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誌京：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

牟誌京／文

　　小學畢業時，對北京的中學幾乎一無所知，聽老師講到男四中的好處，不知深淺報了誌願。暑假從海濱回來，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誌願學校發通知的說法，心頭一涼，打開方知虛驚一場。我和四中長達八年的不解之緣就這樣開始了。
　　那時的四中，除了北邊那棟不起眼的二層教學樓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組成。北麵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鄰的是少數住校生的宿舍。禮堂兼學生食堂有些殘敗，坐落在校園西南角。藏書可觀的圖書館，還有數個設備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分布在校園南邊。操場在教學樓北麵，標準的四百米跑道環繞足球場，北麵靠牆還有幾個籃球場。完整的院牆，把四中與外邊的世界隔開。校內建築大多年久失修，但從東麵正門進來，還是能感到一種肅穆的氣氛。
　　上了中學，對未知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雖難免為作業和考試所纏，最令人難忘的還是那種領會新知識時醍醐灌頂的神奇感覺，特別在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和生物課上，老師就像來自天界的導遊，把我們帶進滿是寶藏的神聖殿堂。我們這幫毛孩子在不知不覺中脫胎換骨，長大成人。
　　本以為政治和數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斷鑽研與質疑，其實不然，那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旋渦。

一

　　初中畢業時，老師在評語中，把我的政治表現說得一塌糊塗，讓我很傷心，看來上高中是沒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從海濱歸來，竟然收到四中的錄取通知書，我成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數學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卻沒怎麽察覺。一天，我在操場打排球，正在興頭上，同班同學楊百朋走過來對我說：“你還在這兒玩啊！還不快到班上看看，牆上貼的都是什麽。”說得我莫名其妙。匆匆走進教室，才注意到牆上貼滿了批判我的小字報。
　　同學們那些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對事實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頂頂驚人的帽子。我奶奶窮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後一直想方設法周濟窮人，幾十年後，包括黨支書在內的村民還時常懷念她。爺爺曾是大連、煙台一帶的富豪，早在抗戰勝利前，受到漢奸市長的敲詐迫害而突然離世。還沒到解放，爺爺的土地資產散失殆盡，家裏一貧如洗。雖不是文化人，新社會給窮人帶來溫飽，讓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還是看在眼裏，心懷感激，怎會有變天之想。爺爺的花園樓宅被棄置多年，後來成了一所學校的宿舍，公私合營後，奶奶領到些微定息。我十歲以前住在大連，有時陪奶奶去領錢。不知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認大片房地產的“變天賬”的故事。
　　由於男校的特殊環境，女性自然是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課題。到了高中，受外國電影和文學的熏染，對愛情有了朦朦朧朧的意識。有一次騎車，一位小學女同學迎麵而來，見到我毫無緣由地撲哧一笑。我也許對同學講過這“豔遇”，就成了我的“資產階級戀愛觀”的有力證據。
　　那一陣我看了很多外國電影，有一次在學校附近的護國寺影院看《堂吉訶德》，深受感動，當晚在日記中自我抒發一番。有人對我的日記表示興趣，我毫無戒心，拿出來與之分享。“四清”時給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於我的日記，隻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褻瀆了。
　　除了文字討伐，還開過麵對麵的批判會。一個自尊心很強的十幾歲孩子，如何熬過那些令人難堪的場麵，我真的記不清了，隻記得承受力幾乎到了極限，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在西什庫大街北口的小鋪，我買了碧綠的青酒，一飲而盡，雖傷感有餘，但還是沒找到足夠的勇氣和決心。而“四清”的風波也慢慢平息了。
　　後來戰死在緬甸的同學張育海，在“四清”高潮時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講了不少令人費解的道理。他還找我到操場東牆邊坐在石頭上促膝長談，其中玄機多年後我才領會，無非是防人之不可無的道理。楊百朋也給過我類似的勸導。可惜我那時悟性差，白費了他們一片苦心。

二

　　一九六五年後半年，報刊上開始出現關於《海瑞罷官》一戲的文章。家裏訂了《光明日報》，其中有不少相關的重頭文章，我饒有興致讀進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蠻橫，心中不平起來。姚文元就是我當時最反感的筆杆子之一。幾個月下來，我一篇不漏細細地讀下去，在報上留下的批語也越來越長。到了一九六六年春天，語文課竟然出了這題目，在作文中，我趁機把幾個月的激憤發泄出來，結果當然再次成了眾矢之的。不過經曆了“四清”的風雨，這場鬧劇就算不得什麽了。讓我不解的是，在討論中，大家似乎對實質內容並無興趣，都在關心我這個遲鈍的人捉摸不透的某種東西。
　　一年後有人幫我解開這個謎，他就是我後麵還要提到的遇羅克。相識不久，我們談起《海瑞罷官》。說到語文課的作文，羅克馬上問我時間，我說大約六六年的三四月吧。他脫口說出讓我驚訝的一句話：“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在那個時候寫那樣的作文。”難道真理有時間性嗎？我狐疑滿麵，等待著他的解釋。
　　他從屋角找出一張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匯報》，上麵有篇署名遇羅克的文章。讀下來，明明與我的立場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難道隻許他在大報上發表文章，不許我在課堂上寫篇作文嗎？
　　覺察到我的疑惑，他說他那篇文章投稿時間早在頭年十二月，幾個月後發表前並未再與他商酌。在大報發表文章讓我暗自羨慕，不知其不滿從何而來。“編輯把我的文章篇幅消減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麵目全非，顯得咄咄逼人不說，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發表一篇這樣的文章。”到底為什麽？“到了那個時候，我已經看出這一‘辯論’不是學術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樣的時候發表這樣的文章無異於自投羅網。”
　　我終於恍然大悟。

三

　　進了高中，學校的政治氣氛越來越濃。每年都要去農村生活幾天，除勞動鍛煉，還有政治教育。對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麵的男孩來說，倒也不失為有趣的經曆。
　　上高一時，我們去了北京遠郊區的桃山。據說那是抗戰期間所謂“拉鋸地帶”。開憶苦會，副校長劉鐵嶺把一位白發蒼蒼，情緒激動的老太太攙上台。誰料到，這位沒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講到痛心處，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把八路軍和日偽軍統統都罵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還是劉鐵嶺校長鎮定自若，把老太太當即扶下台去。
　　一九六六年春，我們被送到郊區的農場勞動，睡在大馬圈裏。夜裏被蚊子包圍，渾身是包；白天在烈日下幹農活，揮汗如雨。日子過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結束農場勞動，我們長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回到學校才知道，世界已變了樣——“觸動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校園變了，變得讓我難以辨認，恍惚如夢。教硏組小院南牆貼出許多大字報，針對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覺得很神奇，身為學生，他們從哪兒得知那麽多校外動態呢？
　　某日，校領導和部分老師被拉出來遊鬥示眾，他們胸前掛牌子，頭戴高帽，一路被抽打推搡，還有學生往他們身上潑墨汁，我回到教室，從室內擴音器聽到老師們帶哭腔的發言，支持“小將們”對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動。
　　某日，在總務處小院，我看見教地理的汪老師被剃了陰陽頭，坐在書堆上默默流眼淚。第二天就聽說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盡了。某日，在校園有人用擔架抬著教曆史的朱老師。他一臉平靜，問起來，據說是自殺未遂。
　　新成立的紅衛兵身著軍裝，武裝帶要麽係腰間，要麽在手中揮舞，威風凜凜。校園到處是嬌豔的美人蕉，一夜之間，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著大量圖書館的書籍被點燃，化作青煙縷縷，升空而去。
　　不知何時，校園竟出現了“小監獄”。解放牌卡車進進出出，從車上推下被反綁的人，從“小監獄”傳出一陣陣慘叫聲。某日，我見有人扒在校長室後窗往裏張望，也湊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個持武裝帶的人，時不時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紛紛抬起來，任他抽打。
　　一位同學帶全班去批鬥他父親，我實在不忍看那父親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頤和園遊泳，沒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嚴厲指責。由校領導和部分教職員工組成“牛鬼蛇神勞改隊”，時不時被拉出示眾，低頭彎腰請罪，還要唱所謂“嚎歌”。此歌含半音，唱不準，就要受辱被罰。劉鐵嶺副校長唱得最好，經常躬著腰領唱作示範。
　　我走在校園裏，耳聞目睹這一切，不禁疑惑起來：這是個什麽世道啊？

四

　　有一天，我們被召集到教室聽重要講話。演講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最初就是從她口中聽到的。
　　這怎麽可能對呢？我查閱了《毛選》和中央文件，為自己找到理論根據，寫了批判“對聯”的大字報，騎車到紅衛兵發祥地——清華附中。原以為會受到紅衛兵阻撓而發生衝突。但那天校園十分清靜，沒什麽人影，我把大字報貼好，安然離開了。
　　八月一日，聽說中央音樂學院正開“對聯”辯論會，我和同學李家柱一起騎車去了。在音樂學院校園，我們偶然碰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他胸前掛大牌子正在鏟煤。會場內外人山人海，幾乎都是身著黃軍裝的紅衛兵。主持大會的是個梳兩把刷子的女生，我報名發言，她先問明我的立場。在我前頭報名的不少，看起來且輪不上我呢，可沒過幾分鍾，就有個女生過來讓我準備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釋說發言大都是支持對聯的，讓我這反對派上台，好增添大會的辯論氣氛。
　　幾個主持會場的全是穿黃軍裝的女生，我在後台等著前麵的發言結束時，她們毫無粗魯表示。沒想到，我上台還沒幾分鍾，那幾個女生就衝上來，滿嘴髒話，搶奪我的話筒。我雙手攥住，她們使出全身力氣也沒用，接著她們拽我，用拳頭在我背上亂捶，也沒什麽效果。讓人討厭的是，幾個女生轉到我麵前，朝我臉上吐唾沫。我的發言就在這樣有點滑稽的場麵中結束。
　　下台後借來紙墨，我在中央音樂學院留下大字報，並署了名。過幾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應，大多是無理謾罵，隻有一篇還算相對講理，領頭署名的居然與我同姓，是紅旗學校的學生。明明是一幫女生，卻在結尾處學男人的粗魯腔調：“你×××要是有種，就到我們學校來，讓我們給你點教訓。”
　　有約在先，我隻好去赴“鴻門宴”。她們非但沒給我什麽教訓，談話氣氛反而頗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臨別她像對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門口，竟有些戀戀不舍。作為一個男校學生，那是我第一次與同齡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讀書，一位同班同學找上門來，以班“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勒令”我立即去開會，宣布全班同學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對聯”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對，還在外麵到處散布反動言論，像什麽話？”他憤然對我說。
　　全班同學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場所謂的辯論開始了。我發言後，一位高幹出身的同學發言，講到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從井岡山出發三十萬，到延安隻剩下三萬。“我問你們，那剩下的二十七萬人上哪裏去了？”他激動得尖聲細氣吼叫著，以此證明“對聯”的正確性。
　　最難忘的還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講話，結尾時他情緒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動，我就是×××。你不承認我是×××，那你就是×××。”講到那最後三個字，他滿麵通紅，脖上青筋暴出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瀾的運動打倒了“走資派”，於是“老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資派”子女，按他們的邏輯，就是成了“狗崽子”。然而，“老兵”們斷然拒絕這一邏輯的合理性，並組成以“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為首的威懾力量，活躍於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與造反派抗衡。

五

　　“對聯”辯論結束了，聽說蘭州文革形勢激烈，我和同班同學劉捷、趙頤庚和王建複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蘭州。誰料到，在包頭被一夥當地紅衛兵查問出身，以非“紅五類”出身為由，將我們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頭紅衛兵就溜掉了。我們要繼續“大串聯”，卻遭到學校和班裏紅衛兵的阻撓，於是來到中南海北門等待，盼著能攔到一位中央首長為我們做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門外等得太久，趙頤庚擔心他家院門已鎖，我把他領到四中學生宿舍，打算介紹給別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倆剛坐定，宿舍裏一個熟人突然惡狠狠地問趙頤庚：“你什麽家庭出身？”趙頤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著嗎？”那人便說：“好，你在這兒等著。”轉身出去了。不一會兒，宿舍小院人聲嘈雜，七八個手持武裝帶的紅衛兵衝了進來，高聲叫喊：“是哪一個？”帶路人指指坐在床頭的趙頤庚。為首的那人方臉盤，個兒不高，但肩很寬，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給了一拳。
　　我見狀便朝那打手喝道：“你憑什麽打人？”他轉身朝我走來，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著我說：“看你蠻會打架的樣子，不過，老子不怕你。”語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臉上揮來。我本能地舉起拳頭，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紅衛兵而被公審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幾個打手卻認定我要還手，一擁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腳踢。我當時沒有任何感覺，從小院出來，我感到牙齒有些異樣，於是來到四中旁邊的口腔醫院。一位女大夫檢查後，把一顆門牙複位再用鋼絲箍好，她輕聲問道：“這是怎麽弄的？”我回答：“騎車摔的。”她歎了口氣說：“唉，這年頭啊。”後來才知道，那個為首的就是為“對聯”譜曲寫歌的劉輝宣。
　　此後我們不再尋求紅衛兵的許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長，開了一張乘車記錄，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別快車，從北京直抵廣州。在越秀山下的農村參加了幾天勞動後，劉捷隻身返回。其餘三人離開廣州繼續旅行。我們在桂林飽覽了漓江山水，在遵義拜訪了革命遺址，在貴陽吃到大餡湯圓，在鬧市碰上被小孩們圍追的巨人穆鐵柱，在重慶參觀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劉文彩的“收租院”。再沿寶成線，窗外閃過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街亭。在寶雞過夜，第二天搭上開往烏魯木齊的火車。
　　一個多月在路上，早已習慣了列車的擁擠，但這裝滿學生的列車還是遠遠出乎意料。車廂擠得水泄不通，我隻能“金雞獨立”，好在夾在人叢中，無須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廁所是最大的問題，隻能抓行李架，腳踏坐椅椅背從空中穿行，沒有點真功夫不靈。廁所也擠滿了人，勉強鑽進去，隻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如廁。
　　快到新疆，車廂一下子寬鬆了，我躺在過道睡了過去，一覺醒來，發現周圍睡著好幾個男女學生，臉貼臉，手腳互相交錯，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後，遊覽了烏魯木齊和石河子，再搭上東去的列車，我攛掇兩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魯番。火車停靠處，我們從車窗跳下來，四處張望，一片荒涼的戈壁灘。一打聽才知，城鎮還有幾十裏，僅有長途汽車，而紅衛兵並不享有免費搭乘的特權。兩位同學打退堂鼓，而我自費買了車票，與他們分手。在戈壁灘顛簸了幾個小時，景色突變，汽車駛進充滿異國風情的吐魯番古城。
　　在街上遊蕩，不知當夜在何處棲身，見到縣委的牌子便闖進去。侯書記是漢人，身材高大，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並打電話到吐魯番火車站，安排王建複和趙頤庚與我會合。我提出到維吾爾族村莊勞動時，他滿口答應下來。
　　走出縣委，心裏踏實多了。來到唐代遺跡蘇公塔，隻身爬到塔頂，從小窗孔眺望這低於海平線的吐魯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揚的歌聲吸引，在另一房間，幾個青年男女彈琴唱歌，與北京聽到的漢人編的新疆歌曲幾無相似之處，格外動聽。
　　第二天，侯書記請我們到他家吃飯，主食是一種叫“饢”的麵餅。我把麵餅轉圈咬了一遍，竟連個牙印也沒留下。隻見旁人揮斧先砍個缺口，再用牙齒擴大“戰跡”，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無菜，飯後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這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好的西瓜。
　　從縣城步行約一兩個小時，來到紅星公社前進大隊——維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漢家，彼此言語不通，靠手勢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隊下地，收割當地特產的白高粱。隊長利普茲個兒不高，但身體健碩，天性開朗，一邊幹活一邊唱歌。一起幹活的大多比我們年紀還小，也喜歡唱歌，有個滿頭小辮子的姑娘，歌聲最甜美，她叫瑪爾江。每當夜幕落下，村裏陣陣歌聲蕩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隊長利普茲請我到他家吃飯，在炕上盤腿而坐，當熱氣騰騰的羊肉餃子端到桌上，出於禮貌，我等候主婦共餐，一番比劃，利普茲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訴我女人與客人不同席。那頓餃子特別香。飯後，他提議輪流唱歌。我很喜歡他唱的歌，問歌詞大意，他擺擺手，用生硬的漢語說：“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幹活的孩子學了點維語。每天早上，人人以“亞克西”彼此問候，模仿起來並不難。兩位同學從村莊撤回到縣裏，我獨自留下又住了幾天。臨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漢家整裝待行，心裏竟充滿依戀的感情。
　　正獨自傷感，忽聽到門外有動靜，推開門，隻見瑪爾江淚水滿麵站在院中。她見到我，擦掉眼淚，麵色凝重地遞給我一本維文小書，其中夾著維文的信。盯著我的眼睛，她說出一串連一句也聽不懂的維語。我示意讓她等一等，衝到屋裏，解開剛剛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漢語書，遞給瑪爾江。
　　在回吐魯番縣城的路上，一想到村裏那些淳樸的人們，眼淚就止不住往上湧。縣城在望，我再也控製不住自己，掉頭往回走。在田裏找到利普茲和那些孩子們，我終於哭了出來。
　　離開吐魯番，到達西安，從那裏徒步“長征”八百裏，終於來到延安。一路上，以每小時十二裏的速度，每天走一百裏。途中拜謁了保存完好的黃帝陵。一路在老鄉家的棚屋過夜，吃的是小米飯加鹽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發起高燒，幸好趕到某空軍基地，得到及時治療。休整兩天後上路，第十天終於看到巍巍的寶塔山。參觀了革命遺址，我們響應中央停止“大串聯”的號召，帶著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六

　　大串聯歸來，京城風向已變，老紅衛兵不再是天之驕子。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收繳了“老兵”行使權力的牌照，出現造反派（或稱為第二代紅衛兵）誕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大會，周恩來、江青等出席。我們班同學王祖鍔和高二（五）班湯池分別作了《宣判反動對聯死刑》（同班同學朱景文起草）和《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堡壘——西城區糾察隊》的發言，其中提到我反“對聯”的經曆和代價，周恩來在隨後的講話中對“這位同學”予以讚揚，讓我十分感動。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庫一根電線杆上，我讀到油印的《出身論》，極其欽佩。在“對聯”的辯論中，我的勇氣來自本能的反感與義憤，僅此而已，幾乎沒有什麽理論武器。《出身論》的作者卻把出身問題上升到理論高度，邏輯嚴密，正氣凜然，文風清新，讓人為之振奮。我當即按油印稿上的聯絡地址，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羅文。他是遇羅克的大弟弟，身材頎長，帶幾分書生氣。我們相談甚為投機。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訪，聊到擴大宣傳途徑，便產生了把《出身論》鉛印傳播的念頭。
　　在校多年，固執的天性總給我帶來重重險境，誰想到反“對聯”之舉，竟在新的形勢下贏得正麵的名聲。靠這點政治資本，我向學校總務借貸，五百元輕易到手。我小學同學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見紅”的頭頭，與“三司”（“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宣傳部長有交情。我們騎車去地質學院，開出蓋著“三司”大印的介紹信。
　　回家路上，經過北太平莊附近的解放軍一二〇一印刷廠，乘興闖進去。負責接待的是業務部金科長，他戴金邊眼鏡，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紹信，態度立即變得嚴肅認真。那時“三司”如日中天。印刷業務很快就談成了。
　　那年頭紙張極緊。六部口紙張批發部缺貨，櫃台後的職員，建議我們去地安門的農工民主黨總部試試。那裏果然有貨，但很貴，終於買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紙。這就是《中學文革報》創刊號用紙與眾不同的緣由。
　　羅文從“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取來《出身論》新手稿，那是一疊白底藍格的超長稿紙，字跡小而清晰，讓人望而生畏。可拜讀後，我感覺行文中透著一股怨氣，文字也顯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論客觀性的分量，會讓人對作者的個人利害關係產生猜疑。我雖對“小組”充滿敬意，卻並不妨礙我對《出身論》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論上我了無新意，但無疑改變了文章的色彩與基調。不料遇羅文讀罷，一反他溫文爾雅的風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說“小組”很欣賞我的改動。《出身論》修訂稿就這樣敲定了。
　　再到一二〇一廠與金科長商酌，決定采用四開版五號字，本以為差不多，沒想到排好版竟多了個“天窗”。金科長問如何利這一空間，辦報的念頭油然而生。
　　我起了個毫無創意的名字——《中學文革報》，拉出“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唬人的大旗，並請擅長美工的三中學生朱維理拚出毛體報頭
　　我從小學同學朱大年和劉薑仁處各征一文，還有四中同班同學李寶臣署名“敵敵畏”的雜文，再選用師大女附中陶洛誦和汪靜姍編的一組動態消息，準備完畢，我在原四中語文教研室連夜撰寫《出身論》的編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堅決砸爛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公告。天近拂曉，我把版麵、字體、字號、花邊等編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嚕的羅文喚醒，打了招呼，隻身騎車去一二〇一廠交稿。第二天我到廠裏拿到清樣，校訂後簽字付印。《中學文革報》（以下簡稱《文革報》）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發行。

七

　　《文革報》問世，在社會上激起極大反響。我們設在四中的辦公室總是門庭若市，來訪者絡繹不絕。其中索買觀望的最多，而熱情支持和惡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講述他們受“血統論”迫害的親身經曆，反對者在聯絡處外牆貼滿侮辱性的標語和大字報。
　　北京氣象學校的李金環和紀亞琴來到接待室，要求參加我們編輯部的工作。我問起來，她們居然還沒看過《出身論》，但從反對者的言論，她們堅信這是一篇好文章。在她們前後加入的還有十三中的閻世鈞和帖漢，師大女附中的陶洛誦，二十五中的遇羅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陳加華，五十三中的韓基山，無線電學校的魏雷，輕工業學院的郝治。我們報社不斷發展壯大。
　　《文革報》雖然隻在北京發行，與官方支持的《兵團戰報》、《清華井岡山》相比，印數微不足道，但全國的讀者來信與日俱增，到了連郵遞員都不能負載的程度，我們隻好每天蹬三輪車去郵局領取。處理讀者來信成了艱巨的任務，其中多數為附款郵購，但也有不少是為了向我們傾訴的。遭遇之慘烈，心聲之真誠，往往讓我們愴然淚下。
　　在一個貴陽市青年的信中，講到他在市中心見到人們簇擁在長篇累牘的大字報前，（不知哪位熱心人抄寫了《出身論》一萬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紙張和功夫！）出於好奇，他從頭讀起，剛讀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製不住眼淚，號啕大哭起來。為避免尷尬，跑回住宅，哭罷再趕回現場，讀了幾行又忍不住哭了。就這樣，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終於讀完《出身論》。
　　除西藏和台灣外，讀者來信在全國各省分布均勻，來自北京的在數量和質量上並不突出。在《文革報》出版後短短幾個月，各類小報紛紛出世，其中多數滯銷緩銷，而《文革報》剛好相反。每一期僅在市麵出售半數，其餘半數留給外地郵購和來訪者。從讀者來信中得知，有人花兩塊錢買一份《文革報》。一個小報交易市場在北京西單應運而生，其中《文革報》成了“硬通貨”，可用來換任何小報，還出現過比值達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雜務纏身，很少參加賣報。有一次跟著去了，我們的三輪車被圍得水泄不通，無數隻手伸過來，我的手中塞滿大把鈔票，剛遞出的報紙，不知被誰一把扯去，甚至來不及找錢。轉眼間報紙被搶購一空，我雙手不停哆嗦，才知賣報的艱難。遇羅勉——羅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講述過他賣報的類似經曆。
　　據我所知，《中學文革報》是第一家沒有官方背景的小報，此後非官方小報如雨後春筍，不少卷入《出身論》的辯論，有的為政治利害，有的為開拓銷路。僅北京一地，就有《東風報》、《旭日戰報》、《紅鷹》、《教工戰報》、《雄一師》、《文化先鋒》、《大喊大叫》、《首都風雷》、《中學論壇》、《隻把春來報》、《湘江評論》、《北京評論雜誌》等。李冬民的《兵團戰報》曾以“首都兵團”名義登出“取締《中學文革報》”的“通令”。
　　其中《首都風雷》和《中學論壇》，分別由我小學同班同學朱大年（三中）、劉薑仁（京工附中）主辦。在《文革報》問世前，我們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帶來的《出身論》，一致認為值得廣為傳播，對出版、印刷和發行有過商討與策劃。後來果然各自推出報紙，互相配合，《首都風雷》和《中學論壇》各為出身問題留出一版，由我負責編輯。從策略出發，這兩家報紙對出身問題采取中立態度，同時刊登讚同和反對的文章。羅克對此十分歡喜，特地采用辯論文體為兩家報紙撰文，以活潑的語言，淋漓盡致地暴露反對派的荒謬。
　　《隻把春來報》是我們班張育海、楊百朋、李寶臣、何大明和吳景瑞等人辦的，高三的沈大偉和他弟弟沈大智，還有楊百朋的弟弟楊百揆也卷入其中。他們個個都是非凡人物——業餘愛好多，擅長體育，平常不用功，但學習成績好，頭腦的機智從報名就能看出來。在班裏的“對聯”辯論會上，他們有人勇敢地站出來表示反對。對《出身論》的作者，他們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報》。但《“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麽》一文使他們在佩服之餘，也意識到出身問題背後所涉及的特權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們那些文風晦澀、立場曖昧的文章，難免讓讀者猜疑與《文革報》的關係。
　　第三期出來後，我們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了大會，由羅文上台發言。但開場不久，就有一夥人點燃鞭炮，朝主席台衝上來。負責保衛的是一幫初中小孩，嚇得呆若木雞。有個汽車司機組織剛與我們結盟，頭頭問我要不要把他們在場的人調上來。為避“挑動工人鬥學生”之嫌，我謝絕了，報社成員從主席台一側的通道溜出會場。《文革報》第四期五、六版對這一事件作了報道，並刊登了未宣讀完的發言稿。
　　衝擊會場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聯動”的人，我們在四中的報社也不斷受到騷擾。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訴我彭小蒙剛率領上百之眾，騎車呼嘯而來，把在場的王建複嚇得奪窗而逃。
　　其實，“老兵”也有比較理性的一派。創刊後第三天，幾個身著黃軍裝的學生來訪，通報學校姓名，原來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頭目。他們態度平和，跟我談及“配合”與“協作”，讓我深感意外。辦報後期，有些“老兵”在兵馬司胡同開辦《出身論》的辯論場所，氣氛嚴肅而健康。反而在校內外造反派中有少數人深懷敵意，做過損害我們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談了。
　　《文革報》多次驚動有關領導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與紅衛兵會麵時，被當眾問到對《出身論》和《文革報》的看法，他說沒看過，人們就遞給他一份，他當時讀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讀，才把會繼續開下去。不久在另一場合，人們再問他的看法，他圓滑地回答：“太長了，沒時間看。”
　　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我參加過一次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會晤。我當場解下鞋帶，把一套《文革報》捆起來，請前邊的人傳給江青，隻見那捆報紙輾轉遞到她手上。幫我開過介紹信的“三司”宣傳部長，向我索取全套《文革報》，他說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為毛澤東本人準備八種最有影響的紅衛兵小報，他認為《文革報》應在其列。另有傳聞，中央政治局曾以大號字體翻印過《出身論》。
　　自《文革報》創刊起，就有兩名自稱《紅旗》雜誌社記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訪。第三期出版之際，他們鄭重向我轉達“中央文革”成員關鋒的傳話：大方向錯了，必須“懸崖勒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講話中，點名批判《出身論》和《文革報》，從而為我們報紙的命運畫上了句號。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講話中，大談出身問題，他講到社會上流傳著一些“反動”的觀點，雖未點名，看來並非空穴來風。

八

　　由於出版一再受到“聯動”等勢力的嚴重幹擾，我們不得不尋找新的途徑。到了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獨自乘火車去天津，在火車站外蜷身露宿，終於聯係上一家小廠。再次赴津，我正在廠內小屋校稿，抬頭看見李金環和紀亞琴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們告訴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講話，並說羅克建議我立即返京商議對策。
　　回到北京，我從火車站徑直去羅克家。羅克把我迎進他的“冰窖”，講了一下大形勢，他抱歉地對我說：“你這樣年輕，就由於我而置於這種形勢，真對不起。”我不以為然，一時也不知該說些什麽，心裏惦記的還是報紙的前途。羅克問起來，我說：“我看一共隻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對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誤；二是投降，在第七期上作檢討；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對抗，也不認錯。”“那你準備走哪一條路呢？”“走第一條路是不識時務，走第二條路有違良心，我看隻剩下第三條路還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隨後，我召開報社全體會議，宣布這一決定。《中學文革報》由此告終。
　　《中學文革報》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創刊，同年二月日、二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別出版了第二至六期。這六期先後在解放軍一二〇一印刷廠（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廠（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廠（第四、五期）和西便門印刷廠（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數是三萬份，其他幾期印數在三萬到六萬份之間。除了這六期，還在景山膠印廠影印了一萬五千份創刊號，另外還出版了以《出身論》為主要內容的特刊，先後付印兩次，總數約六萬份。除第四期為六版（售價三分），其餘每期都是四版（售價二分）。全加在一起，總印數共三十萬多，銷售總額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們報社，大家都盡力而為，誰也沒有正式頭銜。賣報時各自拿一垛，回來把錢交上，無人點過報、數過錢。大家因公外出辦事，從來沒想過報銷這回事。這在當時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隻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其實很不尋常。
　　遇羅克作為特邀主筆，以“北京市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在六期報紙上分別發表了《出身論》、《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麽》、《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反動血統論的新反撲》和《為哪一條路線唱頌歌》六篇文章；此外，他在《中學論壇》創刊號（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發表了《談鴻溝》；他還在《首都風雷》創刊號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對《出身論》的文章，另一篇則是以“小組”名義駁斥步曙明的文章《我們有責任捍衛最高指示》。羅克還以二十五中“齊聲喚”的名義，在《中學論壇》發表了以對話形式討論出身問題的文章《〈出身論〉對話錄：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的《略評〈雄一師〉報的四個版兩萬字》，則是羅克和我不約而同各寫的一篇同主題文章然後合成的。

九

　　報紙創刊時，我們隻有三人：羅文、同班同學王建複和我。我的語文老師毛憲文當過技術谘詢（出於政治上的謹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請），他曾任《內蒙古文藝》編輯，我向他學了不少編輯知識，受益匪淺。《文革報》的版麵設計美觀大方，顯然與毛老師有關。王建複“大串聯”與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羅文初次造訪，建複在場，就這樣成了創辦人之一。
　　創刊號問世後，不少人陸續加入報社，前麵已提到。到了後期，女五中張穎和王玲，女十二中張君若和張富英也加入進來，報社成員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創辦之初，羅文是“小組”和報紙之間唯一的連接，沒有他辦報是不可能的。後來出特刊，與“老兵”在兵馬司辯論，也都有賴於他的操持。
　　財務最初由我掌管，辦到第三期賺了錢，如數還清學校貸款後，還有足夠的流動資金。王建複毛遂自薦，從此由他接手財務。
　　李金環、紀亞琴負責處理讀者來信，並為訂戶郵寄報紙，工作繁重，卻從無怨言。帖漢從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漢人，卻矢口否認有外族血統，雖是初中生，卻顯示特有的穩重與才能。他是唯一與我分擔過編輯工作的人。閻世鈞出身“革幹”，憨厚實幹，為報紙各種雜務跑前跑後，總是笑嘻嘻的。韓基山社交廣，舉手投足帶江湖氣。我一到會場，他總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時刻他對我說：“司令先行，有我護後。”在聯絡等事務中他功不可沒。王嘉材和陳加華頭腦靈，點子多，腿腳快，在後勤與賣報的分工中貢獻最大。郝治是羅克的朋友，高個子，一張喜劇性的長臉，化名馬列。按他的話，這名字別人不敢喊“打倒”。由於年長智深，他常在會上對我的決策表示嘲諷。魏雷年歲稍長，唇上留髭須，毎逢棘手事，最是老謀深算。張穎、王玲、張君若和張富英等女生加入時，我們已陷入逆境，她們沒領略報紙昌盛的風光，倒甘願與我們分嚐這最後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誦和閻世鈞在清華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場舌戰把蒯大富說得啞口無言。他問洛誦是哪個學校的，“好厲害的一張嘴”。他們二位隨後到我家，上氣不接下氣講起這趣事，大家笑彎了腰。
　　由四中“紅旗”戰鬥隊寫的《我們為什麽支持〈出身論〉》一文，登在《文革報》第五期第四版上。羅克從不幹涉報務，但讀了此文，深為賞識，極力勸我邀請“紅旗”加入。誰料到“紅旗”第五期後加入，第六期還未出就倒戈了，他們在四中校園貼出大字報“出身論是大毒草”，還到西便門印刷廠，企圖搶走剛要出廠的第六期。
　　還有一個小插曲。“首都兵團”派了個間諜打入我們報社。此人第一次見麵我就起了疑心，羅文卻極力推薦。隨後其他成員也都覺得可疑，最終查清他的身份，於是用各種方式捉弄他。我們常在景山和北海會麵，卻故意把他引到別的地方，還屢次向他提供假情報。在嚴峻的形勢下，給大家平添不少輕鬆快樂的時刻。
　　《紅旗》雜誌社記者向我傳達關鋒的話後，我陷入激烈的內心衝突中，幾天未在報社露麵。然後我召開全體會議，向所有成員轉達了關鋒的話，指出再往下走，無異於“雞蛋碰石頭”，請求對犧牲沒做好準備的成員離開報社，而別人對他們“沒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責”。讓我難忘的是，全體成員無一人畏退。
　　一九八〇年夏天，在全國各大報刊紛紛為羅克平反正名後，我召集報社成員在陶洛誦家相聚。我這才知道除羅文在六十五中受到嚴重迫害，其他中學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煩。而郝治、李金環和紀亞琴幾位大專學生，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分別在輕工學院和氣象學校被殘酷批鬥。
　　那次見麵，本以為看到的是大家的無悔與自豪，沒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紅塵的自嘲，令人悵惘，但我永遠忘不掉當年那集體的勇氣。
　　我們也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場所。遇羅文與陶洛誦之間有過戀情，後與另一成員張富英結婚。陶洛誦與四中“紅旗”的趙京興結為連理，他們的羅曼史被傳為佳話，並曆盡重重艱難，在此不談。
　　由於主辦《首都風雷》和《中學論壇》，我的小學同學朱大年與劉薑仁也付出巨大的代價，劉薑仁曾很長時間被關在學校。《隻把春來報》成員中，張育海和沈大偉越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先後戰死。吳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從軍未遂，不久赴東北後失蹤。何大明在張育海一案的調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後來完全恢複，並寫過辦報的經曆。

　　本文節選自《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島、曹一凡、維一／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