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士 | 她在木棉花含苞待放時離去

她在木棉花含苞待放時離去

蔡東士

　　我到十三團後，團部接著又來了4位女知青。她們分別是軍分區政治部主任之女、縣武裝部政委之女、縣委書記之女。還有一位其父親官位也不小，隻是不幸戴著所謂叛徒帽子。在山溝的農場裏，她們就是人們心目中的高幹子女，即現在所謂“官二代”。我盡管一再聲明我家三代世醫，父母都是鄉鎮醫生；但看到我是跟著團長政委來的，大家也覺得我有些來頭。不久，團部又結伴來了一批潮州城裏的女知青。她們一個個如花似玉，走到哪裏都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我好像就成了這批知青中唯一的男子漢，紅色娘子軍裏的黨代表。人們明裏暗裏總在打聽和猜測：漂亮女戰士裏哪一位是黨代表的對象？

　　按當時的政治成分劃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九類人，特別是前麵的五類、七類人，他們的子女備受社會歧視。偉大領袖有一段糾偏的最高指示，說這些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於是這些青年得到一個說起來很好聽，其實是最歧視的稱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74年在廣東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師部報道組的蔡東士

　　我的父親蔡則豪在鄉村藥店當藥童出身，從來隻問病不問政治。因為指著天上的流星問人家：“這是不是蘇聯的人造衛星呀？”被認為是“汙蔑蘇聯老大哥”，屈鬥成招劃為右派。雖然一年後就摘掉帽子，但那個“右派之子”的沉重帽子，卻成了戴在我頭上近二十年的“緊箍咒”。

　　我在兵團的簡曆上沒有父親曾是右派的記錄。我心裏明白，隻要不求上進就不用去填寫，就不會自尋煩惱。為此，我不報名參軍，不參選積極分子，不求推薦上大學，不寫入黨申請書，不想當任何一級的官。但是對象卻不可不找，隻是不敢找根正苗紅的人，更不敢高攀“官二代”罷了。我不止一次婉言謝絕她們的友好表示，對諸多愛情的暗示裝作糊塗。人家說我驕傲，眼睛長在額頭頂上，我也置之一笑。直到二十年後一次兵團九師宣傳隊、籃球隊、報道組的知青大聚會上，時任湛江軍分區政委的林兆英，舉杯為他當年管教我們太嚴厲而道歉，我才舉杯向各位資深美女道歉說明：“當年我是自卑，不是驕傲。”

　　當年我一直沉默低調，用心鑽研寫作，靜心等待命運能夠為我安排“門當戶對”的人。

　　有一次連隊放假，又逢附近小鎮圩日。全連的男男女女，知青、退伍兵、歸僑子女三五成群打打鬧鬧趕集去。回來時，我走得慢，掉了隊，慌慌張張中又迷了路。看著夕陽西下，心裏正緊張，隻見我們連隊的衛生員，一位漂亮少女飄然而至，穿著當時被認為屬於資產階級的花裙子，亭亭玉立於鄉間小路旁。她回來找我了。一路走，她一路談她在印尼的生活，談她家在海外的親人。我們特別談得來。不久我被調到師政治部報道組。我們的解放軍科長林兆英看到我收到的許多信封都是一個女孩的字體，找我談話了：“在師機關工作，談對象要注意政治，最好不找歸僑。”我心想這輩子得當牛郎了。書信照寫，但沒那麽密。後來這位衛生員也調動工作了，說不清什麽原因來信越來越少。

　　一年後，因為報道組經常打電話，我認識了團部總機班一位北京長大的江蘇姑娘。她一口銀鈴般的標準普通話和幫助我們工作的熱情與智慧，縮小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有一次知青結伴回家探親，她邀我順路到她家住一晚再轉車回汕頭。我受到她同為兵團知青的妹妹與弟弟的友好接待。而探親回來時，她來信卻告訴我，她那位據說是生產科長的父親，聽說我是華僑農場出來的知青，擔心海外關係複雜，不讚成我們的婚事。她很猶豫。我想到我的“緊箍咒”比海外關係要嚴重百倍，當即就回了信：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落花流水春去也……

　　那時，再紅的木棉花在我的眼裏都失去了嬌豔，變得那樣的暗淡無光。

　　我在十三團的那群女知青戰友，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愛情波折。在我下團采訪時，或約我到她們宿舍聊天，或請吃她們做的青菜湯，或到招待所來喝工夫茶。然後一個接一個找個理由溜走，最後隻剩下一位留著兩條又黑又粗的辮子、長著一個深深小酒窩的姑娘和我。有一次，在辦公室門前空地上，大家在月光下聊天，慢慢地月光下隻有我和她。她就是團部生產處的統計員，潮州姑娘翁慶銀。

　　團長的夫人張阿姨常常問：怎麽樣呀？我看你們是天生的一對。

　　回到師部，戴副師長也說：找那麽聰明漂亮又特別善良的姑娘，我舉雙手讚成。

　　但我和她誰都沒有表態，隻是覺得見麵特別親切，分別依依不舍。

　　不久，我和外號“肥牛”的報道員一起到廣州改稿。翁慶銀托我們幫忙帶一包茶葉和信給她爸媽。我和肥牛按她寫的地址找到工廠，他爸爸沒上班。同事隻知道她爸爸住六二三路附近，不知詳細地址。我們在六二三路亂轉一氣，竟然十分碰巧找到她家。她爸媽煮了糖丸和雞蛋招待我們。回來的路上，肥牛神秘兮兮地說：老兄，有戲了。我問啥戲？肥牛說：“紅雞蛋，甜湯丸，這明擺著是招待女婿的。”

　　既然如此，我不得不給翁慶銀寫信挑明我的政治硬傷：感謝爸媽熱情接待，但他們如果知道我爸爸曾經是右派，會嚇一大跳；他們如果知道我們可能回不了城，而你我的工資加起來才50塊錢，能放心嗎？

　　沒想到翁慶銀當即複信：本姑娘的社會關係也頗複雜，咱們五十步和一百步，倒像是門當戶對；我從下鄉之時就沒打算回城也回不了城；生活艱苦不要緊，隻要兩心相印，喝白開水也是甜的。這封信，沒有甜言蜜語，勝似山盟海誓。

我讀懂了她，淚灑信箋。

　　我們婚禮宴會是兩對知青新人一起舉行的。兩條板凳架起一塊床板就是超長飯桌。飯堂打菜，花兩塊多錢買一隻雞熬大鍋湯，再打瓶白酒，炒碟花生。擺上參差不齊的酒杯碗筷，一班知青頻頻舉杯胡亂吆喝，窮樂也是樂啊。

　　婚後我們一直兩地分居，書信不斷。後來她調到湛江農墾局，我們難得相聚幾年。女兒誕生後，她又支持我上大學，一人頂起家庭重擔。1982年她調到新華社廣東分社當出納。原以為苦盡甜來可長相守，誰知3年後她卻因病舍我而去。臨終，她對她的知青知己蔡佳玲說：“我走了，你幫他找個好人。他是工作狂，家裏沒人幫不行。他很疼女兒，這個我倒放心。”她走的時候，我家門前的木棉花剛剛含苞待放，她來不及看看未來這片美好……

　　22年後，也許天上人間真有相思感應，我和女兒幾乎同時夢見她，似乎說她想去一個地方好好休息了，似乎囑托我們為她辦件什麽事。老知青們商定：她辛勞一世，我們找個山清水秀之地讓她入土為安。按老朋友黃揚略提議，我親筆為墓碑題字：“翁慶銀仙棲處”。諧音為：“翁慶銀賢妻處”。入土時，蔡佳玲長跪於墓前放聲痛哭，訴說知青戰友的不盡思念。在場人無不動容，熱淚盈眶……

作者簡介

　　蔡東士，廣東潮州老知青，上世紀60年代末上山下鄉到廣東農墾湛江墾區崗美農場（後改編為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13團）；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