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上，那些昔日的弟兄 (ZT)

文/煮咖啡的勞倫斯

四十年前的秋天，來自貴州的34歲的朱正琳作為特招大齡學生，開始到北大曆史係讀研究生。入學不久，他認識了中文係七九級三個不滿20歲的本科生，趙仕仁、駱一禾、何拓宇。這幾個自稱“三劍客”的年輕人與“背著空口袋走過沼澤地”（一禾語）的朱正琳一拍即合，很快便進入了那個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敘事般思想交鋒模式。

後來成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們三個人：仕仁是中國的腦，立誌要改變世界；一禾是中國的心，要用文學的溫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則是中國的胃，吞下大好山河。

他們不是劍客。他們更像是自比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三人，代表著理性、精神和肉欲。

對年青的他們來說，時代驕子們的夢想，總是要以國家為計量單位。他們期待走在大路上，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而他們崇拜的亦師亦友的朱正琳已經屬於過去了的一代，是要為他們行走的大路做鋪路石的。

但命運開了一個冷酷的玩笑。1985年，趙仕仁在懷柔水庫溺亡；幾年之後某個春夏之交，詩人駱一禾在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後事之後，因腦溢血倒在了人聲鼎沸的廣場，從此再沒有醒來。2007年，我的朋友何拓宇迎著朝陽，從他19樓住所的陽台上縱身跳下。

拓宇離開後，朱正琳在紀念文章裏，引用了一段詩句：不言不語，不聲不響，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大路上走來了我年輕的弟兄。

2019年，朱正琳也因病離世，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讀過他平和的文字，拓宇當年也曾無數次跟我講起他的睿智與博學。我不知道，他最終會如何回望那條大路。他那些過早離去的才華橫溢的弟兄們，可曾錯過了什麽風景？

中國的路，曆來最為寬廣，但也總是最擁堵、最熙熙攘攘。而有一天，你會發現，人們向往的金光大道，無非都是戰場，都是屠宰場，不管你何等小心，隻要行在其中，便忘卻歸途，不知何時，人仰馬翻。

我們都曾經向往走在大路上，但走來走去，竟發現我們其實隻是兜兜轉轉，在牢籠裏繞圈子。我懼怕這樣的路。

一禾二十歲的時候，曾熱情地寫道：朋友，你若想走入世界，就必須改造世界。而在他驟然離世的前一年，二十七歲的詩人寫道：一條天路上，走著我自己。

天才如一禾，在這七年裏，究竟看到了什麽？想來無盡唏噓。

我知道，在今天人們的眼裏，朱正琳和他的“三劍客“弟兄們，不僅是上一代的人，而且是與今天的世界毫不關聯的人。但我仍願不時去想起他們，不是懷念，不是惋惜，而是重新去撫摸我少年偶像的熱忱、夢想與希望，再凝視那條曾令人向往、紅塵滾滾的大路。 

或許已經是時候了，義無反顧地落荒而逃，各奔東西。

魯迅曾經說過：希望本來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不願將他自已體驗的苦的寂寞，傳染給也如他那年輕時候一樣正做著好夢的青年。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沒有看到希望。他隻是不願意抹殺希望，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他不能以他確信的必無，來說服別人希冀的必有。於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幾聲，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甚至他不惜妥協，用 “曲筆“在《藥》裏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

為了要呐喊，魯迅不得不放棄一些真實，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說與藝術的距離，因為藝術必須是真實的。魯迅是最清醒的人。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還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豈不是太寬廣、太冷漠、也太擁堵？陽光下過於醜陋，燈火中也過於絢爛。我們何不走進黑夜，走在茫茫無邊的原野之上，任春風陶醉，任寒風淒厲，隻要天上星辰不變，便可任由自己輾轉往返？

走過荊棘，遍體鱗傷，當黎明帶著玫瑰色的手指呈現，能看到什麽樣的風景呢？這並不重要，我沒有抱著希望上路，沒有期待。霞光萬道之中，不再蔽體的破衣爛衫已是這行進的緞帶，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這夜奔的勳章。我邁出的每一步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將擁有我伸手可觸、目光所及的一切，我的腳下即是我的領地，我是我自己的國王！還有比這更好的回報與獎賞嗎？

我確信還有無數陌生的人，會不懼走入這深夜的曠野，攬風而行。正如加繆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麵，我們不要被引領；不需要有人走在後麵，我們不要被追隨。我們甚至不需要並肩同行，真實而不羈的靈魂可以擁抱，也可以遙望。

你不要傲慢地以為可以去改變這個世界，你不要去當那個自作多情的帶路人。你隻需要鼓起勇氣，星夜兼程，無懼各奔東西。

節選自《2020，我們終將各奔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