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侃章：蔣鼎文力助張國燾“脫共”真相

  作者簡曆

陳侃章，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曆史係1977級。原在黨政機關工作，後辭職下海經商。曾出版《飛將軍蔣鼎文》《遠去歸來的昨天》《吳江年譜》《古往今來說西施》等著作。

 

原題

蔣鼎文力助張國燾"脫共"真相

 

作者： 陳侃章

 

張國燾與毛澤東合影

 

中國奮起抗日的戰幕在盧溝橋的隆隆炮聲中全麵拉開，麵對洶洶強敵，國共兩黨均感危機深重，必須合力抗擊日本侵略者，民族才不會淪亡。1937年8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司令。延安的近鄰，時任西安行營主任也是國民黨方麵與中共的直接談判人蔣鼎文，向朱、彭發出了一封豪氣幹雲、共禦外敵的賀電：

 

率部抗敵，壁壘新增，行見馬肥苜蓿，壯秋塞之軍容；酒熟葡萄，勵沙場之鬥誌，揚我國威，挫彼寇焰，河山還我，指顧可期。

 

雙方的第一場合作是晉北戰役及平型關會戰，其中林彪的115師據平型關之險設伏，突襲日本板垣師團輜重聯隊，殲滅日軍1000多人，繳獲燒毀大量軍械。這場難得的勝利，一掃連戰失利的陰霾，國共兩黨最高領導蔣介石、毛澤東等都紛紛致電祝賀，國內外媒體更是開足馬力，盡力宣傳，一時之間抗日士氣為之高漲。

 

初戰的獲勝並不意味著兩黨配合默契，相反隨著蜜月期的過去，家長裏短的事亦隨之發生，兩黨在參戰方式、陝甘寧邊區等問題上爭吵不斷，原先暫時掩蓋的矛盾重新凸現乃至又發生新的嚴重分歧。

 

不期然間，一聲政治驚雷在風雲變幻的時空中炸響，且毫無征兆，這就是中共重要領導人張國燾脫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的政治事件，兩黨關係頓添莫名的微妙。

 

與陝西緣分不淺、與紅軍緣份更深的蔣鼎文，怎麽也想不到他在不到三年的時間，竟以如此不同的方式與中國共產黨兩位重要領導人直接“對話”，前一位是瞿秋白，他所網羅的保安隊將瞿捕獲，軟硬兼施勸其投誠無效後，秉蔣介石旨意，徑行下命令給宋希濂，將瞿殺害；而如今的張國燾卻以主動脫離共產黨的方式欣欣然投向他的懷抱，請求他保護其生命安全。

 

張國燾其時雖不在中共核心決策層之內，但其地位之重要、影響之巨大還是毋庸置疑。張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為中共“一大”的重量級代表，又在革命根據地開創時期任紅四方麵軍總負責人，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等職。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他出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由於主席林伯渠長期派駐西安等地，邊區政府工作由張國燾代行實職。

 

 

張國燾（右一）與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合影（1937年12月）

 

西安事變後，兩黨緊張關係趨緩。清明時節，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派員向黃帝陵致祭的同時，也邀請陝甘寧邊區的中共派代表陪祭。黃帝陵坐落在延安之南中部縣（今黃陵縣），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帝素受海內外華人的敬仰，每逢清明都要舉行祭陵活動。而在民族危亡的非常時期，國共同祭黃帝陵既是雙方團結的象征，也表示出共禦外侮的決心，故香火之盛異於他時。

 

按照慣例，1938年的清明節也是共同祭掃之時。國民黨中央這次派出的代表為西安行營主任、中央執監委員蔣鼎文，而中共需有相應級別官員陪祭。

 

至於中共為什麽派張國燾作代表，尚未見到相關記載，可能是他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的身份所至，張自己的回憶也提到這一點。

 

張國燾為人處事工於心計，深藏不露。楊尚昆曾評價他：“臉上沒有表情，說起話來很慢，還哼哼哈哈，在肚子裏打主意。”①

 

張國燾那時並不忙碌，他頗為自得地說：“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他很少來麻煩我。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靜的設計走自己的道路。”②張國燾這次祭掃的隨行人員有他的陸秘書、警衛員張海和一個警衛班，他們合乘一輛大卡車，經甘泉、鄜縣、洛川到達中部縣。

 

4月5日清明節，蔣鼎文會同省政府主席孫蔚如、省黨部負責人任覺伍等到達中部縣。蔣、孫、張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蔣鼎文在黃帝陵前宣讀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特派委員蔣鼎文代表謹具牲醴鮮花之儀，致祭於我民族始祖黃帝之靈曰：

 

莽莽神州，聖祖始作，掃蕩蚩尤，奠定華夏，橋山尺例，萬國被化。嗚呼！運丁陽九，倭夷肆毒，竭澤傾巢，狼奔豕逐。哀我黎元，罹茲殘酷，緬懷遺烈，益深恥辱。披發纓冠，舉國同仇，攘彼梟口，奮我戈矛。誓爭獨立，流血斷頭……民族複興，克繩祖武……③

 

顯然麵對“倭夷肆毒”，全國人民要“披發纓冠，舉國同仇”，走“民族複興”之路，這篇祭文契合時代場景。至於張國燾的身份是陪祭，恐不會有單獨的祭文，迄今也未見到。

 

祭祀儀式完畢後，張國燾對隨行人員說：“你們先開車回延安吧，我還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主席商量。”根據張國燾的警衛員張海回憶，他當時很焦急地對張國燾說：“毛主席不是說了，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

 

然張國燾不予理睬，祭掃一畢，張國燾即將自己準備脫離共產黨的意向告訴蔣鼎文，然後與蔣鼎文同乘一輛小汽車駛往西安。張海以護衛張國燾安全之名，設法搭上蔣鼎文警衛人員的大卡車輛，雖然略遲到達西安，終還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了張國燾。蔣鼎文其時也住在招待所內。張海繼續回憶道：“看到他（張）鬼鬼祟祟的行動，很生氣，就產生了懷疑，心裏想：張國燾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為什麽到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軍駐西安的辦事處，卻住在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呢？”④

 

張國燾與蔣鼎文作了深談，當蔣鼎文全然明白張國燾隨他赴西安真正意圖後，便將這一重要情況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問了大概後，要蔣鼎文迅速通知戴笠安全護送張國燾到武漢來見他。於是張國燾在特務們的嚴密保護下抵達臨時首都武漢。中共代表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李克農聞訊後亦先後而至，苦口婆心勸導張國燾返回延安，不成。

 

 

1940年蔣鼎文題黃帝陵“軒轅廟”

 

4月11日，張國燾打電報給毛澤東、張聞天：“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次日，毛澤東等五人聯名給張國燾發去勸告電文：

 

國燾同誌：

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⑤

 

4月16日，張國燾與蔣介石相見，毛澤東則在這天下午再次電勸張國燾，誠懇希望他早日歸來，一切事情均可商談。哪知在次日，張卻發表公開書麵聲明，宣布脫離共產黨。幾番電文往來，毛澤東知張國燾脫離中共之心已堅，事要挽回已不可能，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決定開除張黨籍。毛澤東對此作了說明：“張國燾對共產黨路線發生動搖，私自跑到國民黨那裏去，並聲明脫離共產黨，因此開除他的黨籍。”⑥

 

張國燾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為什麽要背叛中共呢？時任陝甘寧邊區秘書長的伍修權在其回憶錄中有所涉及：

 

“由於統戰工作開展，林（伯渠）同誌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黨中央進行統戰工作，邊區政府主席職務就由張國燾代理。我被任命為邊區政府的秘書長……其中也確有這麽個含意，看張國燾是否搞鬼”，“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相戒備，心照不宣。張國燾對工作很不起勁，不大管事兒”⑦

 

而張國燾則是這樣說的：

 

“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黨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

 

“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考慮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由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⑧

 

這裏要稍稍梳理下研究者們的專著，還有張國燾本人回憶相關節點的失誤，如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這樣記述：“4月4日，掃墓一結束，他（張國燾）說到西安有事，要陪同來的人先回延安。他隻帶了一個警衛員，自己鑽進國民黨西北綏署主任蔣鼎文的汽車裏，去了西安。”

 

張國燾的回憶說“4月4日前往”，這可以理解成這天從延安出發，也可以理解成這天到達中部縣祭掃，但與下文對應看來，張國燾的意思是4月4日在黃帝陵祭掃。

 

 

1940年民族掃墓節蔣鼎文（中）等祭黃帝陵合影

 

查1938年清明節為公曆4月5日，國民黨中央委派蔣鼎文主祭，前述祭文開頭為：“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五日……致祭於我民族始祖黃帝之靈。”顯見祭黃帝陵文中載明祭掃之日為4月5日。這篇祭文是原始資料，不屬多年後的回憶。作為中央一級的祭文，其宣讀的時間自與祭掃之日相對應，無提前或延後之必要。

 

張國燾所說“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的說法也不確。查前後幾年祭掃黃帝陵之日均不相同，如1937年為4月4日，1939年為4月6日，這些日期反映在同一年的中央政府祭文中。再說，延安與中部縣相距200公裏左右，當中要穿越甘泉、鄜縣、洛川才能抵達中部，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當日趕到黃帝陵致祭，幾乎不可能。或而有可能張國燾離開延安是4月4日，而在中部縣祭掃黃陵則是次日。對這，下文所引蔣鼎文口述中“某日黎明”句也可側麵印證。

 

至於張國燾的脫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的方式和時間，蔣鼎文的回憶也有所提到：

 

張國燾的出奔脫離共產黨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間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黃帝陵寢，中共也派代表張國燾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進來一個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稱是張國燾，要我保護他的生命安全。我身當方麵之任，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一麵予以撫慰，一麵打電報給戴雨農，由戴雨農把他接了去。⑨

 

竊以為，張國燾的脫逃日期及方式，應該正視1938年4月5日黃帝陵的原始祭文及當事人蔣鼎文的相關說法，再與張國燾之說印證。

 

至於張國燾脫離共產黨的方式也不是有些書籍所說是蔣鼎文和戴笠策劃，實際是蔣鼎文答應接納張國燾後，張才有可能離開中部縣到西安再轉武漢。顯然，張國燾是搭乘蔣鼎文的小車奔赴西安，才有可能達到目的。說蔣鼎文時任“西北綏署主任”，也誤，其時沒有西北綏署，蔣鼎文所任為“西安行營主任”之職。

 

再回過頭來敘述張國燾脫黨之事，張國燾的出走，對中共帶來巨大影響，也使兩黨摩擦加劇。5月2日張國燾發表的《告國人書》稱：“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複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張國燾認為共產黨僅是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實際上“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遊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圖發展……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

 

張國燾這裏所說的正是其時國民黨指責共產黨的話，而這些話通過一個曾經的重要共產黨領導人之口說出來，其作用、其影響實為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推波助瀾，起到了對立彼方無法起到的作用。

 

還在張國燾初到西安之日，就與蔣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長談。張提供了現時中共對付國民黨的相關政策和手法。這“第一手的情報”是蔣鼎文這個鄰居乃至蔣介石怎麽也不可能了解到的。為此，蔣鼎文據張國燾所述馬上相應地調整了應對共產黨的策略，台灣史學家吳相湘如此評述：

 

由於張（國燾）的口述，蔣（鼎文）因更進一步認識中共假藉抗日以擴充其力量的企圖，為防製共黨利用民眾滲透陝西民間，蔣（鼎文）下令限期將此種組織徹底肅清，同時組織陝西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積極領導民間各種組織，收效甚宏。後來重慶以及各省類似組織都是接受蔣這些經驗的產品，共黨因之以“磨擦專家”加之於蔣鼎文。⑽

 

 

蔣鼎文戎裝照

 

為消除張國燾出走的負麵影響，中共果斷采取相應措施，毛澤東特別重申組織紀律：

 

（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要避免再發生張國燾事件。⑾ 

 

斯人早已飄逝，掩卷依舊悵然。張國燾脫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懷抱，在兩黨關係上固然影響深遠，但放到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隻不過是一片樹葉輕輕飄下，零落成泥碾作塵也。

 

（本文選自陳侃章著《飛將軍蔣鼎文》）

 

 

注釋：

①楊尚昆著《楊尚昆回憶錄》，第13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②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3冊第430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③黃帝陵管理局編《黃帝祭文集》匯編本第33頁，西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④張梅《橫眉冷對，英勇無畏》，載《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

⑤轉引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第17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

⑥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第6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⑦《中共黨史資料》第2輯第192頁；

⑧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3冊第428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曆史》第9期第59頁；

⑩《蔣鼎文平亂釋疑》，吳相湘著《民國百人傳》第4冊第185頁，台北傳記文學社1971年版；

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