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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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叉少
80年代初的一個傍晚，《人民文學》小說編輯朱偉如往常一樣，騎著輛鳳凰牌自行車，呼呼穿過北京二環內的大街小巷，去阿城家裏催稿。
剛涉足文壇的阿城並不知道，多年後自己編劇的《刺客聶隱娘》，會幫助導演侯孝賢拿下第68屆戛納最佳導演獎。那時才30出頭的朱偉也不會想到，自己在新世紀裏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資深主編，主管的雜誌叫《三聯生活周刊》。
平時，朱偉若是早上去阿城家，阿城也不鎖門，知道他來了，總會在被子裏甕聲甕氣地說一句：“催命鬼又來了？”算是打過招呼。
這天傍晚朱偉進了屋去，沒看到阿城，倒是看到了桌上給他的留言：麵條在盆裏。
作家阿城
那是一個作家容易成為“明星”，編輯也與有榮焉的時代。在《人民文學》做編輯的幾年裏，朱偉先後發掘了莫言、餘華、蘇童等一批青年作家。這些如群星般閃耀了中國文壇的年輕人，當時相處得如同一家人一樣，完全不見外。
那個時候，朱偉住在白家莊。幾位青年作家中，史鐵生住在雍和宮大街，阿城住在廠橋，張承誌住在三裏屯，李陀住在東大橋……距離最近的隻有兩站公交車的距離。
沒有電話和手機，他們興致一來想見誰了，常常騎著自行車說到就到。坐在家裏的人可能還在發著呆，嘩的一幫人不打招呼就進了屋：“告訴你，今天找到一本薩特……”也不用太多寒暄，坐下就開聊。
當時眾人還有一個保留節目——夜裏“軋”馬路。一夥人經常從張承誌家走到李陀家，可能在李陀家樓下買一個西瓜，當場切開，臨著路燈坐在馬路邊，一邊吃一邊聊文學。
吃完後，還沒聊夠的人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一路晃蕩，直到走進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而此時，夜間活動的下半場似乎才剛剛開始。
據此不久的1978年，《今天》雜誌創刊。詩人北島和芒克蹬著三輪車，帶領朋友們穿越大半個北京城，先後把雜誌張貼在《人民文學》《詩刊》等單位的門口，又轉身奔赴北大、清華。
那時負責在北京電影學院張貼的，是剛剛入校的新生陳凱歌。
芒克和北島
大家都興奮地意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就要到來了。
北島在《今天》的創刊詞中鄭重寫下：“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曆史已經前進了。”
詩人是敏感的。即將迎接他們的，將是一個無與倫比的80年代。對於許多人來說，此前和此後許久，這樣純真的歲月都不曾、也再沒有出現過。
《今天》創刊同年年底，身為詩人和畫家的黃銳拉著阿城等人成立了“星星畫會”。成員幾乎都是想創造些新藝術的年輕人。
畫會為爭取藝術家自由表達的空間，首開突破權力先河，在露天辦展，被屢屢叫停之後，並沒有退讓，最後不惜與官方公然對抗，引來眾多社會人士在其中斡旋調停，一時成為社會熱點。
這也被視作整個80年代大幕拉開之前一段意味深長的預演。“星星美展”上有觀眾留言：但願星星落下之後，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星星美展
黃銳一開始為畫會取名“星星”，為的就是強調在十年動蕩之後，每個人都應該如同天上的星辰一樣，作為獨立的發光體而存在。
作為串連起80年代文壇眾人的幸運兒，朱偉出生於上海，60年代末開始在黑龍江插隊。1971年，心氣頗高的他寫出了一部40萬字的小說，那年他才19歲。
因正逢培養“知青作家”風潮，不久，他被請到北京修改小說，從此告別艱苦的農活，還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雖然小說經過幾番修改，最終沒能完成，但修改過程中，朱偉發現相比於寫小說，自己的天賦更多在編輯上。《人民文學》也發現了他對文字的判斷力，起了愛才之心，想把他留在北京。
刊物領導跟他交底：你的戶口在黑龍江，《人民文學》沒法為你解決戶口，但準備複刊的《中國青年》可以。最終，朱偉曲線救國，在1978年先去了《中國青年》。
就在朱偉加入《中國青年》的第二年，“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家馮驥才寫出了自己的中篇三部曲。得到稿費後，他終於可以把“戰鬥”牌香煙換成“恒大”牌的。那時最讓他發愁的，是每天收到的讀者來信實在太多了。
馮驥才
他動手用木板專門製作了一個大信箱，掛在院中牆上，此外還準備了一個敞口提籃。每次打開信箱，他都得用提籃在下麵接著，不然來信就會落滿一地。
一些讀者並不知道他的具體地址，隻是寫著“天津，馮驥才”，居然也能順利寄到。更多讀者把素未謀麵的作家當做了最值得信賴的人，很多信的開頭大同小異：我要告訴你一個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的秘密……
馮驥才看過太多秘密後，深覺責任重大，又寫了一篇《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認為作家的社會職責就是“回答時代向我們重新提出的問題”。
那兩年他因為寫作過勞，心髒不好，隻能停寫，到北戴河靜養。不想這驚到了眾多圈中好友。還在《北京文學》做編輯的劉恒代表整個編輯部扛了個大西瓜前去探望。更戲劇化的是陳建功，他不知道從哪兒聽到了馮驥才已經去世的誤傳，白白動情地大哭一場。
1982年，朱偉所在的《中國青年》舉辦第二屆“五四”青年文學征文活動，包含筆會環節。
相比於第一屆時，朱偉隻能簡單收拾出《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幾間宿舍讓青年作家們閉關寫作，這第二屆筆會，選址在風景如畫的桂林。
那一年三月裏的桂林，會有年輕人手拿一本存在主義哲學家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到處晃蕩，也有人更享受榕樹下的閑散漫談。上海青年陳村脖子上掛了個相機有備而來，目標最為清晰。他提出：我要去手術室看醫生做手術，體驗生活！
至於朱偉，充當的是“監工”的角色，每天的工作就是軟硬兼施，逼這些年輕人寫出最好的小說。期間，他成功阻止了陳村和另兩位青年作家偷跑去張家界遊玩的密謀。
1982年桂林筆會成員，前排左二：朱偉，右一：陳村。
朱偉對筆會作品的要求非常高，但一開始陳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20多天的悠哉時光很快過去，陳村隨便應付出了一篇小說，不想被朱偉毫不客氣地斃掉。朱偉知道他的才氣，逼他再寫一篇。
在朱偉的強迫下，本來想著收拾好行李就可以開心回家的陳村，不得已又埋頭趕出了《花狗子嘎利》。
朱偉對陳村哭笑不得：他不願寫長，寫累，除非被我逼著。
《花狗子嘎利》最後在朱偉的建議下改名為《藍旗》，並獲了大獎，可陳村仍然忍不住當麵“控訴”朱偉：因受你壓迫，方知寫稿筆會的風險！以後再不會答應參加要立馬交稿的筆會。我不會上當了！
直到90年代，朱偉還對已經拿了好幾次上海文學藝術獎的陳村說：你比（王）安憶懶多了。陳村接受批評，回道：Yes，她專心。
1984年春天，和陳村同病相憐、也被朱偉在筆會上折磨過的作家李陀，在西安電影製片廠招待所裏寫劇本。同一棟樓裏還有陳凱歌的《黃土地》攝製組。
幾天後，攝製組出發拍外景，他去送行，也因此第一次見到了攝製組全部成員。大家都戴著太陽帽、穿著牛仔褲嘰嘰喳喳準備上大巴。李陀大吃一驚：印象中能參與拍攝的應該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沒想到這個組幾乎全是一群孩子模樣的年輕人！
當時就算組中年紀最大的兩人——導演陳凱歌和攝像張藝謀，也不過三十出頭。
《黃土地》拍出來後，因為不同於以往主旋律電影，一度遭到一些無端批評。李陀想到那一車年輕人，不忍心，特地撰文聲援攝製組。
《黃土地》劇照
李陀是內蒙人，有少數民族血統，仗義豪爽，平時大家都很愛聚到他家。江湖上人稱“陀爺”。
同年秋天，年輕作家馬原帶著新作《岡底斯的誘惑》慕名拜訪李陀，兩人相約聊聊小說。極有個性的馬原一進門坐下，就宣稱：“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是霍桑。”語氣簡直不容置疑。李陀表示不同意，馬原又立刻回道：“你根本不懂小說！”陀爺聽了，竟然也沒把馬原趕出門去。
第二年，朱偉就在《人民文學》上刊登了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馬原出名後，頂著一頭長發到華東師大講課，再配上一雙大皮靴，下麵的女學生們全看傻了，覺得他就是超級明星。
1985年，調到《人民文學》兩年後的朱偉，被破格提升為小說編輯室副主任，副處級別。他一時春風得意，立下豪言：我隻和一流作家合作！
當時他眼裏的一流作家有一位，叫莫言，剛滿30歲。
莫言（拍攝於80年代中期）
那個時候，他們合作了好幾部作品，互相已經非常信任。莫言告訴他，自己正在研究家鄉的紅高粱地和其中的傳奇，小說名字就叫《紅高粱》。朱偉知道了很興奮，馬上與莫言口頭約定：你寫完了一定先拿給我看。莫言答應了。
當時全國各大編輯部為了爭取到好作者，常常發生“搶稿”大戰。所以朱偉煞費苦心，一邊要盯緊莫言的稿子，一邊又不敢催他太急，怕催急了給寫砸了，隻能久不久問候一下。有一天朱偉照常問他寫完了沒有，卻聽到莫言說：剛寫完，但被《十月》的創始人張守仁拿走了。
朱偉當場就急了。莫言也很無奈：我亦沒辦法，剛寫完他就到了，說想看，坐在那兒看了就一定要拿走。這麽好的人，我沒辦法拒絕啊！
朱偉當時就一個念頭，一定要代表《人民文學》從《十月》手中搶回《紅高粱》。
他也不顧張守仁是自己的前輩，一個電話打過去：老張，這稿子是莫言說好給我們《人民文學》的，您怎能就拿走了呢？文學界如果都這樣，還有信義嗎？！
張守仁很有雅量，沒有廢話也沒有開高價，兩天後又把稿子退給了小輩朱偉。
一年後，張藝謀看上了刊登在《人民文學》上的《紅高粱》小說，因為莫言不願意自己改編，就輾轉請來朱偉改第一稿。
張藝謀那時在拍《老井》，一有空就找朱偉聊劇本。兩人常在朱偉20多平米的家裏指點劇中河山：這裏需要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北影廠煙火不夠，這裏戰爭場麵需要簡化！羅漢死後，那首歌要唱起來：高粱紅了，東陽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
把第一稿寫完時，是一個雪後天，朱偉騎著那輛鳳凰牌自行車在冰縫裏扭來扭去前去送稿。
自行車仿佛在雪地裏跳舞，好幾次要摔倒，卻終究沒有。那天極冷，但朱偉心裏充滿熱情：這是什麽樣的歲月啊！
1982年，22歲的餘華還在浙江的鄉鎮衛生所裏認真履行一名牙醫的職責。
這時專跟蟲牙、假牙打交道的餘華，斷然料不到，12年後，他的現實主義小說《活著》會被改編成禁片，並成就了中國電影史上難以逾越的一個高光時刻——為葛優贏得了中國第一個戛納影帝。
在鄉鎮衛生所工作的日子裏，餘華偶然讀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頓時驚為天人。他深情地形容：“川端擁有兩根如同冬天裏的枯樹枝一樣的手臂，他掛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種衰敗的景象。”
把川端康成引為知己的第二年，餘華奉獻出了稍顯稚嫩的小說《星星》，登在《北京文學》上。因為這篇小說，他告別牙醫生涯，進入海鹽縣文化館。
1986年春天，餘華在杭州的一家書店裏看到了一本《卡夫卡小說選》，那是整個書店的最後一本卡夫卡，卻被同去的朋友搶先買去。他一路追到朋友家，憋了很久，說：“我有一本《戰爭與和平》。”終於，他用托爾斯泰把卡夫卡換回了家。
餘華
讀到其中的《鄉村醫生》時，他恍神愣了半天，然後突然明白，什麽叫做“用異常鋒利的思維，輕而易舉，就直抵人類的痛處。”
隨之他寫出了一篇殘酷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並暗自得意：“這篇文章發表後，朱偉就會來找我！”
果然，一切仿佛盡在這個年輕人的掌握之中。朱偉找到他，相談甚歡，兩人第一次見麵討論的話題是：古人的想象力與敘述之簡潔。
因為卡夫卡，這個似乎總是一臉壞笑的年輕人，從此不懼於在作品中直麵人類所有苦難。
幾乎同一時間，《北京文學》登出了一篇《桑園留念》。作者23歲，外表看上去，就“像個虎頭虎腦的清純少年”，非常羞澀。
但朱偉評價他：一出場就是一流作家，寫的最好的就是欲望。“吱呀響的木門，塗過桐油的木窗，沿河濯衣的石階，還有桑園裏開花甜膩的桂花樹，都為表達黴菌一樣在其中發酵的欲望。”
這個年輕人是蘇童。看著這個害羞的大男孩竟這般熟知舊時代中姨太太們之間的戰爭，朱偉推測是因為他來自蘇州。
蘇童
後來他寫的最好的小說，被張藝謀拍成了電影，叫做《大紅燈籠高高掛》。
1988年，蘇童新婚不久，在北京新街口附近分到一個上下兩層的小木樓，沒地方做飯，卻有咯吱響的老木梯，舒適老舊的調調，總吸引著一幫朋友跑去席地而坐大聊特聊。
那一年，朱偉全家回上海過年之前特去拜訪。為表貼心，蘇童還盡地主之誼，在自己的書房外為客人精心準備了地鋪。可最終也沒讓客人睡好——當時的人談起文學來，可以不分晝夜。蘇童除了偶爾抱怨一下微波爐熱飯完全沒法吃之外，一直都抓著朱偉狂聊西方文學。
《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時，朱偉去喬家大院探班。穿著厚厚的軍大衣、身上落滿雪的張藝謀忙得一個鏡頭來回拍，根本沒空招呼他們。一行人就自己順著梯子登上了房頂。整個大院的房頂都是相通的，但有隔牆。人在其間穿梭找路，宛若進入迷宮。
在全院最高處，他們看到了雪夜裏的喬家大院全景——“門窗都是黑的，窗口透著青光”。院落裏，將會響起那句著名的吆喝：“一院點燈！……二院點燈！……”大紅燈籠掛起。
很多年之後，朱偉還記得——“那天的好處，是在全院的最高處，領略了雪光中這座北方院落之美。”
如果非要給80年代的文壇選擇一記最高音，大概許多人都不會反對1986年冬天舉辦的“中國·星星詩歌節”當選。
詩歌節上，顧城、北島、舒婷……十大詩人從全國各地趕來，首次聚齊，卻也是十個人最後一次聚首。粉絲們“詩人萬歲”的高呼聲中，攝像師肖全摁下快門，那些風華正茂的臉龐從此得以不朽。
左起：舒婷、北島、謝燁、顧城、李剛、傅天琳
也是這次詩歌節中，盛名之下的朦朧詩派被第一次公開嗆聲，新的詩人和詩歌找到了崛起的空間。
如今回望1986年的鼎盛榮光，會發現在那之後，許多事情都慢慢發生了變化。
1987年，詩人張棗出國一年後，又帶著無限眷戀與國內詩人朋友們重聚。可他失望了：“我在國外最懷念的談話突然變得不那麽沉醉過癮，大家在談論詩歌的時候也開始有些心不在焉。”
當時全國較有名氣的詩人裏，就屬北島不怎麽和大夥打成一片。他還一度設立了“今天詩歌獎”，試圖與他眼中的“官方文學”抗衡。也許因為他一直抵抗的姿態，他總是表情嚴肅。
可清高如北島，在1988年春節前夕，還是來到中國作協領取了“優秀詩集獎”。這是他一直“看不上”的官方榮譽，獎金2000元。領獎時見到老朋友，北島有些尷尬：唉，快過年了，沒錢花了。
朱偉很早就向北島約小說稿，但兩人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見麵。見麵時，朱偉看到北島神情持重，還暗自好奇——早時的北島，也是這般永無釋懷的樣子嗎？
80年代末，北島遠走國外。1990年，朱偉第一次到美國。北島帶他進了一家唱片店，說：送你一張CD，自己挑。朱偉選了一張馬勒第二交響曲，39美金。付錢時北島就笑：這小子真會挑，花我40美金。
當時北島的經濟也並不寬裕，常需要教課貼補家用。雖然教的是寫作課，但他每次開課前都會重申：寫作是教不會的！因為它來自每個人的內心。
朱偉曾說，80年代，起碼在文化圈內，還是一個不談錢的時代。但韓少功卻有不同的經曆。
1988年，剛翻譯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韓少功，決定遠赴新成立的海南省。受“新建一個‘精神意義’之島”的理想感召，他創辦了市場化雜誌《海南紀實》，首期就賣出60萬冊，開雜誌實現經濟自立之先。
韓少功
在韓少功的帶領下，這個雜誌文人小團體很像一個理想主義公社——有公約，遵循民主、按勞分配等原則。
可惜一年後，烏托邦散夥。原因是：公約無力阻止團隊在創獲財富後產生的分歧。
那是1989年。
麵對即將到來的90年代商品化浪潮，文人們沉浮其間，並不清楚等待他們的，會是怎樣的一個新十年。
同年，詩人海子自殺。一個時代結束了。許多年輕人仿佛在那一年紛紛老去。
海子
朱偉記下一筆，就像一聲輕歎：那一年，大家都無暇於文學了。
回望這段歲月，北島寫下了那段被熟知的文字：
那時我們有夢，
關於文學，
關於愛情，
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們深夜飲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80年代最後那兩三年裏，原本長發不羈、走到哪兒都有文學女青年求教的馬原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時間越來越多地被世俗生活占用，一度遠離了原來的圈子。
90年代初，他突然找來器材，並給全國文學圈舊友們一一打電話——他要拍一部《中國文學夢》，“使大家能看到活生生的汪曾祺，看到活生生的莫言與餘華。”
才進入90年代，他就已經開始懷念80年代了。
1998年冬天，李陀在90年代初去美國後，第一次回國，約了朱偉等一群老友，去看望當時身體已經不太好的史鐵生。
大家快十年沒有聚得這麽齊，都在一個小飯鋪裏坐下。凳子很小，每個人都擠在一起。有那麽一瞬，仿佛80年代的時光又回來了。可聊起各自近況，又讓人頓時歎息：彼此已經分道揚鑣，距離已遠。
2018年，朱偉已經從《三聯生活周刊》主編的位置上退休三年。《三聯》於1995年創刊，創刊之初就意在市場化。
即使主編一職為朱偉在21世紀裏帶來了更多榮光，可讓他無比眷戀的，還是那個更遙遠的80年代，他這樣回憶：“八十年代的重要性在於，國家的強大首先是因為個人的強大……我自己能夠清晰地感覺到，通過八十年代怎麽樣從一個很小的我慢慢變得越來越大。”
轉眼40年流過。
80年代，應該會永遠召喚著這些多情的親曆者們，無法抹除、忘卻，隻是不會再輕易重現。
但它也永遠會在那裏，等著後來的人去發現：原來有人曾經那樣熱火朝天地活過，而你本來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
現在金錢社會風氣不好， 80年代普通人的日子如今有多少人能過
沒有精神上的珈箍，也沒有生活的羈絆，思想才能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