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致青春

致青春

王海／文

　

1

       1983年秋天。同濟中學校園裏到處是穿草綠軍裝的孩子。
　　空四軍、空軍政治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醫科大學、海軍某部等均駐紮在五角場周圍，這些軍人們的子弟占據了同濟中學的大部分課桌。
　　當時五角場的孩子們小學畢業一般不外乎以下幾個出路：極少數成績特別好的，去行知中學；特別差的去寧國北路（今黃興路）上的少雲中學——一進門能看見革命烈士邱少雲半身雕像；還有部分比較好的，上同濟中學；剩下的去淞滬中學——我弟弟1987年還是1988年就考進了那裏。
　　綠軍裝的孩子，父母來自天南海北，不過到他們這一代，基本已經和上海本地的孩子打成一片了。
　　我剛上初一的時候，初三（3）班的學長學姐們集體軍服，在國慶聯歡晚會上唱《喀秋莎》，那種氣概，那種製服誘惑，讓我30年後還記憶猶新。
　　初一到初三，我暗戀我們班長，一個清秀頎長的女孩，皮膚不是很白，但是語調溫婉。我對女性的最初審美立即從膚白豐腴的五角場新華書店女店員跳躍到膚色看上去更為健康的L（姑且稱之）這裏。
　　很多年後，在青海西寧的一次采訪中，我無比驚訝地發現同行的《人民日報》一個四川女記者說話的腔調，居然和L一模一樣。四川女孩手機沒電了，向我借電話給她男朋友打電話。電話撥通，女孩和那頭的男生呢呢喃喃。我非常不禮貌，但是無法移動自已的腳步，一種令我幾乎戰栗的聲音穿透幾乎20年的時空，重新在我耳邊響起。像一個雖不給力但異常清晰的鼓點，一下，一下，一下擊打在我心房……
　　1986年初中畢業，我為了看當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加上會考成績還不錯，直接直升上了本校的高中。L考去了複旦附中。
　　再和L聯係是大學的事情。班上另一個女生F性格有俠氣，有一日忽然給我寫了一封信，開門見山告訴我L其實很喜歡我，但是最近班上一個男生追她很緊，建議我如何如何雲雲。信最後還把L班級的郵箱地址給了我。
　　我沒有辜負F的好意，也相信這裏邊更多也有L的意思。一個矜持的女生能夠這樣，我還會傻等？我立即給L寫了一封信。但很久沒有回信。
　　又過了一陣，我在複旦校園裏偶遇L。兩人在一個小花園裏坐了一會。L告訴我她已經答應了班上那個男生的追求。不過L很幽怨，意思是我為什麽對F的建議無動於衷？
　　我寫了信給你啊。
　　是嗎？
　　當然。
　　你寫到哪裏了？
　　你們化學係的郵箱，××號碼。
　　你忘記寫年級，那樣我是收不到的。
　　後來呢？當然是無疾而終。
　   回家翻出F的信，這個粗心的姐們，原文裏邊就沒寫年級。
　　F後來去了美國，攻讀生命遺傳專業。2004年，我在《申江服務導報》做記者時，突然神奇地接到F的電話。她的一個朋友，也是上海去的留學生，患了白血病需要誌願者骨髓配對，我還在申報上撰文呼籲社會援助。
　　1994年的時候，我還見過L一次。那次她咯咯咯笑彎了腰。“這個……你怎麽這麽胖啊……”L依舊用很好聽的聲音對我說。
　　那時我是正好處於空窗期，也知道L也才失戀，但什麽也沒說。她的連串笑聲讓我羞慚又有點惱怒。
　　2010年某日，我帶兒子從和平影都看完MAX版的《阿凡達》，電梯裏，一個模樣95%和L相似的女子和我並肩站立。她一個人，沒有伴兒，沒有說話。我無從判斷那聲線有沒有95%的相似。我拉緊兒子的手，什麽也沒有說。

2

　　中學生活渾渾噩噩。
　　同濟中學以黑山路為界，分為東西兩個校區，西部主要是教學樓和老師辦公室；東部是運動場、圖書館和音樂教室。圖書館那幢樓據說解放前是規劃中的蔣介石的圖書館。整個中學六年，這幢樓一直是我們雨天室內上體育課的地方，一樓有一個非常大的屋子，跳馬單杠和墊子都堵在一角。屋子朝南有成排的窗戶，外邊就是學校的田徑場，煤渣跑道200米一圈。
　　大樓二樓是圖書室和音樂教室。初中時我是班上的圖書管理員，手頭有十張左右的借書證隨時供我調遣。圖書館裏負責借書的老師叫沈淩峰，個子矮小，書法遒勁，每本書書脊上的名字都出自沈老師的手筆。多年之後，我第一次看見和斯大林死磕的那個托洛茨基的照片，倒吸一口冷氣：這不是沈老師嘛。
　　圖書館的旁邊，是一間堆滿雜物的房間，平時無人看管。高中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逃課，從裏邊把門頂住，興高采烈地打麻將。興頭上，門推開了。何副校長威嚴地站在門口。何校長的女兒初中和我同班，關係還不錯。沒有人動。時間凝固了好幾秒。我潤了潤喉嚨，打算艱難地說幾句。何校長木然地掃了我一眼，把門從外邊帶上了。
　　圖書館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門，上旋式樓梯直通樓頂，樓頂有點天安門的感覺，飛簷琉璃瓦，漢白玉的護欄。頂樓初三時做了我們的計算機房。在同桌田鋒同學的指導下，我用機房的蘋果機編過一個程序，名字叫“布朗曲線”：就是在屏幕上，由一個亮點開始做無序運動……
　　這個有著幽暗通道的大樓，以後長久地出現在我的夢境中。情節通常是殺戮、奔逃、從逼仄的樓梯上幾乎飛下……我的大多數噩夢和這幢樓有關。
　　整個中學六年，我像一個提前進入角色的文科生，幾乎無時無刻不泡在圖書館。除了小說，那一段時期我最喜歡看的還有一本叫《中流》的雜誌。我喜歡它，因為它足夠荒謬和扯淡。
　　《中流》雜誌姓“左”，主編大家都認得，就是前幾年去世的那位部隊作家魏巍，著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因為“左”，《中流》上常刊登一些極不著調的批判文章，看了讓人哭笑不得。記得是1986或者是1987年，反“精神汙染”的那段時期，《中流》刊文大罵畫家範曾。文章竭盡人身攻擊之能事。最華彩的一段揣摩範曾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理由是：範曾有段時間創作的曆史題材的畫作中，男主人公的相貌都和範曾本人非常相像！
　　整個初中階段，我的成績都在十名左右晃悠。我所在的初一（3）班直到初三（3）班，一直是年級最厲害的班級。牛到什麽地步？我班的前六名一般就是年級的前六名。其他班級的第一名，到我班得從第7名開始排。在這個威猛的班級裏，我自然十分壓抑。好在我還有一個考前六名的同學們都無法企及的：作文。
　　我對作文的喜好，源自三年級時語文老師對我的表揚。集體組織看過電影《琴童》之後，我寫了篇觀後感，被作為範文在班級上朗讀。從此，奠定了我日後吃文字飯的基礎。
　　可見，教師哪怕是不經意的鼓勵，都可能對學生的一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學六年，看了六年閑書。這是最開心的。最痛苦的是，我還得對付數學、英語、物理、化學那許多我毫無興趣的科目。
　　拋開一張大學文憑不說，這些曾經學過的東西對我的生活沒有任何幫助。是的，我再次確認，沒有任何有益的幫助。
　　不過，我還要說說我的老師們。不知道自從我們這一撥70後從中學畢業後，教師是不是依舊還能讓學生們從心底裏真正地尊敬？
　　語文老師楊存華，教我初中接近三年。她是隔壁（4）班的班主任，但更喜歡我們班。我的作文在楊老師那裏得到進一步的肯定。2009年的某天，我忽然接到我們高中班長的電話，說楊老師去世了。身體一直很好的她，剛退休，一天去90多歲的老父親家，告別的時候從老式房子的二樓樓梯上滾下，頭部受撞擊，當場不治。我和一些同學趕到追悼會現場，時隔多年，我再次見到了楊老師。她還是那樣緊緊抿著嘴，一如當年監考我們時的嚴肅。
　　數學老師薛五弟，一口上海本地話。“下一節上三角課！”薛老師莊嚴宣布。底下已經笑成一團。上海話“三角課”的發音就是“三角褲”。
　　初中畢業時，我忽然想考中師，出來後做一名小學教師。那時是我們班主任的薛老師堅決阻止了我，不讓我填誌願。“你將來是要考大學的！”薛老師麵色凝重地對我說。
　　物理老師賁有林，冷麵滑稽。我物理通常考得一塌糊塗，但賁老師一直對我笑眯眯的。
　　化學老師高發友，頭微禿。講課肢體語言極度發達。一次我們班個子最小，外號三十九（體重39公斤）的任偉上課睡著了。高老師一個箭步衝到三十九麵前，劈手抓住他的胸襟，惡狠狠地問道：說，二氧化矽的分子式是什麽？說！
　　初中畢業的時候，正逢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碰巧我各科會考不錯，索性直升進了同濟中學的高中。超爽的一個暑假。

3

　　小說之外的東西，總是顯而易見的無趣。我開始逃課。
　　隨我逃課的，通常是我的死黨老管。阿黃的課我一般不逃，他嘮嘮叨叨的文革史我還多少有點興趣，再說，我好歹還是語文課代表。
　　我們也不一上學就逃，而是上幾節課，從後門溜出去。在門房間大爺疑惑的目光注視下，我們從車棚裏推出自行車，瀟灑地一偏腿跨上，飛也似的遠去。
　　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喜歡躺在二醫大操場邊睡覺。操場上，體格健美的軍人們的呐喊聲是最好的催眠聲。那喊聲，不管從男的女的喉嚨裏發出的，都那麽的性感。有一回，我甚至饒有興趣地觀看了一場上海女足和二醫大男足的友誼比賽。女足隊員很結棍，沒有什麽近距離的動作是她們不敢做的，也沒有哪個男人身上的部位是她們不敢摸的。氣急敗壞的戰士們輸了個底朝天。
　　陰雨的日子，可以逃去二醫大的生理解剖陳列室，那裏的死嬰標本名聞遐邇，多年來一直是五角場周邊中學生的聖地。為了報複少雲中學對我們長期以來的欺淩，一次我和老管溜進了少雲中學某間教室意圖洗劫，卻隻在桌肚裏找到一毛二分錢和一雙回力牌跑鞋。
　　離同濟中學很近的體育學院我們很少去。該校“民風”強悍，五角場地區，尤其在事故頻仍的農貿市場地帶，鬥毆事件的一方通常少不了體育學院學生的參與。該院學武術的同學尤其喜歡在民間檢驗學習成果。
　　我上初二的時候，班上來過一個實習體育老師，姓趙，據說曾經腳把一個民工的睾丸踢碎。記得當時我們班上八卦之王宋海峰曾經引用醫學術語，說是把睾丸踢成了幾乘以幾。我們班男生都嚇壞了，你想想，把一個球狀物踢成了幾乘以幾，隻有長和寬，連高都沒了——這不是踢扁了是什麽？

　　1989年的春節前後，爺爺去世了。發現食道癌並成功手術後，爺爺又活了差不多11年，也算一個不小的奇跡。他是我見過的對自己身體最為當心的老人，對身體上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很審慎地上升到治療層麵並立即付諸實踐。正是這個習慣，讓他的癌症被發現在早期。
　　我的外公是另一個悖論。他是我見過的對自己的生活最沒有規劃，也最隨意的人。除了愛在家裏養花——這是他園林工程師的專業——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愛好。1980年代，我外婆去世後，外公一直一個人住，直到幾年後和我同歲的表弟從北京回上海陪他。
　　外公家裏沒有電視，隻聽收音機，不訂報，看報去裏弄的老年活動室。外公節儉的名氣在整個鐵路新村名聞遐邇。在上海鐵路係統，外公更是一個奇跡。外公1960年從上海鐵路局退休，2007年去世。到後來，鐵路局認識外公的人全部掛了，外公還在。
　　外公一生子女六七名，晚年隻有我媽一個女兒和他生活在上海，還不住一塊兒。老先生幾乎一輩子沒進過醫院，除了2004年住過一次院，居然是因為“營養不良”……
　　我一直說，我外公的106歲，純粹是節約出來的。
　　我爺爺去世那年，外公已經89歲，聽到親家公去世，搖搖頭，啥也沒說。

4

　　我對學業的所有耐心，剛好維持到高三畢業。能考上一所文科的大學，於我是再合適不過的事情。以我中學六年合計花在理科上的功夫，進一個二本學校，也體現了一種公平。
　　高三的時候，幾乎我的所有同學都開始向往大學的生活。那個以往隻存在於傳說中的無拘無束可以好好放浪形骸一番的好去處，來了。
　　高考前選擇3+1誌願時，我腦子很清醒，堅決填了文科。明知畢業後“錢途”理科遠好於文科，明知同等理科學校的分數比文科低幾十分，我還是放棄了理科。事實證明，理科是個苦差事，至少我的兩名中學同學進入理科大學後，因為高掛紅燈最終導致退學。
　　能在上大文學院讀書讀到退學，沒特別的本領是做不到的。
　　一年級最開始在西江灣路虹口體育場的校區上課（該校區現在是上海市青年幹部管理學院），後來搬去三門路661號，一個草木蔥蘢隨處是青磚營房式建築的地方。剛去三門路的幾天，我總覺得此處似曾相識。想起來了，我初中同班同學邱誌剛的家原來就在這個院子的某間營房中。他爸在空四軍服役，我們一起去江灣機場采桑葚之後去過他家，在那個營房的水房裏，我還試圖洗過被染成紫色的襯衣。
　　文學院有種不同於其他高校的陰柔氣質。它不像交大或者複旦，有著寬大的草坪和疏影橫斜的梧桐樹。兵營就是兵營，紮堆的兵營並未營造出多少雄性的剛，反而是過多的綠色襯托出陰鬱與委婉。行走在學校的水泥路上，尤其是深夜，陣陣的風吹動樹木的呼嘯，令人無不加快腳步，誰知道路邊的陰影裏邊隱匿著什麽可怕的玩意兒。
　　文學院男生的荷爾蒙倒是異常陽剛。我們那一屆，從內蒙古和東北招了一批委培生。北方的弟兄們喜歡喝兩盅，喝高了聲音就高，聲音一高膽子就壯，膽子一大，無論什麽當量級的也敢扭打在一起，完全沒有道理。毆鬥一般發生在北方兄弟之間。上海學生第一不怎麽喝酒，第二就算喝了也不至於不自量力到和東北內蒙古人交手。最關鍵的是，雖然第一和第二次工人武裝起義都發生在上海，但上海男生沒有繼承分毫和同性身體過招的偉大傳統。
　　有那麽一次，一幫東北男生把一名上海男生欺負得實在退無可退了，該男生不知從哪裏抄起一把鐵鍬，朝逼上來的外地男生大吼：他媽的我倒要看看今天誰不怕死！
　　上海人會武術，流氓也擋不住。當時搶逼圍的人就退了，該男生從此校園裏無人敢惹，直到畢業。那個男生比我高一屆，有個很好玩的習慣，就是像電影裏看到的善於載重的四足動物一樣，喜歡不停地打響鼻。每次校園裏看到他，我班女生總會雀躍：看呀看呀，“響鼻”又來了！
　　現在想想，叫伊“響鼻”不夠厚道，那很可能是強迫症的一種。
　　文學院的一年級，幾乎沒有其他讓我覺得好玩的事情。時間是大把的，但是沒有任何香豔的故事發生。我感覺又回到了隨時可以逃課的高中，不過是高四。高三的時候，從課堂上溜走，想的是：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文藝一點的時候，會想到阿爾巴尼亞電影《永不屈服》裏邊邪惡的納粹軍官對女遊擊隊員說的話：看吧，外邊陽光燦爛，而你卻要在這黑暗的牢房中默默地死去！
　　如今外邊陽光燦爛，屋子永遠不上鎖。我橫在自己的小床上，倒像躺在一間黑暗的牢房中。
　　高中快畢業的時候，一肚子誨淫誨盜的黃色思想。好容易輪到具備亂來的年齡了，也有亂來的時間和亂來的皮囊，但是，怎麽亂，怎麽來，真的不知道。

5

　　就像一個老實巴交的孩子，有時也向往古惑仔的生活一樣，人們總是對自己夠不著的生活充滿了期待。這是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存在的最解釋得通的群眾基礎。
　　我至今是一個靦腆的人，雖然有時也不怵開幾句黃腔，罵幾聲冊那。但從根本上，我和20年前剛上大學那時並無二致：對荒淫無恥的生活躍躍欲試，但不得其門而入，久而久之，醒悟到自己原來是一個不那麽豁得出的人，於是太平。
　　從初中開始到大學畢業，我看了十年小說。我活在格非蘇童王安憶王朔們的造夢空間裏。即便大學裏談過一次戀愛，我的生活亦可以說很蒼白，但是我有兩樣東西陪伴著我：小說和麻將。
　　家裏不寬裕，我在大學裏每個月的生活費是50元，實際需要大概在80元，缺口怎麽辦？打麻將贏過來。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談了一個GF。在姑娘的咕噥聲中，隱隱意識到賭博可恥。於是去各大高校販賣賀年卡賺到了人生的第一個100元——麻將每次隻能贏幾十，超過100元不僅受製於尺寸大小，而且，那樣的話下次就沒人敢和我打啦。
　　我像一隻勤奮的小螞蟻，往返於城隍廟福佑路批發市場和各大高校之間。勞動光榮，大學二年級寒假，我終於用賺到的錢為自己買下了人生第一雙皮質運動鞋。在四川北路的火炬專賣店，因為小小的瑕疵而打折的等外品，42元。
　　大三的時候，我失手了，在外語學院被一名可惡的保安沒收了所有的賀年卡和明信片，足足有一個大旅行包多，足夠那名保安用上一個世紀。好在那時成本已經賺回，我隻是半個月白忙活了一場。我恨啊，從此收手，不再涉足花紙片的買賣。多年之後，我從報上看過很多起小販和城管之間扭打的新聞，甚至有惱羞成怒的小販一刀紮死城管的事情。殺人當然是不對的，但我十分理解貨品被沒收之後，小販們茫然無助乃至暴戾衝頂的憤懣。那一刻，真的是殺人的心都有，手裏隻差一柄“雙立人”。
　　對了，還有看錄像。70後怎麽避得開錄像帶的熏陶呢。
　　我通常去同濟大學的電化教室看。每個周末，每場5毛錢——是的，價格和今日網探上網發一條帖子的報酬一樣——可以看兩場錄像。教室裏可沒有投影，一般放四架電視機，座位就是長條板凳。
　　在沒有互聯網和DVD的年代，那是為數不多的可以看到外邊世界的窗口。
　　我在同濟大學的觀影生涯幾乎延續了五六年，直到1994年的夏天。當時我在《勞動報》對口跑政法，和一個803的小警察小董很熟。那一陣我正好和GF分手，窮極無聊，就拉小董去同濟看錄像。不料，關張啦。
　　再後來，就有了VCD。
　　說半天還沒說到中文係的學習。
　　我問過同學們，除了我，其他的人基本上是第二誌願以後調劑到中文係的。這個從四年後畢業的從業選擇上大致可以看出端倪。畢業後隻有為數不多的同學選擇了文字作為職業。我還記得1993年的夏天，畢業前夕，我已經收到了勞動報社的錄取通知，正好有其他兩個同學去考《青年報》，我沒事相陪去考——錯了，你猜錯了，在通常的陪考故事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所謂“考的人沒中，陪考的倒中了”的故事並沒有上演。我筆試通過進入麵試，最後沒考中。我其他兩個同學都中了，但戲劇性地最後都沒去。
　　沒去《青年報》做記者的兩個都是女生。如今一個在中國銀行下邊的一家投資公司做老總，一個是滬上著名國有建材大超市的老總。
　　後來我才知道，那次是《青年報》曆史上動作最大的一次招聘。鬈毛頭黃飛玨比我早畢業兩年，當時正在木偶劇團做編劇。他那次考進了《青年報》。我曾經很認真地反思過當時何故未入《青年報》領導的法眼。一個原因當然是水平問題——我的，不是人家領導的；還有估計是我《勞動報》的offer在手，麵試時有點吊兒郎當。畢業15年後，我在文廣係統工作，開辦公會議時，經常和東方網的李智平書記毗鄰而坐。我一直想問李書記，是否還記得1993年夏天，在東湖路17號青年報社那幢小樓裏，一個去麵試的小胖子？
　　李書記，就是當年坐在我麵前提問的幾名考官之一。
　　他當然不記得了。
　　這世界小胖子是如此之多。而且，我看上去又是如此一個平凡的小胖子。

6

　　上大文學院89級中文係漢語言文學專業，不稀奇；稀奇的是，同班有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王海。
　　一年級上半學期，我收到學校的期末成績單，非常傷心，沒有理科的考試成績也不過如此啊。開學後才知道，老師把成績單寄錯了。那個王海收到了我的成績單，而我收到了他的。交換之後，我很滿意。烏龍事件發生之後，迫使大家從源頭解決兩個王海的姓名混淆問題：在民間，我後來被稱為大王海，伊是小王海。沿用至今。小王海則稱自己為“王夢海”，他說他自己愛做夢。
　　二年級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小王海看中的女孩子H被人搶走了——動手的，鬈毛頭黃飛玨也。
　　很多年後，是的，真的是很多年後，差不多是20年後吧，我在鬈毛頭黃飛玨的生日會上和他的作家兼教授母親王曉玉攀談起來。但得知我是“王海”之後，王教授很專業地問了一句：“你是大王海，還是小王海？”
　　“我是大王海，伯母。”
　　“嗬嗬，哦你不是小王海啊，那和我們飛玨就沒有那種淵源了。”王教授用和黃飛玨一模一樣的腔調沉靜地說了一句。
　　文學院的“話劇皇帝”黃飛玨，小王海1990年代最恨的男人，那時正準備主演《等待戈多》。給劇組畫背景板的，外號“皮蛋”，一個長發飄飄的文藝青年，多年後成為上海灘的“K房之王”。
　　相貌堂堂的皮蛋有正當職業——滬上一本小有名氣的體育休閑雜誌的視覺總監。那是2000年代早期的事情。當2004年左右我和“皮蛋”坐在一個牌桌上戰鬥的時候，我怎麽也難以把這個人同當年混跡文學院的“皮蛋”看成同一個人，除了我們之間的“六度空間”有著相同的一環——黃飛玨。
　　後來我和我們班的女生們探討過小王海何以不敵黃飛玨。一個H本人提供的故事或許可以佐證。當時H其實已經開始和小王海非正式約會。有一天，H應邀陪小王海去四川路買運動鞋——用今天00後的語言說，小王海是個“運動鞋控”。他曾經在我麵前嘮嘮叨叨：我這個人什麽都可以不講究，就是一定不能委屈自己的腳。
　　四川路回來，已經到了晚飯的時間。小王海好像沒有請H吃飯的意思。H半嬌嗔半認真地說了一句：嗯，我肚皮餓死了。
　　小王海立即說了一句：我也餓死了，不過我那裏隻有一包方便麵了。
　　說完，他就走掉啦。
　　黃飛玨後來和H之間發生過許許多多異常糾結的事情。大約是1995還是1996年的時候，我有一次去青年報社找我的同學張桑，正遇上黃飛玨在和群眾痛訴他和H分手的事情。
　　“講到現在了，沒停過。”張桑朝我擠擠眼睛。
　　我坐到黃飛玨麵前。看到文學院的故人了，黃飛玨又把事情從頭說了一遍。
　　2008年，一天我和全家在四季酒店吃自助。旁邊座位一個不算很年輕的母親一個人帶著兩個男孩子。那氣質和相貌，和H有八九成相像。
　　我拿起了手機。
　　“黃飛玨，我在四季酒店，旁邊一個女人非常像H。”
　　“幫我拍下來，傳給我。”
　　沒辦法拍。過一會兒，疑似H起身走開。我湊上去問其中一個大點的男孩：嗨，你媽媽姓H嗎？
　　不是的。
　　H據說在1990年代末去了美國。
　　幾年前，某次和黃飛玨單獨吃飯。老黃說起，有一次報社的前台阿姨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個遙遠的女子的聲音。當時他不在報社。電話裏那個女人隻問了一句：黃飛玨，伊現在還好哦？
　　電話掛斷，從此再未打過來。
　　老黃很肯定地說：那就是H。
　　上個世紀末，老黃的作家母親寫過一本小說《阿惠》，後來還被拍成了電視劇。H的名字末尾一個字，就是“慧”。
　　據說，有一些據說。

7

　　和鬈毛頭一樣，雖然離腐化墮落的標準差得還很遠——當然也沒那個條件——我也不是什麽清教徒。
　　繞不過去的，我得交代一下自己大學裏的戀愛。
　　次數：一次。
　　開始：二年級。
　　結束：工作一年後。
　　原因：不告訴你。
　　和大學裏談的女朋友分手，是很多人都遭遇的事情。如何才能平靜地對待這種事？有一個標準：很多年後，同學聚會，得知她也去，你會不會去，知道你來，她會不會來。碰見之後，大家是不是神態自如，悉如常人。
　　我和她，都做到了。
　　愛得轟轟烈烈，或許是兩個人曾經的瑰麗；愛得通俗，分手之後再見還能頷首微笑，是老同學們的福分。

　　該說說我的同學，上海灘第一宅男王瘋子了。
　　王瘋子當然不叫這個名字，但他的名字排列組合一下，就是王瘋子。同學們都這麽叫，他也不以為忤。
　　現在，今天，當下，和我同齡的王瘋子同學正在遙遠的加拿大攻讀比較文學的博士，研究的項目是明代小說，全額獎學金。也就是說，加拿大政府出錢把王瘋子從田林新村請到蒙特利爾，供他吃喝，給他公寓住，讓他研究全本的《金瓶梅》。
　　王瘋子是我們那一屆裏唯一沒有拿到學位證書的，原因不詳。但這不影響他在畢業多年後先是考取了加拿大一家大學的碩士，讀完後回上海混了幾年，再接再厲又考上了博士，繼續赴加深造。
　　王瘋子的奇跡在於，他和我們一起畢業17年，沒上過一天班。畢業之後第一次見王瘋子，是在一本精英雜誌上。王瘋子穿著一件中式棉襖，憂鬱地皺著標誌性的趙傳一樣的溝壑縱橫的眉頭。文字解釋說，這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當年沒有呼機，後來沒有手機，互聯網平民化後，才算有了可以捉到他的東西——msn。還沒有msn的時候，小王海是這樣找王瘋子的：剛畢業沒幾年的時候，小王海有事找王瘋子，家裏電話沒人接。腦袋一拍，小王海直接去了上海圖書館，果然在閱覽室一舉拿獲王瘋子。彼時，王瘋子正在看一本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
　　和爸媽住在一起，沒有女朋友，每個月開銷不超過100元。
　　現在每次看到報紙雜誌上叫嚷的所謂“低碳生活”，我就鄙夷，你們誰能低碳過我的同學王瘋子？
　　王瘋子靠什麽生活，這個在我們同學裏邊既是問題，似乎也不是什麽問題。月開銷100元，基本等同於光合作用了。當然，這裏邊有啃老的因素。但人家現在不了嘛，用黃色小說做噱頭，去啃外國政府，環顧華夏，幾人能敵？
　　以前說起腐敗的清政府，總愛說慈禧太後“傾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王瘋子算是替我們掙回了一點點麵子。
　　王瘋子也不是從來都是守身如玉的。一年級的時候，他和我們班一個王姓女孩疑似好過。後來女孩中途退學去了美國芝加哥。
　　有一陣，我們拿他開玩笑，總是說：芝加哥啊，勿是阿拉上海額朱家角。
　　王瘋子訕訕一笑，用純正的上海話朝我們念出陳淑樺《夢醒時分》的歌詞：要曉得傷心總是難免的，儂又何必一往情深？
　　不能再往下念，用上海話表達一個嚴肅抑或傷心的主題，隻可淺嚐輒止，縱深下去，失之油滑。

8

　　1992年，大學四年級開學時我們被告知，學費漲價了，從原先的每學年200元漲到400元。大家一片嘩然。上海市中心的房價十年裏邊從每平方米四千飆到四萬也沒見群眾如此嘩然過。
　　1990年代，距離瘋狂的年代還有些日子。
　　1990年代，人還在乎點臉皮問題。
　　1990年代，大學生還有點期權價值：無論是在讀的還是剛畢業的，別人多少還當你是一個玩意兒。
　　1993年我大學畢業時，上海有沒有和現在一樣的所謂人才市場，沒有印象了，反正我沒去投過簡曆。相反地，像我們文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都有一批批的用人單位到校內設攤招徠。
　　我在國家安全部門設立的攤位前略一躊躇，被一黑臉大漢截住，一個有力地握手。
　　我看看你有沒有勁兒，還行。大漢說。
　　謝謝了。
　　到我們局裏來吧。
　　嗯，去幹嗎呢？
　　還用說？
　　這個，我嘴快，還是算了吧。

　　公安局的攤位。
　　小夥子，來我們單位吧。
　　要我做什麽？
　　公安局的同誌倒也爽快：情報工作！
　　再會再會。

　　1992年年底的時候，我開始在新民晚報社實習，那時晚報還在延安中路839號的老樓辦公。我的帶教老師是晚報經濟部跑農村的記者昌山。
　　《新民晚報》那時的總編輯老丁正如日中天，報紙也蒸蒸日上，記者編輯們的收入號稱“三次浪潮”，一個月有三次主要發薪的時間，其餘巧立名目發錢的就不計其數了。伊拉鈔票發到什麽程度，一點不誇張，離婚率飆升，兩離三結，三離四結的大有人在。我認識的一個記者，很多年後翻抽屜，找出一張從未用過的銀行卡，去一查，裏邊居然有三萬元。怎麽也想不起來是單位什麽時候發的了。報社的一個老領導，退休之後沒有車子難過，自己用在報社攢的私房錢買了一部帕薩特。私房錢幾鈿？30萬元。這都是老領導自己和別人說的。餘款呢？搬家時被老婆不小心發現，罰沒了。
　　畢業前夕，我最早確定的工作單位是中外合資的貝爾電話公司（多年後與阿爾卡特合並的那個），部門是公關部。我筆試麵試都通過了，也拿到了錄取函，甚至連合同都簽了，最後沒去。
　　拿到錄取函的時候，我還在晚報實習。一天上午，我接到負責實習分配的王老師的電話，說勞動報社決定錄取我了，無須筆試和麵試。當時我正在晚報辦公室寫稿，正好經濟部跑外企的記者孟宇峰進來。
　　孟老師，你幫我參謀一下，我是去貝爾公司呢，還是去勞動報社？
　　孟宇峰想了一下說，我要是你，還是去報社，畢竟你現在去貝爾公司了，以後就沒機會進媒體了，你在媒體，哪天想去合資或者外資企業還是有不少機會的。
　　我賠償了貝爾公司1000元違約費。
　　要命的是，和我一起考進貝爾公司的同班同學邱誌芬最後也沒去貝爾。
　　我去貝爾交違約金時，貝爾人事部的老大很生氣，黑著臉對我說：我們貝爾有什麽不好？以後我們再也不要你們學校的畢業生了！

9

　　小學的時候，被問到自己的理想。
　　我說，我要當一名作家，在報紙上寫文章。
　　在報紙上寫文章的作家，就是記者吧。估計我當時就是那個意思。
　　我當年實習的《新民晚報》是上海第一強勢媒體，即便是晚報的實習生，走到外麵也人五人六的——時間過去這麽久了，我也從媒體中徹底脫離了，我得公正地說，人模狗樣也好，人五人六也好，都是一種虛幻的、極為不真實的感覺。一個人掂量自己有多少分量，不能是毛重，得像大浴場裏那樣，赤裸精光，心無旁騖。
　　在晚報實習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3月的一天上午。晚報都是一早排版，7點多就到崗。我走進辦公室，經濟部的主任潘新華對我說：上海大眾出事了！總經理方宏今天早上從樓上跳下來，死了！
　　在普桑一車難求賣到離譜的20多萬元人民幣的年代，這不啻一個炸雷。社會上傳聞紛紛。最後我比較傾向於憂鬱症的說法。
　　在晚報寫新聞，我受到的最基本的教育就是：短點，再短點；軟點，再軟點。故作高深的寫法，遠離百姓生活的文體是被晚報的前輩們摒棄的。1990年代，不算新聞的黃金年代——事實上，隻有魯迅們靠稿費可以住得起山陰路聯排別墅的時代，才是寫字者們的黃金年代。但是，整個1990年代，直到2000年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晚報的可看性和貼近性還是上海一流的。
　　很難想象，靠刊登八股官樣文章，報社的老總靠正常收入能攢出30萬元的私房錢。

　　1993年7月，我大學畢業。
　　四年的大學生涯，讓我總結出大學是這麽個東西：大學教不會大學生任何創造性的東西，因為我們的創造力在小學中學年代就被毀掉了，大學是現行教育製度給予辛苦讀書十幾年並且順利堅持到終點的人們的一種福利——這種福利在十年前，還算相對比較豐厚與體麵，但是在當下，一錢不值。
　　大學更像一種門閥製度，哪家大學的背書，決定了一個畢業生將來在職場上的前進抑或原地踏步的可能性。畢業證書，是小弟投靠大哥的投名狀，也是大哥提攜小弟進行私家軍隊布局時的主要參考依據之一。事實有時就是這麽庸俗。
　　要說大學最迷惑人的地方，那就是它看上去給所有考進去的學生提供了一種改變未來生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設立高考錄取率的時候，就替你預先刷掉了一大批同時起步的人。這批掉隊的人當中有極少數爬起來成為概率極低的所謂低學曆成功者，剩餘的人終生墮入另一層的生活，並將對生活的失意與警覺投射在下一代身上——他們是對社會不公的最積極的口頭批評者，同時也是為了改變自己以及下一代生活不惜千方百計遵循社會潛規則的踐行者。
　　那我們呢？曾經從高考的血泊中爬起來的我們，在經過了十多年的混跡江湖之後，還會覺得自己仍舊是一個幸運者嗎？幸運的標準是什麽？是我們幹掉了別人暫時苟活下去？是我們穿了別人的鞋走自己的路從而讓別人無路可走？
　　畢業已經20多年，我比1990年代的我，更接近一名憤青。
　　我很欣慰。

　　本文選自《上海私家記憶》，王海 著，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8月。

上海私家記憶 王海 著 東方出版中心 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