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父親是我的一麵鏡子

父親是我的一麵鏡子
對話傅聰

© 采寫：金聖華
© 受訪：傅聰

傅雷與夫人朱梅馥

　　金聖華：很多人都在談傅雷，今天的訪問，最想知道的就是，在你心目當中，父親究竟是怎麽樣一個人？你曾經說過，他像頭孤獨的獅子，他既溫柔又高傲，又是個Renaissance Man，可不可以請你具體的說一說？因為沒有人知道得比你更清楚。

　　傅聰：（沉吟良久）唉！真不知從何說起……講到我爸爸，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一切煩惱都是從他而來的，我們有很多地方太相似了，使我幾乎不能客觀地描繪他。他當年經曆過的種種痛苦，似乎都由我承受下來了。

　　金聖華：你這種感覺是從小就有的？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感到沉重？

　　傅聰：他的憤世嫉俗，好像自從我有記憶開始，就已經感受得到了。他是個很矛盾的人，一方麵他認為這世界既可怕又肮髒；另一方麵，他對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又是如此的關懷，如此的痛心疾首。記得那時候，國內發生了聞一多、李公樸的事；而國際上，1948年，甘地又遭暗殺，父親可以為這些事忽然幾天不吃飯，關著門不見人。那些日子裏，我們都見不著他，隻記得媽媽流著眼淚，敲著門說：“老傅啊！不要這樣，吃點東西吧！” 
　　我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任何人都很難理解為什麽他當年對我這麽不近情理。你看我這個疤（指著鼻梁上的疤痕），就是五歲時，有一次，他在吃花生米，我在寫字，不知為什麽，他火了，一個不高興，拿起盤子就摔過來，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給送到醫院裏去。

　　金聖華：怪不得《傅雷家書》中，第一句就說對不起你，他大概是為你整個童年所受的磨難而道歉吧！

　　傅聰：唉！壓力！他內心感受的痛苦！另一方麵，他又對一切都那麽關心。也許是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祖父當年遭受冤獄，出獄後不久亡故。祖母二十一歲守寡，父親是自小由寡母帶大的。他童年連一個小朋友也沒有，在浦東鄉下念古文。祖母不識字，請了一位老先生來教他。有時候，他偶爾看到窗外，春天有一隻蝴蝶飛來，對他來說，這已是童年最美的回憶了。 
　　唉！他的內心生活可不得了，如海洋一般洶湧澎湃，熱情洋溢！從他紿我抄寫的《希臘的雕塑》就可見一斑。六萬字，他用蠅頭小楷，每天抄一段，抄了整整一個月！ 
　　告訴你，蕭邦也是這樣的。聽他的音樂，可知道他的感情是無比的熱烈，而這種感情，一旦表現到他音樂的手抄本上，就變成了一絲不苟的專注與縝密。這都是同樣的熱情啊！到火中去煉的，一遍又一遍，直至千百遍！ 
　　父親熱情洋溢，可是發起脾氣來就沒法控製。我也有很可怕的脾氣，我的音樂朋友就在我的音樂中聽出狂暴的力量來。 
　　那一年，我剛到波蘭，有一次彈琴，我的先生跟我說：“聰啊！你的心中有一頭猛虎，你得好好控製住啊！”（笑）我的老師很明白，我一定得拉住它！（歎氣）。 
　　我爸爸的性格，不是平常人的性格。他的性格，可以說是“larger than life”的。他一方麵可以這樣熱情洋溢，另一方麵，他的邏輯性、他的思想又可以這麽嚴謹縝密。這種結合很奇怪。很多朋友若有生活上或感情上的問題，來找我爸爸，他可以是他們最好的良師益友。喔！他的分析能力簡直是了不得！但是，處理自己兒子的事，卻毫無辦法，一點也不客觀。這是他在家庭方麵的情況。然後，家事、國事、天下事，都是如此，一輩子如此。鄭振鐸有一次對我爸爸說：“老傅啊！你的赤子之心哪！你有一天可真要為這個而受難啊！”我爸爸真的就是有這個赤子之心。而他之所以有這麽寬廣的胸襟，也就是因為有赤子之心。

　　金聖華：你可不可告訴我依你看來，假如你父親當年不去做翻譯工作，他是否可以成為一個作家？

　　傅聰：他年輕時創作過，可是不滿意。

　　金聖華：他這麽一個才情橫溢、熱情奔放的人，是因為要求太高，所以創作時，對自己不滿，還是因為有其他原因使他卻步？

　　傅聰：（沉吟）這個……我想一方麵是因為他的性格，我剛才說過，他既熱情洋溢，又長於冷靜的分析，所以他寫文學評論很精辟，我認為他那篇評論張愛玲小說的文章是頭等的文學批評，簡直一針見血。 
　　在音樂史上，19世紀的俄國出現了一個五人集團，即所謂的“強人集團”。這集團的成員包括巴拉基列夫、鮑羅廷、穆索爾斯基、居伊、以及裏姆斯基－科薩科夫。其實，五人之外，另外還有一個中心人物，即斯塔索夫，他可說是這個集團的靈魂，是背後的思想者與推動者。我覺得我父親就是這種人。

　　金聖華：他可說是一種原動力。

　　傅聰：我再給你舉兩個有關中國音樂界和美術界的例子吧！ 
　　先說美術界。黃賓虹八十歲之前從來沒開過展覽會。他的第一次展覽會，是我父親替他辦的。那時候，黃賓虹並沒有得到特殊的器重。我父親大聲疾呼，還替他寫了“觀畫答客問”，為黃老解釋他的藝術是怎麽一回事。 
　　黃賓虹又是一個有了不得的赤子之心的人。那時，他很窮，可是不要錢，完全是苦行僧的作風，一輩子獻身給藝術。我爸爸總是說黃怎麽怎麽好，叫朋友去買畫，例如宋淇等。 
　　黃賓虹去世彌留之時，還提起我爸爸，說是他畢生最知己的朋友。他們是忘年之交，年紀相差五十歲。黃出生於1865年，他是德布西同時代的人啊！我記得小時候，黃賓虹的畫和信，源源不絕的寄到我們家裏。 
　　現在舉個音樂界的例子。譚小麟你知道吧！他是上海的中國作曲家，抗戰時到美國去，進了耶魯大學，得到著名作曲家興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指導。後來，回到上海音樂學院當作曲係教授，1948年得了小兒麻痹症，兩天就死了。當時才三十幾歲，年輕得很。他原來是搞中國樂器的，是個徐誌摩式的人物，真正的美男子，氣質極好，一方麵有中國傳統的根底，一方麵又去美國深造。可惜早逝，隻寫了幾首歌，卻水準極高。 
　　他死後，我父親替他印了這些歌，存了幾份，一份寄給周揚，請他保存下來，說總有一天會知道譚小麟的價值的。 
　　這兩個例子，說明我父親有他的眼光，而且，他的體會比一般人深。他會給你分析，前後左右，古今中外。他坐在家中，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整天議論國家大事 
　　有時候，爸爸說兒子是麵鏡子，我倒覺得爸爸是一麵鏡子。我的朋友們就常說：“你為什麽對一些事，有這麽堅定的信念？” 
　　我父親有很強的信念，但這不是說他沒有疑惑。他有很多疑問，他的內心洶湧澎湃，尤其到了後期，更是如此。我也覺得這跟他年齡的增長，或跟當時的環境有關係，但是，我不處在他那樣的環境，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啊！

　　金聖華：這就是我要問的問題。隨著年齡的增長，你有沒有對以前不了解的東西，越來越了解呢？

　　傅聰：我跟你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羅素在他的自傳裏說過的一句話。他說：“有些人說，人老了，變得越來越明智。不過，我卻不能苟同，我認為人變得有所畏懼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我跟大提琴家托特利埃（Tortelier）一起來香港演奏。演奏會完畢後我們去散步聊天。我說我喜愛晚年的貝多芬，他卻說：“我喜歡中年的貝多芬”，我記得他用了一句法文，說那階段的貝多芬，如日中天，就像一棵充滿漿汁的樹。說得很有意思。我記得父親在《家書》也提過，貝多芬掙紮了一輩子，最後終於向命運妥協了。我馬上聯想到羅素的話。從生命本身來說，從萌芽開始，經過如日中天的階段，最後終於走下坡。當然，以另一個角度來說，可以認為人到了晚年，變得安詳恬靜，變得明智了，但人始終會向命運妥協、接受現實的。

　　金聖華：這麽說來，你父親在人生道上經過了這麽多階段，而你也越來越認同他的觀點他。到了後來開始有一種回歸的感覺，從西方的美回歸，越來越覺中國文化之美。他的視野那麽遠、那麽廣，為何有這種感覺？

　　傅聰：我可能比他還早一點有這樣的感覺。我並沒有硬要把中國的東西強加於人。事實上，我時常強調，所有的文化到了最高的境界，是彼此互通的，這就是父親信中時常提到的“希臘精神”。這種精神所強調的是平衡、自然的發展，是充沛的生命力，“既恬靜又健康”。丹納（Taine）說過，所謂的古典精神，第一要點是健康，不是無病呻吟，換言之，是生意盎然而毫不誇張的。就在這一方麵，我跟某些歐洲人的看法不太一樣。他們認為古典精神是刻板拘謹、一板一眼的，其實，真正的古典精神可絕不是教條式或機械化的啊！ 
　　我想，我自己隨時思考閱讀，總有一天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但是，我父親寄書給我，我當時一看到丹納在書中說：“古典精神的第一要點是健康”，就覺得在理論上，這番話對我起了很大的印證的作用。這一點，對我是十分重要的。

　　金聖華：很多人都說，你父親怎麽栽培你，其實，他就是在這些方麵，給你寄書，跟你討論，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

　　傅聰：對我來說，他雖然在千裏之外，但我們在心靈上是非常接近的。

　　金聖華：所以我說，到了後來，你們不僅僅是父子在通訊，而是兩個藝術家在展開對話。

　　傅聰：我很遺憾，我們隔得這麽遠，有許多話我不能具體跟他講。他在國外五年，我在國外這麽多年，我有機會接觸過的事物，至少在音樂方麵，那是他不可能接觸到的，這麽一個了不得的世界！我可以介紹給他，解釋給他聽，多可惜啊！

　　金聖華：從1958年到1966年，你們書信往返，他寫了這麽多，你的回信卻很少啊！

　　傅聰：我不敢寫，我隻寫這麽少的信，隻要隨便說一句，一個小小的感想，就引起了父親這樣的反應，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絕而來，我要再多寫一些，那更不得了，那就什麽也不必幹，鋼琴也不必練，整天得寫信了！（笑）

　　金聖華：他可真是你的知己。

　　傅聰：我想，我們實在太相像了，互相成為對方的一麵鏡子。譬如說，對藝術的看法，對藝術背後所追求的東西，都很一致。假如我在信上提到喜歡一首什麽詩詞，我們的愛好，永遠是不謀而合的。

　　金聖華：有很多人誤解，認為你父親要把你造成一個模子，跟著他走，其實完全不是那麽回事！

　　傅聰：對啊！完全不是那樣！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常感到父親身上的確帶有儒家的烙印，也難怪有人看了《家書》後，有這樣的感覺。

　　金聖華：例如教你怎麽為人處事，怎麽簽名，彈琴時身體不可搖動，圍巾應該怎麽擺放等等。

　　傅聰：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完全不重要！這是由於我父親的背景教養遺留下來的，就像他說話的樣子、走路的姿勢一般，改不了的！我們在藝術天地中對學問的追求與交流，才真是《家書》的精髓！很多時候，我擔心不少人看《家書》，隻看到枝節，看到皮毛，斤斤計較，進不了這個境界。

　　金聖華：對啊！不少批評是很皮毛的，在外圍團團轉。你父親的精神領域那麽遼闊，那麽深遠，可是到了晚年，因為環境的關係，他無法再拓展視野，隻好把魂魄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是他的眼睛，你是他的耳朵。

　　傅聰：對對！就是這樣。

　　金聖華：他在精神上追隨著你，亦步亦趨。你說過，他出國隻有五年，如果不是礙於環境，他的成就，豈止於此。他研究巴爾紮克，曾經說過，這些年來，出了這麽多研究文集與成果，他多麽希望能有機會再去法國作深入研究啊！

　　傅聰：對！他說了不知多少次！

　　金聖華：每想到這裏，我心裏就有說不出的感覺。你在外麵的一舉一動，你信中的一字一句，都可以觸發起他無比的想像力，感受源源不絕，如汪洋大海而來。他的魂魄全係在你身上，幸虧有你，要不然，精神何處寄？

　　傅聰：那也不然，有朋友來訪，他也是滔滔不絕的。

　　金聖華：但這不一樣，你是他生命的延續，這在朋友身上是找不到的。

　　傅聰：對！他跟我一切都可以交流。朋友中很少人能在每一方麵都跟我父親談得來，他的興趣特別廣。1956年鳴放的時候，他寫了十幾封意見書，對於每一行，如出版界、翻譯界、美術界、音樂界等等，他都可以發表意見。其實，出版方麵的事，涉及了管理學的問題，但他天下事，樣樣都要思考，覺得該如何如何去處理。他對古今中外的事都懂得很深，他跟我的交流的確是很廣的。

　　金聖華：你是從很小開始，就受到潛移默化的吧？

　　傅聰：從我有記憶起，就經常看到北京來的信件。爸爸拆開來看，他講的往往是行家話，隻有六、七歲的我，能懂幾句呢？可是，不知如何，這些事物自然而然在我身上產生影響，我也不知哪天開始懂了，包括打橋牌，也隻是在背後看看，就這樣學會了。 
　　討論天下事，也是從小開始的。父親好客，家裏永遠高朋滿座，都是他的朋友來看他，他從來不出去。 
　　父親的另一特點是愛才，所以他才花了那麽多精力，發瘋似的去寫《論張愛玲的小說》。那是1943年的事，當時我還隻有七、八歲，忽然看到他天天張愛玲長，張愛玲短，其實，他是第一個寫張愛玲的，到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有這篇文章。 
　　父親又喜歡為朋友打氣，《家書》中不是常提起嗎？某某人沮喪失望了，沒有衝勁了，他就去鼓勵人家，他對朋友的事，比朋友自己都著急。

　　金聖華：所以他的朋友都既愛他又怕他，是嗎？在他麵前，朋友都鬆懈不得。

　　傅聰：他就是這樣一片赤誠。像我爸爸這樣熱情的人，真是不多見。

　　金聖華：你父親不讓你小時候上學，他自已來教，假如你的表現不符合他的期望，會不會受到懲罰，這跟你小時受的磨難，有沒有關係？

　　傅聰：我真不懂為什麽小時經常挨打，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念書特別笨？我隻知道一點，我小時候念的東西到外國這麽多年來，還根深蒂固。人家總是覺得我父親對他兒子的愛簡直濃得要命，為什麽？因為他看到他在我小時候播的種子，居然在我心中紮得這麽深，從我的反應中，他知道這一點。 
　　記得第一課上《論語》，就學什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其實，這就是我的人生價值，是我一輩子身體力行的方式。 
　　當初，我得了獎，樓適夷告訴我，我爸爸最擔心是我給勝利衝昏了頭腦。其實，他很早就發現，他的人生觀在我心中已經生根，而且紮得這麽深。至少，他所追求的理想，已在我身上得到部分的體現。 
　　我記得有一回寫信給他，跟他提起為什麽孔夫子特別喜歡顏回的事，所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金聖華：對啊！你父親很高興，馬上給你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

　　傅聰：我記得在信上說，雖然孔子是儒家，其實是個道家。他倡導返璞歸真的道理，視物質為身外之物。

　　金聖華：收到你的信，就是他最大的安慰，賦予他生命的意義。你寫信寫得少，一方麵是因為時間不夠，一方麵也因為訴諸文字，不能暢所欲言，對不對？

　　傅聰：我是一個即興式的人，我沒有耐性像我爸爸那樣長篇累牘的寫信。我的耐性都用在練琴上，為了磨練一句樂曲，我可以彈上幾千遍，對我的家裏人來說，簡直像夢魘一樣，害得他們都很受罪。

　　金聖華：你這種耐性跟你父親替你手抄音樂筆記或《希臘的雕塑》的耐性十分相像。

　　傅聰：我不知道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影響，或是兩者兼備，我的確而且秉承了爸爸的一切，也許是因為生活在一起，看到他對人對事的反應吧！我從很小開始，就看到了靈魂痛苦的深淵，看到他內心的掙紮，以及生命的悲劇性。在我父親身上，找不到一丁點虛偽的成份，任何事情都是至真至誠的。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麽我對爸爸沒有一絲怨懟。其實，他當年對我的懲罰，我都記不起，一點也記不起。在父親狂暴麵的背後，我看到了難以置信的內心的煎熬與磨難，這對我來說——我日後正好成為一個演奏藝術家，恰恰給予我一種能力，使我對人性中“larger than life”的意義，即白遼士（Berlioz）所說，“靈魂的深淵”，能有所理解及演繹。 
　　記得那一年，我從羅馬尼亞回國，還未正式出國，回北京正準備去波蘭，爸爸給我寫了一係列的懺悔的信，像詩一般的美，很動人，可惜我當時太年輕了，這批信都沒有了，一封都沒留下來。 
　　當時我很感動，但我對爸爸說：“對我來說，這些事，我一件也記不得了。”相反的，我看到事情背後的一麵。我一開始就接觸到事情的本質，就好比一開始就麵對“哈姆雷特”及“李爾王”一般，是有血有肉的，是生命的精髓，血淋淋的！你麵對它、感受它、經曆它！事情就是這樣！這也就是我力量的泉源！

　　金聖華：你是說找到一些可以作為支柱的事物？

　　傅聰：不！我是說，我有這種能力，在我最沮喪消沉的時候，總是感到，在生命一開始，已經在感情上經曆過最強烈的痛苦，因而一切磨難都不足道。 
　　我父親的懺悔信，像詩一樣，他又用了很多譬喻，很有哲學意味，例如嚴冬如何摧殘，暴風雨如何來臨等等。很美！我能夠深深的領會。

　　金聖華：你有一麵鏡子呀！

　　傅聰：對！我爸爸就是我的鏡子，我從小就是這樣看著他長大的。這一切，成為我的本性，並不是刻意去模仿他。 
　　事實上，不是他怎麽嚴格的管教我，表麵的東西，如生活小節，對我一點也不起作用，本性是不能管教的。但是他的價值觀，他對生命的看法，卻使我感受到他是怎麽樣的一個人。 
　　有人說我爸爸那時要是忍一忍，就活下來了。其實，他那時棄世，還算是幸運的，他要是活下來，會受更大的苦難。 
　　我好像早已知道他會走上這條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這點，我完全明白。

　　金聖華：其實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傅聰：非常短。我長大離開後，回去過兩次。1956年回去一個月，1957年才三天，就回北京，卷在反右運動中挨鬥去了。從此以後，就沒有跟父親再見。

　　金聖華：你的童年，不準做這，不準做那，也夠苦的。

　　傅聰：也不是這樣。不是完全不準玩，有時他說了要我做功課，我不聽出去玩，才會這樣。

　　金聖華：你練琴不用逼吧？

　　傅聰：我一麵練琴，一麵看《水滸傳》呀！就是這樣，這裏是琴譜，我就automatic的練（彈琴示範），忽然，背後大喝一聲，就像《水滸傳》裏形容的一樣，我爸爸走路沒有聲音的，忽然走到背後，這就給打得半死！（笑）我還有本領彈automatic的巴赫呢！一麵看書，一麵彈得模棱兩可像巴赫似的。

　　金聖華：看書也不是什麽壞事啊！想當年，你學琴，才九歲左右吧！

　　傅聰：其實，我小時候學琴學得很少，但很快。從小，一開始學就搖頭擺尾，很像一回事。我不是enfant prodige（神童），我學琴學得晚，但一開始學，就發現音樂對我有特殊的意義，這一點我是一早就知道的。

　　金聖華：時間差不多了。關於傅雷先生，請問你還有什麽要補充？

　　傅聰：我爸爸還有另外一麵。他一方麵講西方的人道主義，希臘精神，但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家裏慷慨激昂的談“死諫”，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他對這中國文化中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受。我父親一開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這傳統有種特殊的感情。我父親認為人有自己的選擇，有最終的自由去選擇死亡，這跟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傳統正好相反。基督教認為人沒有權力去自選死亡之途，但對我父親來說，“死諫”正是所謂不妥協精神最極限的、最積極的表現。 
　　他說過人必死亡，而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金聖華：因此，他可以凜然踏上死亡之途。其實，他最後選擇的不歸路，是他老早就已經決定的。

　　傅聰：就是這樣。

　　金聖華：我覺得他的做法，已經超越了“士可殺、不可辱”的層次。不是因為受了辱才去自殺，而是帶著一種莊嚴肅穆的心，自己選擇這條路的。

　　傅聰：我1979年第一次回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他的老朋友告訴我說，1966年“文革”才開始一個月的時候，他已經在說：“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朋友們都覺得提心吊膽。 
　　他對這世界已經無所留戀。從我有記憶開始，就知道他基本上是個極端憤世嫉俗的人，就像《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所說的一樣。但他同時愛藝術愛美麗的東西、愛可愛的人和自然界。他的愛與他的恨一般強烈。 
　　我的父親是“孤獨的獅子”，他是Cassandra（卡珊德拉）一類的人物。

　　本文選自《傅雷與他的世界》，金聖華／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