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 | 洛杉磯，鄉愁變成了數碼的

顧曉陽

大概在1991年到1992年間，我經曆了一次精神危機，不深刻，也不是特嚴重。多次在深夜睡夢中醒來，再也睡不著。印象最深的是在聖迭哥我姐姐家過周末，淩晨3點多，我醒了，輕輕走到房門外，坐在台階上抽煙，思緒萬千。

我現在算個什麽呢？一日複一日單調地循環著，沒有任何意義。日常生活像看不見的蛀蟲，星星點點偷蝕著我的生命，恍惚之間，已吞去一大塊。日子如同失業者口袋裏的鈔票，花一張少一張。我的人生目標從未變過，但地域和環境完全變了，在美國用中文寫作，無異於死路一條。當然，這不能動搖我。可問題就出在這兒：一邊是不動搖的決心，一邊是鋒利如刀刃的現實，要想調和二者，幾乎不可能。

南加州的夏夜冰涼如水，黑如漆。不遠處，太平洋的波濤拍打著西海岸，自如，頑強，不知疲倦。煙頭扔了一地，悉心打掃幹淨，不留一點痕跡。天空漸漸發白了，苦悶並沒有緩解。

小穆認識一位台灣老者，舞文弄墨，人稱才子。在美國幾十年，忙忙碌碌於生計，不知道正業是什麽。我到一個小中文電視台做過節目，就是此老站在攝影機後麵給予指導：“聲音再大一點，情緒要飽滿……”有一次，我和小穆在加油站看到了他白發蒼蒼的腦袋，他開一輛租的麵包車，準備帶台灣旅遊團去拉斯維加斯。我忽生感觸，對小穆說：“我到50歲的時候，恐怕就是這個樣了。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說完寒心，亦不甘心。

消磨苦惱沒別的法子，還得寫。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回到家就乏了，睡一個小時，寫到半夜。後來晚上常有飯局，我又嚐試早晨6點起來寫，寫到8點半，出門上班。

2

比起紐約，洛杉磯的節奏顯得緩慢，人們有股子悠閑勁兒，不太著慌，過得挺滋潤。四季幾乎沒有差別的溫熱氣候，使人產生懶洋洋的感覺。

我1991年剛到洛杉磯時，借住在朋友李家。李40出頭了，單身，是個大酒鬼兼大情聖。我們一夥人常喝得倚裏歪斜。我第一次喝馬提尼，就是他推薦的，他刻意隱瞞了馬提尼之威力，說一口喝幹才過癮。我一連幹掉4杯，就趴在台子上了。

那是一家墨西哥人開的酒吧，有個小舞台，我們就坐在舞台邊上。漂亮的女歌手在樂隊伴奏下放聲歌唱。我時不時抬起頭來給女歌手伴唱：“嗷兒——！”一次一嗓子，像狼。李指著我對歌手說：“他喜歡你。”歌手說：“我也喜歡他。”“你把他帶走吧。”“好啊！但不是今晚。”最後我是被李和山姆架走的，一邊走，還不忘了給歌手助唱，“嗷兒——！”

中國春節那天，我們在飯桌上就開始喝，飯後換了兩家酒吧，不停地喝，半夜又全部擁到李家，各挑自己喜歡的繼續喝。他儲藏有各種酒，我選了一瓶1.8升（3斤6兩）超大瓶日本清酒，喝得一滴不剩。我們橫七豎八躺在地毯上，都醉了。紐約的朱老板打來電話問候我，李接起電話，對我喊：“曉陽，找你的！”然後就掛斷了。我在另一頭，支起上半身，手抓空氣作握聽筒狀，放在耳邊繼續打鼾。

我來的第三天，他開車帶我出門。我問去哪兒？他說：“帶你考駕照去，筆試。”“啊？我什麽都不知道啊！”“後座上有本筆試題解，你翻翻。”翻了20分鍾，車管所就到了，我考了個不及格。當我拿著試卷去櫃台約下次考試時間時，櫃台裏的黑人兄弟滿麵笑容，看都不看就給蓋上了通過的大章。

我買的是一輛馬自達323二手車，已跑了8萬多英裏，1500美元。誰有空了，就來陪我練車。經常來的是凱文，老同學小林的丈夫。事先，小林給我打了預防針：“如果凱文罵你，你可千萬別介意啊！他就這脾氣。”小林開車就是凱文教的，老被罵。可凱文一次也沒罵過我，還教了我許多考試的竅門。不是我開得好，而是夫妻不能互相教開車——你坐在一位菜鳥駕駛的車上，肯定會覺得危險的，夫妻之間無顧忌，張嘴就能罵，但對朋友，就是另一個樣了。兩個月後，我順利拿到了駕照。

第二天是周末，阿城叫我去吃飯，我開上車就進了高速公路。第一次在高速路上駕車，很刺激，興奮加害怕，全身僵硬。聊到深夜2點打道回府，路上幾乎沒有車，心情也放鬆了，一高興，唱起革命歌曲來：“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下一個周末，去機場接人。臨出門，忽然想到機場的路縱橫交錯，不知怎麽去接，於是趕緊打電話谘詢。一個朋友告訴我：“路牌上有圖：機頭朝上是送人，機頭朝下是接人。”我又是一路高歌去了機場，看圖認路，難不倒文盲。

由此，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隻要在高速路上開車，就高唱紅歌，把小時候練的童子功，又都撿起來了。

3

我在一家中文小報上班，主要工作是編輯。為了讓筆勤快起來，我開始寫人物專訪，一年采訪了二十多人。後來又另開一個專欄，兩周寫一篇二三千字的隨筆。一年下來，筆頭果然活泛了。

我以前北京的同事張利惠，在南加州大學學電影，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老太太90歲了，福建人，上世紀二十年代（也可能是一九一幾年，記不清了）與先生來美國留學。先生是美國最早的華人教授之一，很有名。去世後，老太太很懷念他，想寫回憶錄。但她已超過60年沒寫過中文，擔心寫不好，要請人幫助。張利惠推薦了我。方法是：老太太每寫出一段，拿給我，做文字上的修改。剛開始確實有點兒疙疙瘩瘩，我一一把它捋順，很認真。但沒過多久，老太太就寫順了，而且越寫越好。我一看，這根本用不著改呀！於是每次就是把她的原稿謄寫一遍，再交給她。老太太也沒說什麽，工作順利完成，付了我大概一千多美元。

二十年後，老太太早已仙逝，我和張利惠等幾個朋友在北京吃飯，我講起這件事，感歎說：“老太太在福建上的小學中學，都是美國教會辦的，中文底子真紮實！她的文章有自己的文氣，我一點兒都不舍得動，隻有照抄。好在老太太也沒看出來，要不該說我騙錢了。”張利惠管老太太叫奶奶，大笑，說：“什麽沒看出來？奶奶老跟我嘀咕，說曉陽怎麽也不給我改了？怎麽抄一遍就給我了？”又說：“奶奶要是知道你這個評價，得高興壞了。”“啊？！”我很吃驚，“敢情她知道呀？那她一定認為我是糊弄她。”大夥兒說：“你丫就是糊弄人家！連90歲老太太的錢都騙，你好意思嗎你！”

我遇到過騙錢的，不過沒上當。

一天，一位朋友打來電話，說有個台灣老板要成立公司，“想找幾個骨幹”，讓我周末去開會。那是雷克大街靠近210高速路旁的一棟寫字樓，離我家很近，我去了。一進去，黑壓壓地坐了上百人。那位台灣老板正在演講，小個子，脫了西服隻穿襯衣，領帶也給拽鬆了，隻聽他說：“舊金山的是黃埔一期，我們這裏，就是黃埔二期……”屏幕上播放著舊金山的高樓大廈，自稱都是他的。

這哪裏是什麽“骨幹”會？分明是用報紙廣告招來的社會閑雜人員。我站起來要走，朋友把我攔住了。大會散，有二十多人、包括我，又被引導到一間小會議室裏。這些人中倒有熟麵孔：趙丹的兒子趙勁、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個子弟、還有幾個博士生。老板進來，又是一通天花亂墜，把坐在他旁邊的一個50多歲老頭兒說得激動萬分，抓住他的胳膊說：“老板啊，我聽了那麽多金融講座，沒一個比您說得透徹！真是太精彩了！”老板很得意，繼續吹，說以後我帶你們去賭城，用我的辦法，保證個個都贏錢。最後他宣布：從下周一晚上開始，對我們進行培訓，培訓一周就可以進公司了，期間不僅不收培訓費，每人每天還發20美元車馬費。

我當然沒去培訓。老板說的我不懂，所有關於金融股票投資賺錢的話我都沒興趣、聽不懂。此外，我認定他是個騙子。認定方法簡單粗暴但很管用：錢是靠勞動賺來的，沒有天上掉餡餅這回事，有，也砸不到我頭上。誰說要砸我，誰就是騙子。

一個星期後，會上的人給我來了電話，問我為什麽不去參加培訓？我說沒興趣。他說：“先把車馬費拿了也好嘛！”然後又講了一遍如何能賺大錢，還說，那二十幾個“骨幹”都很踴躍（事實是有三五個人和我一樣沒去），其中一位我認識的博士還托他給老板送了點心。“送點心？”我問，“幹嘛呀？走後門？”他看我不上道，就直接說了：“這麽說吧曉陽，你有一萬塊錢嗎？”“幹嘛呀？”“投資啊！最少一萬塊，某某已經投了五萬！”“我沒有。”電話就掛了。

幾個月後，台灣老板卷款而逃。舊金山的大陸同.胞受害者組成了團體，向聯邦調查局報案金融詐騙。洛杉磯上當的人們也聞風而起，可是已經晚了。據報道，最多的竟有人投資了幾十萬美元，全部打了水漂兒。評論說：想不到大陸人還真有錢。（那是1991年啊！）

後來，這位台灣老板逃出美國，又去了中國，用什麽手法不清楚，反正還是集資詐騙。2000年前後，因詐騙數額巨大，被判處死刑。

4

李的好朋友山姆，也是小個子台灣人。一次我們去大熊湖度假，他穿了件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衫，被人起外號叫“小花蝦”。他自己做生意，辦公室恰巧和我們報社在同一層樓。一間房，一個人，冷冷清清，也不知道做什麽。有一天，我擔心他太無聊，就在A4紙上寫了五個大字“毛主席萬歲”，用傳真機給他發了過去。幾分鍾後，我走到他辦公室，推門而入。他一見我就樂了，說：“他媽的，我說是誰呀，發的這是森魔（什麽）？原來是你！”我說：“收一份傳真，總比一份都沒有好嘛！”

我比山姆好不到哪兒去，心裏仍空落落的。寫隨筆和人物專訪把筆遛開了，特別想寫小說。可心沉不下去，故事就冒不出來。而要把心沉下去，必須擁有充裕的時間。

我訂了一份國內的《讀書》雜誌，看到這麽一篇文章：作者早年在美國的大學修寫作碩士課程，導師是美國的一位小說家。導師不斷地讓他們寫寫寫，他卻經常寫不出來。導師問為什麽？他說沒靈感。導師說：去他的靈感！你必須每天都坐在打字機前，寫，如果什麽也寫不出來，就把腦子裏此刻冒出來的一句話敲在紙上。堅持下去，就能寫出來了。

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啟發。

我忽然冒出一個念頭：辭職。這個念頭讓我激動。

我有一個特點：每逢來到十字路口，會在一跺腳間，決定往哪兒走，然後毫不猶豫地走下去。困難是會越想越多的，掂量來掂量去，可以叫深思熟慮，也造成猶疑不決。輕率是缺點，但遇到重大抉擇時，輕率一下也許能解決問題。說得冠冕堂皇點兒，這叫聽從內心的召喚。

我已在報社工作一年了，1992年4月理事會開會時，我提出辭職。理事們問為什麽？我說想寫東西。他們都不信。經我一再說明，他們似乎感到釋然，說咳，寫東西幹嘛要辭職呢，你去寫好了，不用在辦公室坐班，反正把你負責的這一攤事做完就行。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了，我大喜。從此，我每天上午在家寫作，一直寫到下午2點。吃罷飯，去辦公室。工作早已駕輕就熟，一兩個小時就能做完。然後或者去遊泳，或者回家。晚上約飯局，心理不再有負擔，該吃吃該喝喝，反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已經在上午幹完了。

多年後，想起辭職這件事就後怕。那是一個愚蠢又荒唐的念頭。倘若沒了工作，我能支撐幾個月呢？即便真寫出什麽，還不是餓肚皮？早晚總要出去打工的。到那時，恐怕在餐館後廚洗碗也得認了，前途漆黑一片。

5

這年5月，美國詩歌學會邀請一些中國詩人訪美，最後一站在舊金山。其中北島、多多、顧城是老朋友，讓我過去玩兒。我開了5個多小時車，一路唱著革命歌曲，到了舊金山。

我隻參加了在伯克利一家大書店舉辦的詩歌朗誦會，人頭攢動，燈火輝煌。每位詩人先朗誦自己的中文詩，然後分別由美國的詩人或作家朗誦同一首詩的英文譯本。顧城在朗誦前說了幾句話，我是記者，手勤，記了下來，現在應該成為獨家記錄了。他說：

我是在秋天出生的，因此我常常感到悲傷。我又是屬猴的，所以我很喜歡幹壞事兒……後來我發現，隻有在詩裏，這兩件事才是被允許的。在詩的世界裏，我可以像個孫猴子，想要變成一條魚，就可以變成一條魚在水裏遊；想要變成一隻鳥，就可以變成一隻鳥在天上飛。

北島和多多講得也很好，但有不少敏感詞，在此就不照錄了。多多大意是說：以前在國內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泛西方主義者”；來到西方後，我覺得我成了一個“泛人”；三年後的今天，我就隻是一個“泛”了。

朗誦會結束，大批聽眾不願離去，圍著詩人們交談和求簽名。我的一個舊金山的朋友想認識多多，我拉住多多，介紹說：“這是我的朋友，唱歌的。”多多看都不看她，仰起下巴，轉身而去。這位遠離故鄉的“泛”，還是他媽的那麽狂傲。

我們每天晚上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一天我喝多了，把一路上唱的紅歌又挨個兒唱了一遍。北島和多多都學過美聲男高音，又酷愛歌劇，居然忍受住我的“民族”唱法，真給麵子！

最後一天，詩歌學會安排了晚上9點的雞尾酒會。之前，我們幾個找了一家中餐館，吃火鍋喝紹興酒。我那天話特別多，酒勁兒一衝，感時傷事，哭了。飯後來到街上，北島一看架勢不對，怕我在酒會上撒酒瘋，果斷宣布：“曉陽就別去酒會了。”多多抗議道：“你憑什麽不讓人去呀？憑什麽不讓呀？”顧城似乎被我的胡咧咧感動了，飯桌上望著我的眼神流露真誠。此時，他與謝曄特意走在我身邊，對我說：“你的《胡同》寫得好，那篇小說寫得不好，《胡同》好……”剛下過雨，地麵濕漉漉的，他們一直把我送到住處。

他是在安慰我！我忽然明白了：顧城其實什麽都懂，人情世故也了然於胸，並非是個缺根兒筋的詩人或缺心眼兒的書呆子。至於他願不願意去應和，就是另一回事了。

6

李早就去了廣東開工廠，把一船一船的洋垃圾運過去，那裏麵有寶。我先是把他的房子租下來，以後又換到隔壁的大套房。山姆與一個北京人合夥做中國貿易，迅速發了財。他從北京進口的家具賣不出去，到處送朋友，我收了一套餐桌椅，雖然傻大粗笨，質量還行。小林和凱文也頻頻回國尋覓商機，有一次是我淩晨5點把他們送去機場的。

紐約老劉供職在一家大公司，他們招待的中國官員如果來洛杉磯，就讓我接待。他們的長期貿易夥伴、某省服裝公司經理送我一件自產的襯衣，第一回穿還行，洗過以後，衣襟縮到了肚臍眼、兩個袖口夠不到手腕子。

美女瑪麗安做的生意是購來二手奔馳寶馬，把它們鋸成兩截兒，當廢銅爛鐵賣到中國，到了中國再給焊上，整車出售。我認識的北京一位電影明星就買了這樣一輛奔馳，可能是焊接沒對齊，右側兩個車門都打不開，隻能從左邊上車。

一批批中國官員和國企經理開始組團來美考察學習，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的華人迎來了賺快錢的好日子……中國經濟要起飛呀，全世界都跟著蠢蠢欲動。

我接連寫了幾個短篇小說，心情舒暢。回想剛到洛杉磯時，北島催稿，我熬夜寫了一篇《一夜風流》，雖然刊出，但北島幾次批評我寫得不好（亦即顧城說不好的那篇小說）。現在這幾篇，總算比《一夜風流》有了進步。其中一篇《煤》，我自己挺滿意，但阿城批評說：“寫得太完整。”這句話讓我思考了很久，對短篇小說的認識，又上了一個台階。

我文革時期的發小田力和他的搭檔老童來美國出差，住在我家。田力是一家國企的黨委書記，老童是廠長，二人的酒量沒有底。正好李從廣東回來，酒鬼遇酒鬼，別提多高興了，從他家源源不斷地把各種酒運來我家。

二人喝啤酒是這樣：一升啤酒在手，一仰脖，董！董！董！三口就沒了，時間僅在5秒以內，把李也看呆了。

老童喝嗨了，對我抱怨：“我他媽跟你這哥們兒（田力）搭檔算倒了黴了！花一分錢都看著我，我把企業搞得這麽好，個人一點兒好處沒有！”又大罵田力和我：“你們他媽的幹部子弟懂什麽？我6歲撿煤核兒，14歲就有性生活。你們他媽比得了嘛！”我自愧不如，連聲說：“比不了！比不了！”

我早就聽說，老童抓生產是一把好手，就是“作風”老出問題。田力當書記後，找他搭檔，果然幹得風生水起，又得益於對外開放的大環境，二人把一個奄奄一息的企業，迅速做大了。

田力平時寡言，一喝酒話也多了，說起文..革舊事，無意中觸碰到我的童年創傷，真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啊！我從酸澌淚下，發展到嚎啕大哭。但醉歸醉，還知道大老爺們哭鼻子丟人，趕緊跑到廁所裏去了。田力也醉得不輕，追到廁所，抱著我也哭了，直說：“曉陽，我理解你！”

李在旁邊看熱鬧，拿起相機不停地拍。第二天洗出照片一看，我們都大驚失色：四條漢子全都脫了上衣，光著膀子相擁舉杯。誰也不記得是什麽時候、為什麽脫的衣服？我們一邊傳看一邊笑，雖說洛杉磯的冬天不冷，可也不至於熱成這樣兒啊！書記一把搶過來，把照片撕了；回到家，連底片也絞了個稀碎。

那一晚我們四人喝掉5斤威士忌、2斤伏特加，以及不計其數的日本清酒和台灣啤酒。我是喝得最少的。

還是年輕啊！

田力和老童後來多次來美國，都是住在高級酒店裏了。他倆是我見過的合作時間最長、配合最默契、最終結局完滿的一對搭檔，實在難得。

7

1993年秋，顧城謝曄輾轉來到洛杉磯，在我家住了15天。此事我已寫有專文（見《顧曉陽：絕命之前，顧城謝曄在洛杉磯》），這裏就不贅述了。

他們是9月21日離開洛杉磯回新西蘭。到了10月9日，周六，中午我吃完飯在臥室睡午覺，剛迷糊，電話鈴響了，我不想接。鈴聲過後是錄音，隻聽端午說道：“曉陽啊，今天早上慧燕的同事看到法新社一條新聞，說新西蘭有一個中國的著名詩人殺妻自殺……”我噌地跳起來，飛奔到客廳，抓起聽筒。過後聽錄音回放時，我的頭幾聲嘶叫也給錄上了，“端午！端午！……”聲音顫抖，無比淒厲。

《世界日報》值班編輯看到的這則新聞很簡短，說事件發生在10月8日，但沒寫那位“著名詩人”姓字名誰。端午找我要顧城的電話，想打過去驗證一下。顧城家裏沒裝電話，他給我留的是他姐姐顧鄉的電話，他們同住在一個島上。我對端午說：“我的電話本就在手邊，但現在我找不著。你讓我緩緩。”我的眼睛沒有發黑，什麽都看得見，但腦子卡住了，看見什麽都不認識。

後來《世界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說我“嚎啕大哭”，並無此事。我隻有震驚，顧不上難過。

我坐下來，點上一支煙，心亂如麻。抽第二支煙時，腦子能動了，向桌上一掃，電話本果然在那裏。這時我多了個心眼兒，如果端午或記者貿然給顧鄉打電話，而根本沒有這回事，那多不好！不如我先給顧鄉打個電話。

電話通了。顧鄉一聽是我，很熱情，彼此寒暄良久。我是不敢提顧城的，倒是她主動說：“他們說了，在你那兒玩兒得特別開心……”我一聽，沒事兒啊！哪像出了凶案的？很正常。

我就問了：“顧城他們怎麽樣啊？”

她停頓一下。“出了點兒事兒。”

“是嗎？出什麽事了？”

“顧城把謝曄打了。”

“打了？打成什麽樣了？”

顧鄉以克製的語調，敘述了這一經過。

放下電話後，我反複想象著最後那個片段的情景：斧子、繩索、手上的血、特別是顧城當時的心理……越細想，越可怕。

他們在我這裏住了整整十五天，朝夕相處，親如家人。分別僅十八天，一變為鬼魂。此刻，滿屋子都是他倆的身影聲欬，向主臥房門口一望，就覺得謝曄能走出來。

我不能在家呆著，要出去轉轉。拿起車鑰匙，又覺得不行：目前我這恍恍惚惚的狀態，開車肯定要撞啊！

暮色下來了，天將黑。既不敢出門，更怵夜裏一個人在家守著。想來想去，分別給阿城、朝華、孟悅打電話，請他們來陪我。他們還不知道這個消息，都很震驚，馬上就來了。

阿城笑說：“你挺大個個子，膽兒這麽小。”我給他們作揖，說：“謝謝你們陪著我！我是真不敢一個人哪！”半夜，艾蓓從北加州打來電話。顧城謝曄來洛杉磯之前，先在她那兒住了幾天，她剛聽說，嚇得睡不著覺。阿城對她說：“你睡覺前洗澡的時候啊，浴室別關門，門口放一麵鏡子。”“為什麽？”“他們倆來找你，你好提前能看見啊。”艾蓓“啊”地慘叫一聲，罵了句“你個死阿城！”馬上把電話掛了——好像那二位能順著電線一下過去似的。

我們四個人整整聊了一夜。

端午從紐約來了。寓居洛杉磯的一位大人物請他來看風水，完事後，他來慰問我。一進門，我就立刻跟他說：“大哥啊，我這房子可是租的，屋裏的家具什麽的，你讓我怎麽擺我怎麽擺，可是拆窗戶堵門穿牆打洞我可做不到啊！”端午理都不理我，往沙發上一坐，把羅盤往茶幾上一擱，厭煩地擺擺手，意思是別瞎嗆嗆了，擾亂思路。

承他指點，隻做了一些小調整：書桌本來是靠西牆的，他讓我搬開，坐要“背實麵虛”。臥室裏的床，盡量離門遠一點兒。牆上有一張梵高自畫像，他一把扯下來，扔進垃圾桶。還給我五枚清朝銅錢，讓我釘在門檻上。門衝著樓道的窗，他囑我找個小鏡子掛在門上。又送我一副風鈴，臨走，來了一句：“你可別瞎掛啊，掛不對地方，鈴一響，他們倆就來了。”嚇得我把風鈴壓在箱底，再也沒動過。

謝曄的那個情人大魚，辭職棄家，興衝衝從德國來到新西蘭。他本是來與心上人團圓的，沒想到下了飛機麵對的是這樣一場慘劇。除了顧城，北島和楊煉都在德國那個城市住過，他都認識。當時北島在密西根，他在新西蘭舉目無親無處可去，隻好投奔了北島。密西根氣候嚴寒，風雪彌漫，晚上哪兒也去不了。北島本來就不愛說話，二人四眼對孤燈，可以想見多麽難熬。北島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倆都快瘋了，能不能讓大魚到你那兒玩兒幾天？我不認識大魚，自己也還驚魂未定，幫不了這個忙。

楊煉從香港發來一份傳真，說不日將來洛杉磯，問能不能住我這兒？我給他回複，開玩笑地寫道：請你從生理學、心理學、精神病學以及其他各種學科的角度原諒我，我再也不敢跟詩人一塊兒住了。後來楊煉夫婦住在另一位朋友家，我也認識。我開車拉著楊煉到附近的山上轉，聊的全是顧城，唏噓感歎不已。山頂上荒草稀疏，放眼望去，夕陽在空氣中顫抖，丘陵像歲月起伏不平。

8

阿城是最早用電腦寫作的。我周圍有一些理工科博士生，也經常念叨電腦的好處。我動心了。當時電腦很貴，我請物理博士湯義幫我找個便宜的“筆記本”，他在促銷廣告上選了一款AST牌的，加稅1300美元。我是個“機械盲”，有了電腦也隻當打字機用，其他功能一概不會，連遊戲也不玩兒。

那時互聯網還不普及，在我看來，上網是一項高深的技術工作，隻有博士和高人阿城才擺弄得了。花1300美元買一台打字機？對我來說過於奢侈了。這迫使我最後一次問自己：你這輩子真打算跟碼字兒死磕了嗎？問題不太難回答。1994年5月，我買了第一台電腦。

幾年來我入睡有困難，原來是偶爾，後來變得經常。但隻要睡著了，質量很好，一覺睡到大天亮，從不起夜。像一九九一、九二年那樣半夜醒來無法入眠的情況，再也沒發生過。我養成了上午雷打不動坐在桌前工作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年四季都陽光燦爛的洛杉磯，使我的神經變得大條，既不傷春，也不悲秋，無冬曆夏，傻吃傻喝，傻玩傻樂。實話說，這種呆傻狀態，對一個想當作家的人來說，可能是不利的。但我適應了這裏，愛上了洛杉磯。

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莫如在鍵盤上敲敲打打。鄉愁變成了數碼的，可以儲存。淚水也能夠輸入電腦，轉化為電子版，而那些存在肚子裏的，就不需要通過淚腺來分泌了。

這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