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童年的恐懼與仇恨

童年的恐懼與仇恨

野夫／文

野夫

一

　　在我而言，企圖從對家族的考察以及對個人成長經曆的回顧，來反映20世紀後半葉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曆程，以期更全麵地彌補宏觀敘事的不足，使後人得以窺見大事記背後所隱含的無數微弱生靈的奇特實況。這一動機看來是愚蠢可笑的，因為曆史的公正和客觀，要求記錄者淡忘一己的悲歡好惡而進行超越道德的批判——這，不是我所能輕易做到的。
　　我在19歲時成了一名中學教師，在一個醉酒的黃昏醺然穿過1982年的小城深巷，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僂地站在路燈下潦倒而蒼老。我從5歲開始便牢記著他的麵孔，那時他把一挺插上彈倉的機槍架在我家門口，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我的父親。我在外婆的膝間瑟瑟發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樣的槍口何時會噴吐。
　　後來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親煤礦的造反派頭目。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為童年的恐懼而羞愧，這種羞愧漸漸被歲月熬製成一種仇恨。我難以原諒他對我善良親人曾有過的巨大侮辱以及對我——一個孩子的傷害。
　　但是早在我成為一個青年以前，他就被礦山開除了，我也漸漸淡忘了對他的懷恨。而這個夜晚當他重新出現在我被酒精點燃的眼中時，我潛伏的恨意頓生。他不再是一個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十五年前的邪惡畫麵仍曆曆在目。我殺機四伏地撲向他一頓暴打，他永遠無法想象這場橫禍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為我青春時代的狂怒心存內疚，並此開始思考關於文革的問題。
　　我的故鄉是一個四省交界的偏遠小鎮，即使今天依舊交通閉塞。外地人很難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會燃燒到這樣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隻是一個初有記憶的孩子，但恐怖的畫麵卻會讓人終生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發出一種死魚的腥穢，瘴氣盈滿小街。突然某個午後，河麵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搖動著黑壓壓的扁頭，河水頓時渾濁如湯。全鎮人目瞪口呆地麵對如此奇觀，仿佛大禍將至，遂傾巢而出手持竹竿朝水麵亂打，無數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戰一直持續到黃昏，一場暴雨才終於結束這次血腥屠殺。
　　小鎮的文革之火事實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讀大學的幾個學生回鄉點燃的。此前人們隻知道山外又在開始一場運動，其具體形式和對象皆不明了。若幹年來的運動都是對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村民對這所謂史無前例的新的革命皆無興趣。
　　這幾個大學生是小鎮的鳳毛麟角，他們在都市學習和洗腦，必然要成為時代精神的先鋒和代表。他們秉承一個偉大意誌，仿佛懷揣真理，以一種神聖的使命姿態回來，要把小鎮拖入曆史軌道，並與時代保持同一節奏。他們有知識，比鎮長更能詮釋“封資修”的含義。沒有誰敢於阻擋他們率領一群學弟學妹去焚燒圖書室，去砸碎寺廟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當人們看見他們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領導押出來批鬥，竟然無人幹預時，被壓製多年的人民終於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氣急躁偶爾罵人外，基本可謂是好人。那個夏天，我突然發現他頭戴一頂紙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後則跟著一大隊扛著刀槍的工人。我興衝衝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親的化裝遊行，卻看見母親的淚眼——從此，我們被帶進了一個驚恐而壓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燈塔園，那是模仿延安寶塔的建築，是那個時代普遍流行的批鬥台，家父成了那石階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項掛沉重木牌，彎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為當時小鎮的一道“風景”。母親實在不忍，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和姐姐送去，我從大人的腳縫中鑽進去叫父親喝水，卻被扭著他手臂的人搶去喝光然後將瓶子砸碎。
　　那個時代，每個基層單位都有武裝部，裝備了各種二戰時期的武器。被煽動起來的群眾開始有恃無恐地搶劫這些槍彈武裝自己，他們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農民運動時期，一切無政府主義的行為皆成為時尚。
　　我看見鄰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大刀，平時老實巴交的鎮民忽然都變成了戲劇人物，各自紮著皮帶戴著袖標斜挎著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動或起義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進了戰爭歲月。母親是供銷社的會計，一個“右派”卻要負責財務報銷審核，當時那些造反了的同事來報賬，都是先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我們每天都在戰戰兢兢中進入黑夜。
　　但並不是每個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從北京傳來，全鎮要舉行火炬遊行歡慶，家家得自備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報尖叫，說是蘇聯的坦克已開到鄰縣，全體鎮民要鑽山洞備戰。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隊伍來突擊檢查，看誰家在收聽敵台。
　　在一個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驚恐劇，但那時的父母卻是實實在在地感到驚恐，害怕我們遭遇流彈。
　　我親眼看到過兩次武鬥。一次是傳說四川萬縣的“黑色派”要來血洗利川，鎮上的武裝民眾在318國道上架設鐵絲網和機槍，並埋下地雷。我至今都無法想象他們是從哪裏弄來的那些電影裏的利器，他們真誠地要為遙遠的領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開殺戒。還有一次是一群饑餓的知青來洗劫了鎮上唯一一家飯館的饅頭，全鎮老少大打了一場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將這幾十個年輕的男人全部打癱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這樣的恐懼中度過，還有許多慘劇無法在此敘述。這隻是中國最偏遠的外省邊鎮的文革鬧劇，而且此鎮曆來都是民風淳樸與世無爭，卻在一個非常年代同樣演變成為一個血腥的殺場。

四

　　所有的罪惡都應該有個起點，那小鎮的惡魔又是誰給放出來的呢？是那些大學生嗎？
　　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們的初衷會有什麽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學開始與許多老紅衛兵成為朋友之後，逐漸加深了對那一代人的理解。他們最初是深懷某種高尚純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為己任”“改造世界”這樣一種教育模式，把每個青年學子都鼓動成政治家一樣目空一切。他們並不單純，至少不是我們今天想象的那麽幼稚。隻要仔細研究整個文革期間由這些青年所導演的無數派性謀略和戰爭，就可以相信他們遠比今天的學生聰明而複雜，更富有實踐操作能力。然而，他們的成熟往往表現在具體鬥爭的算計上，他們缺乏對那個偉大意誌的準確把握，沒有吃透這場統治者要造自己的反——這種確實史無前例的運動的實質。同一個天音，卻被他們轉化為完全敵對和矛盾的兩種行動，這種熱情盲動的本質是缺乏世故的輕身躁進。
　　幾個大學生在點燃小鎮的文革之火後又回到了他們的大學，但火勢卻不會就此堙滅。從“封資修”到“當權派”，再蔓延燃向知識分子，他們被發配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最後又被分回他們故鄉的母校，開始漫長的被閹割的生活。這個小鎮已經起來革命的群眾，早已忘記了他們曾經是革命的發起人和引導者，於是他們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標。當他們意識到這場運動被導向一個有違初衷的悲劇性深淵時，已無能力去扭轉，甚至連自救尚不及。
　　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後的二十年，我與其中的一個大學生——古老師成了朋友。他已調到縣城一中，是本地最優秀的英語教師，他的許多弟子都相繼考學出山，成為小城新一代風流人物。而他已默默無聞滿頭秋霜了，當年的壯懷激烈早已沉澱為現在的波瀾不驚寵辱俱忘。在一次酒後，我向他提及我4歲時所圍觀的那場焚書之火，以及我幼年對他的景仰，還有我的恐懼和仇恨，他付諸一笑說——早就有人告訴我們：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場運動中真正被徹底玩弄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們可以承認，知識分子確實在“反右”時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認為真正被玩弄和傷害的卻是那些普通草民。他們稀裏糊塗地被青年學生帶進一條報複社會的道路，文攻武衛，挑戰秩序和權力，最後，又被戴上暴徒的荊冠，棄置於萬惡深淵，一直不被主流話語所真正認識和憐惜。

五

　　現在我要回到開篇時我所暴打的那個仇人身上。
　　因為酒醒後的內疚，我決定暗訪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時原是煤礦的一個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那時的工人階級雖然號稱是領導階級，實際上該下地獄的還是要下地獄——幽深黑暗的礦井在今天仍然是吞噬生命的血口，況乎當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負擔，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複一日的井下辛勞，卻沒有足夠養家的工資和安全感。這個社會從未給過他真正的溫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談什麽公正，他當然有怨恨。他的許多同事可能都勉強忍耐，他卻比別人多了那麽一點血性和要求，而這，正成了他日後的禍根。
　　文革，對許多積怨已久的底層人來說，都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大好時刻。周的造反就應運而生——上合天意，下符已願。而他針對我父親的迫害和泄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問題在於他和那時的多數讀書人一樣，都並不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人性中的惡一旦被調動出來的話，那就會像納粹一樣，施暴於無辜的百姓。他會用電線搓成皮鞭隨時打“走資派”，會想出許多殘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敵，會去勇敢地搶劫武器來組織武鬥，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階級兄弟倒於血泊——這幾乎是文革時多數風流人物的普遍悲劇——在運動的後期，他們被抓捕，被清除，被曆史徹底拋棄。周也難逃覆轍，失去工作的機會，靠拖板車拉石頭養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車，他被自己的重車軋斷了一條腿，成了殘廢。
　　他有三個女兒，大的倆兒都嫁在農村，自顧不暇，隻有三妹失學在家陪著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這個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為了生活，她隻能做暗娼養家，於是不斷被抓，後來去特區當了新中國第一代“媽咪”。
　　文革結束許多年了，而對他，對於他的家來說，災難還在無限延長，還要繼續承擔這個“玩笑”的巨大後果。

六

　　我唯一保留的一張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萬縣的一家紅旗照相館，我8歲，大姐15歲。
　　15歲的大姐初中畢業修了一年水庫，母親還是決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漢平原下鄉，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成績優異的她依舊不能獲準上高中。父親被打倒了，母親是“右派”，在當地下鄉則永無招工的可能。父親第一次帶我出遠門——送大姐到萬縣碼頭。那時山裏小鎮沒有照相館，父親似乎也不知道這對兒女何時再見，便破例帶我們去照了這張相，相片上加了一句手書——我們姐弟永遠忠於毛主席。
　　許多時候，我翻出這張相片都會發笑——那種傻樣，那種莊嚴，那種毫無來由的愚忠都讓我忍俊不禁。但當我讀出父親當年的苦衷時，一種驚悚油然而生——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啊。愚民政策在文革時達到頂峰。現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很難理解當初的許多細節——何以一個民族會整體可笑至此。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鄉小鎮。青石街換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複存在，連當日河山也難相認了。我忽然從一處斷牆上看見幾道斑駁字跡——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時代，仿佛又聽見半夜的警報突然拉響，我弱小的身體在暗夜戰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本文選自《身邊的江湖》，鄭世平（土家野夫）／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

身邊的江湖 鄭世平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3.9

 

[覺曉]

二年前，11月，回國探親，和父母去長江三峽遊，在黃金號上閱覽室，讀野夫的散文。這篇，讀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