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丨80年代在北京的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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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誦，1947年出生，初中就讀北京女12中（原貝滿女中），高中就讀師大女附中。文革中坐過幾年牢，在河北白洋澱當過知青。現為澳洲知名華裔女作家，著有自傳體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定居悉尼。

作者：陶洛誦 

摘選自作者回憶錄《生之舞》 

1970年代的陶洛誦

一、涉外婚姻來勢洶洶 

　　早在農村插隊的時候，聽戎雪蘭說：“北大有兩個農村來的工農兵學員，毫不嫉妒地爭著嫁給一個非洲小國來的黑王子，旁邊人看了甚覺可笑，說等去非洲的船開了，不把她們扔到海裏才怪呢！”那是我首次在“文革”中聽到的有人想靠婚姻出國的消息。

　　漸漸地，這種涉外的愛情、婚姻故事越來越多，成為一種趨勢，勢頭洶洶，勢不可擋。 

　　接著聽堂妹莎莎說他們中央美院有個學生找了個印度人，這個印度人的老爹在聯合國工作，這女孩成為許多人羨慕的對象。我有次去美院學生宿舍找莎莎，碰巧看到這女孩兒，黃黃的瘦瘦的，談不上漂亮，很機靈的樣子。 

　　再接下來就是“星星畫展”的女畫家李爽女士，李爽的故事比較完整，影響又大，轟動一時。

　　“星星畫展”後，李爽與法國大使館一文化參讚白天明戀愛，白天明的叔叔是當時法國的國防部長。北京東城王府井附近有塊地界叫“紅霞公寓”，住著的都是外國人，李爽住進了白天明在那兒的公寓。馬德升他們去公寓探訪過李爽，李爽穿著綢緞的拖地長裙，坐在精美的梳妝台前，梳妝台上從低到高碼著一排香水瓶子。在閑適的生活之餘，李爽依然作畫。

年輕時的李爽

　　這種同居生活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尤其是和外國人。有天，李爽的姐姐去看李爽，李爽出來開門，被事先埋伏好的警察逮了個正著。

　　李爽被判勞動教養兩年。

　　這下氣壞了老白，逮李爽時老白正在香港出差，回家後見太太沒了，就去準嶽父家（李爽的父親曾被打成右派）拍出一千多塊錢，說是給李爽刑滿釋放後去法國的飛機票錢。老白自己回法國後，向報界新聞界談了這事，法國人炸了窩，據說掀起個和中國人結婚的高潮，巴黎街頭掛著李爽的巨幅畫像，郵局裏發行李爽頭像的郵票。

　　我問老馬：“李爽長得漂亮嗎？” 

　　老馬說：“眼睛不算太大，可特聰明，小眼睛一眯一個主意，瞄準了誰一擊一個倒兒。”接著老馬感喟地說：“有的人雖然長得特別漂亮，可是不會運用。”還怕我聽不出來，又進一步指點說“我認為你模仿你母親是沒有意義的。”我母親是社會（母親學校，父親單位，街道，街坊四鄰，親戚朋友）公認的賢妻良母。我父親和我母親離婚時，把整個家，我奶奶和我們這四個孩子留給母親，自己出走了。老馬常去我家，深知我母親的艱辛，又看我一個人撫育兒子，認為我在步我母親後塵。 

　　老實說，我在中國時還不開竅，一直追求純粹不攙任何雜念的感情，生活雖然艱苦，但在母親的羽翼下，沒有生存的危機感，仍能生活在虛無飄緲中。

　　回過頭再說李爽，兩年勞改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大批外國記者堵在監獄門口恭候李爽。接受過專政滋味的李爽說：“今後一定按照政府法律辦事。”由此推斷李爽的罪名可能是違反了《婚姻法》，不該未婚先與洋人同居。

1984年2月4日，李爽與白天祥在巴黎舉行婚禮

 　　下一個李爽是喬雪竹的同班同學——中央戲劇學院的張諄。因為雪竹的關係，我也認識這張諄，張諄長得可真漂亮，絕對夠得上美人兒檔次。麵部輪廓分明，高鼻梁大眼睛，皮膚細白，身材挺拔，腰細臀豐，又有書卷氣，十分招惹人。先見張諄和一軍人男友在一起，張諄本人也是軍人，後來男友換成一法國大胡子，張諄不僅被開除軍籍也給抓了起來，下落不明。

　　1987年我出國後，看到海外華人雜誌連載張諄的自傳體小說，想必已先我一步到了國外。在澳大利亞，還碰見過一楊姓老太太，自稱去過法國，並給李爽看過兩個孩子，可見張、楊二人在法國過得都還不錯。

　　奇怪的是公安局抓的都是女人，男人與外國人結婚的一個沒抓，如王克平娶的法國太太，黃銳娶的日本太太，牟誌京娶的美國太太……皆是皆大歡喜，攜著外籍妻子走出國門。

　　牟誌京說出一種大家都比較認同的看法兒，就是公安局可能認為中國女人讓外國男人占便宜是丟臉的事，中國男人娶外國女人則是臉上有光的事。

　　這種說法也是有據可考的，改革開放後，進來的外國人多，妓女應運而生，當時公安局恥於用妓女二字來形容這類事情，管涉外妓女叫“四百號”，有檔說這是丟國格的事情。聽說還有“四百號”被槍斃的事情，不知真假。

　　而今，涉外婚姻已像雨後春筍一樣，遍地都是。富裕後的中國同樣吸引了許多外國新郎、新娘，現在已經不知道是嫁出來好還是嫁進去好。

陶洛誦與趙京興的婚禮照

二、我的英國女友徐莉亞

　　徐莉亞的英文名字叫Celia，她是從英格蘭倫敦附近來中國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讀中文係。她原來把自己的名字翻譯成寇莉亞，我叫了她幾年寇莉亞，她中文提高後，說翻成徐莉亞更妥當，我就又叫她徐莉亞。

　　她是牟誌京美國太太的朋友，不同的是，牟誌京太太來中國教英文，徐莉亞來中國學中文。我們相識在友誼賓館牟誌京的婚禮上。

　　我和遇羅錦到達時，客廳臥室都擠滿了來賓，徐莉亞孤零零地坐在一群中國人裏，像個星外來人。她有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特征，白皮膚、高鼻梁，褐色的眼睛，褐色的頭發，臉頰紅紅的，像兩朵火燒雲，那年她二十五歲。當她聽到遇羅錦的名字時，熱情地站起身來，想和羅錦攀談。羅錦對外國人不感興趣，當徐莉亞請羅錦留下聯絡地址時，羅錦說：“你找她吧。”羅錦指著我說。

　　就這樣，徐莉亞帶著盒巧克力糖來到我家，和我成了朋友。

　　我們倆沒有語言障礙，這徐女士在英國時貸款一千英鎊專門攻讀漢語，她像資本主義國家許多激進青年人一樣，是個社會主義者。

　　我和徐莉亞在一起的時候，我遠遠沒有她坦率。徐莉亞是研究婦女問題的，至今我記憶猶新的一次談話是，她首先談自己十六歲時和男友發生了性關係，並說從那時開始感到受男孩子的欺負。接下來她向我詢問同樣的問題，我感到為難，我恥於開口，我拒絕回答。她凝神等待了一陣，隻好作罷。

　　我甚至沒對她談過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例如我外婆因為成份是地主被轟回安徽老家的事，我認為這不僅丟我的臉也丟中國人的臉。這種對外國人的態度源於我爸對我的教育。

1986年，徐莉亞在陶洛誦家

　　三年自然災害，我小學五年級，那天下學我忽然心血來潮去科學院出版社找我爸。我爸帶我在食堂吃了碗一點油腥都沒有的熬茄子，說已經請示了黨支部，一位以前工作上的朋友從蘇聯來旅遊，要見他。既然我來了，就帶上我。路上，我爸對我千叮嚀萬囑咐，千萬別說中國鬧饑荒，沒得吃的事。

　　到了那朋友（中文名叫王崧山）夫婦下榻處，他們拿出好多好吃的東西款待我們，麵包、香腸、黃油，火腿等等，我爸使勁讓我吃，我都吃不下了，我爸還讓我吃，我又吃了一片香腸，覺得胃很不舒服。

　　平時我爸老說我們不應該隻這麽高，正長個兒的時候趕上饑荒年代，有錢買不著東西吃，才這麽矮（我1.64m）。

　　我和我爸，一點也沒露中國遇上饑荒的事。可人家自己看出來了，說商店裏沒東西賣，早知道這樣，多帶些吃的來。 

　　由於虛榮心好麵子（我當時認為是為了中國人的麵子），我可說的話就不多了，談話的主角倒成了徐莉亞，這倒幫我瞭解了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真相。

　　原來上學時總準備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類，後來知道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類時，對資本主義國家又產生幻想，以為他們個個幸福快樂。徐莉亞的話讓我知道了不少真相。“英國中學生畢業後隻有百分之五的人才能上大學。”她說。“百分之五？”我不能相信，“百分之五。”她看著我，肯定地點頭，她的漢語沒問題。這一點就夠讓我失望的。

　　插上一句與本文關係不大的話，前幾天，法國因為熱浪熱死一萬多人，我的澳洲女友瓦拉瑞說：“這個國家可夠窮的，怎麽那麽多人不安空調。”瓦拉瑞也是個社會主義者。我的兩個親密的外國女友竟都是社會主義者，這難道隻是個巧合。

　　有次徐莉亞眼淚汪汪地對我說同屋住的女孩對她不好，在我詫異的眼神下，她很快收起了眼淚。待我到澳大利亞留學後，才明白對留學生來說，居住是個多麽大的問題。沒過幾天，她邀請我去她住的老虎廟，一座在當時相當現代化的公寓，主人是個印度尼西亞華僑，那座屋子，價格當時是人民幣五萬。

1986年，徐莉亞在陶洛誦家

　　她住老虎廟以前住在北大宿舍，又小又擠又不方便，吃留學生食堂，我看那些外國學生一點也吃不慣中國飯。一個又高又胖又壯戴黑圈眼鏡的短發澳洲姑娘把醬油往花生米上澆，她是學鋼琴的。

　　徐莉亞的父親是個律師，在徐莉亞留學期間，突發腦溢血去世了。徐莉亞平靜地告我這件事：“他一點沒受罪”。為了安慰母親，徐莉亞接母親和姑姑來北京旅遊，我請她們來我家作客，街道積極分子吳大媽跟著也進來了，問我怎麽一下子來這麽多外國人，我解釋清楚，她沒再追究。

　　這在“文革”中簡直無法想象，別說外國人，就是中國人都不行。文革開始時，有一楊大媽，她家本住在我們胡同外的刻字鋪裏，七個孩子兩個大人睡覺時腳都伸在門外。1966年“紅八月”，她自稱紅五類，把一百三十三號的房東王開泰的母親鬥了，說她家是國民黨偽軍官團長，把老太太剃了個十字頭，叫來紅衛兵抄走全部財產，把王家母子掃地出門，她占了王家三間大北房。她成了居委會主任，負責監視胡同全體居民，她的得力幫手是搶占我家五間房子的張大媽，兩個人都因操心過度，心力交瘁，英年早逝。居委會主任的位子落到了吳大媽手上。

　　吳大媽的丈夫原是資本家，兩口子在公私合營後入了黨，後來吳大爺被勸退，吳大媽的黨籍倒保住了。這回我回國探親，八十多歲的吳大媽還在連任居委會主任，我請她找個清潔工掃掃胡同，工錢由我付，我不想讓第一次到北京的冉·阿讓對北京有個骯髒的印象，吳大媽幫了我這個忙。

　　我與徐莉亞純屬友情的交往使徐莉亞很愉悅，我出國時，她幫了我兩個忙，她當時的男朋友是埃塞俄比亞大使，澳大利亞的可可小姐是大使的朋友，我的簽證是徐莉亞幫我辦的，她還從她工作的美孚公司用1：3.70的官方牌價為我換了一千元美金，我從未求過她，這兩個忙是她主動幫的。

　　幫我出國留學的另有其人，他要求我永遠不要寫他，為了遵守諾言，我不能用文字來表達有關他的一切，他如能看到這一切，就能知道我對他有多感謝。

　　我到澳大利亞後，繼續和徐莉亞通信。現在她也到了澳洲，住在西澳佩斯。

陶洛誦和她的女兒在澳大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