。他們那群風雅放達的文化人,看了延安過來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學會了一個陝北名詞“二流子”,表示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的人。搞文藝的大多生活自由、做法散漫,大家便互稱二流子。郭沫若去碧廬聊天時,說要寫一塊匾額“二流堂”,二流堂的名號就這樣叫開了,唐瑜榮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後的反右,文革曆次運動中,二流堂被《人民日報》點名,當作“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被大肆攻擊,打擊的主犯吳祖光、新鳳霞更是命運悲慘,令人感慨。
  音樂家盛家倫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書甚豐,其中有買的、借的、拿的,還有偷的。上海的南京東路沙遜大廈樓下有一家洋人開的大書店,盛家倫常常去站著看一天書。碰到書店打烊他還沒看完,或者站得太累,書又實在愛不釋手,他就順便“把書帶回家去看”,還說偷書不算賊。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見到一個書呆子窮教員,很喜歡一冊外文書,但買不起,猶豫良久還是悻悻然地出了書店大門。豈料盛家倫已經在門口等著他,把那冊書塞給了他,那人對如此神偷,隻有瞠目結舌的份。

譯事和逸事

  我說我愛人很單純,在政治上沒什麽頭腦,說了國民黨不愛聽的話,當時重慶買得到《新華日報》,但總是受限製,不讓看,她就常常買了看,還說過三青團的人像法西斯,別人就把她當共產黨。還有一次,因為我認識英國大使館的人,有人就告發我們,說我們是英國特務。大學的聘書一年一發,第二年她就沒收到聘書,那我也不幹了,就離開了中央大學。這時香港大學要我去,可我不想離開大陸,就沒去。這樣換了幾個學校,在貴陽、成都很多地方待過。
  這時梁實秋在重慶主持國立編譯館,覺得隻有把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沒有把中文翻譯給外國人看的,不好。他是我在牛津的同學,就想到要我們兩個去做這個工作。其實我更喜歡搞曆史研究,並不喜歡翻譯。我答應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書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譯對她比較好一點。另一個是教書沒什麽意思,學生很複雜,比如有很多三青團,就是特務,我們應付不來。翻譯比較單純,輕鬆一點,就去了。本來也沒打算以此為生的。
  翻譯的是《資治通鑒》,譯了不到四十卷,從戰國到西漢那一段,也沒出版,我看沒用了,丟了也浪費,就給了一個澳大利亞朋友,不知道他後來怎麽處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實秋的領導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後來剛解放時,在南京生活也不錯。
  1952年,我們到了外文出版社。因為他們社長劉尊棋很熱情,準備有係統地向外國介紹中國文學,從《詩經》開始拉了一個單子,一共有一百多種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我覺得這還不錯。我們翻譯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單行本,有的發在《中國文學》,雜誌對全世界發行,大概每一期發一萬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國也有一點,英國銷路不大。
  不過我們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為後來領導換了,劉尊棋被打倒,這件事就沒了。很可惜,這事要做成了還有一點意思,另外,如果有機會多翻譯一點魯迅我還是很樂意的,《墳》就沒有翻。
  周揚做文化部副部長時,想起我會希臘和拉丁文,就把我調去譯荷馬史詩,後來又被出版社拉回來翻譯《紅樓夢》,反正讓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紅樓夢》隻有兩個全譯本,一個是英國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一個是我的。我認識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歡紅樓夢,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幾年的時間。
  所有的翻譯都是我跟愛人合作,我拿著書直接囗譯,她就打字,打得飛快,然後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們的翻譯很快,大躍進嘛,什麽都要快,最快的時候,翻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結果我們一個禮拜就譯完了。無所謂質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覺得翻譯比較滿意的是《宋明平話小說》,還有就是《史記》。

座上賓和階下囚

  我經曆了袁世凱複辟、軍閥混戰、抗日、國共兩黨對抗和合作、共產黨統治,還是抗日影響最大,影響我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個就是抗日,然後是我回國教書以後,對國民黨完全失望了,願意為共產黨做一點事情,這是第二個理想。後來還有別的理想,比如研究曆史。
  剛建國那一陣,毛澤東常邀請大家坐坐,好像是在懷仁堂吧,有幾十個人。周恩來很客氣,介紹說我是翻譯《離騷》的,翻譯很好。毛一邊跟我握手一邊問:《離騷》也能翻譯嗎?我當時也很簡單,就回答說:什麽都能翻譯。
  當然也有我不翻譯的。錢鍾書被調到北京負責《毛選》的翻譯,他也是我牛津的同學,學問很好,但英語並不是他的最強項,他就想要我去合作,給的條件很好。不過我拒絕了,也沒別的什麽原因,我剛在南京買了房準備定居,而且政治文章我翻不好,《毛選》我也沒怎麽看,沒什麽意思,也不喜歡,我一般隻翻文學作品。
  1968年,我們又被懷疑是英國特務,進了監獄。那天晚上我們沒事做,在家裏喝了半瓶酒,十點多有人敲門要我去辦公室,去了就說軍委會要逮捕我,問我有什麽問題,我就問:什麽地方可以小便?他們告訴我了。別的我也沒什麽問的。那天抓了很多人,大概有幾十個吧,都擠在一個炕上,沙丁魚似的,我就要別人挪個地兒出來睡覺,旁邊的犯人聞到我身上有酒味,說好香啊,問我是不是喝醉酒鬧事被抓的,我說不是,然後就睡了。都快十二點了,也該睡覺了。別的犯人也在睡覺,就睡了。文革那時候經常亂抓人,前一個禮拜我們的一個鄰居,是外國人,剛被逮捕,所以我們也不是很吃驚。黃苗子是朋友了,他寫了《詠酒呈憲益》的打油詩,有兩句是:十年浩劫風流甚,半步橋邊臥醉囚。
  一共就審訊了一次,是夜裏,很多人拿著槍,帶刺刀的,好像要槍斃我似的。問我認識什麽人,要我寫基本情況,我想了想,就寫了中國的朋友和親戚一百五十人,外國人有一百個。後來也沒判,就這樣糊裏糊塗關了四年,我還教過獄友英語和唐詩。後來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胸口掛塊牌子,上麵寫著我的名字,給我照相,又以為是要被拉出去槍斃。當時也沒怎麽想,槍斃就槍斃吧,也沒什麽。結果不是,放了。說對不起,關錯了,就這樣子過去了。又過了快一年,公安局來了很多人來道歉,還說關於我的材料很多,一大堆,你要就拿去。我也不要。
  我的愛人也被抓了,外國人關在一起,都是太太小姐們。她們的條件比我們差,暖氣不夠,還要幹一點擦窗戶之類的活。她也隻被審過一次,就沒有下文了,直到被放出來。

遺恨和遺憾

  我們坐牢的時候,兒子在湖北工廠工作,兩個女兒下放到農村。文革結束後把孩子調回身邊,兒子回來時精神就有點不對,隻說英語,整天往大使館跑,我們沒辦法,把他送回英國,不久他就在那邊自焚了。
  我愛人知道兒子出事後,當時就不行了,我喂她飯也不吃,什麽都不吃。於是我們就計劃回英國一趟。她跟我到中國後.這一輩子就這麽一次因私回家鄉。當時組織上還不準,我們就給周恩來寫了信,這才讓走的。從那以後她身體就一直不好,特別是1989年以後病情就加重了,差不多十來年的時間吧,我什麽也不做,就是照顧我的愛人。直到她1999年去世。我們在一起六十多年,從來沒有分開過。
  對我來說,翻譯一直都隻是一種職業,我翻譯的東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夠做一點曆史研究,也許成就會大一點。也不是說什麽事業,就是自己感興趣吧。不過沒條件,也就算了。我興趣最大的是古代史,從春秋戰國到唐宋那一段。也寫過一些文章,但總是沒條件,曆史研究需要很多書,我去的地方都沒有好的圖書館,也沒有時間,翻譯很忙。這當然有一點遺憾啦,不過也就這樣了,無所謂。我現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九十多,差不多了。沒有什麽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麽,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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