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4 職工初運

  第三章 職工初運

   在工人間進行活動，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們認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這工作首先在長辛店京漢鐵路的工廠裏開始，我是這工作的最先發動人。

   長辛店離北京不過二十一公裏，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那裏，有工人一千幾百人。五四運動時我擔任講演部工作，曾率領同學到那裏對工人演講，宣傳愛國和發展十人團的組織。當時長辛店的工人們以敬佩愛國青年的心情熱誠地招待過我們。他們搬出了開水、鹹菜和饅頭來款待我們。這些東西確是他們所能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可是有些同學看見蒼蠅飛舞其間，饅頭似乎也不夠新鮮，因而托辭不吃；唯有我和工人們一樣，滿不在乎的張口大嚼，並一麵跟他們大談愛國之道。也許是由於我這種不經意的舉動，在工人們心目中，產生了一種和諧感，使我能和他們混得比較親熱，這是一年前的舊事。

   一九二○年九月間，中共北京小組正式成立後的兩三天，我又來到了長辛店。首先找著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記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鐵路工廠做過工。廠裏的職工們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廠裏去傳教，因此他的熟人極多。他陪著我到工廠裏去找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與我有一麵之緣的工人們在休息時圍攏來同我交談，他們以為我又是來宣傳愛國的事。我坦率的告訴他們：“我這次是專程來看看你們，並且問問你們有甚麽要我幫忙做的事。你們這裏最需要的是甚麽？”他們互相商量了一下，就眾口一詞的表示：他們的小孩子沒有地方念書，希望有一間工人子弟學校。我說：“如果能找著房一子，辦一間工人子弟學校是可以做到的。”他們聽了非常高興。雖然當時那兒的房子很難找，但由於他們的熱心，沒有幾天，武君便興高采烈的來到北京，告訴我有一所適當的房子，原為兩家工人的住宅，他們願意讓出來，作為辦學的用途。

   工人們這樣熱心和他們對於我的信賴，使我大為高興。我決心去克服經費方麵的困難，要將這所學校創辦起來，便馬上去找朋友李實商量。他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為人刻苦耐勞，對於平民教育素有興趣。那時他和十幾位青年朋友組織了一下“生活互助團”，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聽我說完這件事之後，欣然答應擔任工人子弟學校的教員。於是我就邀他和武君同去長辛店察看預定作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們計劃白天辦工人子弟學校，夜晚辦工人補習班，約需開辦費一百元左右，每月經常費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費用，學校的籌備工作就這樣積極進行起來了。

   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在十月間開學。學校的課室不大，隻能容納四十幾個人，所以一開始就坐滿了學生，還有不少的工人子弟無法收容進去。工人補習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擁擠不堪。小學和夜班的教員都由李實一人擔任，武君則辦理學校的雜務。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在學校住一夜，晚上並向工人講演。因為聽眾太多，經常隻好將課堂內的桌椅搬出來，大家密密地站著聽。有時我還約請北京的朋友們前往講演。我們講演的內容多半是關於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須組織工會和如何組織起來等等問題。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共產黨小組的時候，《勞動者周刊》的發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經費自也隨著增加，再加上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的費用，我們每月的各項開支總共達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這情形下，我的經濟狀況惡化了，沒有錢的時候，隻好將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賣，來應付緊急的開支。

   當時住在我隔壁房間的那位既不談政治更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地理學家蘇甲榮同學，看見我在天氣轉冷的時候反而典當冬衣，大為驚異。他以關懷的心情，暗地裏將我這種情況告訴我的幾位好朋友。有一天，當我正伏案替《勞動者》寫稿，那個剛剛參加共產黨小組還不知詳情的鄧中夏來到我的房間裏，板著臉孔向我說：“危乎殆哉！你這樣會墮落下去……”他的意思是指我應以求學為主，有餘暇有餘力才可去做職工運動，現在竟不顧一切，靠典當度日，那是不行的。我聽了這種“教訓”，覺得他不了解內情，忍不住憤慨地指著他說：“滾出去，誰來聽你這套陳腔濫調！”可是他反笑著向我說：“有幾位朋友約好正在中央公園等你，有話到那裏去說罷！”不管我在生氣，硬拉著我的手，拖著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園柏樹林中，幾位知心的朋友，圍坐在一張茶桌的四周，他們都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我向他們說，在共產主義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有人犧牲一切，一心一意的去幹，才能望其有成。接著我告訴他們目前經費困難的情形：李大釗先生每月已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貧，可說已盡了他最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再增加他的負擔；上月長辛店學校的開辦費和經常費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籌措的。我這個各處走動的人，家中每年寄來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現在除挪借以外，自然隻有典當度日。我們又不肯隨便用人家的錢，例如梁善濟（梁善濟，山西人，清末時任資政院民選議員。民國五年舊國會重新集會，梁善濟與粱啟超、湯化龍等組織憲法研究會，簡稱為研究係，在段祺瑞政府時代對政局不無影響）曾表示願意幫助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經費三千元，這雖是出於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係的首領之一，我們為保持工人運動的純潔起見，婉詞加以謝絕了。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據這些情形，我反問他們：“我的典賣東西，乃是由於工作的需要，有甚麽值得大驚小怪呢？”

   他們聽了後一致動容，向我表示既然情況如此，為何早不提出討論？我說，李先生和我都想等到工作有相當頭緒的時候，再提出來討論。於是他們都表示願意立即分擔經費的責任。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當場就湊了幾十元交給我。不久經費問題就在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會議上提出討論，規定各位同誌按月都要量力捐獻若幹。

   從此，經費的事情由李大釗先生負責處理，情況比較穩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誌們捐獻的以外，也向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們去籌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員柏烈偉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專心到各處去發動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職工運動都由我去接洽，先後發動起來，而專心從事工運的同誌也由於我的影響漸漸增加了。長辛店的職工運動比其他各處進行得更為出色。那間工人子弟學校成為工人經常會聚的場所。工人們放工以後，三五成群，甚至帶著小孩，來到學校聽講時事或閱讀報紙，也有唱戲、談天的。

   為了工人子弟學校的事，李實忙得不可開交。他態度和藹，又極有耐性，工人們找他問長問短，要他代寫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們的醫藥顧問，還要他為他們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種糾紛，他都樂意地照做。工人們還發生爭吵，學校就成了評理的地方。工人們有籍貫上的不同幫口，如天津幫、德州幫和本地幫等等，還有職業上的區別，如司機與生火，機工與學徒，工匠與小工等等；彼此常常發生歧視和職業上的競爭，尤其彼此間債務的糾紛最多。李實處理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當的，因而獲得工人們廣泛的信任，而這間學校也就成為他們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這間學校最初名為工人子弟學校，附設有一個工人補習晚班。後來工人參加補習的人數增加起來，因而改名為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舉行成立儀式，表示慶祝。中共黨員吳汝明參加學校工作，幫助李實擔任教員職務。不久，李實因事他往，吳汝明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長辛店時，常到工人住所去訪問，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下午六點，除了吃飯和必要的休息時間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時，有時還要加二小時到三小時的夜班，兩個星期隻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問題的是工資低微，一個低級的工匠每月工資九元，學徒還要少得多，至於三十元的月薪，隻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六十元的月薪則是火車司機和少數技工的特別待遇了。他們平均的工資不過是十五六元左右，這種收入迫使他們把生活水準降得很低。

   此外，他們感覺最痛苦的是小雜貨店的剝削，這些小雜貨店都是工廠裏的管工和監工們開設的。工人們向這些店裏購買日用必需品，而工資要到月底才能發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改入的比例先向雜貨店賒賬。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資就都由那些管工與監工們代領去抵償積欠。欠賬每月尚須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積下來，欠賬日益增多，每個工人都成了雜貨店的債務人。欠幾十元的工人算是情況較好的，通常都是欠賬百元以上。有一個名叫張德惠的工匠在廠裏做了幾年工，欠賬高達一千幾百元。這樣，工人們便無法脫離管工和監工的掌握，一旦債主不肯再賒，就等於宣布他們的死刑，這是他們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們的遭遇，問他們為甚麽不組織工會和辦理工人合作社，來維護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他們多數對於這一點抱懷疑的態度，有的表示他們規規矩矩的做工，為什麽要幹這類會黨的事？有的表示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可以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隻知道在民國元年辦過什麽工會，那是為選舉用的，每人繳一塊錢領一張會員證，到選舉的時候去投上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種“工會”後來還被袁世凱嚴厲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辦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豈不麻煩更多？還有少數比較進步的工人認為工會是要辦的，可是還沒有到要辦的時候。他們這種畏俱廠方和政府當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時可以轉變的。

   我於是向他們提議：不妨先組織一個工人俱樂部。這件事也經過多次的商談和說服，方為他們所接受，後來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間才正式成立。這個工人俱樂部成立時有一千多工人參加，通過章程，選舉職員。一位老工匠王俊當選為俱樂部的主任，他率領著這些參加者在廠內外遊行慶祝，情緒非常熱烈。這一舉動曾使鐵路官員們大起恐慌。後來工會正式成立，從此那些窮苦散漫的工人們開創了團結奮鬥的途徑，這也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人群眾中建立的第一個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