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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陽 | 洛杉磯,鄉愁變成了數碼的

(2019-08-02 08:47:05) 下一個

顧曉陽

大概在1991年到1992年間,我經曆了一次精神危機,不深刻,也不是特嚴重。多次在深夜睡夢中醒來,再也睡不著。印象最深的是在聖迭哥我姐姐家過周末,淩晨3點多,我醒了,輕輕走到房門外,坐在台階上抽煙,思緒萬千。

我現在算個什麽呢?一日複一日單調地循環著,沒有任何意義。日常生活像看不見的蛀蟲,星星點點偷蝕著我的生命,恍惚之間,已吞去一大塊。日子如同失業者口袋裏的鈔票,花一張少一張。我的人生目標從未變過,但地域和環境完全變了,在美國用中文寫作,無異於死路一條。當然,這不能動搖我。可問題就出在這兒:一邊是不動搖的決心,一邊是鋒利如刀刃的現實,要想調和二者,幾乎不可能。

南加州的夏夜冰涼如水,黑如漆。不遠處,太平洋的波濤拍打著西海岸,自如,頑強,不知疲倦。煙頭扔了一地,悉心打掃幹淨,不留一點痕跡。天空漸漸發白了,苦悶並沒有緩解。

小穆認識一位台灣老者,舞文弄墨,人稱才子。在美國幾十年,忙忙碌碌於生計,不知道正業是什麽。我到一個小中文電視台做過節目,就是此老站在攝影機後麵給予指導:“聲音再大一點,情緒要飽滿……”有一次,我和小穆在加油站看到了他白發蒼蒼的腦袋,他開一輛租的麵包車,準備帶台灣旅遊團去拉斯維加斯。我忽生感觸,對小穆說:“我到50歲的時候,恐怕就是這個樣了。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說完寒心,亦不甘心。

消磨苦惱沒別的法子,還得寫。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回到家就乏了,睡一個小時,寫到半夜。後來晚上常有飯局,我又嚐試早晨6點起來寫,寫到8點半,出門上班。

2

比起紐約,洛杉磯的節奏顯得緩慢,人們有股子悠閑勁兒,不太著慌,過得挺滋潤。四季幾乎沒有差別的溫熱氣候,使人產生懶洋洋的感覺。

我1991年剛到洛杉磯時,借住在朋友李家。李40出頭了,單身,是個大酒鬼兼大情聖。我們一夥人常喝得倚裏歪斜。我第一次喝馬提尼,就是他推薦的,他刻意隱瞞了馬提尼之威力,說一口喝幹才過癮。我一連幹掉4杯,就趴在台子上了。

那是一家墨西哥人開的酒吧,有個小舞台,我們就坐在舞台邊上。漂亮的女歌手在樂隊伴奏下放聲歌唱。我時不時抬起頭來給女歌手伴唱:“嗷兒——!”一次一嗓子,像狼。李指著我對歌手說:“他喜歡你。”歌手說:“我也喜歡他。”“你把他帶走吧。”“好啊!但不是今晚。”最後我是被李和山姆架走的,一邊走,還不忘了給歌手助唱,“嗷兒——!”

中國春節那天,我們在飯桌上就開始喝,飯後換了兩家酒吧,不停地喝,半夜又全部擁到李家,各挑自己喜歡的繼續喝。他儲藏有各種酒,我選了一瓶1.8升(3斤6兩)超大瓶日本清酒,喝得一滴不剩。我們橫七豎八躺在地毯上,都醉了。紐約的朱老板打來電話問候我,李接起電話,對我喊:“曉陽,找你的!”然後就掛斷了。我在另一頭,支起上半身,手抓空氣作握聽筒狀,放在耳邊繼續打鼾。

我來的第三天,他開車帶我出門。我問去哪兒?他說:“帶你考駕照去,筆試。”“啊?我什麽都不知道啊!”“後座上有本筆試題解,你翻翻。”翻了20分鍾,車管所就到了,我考了個不及格。當我拿著試卷去櫃台約下次考試時間時,櫃台裏的黑人兄弟滿麵笑容,看都不看就給蓋上了通過的大章。

我買的是一輛馬自達323二手車,已跑了8萬多英裏,1500美元。誰有空了,就來陪我練車。經常來的是凱文,老同學小林的丈夫。事先,小林給我打了預防針:“如果凱文罵你,你可千萬別介意啊!他就這脾氣。”小林開車就是凱文教的,老被罵。可凱文一次也沒罵過我,還教了我許多考試的竅門。不是我開得好,而是夫妻不能互相教開車——你坐在一位菜鳥駕駛的車上,肯定會覺得危險的,夫妻之間無顧忌,張嘴就能罵,但對朋友,就是另一個樣了。兩個月後,我順利拿到了駕照。

第二天是周末,阿城叫我去吃飯,我開上車就進了高速公路。第一次在高速路上駕車,很刺激,興奮加害怕,全身僵硬。聊到深夜2點打道回府,路上幾乎沒有車,心情也放鬆了,一高興,唱起革命歌曲來:“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下一個周末,去機場接人。臨出門,忽然想到機場的路縱橫交錯,不知怎麽去接,於是趕緊打電話谘詢。一個朋友告訴我:“路牌上有圖:機頭朝上是送人,機頭朝下是接人。”我又是一路高歌去了機場,看圖認路,難不倒文盲。

由此,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隻要在高速路上開車,就高唱紅歌,把小時候練的童子功,又都撿起來了。

3

我在一家中文小報上班,主要工作是編輯。為了讓筆勤快起來,我開始寫人物專訪,一年采訪了二十多人。後來又另開一個專欄,兩周寫一篇二三千字的隨筆。一年下來,筆頭果然活泛了。

我以前北京的同事張利惠,在南加州大學學電影,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老太太90歲了,福建人,上世紀二十年代(也可能是一九一幾年,記不清了)與先生來美國留學。先生是美國最早的華人教授之一,很有名。去世後,老太太很懷念他,想寫回憶錄。但她已超過60年沒寫過中文,擔心寫不好,要請人幫助。張利惠推薦了我。方法是:老太太每寫出一段,拿給我,做文字上的修改。剛開始確實有點兒疙疙瘩瘩,我一一把它捋順,很認真。但沒過多久,老太太就寫順了,而且越寫越好。我一看,這根本用不著改呀!於是每次就是把她的原稿謄寫一遍,再交給她。老太太也沒說什麽,工作順利完成,付了我大概一千多美元。

二十年後,老太太早已仙逝,我和張利惠等幾個朋友在北京吃飯,我講起這件事,感歎說:“老太太在福建上的小學中學,都是美國教會辦的,中文底子真紮實!她的文章有自己的文氣,我一點兒都不舍得動,隻有照抄。好在老太太也沒看出來,要不該說我騙錢了。”張利惠管老太太叫奶奶,大笑,說:“什麽沒看出來?奶奶老跟我嘀咕,說曉陽怎麽也不給我改了?怎麽抄一遍就給我了?”又說:“奶奶要是知道你這個評價,得高興壞了。”“啊?!”我很吃驚,“敢情她知道呀?那她一定認為我是糊弄她。”大夥兒說:“你丫就是糊弄人家!連90歲老太太的錢都騙,你好意思嗎你!”

我遇到過騙錢的,不過沒上當。

一天,一位朋友打來電話,說有個台灣老板要成立公司,“想找幾個骨幹”,讓我周末去開會。那是雷克大街靠近210高速路旁的一棟寫字樓,離我家很近,我去了。一進去,黑壓壓地坐了上百人。那位台灣老板正在演講,小個子,脫了西服隻穿襯衣,領帶也給拽鬆了,隻聽他說:“舊金山的是黃埔一期,我們這裏,就是黃埔二期……”屏幕上播放著舊金山的高樓大廈,自稱都是他的。

這哪裏是什麽“骨幹”會?分明是用報紙廣告招來的社會閑雜人員。我站起來要走,朋友把我攔住了。大會散,有二十多人、包括我,又被引導到一間小會議室裏。這些人中倒有熟麵孔:趙丹的兒子趙勁、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個子弟、還有幾個博士生。老板進來,又是一通天花亂墜,把坐在他旁邊的一個50多歲老頭兒說得激動萬分,抓住他的胳膊說:“老板啊,我聽了那麽多金融講座,沒一個比您說得透徹!真是太精彩了!”老板很得意,繼續吹,說以後我帶你們去賭城,用我的辦法,保證個個都贏錢。最後他宣布:從下周一晚上開始,對我們進行培訓,培訓一周就可以進公司了,期間不僅不收培訓費,每人每天還發20美元車馬費。

我當然沒去培訓。老板說的我不懂,所有關於金融股票投資賺錢的話我都沒興趣、聽不懂。此外,我認定他是個騙子。認定方法簡單粗暴但很管用:錢是靠勞動賺來的,沒有天上掉餡餅這回事,有,也砸不到我頭上。誰說要砸我,誰就是騙子。

一個星期後,會上的人給我來了電話,問我為什麽不去參加培訓?我說沒興趣。他說:“先把車馬費拿了也好嘛!”然後又講了一遍如何能賺大錢,還說,那二十幾個“骨幹”都很踴躍(事實是有三五個人和我一樣沒去),其中一位我認識的博士還托他給老板送了點心。“送點心?”我問,“幹嘛呀?走後門?”他看我不上道,就直接說了:“這麽說吧曉陽,你有一萬塊錢嗎?”“幹嘛呀?”“投資啊!最少一萬塊,某某已經投了五萬!”“我沒有。”電話就掛了。

幾個月後,台灣老板卷款而逃。舊金山的大陸同.胞受害者組成了團體,向聯邦調查局報案金融詐騙。洛杉磯上當的人們也聞風而起,可是已經晚了。據報道,最多的竟有人投資了幾十萬美元,全部打了水漂兒。評論說:想不到大陸人還真有錢。(那是1991年啊!)

後來,這位台灣老板逃出美國,又去了中國,用什麽手法不清楚,反正還是集資詐騙。2000年前後,因詐騙數額巨大,被判處死刑。

4

李的好朋友山姆,也是小個子台灣人。一次我們去大熊湖度假,他穿了件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衫,被人起外號叫“小花蝦”。他自己做生意,辦公室恰巧和我們報社在同一層樓。一間房,一個人,冷冷清清,也不知道做什麽。有一天,我擔心他太無聊,就在A4紙上寫了五個大字“毛主席萬歲”,用傳真機給他發了過去。幾分鍾後,我走到他辦公室,推門而入。他一見我就樂了,說:“他媽的,我說是誰呀,發的這是森魔(什麽)?原來是你!”我說:“收一份傳真,總比一份都沒有好嘛!”

我比山姆好不到哪兒去,心裏仍空落落的。寫隨筆和人物專訪把筆遛開了,特別想寫小說。可心沉不下去,故事就冒不出來。而要把心沉下去,必須擁有充裕的時間。

我訂了一份國內的《讀書》雜誌,看到這麽一篇文章:作者早年在美國的大學修寫作碩士課程,導師是美國的一位小說家。導師不斷地讓他們寫寫寫,他卻經常寫不出來。導師問為什麽?他說沒靈感。導師說:去他的靈感!你必須每天都坐在打字機前,寫,如果什麽也寫不出來,就把腦子裏此刻冒出來的一句話敲在紙上。堅持下去,就能寫出來了。

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啟發。

我忽然冒出一個念頭:辭職。這個念頭讓我激動。

我有一個特點:每逢來到十字路口,會在一跺腳間,決定往哪兒走,然後毫不猶豫地走下去。困難是會越想越多的,掂量來掂量去,可以叫深思熟慮,也造成猶疑不決。輕率是缺點,但遇到重大抉擇時,輕率一下也許能解決問題。說得冠冕堂皇點兒,這叫聽從內心的召喚。

我已在報社工作一年了,1992年4月理事會開會時,我提出辭職。理事們問為什麽?我說想寫東西。他們都不信。經我一再說明,他們似乎感到釋然,說咳,寫東西幹嘛要辭職呢,你去寫好了,不用在辦公室坐班,反正把你負責的這一攤事做完就行。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了,我大喜。從此,我每天上午在家寫作,一直寫到下午2點。吃罷飯,去辦公室。工作早已駕輕就熟,一兩個小時就能做完。然後或者去遊泳,或者回家。晚上約飯局,心理不再有負擔,該吃吃該喝喝,反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已經在上午幹完了。

多年後,想起辭職這件事就後怕。那是一個愚蠢又荒唐的念頭。倘若沒了工作,我能支撐幾個月呢?即便真寫出什麽,還不是餓肚皮?早晚總要出去打工的。到那時,恐怕在餐館後廚洗碗也得認了,前途漆黑一片。

5

這年5月,美國詩歌學會邀請一些中國詩人訪美,最後一站在舊金山。其中北島、多多、顧城是老朋友,讓我過去玩兒。我開了5個多小時車,一路唱著革命歌曲,到了舊金山。

我隻參加了在伯克利一家大書店舉辦的詩歌朗誦會,人頭攢動,燈火輝煌。每位詩人先朗誦自己的中文詩,然後分別由美國的詩人或作家朗誦同一首詩的英文譯本。顧城在朗誦前說了幾句話,我是記者,手勤,記了下來,現在應該成為獨家記錄了。他說:

我是在秋天出生的,因此我常常感到悲傷。我又是屬猴的,所以我很喜歡幹壞事兒……後來我發現,隻有在詩裏,這兩件事才是被允許的。在詩的世界裏,我可以像個孫猴子,想要變成一條魚,就可以變成一條魚在水裏遊;想要變成一隻鳥,就可以變成一隻鳥在天上飛。

北島和多多講得也很好,但有不少敏感詞,在此就不照錄了。多多大意是說:以前在國內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泛西方主義者”;來到西方後,我覺得我成了一個“泛人”;三年後的今天,我就隻是一個“泛”了。

朗誦會結束,大批聽眾不願離去,圍著詩人們交談和求簽名。我的一個舊金山的朋友想認識多多,我拉住多多,介紹說:“這是我的朋友,唱歌的。”多多看都不看她,仰起下巴,轉身而去。這位遠離故鄉的“泛”,還是他媽的那麽狂傲。

我們每天晚上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一天我喝多了,把一路上唱的紅歌又挨個兒唱了一遍。北島和多多都學過美聲男高音,又酷愛歌劇,居然忍受住我的“民族”唱法,真給麵子!

最後一天,詩歌學會安排了晚上9點的雞尾酒會。之前,我們幾個找了一家中餐館,吃火鍋喝紹興酒。我那天話特別多,酒勁兒一衝,感時傷事,哭了。飯後來到街上,北島一看架勢不對,怕我在酒會上撒酒瘋,果斷宣布:“曉陽就別去酒會了。”多多抗議道:“你憑什麽不讓人去呀?憑什麽不讓呀?”顧城似乎被我的胡咧咧感動了,飯桌上望著我的眼神流露真誠。此時,他與謝曄特意走在我身邊,對我說:“你的《胡同》寫得好,那篇小說寫得不好,《胡同》好……”剛下過雨,地麵濕漉漉的,他們一直把我送到住處。

他是在安慰我!我忽然明白了:顧城其實什麽都懂,人情世故也了然於胸,並非是個缺根兒筋的詩人或缺心眼兒的書呆子。至於他願不願意去應和,就是另一回事了。

6

李早就去了廣東開工廠,把一船一船的洋垃圾運過去,那裏麵有寶。我先是把他的房子租下來,以後又換到隔壁的大套房。山姆與一個北京人合夥做中國貿易,迅速發了財。他從北京進口的家具賣不出去,到處送朋友,我收了一套餐桌椅,雖然傻大粗笨,質量還行。小林和凱文也頻頻回國尋覓商機,有一次是我淩晨5點把他們送去機場的。

紐約老劉供職在一家大公司,他們招待的中國官員如果來洛杉磯,就讓我接待。他們的長期貿易夥伴、某省服裝公司經理送我一件自產的襯衣,第一回穿還行,洗過以後,衣襟縮到了肚臍眼、兩個袖口夠不到手腕子。

美女瑪麗安做的生意是購來二手奔馳寶馬,把它們鋸成兩截兒,當廢銅爛鐵賣到中國,到了中國再給焊上,整車出售。我認識的北京一位電影明星就買了這樣一輛奔馳,可能是焊接沒對齊,右側兩個車門都打不開,隻能從左邊上車。

一批批中國官員和國企經理開始組團來美考察學習,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的華人迎來了賺快錢的好日子……中國經濟要起飛呀,全世界都跟著蠢蠢欲動。

我接連寫了幾個短篇小說,心情舒暢。回想剛到洛杉磯時,北島催稿,我熬夜寫了一篇《一夜風流》,雖然刊出,但北島幾次批評我寫得不好(亦即顧城說不好的那篇小說)。現在這幾篇,總算比《一夜風流》有了進步。其中一篇《煤》,我自己挺滿意,但阿城批評說:“寫得太完整。”這句話讓我思考了很久,對短篇小說的認識,又上了一個台階。

我文革時期的發小田力和他的搭檔老童來美國出差,住在我家。田力是一家國企的黨委書記,老童是廠長,二人的酒量沒有底。正好李從廣東回來,酒鬼遇酒鬼,別提多高興了,從他家源源不斷地把各種酒運來我家。

二人喝啤酒是這樣:一升啤酒在手,一仰脖,董!董!董!三口就沒了,時間僅在5秒以內,把李也看呆了。

老童喝嗨了,對我抱怨:“我他媽跟你這哥們兒(田力)搭檔算倒了黴了!花一分錢都看著我,我把企業搞得這麽好,個人一點兒好處沒有!”又大罵田力和我:“你們他媽的幹部子弟懂什麽?我6歲撿煤核兒,14歲就有性生活。你們他媽比得了嘛!”我自愧不如,連聲說:“比不了!比不了!”

我早就聽說,老童抓生產是一把好手,就是“作風”老出問題。田力當書記後,找他搭檔,果然幹得風生水起,又得益於對外開放的大環境,二人把一個奄奄一息的企業,迅速做大了。

田力平時寡言,一喝酒話也多了,說起文..革舊事,無意中觸碰到我的童年創傷,真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啊!我從酸澌淚下,發展到嚎啕大哭。但醉歸醉,還知道大老爺們哭鼻子丟人,趕緊跑到廁所裏去了。田力也醉得不輕,追到廁所,抱著我也哭了,直說:“曉陽,我理解你!”

李在旁邊看熱鬧,拿起相機不停地拍。第二天洗出照片一看,我們都大驚失色:四條漢子全都脫了上衣,光著膀子相擁舉杯。誰也不記得是什麽時候、為什麽脫的衣服?我們一邊傳看一邊笑,雖說洛杉磯的冬天不冷,可也不至於熱成這樣兒啊!書記一把搶過來,把照片撕了;回到家,連底片也絞了個稀碎。

那一晚我們四人喝掉5斤威士忌、2斤伏特加,以及不計其數的日本清酒和台灣啤酒。我是喝得最少的。

還是年輕啊!

田力和老童後來多次來美國,都是住在高級酒店裏了。他倆是我見過的合作時間最長、配合最默契、最終結局完滿的一對搭檔,實在難得。

7

1993年秋,顧城謝曄輾轉來到洛杉磯,在我家住了15天。此事我已寫有專文(見《顧曉陽:絕命之前,顧城謝曄在洛杉磯》),這裏就不贅述了。

他們是9月21日離開洛杉磯回新西蘭。到了10月9日,周六,中午我吃完飯在臥室睡午覺,剛迷糊,電話鈴響了,我不想接。鈴聲過後是錄音,隻聽端午說道:“曉陽啊,今天早上慧燕的同事看到法新社一條新聞,說新西蘭有一個中國的著名詩人殺妻自殺……”我噌地跳起來,飛奔到客廳,抓起聽筒。過後聽錄音回放時,我的頭幾聲嘶叫也給錄上了,“端午!端午!……”聲音顫抖,無比淒厲。

《世界日報》值班編輯看到的這則新聞很簡短,說事件發生在10月8日,但沒寫那位“著名詩人”姓字名誰。端午找我要顧城的電話,想打過去驗證一下。顧城家裏沒裝電話,他給我留的是他姐姐顧鄉的電話,他們同住在一個島上。我對端午說:“我的電話本就在手邊,但現在我找不著。你讓我緩緩。”我的眼睛沒有發黑,什麽都看得見,但腦子卡住了,看見什麽都不認識。

後來《世界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說我“嚎啕大哭”,並無此事。我隻有震驚,顧不上難過。

我坐下來,點上一支煙,心亂如麻。抽第二支煙時,腦子能動了,向桌上一掃,電話本果然在那裏。這時我多了個心眼兒,如果端午或記者貿然給顧鄉打電話,而根本沒有這回事,那多不好!不如我先給顧鄉打個電話。

電話通了。顧鄉一聽是我,很熱情,彼此寒暄良久。我是不敢提顧城的,倒是她主動說:“他們說了,在你那兒玩兒得特別開心……”我一聽,沒事兒啊!哪像出了凶案的?很正常。

我就問了:“顧城他們怎麽樣啊?”

她停頓一下。“出了點兒事兒。”

“是嗎?出什麽事了?”

“顧城把謝曄打了。”

“打了?打成什麽樣了?”

顧鄉以克製的語調,敘述了這一經過。

放下電話後,我反複想象著最後那個片段的情景:斧子、繩索、手上的血、特別是顧城當時的心理……越細想,越可怕。

他們在我這裏住了整整十五天,朝夕相處,親如家人。分別僅十八天,一變為鬼魂。此刻,滿屋子都是他倆的身影聲欬,向主臥房門口一望,就覺得謝曄能走出來。

我不能在家呆著,要出去轉轉。拿起車鑰匙,又覺得不行:目前我這恍恍惚惚的狀態,開車肯定要撞啊!

暮色下來了,天將黑。既不敢出門,更怵夜裏一個人在家守著。想來想去,分別給阿城、朝華、孟悅打電話,請他們來陪我。他們還不知道這個消息,都很震驚,馬上就來了。

阿城笑說:“你挺大個個子,膽兒這麽小。”我給他們作揖,說:“謝謝你們陪著我!我是真不敢一個人哪!”半夜,艾蓓從北加州打來電話。顧城謝曄來洛杉磯之前,先在她那兒住了幾天,她剛聽說,嚇得睡不著覺。阿城對她說:“你睡覺前洗澡的時候啊,浴室別關門,門口放一麵鏡子。”“為什麽?”“他們倆來找你,你好提前能看見啊。”艾蓓“啊”地慘叫一聲,罵了句“你個死阿城!”馬上把電話掛了——好像那二位能順著電線一下過去似的。

我們四個人整整聊了一夜。

端午從紐約來了。寓居洛杉磯的一位大人物請他來看風水,完事後,他來慰問我。一進門,我就立刻跟他說:“大哥啊,我這房子可是租的,屋裏的家具什麽的,你讓我怎麽擺我怎麽擺,可是拆窗戶堵門穿牆打洞我可做不到啊!”端午理都不理我,往沙發上一坐,把羅盤往茶幾上一擱,厭煩地擺擺手,意思是別瞎嗆嗆了,擾亂思路。

承他指點,隻做了一些小調整:書桌本來是靠西牆的,他讓我搬開,坐要“背實麵虛”。臥室裏的床,盡量離門遠一點兒。牆上有一張梵高自畫像,他一把扯下來,扔進垃圾桶。還給我五枚清朝銅錢,讓我釘在門檻上。門衝著樓道的窗,他囑我找個小鏡子掛在門上。又送我一副風鈴,臨走,來了一句:“你可別瞎掛啊,掛不對地方,鈴一響,他們倆就來了。”嚇得我把風鈴壓在箱底,再也沒動過。

謝曄的那個情人大魚,辭職棄家,興衝衝從德國來到新西蘭。他本是來與心上人團圓的,沒想到下了飛機麵對的是這樣一場慘劇。除了顧城,北島和楊煉都在德國那個城市住過,他都認識。當時北島在密西根,他在新西蘭舉目無親無處可去,隻好投奔了北島。密西根氣候嚴寒,風雪彌漫,晚上哪兒也去不了。北島本來就不愛說話,二人四眼對孤燈,可以想見多麽難熬。北島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倆都快瘋了,能不能讓大魚到你那兒玩兒幾天?我不認識大魚,自己也還驚魂未定,幫不了這個忙。

楊煉從香港發來一份傳真,說不日將來洛杉磯,問能不能住我這兒?我給他回複,開玩笑地寫道:請你從生理學、心理學、精神病學以及其他各種學科的角度原諒我,我再也不敢跟詩人一塊兒住了。後來楊煉夫婦住在另一位朋友家,我也認識。我開車拉著楊煉到附近的山上轉,聊的全是顧城,唏噓感歎不已。山頂上荒草稀疏,放眼望去,夕陽在空氣中顫抖,丘陵像歲月起伏不平。

8

阿城是最早用電腦寫作的。我周圍有一些理工科博士生,也經常念叨電腦的好處。我動心了。當時電腦很貴,我請物理博士湯義幫我找個便宜的“筆記本”,他在促銷廣告上選了一款AST牌的,加稅1300美元。我是個“機械盲”,有了電腦也隻當打字機用,其他功能一概不會,連遊戲也不玩兒。

那時互聯網還不普及,在我看來,上網是一項高深的技術工作,隻有博士和高人阿城才擺弄得了。花1300美元買一台打字機?對我來說過於奢侈了。這迫使我最後一次問自己:你這輩子真打算跟碼字兒死磕了嗎?問題不太難回答。1994年5月,我買了第一台電腦。

幾年來我入睡有困難,原來是偶爾,後來變得經常。但隻要睡著了,質量很好,一覺睡到大天亮,從不起夜。像一九九一、九二年那樣半夜醒來無法入眠的情況,再也沒發生過。我養成了上午雷打不動坐在桌前工作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年四季都陽光燦爛的洛杉磯,使我的神經變得大條,既不傷春,也不悲秋,無冬曆夏,傻吃傻喝,傻玩傻樂。實話說,這種呆傻狀態,對一個想當作家的人來說,可能是不利的。但我適應了這裏,愛上了洛杉磯。

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莫如在鍵盤上敲敲打打。鄉愁變成了數碼的,可以儲存。淚水也能夠輸入電腦,轉化為電子版,而那些存在肚子裏的,就不需要通過淚腺來分泌了。

這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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