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和馮雪峰 - 兩隻錦雞（ZT）

1975年11月，初冬的寒冷伴隨著政治氣候上的嚴酷，使人們體會到是“沁人肌膚”這個詞語的內涵。住在萬壽路招待所的周揚，獨自一人，乘公交車輾轉來到東城朝陽門內人民文學出版社，叩開了一間低矮的平房的門。癌症已到晚期的主人馮雪峰打開房門，在適應了光線看清了來人後，短暫的沉默後，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這是一個充滿戲劇性場麵的一幕，這是將永遠定格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10年，周揚有9年是在關押中度過的。由於他是個性格內向的人，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秘書和女兒——他在關押中是如何度過的。在周揚剛出獄時，女兒周密多次問過他在獄中的情況，周揚很少講。當周密問到為革命出生入死卻被關進黨的監獄的心情時，周揚對女兒說：

 

好幾位功勳卓著的開國元勳被整死了，許多老同誌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們來，自己受這點罪實在不值一提。我被關押的時候，剛開始也覺得很苦悶，很委屈。可是後來我就想通了。我能想通，是因為我想到在延安時毛主席跟我的一次談話。毛主席在談話中說，做事不要有委屈的感覺。他說：委屈無非有三種情況：一種是你自己對，他根本不對。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因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會感覺到有力量。還有一種情況是，確實你錯了，人家是對的；不過你自己認識不到，所以感到委屈。第三種情況是，一半是你對，一半是人家對，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對嘛。毛主席這幾句話是在幾十年前隨便談的，卻對我有很大幫助。無非是這三種情況嘛，有什麽委屈。做人，特別是做一個共產黨員，至少要有這種精神。曆史總是向前發展的，逆轉和倒退隻是暫時的，一定要站得高些，看得遠一些。

 

這樣的心曲，我們不妨把它看作是考察新時期周揚的一條伏線——一個人隻有從個人的一切跳出來，才能高屋建瓴地對過去的事情進行深刻的反思。從新時期以來周揚與“文化大革命”前的表現判若兩人來看，這老頭子在監獄裏沒有白過——慘痛的教訓，一旦得到科學的總結，立刻轉化為寶貴的財富。

 

這樣的一種心態，使周揚對曆史的審視，便有一個新的視角，對於以往的種種作為的懊惱，使他能以不同於以往的目光來重新認識自己，認識與自己相關人事滄桑。這其中，當然包括與自己有四十年隔閡的“對手”馮雪峰。

 

從前來看望自己的友人及馮雪峰的兒子那裏，周揚得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壓下，馮雪峰的交代材料中，也沒有落井下石之舉。在周揚給樓適夷的信中，周揚認為，馮雪峰是“沒有存心誣陷我”，“我覺得他還是比較公道的”。在當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揚秘書的露菲和幾個人去看望周揚，話題談到魯迅研究時，周揚講了他去看望馮雪峰的情況：

 

周揚說：雪峰的兒子來看過我，他說他父親在“文革”中檢查了四點，其中談到了兩個口號的爭論。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實，也承擔了一些責任。我出來後，沒有看別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說話聲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這樣，十分難過。我對雪峰說，我們相識四十年來，有過摩擦，有過爭論，但我從來都認為你是個好人。曆史證明，你在對待魯迅的問題上是正確的，為人是正派的。

 

與周揚交往密切的秦川，也知道這次會麵：

 

那次周揚去看馮雪峰時，我正到周揚家去看他。我剛到，他從外邊匆匆回來，並告訴我是到馮雪峰家裏去了。他與我聊了聊馮雪峰的情況，情緒很激動。他說，讓我在他家等一下，他還要去馮雪峰那裏。我和蘇靈揚不解。他解釋說：“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難，我給他送點錢去。”從蘇靈揚手裏拿走三百元，匆匆走了。

 

在周揚與馮雪峰的交談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是，馮雪峰渴望回到黨內的願望。

 

1957年，在周揚的主持下，馮雪峰被錯劃為右派，並被開除黨籍。這樣的結局，對於已經在黨內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來說，其痛苦是難以想像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這樣的處分之前，就向黨組織鄭重提出了自己的願望：隻要能留在黨內，不管給什麽處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奉命履行了手續，召開了把他開除出黨的支部大會。當然，每個黨員都舉手表示通過，連馮雪峰自己也舉起了手。但是，馮雪峰在會議結束時的發言中，鄭重其事地對支部書記說：“決議上說的不符合事實。我從來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但我服從決議。我希望，今後有一天，事實證明是這樣，我再回到黨內來。”

 

馮雪峰這樣說，一方麵是相信自己“從來不反黨反社會主義”，另一方麵是因為他在會前曾聽到傳言：中央研究作協黨組上報有關他的材料時，曾有一位領導同誌說過：看來不開除黨籍不行，隻要他今後表現好，還可以重新入黨。可是，馮雪峰沒有想到，一直到他離開人間，他的願望都沒有實現。

 

1961年11月，《人民日報》通報全國，摘去馮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馬上去找組織，提出了重新入黨的要求。這等於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出了個難題，因為“從沒有聽說一個‘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黨的”，但為了不傷害他，隻是含含糊糊地說：“再等一等，以後再慢慢想辦法解決吧。”周揚可以在馮雪峰去廣西時給人文社打招呼，“要我們照顧雪峰”，“可是，對於這樣的定局(雪峰的黨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變什麽了”。

 

在馮雪峰生活的最後幾年，尤其是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他重新入黨的願望更加強烈。與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陳早春等同誌都在回憶中提到了這一點。陳早春回憶說：

 

(1975年)有一天晚上，這個黨齡比我年齡還要長的老黨員，像一個準備入黨的共青團員一樣，向我傾訴了重新回到黨組織中來的真摯感情。他告訴我，那幾天他正在準備清理自己一生的問題，以便寫重新入黨的材料，並打算向出版社黨組織正式提出申請。……我知道，他的這種處境，在當時，十之八、九是不會改變的……隻是委婉地勸他說：“一九五八年將您開除黨籍，是上麵的決定，出版社黨組織隻是奉命履行開除手續。今天您這個問題，社、局黨組織都不見得有這個膽量為您解決，為您說話。我看您不必讓他們為難了。”他像小孩一樣問我：“那麽你看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嗎?”我說可以走上層路線的辦法，即通過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響的老同誌，直接向中組部或黨中央提出申請，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過此舉看出一些動向。他對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誌相當信賴，答應將按我這辦法去試試看。

 

大約就在此前後，周揚來看望的馮雪峰。在兩人動情的交談中，馮雪峰“渴望將來有一天能重新回到黨內來”的願望，也是他們交談的重要內容。也許周揚和馮雪峰一樣，認為陳早春的“走上層路線”的建議是可行的。

 

周揚與馮雪峰見麵回來後，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給雪峰恢複黨籍。詩人郭小川對此事熱情支持並自告奮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說來周揚也過於天真，當時他自己的黨籍還沒有恢複，這封信自然沒有什麽結果。

 

已故的溫濟澤生前也記得，這封信是周揚在病中寫的：

 

1975年周揚出來後，住在中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個老朋友時，在食堂碰見了他。他讓我到他的房間去玩。我的朋友說周揚還是敵我矛盾，我不信，還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談起了雪峰。他告訴我，他給中央寫了封信，要求恢複雪峰的黨籍。說著，他拿起身旁的信讓我看。可惜，現在記不清具體內容了。

 

當然，在1975年的處境下，或許周揚自己也知道，這封信“難以生效”，但是，周揚在提筆時並沒有考慮“反可招來橫禍”的結果。這一舉動，是對馮雪峰沒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應；或許，也可以說是新時期周揚與以往姿態不同的起點。

 

對馮雪峰來說，這一次會麵，顯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瀾。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後，感受著周揚“一手擁抱著他，一手握著他的手哭了”的場麵，他無法掩飾自己對這件事的激動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講述過，並認為“文藝界的團結即將在望”。此後不久，他拿起筆，以他所擅長的寓言體，寫下了生命中的絕筆——《錦雞與麻雀》。在樓適夷給周揚寫信時，抄錄下這則寓言並特意注明是“馮雪峰最後遺作”：

 

有一隻錦雞到另一隻錦雞那兒作客。當他們分別的時候，兩隻錦雞都從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麗的羽毛贈給對方，以作紀念。這情景當時給一群麻雀看見了，他們加以譏笑說：“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標榜麽？”

 

“不，麻雀們，”我不禁要說，“你們全錯了。他們無論怎樣總是錦雞，總是漂亮的鳥類，他們的羽毛確實是絢爛的，而你們是什麽呢，灰溜溜的麻雀？”

 

兩隻錦雞，多麽確切的比喻！

 

要知道，在馮雪峰寫下這生命的絕筆的時候，對周揚仍然是按敵我矛盾的口徑在進行批判，把“國防文學”作為反動口號，把周揚作為“叛徒”，把周揚作為“四人幫”的“指使”者的說法，依然充斥於報章。但是，馮雪峰相信，周揚絕不是這些人筆下的周揚，他與自己一樣，是一隻錦雞。

 

五色斑斕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態，曾為新中國的誕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雞天下白”，他們的的確確是“漂亮的鳥類”；建國後，又同在一片藍天下工作，也先後遭受磨難，吃足了“左”的苦頭，雖然錦雞身上被抹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為“漂亮的鳥類”，今天，一隻錦雞患了重病，另一隻錦雞物傷其類。兩隻錦雞在昨天，縱然有過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盡劫波”之後，他們終於互相致意了，兩隻手重新握在一起。這一舉動表明：錦雞終究是錦雞，而麻雀終究是麻雀。

 

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親屬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遺體告別，樓適夷偷偷地在他的遺體前放了一束鮮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見報，不致悼詞，一百至二百人規模”的禁限下，在八寶山草草地舉行了沒有聲音的追悼會。

 

1979年4月4日，中央組織部正式批準《關於馮雪峰同誌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為他恢複黨籍，恢複名譽。鑒於第一次追悼會的草率，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社會各界決定給他補開追悼會。追悼會在11月舉行時，周揚參加了追悼會，並向雪峰的家屬致以親切的慰問。同日，《錦雞與麻雀》在《人民日報》第六版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