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去世時，同時代之人對他的評價

作者：言九林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魯迅被深深地烙印在了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不管喜歡或者不喜歡，他都是一種無可回避的存在。

今人究竟該如何評價這一“無可回避的存在”？將目光拉回到魯迅去世之年，重溫當時的輿論，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借鑒。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各方政治力量隨之動作起來。比如，胡子嬰回憶道：

“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逝世，……當天，我們婦女救國會正在史良家開會，我接到宋慶齡的電話，告訴我這個噩耗，並說魯迅先生的遺體將送到萬國殯儀館，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我立即召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幹事會，共同商討辦法。”①

國民政府自然也有所反應。1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曾就魯迅去世的媒體宣傳，下達過這樣一份指導意見：

“查左翼作家魯迅逝世後，各地報紙刊物多為文紀念，閱其內容，複逾常規，殊有糾正之必要，茲指導兩點於下：一、魯氏在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創作小說，於文化界自有相當之貢獻，此點可予以讚揚。二、自轉變為左翼作家後，其主張既欠正確，寫作亦少貢獻，對於這點，應表示惋惜之意。至盲從左翼分子之無謂捧場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應絕對禁止刊載。”②

這份指導意見，將魯迅的一生區分為文化、政論兩大塊，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實際上等同於國民政府對魯迅的“官方評價”。

左翼方麵，據夏衍披露，當時通過“文委”（主管文化工作的地下組織，首任書記潘漢年）所屬各聯和有關人民團體，連夜組織了一支以“文委”所屬各聯為主的送殯隊伍。包括了學生、店員、女工、家庭婦女，這支隊伍粗粗估計大約會有五、六千人。

這些人隨著靈車行進，各行各業、每一集團，都安排一個有經驗的“隊長”，以便前後呼應，傳遞消息。隊伍還沿途高呼口號。夏衍評價道：

“由於事前考慮得比較周到，所以魯迅出殯在幾百萬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③

保安方麵對魯迅的評價，也是這場“政治性的大示威”的一部分。在公開的“追悼電報”裏，保安方麵主動宣布和承諾：

“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起見，決定在全蘇區內：（一）下半旗致哀，並在各地方和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十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收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

同時要求國民政府做到：

“（一）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列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④

不過，上述要求，未獲得國民政府的任何回應。

圖：魯迅葬禮出殯

學者當中，李長之大概是國內最早的“魯迅研究者”。魯迅去世後，李在悼念文章中一再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敬愛之情和未能再見一麵的遺憾。⑤

但其出版於魯迅去世前夕的專著《魯迅批判》一書，仍有著對魯迅的尖銳的批評（該書付印前曾送給魯迅審閱）。在李長之看來：

“魯迅不是思想家。因為他是沒有深邃的哲學腦筋，他所盤桓於心目中的，並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以及那樣的能力。倘若以專門的學究氣的思想論，他根底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常說不能確知道對不對，對於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隻迸發他當前所要攻擊的一方麵，所以沒有建設。”

對魯迅的文學造詣，李長之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他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這是他不能寫長篇小說的第二個原故，因為長篇小說得有結構，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係。係統的論文，是為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⑥

總體上，李長之對魯迅仍持肯定立場，讚譽他是“國民性的監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運動的保護者”。

晚年李長之

1936年10月24日，為紀念5天前在上海去世的魯迅，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在校內舉行了追悼會。

不過，追悼會的籌辦並不順利。學生雖然積極，但大部分教授表現冷淡，很多人沒有出席，甚至有以“唱昆曲”為由拒絕參加者。

追悼會由中文係主任朱自清主持。聞一多也在會上發了言。朱、聞二人雖然雖身在文壇，但都沒有談及魯迅的文學成就。

朱自清以“魯迅先生近幾年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發表什麽議論”為由，回避了這個問題；讚譽了魯迅“救救孩子”的口號，說“他的一生中他始終幫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後青年人也特別地哀悼他”。

聞一多的朋友梁實秋、徐誌摩等大多與魯迅存在恩怨，但聞與魯迅素無往來，唯一一次相見也是在公務場合，彼此並無交流。聞把魯迅和韓愈相提並論，卻並非讚譽魯迅的文學成就，而是認為魯迅與韓愈一樣，都是“不勸人做好事，而是罵人叫人家不敢做壞事”。十餘年前，1925年3月，聞一多致函梁實秋，曾將魯迅列入“非我輩接近之人物”，不願意刊物前幾期“參入此輩之大名”。這種看法似乎始終未變，在追悼會上，聞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魯迅因為個性的關係，仇人很多，和他認識的人，除了那些喜愛他那種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⑦

1940年代，聞一多進入到左翼文化陣營之後，對魯迅的觀感與評價曾有所改變。

聞一多

林語堂是魯迅的好友。魯迅去世之日，林身在紐約，次日始自友人電報中得知消息。一個月後，林寫了《魯迅之死》一文，作為悼念。其中如此剖白自己與魯迅的恩怨糾紛：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迫逐，至三易其廚，吾嚐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響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⑧

這段剖白頗具“微言大義”。

略言之，林語堂從人格上肯定了魯迅（“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卻在思想立場上拒絕認同魯迅。“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黨見愈深”等語，更隱約透漏出對魯迅拋棄獨立立場、成為左聯盟主、卷入黨爭的不滿。

《新青年》時代，陳獨秀與魯迅曾有過頗多交往，後日漸疏遠。1932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因陳患有十二指腸及胃潰瘍，國民政府特許濮清泉等人前往獄中輪流看護。據濮清泉回憶，陳在獄中曾如此評價魯迅：

“總之，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我是期待他有偉大作品問世的，我希望我這個期待不會落空。”⑨

所謂“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顯見陳獨秀重視魯迅的文學造詣，但對其以雜文卷入黨爭從事政論，則很不以為然。這樣的看法，至魯迅去世之日，也未更改。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11月，發表《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作為遲到的悼念。其中說道：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⑩

陳獨秀自己也曾深入卷進黨爭。他對魯迅的上述評價，大約存有一種“過來人的經驗之談”。

圖：陳獨秀，1934年攝於南京監獄

王芸生是民國的著名報人。他主持下的《大公報》，曾以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為宗旨。1936年魯迅去世次日，《大公報》第四版全部是魯迅逝世的新聞、照片。

其中有一篇題為《悼魯迅先生》的短評，在所有的報道中獨樹一幟，對魯迅褒貶皆有。文章寫道：

“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格和嫉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確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風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不良影響。無疑的，他是中國文壇最有希望的領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許多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

據王芝琛披露，這篇文章雖未署名，實際上正是出自他的父親王芸生之手。

王芸生當時是負責淩晨看大樣的編輯主任。這篇短評刊出後，正為魯迅守靈的巴金“氣得跳了起來”；與魯迅交往頗多的蕭乾則大鬧報社，以辭職相挾，要求報社公開道歉，處分執筆者。無奈之下，《大公報》隻得以再刊登一篇由蕭乾執筆的、全方位盛讚魯迅的文章，以這種方式將這場內部紛爭平息。

王芸生與魯迅素無交往，文章的褒貶隻是出自他個人對魯迅的觀感。此番風波讓他始料未及。當然，他也不會想到，這篇文章會變成一團陰影，一直籠罩著他的後半生。

王芸生

以上，是魯迅去世之日，同時代之組織、輿論與友人對他較為典型的幾種評價。

至於親人方麵，1950年代，許廣平撰寫《魯迅回憶錄》時，所采取的已是“個人執筆，集體討論、修改”的方式，如周海嬰所言：

“確切地說許廣平隻是初稿執筆者，‘何者應刪，何者應加，使書的內容更加充實健康’，是要經過集體討論、上級拍板的。因此書中有些內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

今天的中文知識界，對魯迅的評價早已不再定於一尊，而是高度分化。有些人對這種高度分化感到不舒服，乃至於哀歎“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個有了英雄卻不懂得敬重和愛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民族”。

其實，這種哀歎大可不必。今日中文知識界對魯迅的種種評價，其實並未超出李長之、聞一多、林語堂、陳獨秀、王芸生……這些人當年的意見。而且，這種高度分化，正是評價魯迅時應有的良性常態——隻有一種形象者，是神非人。

圖：《申報》1936年10月20日關於魯迅去世的報道

注釋

①胡子嬰，《憶“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收錄於《“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1987。

②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P1342。

③夏衍，《左翼十年》，收錄於《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P827-828。

④中共中央等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P357。

⑤李長之，《哀魯迅先生》，1936年11月，載於《瀟湘漣漪》月刊（長沙）第二卷第八期。

⑥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三聯書店，2014，P181-182。該書初版於1935年。

⑦顏浩，《聞一多：新文藝和文學遺產》，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P52-56。

⑧林語堂，《魯迅之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紐約。載於1937年1月1日上海《宇宙風》半月刊第三十二期。

⑨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24卷 第71輯》。

⑩陳獨秀，《我對於魯迅之認識》，1937年11月21日。載於《宇宙風》第五十二期。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芸生》，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P39-42。

?王錫榮，《許廣平〈魯迅回憶錄〉原稿解讀》，收錄於《認識中國的一扇窗》，漓江出版社，2014，P1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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