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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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史
我是何以生，男，79年生，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做教授。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關於我的父親，老何。
老何曾經也是個小何。老何是陝西渭南人，小時候特別愛吃羊肉泡饃。據說他小時候家門口有家泡饃鋪子，他每日聞著肉香遙想一番，卻隻有逢年過節才能去打牙祭。
60年代的 一個冬至，老何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他捏著母親留下的錢興致勃勃衝進泡饃鋪子，自取一個缺了口的搪瓷碗，裏麵放兩個半熟的饃，用髒兮兮的手指把白饃掰成滿滿一碗小黑球。像變戲法似的，搪瓷碗再上桌時裏麵便多了熱騰騰的羊肉湯，上麵還漂著一層油脂，用筷子往下翻，下麵還藏著粉絲和木耳。老何喜歡放一大勺辣子，用筷子上下攪拌，待辣子均勻塗在每一塊饃上，就著熱騰騰的羊肉湯大口吞入。
但那頓泡饃老何隻吃了一半。老何記得有鄰居在門口喊“你爸自殺啦！”老何懵著腦子就跟著跑了出去。
老何的父親老老何，也就是我的爺爺，曾經是一名小學的校長，文革期間被歸為“黑五類”，當時被紅衛兵一腳踹進牛棚，臉陷在地上的泥濘中，抬起頭，睫毛和鼻孔裏都是牛糞，眼睛布滿血絲。那是老何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父親的樣子。
當老何從泡饃鋪子趕到牛棚的時候，老老何已經被運走。據圍觀的人說他用鐮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剛切脈時血流如注，在場的人用布纏住他的胳膊卻無濟於事，隻能眼睜睜看他慢慢死去。
老何隻看到了牛棚裏的泥地上有一片慘淡的暗紅。
那年老何17歲。後來我想，爺爺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個黑洞，一個可以吞噬掉所有強烈情感和欲望的黑洞。從我記事起，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仿佛多說一句都是錯的。
逝者如斯夫，生者還要繼續覓生活。
六年後，老老何已經平反，失去父親的老何成了一個高大沉默的年輕男子。每日穿著同樣的白色汗衫、軍綠褲子，來往在同樣的胡同中，但從不駐足與人搭話。
再後來，老何被招工去了西安，在一家國營機械廠當鉗工。
老何終於可以離開那條深不見底的胡同。昔日的舒適圈，早已在扭曲的壓抑下，變為牢籠。
他走出熟悉的巷口，遙望著當年牛棚的方向，長呼一口氣，扭身向火車站走去，再不回頭。
我 的 誕 生
幾年後，老何憑借異常的努力考上了電大，成了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
老何繼續保持著沉默和獨來獨往，成績則異常優異。母親後來回憶說，當時的老何穩重而帶有神秘感，很多女生都會暗地裏討論他。
母親是西安人，工人家庭出身，性格溫和，擅長精打細算。老何那時候每天上學都揣兩個燒餅當午飯，有一天中午老何打開鐵皮飯盒，驚異地發現餅裏夾了一層厚厚的醬肉。抬起頭，隔壁座位的母親慌忙將眼神轉向別處。
聽母親說，那時候醬肉很貴，她都是騎自行車去長安縣農民家買整豬剩下的邊角肉，然後再帶回家自己用大鍋燉煮，據說這樣可以省下五成的價錢。打那以後，老何每天的燒餅裏都有了醬肉。
老何吃了母親給的肉，便覺得對母親多了一層責任。電大考試的時候，老何做了人生中最突破道德底線的一件事，就是在交卷前十分鍾，和母親交換了試卷。
在老何的幫助下，母親成了當年考試的一匹黑馬，以全班第一的身份被西安最大的電廠錄取。上班第一天，母親在工地接受上崗培訓，在人群的縫隙中，她看見了同樣戴著安全帽的老何正衝著自己傻笑。
老何和母親在同一個工廠，不同組。順理成章，工友們次年就吃到了他們的喜糖。
1979年的一天，正站在電線杆上繡電纜的父親聽到工友喊“你老婆要生啦！”老何連滾帶爬從電線杆上下來，蹬上自行車就往醫院奔。平時20分鍾的路，老何10分鍾不到就到達了醫院。
但母親在產房裏遲遲沒有出來。從不抽煙的老何在門口抽掉了一整包香煙，據奶奶後來描述，老何當時的手一直在發抖。
“難產，家屬簽字。”漫長的煎熬迎來了老何最恐懼的幾個字。
老何當時整個人就癱了，他哆嗦著灰白的嘴唇說，“快抽我的血，抽我的血救他們。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老何總會把救人和輸血聯係在一起。仿佛隻要身軀中有血液流動，人就沒有理由會死。
當時我的奶奶緊緊摟著老何，婆娑著他的脊背。奶奶後來說，她和老何在那一刻心是相通的，她知道老何恐懼的是什麽，她知道在那一刻他們都想到了我的爺爺，想到了他在牛棚裏血流如注卻無法挽救的生命，和之後數月擦之不去的一地暗紅。
那一刻，我和母親的生或死，於老何來說，便是拯救或毀滅。他情願用自己的一地暗紅，來換一個明淨的新生命。
關於我出生的這段經曆，我不知道是否真如他們描述的那般驚心動魄。但最終的結局是皆大歡喜的，我呱呱墜地，母親安然無恙。
“男孩，六斤八兩，母子平安。”
老何抱起我，懷中的骨肉，讓他不用再承擔著曆史的陰霾，而可以坦蕩地往向更充滿希望的未來了。
那天晚上老何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童年的自己追隨著爺爺走在熟悉的老胡同裏。沿著胡同的土路總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後終於走到橋頭，橋上空空蕩蕩，一無所有，爺爺早已離去。正在落寞間，驀然轉身，他卻驚見了童年的自己，他看見自己呼喊著，“爸爸，我終於追上了你。”
童 年
也許是經曆了兩次生死，老何給我取了個略顯厚重的名字 ---- 何以生。
臧克家有一首詩叫《三代》，是這樣寫的：
孩子在土裏洗澡，
爸爸在土裏流汗，
爺爺在土裏葬埋。
在我童年的記憶裏，老何就像個高大而沉默的拖拉機，白天奔走在電廠和工地，晚上在家裏叮叮當當總有幹不完的活兒。
他不是一個會變著花樣逗我玩的父親。他和我在一起的時候，與其說是父子，不如說是將軍和小兵。
西安東郊縣城有個集市，小時候我常隨老何走去，有時是買花布，有時是打芝麻油。去集市的路遙遠而無趣，坑坑窪窪的紅磚地，每次都要走好幾裏。老何不怎麽和我講話，我總問什麽時候到，老何就回答說，快了。
他對路邊的各種小吃永遠視而不見，總是直奔泡饃館或餃子鋪，我也隻能硬著頭皮默默和他坐在一群大老爺們中間，悶頭吃掉食物然後繼續趕路。
後來有一次母親也在，天氣炎熱，她就在路邊給我買了一支雪美牌冰棍。冰涼的酸奶味溢滿口腔，我吃得喜笑顏開，老何在一邊看呆了。
老何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小孩是喜歡吃冰棍的。
後來他每次出門都會給我買一支冰棍。我們總是並列站在小賣部門口的台階上，我汗流浹背地啃著冰棍，他就像《菊次郎的夏天》裏的北野武一樣站在我旁邊，沒有表情。
很多年後，我已經對冰棍不再感興趣，他和我出門看到小賣部還總是問我要不要吃。我不屑地說“不要”，老何就呆呆的，感覺像是失去了一招必殺技一樣失落。
畢竟，這是他掌握的為數不多的哄我開心的方式。
小時候我喜歡和老何一塊洗漱。
每次，我一邊刷牙，一邊斜著眼睛看著他慢慢的將鋒利的刀片裝進刮胡刀裏；然後，將毛巾在盛滿熱水的盆中浸濕，捂在臉上。等我刷完牙，他才開始慢慢的、仔細的刮著並不算多的胡茬兒。
有時候，我會禁不住趁他洗頭的空當，拿起刮胡刀在自己臉上磨蹭磨蹭。那冰冷的刀片沒有刮到一根胡須，卻令我的寒毛都豎了起來。當老何滿臉肥皂泡的看見我正幹的好事，一隻眼睛瞪的溜圓，另一隻卻被肥皂蟄的眯縫成一條線，那表情頗為滑稽。他一邊表示否定的發出“哎”的聲音，一邊迅速而不莽撞的從我手中奪回刮胡刀，表情嚴肅莊重，言外之意，“這不是小孩子玩的玩具。”
但他一邊瞪我，一邊又認真講刮胡刀拆解開，把沒有刀片的刀架遞給我。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老何的形象是無趣的，但也是充滿安全感的。
曾經有一次我和老何走去集市的路上，走到半途，我停下休息，老何去買水喝。突然，一隻大黑狗向我走來。
那隻狗瞪著幽綠的眼睛看著我，它上輩子一定是折翼的蒼蠅，被我一拍子打死的。我很確定的知道，它要吃了我。
終於，任狗宰割的時刻到來了。它咆哮著向我撲過來。我張著雙臂撒腿就跑，真希望自己能飛起來。它在後麵緊追不舍，還不停的狂吠著摧毀我的意誌。
就在那一刻，我猛然間抬頭看見，從那巨大的桔紅色的半個太陽中間，走出來一個瘦長的身影。隻見那黑色的人形在光暈的包裹中波動著，健步而又沉著。頃刻間，天地為之變色，乾坤為之逆襲；《北鬥神拳》的主題曲隨即響起。健次郎總在最危難的時刻出現。
老何奮不顧身地衝了上來，他從喉嚨裏發出深沉的咆哮，“滾。”他就隻是一個字，然後站在我和黑狗之間直視著它，我想那一刻他的眼神一定能冒出火光。仿佛施了魔法，那隻黑狗頓時萎靡下來，悻悻地離開了。
我幾乎是蹭著來到老何身前，淚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轉。
從那之後，我真的後怕了。從那以後隻要再出門，我都緊緊抓著老何那洗的有些發黃的汗衫的衣角，寸步不離。
在家裏、在樓下玩耍，雖然我玩得很瘋，但是餘光總是會時不時的瞟一眼三樓的陽台，看看他是不是在那裏微笑著看著我。隻要他在周圍，我覺得就是安全的、踏實的。
固 執
周國平說，父親是兒子的第一個偶像，而兒子的成長幾乎必然要經曆偶像的倒塌這個令雙方都痛苦的過程。
除去那些小確幸的童年時光，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成了從身高上和老何平起平坐的男人。我也逐漸發現，老何那高大沉默的身影背後，亦有局限。
我不知道爺爺自殺以前的老何是否也有過無知無畏的一麵。我認識的老何一直是謹小慎微的，試圖以一種鴕鳥的方式替自己和家人規避掉外界所有潛在風險。
後來回想，每當他麵臨選擇或建議，他的本能反應都是維持現狀，以不變應萬變。
結婚後，老何事業逐漸進入上升期。當時老何所在的電廠要派人去上海開辦事處。上海對於當時的北方內陸人而言，就像一個自由和夢想的代名詞，遙遠又充滿想象。
當時電廠的領導欣賞老何的踏實肯幹，想派他去上海。周圍的人都覺得是極好的機會。老何內心惶恐，卻也覺得沒有理由拒絕。
就在他們整裝待發的前兩周，一個讓老何可以不去上海的理由終於從天而降 --母親懷上了我。雖然二者間未必有必然的衝突，但老何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就是“太好了，我們別去上海了。”然後第二天就去單位和領導申請了留陝。
母親後來總忍不住念叨“如果當年咱們去了上海多好”，但老何則不以為然，而且是發自內心的不以為然：“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
對老何來說，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生活不要發生任何改變。
最近二十年，老何和母親也在購房風潮下先後買了兩套房子，但都是買了裝修好放在那裏，他們還是住在電廠旁邊的老樓裏。
買第二套房子的時候，我已大學畢業。母親仿佛終於看到了人生新篇章，攛掇老何拿出積蓄在西安曲江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子，然後全情投入按照修祖宅的標準裝修一新。
然而，新房從裝修好那一天開始，老何就尋找各種理由拖延入住時間，開始是說上班太遠；等了兩年退休後他又說老房子常有熟人和信件，不能空著。就這樣一拖再拖，後來母親也習慣了，麵對好事者好奇“你們怎麽還住老破小”時，母親就說“我們的新房在曲江，兩頭住。”
新房的全部意義，就成了母親撐麵子的工具，而裏子，卻還是和老何一起在貼滿小廣告的小舊樓裏每日和打不著火的燃氣灶作鬥爭。
他一直像一隻忠犬一般守在自己的老屋裏，每天清晨同一個時刻蘇醒，做運動，下樓取牛奶，回家把牛奶煮在粥裏就花生和榨菜，上班，下班，一邊看新聞聯播一邊吃晚餐，看中央八台的電視劇，電視劇看完洗臉睡覺。
他試圖將他對世界的理解畫成一個圓，我在這個圓圈裏，他便心中安穩。
我中學時學校組織夏令營去北京，我興衝衝回家征求老何的意見，他就三個字“不許去。”
我高中畢業和同學商量騎自行車進藏，告訴老何，他說了五個字“堅決不許去。”
我填報高考誌願的時候他一直在給我吹耳邊風“你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有多好，多少人想進都進不去。”
我大三準備申請去美國讀博士，老何就說了一句“美國哪那麽好去。”
但他越是試圖將我留下，我就越渴望出離。終於有一天他睜開眼，發現我已經不在他的圓圈裏。
最後北京夏令營我還是去了，母親給的錢；騎自行車進藏我也義無反顧地去了，盡管後來在新都橋附近摔下山溝，渾身遍體鱗傷；我最終還是報了北京的大學，從此闊別家鄉；大學畢業後，我真的拿到全獎，從此居於美國。
其實他一直明白，我想走，他拽不住。他潛意識裏也明白，我終將去往一個他做夢也無法抵達的遠方。
有一天他驚奇地發現，他所理解的險惡世界，居然成了我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
那一刻我完成了我的自我證明，老何也終於離開了我的生活，成了那個家鄉守望我的父親。
赴 美
2003年大學畢業後，我滿腔熱血去了美國讀博。到了華盛頓，租好房子辦好入學手續，看著陌生的白人世界，我卻突然陷入了惶恐和惆悵 ---- 未來六年的異國寒窗我該怎麽度過，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我記得到美國沒兩日，有天傍晚我剛從超市采購了一大堆生活必需品沉甸甸拎回住所，關上門，空徒四壁。門外時而傳來老美們誇張的笑聲，我一個人癱坐在椅子上，一時間一種類似傍晚綜合症的孤獨感深深籠罩著我。
我機械地打開電腦，突然看到MSN上閃爍著好友申請，名字是“老何”。
我趕緊通過，老何居然在線，良久敲來幾個字“我是你爸”。
我心頭一熱，趕緊回複他，“爸你會用MSN了！”
又過了一會兒，他終於有了反應，發來一個咧開嘴大笑的表情。
那是老何在現實生活中所不會有的表情，但我相信這是他看到我時內心的表情。我麵對那個笑臉表情呆了許久，回過神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竟然淚流滿麵。
我小時候每次在外麵受了委屈都會憋著，一直憋回家，但見了老何，就會哇地哭出來。
原來長大成人還是一樣。我就看著老何亮著的頭像哭啊哭啊，宣泄了所有積聚胸腔的委屈。
隻是老何永遠不會知道。
打那以後，我常在MSN上見到老何。他話不多，時常發來的也都是各種表情符號，偶爾會貼關於美國的新聞給我。
每次我看見他的頭像亮著，我知道他也看著我的頭像亮著。我們就靠對方亮著的頭像，完成無聲的陪伴。
我在美國讀書的那幾年，每當我在電腦前工作，老何都以這樣的方式陪伴著我，無聲地存在在大洋的那一邊。
老何偶爾也發文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我生日那天打開MSN，上麵躺著一段精心措辭頗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
“以生吾兒，值你生辰佳時，祝你在他鄉勝友如雲，發奮圖強，嚴於克己，再創佳績。”落款是老何。
他打字很慢，但也不願視頻。我特意買了攝像頭，又請朋友去家裏幫他也連接好設備。但試了兩次，我們就像見光死的網友，在屏幕上心有靈犀，麵對麵卻無話可說。每次都是聊上兩句，他就不耐煩地掛斷，或者被母親搶去座位。
我和母親隔兩天就會通電話或者視頻，但父親就像家裏的家具，我知道他在對麵，卻從不發聲。
老何吝惜語言，卻不吝惜體力。
不論從北京還是美國，每次我回西安，老何都會開車去機場接我。
他總會比飛機降落時間提早一小時到機場，甚至有一次我清晨七點落地，他五點多就到了。為了節省停車費，他就把車停在距離機場一公裏的高速公路旁邊，時間差不多了再開到機場。
後來我每次看到快到機場的高速路邊臨時停靠的車輛，我就會很溫暖地覺得那一定都是去接孩子的父親。否則是怎樣的力量，讓他們提前那麽多就守在冷風裏等候。
我回西安從來不帶駕照。盡管我早已車技嫻熟，而老何開車則反應略顯遲鈍，常常錯過路口或紅燈。
因為我知道，駕駛員的位置對老何意義重大。
這對他來說有幾層含義：第一，他有不可或缺的職能，他是被需要的；第二，他能夠有機會和我坐在密閉的空間內，進行一年到頭難得的珍貴的家常對話。
他也喜歡開車拉我和我的朋友，每次我和朋友聚會，他接我的時候都很熱情地主動要送人家回家。他默默地聽著我和朋友在車裏的對話，隻有在這種情形下，他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不需要找借口離席。
即使是在自己家裏的飯桌上，他也是會提前離席的。他總是花很多時間在廚房準備菜肴，但真的到了歡聚一堂的用餐時間，他卻十幾分鍾結束用餐，就起身回自己的房間了。
其實他對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可以談笑風生。但在我這裏，多一點的親近和陪伴就會讓他感到不自在，仿佛我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位氣場不合的老對手。
我試著去尊重他內心深處那份尊嚴和矜持。
於是我們就靜靜呆在各自的房間裏，聽著屋外時而傳來的對方的腳步聲，完成著難得的團聚的儀式。
美 國 父 親
聚少離多的歲月讓我逐漸意識到，人生是一場孤獨的苦旅，隻身在異鄉的我隻能靠自己。
成年後的我越走越遠，西安、老何，逐漸成了視野遠處的小黑點。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老何還時不時提起“畢業可以回電廠工作”，後來隨著我去了美國，老何逐漸意識到，我再也不會回西安了。
紀伯倫在《致孩子》的詩中說，“他們的靈魂屬於明天，屬於你做夢也無法到達的明天”。
在老何做夢也無法到達的時間軸裏，我摸爬滾打前行。
老何不知道，我曾經在紐約哈林區為了奪回被搶的錢包被黑人打到爬不起來。
老何不知道，我第一年qualify exam考試沒通過差點被被取消博士生資格，我自己也差點患上抑鬱症。
老何不知道，兩個博導的政治鬥爭導致我的論文不能如期發表，我也和美國國家實驗室的機會失之交臂。
老何不知道，我曾經抱著我的科研成果飛了美國十幾所高校，曾在某個係主任門口等了五個小時，最終還是遭到拒絕。
老何不知道，當我最終拿到喬治城大學副教授的任職通知時，我一個人在信箱旁的台階上哭得像個孩子。而老何至今都叫不全我所在的大學的名稱。
我還記得在美國的第一個感恩節，班上的白人同學Joe邀請我去家裏共度。
Joe的父母住在華盛頓郊縣的一個中產階級社區，白色的尖頂房子，修建平整的花園裏擺滿了聖誕的燈飾，有麋鹿，雪人，還有天使。
Joe的父親在門口迎候我們，他父親穿著紅色的格子襯衫，牛仔褲還打了背帶。
“Hey buddy!”Joe的父親和Joe就就像老哥們兒一樣熱情抱在一起，接著他父親也給了我一個同樣熱情地擁抱。
進門後，Joe的父親給我展示了他們的家庭照片，還有地下室的架子鼓和吉他。原來Joe和他父親都喜歡重金屬音樂，在家的時候經常一起演奏。
“他的電吉他總是差半個音準。”Joe毫不留情地指著他的父親笑道。他的父親聽了哈哈大，對我說“沒錯，現在Joe才是我們家的主鍵盤手，我是冷板凳替補。”
那頓感恩節晚餐我們吃了三個小時之久，席間，Joe的父親一直在和我們討論音樂、政治、理想。
聊到動情處，Joe的父親將Joe的頭攬過去，在額頭上狠狠親了一口說：“You know I love you,right?”
Joe拍拍父親的肩膀很自然地笑道”Of course, I love you too, old man.”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
他也會和我一起談論音樂和政治，甚至理想。
但他永遠不會吻我的額頭，對我說我愛你。
那一刻我不知道大洋彼岸的老何在做什麽。他不知道這世上有個節日叫感恩節。此刻他應當已經起床，下樓取牛奶，然後在陽台上做一套五禽戲。
在他和我平行線一般的世界裏，我想他也在經曆著不為我所知的困擾吧。
偶爾從母親那裏聽到隻言片語。
聽說老何最近查出膽結石，要去做手術。過一段時間我再打電話，就聽說手術做完了。當中老何吃了什麽苦頭，我一無所知。
聽說老何的一個老家熟人問老何借了一筆錢，說是給母親治病年後歸還。後來拖了一載又載再無聲息，老何特意去老家探訪，發現此人已經搬家，人去樓空。
聽說如老何有高血壓，長期服用的藥突然有一天劃出了可報銷範圍，他堅持從進口品牌改服國產品牌，但伴隨著副作用導致他時常睡不好覺。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兩端，專注於自己的戰鬥。
晚上回到Joe安排給我的客房，我給老何撥了一個電話。
“爸，是我。”
“以生啊，有什麽事嗎？我正在超市買菜。”
我原本想說，今天是感恩節，我很感恩你所帶給我的一切，我很愛你。
但我說出口的卻隻有，“今天是感恩節”。
“好，我正忙著結賬，沒事先掛了啊”，老何說，“對了，我昨天有個理財到期了，10萬人民幣，我已經換成美元匯給你了。”
老何掛了電話，我望著窗外的明月，突然覺得喉中哽住。
就是這個甚至不肯和我多講一句電話的男人，這個在超市買最便宜的打折菜的男人，卻總是不打招呼就寄大筆的錢給我。
我知道Joe的父親在他18歲以後就不再給他經濟供給了，他現在全靠打工和獎學金。
這就是中國父親和美國父親的差別吧。
隻是老何啊老何，我情願今夜你不給我這10萬塊錢，而對我說一聲，兒子我愛你。
葬 禮
我和老何繼續如平行線一般生活在地球的兩端。
無論我在外麵遭遇了怎樣的挫折和創傷，我都對老何說一切安好。
我已經如此習慣他的不苟言笑和穩如泰山，正是他十年如一日磨墨一般的生活構成了一個無比安穩的家的根基，仿佛他會以同樣淡定的表情，以同樣的姿勢，始終在老屋同樣的沙發上等我。無論外麵幾經風雨，回家看到他固有的姿態和神情，我就仿佛吃了定心丸，覺得似乎生活就會一直這樣下去，永遠不會改變。
因此一旦老何動容，我就會跟著整個人慌亂掉，不知所措。
在我近四十載的生命中，老何隻在奶奶去世時哭過一次。
爺爺去世後，奶奶就成了家裏的頂梁柱，在鄰居的指指點點中默默守護著老何。老何見了我總是板著臉，但見了奶奶總會像變了一個人一樣，上前深情擁抱。
2009年，聽說奶奶死訊的時候，我第一反應就是擔心老何。
當時我恰巧在新加坡做一個學術交換項目，接到母親的電話就慌忙去買機票，趕到機場時，手機就閃起老何的簡訊，說，“你回來給我添亂，不要回來。”
後來我想，他一定是不願意我看到他脆弱的樣子。
和以往一樣，老何沒能攔住我，我幾小時後便回到了西安。老何看到我的瞬間眼前一亮，嘴角仿佛有了一絲笑意。但繼而又陷入在無盡的凝重中。
他一直沉著臉，沒有表情。直到告別儀式上，姑姑一臉茫然地對我說，“以生，我和你爸爸從此就是孤兒了”。
然後哀樂響起。身邊的老何突然大吼一聲“媽！”然後撲過去抱著棺木大哭，是那種像孩子一樣的號啕大哭，哭到上氣不接下氣，我硬將他扶起來離開，但他依然在嗚咽。
回到家，他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發呆，我倒了一杯水坐在他身邊，試圖尋找合適的語言。
“奶奶走之前也沒受什麽罪，算是喜喪。”我說。
“是，算是喜喪。”老何呆呆地重複了這麽一句，但眼淚又奪眶而出。
我輕輕拍著他的背，感覺到他的抽搐。他的身體越哭越傾斜，重量漸漸倚在我的肩上。我就那麽一手端著水杯，一手摟著哭泣的他，這個姿勢僵持在那裏，不記得怎樣結束。
曾經有朋友的孩子依偎在我懷中，也曾經有女孩倚靠在我肩頭。但這一刻，靠在我胸前的卻是我的父親。
我聞到的不是孩子的乳香也不是洗發水的清香，而是那種頭油和汗腺混合起來的傾頹的氣味。那一刻懷中的老何那樣熟悉又那樣陌生，這種角色錯配讓我不知所措。
也許就是那一天我們完成了男人之間力量的更迭，在後來幫忙料理奶奶後事的過程中，我也不斷意識到“一家之主”四個字的內涵與深意。
第二天他起床後，眼睛還是腫的，但又恢複了一如既往的麵無表情。
探 親
2012年，我的女兒在美國出生。母親和丈母娘先後來幫忙照顧，但老何一直沒有來，因為“看孩子是女人的事。”
但我知道他是想見孫女的。我太太常在全家人的微信群裏發女兒的照片，老何很少發言。但有時老何會私信給我一些建議，例如“孩子看著臉發黃，給她喂些紅棗”，或者“給她吃米糊糊和蛋黃，隻吃奶身體不結實。”
老何的各種建議都在我這裏被攔截住，從未傳達到我太太那裏。但從這些缺乏常識的育兒建議中，我覺得是時候讓老何來美國看看了。
如果沒有女兒的出生，也許老何一生都不會來美國。
在我的再三邀請下，在母親的再三勸說下，老何終於和母親一道踏上了赴美探親的路。
老何和母親清晨的飛機抵達了華盛頓。我從機場接到他們，一路上他們看著路邊的風景，母親一直在感慨“天真藍，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則一直半眯著雙眼，皺著眉頭，偶爾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說，“這荒涼的，好像咱華縣。”
“你爸爸就是這樣，頑固不化。”我從後視鏡看到母親瞪了父親一眼，我笑了，我的父親母親如今終於坐在了我的車裏，我在美國終於有了一家人團聚的這一天。
回到家，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間。我路過客衛，看到他正在洗漱。於是我擠了牙膏一邊刷牙一邊站在他身邊。我像小時候一樣斜著眼睛看他慢慢將鋒利的刀片裝進刮胡刀裏，然後將毛巾在盛滿熱水的盆中浸濕，捂在臉上。
“爸，我送你個電動刮胡刀吧，好用。”我吐掉口中的泡沫說。
“電動刮胡刀哪有刀片得心應手。”老何對著鏡子用刀片仔細劃過下巴，仿佛在雕琢一件藝術品。
我不再爭論，靠在門框上眯著眼睛看著老何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我突然想起我小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畫麵。
正出神，女兒也蹣跚著跑過來，抱著老何的腿嚷著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我還來不及阻止，老何已經迅雷不及掩耳地將刀片卸下，把刀架放在了女兒手中，然後滿臉肥皂泡地擠起眼睛說，“你拿走了爺爺的刮胡刀，爺爺會變成大胡子怪獸！”然後伸手去抓女兒，女兒開心地嘎嘎直笑。
英文有個詞叫deja-vu，形容眼前一幕似曾發生。那一刻時光停止，我被濃濃的 deja-vu包圍著，眼前的老何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個溫暖可依的父親。
老何卻隻有和我女兒在一起的時候是溫暖可依的。當他麵對我的時候，還是一如既往地板著臉，吃完飯還是會提前離席回到自己的房間。
我和妻子白天上班，女兒也在朝九晚五的日托，我上班時送去，下班時接回。老何和母親在家無事，就是每日去附近的中國城超市買菜，做飯，其餘的時間就是看iPad上的國產電視劇。我說不要看太久對眼睛不好，老何就衝我瞪眼睛，“你都把我流放到你這兒了，連電視都不讓人看？”
我買了華語衛星電視頻道，老何還是執著地抱著他的iPad，理由是電視有一個遙控、機頂盒還有另一個遙控，每次調節目太麻煩，他學不會。
周末的時候我會帶全家出遊。但對於我開車，他坐車這件事，老何耿耿於懷。
“你踩刹車太肉！”“轉彎的時候要減速！”“你看旁邊的車都比你開得快！”老何就像一個駕校教練一樣一路指手畫腳，讓我開得快也不是，慢也不是。
“美國的司機去了中國都上不了路！”老何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不能開車，誰也不認識，出門變文盲，國外的藍天白雲並不能安撫老何的焦躁。
“我在國內一天要幹多少事！在你這裏完全是在浪費我的時間！”這成了老何的口頭禪，仿佛他在國內是個繁忙的企業家一般。
“你又沒幾個朋友，在西安不也是天天自己呆著嗎？”我忍不住反駁。
“誰說的！樓下的蜂膠店昨天還給我說有贈品回饋老客戶，我得回去領！我的老年公交卡過期了，我得回去補辦！北郊出租的房子要收租金，我得去收！”老何說出一串他覺得好重要的理由，我竟無言以對。
一個月過去，老何的焦躁漸漸變成了沮喪。他不再和我爭辯“西安有多少重要的事”，而是每日除了看iPad外就是弓著背衝窗外發呆。
他也不再過問我出去和誰吃飯，因為我說的名字他一個也不認識。
他和女兒玩耍，女兒時不時蹦英文單詞，他聽不懂，就尷尬地笑笑，女兒搖搖頭獨自跑開。
老何越來越多一個人待在房間裏，有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還是不在，醒著還是睡了。漸漸地，他人也仿佛消瘦了。
“你爸爸胸悶，怎麽辦啊？”有一天母親焦急地給我說。
我趕緊表示帶老何去醫院，老何卻擺擺手不同意。“我在這裏連保險也沒有，上次你那個同事來家裏聊天我可是聽到了，在美國看個病隨便就是上千美元。”
任我如何勸說，老何就是不肯去醫院。最後他吐出一句話，“你讓我提前回國吧。算我求你了。”
看著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學家武誌紅的“疆界”理論。
“疆界”理論的大意是，每個人內心的疆界廣度不同，許多年輕人在任何國家都不會不適，但對許多老年人來說，他們的內心疆界已經萎縮成為家門口的一尺見方。如果強行將他們拖離舒適圈，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就會產生類似器官移植的排斥反應，後果嚴重。
原來老何已經不再年輕，我的生活已經在他能夠接受的疆界以外了。
我買了機票送他和母親提前回國了。回國後不久母親電話告訴我，老何精神比在美國時候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那是老何一生唯一一次去美國。
那一刻我意識到，對於遊子而言，父母和事業終將成為一對悖論，無法兩全。而我們這代背井離鄉的中年人，對父母終將虧欠。
我們給父母寄錢也好，偶爾探望也好，不定期組織家庭出遊也好，都隻是治標不治裏的解決方案，隔靴搔癢的自我慰藉。對於無法贍養這個家庭病症本身，我們也許從未打算根治，也無法根治。
我們的父母恐怕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父母都偉大。自古養兒防老，但唯有這個時代，父母對我們的付出隻是為了讓我們飛向離他們更遠的地方。對於老無所依，他們早已無所畏懼。
光 鮮
隨著微信的普及，我逐漸失去了給家裏打電話的習慣，就隻是每天在微信裏發幾張女兒的照片，簡明扼要地說一下我工作生活的大事。老何有時會在微信上轉發一些軍事題材的新聞，很少打字。
我們繼續像平行線一樣生活在地球的兩端。
2014年，隨著我多年的研究逐漸開花結果，我在《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了幾篇反響強烈的論文，又榮獲了幾個學術獎項，一時間我突然變得紅火起來，不斷接到各種會議的邀請，還有一些中國的論壇也請我回去做演講嘉賓。
我和老何見麵的機會於是變得多了起來，一年能見到三四次甚至更多。
有時我會回西安去探望他，有時我會邀請他去北京或者上海。
老何那段時間特別喜歡張羅親戚一起吃飯。熱鬧的席間，親戚們總會詢問我美國的事情，請教我理財和孩子出國的事情，我總會耐心回答，然後親戚們便回頭誇讚他有一個多麽優秀的兒子。即使老何在席間很少講話，看我和親戚們觥籌交錯，他臉上便都是少有的滿足安逸。
但每當親戚散去，就剩下我們一家三口時，氣氛就又變得尷尬起來。
母親總會刻意留出時間讓我們父子交流，而這種交流漸形成了一種模式，一種像中美領導人會麵的固定外交套路。我們的話題不外乎三類：第一類是聊我女兒和我在美國的日常生活，這個話題在兩個男人之間很難維持太久，很快就會切換到下一個主題；接下來第二類話題就是老何訓話，他會針對我的個人發展，用心良苦地給我提出各種（其實沒什麽用的）建議；第三類是我尋找老何感興趣的話題例如軍事和養生，保證我們的對話可以持續下去。
盡管我當了教授，但老何心中始終有危機感。他總有一些杞人憂天的擔憂，擔憂我被學校炒魷魚，擔憂我身體跟不上，擔憂我犯政治錯誤。所以他總會給我很多嚴肅地建議，例如逢年過節給係主任送些煙酒，例如每天早晨起來練一套五禽戲，例如回到國內不要和“社會上的人”過多應酬。
老何語重心長，我便俯首傾聽。老何不知道的是，其實我從未采納過他的任何建議。
隨著我年近四十，老何從我兒時眼中的英雄，逐漸變成我勢均力敵的對手方，又逐漸變成需要我哄著的老爺子。我不是不想采納他的建議，而是他的想法過於主觀，過於背離我的生活現狀。我的聆聽本身，也隻是對他的“哄”。
有一次我把母親和老何接到北京，並讓他們到現場聽我在一場財經媒體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母親和老何雖是城市老幹部，卻極少出入商務場合。看到麗思卡爾頓酒店宴會廳裏從天懸掛的流水燈，打在兩側牆上的巨大的會議logo，觥籌交錯西裝革履的嘉賓們，還有激昂的背景交響樂，這過度絢麗的場麵讓母親和老何卻步，站在門口不敢進去。我領著他們找到座位，離開前老何還囑咐我“你待會兒講話不要緊張！”其實他心裏比我要緊張百倍。
我在台上就中國貨幣供給和硬著陸問題發表了演講，我猜想老何是聽不懂的。但我內心希望他為我感到驕傲，我相信他會的。我也曾經看自己的女兒在台上表演激動地熱淚盈眶。我理解作為一個父親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那種內心難以名狀的成就與自豪。
果然，演講結束後，我看到老何明顯比平時興奮，一直在稱讚會場的精美華裝飾，以及免費的茶點和水果。我帶他們去吃飯，老何點菜的時候也顯得平時大氣：“點多寶魚！你這工作動腦子，要多補腦！”
他沒有直接評價我的演講，卻給了我很多“建議”，例如上場時應當鞠躬，演講過程中可以加入一些類似詠歎調的手勢等。“你語氣四平八穩，講的內容又無趣，台下的觀眾怎麽能愛聽！”老何總結道。
我苦笑。也許對老何而言，今天的學術演講和兒時的詩朗誦並無本質區別，身為教授的我也依然是那個滿身缺點的頑童。我默默點頭，見老何觀點發表完畢，我便趕緊將話題切換到了他感興趣的、不痛不癢的領域----軍事、國家領導班子、太極五禽戲。
在子女年長之後，交流的主動權往往由父母手中轉移到了子女手中。我一直在問自己，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為什麽沒有嚐試和父親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談，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歡，也讓他更多地了解我呢？
我希望我是一個更善於表達的人。我希望我能大笑著指出他的迂腐，然後摟著他的肩膀親昵地喚聲“老爺子”。
但我是老何的兒子，在我四十年的人生中已然逐漸成為一個和自己父親同樣矜持和不善表達情感的男人。
我們之間早已築起一道牆，一道關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嚴的牆。我們之間注定不會有言語的煽情或肢體的親密。我們君子之交般的關係，便是我們的默契。
作家三毛曾在書中寫，“你們向我明顯最深的愛的時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什麽時候，我們能夠麵對麵的看一眼，不再隱藏彼此，也不隻在文章裏偷偷地寫出來，什麽時候我肯明明白白的將這份真誠在我們有限的生命裏向你們交代的清清楚楚”。
也許永遠不會。
末 了
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個深夜，我被母親的電話叫醒，對麵是母親慌張的聲音。
“以生，你爸爸暈倒了，頭撞在沙發棱上，現在我們在車上。”母親一直問我，“怎麽會暈倒呢？好端端的人怎麽就暈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說“沒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貧血。”但我自從接到母親的電話後就再也沒有睡著，心中淩亂異常。天剛亮，我便買了次日的機票。
飛了23小時，轉機兩次，我終於趕到西安。打開手機看到母親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小時才蘇醒，現在還躺在醫院。
我拖著行李趕到醫院，醫生將我和母親叫到辦公室，確認“你們是病人的家屬嗎”。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場白。那一刻我預感到，我原本以為可以恒久的平衡生活要發生改變了。
醫生最初一直在用專業術語解釋手中那張抽象的CT圖，大致就是腦部發現了一個腫瘤，阻礙了血液的輸送。母親一直死盯著那張CT圖，幾乎沒有何醫生對視過。醫生最終還是說出了我們最不想聽到的那個字，癌。這個詞母親聽懂了，我也聽懂了。母親渾身一顫，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摟著她顫栗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個頭緒，我需要一個頭緒，但是腦子裏卻空白一片。
像大部分中國式家屬一樣，我們對老何選擇了隱瞞。誠然，他有權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樣有權維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為自己隻是跌倒摔傷了腦袋。我對他說我隻是回國出差。他看到我並沒有掩飾自己的驚喜，開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現在是國際型人才啦，滿世界飛。”繼而又自責地說“可惜不巧趕上我碰了腦袋，讓你還沒回家就跑到醫院來了。”
我幫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卻削的笨拙。老何笑了，說“你這輩子啥時候削過蘋果。”繼而接過刀子，熟練地把蘋果皮紋絲不斷地整整齊齊削了下來，習慣性地遞給了我。
我拿著原本是我想要削給老何吃的蘋果，想要咬，卻覺得牙齒顫抖使不上力氣。我找了個借口拿著蘋果衝進衛生間，淚水狂湧而出。
我習慣了接受老何的照顧，他可以很自然地為我削平果、做飯、乃至洗衣服。我習慣了他以父親的姿態不苟言笑地存在，訓斥我、嘲笑我，仿佛他永遠是正確和不被打倒的那一個。
而如今我要強迫自己麵對他大廈將傾，卻連一個蘋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蘋果，就相當於繳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權杖。
多麽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麵子。
我第一次發現，我原來如此像我的父親。我最終也隻是一個匱於陳詞的木訥男人。
三天後我返回美國，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後請長假回西安照顧老何。
不記得在哪裏看過，人在千尺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腎上腺素導致流淚。
在回美國的紅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艙中隻有發動機的轟鳴，我坐在四麵環包的公務艙裏，獨自泣不成聲，我試圖抑製，卻隻是聽得到自己從喉嚨底部發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從自己身體裏發出這種原始的聲音。
除了母親外，我還請了護工24小時陪在老何身邊。我也向學校請了長假回到西安，每日來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護工的，後來在幾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病不那麽簡單，也便默許了護工的存在。他可以讓母親或護工端尿盆和擦身體，但絕不允許我插手，仿佛這樣他便能保持一個父親起碼的尊嚴。
每次看到我來到病房，他會客氣地坐起來說，“來啦。”
“嗯，來了。”每天都是這樣的開場對白，繼而我會搜腸刮肚尋找一些話題，比如我妻子又說了女兒的什麽趣事，比如當天又發生了什麽社會熱點事件。我們就像兩個相敬如賓的老同事，進行著不疼不癢的話題。
每次不到半小時，老何就會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說我現在在休假，他就會催我回美國。有時他幹脆扭過身去，告訴我“我困了想睡一會兒，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會早早巴望著，問護工有沒有收到我的信息，幾點過來。
老何的病情發展很快，最初他還是醫院和家裏兩邊輪著住，後來疼痛的頻率越來越高，醫生也不再準許他回家。他就在安靜而精致的單人病房裏，任時光如抽絲一般從生命中流去。
我以為老何會在病情嚴重的時候說一些情緒化的話，或者交代一些身後事。但他卻始終保持著若無其事的淡定，始終每日隻是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癢的日常話題，即使是疼痛，他也是默默隱忍著，隻是讓醫生給他開藥，即使麵部扭曲也很少發出呻吟。
他用一種自我壓抑的淡然捍衛著自己最後的尊嚴，仿佛一旦流露出真實的情緒，就如同剝掉胸腔外的皮囊一般，他也將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這樣他包裹著自己的尊嚴逐漸衰亡著，終於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夠進食，每日鼻飼。
失去表達能力的他反而對我空前依賴了。每天若醒著，便用眼神到處尋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閉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會用布滿血絲的眼睛望著我，一直望著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記得，裏麵有太多內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講話的時候拒絕流露的情感和情緒。所有的痛苦、遺憾、愛與期許，他可以拒絕告訴我，卻無法阻擋眼神的表達。他不曾留下什麽深入骨髓的遺訓，但每當我想起老何，他最後那段時間看我的眼神，都讓我心揪著疼痛。
不會說話的老何，在各種塑料管的背後變得那麽無助和真實。他的眼神終究是出賣了他。他的眼神有時是痛苦的，有時是求助的，但我卻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爺爺在牛棚裏失血過多而死的畫麵。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變成了少年時的老何，看著自己的父親在眼前消亡，恐懼而絕望，最後隻看到血流淌在泥裏，留下暗紅一片。
之前死亡對我來說一直是個遙遠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間隔著一道屏障，隔著一個老何。而看著老何即將離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揭開，從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麵對死亡的那一個。
這種感覺令我不寒而栗。也讓我更加無法釋然老何的即將離去。
在一個陪夜的深夜裏，病房一片死寂，偶而傳來隔壁病人的咳嗽聲，或是走廊上醫療器械車推過的金屬聲。
我突然做了一個令自己感到驚訝的決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邊，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擠在他的身邊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閉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的時候，聽著父親的心跳，感受著父親的溫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著。他一動不動，我就那麽靠著他，索性把臉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邊那麽躺了一宿。
早晨起來看到老何看著我，眼神裏竟沒有疼痛，全是安寧祥和。
這麽多年，作為在中國社會變革中代溝最深刻的兩代人，我和老何始終別著一股勁兒。而如今所有的隔閡和執拗，都在生命盡頭的這個早晨，獲得和解。
後來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著他睡覺。他總是那麽安靜，一動不動，但似乎從那天起，我沒有再從他的眼中讀到過恐懼。
他在這場無聲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心理最後的建設，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將到來的死亡。
三天後老何身邊的監測器從曲線變成了直線。
“我突然意識到，對於業已從這具軀殼中離走的那一個靈魂，對於使我的生命成為可能的那一個生命，我了解得是多麽少。父親的死帶走了一個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帶走了我們之間交流的最後希望。”後來讀到周國平這段文字，我失聲慟哭。
妻子帶著女兒從美國趕了過來。女兒像大人一樣撫摸著我的頭發，包容著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裏告訴自己，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女兒麵前哭泣。我從此成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我從此成了家裏那個必須堅強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程度的淡定來保護我所有的內心活動，我想我可以這樣做。
我終究理解了老何內心的惶恐，和他執念式的堅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童年的自己追隨著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總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後終於走到集市，卻空空蕩蕩，一無所有，老何早已離去。正在落寞間，驀然轉身，卻驚見了童年的自己，他衝我呼喊著，“爸爸，我終於追上了你。”
低頭，我穿著發黃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終於變成了老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