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 京門憶舊

京門憶舊

© 邵燕祥／文

邵燕祥

小引

　　中國有些詞語，你說經不起推敲也行，你說耐人尋味也行。比如“備忘錄”的備忘兩字，說是怕忘記才記下，通常這麽理解，但能不能說就是“準備忘記”呢？ 
　　蘇東坡說人生好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他寫了四句戛然而止，卻沒說，那雪泥待雪晴後化為殘雪，化為泥濘，那指爪痕又到哪兒去找呢？ 
　　人生苦短，從我記事起，六十多年，在這座時而仿佛凝止於曆史深處，時而在時間長河裏顛簸沉浮，一陣披金戴銀一陣淡妝素抹一陣粗服亂頭一陣麵目全非的古城裏，大街小巷穿行無數，有些胡同已經消失，有些胡同將要消失，那些地名隻留在老地圖上，那些屋瓦牆磚，日光月色，柳絮榆錢，春風秋雨，賣小金魚兒串胡同的吆喚，賣豆渣糕揭鍋時的甜香，都隻留在我的記憶裏了。 
　　記憶和夢，有什麽不同？也許記憶曾經是實，夢壓根兒是虛的，但來自親見親經的一切進入記憶，成了深深淺淺的影像，跟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又有什麽兩樣？ 
　　敘寫自已的記憶，跟說夢有什麽兩樣？這些記憶，都不是像背書那樣刻意銘記的，經過時間的篩汰，都成了斷斷續續的碎片。 
　　人們說往事如煙雲。記憶的碎片就是縈回歲月間的煙雲。一個畫家畫煙雲，無論是用工筆油彩畫作巨幅，還是三筆兩筆寫實兼寫意的素描，真的能畫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煙雲麽，怕也隻是心中的煙雲罷了。 
　　這裏東鱗西爪，也隻是我記憶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夢中的北京。故國神遊，是我個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據的，宏觀的，全知的，更不是導遊的或經典的。 
　　臉上皺紋日以深，大腦溝回日以淺；近期記憶隨時淡去，遠期記憶紛至遝來，如雲如煙如電如夢，狙擊我平靜的心。寫下來，作為排遣，或能如了卻夙債，漸漸遺忘吧。

萬曆橋

　　地在拐棒胡同和朝（陽門）內大街之間。 
　　小時候常聽母親跟人說起“萬裏橋”。籠統地感到那是個很遠的地方，在我家的東北方向。 
　　也許因為覺得遠在萬裏外，從來沒動過去看看的念頭，直到我十歲遷居，左近也串過不少胡同，東看看西看看的。 
　　後來讀了杜甫的“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裏橋”，心中暗記，我的舊家那兒也有個萬裏橋呢。 
　　這個遙遠的夢，是前兩年打破了的。翻看一本關於北京街巷的新版舊書，離我家咫尺之遙的，不是萬裏橋，而是萬曆橋。 
　　那末，是明朝萬曆年間在那兒修過一座橋，橋下應有水，經過三百多年的變遷，誰知道哪一年起水就沒了，橋也廢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橋一樣，空留下個名兒。 
　　口口相傳，難怪萬曆橋傳成了萬裏橋。又是大清，又是民國，市井百姓有幾個還能記得那年朱翊鈞的年號“萬曆”？以訛傳訛是順理成章的。“萬裏橋”不是更撩人遐思麽？ 
　　那一帶原是前炒麵、後炒麵連著前拐棒、後拐棒。現在地圖上統稱炒麵胡同、拐棒胡同了。 
　　萬曆橋的地名早並入拐棒胡同。橋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猶在。我每每穿過它，往東走不遠，到朝內大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去。

吉祥戲院

　　舊址在金魚胡同西口路南，曾與老東安市場、東來順飯莊為鄰。 
　　一說聽戲，我記起的首先是散戲歸來，那綠色的馬車一路噠噠的馬蹄聲，而我就在母親的懷抱中睡著了。 
　　那都是我四周歲以前的事。我懂得什麽戲，更別說聽戲。翻檢最初的記憶，還剩下一個大花臉敞著胸“哇呀呀”地悲聲叫著被人押下場去。該是斬馬謖吧，隨後一陣鑼鼓聲，人們紛紛站起來，其時我已經睡過一覺，又到上馬車回家的時候了。 
　　那家戲院是吉祥。馬車經過的是金魚胡同。 
　　我四周歲那年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本人占了北平，我們當然不再隨母親出門聽戲。豈但不聽戲，連公園也不去了，照父親的說法，公共場所都有日本人，有日本人就有危險。父親曾經許願，帶我們上吉樣戲院旁邊的五芳齋吃湯包，結果在日本占領的八年都沒兌現。 
　　母親是戲迷，不能聽戲，才買了“無線電”，一個笨頭笨腦的木殼四燈收音機。除了每天中午和下午五點不得不聽的新聞以外，多的是播放著京劇唱片。 
　　新聞隻有父親一個人聽，總是“東京大本營”的公報之類。父親臉上沒有表情，心不在焉又心事重重，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好像是1943年的複天，因為他老念叨歐洲第二戰場，我曾經編造新聞去安慰他，說聽同學講的，美車已準備好要在諾曼底還是西西裏登陸了…… 
　　認真聽廣播裏的京劇唱段的，其實也隻有母親一人。她是真喜歡。她希望我什麽時候上戲曲學校去。 
　　我連西皮、二黃、四平調都分不清，卻也自忖著什麽時候會去學唱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台上堅持下來，有一個星期天上午，我一個人坐在腰房裏，對著馬蹄表，一口氣唱了三刻鍾，老生、青衣我全包了，本來計劃至少唱一個鍾頭，無奈口幹舌燥想喝水，停了下來，畢竟獨家清唱，沒人捧場，沒意思，沒興致接著試下去了。 
　　大概是父親不同意，我終於沒轉上戲曲學校。 
　　如果我真的如母親所願去學戲，且不倒倉的話，到1959年，無非京劇界青年演員裏多劃一個右派罷了。我深信，性恪即命運，也深信，政治即命運；而某種性格遇到某種政治，那是逃不掉的宿命。

屯絹胡同

　　地在西城太平橋大街路西。它的東口往北，路東便是有名辟才胡同西口（辟才者，劈柴也，避俗改名，似要廣開才路了，猶驢市改禮士胡同，類此例甚多）。 
　　恰恰五十年前，我在1951年春夏，在這條胡同住了幾個月。不知道電台怎麽在這裏租了個小四合院權充宿舍。我分配在一明兩暗北屋的西頭一間。並不都是從單身宿舍遷來。後院住著兩家蒙古語組的蒙古族同胞。矮胖的一位名蕭懋華，還有瘦高的一位，名字忘記，即使不穿民族服裝，也是典型蒙古人，蕭是乎乎臉龐，那一位顴骨也高高的，臉色都偏黑透紅，兩位年在四十以上，都有家眷，似乎穿民族服裝時為多。我們都是早晚見麵友好地點頭之交。他們大約是在家裏起夥的。而我和一些單身漢，多半是到班上吃早點，再吃過晚飯，有時候還到別處遛躂一陣才回來。星期天留在小院裏的人很少。我有一首較長的詩《再唱北京城〉，就是一個星期天，靜謐無人，獨自臨窗寫下的，詩末注明了日期：1951年5月13日。 
　　在那之前不久，我所在機關單位，像在北京中直和國家機關（即中共中央直屬和政務院所屬關》黨委管轄的單位一樣，正開展“忠誠老實”學習運動，即每個工作人員全麵填表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經濟狀況，七周歲後的生活、學習經曆，寫政治思想自傳交代政治經曆、黨派關係和思想轉變過程，提供各個價段的曆史證明人和國內外的社會關係（親友師弟的政治麵貌生活來源），更正過去瞞了或填寫錯誤、失實的內容。我保留有當時統一下發的自傳寫法和填報提綱，刊於《天涯》1999年第1期（收人廣東人民版《夜讀劄記》）。 
　　我當時十七周歲，是個沒有精神負擔（包括“曆史包袱”）的孩子，不但喜歡同代人紮堆談笑，也不憚與年長的人寒喧。但跟蕭懋華他們住前後院，卻沒有攀談過，回想起來，恐怕就是“忠誠老實”這一運動的氣氛使人壓抑，使人戒備，不願意跟“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搭界了。 
　　這個小四合院，環境其實跟我小時住家有相仿處。但當時毫無懷舊的心情，也無心領略“故國平居”的老北京韻味，一句話，隻是早出晚歸當個睡覺的地方罷了。倒是每天下班，騎車從西長安街出發，到西單進皮庫胡同或大木倉，經二龍路，一路上走馬看花，享受半小時的幽思遐想。教育部大紅門，中國大學遺址，淪陷期間，俞平伯、常風先生都曾在此執教；這所規模沒怎麽改變的大宅院，更早是北京城有名的凶宅之一。現在二龍路已經墊平，二十年代這裏低窪瀦穢，據說聞一多名詩“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春風吹不起半點漪淪”就以這裏為原型。如今這個成為齷齪社會的象征之地，像外城的龍須溝那樣，作了北京市街道衛生和居民組織的櫥窗。我到二龍路街道辦事處，找那些剛剛從家門走向社會的大娘大嬸們采訪過他們帶頭訂的“愛國公約”。 
　　不久，我又遷回北城麻花胡同宿舍一排新建平房，帶著我一個柳條包就搬了家。從此沒再來過屯絹胡同。 
　　三十多年後，我和於浩成談起他的父親（原名董魯安，後曾用名於力），說起對老先生的詩詞，尤其是寫於晉察冀邊區反掃蕩中的詩集《遊擊草》十分欣賞欽佩，難得他那樣對古典根柢深厚，驅迭自如，用以寫太行山現實鬥爭中的山水風物，愛憎甘苦，格調高古而又流麗可誦；確是今人寫詩詞的上品。浩成因而向我說起他的少年時代，原來是在屯絹胡同度過的。抗戰前董魯安教授執教於燕京大學，在屯絹胡同買房安家。大約在太平洋戰起不久，他們全家先後奔赴晉察冀邊區，也是從屯絹胡同出發的。 
　　還有一位朋友也跟屯絹胡同有一段緣分，不過是痛苦的因緣。她父親傅大慶是被日本人從屯絹胡同寓所逮捕的，從此永別，那時她才一兩歲。 
　　她寫過她的“四個父親”，書在境外出版，我未讀過。有一本國內刊物介紹過她的父母。她母親是耆老馮恕的女公子（我小時就見過馮恕為商店題的匾額，直到五十年代還有），抗戰初期隻身投奔大後方，在越秦嶺南下的巴山蜀水間，搭乘運貨的卡車，曾曆驚險。到達重慶後，似在中共的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工作，在那裏結識了曾經留蘇的傅大慶，並由葉劍英主婚結為伉儷。傅大慶俄文好，中文也好，有譯著，是葉劍英十分倚重的幹部。新婚不久，他們被派回日寇盤踞的北平，所從事的應是高層次的戰爭情報工作，我讀的那篇文章於此一筆帶過。事情的轉折在1940年或1941年，我這位朋友還在繈褓，她不會記得在屯絹胡同她家的院裏怎樣臨時架線，怎樣緊張發報，這一切都是她的父母協同的；她更不會記得，就在似乎平常的一天，窺伺在周圍不斷縮小包圍圈的日本軍警突然闖入，帶走了她的父親。 
　　屯絹胡同裏兩位朋友的舊家，我都沒去尋訪過，因為我不知道門牌號。近六十年過去，人去樓空，恐怕“物業”也麵目全非；但也未必，因為那一帶至少前幾年還沒有房地產商大興土木，或許還有殘牆舊院，依稀往日規模吧。 
　　一條普通的胡同，在北京，絕對不是顯眼的街衢，在全民抗戰的曆史深處，竟也藏著一些可歌可泣的，可敬可悲的人和事。這裏住過我的朋友，他們的父輩又是留名青史的愛國者、共產黨人，自然容易引發我們的憶念。而小小的屯絹胡同在過去幾十年上百年裏，街坊鄰裏中又有多少可懷之人、可紀之事呢？ 
　　我在1951年住在那裏幾個月，於此完全懵懂不覺，隻偶爾站在院裏，從瓦頂望出去，左近沒有樓房礙眼，四合院框住了一方北京的藍天，真是坐井觀天啊

四川飯店

　　在和平門絨線胡同路北。 
　　1960年秋冬，文秀已經懷孕半年，她不說，我也知道她吃不飽。肚子大了，臉小了，人憔悴，還要上班。我們從單身的時候就吃食堂，現在想獨立起夥也不行，不許退，沒糧票。每大下班打飯，三下五除二就劃拉下去了，菜也稀湯寡水，可誰都沒想過給的份量不足。好幾年後聽說，一個管行政的副局長決定，在食堂吃飯的每個人頭上，每天扣一兩糧食。我們就胡裏胡塗讓人盤剝著，晚上還要到班上學習兩小時，歸來暗淡燈光下，更覺得夜長。文秀是連炸帶魚的骨頭都放在暖氣片上焙幹，軋碎了吞服，不是好吃，也不是充饑，是稀罕帶魚骨裏那點鈣質，孕婦嬰補鈣，別輕易糟蹋了啊。 
　　我從農場回北京剛剛一年，逃過了農場最恐怖的挨餓歲月。旅法華僑陳潤康回國不久，到國際台做西班牙語翻譯工作，因為“攻擊我們黨有官僚主義”，打成右派。他的胃切除過三分之一，還是下放勞動，在黃驊農場我就看他單薄可憐。後來餓得夠戧，回北京過春節，從陳為熙處借了些錢下飯館，可能餓得太久，又吃得太猛，下胃壁破裂致死。 
　　那個冬天，又從機關“精簡”一批人下放，名義是支援大慶油田，都遣送到黑龍匯的安達市。我知道有個文藝編輯，原來不在下放名單，但他身材魁梧，食量大的人更吃不飽，在護國寺街西口商店偷點心的時候被抓，也沒批判，就下放了。那時候買點心也要糧票，主管經濟的陳雲決策開放免收糧票的高價點心和糖果、是後來的事。隨之，幼兒園就流傳著新兒歌：“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兒上茅房……” 
　　1959～1960年，副食商場除了憑證定量供應可憐巴巴的一些點心（桃酥之類）以外，空空湯蕩，水果貨架上擺過蠟製的假香蕉、假蘋果。一般飯館主食也得憑糧票買，隻有高級飯館才賣免收肉票的菜，價格高得嚇人不說，機關裏也不允許幹部下飯館（大約是要同群眾同甘共苦的要求吧），偶爾去的人都是偷榆摸摸的。 
　　我和文秀糧食定量應該說還可以，特別是我，因為到表演團體辦公室打雜了，幫忙起草報告，為文工團員申請按體力勞動（吹管樂手則應按重體力勞動）確定糧食定量，批準下來我也沾了光，得免於浮腫。苟延性命於大饑饉之年，我們都有僥幸偏安於鬥室那種可憐的知足心理。 
　　隻是缺少油水。我們也下過一次館子，在離機關較遠的公主墳附近，為的是避開熟人，不記得什麽因由，又想上一趟四川飯店，或許是聽誰說那兒還能保質保量吧，於是揣足了錢，躋身於雖不算熙熙攘攘卻也是一群沉默無聲而神色恓惶的食客之中。 
　　絨線胡同這個路北的大院，1953年還是國家監察部所在，當時我來過，幾重院子，“庭院深深深幾許”，難得的是院中仿佛靜謐無人，槐蔭鋪地，是真正北京四合院的情味。 
　　我們這些大路的顧客，不用深入，隻在最外一進進食。因為是在特定地點吃這一餐高價飯，事過四十年依稀是草草杯盤憧憧人影。本來可以吃完，但省下沒吃完的魚香鴨方，裝進飯盒帶回家，仿佛已難想象世界上還有這樣精心而美味的烹調。 
　　但這次從四川飯店回來，我們兩個負疚地相約：不再上館子了。不全是因為貴，而是想到老父老母他們自已不會去吃高價飯菜，也不會跟著我們去吃飯館：我們心中有愧啊。 
　　1961年2月初，文秀生了個兒子。鬧鬧滿周歲以後，物質供應逐漸有所好轉，這是周恩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他們貫徹執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初見成效。 
　　我說四川飯店這個宅院還是監察部時我來過，那是1953華初在全國宣傳貫徹《婚姻法》，這項工作由當時的監察部長劉景範牽頭。他持有關會議，文質彬彬。我因操辦廣播特別節目，向他請示有關事項、都很順利。 
　　後來沒有工作關係，漸漸忘卻。五十年代中後期一路折騰，自顧不暇，哪裏管得了監察部大院什麽時候又是怎麽變成了四川飯店？ 
　　到1962年，困難時期剩下個尾巴，從大饑荒中活下來的人們剛剛緩過一口氣，卻在北戴河會議上，針對李建彤小說《劉誌丹》傳開一句可怕的話：“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 
　　小說作者李建彤是劉景範的妻子。劉誌丹是劉景範的長兄。 
　　於是劉景範的名字消失了。 
　　直到1975年前後，我在廣播文工團勞動時還聽說，劉景範和李建彤的女兒（劉索拉）想到廣播樂團來而未果，被拒絕的理由也是父母的“問題”。 
　　共和國的曆史，至少前三十年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好日子不得好過。稍微有點安居樂業的可能了，就要折騰，非折騰到雞犬不寧，“攪得固天寒徹”不止。 
　　附注：四川飯店現在北京有多處分店；總部仍設在絨線胡同，但文中所述老四合院已成該店與人合資的什麽俱樂部，不對會員以外的公眾開放了。果然又是一番滄桑。

鍾樓

　　無論從哪個角度向北城眺望，隱在鼓樓背後那灰磚暗綠頂的鍾樓，都比鼓樓更吸引我。 
　　鼓樓紅牆金瓦，富麗雍容，像過去北京九城的每一座麗譙一樣，不過中間多了一張大鼓坐在鼓架上而已。 
　　鍾樓似乎密閉得多，遠遠看去，門窗為黑洞。鍾樓是獨特的更是神秘的。 
　　它的神秘，在於它應該有鍾聲，卻沒有鍾聲吧？ 
　　也許在於它曾經播散的鍾聲，據說如同一個少女在呼喊：“鞋……鞋……”這是怎樣淒厲的聲音呢。 
　　是的，就因為從我“懷抱兒”的時候，就聽說那個故事：老鍾匠的女兒跳進了沸騰的銅水，大鍾才熔鑄成型；但老鍾匠趕來搶救獨生女兒的時候，隻抓住一隻鞋。女兒的魂靈還在要那隻鞋，隨著鍾聲在空中如水波散去，消失在遠方。 
　　我沒有聽過鍾樓的鍾聲。我出生的年代，鍾樓已經不鳴鍾了。但我想象著那一聲聲“鞋……鞋……”慢慢幻化為“血……血……” 
　　人的命運為什麽是這樣的？ 
　　聽得太多了為救親人而犧牲。 
　　冥冥中誰是這殘酷的主宰？ 
　　誰說災難都要用獻祭少女來禳解？…… 
　　我在四十年代後期，每到交道口來，都向西步行到鍾樓，圍著它躑躅一圈，鍾樓後身的地名叫鑄鍾廠，已成為一戶戶矮牆小院人家，隻是露天半埋著一口鍾，也許是什麽年代從鍾樓裏換下來的舊鍾吧？ 
　　總是這麽思慕著，這麽憑吊著。不知何年何月的那一霎，讓人驚恐，困惑，不是悲惋，而是茫然。 
　　1948年，我試圖重述這個鍾樓故事，失敗了。後來我不止一次在詩裏、散文裏涉及它，都沒能解釋心底一個情結。 
　　這情結我想始於幼小聽到的這個傳說，第一次讓幼小的心靈感到難以負擔的沉重：關於生與死，生命的如流星之一閃，生命歸於萬劫不複地消失……這是不可掌握的命運麽，這是畢生難解的謎團？ 
　　1951年春，我又到鍾樓去過，那座廢鍾依然半截埋在鑄鍾廠胡同的一角。 
　　二十世紀快結束時，好像有一個傍晚，我偶然經過那附近，想去看看鍾樓後頭是不是還半埋著那口往日的銅鍾……但被周圍小鋪小攤煎炒烹炸各種吃食的油煙和嘈雜鬧攘的叫賣聲包圍，壓抑著，我連忙逃離了……這是沒有幾年的事，但記憶力越來越差，我已分不清這是實有的經曆，還是片斷的夢境了。

紅樓

　　那時候我們說“紅樓”，就是指沙灘路北的那座紅磚四層樓。頂多是聽說日本人占領時一度在地下室關押過中國的愛國者。 
　　那時候到沙灘紅樓去，是為了上孑民圖書室借書。孑民即蔡元培先生，老北大校長，和五四運動一樣早隱入遙遠的曆史。圖書室在一層，進門向西，北麵頭一個門，空間不大，但所陳都是我們想讀的書，除了現代文學作品以外，還有人文科學的著作，如艾思奇、沈誌遠、韓幽桐等先生的書；北平淪陷八年，難得見到大後方的出版物，這些土紙印刷的書格外引人，還有某些解放區作品，在解放區印的或注明香港印的；再就是複員以後北平、上海出版的圖書和雜誌，基本傾向都是對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現實持批判態度的。 
　　這個由北大同學辦的圖書室，麵向的讀者包括像我這樣的中學生，甚至主要是我們。我們與北京大學沒有任何關係，分散就讀於各校，也沒有任何抵押或保證，辦一個借書證可以把書帶回去。似乎也很少有人借去不還。那時的年輕人多麽珍惜彼此的信任啊。 
　　我1948年暑假考入中法大學，校內活動多了，也辦自己的社團和閱覽處，這個孑民圖書室我才不來了。 
　　在暑假，我參加過北大同學辦的，吸收中學生們參加的歌詠隊或合唱團。最後一次記得是由晏福民主持並指揮。他高高的個子，聲音洪亮，戴眼鏡，卻不文縐縐。他是教育家晏陽初的兒子，文革後聽說他在某次政治運動中臥軌自盡了。一個英氣俊爽的熱情青年，一個這樣暗淡血腥的下場，反差太大，難以聯結起來，因為雖可想象畢竟不知道其間若幹年他是怎麽過來的。 
　　歌詠隊還結識了一位寫詩的同學黃海明。七八年後，1956年我還接到過他的來信，那時他在阜外大街路南的城市建設部工作（部長為萬裏），後來失去聯係。 
　　1951年，紅樓二層東頭開放了“李大釗同誌紀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室”、據說那裏早年是北京大學圖書館，1918年前後青年毛澤東曾在那裏供職，蕭三著《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提到過。 
　　我當時手頭有仇煥香師贈我的影印本《初期白話詩稿》。開卷即李大釗手稿《山中即景》，依次有沈尹默、胡適以至陳獨秀的詩箋，記得陳詩有“萬人如蟻北京城，安得有人愁似我”之句，行書匆匆寫就，天頭上寫一大正體即所謂繁體的“獨”字。骨格停勻，令我過目不忘。我決定把這部書轉贈給“李大釗同誌紀念堂”，那裏無人負責接受，我便持到西門北京大學圖書館請為轉交，由圖書館入門處簽一收條。後來偶然重訪這一紀念堂，未見陳列。紅樓長期成為國家文物局機關所在，這個“紀念堂”並”工作室”不知何時就悄然關閉了。那本贈書，也許會歸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書庫吧：此書薑德明兄有藏，我以為是值得重印一下的。

南北長街

　　南長街、北長街，南北貫通，南連東西長安街，東為故宮，西為中南海，在紫禁城外，卻是舊皇城以內，少有的一條清靜的街道，長遠的規劃也屬於保留原貌、不蓋高層建築的區域。 
　　北長街路西有個女一中，南長街路西有個六中，隻收男生：從排號可知都是“老老年”開始設中學時的常春藤學校。老校舍，老教師，教學質量市內數得上的。這裏的畢業生們也以出身於母校為榮。 
　　我家住東城，沒有親友在西城上學。但我1952年在廣播電台工作的時候，到女一中一個高中班級（是不是卓婭班記不得了）參加過半天活動。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柯斯莫捷米揚斯卡婭即卓婭的母親所著一書：《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很快就像《劉胡蘭小傳》（果星著）一樣在青少年中廣泛流傳。那時中國沒有暢銷書之談，但幾十萬本書一投出去，激起的是真誠地閱讀和向英雄學習的熱潮。我在《文化生活》節目裏連續四天播出了關於向卓婭學習什麽的內容，女一中那個班要辦一個活動，找到我，正好詩人臧克家也在天津報上寫了文章推介此書，我就找到他一起去了。 
　　和我在五十年代參加過的所有青少年的活動一樣，我永遠忘不了的是：真誠。 
　　後來又有《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的故事》這些介紹蘇聯衛國戰爭中英雄人物的傳記出版，也都引起轟動。而像卓婭、舒拉、古麗雅，他們都因反法西斯而犧牲，令人欽敬，同時他們又都還是在校生的年齡，這些書裏寫到他們在家裏、在學校，跟父母、師長和同學的關係，日常的笑語和生活細節，都使一代年輕的讀者感到親切。 
　　除了誓死保衛祖國、“保衛斯大林”符合當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大氣候，有利於社會和學校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這一麵以外，那一代年輕的讀者從卓婭身上借鑒的，大概主要是自覺磨煉自己的意誌和性格這一點了。如果他們有所獲益，恐怕也主要在這一點上，因為他們將在建設祖國的號召下，準備到邊遠的艱苦的地方去貢獻青春。貢獻，是不帶侵略性的。 
　　南長街的那個六中，我沒去過。但這個六中，在1966年夏至1967年春，以私設牢房拷打並采取極其殘酷的刑罰虐殺師生而聞名。那是鬼哭神號，令人發指的曆史。當時的各種紅衛兵小報都有過詳盡的報道，有的並附照片，我在這裏不贅。 
　　如果沒人否認這是犯罪的話，犯罪心理學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當時最高班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該是1960年暑假後升入中學的，他們中怎麽會產生成批殺人不眨眼的凶手，視老師同學為土芥，為蟲蟻，在他們身上一逞虐待狂心理的兒戲？這些還未成年的罪犯，不但沒有貢獻自已青春的意識的影子，他們明目張膽、有所仗恃地剝奪別人的青春以至生命。 
　　就以這個畢業班來談，他們1954年至1960年的幾年小學生活裏，也許還來得及學唱“讓我們蕩起雙槳……”，來得及聽講卓婭的故事；而一進中學，就趕上中蘇交惡，卓婭也跟著其他蘇聯文藝作品退場，輕歌曼舞都算是修正主義，隨著階級鬥爭的弦一步比一步繃緊，青少年的學唱榜樣就集中到“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雷鋒身上。雷鋒“對同誌像春天般的溫暖”，體現在為周圍的同誌，為駐地的群眾，為不相識的路人以至遙遠災區的百姓，做連串的好事，包括省下生活費匯款捐獻，這些事多半是瑣屑的，早早晚晚的，又須持之以恒，“出門在外三千裏，好事做了一火車”，要的是埋頭苦幹，甘心“吃虧”而不是“占便宜”，其實是很不容易學的。比起來，容易學的倒是“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毛主席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 
　　走過南長街的時候，我忍不住想：現在六中的在任老師裏，還有1966年腥風血雨的親曆者嗎？現在六中的在校學生有多少人知道校史的這一頁。 
　　也不知六中和女一中校名改了沒有

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西口在複興門順城街。 
　　1949年2月，農曆的新春正月，剛剛迎接解放軍入城的北平，三千多中共地下黨員，五千多民主青年聯盟盟員，猶如慶祝史無前例的節日。 
　　魏紹嶸是我在匯文中學就結識的詩友，大我三個年級，我跳班上了中法大學，又成同學。這時候還編到一個民聯小組裏了。 
　　有一天他約我到按院胡同10號去，說商量辦一個文學雜誌的事。到了那裏，主持其事的是詩人青勃，我在《詩創造）上讀過他的作品。 
　　說起辦雜誌，大家興頭都很高。我們傾向革命，傾向中國共產黨，其中不能不說各種進步期刊起了很大作用。許多文學雜誌，我們知道是黨辦的，或是黨支持的。我們詩中歌唱的原野，指的多半是解放區，我們詩中向往的光明，幾乎就體現在共產黨身上。 
　　我們不必互報身份，都是一見如故。有兩三位穿灰色棉軍裝的（記得其一是侯敏澤），似是進城參與接管的，他們承擔到軍管會去辦理登記。我們相信，在國民黨統治下，我們還辦了大大小小那麽多文學刊物，甚至是油印的；現在解放了，還不是更該放開手大幹了嗎？ 
　　會後我準備南下，就沒有問這件事。直到5月底調回北京，魏紹嶸已參軍走了。我參加廣播電台工作以後，納入一定的工作和編製序列，一心便不再旁鶩。過一年見到侯敏澤，他也到《文藝報》做編輯了，沒再提起我們自己辦刊的事。 
　　後來仿佛聽說，我們計議的期刊，在1949年春夏，曾以《文藝勞動》的刊名出版過，敏澤或曾參與其事，青勃不知是否還掛名。我好像偶然翻閱過，編委陣容似乎大大擴充了。這個記憶在疑似之間，也許《文藝勞動》跟按院胡同之會完全無關。 
　　再讀到青勃詩集《鵓鴣鳥》時，他早已在河南。八十年代以後重逢，彼此都有了一段劃右的經曆。說起三十多年前事，青勃說那是他的一個朋友願意出資，他便出麵操辦的。我知道青勃四十年代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很活躍，社會交往也很多。 
　　那個按院胡同10號，是個道地的小四合院，室內鋪的花磚地，油漆髹飾也還新，不像老式的沒落之家。從那時又半個世紀過去，門牌號也換了，不知院落主人換了幾茬，已劃進房地產商成片開發的藍圖否？ 
　　我工作在廣播係統，遠離文字出版單位，即使在1957年有人倡導同仁刊物的是非關頭，我也從沒再做民間辦刊之想。但我記得1949年初到廣播電台，領導我的左熒（後任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已故）上過延安魯藝，參加革命以前就是文藝青年，一直喜愛文學，閑話間還透露過想要離開廣播工作，去辦文藝雜誌的念頭。今天記得他這個話頭的，可能隻有我一個了。我想，他的這“私字一閃念”，至遲到1955年反胡風時就該徹底打破了。 
　　解放初期，不是組織分配，而想聯手創辦出版物的人，多不多？我們都太天真了。

翠花胡同

　　在王府大街北頭路西，近美術館。 
　　關於這條胡同，不可磨滅的記憶，是1950年秋，我曾去它路北一家精神病院探視病人。 
　　我和齊越一起去看高而公。高而公筆名梁星，寫過《劉胡蘭小傳》。有關的事我在《獨對殘編憶而公》裏都說到了。 
　　對精神病院的印象是恐怖二字。病人逸出常規的言語對我的神經也造成刺激、幹擾和壓迫。招架不住，匆匆逃出。也許是因為精神準備不足，但我以為，若再耽擱一二十分鍾，我也要隨之錯亂了。但那天，高而公其實是冷靜而正常的。 
　　現在回想，那所醫院當時是民營的，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管理不善或有之，這也有護理人員不足等因素。 
　　高而公不久出院，後來病情反複，似沒有再住翠花胡同那家醫院。 
　　但那次聽人總結的一條規律，我卻牢牢記住了：醫生同病人談話，病人承認自己有過精神病的，就是病情全愈，可以出院了；向醫生辯論，說自己壓根兒沒病的，就還在病中，須繼續住院治療。 
　　這個經驗也許值得推廣到精神病院以外去。 
　　不過，在蘇聯，在我國文革前後，都有把健康人當作精神病患者關進精神病院的事，不在此列。

　　本文選自《記憶》第1輯，林賢治，章德寧／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