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佩紅：和陌生人有關

和陌生人有關

周佩紅／文

男醫生

　　我剛出生時，肯定隻熟悉我母親，她子宮裏羊水的溫度，乳汁的味道，身體的氣息，注視的溫曖。除此之外，所有人對我都陌生。我隻會以某人探視的頻率、說話的親切度和抱我的次數來辨識其他親人，譬如，我父親，我祖母。一個嬰兒對這個世界，在潛意識裏該懷有多大的陌生感和恐懼感。
　　我母親仿佛知道這些。她總是盡可能地保護我，安慰我。在我滿周歲時，她醫院裏的同事跑來看我——據說，那天我喝足了奶，正美美地睡著，臉上紅撲撲的——我被這些人吵醒，睜開眼睛看到黑壓壓一片人頭，馬上大哭。母親說，“你哭起來真是沒完，好不容易哄住了，旁邊有個男醫生卻說，看這水眼睛，將來會迷倒多少人！我馬上把你抱開了。”
　　一直到我很大了，母親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這件事。有時，她的語氣中帶了一點嗔怪，有時卻像沉浸在幽深的往事中，仿佛她正向那個男醫生走去。那個男醫生穿了件白大褂，卻沒有五官，沒有身高，隻有被轉述的這一句話，孤零零地在空中飄蕩。男醫生是多麽奇怪。
　　母親必認為男醫生的話裏含了不好的意思，所以把我抱開。母親所認為的不好的意思是什麽呢？她曆來是一個柔弱的女人，觀念傳統，一個賢妻良母。
　　也許這是母親對我的一種暗示？要我知道我小時候是可愛的，我用不著在陌生人麵前自卑或者害怕，要碰到不好的人我可以躲開？男醫生後麵於是有一個大黑洞出現，那是危險的，但可以規避。
　　現在我疑心那個男醫生的話是衝著我母親說的。我母親活著時眼睛很美，當她老了，默默地看著我時，我總覺得這眼睛裏的憂傷會殺了我，也殺了她自己。在她年輕的時候，穿著一件白大褂在醫院裏走來走去時，她身邊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呢？不隻是憂傷吧。我卻不可能知道了。
　　我曾問母親，那個男醫生是怎樣的人。母親說那人醫術很好，但看到女人就走不動了，就會胡說一氣。
　　在母親中年時寫的自傳中，寫到我出生前後她所在的醫院裏發生的一件事。醫院院長是個醫術高明的醫師，已有家室，又和一個年輕護士戀愛，這事被一個管賬的先生知道了，這人硬要護士離開醫院，護士遂服安眠藥自殺了。管賬人因這事被押送法院。不久“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大家發現這管賬人還有賬目不清、公私不分的問題，就從法院把他“請”回來再批鬥。至於院長，母親認為他的醫術和醫德都令人佩服，可是，除了他的個人生活“不夠好”之外，他也曾刁難母親的辭職，嘴上同意，卻遲遲不給她開離職證明，三番兩次約好了又走掉，害得她來來回回地找他，最後在醫院附近一個汽車站的小行李房裏找到他，他才慢吞吞寫下了這個證明。
　　母親不擅文字表達，對醫院裏的事和複雜的人際關係也許並不很清楚，這件事寫得含糊不清。但她寫下它必有自己的理由。這個和女人糾纏不清的院長，就是那個喜歡胡說一氣的男醫生嗎？這是個永遠的謎。在這個故事裏，一個女人死去了，她死的動機不明；另一個女人要離開醫院，卻曆盡曲折，那為難她的人動機不明；一個男人逼迫一個女人離開醫院，同樣是動機不明；而另一個男人雖然能盡心盡力醫治病人，卻難以醫治自己。
　　也許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人心，人性，秘密的欲望或黑暗的角落，也許永遠雜草叢生。男醫生後麵，不再是一個黑洞了，而是一片茫茫夜色。
　　多年後母親死去，可以說就死在這片夜色中，雖然那裏早沒有什麽男醫生了，甚至，沒有任何陌生人。
　　我就在這夜色中走著，希望可以看到曙光。

樓下的姐姐

       我在樓梯上滑滑梯。這是我幼年發明的一種遊戲。拎起一條腿，騎馬樣地跨上樓梯扶手，整個身子伏在上麵，兩手不停地向前推，小小的身子就可以往下滑動。它比公園裏的滑梯更危險，但對一個小女孩來說，它充滿了刺激。
　　我從三樓往下滑，當中拐兩個彎，一直滑到底樓。下午的樓道很安靜。我的衣服前襟和整條褲子都成了抹布，樓梯扶手上的灰全擦在上麵。
　　我跳下來。底樓暗得厲害，四扇門有三扇是一年到頭不見開的，裏麵好像不住人。還有一扇是公用廚房的門，常年大開。也因了廚房的緣故，我才有理由在那裏跑上跑下。樓道是我寂寞的樂園。
　　但是，吱呀一聲，那從來不開的門裏有一扇門打開了，走出來一個十多歲大的女孩。在我眼裏她很高，我站在第一格樓梯上還要仰頭看她。她的下巴也抬得很高，眼睛往下瞧我，頭微微偏過去，有一種說不出的氣勢。她非常漂亮，鼻梁挺括，眼窩深陷，頭發微鬈，加上皮膚略黑，極像一個印度女垓。
　　她像是出來察看動靜的。她像一個小管家。
　　看清是我，她鼻子裏哼了一下，向我說了一些話。我所記得的是這些，“難看死了，你難看死了，額骨頭這麽高，頭發這麽稀，還要梳小辮子，兩根老鼠尾巴……”
　　她的聲音不大，卻好像含著被打攪後深深的惱怒，一下把我嚇住了。從來沒有人這麽對我說話，說這麽氣人的話。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那麽呆呆地站著，看她。
　　她繼續說：“眼睛瞪這麽大幹什麽？回去照照鏡子，大眼睛有啥了不起！”
　　不爭氣的我，嘴巴開始抽動，眼淚流了出來。這樣子一定更難看。可她沒再說下去。她向自己的房間走去。門又關上了。我呆立在原地。
　　從此我滑樓梯總是滑到二樓為止。底樓是她的地盤，我就是走過也總是一躥而過——這倒真像小老鼠了。我在二樓旳樓梯拐角處踮起腳，朝底下幾扇房門的氣窗裏望。扁扁的氣窗玻璃後麵，透著讓人心寒的光亮，間或閃過天井和黑色鐵門的影子。但是，看不見人。我留心著大人們關於底樓人家的議論，從中知道女孩的爸爸是一個“私方代理人”。
　　這是一個奇怪的稱號，不像“資本家”那樣容易讓人懂，而大人們說這個詞時，眼裏也有種特別的眼神閃過。直到上中學後我才知道，這是一個介於資本家和高級職員之間、或者就等同於資本家的階層。我有個同學的表格上，就填著這個家庭出身。這同學說，他爸爸是個高級工程師，上海解放時資本家逃到香港，臨走把工廠托給他爸爸代管，他爸爸就成了這倒黴的“私方代理人”。
　　我似乎從沒見過底樓女孩的爸爸和其他家人。我隻記得她。她又出現了，大大方方地站在二樓我祖母的房間裏，我父母要我叫她姐姐。“這是樓下的姐姐，”他們說。
　　“姐姐，”我用蚊子一樣的聲音叫她。我以為她又要來找我的麻煩。她卻溫和地笑了，叫了我一聲“妺妺”，好像她從來就這麽待我。我沒有揭穿她是因為她笑起來太好看了——“好看”對於我從來就有一種力量。我們都長大了一點。在燈光下，她的笑裏有一種奇異的爽朗。
　　接著，她一家人不見了。底樓的房間統統打開，裏麵空無一人，家具全部搬光，隻剩淡黃色的拚花打蠟地板。那是兩個朝南的大房間，和一個較小的朝北房間，跟二樓的布局應該差不了多少，但其中一間有天井，天井裏種了幾株廣玉蘭，它們的閃著金屬光澤的枝葉，一直伸到了黑鐵門外。天井通往大弄堂底的高牆，高牆隔開了外麵的世界。
　　底樓沒空出幾天，就有一大批漆成果綠色的小木椅搬進來。然後是幾張同樣顏色的矮方桌。然後是一架風琴。然後，底樓房間的每個天花板上，都安裝了一種可手工拉動的大簾子（這種“手動風扇”在夏天的午後常常被一個阿姨拉動，在它下麵，是躺在席子上熟睡的一個班的小朋友）。我每天都下樓去看，走進去看。沒人攔我，沒人罵我，工人們忙著把牆壁粉刷成淺綠色。我不知道樓下的姐姐一家人去了哪裏。
　　幾乎同時，大弄堂底的高牆上也開了一個門，後麵弄堂和小菜場的人可以隨便進出。鑼鼓不停地敲響，從遠到近，驚心動魄。從外麵湧進來的人高喊：“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總路線萬歲！”“三麵紅旗萬歲！”高牆上刷著巨大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標語。
　　大食堂辦起來了——我家曾去買那裏的飯菜回來吃。街道托兒所就開在空出來的底樓——我們這排樓的底樓全派了這個用場。從此每天一大早，就有“兩隻小雞唧唧唧、三隻小鴨嘎嘎嘎”的歌聲和風琴聲響起。弄堂裏又辦了一所民辦小學，小學生們在這裏跑步，做廣播操，哨子聲瞿瞿地亂響，小孩子尖叫著，推來搡去。我在昔日的樂園（樓道）窗口上往下看，看到幾個笑得很張狂的女孩子，嘴咧得很大，我心裏忽有一個聲音響起：難看死了，你難看死了……
　　啊，誰的聲音？
　　過了幾年。有一個晚上，很晚了，家裏人正準備睡下，忽然樓梯在響，騰騰騰跑上來一個姑娘，穿軍裝，戴軍帽。她走進我家的尖頂閣樓，笑著叫我“妹妹”，又問候我的爸媽，而我們全愣在原地，以為有人走錯了房間。
　　“你們不認得我了？”姑娘清脆地笑著，伸出一根食指指向下麵。一根嬌嗲的食指。“我是——從前住在樓下的——”
　　我們都叫起來，手點著她。當然是她。黝黑的皮膚，黑黑的深陷的眼睛，壓在軍帽下的隻露出少量的鬈頭發。頭發變成了兩根粗大的辮子，垂在她單薄的肩上。
　　她高考落榜了。她不願在上海當“社會青年”。她報名參加了新疆建設兵團，隊伍第二天就要開拔。她是到老房子裏跟大家說一聲再見的。
　　她跟我家裏的人說著話。我站在角落裏看她。穿了軍裝的她多了一種“颯爽英姿”的時代感，卻也是好看的，因她臉上有自然、真實的光彩，像是被將要開始的新生活照亮。的確，她興奮難抑，神情中充滿向往，這種情緒感染了我們全家人。這種狀態，也是我在電影裏、畫報上、大街上到處可以看見的。
　　她走後我父母出奇地沉默，既沒有號召我們向她學習，也沒有對這件事作評論。半晌，我母親才說了一句話：“新疆，新疆真是遠啊……”而父親並沒有用他一貫的革命方式，用那句大家都能想到的“好兒女誌在四方”來反駁她。他們的手放在我的頭上，辮子上，很久都不拿開。
　　第二天上學時，我看到一輛又一輛大卡車在馬路上開過，上麵站滿軍裝軍帽的女青年。她們都在笑，臉上都像鍍了一層光似的發亮。她們的理想之光。她們大都臉色紅潤，身腰粗壯。她們高唱《我們新疆好地方》，把這首旋律悠揚的歌唱得像一首進行曲。我在裏麵尋找一個漂亮的、單薄的姑娘，她的下巴應該是略略抬起的，她的笑裏應該有一種傲氣或者銳氣，警覺的，不願被打擾的。可是我沒有找到。卡車飛快地開走了。

造反派頭目

       在這個題目下，站著一個最特殊的陌生人。這個人使我沒法展開敘述，這個人的臉，表情，站立的位置，場景，背景，時代。
　　記憶是一種特別的管道，它常常不那麽有邏輯。它可以直通最難忘的事物。
　　這個人的臉微胖，白裏泛黃，像一個浮腫的黃疸病人。這使他薄削的鼻子不顯得高，反而平。
　　這張臉上有一種控製起來的凶狠，而這種控製，是為了更有效地釋放，使凶狠變得更可怕。
　　凶狠藏在他的兩隻不算小的、眼皮下搭的眼睛裏；凸顯在他的往下拉的嘴角上，撅起的下巴上；延續到他的粗而短的脖子上。
　　不知這個人是練過表情，才使這張平庸至極的臉產生了這麽大的威懾力，還是因為他比一般人，特別是比我父親高的緣故，在他麵前，我父親就像一隻突然泄氣的皮球一樣，更矮了，並且還在矮下去。
　　1968年夏天，這個人，連同一大批陌生人，出現在我家裏。這人穿了件黃兮兮的衣服，仿佛有著汗漬。他身後有許多人在忙碌。紙片和雜物給扔得到處都是。毎個抽屜都是打開的，攤在地上。床底下的箱子，亂七八糟的書和衣服，所有的東西都不在原來的位置上了。牆上打出了一個大窟窿，像一個黑咕隆咚的眼睛，幾個人打著手電筒朝裏探，嘴裏說，看有沒有槍支彈藥，有沒有變天賬。
　　我父親站在狼藉的屋子中央，這個人站在他的旁邊。這個人看見了我。
　　我好像走了半個世紀才走到我家三樓的房間。我從弄堂裏、樓梯上、走廊裏那麽多的陌生人中間走上去。以我那時的年紀，我該叫這些人叔叔伯伯。他們看著我走上去，竊竊私語“這家人的女兒來了”。他們戴著紅袖章，手裏拿著鐵棒。這個人顯然是他們的首領，因為他站在中央，並且死死地盯著我。
　　我手裏拿著撲克牌。半個鍾頭前我還在同學家和她們打四十分，希望可以忘掉外麵的“紅色恐怖”，以及我父母不安的表情。但這一天我好像有預感，沒在同學家久留。
　　如果我晚一點回家，可能就不會碰見這個人，但也會錯過與我父親的最後一麵。
　　這個人一把拿過我的牌，在手上噗噗地洗了一遍，像在檢查裏麵有沒有藏東西。這是不可能的，一副沒有殼的撲克牌，怎麽藏得住東西？那麽，他是在顯示他的權威了，他可以隨便就奪走你的東西。
　　抬起頭來，下巴揚得很高，盯住我一字一句地說：你知道嗎，你爸爸，是一個隱藏很深的老反革命！
　　他的聲音不高，但極有威力，說的是一種上海普通話。我可以肯定他是個上海人。上海人一貫是這樣的，在某種非同尋常的場合，要宣布某種非個人的意思時，便用這樣的方式說話。
　　他問我有什麽要揭發的——揭發我那反革命的、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父親。
　　不過他沒空跟我說更多的話，也不管我是不是驚呆了。他要忙的事還多得很。在沒有抄出任何“罪證”的情況下，他高聲宣布，要把我父親這個反革命帶回去隔離審查，直到他完全徹底地交待一切罪行為止。
　　父親被他們帶走，再也沒有回來。三天後這個人出現在居委會辦公室，拍著桌子對我們高聲宣布：“你們的反革命狗父親，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他死了！”
　　他像在宣布一隻狗、一隻貓死亡的消息，而他的表情和舉動，又分明是要嚇住我們，因我祖母已撕心裂肺地哭叫起來，我母親也捂著嘴發著抖在哭，我和哥哥們則呆在那裏，像是傻了。
　　這個人的聲調裏特別強調了那個“狗”字。他臉上現出比動物更猙獰的表情。這張臉就這樣定格於我的記憶。
　　多少次，我想起它，就忍不住想伸出手摑它的耳光。在心裏，在想象中，我已無數次這樣做了。但那仿佛是一張橡皮臉，不會說痛，不會羞愧和臉紅，不會更改，是我永遠的噩夢。
　　多少年來我想著這個人，其強烈程度不亞於對所愛者的思念，盡管性質完全相反。他曾是我父親的同事嗎？為了丁點兒的妒忌，個人糾葛，就在文革時趁機報複？我父親曾告訴我母親，他單位裏有個同事總是向他借錢，借了又不還，而且工作總出錯，被我父親批評過。文革初起時也有人找我父親的麻煩，因我父親的“先進”稱號早已惹惱了一些人。他是其中的哪一個呢？
　　我不妨把他想得更“崇高”些。他根本不是公報私仇。他確實感到有必要清理階級隊伍。他不能忍受一個解放前有“曆史問題”的人在中國人民銀行裏工作，而且竊取了市級先進工作者的稱號。他覺得有問題的人就該被打到十八層地獄去。他確信階級鬥爭就應該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與人奮鬥也真的是其樂無窮，他從中享受到權力的快樂，踐踏他人尊嚴的快樂，掌控他人命運的快樂，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快樂。
　　也可能他是身不由己。他必須響應號召，投身這場運動。而這運動所產生的巨大的“磁場”，很快把他弄暈了，他驚奇地發現，自己竟有這麽大的能量，大到能把人整死！
　　或者，他是個極聰明的人，懂得怎樣保護自己。他知道自己也有不少“問題”，不主動出擊的話，火就會燒到自己頭上。他對這人鬥人的世界看得比誰都清楚，他的恐懼並不比別人小。但隻要他做了造反派的頭目，以打擊別人樹起了自己的威風，誰還敢動他不成？他越是擴大他的戰果，把他揪出來的人說得越可怕，他自己也就越安全。當他手下的人在他帶領下高呼革命口號時，他心裏在怎樣得意或僥幸地笑著啊！
　　他打過我父親嗎？想到此我便覺得不能忍受。我父親在審查期間曾被人又鬥又打，並在萬人批鬥大會的當晚，或者說次日淩晨，從被關的樓上跳下身亡。這個陌生人用自己的手擊打別人的臉、肉身，需要多大的仇恨，多大的力量，他的手可發過抖？
　　當然，他可能是個大頭目，用不著自己動手，他手下的嘍囉們都很管用。也許他隻用目光——他那可怕眼神的威懾力——就可以達到目的。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他不代表自己，代表的是一個階級，一種勢力，一片紅色海洋，誰要跟他作對，誰就會被淹死。
　　父親是這樣死的嗎，穿過空氣，死在海裏？他是那麽的普通，且被隔離和孤立著，又有什麽來與之抗衡？要換了我，那時，我也會是一樣吧。
　　文革結束後我曾在父親的平反追悼大會上尋找過這張臉。沒有找到。不知道他去了哪裏。不知道他在以後的幾十年中變成了怎樣一個人。不知道，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是否睡得安穩，有沒有在午夜夢回時想起那些被他批鬥過、威嚇過、迫害過的人，會不會像我在電視中看到的一個美國越戰老兵那樣，總在捫心自問“我做了什麽，留下了什麽”，並為之自責和痛悔？
　　他後來怎樣其實已不關我的事。我隻記得，在那次追悼大會上及後來，我看到的人臉大多慈祥，不過我會警惕的。

革命女教師

       我，我的在江西插隊的小表姐，我們一起坐火車去北京。姨媽帶著我們去。姨媽家在北京，人在湖北的五七幹校勞動，回北京探親時路過上海。如果有人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京滬鐵路旁眺望一列飛馳而過的火車，也許會看到一個車窗上同時有三張曬得紅通通的向外張望的臉擠著，那就是我們三個人。
　　姨媽是我們家族裏唯一成功的叛逃者，一個痛恨婆婆媽媽瓶瓶罐罐瑣瑣碎碎的女人。這性格也許先天含有革命因素，所以，在解放前，她還念著高中，就和幾個同學一起離家出走，投奔解放區去了。順理成章地，她成了一個革命幹部，難得回這個老家一次。要來的話，她也總是帶著驚奇的、不放心的神情看我們（我和小表姐）。在她眼裏我們大概是兩個既沒知識也沒理想的“知識青年”，所以該見見更多的世麵，接受更多的革命教育。看著我和小表姐趴在車窗上對窗外景色說個不停的樣子，她搖頭自語道：“都二十幾的人了！……二十幾歲，我在做什麽？”
　　她陷入了回憶，我們卻歡天喜地。火車飛奔，目的地既不是上海，也不是我們插隊的地方，而是北京！我們真是一身輕鬆。
　　我那時已對寫作有了興趣，為這次旅行我特地準備了一個深紅色軟漆麵的本子，上麵有白色線條勾出的大輪船和大吊車，也許是革命樣板戲《海港》裏的景致。在本子的第一頁第一行，我寫下的第一句話是：“那一天一開始就顯得美好而令人振奮。”
　　這“美好而令人振奮”的狀態，也許是一個準備接受革命教育的人必要的狀態。我準備好了嗎？不管怎樣，我已用文字營造了它。
　　我記下火車怎樣在“逐漸變幻的曙光、彩霞和初升的太陽下”穿行，遠方“朦朧的山影”怎樣“漸漸清晰”，“寒霜初降的北方大地”怎樣“在火車的轟鳴中顯出它粗獷豪邁的麵貌”。引號內都是原詞，大詞、開闊壯麗的詞——這會讓我忘了自己。自己，在那時是一個極不好的詞，是和“狹隘”、“自私”連在一起的，是“鬥私批修”裏頭一個要批判的東西。
　　本子裏記下的還有：
　　一、火車播音員朗讀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特別是“‘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時的響亮（那其實是在提醒乘客，火車正經過泰山）。
　　二、火車開過黃河大橋時窗外的洶湧，車廂大喇叭裏殷承宗鋼琴獨奏《黃河誦》的激動人心（那猛烈敲擊的琴鍵聲多麽響啊。姨媽說，到冬天可沒這波濤了，河水一結冰就有飛機來把冰炸碎，不然春天會洪水泛濫）。
　　三、（略）
　　我們下火車，乘車經過天安門。夜色中的天安門安靜而又神秘，我在本子上詳細描繪了城樓的樓柱，雕花欄杆，金色琉璃瓦，毛主席巨幅像，巨大的國徽。那時我真看清了嗎？
　　我們住進與中南海一街之隔的姨媽家，它就在姨媽工作的機關大院裏，門口有軍人守衛。但院子裏提著鐵殼熱水瓶上班的幹部，黃昏時吵吵鬧鬧的孩子們，給這個國家機關帶來一種奇怪的家常氣氛。大門口整天有許多人排隊上訪，外地來的，愁苦著臉。這些卻沒在我的筆記中出現。我隻描繪了附近電報大樓每隔一小時敲響的鍾聲，那“回蕩天際”的“悠揚清朗”——那也是遠的，接近於我所理解的豪情。
　　紅漆麵本子在旅行結束後寫滿了。故宮建築的宏偉，珍寶的奇美，皇家花園的氣派，和對封建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生活的氣憤（這氣憤也不來自自身，而來自一種時代的習慣，這習慣使我能躲在其中，自以為找到了對生活的認識）。香山紅葉，鬼見愁峰，雙清別墅，玉華山莊……（其實我隻是驚奇和快樂）。八達嶺在我筆下成了“一條僵臥的長蛇”，在那裏我看見一個小腳老太太，一顛一顛地走上長城。幸虧記了這一筆，不然，現在我真要懷疑我是否去過長城。多麽虛誇的言辭。寫在最後的，是一位女教師，她和姨媽住同一個大院，一天晚上，姨媽帶我們去拜訪她。
　　這是北京之行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姨媽安排的壓軸戲。女教師在中學裏教政治課，但卻住在國家機關的大院裏，真是奇怪。她住的是較簡陋的平房，屋裏燈很暗，屋子中央有一個火爐，一管白鐵皮煙囪把煙引向外麵，可不怎麽熱，到底比不上暖氣。她一個人住。
　　關於她的模樣，本子裏這麽記載：“幹部式的短發，微胖，近視眼鏡鬆鬆垮垮地架在鼻梁上，嵌在鬆馳眼皮中的小眼睛熱情，可親，但更嚴肅。這麵貌給我印象太深，以至我顧不上竭力維持的那種文字上的革命審美，在下麵的記敘中再次提到她滿是肉褶的胖臉，並稱她為“一個不拘小節的肥胖婦人”。
　　這裏隱藏了我的恐懼——我將變成這樣嗎？
　　見我們來，女教師很高興，馬上朝我們一人手裏塞了個桔子。桔子暖乎乎的，好像帶著她的體溫。
　　她讓我們別拘束，說這地方常有我們這樣的青年學生來，最高紀錄是一天二十九人次。她坐在床沿上，把一條腿橫扳在另一條腿之上，像坐在大炕上一樣，擺好了教育的架勢。
　　“你們在祖國各地農村插隊落戶，你在安徽，她在江西，這很好，很好，”她點著頭，像一個大首長在說話。
　　從她的話中我得知，江西和安徽算不了什麽，她的學生走得更遠，山西、延安、黑龍江、內蒙……她和我姨媽六十年代一起去山東農村勞動，住在一個老鄉家（她管農民叫老鄉），鄉親們要給她們做細糧，她們不肯，心甘情願地要和貧下中農一起吃苦，因為那是為革命吃苦，和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上甘嶺英雄相比，這點苦根本算不了什麽。她說：“我一想起他們，心裏就湧起一種無比的自豪感，無上的幸福。”她就像舞台上的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那樣在說話。
　　一直是她在說。她在中南海警衛團當過文化教員，她是解放前輔仁大學教育係的畢業生，她曾遠遠看見毛主席在草地上散步。當她遇見周總理時，沒顧上說別的，隻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斯大林的遺體為什麽不會腐爛？說這件事時她一臉幸福，“那時候，我真是個傻孩子！”
　　我望著她的胖臉，想找出一點從前那“傻孩子”的影子。那應該是年輕的，瘦的，有一點可愛的。是嗎？我的思路岔開去。
　　她滔滔不絕，眼裏放光，越來越像一個陷於激情不能自拔的青春期女生。可她說話為什麽總像朗誦啊？我姨媽從來都不這樣說話的。
　　“……我常常夜裏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想，當自己還是剛剛脫離資產階級家庭來到解放區的青年，黨就讓我參加了土改運動，在鬥爭中教育我，培養我，後來又讓我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有一次我上一個學生家訪問，可巧那位學生的父親就是我以前教過的中南海警衛員，大家都樂了，說我教了兩代人……想想這些，我真不能平靜！在黨的關懷黨的教育下，自己真有點得天獨厚啊！……”
　　我卻想，這麽一個有資曆的革命者，怎麽到中學裏教書了呢？
　　她喝了一口茶，像要抑製自己的興奮激動，“這是一股使不完的勁兒，特別是我和我的學生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想，一定要像黨教育自己一樣去教育孩子們，使他們沿著黨所指引的方向前進。這些孩子也真是好樣的……”
　　這樣她轉入了正題，並舉出一些例子，如，一個出身演員家庭的女孩當了山村赤腳醫生，每天往返於崎嶇盤旋的山路間，風雨無阻，還寫信給她說願意為革命吃苦。她讚美這樣的學生。反麵例子也有，一個工程師的嬌氣的女兒，給分配在北京小胡同口的白鐵修理鋪裏，思想上大鬧別扭，推小車出去時死活不肯叫喊，碰上熟人就馬上轉彎，可轉得太急，小車摔倒在地，“小棍兒折了，小白鐵皮兒摔擰了，車裏的爐子也滅了。”——女教師說這三句話時像唱著快樂的小調。
　　女孩子前來哭訴，女教師當即把她好好教育了一通：“各行各業都得有人幹，革命的需要是你的第一誌願，革命工作不分貴賤，為人民服務就是高尚。”
　　在這樣的話語前女孩子無話可說。我們也無話可說。我們用不著思考，接受教育就是了，我們已經從報紙社論中，從工宣隊那裏，生產隊幹部那裏，不停地接受著教育。可我得承認，誰也沒眼前的女教師教育得好，教育得生動和形象。
　　但彌漫在屋裏的油煙味一次次衝進我的鼻孔。她獨身，不吃葷，所以也不吃食堂的菜，自己做。她的小屋子裏，除了床，就是一隻書桌，一隻書櫃，一隻衣櫃，都是最普通簡單的式樣，是公家的，漆著不均勻的醬油色。（姨媽曾說，連人也是國家的，還要這家具幹什麽！）書桌上雜亂地放著書、文件，書櫥裏的書有的橫著放，有的斜著放，石灰刷過的白牆上有深深淺淺的髒印子，一兩幅水彩畫被圖釘按在牆上，紅梅、青鬆，是她學生的習作。
　　我在心裏對自己說，這就是革命者樸素的生活。而我的“自己”在疑惑，在“幸福”這兩個字麵前。那個推著白鐵小車滿胡同跑的女孩子，摔倒的情景正在我眼前出現，她在哭，就像是我在哭，我們誰沒有這樣哭過！可在我的本子上，這哭的印痕是找不到的，我隱藏這些東西是要讓自己相信另一些東西嗎？可它們是在的，在的……
　　我走神了。我看到女教師的嘴一直在動，鏡片後的眼睛一直盯著我看，像要看到我心裏去。她提到了醫院，她說，她的小屋子就和醫院差不多，她希望這裏也是一個診療所，能對毎個來訪的青年人都有所幫助。
　　這是她的結束語。在本子上，我用“意味深長”來概括她最後的話，因我找不到別的概括。
　　後來毎次碰到姨媽，她都會提起女教師。提起的時候，她有時會發出歎息，卻不多說什麽。想起這，現在，我不禁也要歎息了。

黑水中的女孩

       回上海後，有人告訴我，一個在我們附近村莊插隊的上海女知青，死了。
　　這消息讓我驚，雖然，我跟這個女知青隻是見過麵點過頭，都沒說過什麽話，可畢竟有活生生的印象，和我們在報紙電視上聽說某個不認識的人死完全是兩回事。她的樣子，立刻出現在我眼前。
　　她比我們這一批要小個幾歲吧。她是和一大幫上海某個區的女孩子一起下來的，她們身體都很壯實，愛穿花衣服，和鐵姑娘天生就有幾分相似，一百斤的擔子挑起來就走，走得還挺來勁，說話也是豪言壯語，全沒有我們這批人剛來時的弱不禁風淒淒慘慘切切。隊幹部就總拿她們來教育我們，說我們下鄉在先，接受再教育倒落在後頭。不過在她們當中，她是比較柔弱的一個，細細的眉和眼，說話不那麽大聲，神情有點兒怯。
　　我們是全大隊第一批下來的。後來每有知青來，我們都會跑去看。六隊的女孩中有一個來自南市區，是個“黑裏俏”（當地人語），眼睛黑亮得能電到人，笑起來酒窩深深的，讓人不能不盯著看。還有個長手長腳的女孩，我們去的時候，她正穿著露肩的小背心和超短西褲，坐在一隻小板凳上洗衣服。快要下山的太陽斜斜地打在她身上，她頎長的身體像是鍍了一層金，但她腳邊卻有雞糞一攤攤，身後的山牆上滿是大小窟窿，不禁讓我們在驚訝後生出惋惜。
　　而她，這個幾年後將死去的不起眼的女孩，那時還整天混在她那些大大咧咧的同伴們中間，既沒引起過驚訝，也沒人為她惋惜，她該多麽的寂寞。當她們嘻嘻哈哈地互相推搡著，用當地話開一些粗魯的玩笑時（我總是排除不了這樣的想象），她會真的開心嗎？
　　據說，有個人常去找她，鋤地時緊挨著她的趟子，和她說笑。是她村裏的一個年輕農民。不知道還有什麽特殊的情節。然後，她就和他結婚了。她搬出集體戶，住到那個有著一大群拖鼻涕的弟妹的年輕農民家裏。她穿上當地媳婦都穿的大襟藍棉襖，黃昏時挎一隻竹籃去田邊挑豬菜。我在去公社的路上碰見過她，她正和一夥媳婦大嫂打鬧，頭發蓬亂著，臉紅紅的，也許說了有趣的話。她轉身望見我，笑容忽然硬在臉上，像被什麽定住了。
　　她未必知道我的名字，但肯定能認出，我是和她同一個大隊的上海人。
　　她就那樣挎著籃子，站在田埂上，望我，目光茫然。我已經聽說為了結婚的事，她父母宣布和她脫離關係，她有兩年沒回上海。我在她身上找不到一點知青的痕跡。真正“打成一片”了。可為什麽她那樣地望著我？
　　我們離得不遠，一條水溝的距離。卻不可能再靠近。她的眼睛朝向我，又仿佛朝向我背後的某一棵樹，至今我不能確定。她的嘴像當地農婦那樣習慣地嘻開。我不認為她想說話。她會對我說什麽呢？那一刻，她像在拚命地想什麽，想回到什麽中去。
　　我逃也似地走開了，沒有和她打一個招呼。以後，在聽得見狗叫的鄉村暗夜裏，我會突然想起她。婚姻那時對於我遙遠而且神秘，幾乎不可思議，我不知道是什麽誘惑了她。我有時會想到床單、被子這些意味曖昧的東西，想到在它們之間的人體秘密的活動。這已是想象的極限了。婚姻，到底還有什麽呢？我用在外國小說中讀到的細節來補充，它們從脈脈含情的凝視開始，然後是甜蜜的接吻，是情話，纏綿……緩過一口氣後，我想：說不定她比我們活得更開心，誰知道呢？
　　有關她的消息斷斷續續地傳來。畢竟全大隊就隻有她一個“紮根”知青。她生了一個女兒。她學會了罵罵咧咧。
　　她不怎麽勤快。她和丈夫經常拌嘴，打架——當地的農民娶親後沒有不打老婆的。我不認為這反常。她正過著她正常的生活，而我們呢，孤孤單單地生活著，愛情如天上的雲彩飄渺無定，未來也不可測知。我總是因盼望奇跡而抬頭望天，她卻是紮根在地的人，忘記她也許理所當然。
　　文革結束後我考回上海讀大學。又過了一年，全大隊所有的知青都可以把戶口遷回上海了。很多人回來了。
　　不過那些健康美麗的知青女孩們我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過，本來就沒有什麽深交，我隻是跟著湊過熱鬧。那頎長苗條的女孩，天生一個模特兒樣，有一段時間裏，我總把經常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一個有飽滿下巴的模特小姐疑作她。那眼睛電人的黑裏俏，現在想來，目光裏滿是乖巧和強悍，該不會開公司當了女老板？
　　隻有一個人永遠留在了那裏：她。她被所有的人忘了，包括那裏的農民。他們忘了她也是一個上海知青，就在她跟前繪聲繪色地說知青大回城的事。沒人注意她臉上或心裏起了什麽變化。在那最後的一天，她回到她的稻草頂土坯牆的家裏，往堆滿破爛衣服的床上一倒，沒有起來做飯。她累了。她早就不像做姑娘時那麽愛收拾屋子了。她肚子裏又有了三個月的胎兒。這事她跟丈夫說過，一直抱怨她生不出兒子的丈夫，聽了卻也沒什麽驚喜。他隻會在床上壓著她，要他所要。隻會在要後飛快地睡著，把他臉上雜亂的胡子，額頭上深長的皺紋，鼻子和嘴巴裏難聞的煙酒氣，一股腦兒展露出來。而她醒著，驚奇著：她竟跟這樣個男人同床共眠這麽些年！——那最初使她受到吸引的到底是什麽呢？他對她究竟說過怎樣不凡的話，才使她不顧一切地投向他的懷抱？累極了的她，隻能想這些小小的細節，像在黑夜裏往回走。天黑下來了，她的女兒在拉她喚她，可她就是不想動。丈夫收工回到家，見鍋沒燒，火沒點，小孩哭，一把拽她起來，順手就是兩耳光。她被打得一眼黑。天確是黑了，那冒著黑煙的油鼻子燈什麽都照不見，隻有丈夫凶凶的臉。她，像被什麽支使著，彎下腰，拿起床下的一隻瓶子，披散了頭發衝出去。這像是她早就練習過的一幕，她已在心裏預演過。她向著外麵跑，一個水塘攔住了她。她立定，擰開瓶子，一口氣，把瓶中的東西喝幹。她扔掉瓶子，向著夜空用上海話喊了一聲“阿爸”，一聲“姆媽”，往前踏去。前麵是空的，是水。等她的丈夫倉皇趕到，他看見的就是這黑漆漆的水塘。這是夜晚。這是我的想象和虛構。這是想象和虛構中最殘酷的真實——她的確是服了有毒農藥後投水自盡的，在夜晚。她那想死的決心和行動是雙倍的！
　　她死時不會超過二十五歲。她永遠是個女孩兒，在冰冷的黑水、雜亂的水草、農藥的毒性中掙紮的，女孩兒。

　　本文選自《陌生人過去現在時》，周佩紅／著，文匯出版社，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