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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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誦，1947年出生，初中就讀北京女12中（原貝滿女中），高中就讀師大女附中。文革中坐過幾年牢，在河北白洋澱當過知青。現為澳洲知名華裔女作家，著有自傳體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定居悉尼。
可愛的女十二中
1949年前的貝滿中學
女十二中是中學裏的佼佼者。東城區有好幾所中學的前身是教會學校，二十五中原來叫育才中學，二十六中叫育英中學，女十三中叫慕貞中學，女十二中叫貝滿中學。而我後來進的師大女附中前身是革命老區來的實驗中學。女十二中綠色雕花的鐵柵欄大門總是敞開著，石台階的兩邊鮮花盛開，進門是小操場，一座尖頂教堂俯瞰著小操場，是我們的禮堂。
女十二中小禮堂
我上初一的1961年學校共招了十四個班，每班四十人，我被分配在初一（2）班，開學第一天，滿校園都是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嘰嘰喳喳，像是鮮花的海洋。
當時中蘇關係還沒有公開決裂，十四個班隻有兩個英文班，我們班和其他的十一個都是俄語班。在初中三年裏，有著無窮無盡的愛和樂趣。
我們班主任是語文老師許生華女士。三十多歲，中等身材，百裏泛紅的臉色，很秀麗，也很豐韻，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喜歡我。一上初中，我就當上了少先隊中隊長和班裏的學習委員，以後初二，初三，我一直擔任學習委員直到畢業。這是個我非常引以自豪的職位，說明我學習成績出類拔萃。
班裏很少有人作文上九十分，許老師每次都給我 97 分、98 分，最少一次是 95 分，引起有個別同學羨慕嫉妒恨，說老師偏心眼。我想說：“我可是從小學三年級有作文課以來，一直滿分哎！”作文是我的強項，絲毫不用費力，信手拈來，就是一篇好文章。
實際上，初中三年的各科都非常簡單。但是從小學到初一，還是要有一個適應過程，比如代數與算術的區別，用字母代替數字，一開始，我也是有點兒懵，可是有同學不懂全來問我，我就覺得自己必須懂，必須會，必須學好，還必須要學在前頭，這讓我養成了預習和自學的習慣，學習起來更加輕鬆。
我還是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我的目標是考上師大女附中高中。我做到了“平時不玩，小考小玩，大考大玩。”記得初二數學應用題考試，蔣老師在黑板題寫完了我也做完了。我各科優異的成績深得各科老師的歡心，我是老師的好學生。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天放學，許老師很和氣地對我說：“請你媽媽到學校來一趟。”按說我應該知道隻有頑皮淘氣不遵守紀律的孩子才會請家長，我是如此的優秀，老師隻會對媽媽說我太好了，我沒有絲毫畏懼，不懷任何鬼胎，坦坦蕩蕩請媽媽和許老師見了一麵。
媽媽回家神情有些緊張，她沒頭沒腦地埋怨我：“你怎麽跟政治老師說人民公社辦早了呢？”我說了嗎？我不記得。倒是跟政治老師談過話。那天教室裏隻有我和一個叫白瑞華的留級生。年輕的政治老師走進來，他長得特別像後來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爸爸媽媽》那部電影裏的男主角。留著中分頭，穿著一身藍製服。他坐到我的桌前，他想和學生談話，隨便聊聊。我們談得很融洽，沒有爭執，沒有分歧。怎麽我就被找後賬，成了“說錯話”了？
媽媽說：“老師沒聽出來，是旁邊的同學聽出來的！”難道是白瑞華？當時教室裏隻有她坐在離我們不遠之處，這個長著一雙骨碌碌眼睛、鱷魚頭的家夥雖說因病休過學。比我也大不了幾歲，我隻有十三歲，她就懂得告密，在政治上陷害栽贓，這是個在什麽環境下長大的女孩子啊？後來有同學告訴我她爸是個什麽局的局長。
我並沒因此而改變自己，往後的日子裏我還是實話實說，雖然讓我栽了不少跟頭，吃了不少苦頭，可我心裏痛快，我成就了自我生命的成長。許生華老師一如既往地寵愛我，她在評語裏還認為我魄力不足，媽媽覺得我已經很夠了！
初三的時候，女十二中進行了分校，我所在的班級和其他三個班分到高中部所在地燈市東口的同福夾道裏。餘下的十個班級留在原校址，改名為“燈市口女中”。
一天，班裏的佟德印告訴我：“許老師找你呢！”我想不出有什麽事？許老師初二就不教我們了。我以最快的跑步速度從燈市東口跑到燈市西口，氣喘籲籲找到許老師，“您找我有什麽事兒嗎？”許老師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說：“你為什麽不過來玩？”原來許老師想我，讓我虛驚一場。
文革中，我惦記著初中教過我的老師們，去燈市口女中去看他（她）們，好在大部分都安然無恙。許老師的丈夫是軍人，她已隨丈夫調離學校，我心裏默默祝願許老師一生平安。
比起後來文革十年隻有八個“樣板戲”的文化荒蕪，1961年雖然大饑荒還沒過去，商店裏還是買不到吃的東西，精神生活卻是空前豐富。電影院裏放映著進口和國產的好電影，書店裏賣著各式各樣的叢書。
我和曼依成為好友，她是個有著黃黃扁平的方臉，梳兩根烏黑粗粗長辮的女孩。我和她是舊識，小學五年級景山少年宮組織到西山鷲峰夏令營時認識的。那是我第一次離開溫暖的家，住在山下四十七中的宿舍裏，每到晚上，我因為想奶奶而淚流滿麵，都是曼依陪著我，她的心腸真好。她有一副好嗓音，是少年宮“友誼合唱團”的女高音。考上女十二中，我們又成了同班同學，好朋友。
冬天，我們倆走在隆福寺街上，我買一根又一根的冰棍吃，她給我數，有酸梅的、豆沙的、牛奶的......一共吃了七根。我們在長春電影院裏看風靡一時的《冰山上的來客》，大家都學唱裏麵由雷振邦作曲的“花兒為什麽這樣紅”，聽說我們班金肅（她是滿清後裔）為了學這首歌，看了七遍電影。
看書、看電影、唱歌，冬天滑冰、夏天遊泳，是我們主要的娛樂活動。政協禮堂星期六晚上有舞會，貝貝想教我跳交誼舞，我不肯，覺得與男孩摟摟抱抱不是好事。
我最愛看電影，尤其是外國影片，外國影片以蘇聯的最佳。我看了莎士比亞的《奧賽羅》《第十二夜》《羅米歐與朱麗葉》，看了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黑桃皇後》，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癡”......
那是一個物質貧乏、精神盛宴的時代。電影院是我的第二個學校，電影是我通向世界的窗口。為我了解社會，理解人性，培養感情氣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美學、普世價值觀、人文思想通過電影進入了我的心田。
從電影裏學到對世界的認知，對我後來在混亂的社會中選擇正確的人生道路幫助不小。在德國電影《馬門教授》裏，看到對猶太人的歧視，其中一個給備受欺侮的猶太女孩痛苦表情的停留幾秒的特寫鏡頭給觀眾印象尤甚。我後來也在遇羅克的文章裏看到他提及這部影片。可見這部影片在中國“血統論”橫行時期所起的啟蒙作用。
我在上麵講了從北新橋到崇文門學校的分布，現在講講從崇文門到北新橋電影院的分布。崇文門往東走是東單，有兒童電影院，旁邊是青年藝術劇院。順著下去，是大華電影院、紅星電影院。到了東四，（本來叫東四牌樓，因為十字路口都有木質的牌樓，我小學二年級時給拆了，確實影響車輛的行走）北大街西邊是明星電影院，旁邊隆福寺街裏有工人俱樂部電影院和長春（文革中改名為長虹）電影院。演樂胡同工人俱樂部隱藏在演樂胡同裏麵，北新橋附近是交道口電影院。
還有一些不對外的單位電影院。像我爸他們科學出版社在朱市大街一條窄巷子頂頭一個門小裏麵大的不掛牌子的影院，一張單位發的免費票四五個電影，從早看到晚，中午飯在電影院裏邊看邊吃，那叫一個過癮。
即使現在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那些各國藝術家精湛表演的經典台詞和鏡頭仍然能在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如埃及黑白電影《我們美好的日子》，講三個窮大學生愛上一個美麗的有肺結核的女孩，想盡一切辦法弄錢為她治病的故事。
如蘇聯彩色影片《白癡》，講一個叫梅斯金的公爵真摯地愛上一個與他不是同一階層的女人的故事。
如蘇聯彩色影片《黑桃皇後》，講一個賭徒為得到必贏的秘訣騙取無知少女愛情的故事。
如蘇聯黑白電影，根據大文豪托爾斯泰小說改編的《複活》，養女兼女傭卡秋莎被少爺、後來的審判員涅赫留道夫引誘懷孕偷偷地撫摸自己肚子的鏡頭。
如德國描寫二戰殘酷現實的，用一個少女對他男朋友一句話來表現：“一個女人有男人吻，十個女人都會眼紅。”
如蘇聯彩色電影《紅帆》裏，一個住在海邊貧窮的小女孩從小聽信了一個老人的話，說在她長大以後，會有一個英俊男士駕駛著一艘滿是紅色帆的大船接她去遙遠的國度，去過王子與公主的童話般的生活。
如奧地利彩色電影《冰上的夢》展現的華麗豐富多彩多姿的冰上之舞......
電影給我極大的美的享受，同時也啟發我思考人生。
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少先隊過小隊日我們一群女孩子就去隆福寺裏的電影院看香港電影由銀幕影後夏夢主演的喜劇片《搶新郎》。
此事被班主任蔣老師莫名其妙在班裏不指名批評了一頓。她旁敲側擊地說她家有一個老年人整天什麽都不幹，就記著家族裏的人誰該過生日了。我想可能是哪個沒被請到的同學向老師告狀了吧！
上初一時，謝添導演要導一部兒童影片《花兒朵朵》，我們班許多同學去參加群眾演員的選拔。更令人驚歎的是，班裏李平珠同學的妹妹被崔嵬導演選上出演電影《小兵張嘎》裏的女主角。
教練非常講究儀式感。那時我們都還戴著紅領巾，他選一名叫殷立信的大眼睛女孩當隊長，先站在舢板上麵對岸上的我們，上舢板前，每個人要向隊長行少先隊隊禮，隊長還禮後才能上船。
整個社會對兒童非常重視與關懷，投入大量的物資與人力，我們的兒童時代過的太幸福了。上麵左邊這張照片，是我初中二年級快滿十五歲時照的。十五歲後不再是兒童，要退出少先隊了。我戀戀不舍戴著紅領巾，在錢量胡同東口的北方照相館留影紀念。知名畫家徐唯辛先生後來以這張照片為藍本，給我畫了一張油畫（右圖）。
那時，奶奶和外公外婆都在我們家裏，除了帶小弟弟，也幫媽媽料理家務。我和弟弟們從小什麽家務都不用做，我連一塊小手絹都沒洗過。這並不妨礙我在學校勞動分外積極，讓我的勁兒有地兒使。由於爸爸從小注意帶我們鍛煉身體，我的德智體得到全麵發展。
我幾個月時在媽媽懷裏
挨著七條胡同西口有個圖書館，分成人和兒童兩部分。兒童室裏是繪圖精致的小人書。走進七條胡同西口沒幾步，有個私人的小人書店，花一分錢在那兒看，花兩分錢可以租回家三天。爸爸媽媽在寒暑假期間，最愛給我和弟弟錢，讓我們租小人書回家看。爸爸媽媽躺在床上看，媽媽卻不讓我們躺著看，怕我們近視。我說：“你幹嘛就能躺著看啊 ？”她說：“我們已經近視了！”這不是破罐子破摔嗎？
媽媽從小就喜歡給我買書，記得有《金河王》《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國王》《印度童話故事》《安徒生童話》。有一個故事情節講國王請客，老鼠把香腸偷走了，國王當著王後的麵，氣得用頭撞牆。我當時怎麽也想不通，一個國王為這點兒小事就如此失態。長大後請客，才能理解國王的心情。
爸爸媽媽和二弟陶江小弟弟陶淮
有次，我有一道平麵幾何題證不出來，就讓爸爸幫我做，他說他要花點時間看看幾何書，我不解地說：“你怎麽還要看書呢？你應該一下就解出來的。”爸爸解釋說：“那麽多年，我都忘了。”他利用上茅房看看書後，幫我做出來了。
在化學物理上遇到問題請教他，他會趁機給我講許多，我不要聽，告訴他我隻需要聽我問他的問題。他說我學習就是為了考五分，多學一點兒都不肯。
其實並不盡然。初二的時候，教我們數學課的班主任蔣老師就開始了出一些作業之外難度高的數學題。數學好的鄒安安就和我比看誰先做出來。
有次，正趕上星期天爸爸單位組織去潭柘寺春遊，我坐在汽車後座上想那道難題，我想出來了以後非常高興，先報告爸爸：“是汽車給我顛出來的。”爸爸並沒有像我預想的表揚我，反而說哪個“右派”也說過類似的話，讓我十分掃興。那時候沒有預料到幾年後會有個史無前例的文化的大革命，也沒有想到全家頂梁柱的爸爸會棄我們而去。
爸爸安息在澳大利亞悉尼Lidcome墓園
音樂老師姓朱，燙發，很有教養。上來先練“啊啊啊啊啊......”教我們唱了一首藏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歌詞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萬丈，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陽，多麽溫暖多麽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巴紮嗨！”
考試時，就考這首歌。
所有的功課裏，我最擔心音樂不能保證得五分。但朱老師給了我五分，我好高興。
我們的體育李老師是個年輕漂亮訓練有素的姑娘，她教我們窩腰劈叉時強調：“女孩子的韌帶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做墊上運動時每個環節準確到位、節奏分明。引起鄒安安讚歎，她是一個正直的女孩。聽說文革中她的作為革命幹部的父母受到衝擊，她也敢主持公道。
初一年終，我十二門功課門門都是五分。得了優良獎章（實際上隻是一張紙獎狀）。初二年級，沒有了圖畫和音樂 ，變成物理和化學。初二和初三我依然是門門功課五分。年終都拿到優良獎章，本該換成一個金質獎章（也是一張紙）。
可是初三的班主任高淑琴，她是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教農業基礎知識，不太喜歡我。
初三的時候，國家經濟已經全麵恢複，能吃飽飯了，商店裏有東西賣了！那是1964年，街上出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幅標語。學校裏開始搞上山下鄉教育，“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要準備繼續上學，也要準備到農村當農民。
初一初二的勞動課是在教室裏纏線，不髒不累。
初三動真格的了，9月1日開學不長時間，就把我們所有初三學生發配到朝陽門外紅星人民公社，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真沒用，一下子就病倒了，不明原因的發燒，沒勁兒。同時生病的還有班長張文英，她是個梳著兩條不粗不細長長辮子，個子不高不低瘦瘦的女孩。
我們倆躺在老鄉的土炕上。有同學把飯端給我們，白菜粉條裏麵還有半肥半瘦的豬肉，我勉強吃了幾口。張文英一口沒吃，她說看著就想吐。她是一個規規矩矩、文文靜靜的女孩子。聽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因為家裏曾信奉一貫道全家被遣返回農村，她隻身回京沒地方住，隻好住在女十二中的大禮堂。
從農村回家，我的病不但沒見好，還失去知覺暈倒了。後來我爸告訴我，他腿都嚇軟了，我奶奶以為我不行了哭起來了。我爸拖著兩條無力的腿跑到五條口出租汽車行，把昏迷不醒的我送到同仁醫院。醫生趕快給我驗血，白血球高達十萬，連消炎帶輸液把我給救過來了！
1964年10月1日，我在崇文門著名的同仁醫院裏接受治療，我住院已經有一個星期了，女醫生在我的手背上抽血，針頭誤紮了幾次，才抽出血來。看我麵不改色心不跳，眉頭都不皺一下，表揚了我，說我不怕痛。白血球的數量在下降，但她找不到我發炎的原因。
關於我的皮膚，我姑姑陶預對她的女兒陶陶說“像玉一樣”。我是在出國前去了一趟山西太原姑姑家，陶陶見到我告訴我的。她說：“我媽媽說你的皮膚像玉一樣。”那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
遇羅文最喜愛我的這張照片
話說回來，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訴主治女醫生，我的胸上有個抓破的小包。她才恍然大悟我的病因。我處女的乳房就被這麽個可惡的跳蚤光顧了！還造成這麽大的災難！女醫生查看了我的乳房，破處有些紅腫，決定給乳房烤電。
那時我16歲，正在發育時期，通過治療，紅腫消失了，皮膚愈合如初，一對美麗的乳房愈加堅挺。住院讓我損失了兩個星期的上課時間，讓爸爸損失了一筆金錢。我由此想到，文革後，17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生病、事故、傷殘（如知名作家史鐵生）、自殺、病故，這些損失國家賠償了沒有？
我回到學校，數學張老師要給我補課。張老師、高老師和教語文的範老師都是剛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年輕女孩子。張老師發現我已經自學到她講的前麵了。那時平麵幾何正在講求證全等三角形，就那麽幾個定理，她們居然學了兩個星期。
後來我在給兒子補習時，他一個學期的數學書我一個星期就給他講完了。學製確實沒必要拖那麽長，更應該允許跳班。
我在學校意外接到一封信，落款是一個我從未聽過的學校北京鋼鐵學院附中。打開一看，寫信人叫樂幼陽。內容是糾正我的一個錯誤，他聽見我在醫院裏跟人家說蕎麥開花是紅的，他告訴我應該是白的。
我想起來他和我差不多大，他得的是胸包炎。我拿著信問曼依怎麽辦？曼依說：“你就理他吧，小孩挺好的。”我就理他了。如果我愛上他，我的曆史就會完全改寫了。可惜我一點兒邪念都不曾產生過。我們一直通信，到文革爆發，他詳細地給我寫來他學校的情況，和我們學校同出一轍。
我辦“中學生動態報”時，想邀請他參加，我和同班同學汪靜珊騎自行車跑了好幾公裏去東郊飛機場宿舍他家找他。他穿著睡衣又在生病，他媽媽在照顧他。他爸爸是飛行大隊唯一的機械師，從印度回來的。
最有意思的是，我爸我媽已經離婚了，趙京興可以在我們家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了。樂幼陽穿得非常洋氣到我家來訪，看見趙京興，非常不高興，臨走時對我說：“你別跟他玩了，他一看就是個小資產階級。”難道你自認為屬於無產階級嗎？我暗暗好笑。
1968年的我
我在班裏比較接近的同學除了曼依，還有何友平。每年她家院子裏柿子樹果實累累的時候，她都送許多甜甜的柿子給我，說：“我媽媽讓我送給你的，她特別喜歡你和龔友竹，讓我也給她一份。”
友竹住在她家對麵，爸爸是醫生，媽媽是我們學校的英語老師。她會拉小提琴，外班的同學也喜歡拿我和友竹相提並論，我問她們為什麽？答曰：“你們倆穿的像。”
徐繼仁是我們文體委員，她長得像古典美人，身材苗條，單鳳眼，櫻桃小嘴。跟我在工作上合作愉快，為人正直。
有一天，我們倆並肩談話，看見鄒安安遠遠走來，她笑著說：“鄒安安眼睛跟兩盞燈似的。”這比喻給我印象至深。繼仁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的不幸，在北航工作的爸爸跳樓自殺。繼仁堅強的媽媽沒有被痛苦壓倒。
因為住的近，我去看望過幾次繼仁。徐媽媽糊紙盒養活幾個孩子。後來去山西的繼仁上了大學，弟弟也很爭氣，在改革開放中都很有成就。我還和初二轉來的徐寒柏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寒柏的父母已離婚，寒柏兩邊住。
牟誌京給我拍的這張照片，當時趙京興在旁邊
我一直像寶貝般珍藏著高中大姐姐陳曦的照片，她在背麵的題詞令我感到驕傲：洛誦妹妹留念 大姐陳曦。她是將軍的女兒，是我初中時崇拜的偶像，她不僅長得美麗非凡，功課好，而且對我太好了。她是我們學校高中部的學生，是我們班蓉蓉的姐姐，我拿到師大女附中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她拿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通知書。
蓉蓉和芸是初二時同時轉到我們班的部隊女孩。兩個女孩樸實單純，蓉蓉甚至有些羞怯。芸的個子矮一點，微胖。曼依與蓉蓉交上朋友。
一個星期六，曼依問我要不要去蓉蓉那兒看電影。這是個部隊大院，蓉蓉帶我們從一個沒有崗哨的小門進去的。蓉蓉家是個獨立的小院，平房，屋裏家具樸素簡單，我們看見了蓉蓉的爸爸，一位腰板筆挺威武的將軍，令人肅然起敬。蓉蓉告訴我們，她爸爸原來是“扛長活兒的。”我們也看到了蓉蓉端莊高雅的媽媽，蓉蓉告訴我：“媽媽是富農的女兒。”
當我看見莉莉的大姐時，她正坐在床邊低頭看書 ，聽見我們的腳步聲，她抬起頭，衝我們莞爾一笑。她比我們大三個年級，正是少女最美的時期。她的麵龐讓我想起“阿拉伯少女”那幅名畫。她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目光坦誠。我立刻被她吸引。
蓉蓉領我們先去炊事班吃餃子，醋非常有特色，裏麵滲透著蒜黃的香味。飯後，小汽車載著一車女孩去軍區禮堂看電影，開車的小戰士可能覺得不好意思，有些不耐煩地讓我們把車簾拉嚴，好讓行人認為裏麵是首長吧。我們看的是一個冰島電影，裏麵仨兄弟看上了仨個姐妹。家長問他們理由，其中一名男孩說看上了女孩的大腿。我旁邊一個文工團小女兵脫口說：“真壞！”莉莉姐姐沒來看電影，她在家裏溫書。
後來，我和莉莉姐姐推心置腹地談過幾次話，談我的理想，談我想去蘇聯留學，她說：“很好。”她告訴我保爾 · 柯察金那段名言，並給我寫在本子上。我們分手要各自走向新的學校時，她送給了我那張珍貴的照片，她把名字改為曦，意為早上初升的太陽。
我在文革初期的憂鬱神情
陶洛誦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