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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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老胡同1號
© 北島／文
北島
一
1957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母親帶我穿過雪後泥濘的胡同，來到剛建成的紅磚樓房前。這土路丈餘寬，坑窪不平，一小窩棚橫在路當中，冒出濃煙，帶著一股烤白薯的糊味。當醫生的母親不斷提醒我：髒，走這邊。
那烤白薯的糊味，讓我像狗一樣記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號。由此出發，我走了很多年……
那個冬天的早上，我抬頭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戶陽台向上，直到屋簷背後北京的天空。這裏原是鄭和的宅邸，雕欄玉砌今何在，唯有假山，如瞎眼證人。
鄭和本姓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賜姓鄭，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圇吞棗的北京話，外加噎人的西北風篡改成諧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說起鄭和周遊世界至今還是個謎，既不為了炫耀武力，又非貿易經商，動機何在？
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以前，父親在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工作，我們住阜外保險公司宿舍（如今二環路邊），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學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轉到弘善寺小學，接茬背，正好與時俱進：“五九六九河邊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待家安頓，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興奮多於戀舊。我們在保險公司宿舍住一層，與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廚房廁所；而新家在四層，獨門獨戶。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牆和假山，特別是從陽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頂層層疊疊，有如排浪，湧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際線；鴿群閃爍而過，哨音反襯天空的寂寥；棗樹招來八麵來風，青棗漸紅，讓路過的孩子不禁踮起腳。
我結識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層，正在我們腳下。一凡隻比我大一個月，卻早熟得多：我還停留在小人書階段，人家早躲進被窩用手電筒讀《紅樓夢》了；他發育也早，上初中時比我高半頭，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個同學的舅舅。我們在不同的小學就讀，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學。若無文革，他鐵定是我的入團介紹人。
二
保險公司一點兒也不保險，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後留下寡婦和兩個男孩，老大俞梅蓀比我小三四歲，整天跟在我屁股後麵轉，老二仍在繈褓中。寡婦半夜在隔壁獨自啜泣。那留在曆史深處的哭聲，除了我還有誰能聽見？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讓我感到輕鬆。在我看來，隻要更換地址，就會更換另一種新生活。
振開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氣出了名的。院子裏的老太太經常來敲我們家的門，把帶來的孩子身上塗著紅藥水的傷疤給我看，責問我為什麽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開又闖禍了，隻好向來人道歉。踢足球扔磚頭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飯。（摘自父親的筆記）
1958年，我們大院可熱鬧了，新鮮事兒不斷，每天都跟過節似的。先是在大院辦起了食堂，錢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們兄妹仨跟著入夥。在8號樓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爐，父親跟叔叔們從早忙到晚，煙熏火燎，最後煉出一堆爐渣般的鐵疙瘩，於是敲鑼打鼓——讓人好生羨慕，大人就是比我們孩子會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瘋狂狀態，鼓號齊鳴，喊聲震天，整整鬧了三天三夜。學校放假，我在陽台拚命敲打空餅幹筒，胳膊疼，嗓子啞，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著，太吵。據統計，僅在北京地區就殲滅了四十多萬隻麻雀。
唯一讓人傷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塊塊太湖石被吊起，裝上卡車，一冒煙就消失了。那本是我們捉迷藏的好去處。據說那些太湖石歸了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軍事博物館。推土機忙活了好幾天，把土坡夷為平地，再種上一排排竄天楊，生長速度驚人，沒幾年工夫就躥到三四層樓那麽高。
我和一凡常出門遠足，用腳丈量北京，身無分文，有的是無邊無際的想象力。他大講《八十天環遊地球》，我們堅信有一天會走遍世界。對，還要把樓裏幾個女孩子也帶上，幫我們洗衣做飯。
出德勝門到齊家豁子，四顧無人，我們倆一頭鑽進菜地，剛摘了幾個青辣椒，就被鄉下孩子們發現了，石頭土坷垃雨點般傾瀉過來，我們抱頭鼠竄。
三
轉折是從陽台上那堆白薯變質開始的。爛白薯味很快轉換成一個詞兒：浮腫。
記得三年困難時期，沒有那麽多糧食吃，孩子們喊餓，我就叫他們不要出去跑著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對我說：媽媽，就吃兩頓飯，躺著還餓……我想濟年、三個孩子不能沒有營養，就買了兩隻活雞，想養一養殺給全家吃。叫老二下樓去放一放雞，沒想到給人偷走了。濟年生氣了，還把兒子給揍了一頓。有一次我餓得手發抖，出虛汗，實在難受，就在四川飯店買了一碗湯喝。回家後，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餓，心裏很是不安，濟年就勸我不要太自責。他說我們還是要苦中作樂，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記得那次我和濟年看見孩子們營養不良的狀況，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魚食堂吃了一頓魚，花了二十六塊錢……（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活魚食堂就在紫竹院東門內，前麵有個養魚池，現撈現燒。所謂紅燒魚，隻不過用醬油煮煮，沒什麽油花。按當時的收入，那頓飯實在貴得離譜。盤中剩下魚骨頭，我們兄妹仨咂著嘴，大眼瞪小眼。
炒餅可比紅燒魚實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門一家小飯館吃炒餅。貨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別的館子油多量大。
1960年至1961年，我在社會主義學院工作……那時正是困難時期，他們兄妹三人來學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們看孩子們可憐，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價糖，孩子們吃得高興，讓人感到安慰。（摘自父親的筆記）
身為長子，我自認為有義務幫父母維持全家的生態平衡，監督弟弟妹妹，把熱量消耗維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飯，總是饑腸轆轆；妹妹在七一幼兒園日托，夥食不錯，有時還能帶回半個饅頭。關鍵是晚飯，全家要精打細算，每人不超過二兩糧食，錢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變不出什麽花樣。有一陣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兒大餡。我以身作則，向弟弟妹妹宣講少吃一個包子的好處，但完全沒有說服力。
大姑父在德國拿到博士，是解放後全國少數幾個一級工程師之一，享受國家特供。他不抽煙，把香煙分給父親。在饑荒年代，父親抽的都是“中華”、“牡丹”等名牌香煙。我的饑餓感隨父親吐出的煙霧沉浮，甚至出現奇妙的幻覺。
那年頭各家極少請客吃飯，逢年過節，趕上親戚串門進餐，隻好互收糧票。飯後大人圍在桌前掰著指頭，錙銖必較，各自掏糧票。這對好麵子的中國人是很尷尬的事。
一個月末的晚上，父親給我一兩即將作廢的糧票和一毛錢，讓我上街吃碗餛飩。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餛飩鋪。待我坐定，已快十一點了，離糧票到期隻剩下一個鍾頭。我把皺巴巴的糧票和錢交給夥計，核實無誤，他隨手抓了幾個蝦米皮撒進碗裏，用笊籬涮了五六個小餛飩，再從大鍋舀了勺骨頭湯，端到我麵前，熱氣騰騰。我饑腸轆轆，卻沒有馬上動筷子，這是我頭一次獨自在外就餐，要盡量延長享受的時間。大鍋滾沸著，夥計用鐵勺敲打鍋沿；一盞昏黃的燈泡，幾隻蛾子飛來飛去。
四
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樣，我們全家幾乎每星期天都去護國寺電影院看電影，困難時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對饑餓的某種補償。
從三不老胡同1號出發，從棉花胡同北拐，再沿護國寺東巷向西，步行約一刻鍾。護國寺電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風窗，乍看起來像舊廠房，年久失修，牆皮剝落露出了磚縫。隻有玻璃門、電影廣告和售票處小窗代表真實的身份。
我家訂《北京晚報》，共四版，電影預告欄在二三版的中縫。父親是個電影迷，訂有三四種專業電影雜誌，看什麽影片基本由他來決定，而他似乎更喜歡外國電影，我看得稀裏糊塗，卻也跟著染上異國情調的毛病。早期的蘇聯電影都是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的，帶東北口音，我最初還以為那就是俄文。
我喜歡影片開始前短暫的黑暗，讓人產生期待與聯想；我更喜歡放映時斷片的間隙，銀幕或一片空白，或帶圓圈劃痕的膠片首尾，在突如其來的沉寂中，能聽見倒膠片的機械轉動，時而夾雜著蛐蛐的叫聲。
散場後，隨觀眾走出電影院，我總是很失望——不能跟主人公繼續在一起，不能走向地平線以外，隻有回到無聊的現實中。母親往往一頭霧水，回家路上，由父親厘清主要線索和人物關係。
當時影片不分級。有一回，我們全家看一部阿根廷影片。其中有個片斷讓我終生難忘：一個惡霸在酒吧侮辱一個美豔絕倫的舞女，把衣服一件件扒下來，襯衫、長裙、乳罩、吊帶和短褲滿天飛。我心驚肉跳，既渴望又害怕看到那裸體。在此關鍵時刻，一個好漢挺身而出，和惡霸打鬥，隨手把長裙扔給舞女遮體。我啥都沒看著，卻一連幾宿都沒睡好。
我開始獨自去看電影，特別是期末考試頭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鬆方式。我一般連看兩場，在另一個世界徹底忘掉考試。也怪，就成績而言，看電影比臨陣磨槍有效多了。
有一天，我們學校有事，父親帶弟弟去護國寺看電影。散場時，觀眾擁擠，父親的眼鏡掉在地上，鏡片碎了，他高度近視，根本無法走路，隻好讓弟弟回家去取另一副眼鏡。這事把我樂壞了，但憋住沒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親獨自站在電影院門口的冷風中，四顧茫然，一副無奈的神情。
五
三不老胡同1號由兩棟樓組成，大門居中，傳達室帶有過渡時期慵懶的特征。看大門的伍大爺也負責傳呼電話。電話鈴響，他撂下飯碗，幾步躥到當街，用手攏成喇叭高喊：“443電話——”
443是我家門牌號碼。4號樓緊挨大門，共四層，每層四個單元，主要是“民進”的住戶。先從左鄰右舍說起。
441由單身的鄭芳龍叔叔與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鄭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後成家，搬到8號樓去了。田阿姨鬱鬱寡歡，而上大學的兒子愛唱歌，我們私下叫他“百靈鳥”。他每天上下樓高歌一曲，樓道的共鳴，大概能解決他高音區的問題。
442伍家。伍禪伯伯是廣東海豐人，早年留日，後來成為馬來西亞愛國僑領，回國後加入致公黨，榮升副主席。致公黨主要由歸僑組成，是八個民主黨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來，伍禪就是該黨的化身——寡言含笑，與祖國分享富強的秘密。他有三個文靜的女兒。奇怪的是，隔牆從未聽見有人高聲說話。輪到我收水電費，得以窺視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家。張家奶奶和藹可親，總用上海話喚我“大少爺”。為躲避這稱呼，我踮腳上樓，可她從樓道拐角悄然轉出來，深鞠一躬：“大少爺回來了。”張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國使館當保姆，有兒女各二。小女兒和我上同一小學，比我低一級。我四年級時對她產生過愛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學路上，她轉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電流灌頂，我勇敢地迎上去，才發現她招呼的是我背後的女生。這是個殷實和睦的家庭，用客套與外人保持距離，用沉默抵抗風暴。
431陳家，是致公黨“外來戶”。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陳春雷，在十三中讀書，因成績優異留校當物理老師，會彈曼陀鈴。姐姐陳春綠，在舞蹈學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時，薄紗襯衫和褶皺長裙，像吉卜賽女郎。她後來從北京調到廣東，據說因男女關係問題被勞動教養。
433曹家。一凡的父親曹葆章，從耳鼻眉梢長出濃毛。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過縣長及國大代表，解放後自然不得煙兒抽。一凡與我同歲，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同歲。兩家的孩子來往頻繁，推門就進。一凡上有三個同母異父的姐姐，一個嫁給積水潭醫院的醫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龐家。龐安民原是武漢交通銀行經理，有一種見過錢的鎮定。他夫人在義利食品廠當會計，等於掌管天堂的鑰匙（特別是困難時期）。大哥龐邦本是畫家，大嫂孫玉範長年臥病在床（另辟章節細說）。小妹龐邦選是師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氣傲。小弟龐邦殿內心瘋狂，一度寫過小說，後來成了數學家。
421馬家。馬德誠是孫中山侍衛官馬湘之子。當年陳炯明在廣州叛變，攻打總統府，馬湘背著孫夫人逃出來，孫夫人不幸流產，再不能生育。據說孫中山臨終前囑孫夫人：“馬湘一生追隨我，必須保障他的生活費用，把他的子女都培養成才。”當年馬湘幾乎每年都來京小住，散步時腰板挺直，一派軍人氣概。兩個孫子大胖二胖後來分別成了教授和名醫，未辱沒國父的期盼。
423劉家。劉鶚業為人敦厚，苦心躲過曆次運動，提早謝頂。他夫人是中學老師，家有二女。我們兩家交情甚深，說來有特殊緣分：由於緊急分娩，我母親為他們的小女兒在家接生。
424葛家。葛誌成是“民進”秘書長，乃本樓最高行政長官，每天有專車接送。他在上海當小學教員時搞地下工作，解放後進京城在教育部當官。他平日深居簡出，好像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夫人華錦是八中黨支部書記過繼的葛家鐸與我們初識時百問不答，得名“葛不說”。他們家擁有全樓唯一一部私人電話。
422沐家。沐紹良曾是商務印書館的老編輯，長年病弱，加上“文革”受衝擊，於1969年去世。家有兩龍兩鳳，兩鳳來自第一次婚姻，早就遠走高飛。遺孀方建民年輕得多，溫和內斂，獨自把兩個兒子養大。長子沐定一跟我同歲，後考進八中。弟弟沐定勝（小京）排行最小，寫得一手好書法，曾獲全國書法大獎，憑這本事從工廠調進現代文學館。他與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幫《今天》刻過蠟版。
六
一個男孩進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點撥，相當於精神向導或心理治療，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們管434室的龐邦本叫大哥。他1951年參軍，在部隊搞美術，轉業後上大學，在中學當美術老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專為“右派”畫家設置的工作室繪製交通圖標。文革期間被發配到河北邢台汽車修配廠，他設計的重型卡車外形，跟如今科幻電影的外星人戰車差不多。
大嫂孫玉範是日本“戰爭遺孤”，生在大連，1945年父母撤離時遺棄了她，由中國人收養。那時她僅三十多歲，膚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攝影技術一流，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電影明星：頭戴紅色方格頭巾，背靠白楊樹，帶有濃鬱的俄羅斯情調。
434室是樓裏最大的戶型，兩室一廳，大嫂長年生病臥床，獨占小客廳，厚厚的窗簾隔開喧囂的世界。她特別善於傾聽，三言兩語點出問題的要害，讓人心悅誠服。
1970年初冬一個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們一幫少男少女出遊。從三不老胡同1號出發，歡聲笑語，擁上14路公共汽車。我們來到中山公園，在枯黃的草地上圍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領黑毛衣，像教練進行場外指導。天色暗下來，我們步行到新僑飯店西餐廳吃晚飯。那是她給我留下的唯一的戶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離，被大嫂稱為“三劍客”。見大嫂並非易事，先得看龐伯伯臉色，等他下幹校了，還得忍受錢阿姨嘮叨，她也終於回揚州老家了，大哥平時在邢台，每月回來休假一兩次。
在內蒙古插隊的龐家小妹冬閑回到北京。她原是師大女附中高才生，比我們大一歲，帶來一個個聰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職業女高音，讓“三劍客”為之傾倒，引來一場感情風波。待塵埃落定，創傷難以愈合，於是輪流排隊找大嫂單獨密談，她為我們這些迷途的羔羊指點迷津。
從居委會傳出風言風語，說大嫂“拉攏腐蝕年輕人”，我們不得不暫避風頭。其實大嫂像個女政委，全都是正麵教育，她鼓勵我積極向上，對社會有所貢獻；她認為我的詩太悲觀太陰鬱，應歌頌祖國歌頌工農兵。不知怎的，這話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讓人厭煩。她嗓音有點兒沙啞，輕聲細語，有某種催眠功效。
我婚後與大嫂來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時不時到她那兒坐坐。她玲瓏的小嘴出現細密的皺紋，那是時間的雕刻。
1997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維斯收到大哥的親筆信，他告訴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臨終前幾個月隻讀我的詩集，一直放在枕邊。
七
要想標明三不老胡同1號在北京社會版圖中的位置，就得從“大院”與“胡同”說起。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說來，“大院”是居廟堂之高的外來戶，“胡同”是處江湖之遠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權力，“胡同”貫穿曆史。
當然問題沒那麽簡單，真正的高官寧可在胡同深居簡出。比如，我們大院的住戶就多是中下層幹部，而民主黨派的大佬們則跟著執政黨隱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職，照樣好吃好喝，可謂“最後的貴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與國家機器的零部件有關。雖說民主黨派在個別曆史時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屬於殘次品，故三不老1號的人貴有自知之明。這種等級意識體現在發聲學上，特別在文革期間，人家自報家門時中氣十足：“中直的！”“計委的！”“海軍大院的！”輪到我們，就像含著個大棗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時候市內樓少，三不老胡同1號在當地是標誌性建築，方圓三五裏抬頭可見。我在弘善寺小學讀書，同學多來自底層。到同學家去玩，家長問及住處，同學搶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樓的。”家長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對國家機器的零部件及殘次品，平民百姓並無鑒別力。
胡同構築的迷宮、雨後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燈，讓我這個在樓裏長大的孩子心向往之。與樓房的刻板結構相比，那兒有一種平民的野性與自由。夏天，公用水龍頭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諢，孩子追逐嬉戲。沿牆角拐進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滿碎磚破瓦。那有另一種生活：祖孫三代擠在一起，罵罵咧咧，可粗糲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戀；還有左鄰右舍那份真心的關切……從胡同深處回望，我竟會對大樓產生隱隱的敵意。這無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關：大樓代表著父權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風險的，弄不好會遭辱罵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幾個真正的胡同朋友。
關鐵林是我小學同學，一度與我來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條死胡同中的小院裏，大樓遮蔽了其中的陽光。他母親因病早逝；父親是救火隊員，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個舊銅臉盆，坑坑疤疤，好像傳家寶。下了課，他點火生爐子，把燒好的熱水倒進銅盆，用手指試試水溫，慢慢把雙手浸泡進去，愜意地閉上眼。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說我父親的字寫得多麽棒。他吃驚地看著我。關於他父親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現實層次，寫字與救火是不對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於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親了。
另一個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家住後海河沿。他父親是街頭小販，擺攤賣糖果針線兼營小型賭博業。那是個分格木盒，糊上窗戶紙，交兩分錢用手指捅進小格，輸贏幾率各占百分之五十，獎品是糖果玻璃球之類小玩意兒。我每次誌在必得，道理也簡單：他兒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給我。
八
文革爆發那年我十七歲。我就讀的北京四中處於風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坎——期末考試在即。學校突然宣布全麵停課，我跟著歡呼雀躍，為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失敗，也為了自己跨越數理化障礙的勝利。文化大革命於我，最初是一場狂歡節。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踏實，擔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造反運動出現分化：出身好的同學成為主力軍，我們被排除在外。賦閑在家，難免有些鬱悶，我轉而幫弟弟妹妹寫大字報，批判老師引導的“白專道路”，但遠不夠刺激，在這史無前例的大風大浪中，老師隻不過是小魚小蝦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樓裏幾個比我小的男孩子分析局勢，我們找到一條大魚——8號樓的陳鹹池。據說他曾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幹過，解放後被關了幾年，屬於典型的“曆史反革命”。
我領著五六個男孩兒衝到他家。敲開門，先宣讀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沒動指頭，陳鹹池自己就倒下了，手舉選民證，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員。
不由分說，我們連推帶搡，把他押到4號樓門前，讓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來理發推子，在夥伴們的簇擁下，按下他的頭。一觸到那油膩膩的頭發，我竟有點兒暈眩，遲疑片刻，終於定下神兒，沿著他腦門正中縱向在亂發中開出道深溝。那推子不怎麽好使，反複好幾次，溝底才露出青色頭皮。這就是當時流行的“陰陽頭”。我發現，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問題——顫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裝成沒事兒人似的，繼續指揮。
陳鹹池低著頭，扯平褪色的中山裝，撣掉頭發茬兒，從最初的慌亂中平靜下來，看清這不過是一幫毛孩子的惡作劇。他的輕視激怒了我們，當場召開了小型批鬥會，隻有幾個過路人和小孩看熱鬧。陳鹹池並沒坐“噴汽式”，低頭彎腰，一問三不知，我們高呼口號：“打倒陳鹹池！”“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我們先把他關進鍋爐房，又怕他搞破壞，於是轉移到8號樓地下室。我們輪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時送飯，還得陪他上廁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殺。兩天過去了，我們累得人仰馬翻，哈欠連天，看來除了釋放別無他途。
我們把他從地下室帶出來，他好像被關了很久，臉色蒼白，眯著眼睛抬頭看太陽。我先宣讀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然後嚴厲警告，不許他亂說亂動，必須定期報到。
以後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見了鬼似的，盡量繞道走。
多年後，我讀到英國作家戈爾丁的《蠅王》：那大膽設想，對我們來說卻曾是無情的現實。
九
狂歡節很快轉成血腥的悲劇：我們樓最高行政長官葛誌成的夫人華錦，八中黨支部書記，被關在學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8月22日淩晨自縊。緊接著，一凡的家被北航紅衛兵抄了，他父親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1號幾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選目標，整天雞犬不寧。3號樓的趙君邁，這位遼沈戰役被俘的國民黨長春市市長，每天早上在院裏舞劍，飄飄然，好像在練習升天。那天紅衛兵抄家，他試圖反抗，差點兒被當場打死。看來他做好了升天的準備。
各樓門口貼出告示，宣稱全體居民都是反革命，訂於某日某時全部抄家，無一幸免；同時勒令事先交出“四舊”，否則格殺勿論。於是我們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舊”的書籍物品送到居委會，包括一副象牙麻將，多年後父親提起來還心疼。大限到了，揚言抄家的紅衛兵卻無影無蹤，虛驚一場。
一個夏日晚上，輪到我們家在傳達室值夜班。看大門的伍大爺被掃地出門——據說是逃亡富農，被遣返回鄉。他黧黑瘦高、禿頭、背微駝，身著白粗布褂黑緬襠褲，如同收進布袋裏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門特大，後來幾個看門的即使用擴音器，都無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個住2號樓的少女向我哭訴。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車，永遠不準再回北京。在紅衛兵的通令下，近十萬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燈光下，她嚶嚶哭泣，晶瑩的淚水沿麵頰滾滾而下。
血雨腥風的夏天過去了。
文革給民主黨派帶來實踐民主的機會。民進中央連同司機勤雜總共二十來號人，按民主的遊戲規則分成兩撥。父親忙著寫大字報，打筆仗，樂此不疲。他刷標語時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斷了右手，住進積水潭醫院，醫生護士也忙著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卻是歪的。
在“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變奏：收集紀念章、打雞血、甩手療法、養熱帶魚……平安裏丁字路口有個毛主席紀念章的集市，以物換物。我懷揣幾枚紀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換個碗口那麽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顧。父親從派係鬥爭中急流勇退，開始攢半導體收音機。
當時主要燃料是蜂窩煤。原來由煤鋪工人蹬平板三輪，挨家挨戶送貨上門，趕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為資產階級服務，一筐筐蜂窩煤就卸在樓門口，各家自己想辦法。一筐蜂窩煤六七十斤，無壯勞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陣子招女婿，估摸先得過搬蜂窩煤這一關。
趁文革之亂，一家廢品收購站連同各種破爛，悄麽悄地侵占了大院東頭的籃球場，後來證明是極有遠見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遷徙帶來無限商機。我和一凡去廢品收購站，攔截顧客，篩選要當廢紙賣掉的舊書；甚至用介紹信蒙混過關，直接鑽進廢紙堆裏淘寶。
在全民大遷徙的同時，北京開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興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鑽天楊。全部被砍倒運走，光禿禿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號樓去人空，門可羅雀。廢品收購站也隨之生意蕭條，一度洪水般泛濫的破爛，變戲法般縮進幾個籮筐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去河北蔚縣開山放炮。一年多後，工地轉移到北京房山的東方紅煉油廠，每兩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會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簾，三五好友，讀書、寫作、飲酒、聽音樂，當然還有愛情。我們的行蹤，早在大樓居委會的監視中。一天夜裏，一凡在家衝洗照片，紅燈和放大機的閃光被當成特別信號，“小腳偵緝隊”立即報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門而入，一無所獲，最後沒收了一摞黑膠木的古典音樂唱片。
我們把男高音康健請到我家。他頭大如鬥，臉色紅潤，像一輪夜裏的太陽，照亮坐滿小屋的客人。他笑起來會震得玻璃嘩嘩響。待他高歌《伏爾加船夫曲》，滿堂失色，據說三五裏外都能聽見那警世洪鍾：“踏開世界的不平路……”
幾年後，樓裏的男孩女孩，插隊的、兵團的、參軍的、勞改的，各色人等都陸陸續續回來了，我和濟年也一同從沙河五七幹校回到了北京，唯獨珊珊沒能回來……（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沙龍不得不轉移陣地，我們用自製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會。
七十年代初，振開剛二十出頭，已開始動筆寫詩寫小說。他常常請病在家，把廚房作為書房，關起門埋頭寫作。有時我半夜起來上廁所，廚房裏淡黃色燈光還亮著……（摘自父親的筆記）
通過父親，我結識了1號樓的馮亦代伯伯，再通過他結識了更多的書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馮伯伯笑眯眯地握著煙鬥，思路和煙縷一起上升。穿圍裙戴套袖的馮媽媽，奔忙於爐灶與字典之間。她幾乎失明，開門時從厚厚眼鏡片上迷茫地看著我，然後手持放大鏡，幫馮伯伯鎖定某個詞的含義。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帶來“四人幫”垮台的好消息，當時馮伯伯正在廚房用毛巾擦拭後背。於是他和曆史一起轉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創辦了《今天》雜誌。部分裝訂工作是在我家進行的，一摞摞油印紙頁從床鋪到地上，散發著濃烈的油墨味。門庭若市，我手忙腳亂招呼客人，估摸居委會派出所也跟著加班加點。
1980年秋天我結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1號。
十一
2001年年底，一凡開車帶我回三不老胡同1號。這夢魂縈繞的家，如今難以辨認：樓房低矮，窗戶狹小，外牆剛粉刷過，仍難掩衰敗之相。據說已到了建築年限，是該拆掉的時候了。
我們拜訪了老鄰居們，首先是434龐家。邦本大哥開門迎候，他頭發花白，挺拔如舊。邦選現在是一家投資公司董事長，衣著舉止，都表明社會進步的大方向。大哥張羅著要搞一次聚會，把全樓的孩子都請來。我們家已租了出去，這正合我意，免得觸動記憶中的角落。
與鄰居們告辭，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蓋起標準化樓房。往前推三十年，那些楊樹，正等著被砍伐的命運；往前推四十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進卡車，運往興建中的軍事博物館；再往前推六百年，鄭和憑欄眺望後花園的假山，暮色中掌燈，鳥歸巢，萬物歸於沉寂。
本文選自《城門開》，北島／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