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個深夜,我被母親的電話叫醒,對麵是母親慌張的聲音。
“以生,你爸爸暈倒了,頭撞在沙發棱上,現在我們在車上。”母親一直問我,“怎麽會暈倒呢?好端端的人怎麽就暈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說“沒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貧血。”但我自從接到母親的電話後就再也沒有睡著,心中淩亂異常。天剛亮,我便買了次日的機票。
飛了23小時,轉機兩次,我終於趕到西安。打開手機看到母親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小時才蘇醒,現在還躺在醫院。
我拖著行李趕到醫院,醫生將我和母親叫到辦公室,確認“你們是病人的家屬嗎”。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場白。那一刻我預感到,我原本以為可以恒久的平衡生活要發生改變了。
醫生最初一直在用專業術語解釋手中那張抽象的CT圖,大致就是腦部發現了一個腫瘤,阻礙了血液的輸送。母親一直死盯著那張CT圖,幾乎沒有何醫生對視過。醫生最終還是說出了我們最不想聽到的那個字,癌。這個詞母親聽懂了,我也聽懂了。母親渾身一顫,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摟著她顫栗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個頭緒,我需要一個頭緒,但是腦子裏卻空白一片。
像大部分中國式家屬一樣,我們對老何選擇了隱瞞。誠然,他有權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樣有權維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為自己隻是跌倒摔傷了腦袋。我對他說我隻是回國出差。他看到我並沒有掩飾自己的驚喜,開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現在是國際型人才啦,滿世界飛。”繼而又自責地說“可惜不巧趕上我碰了腦袋,讓你還沒回家就跑到醫院來了。”
我幫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卻削的笨拙。老何笑了,說“你這輩子啥時候削過蘋果。”繼而接過刀子,熟練地把蘋果皮紋絲不斷地整整齊齊削了下來,習慣性地遞給了我。
我拿著原本是我想要削給老何吃的蘋果,想要咬,卻覺得牙齒顫抖使不上力氣。我找了個借口拿著蘋果衝進衛生間,淚水狂湧而出。
我習慣了接受老何的照顧,他可以很自然地為我削平果、做飯、乃至洗衣服。我習慣了他以父親的姿態不苟言笑地存在,訓斥我、嘲笑我,仿佛他永遠是正確和不被打倒的那一個。
而如今我要強迫自己麵對他大廈將傾,卻連一個蘋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蘋果,就相當於繳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權杖。
多麽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麵子。
我第一次發現,我原來如此像我的父親。我最終也隻是一個匱於陳詞的木訥男人。
三天後我返回美國,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後請長假回西安照顧老何。
不記得在哪裏看過,人在千尺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腎上腺素導致流淚。
在回美國的紅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艙中隻有發動機的轟鳴,我坐在四麵環包的公務艙裏,獨自泣不成聲,我試圖抑製,卻隻是聽得到自己從喉嚨底部發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從自己身體裏發出這種原始的聲音。
除了母親外,我還請了護工24小時陪在老何身邊。我也向學校請了長假回到西安,每日來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護工的,後來在幾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病不那麽簡單,也便默許了護工的存在。他可以讓母親或護工端尿盆和擦身體,但絕不允許我插手,仿佛這樣他便能保持一個父親起碼的尊嚴。
每次看到我來到病房,他會客氣地坐起來說,“來啦。”
“嗯,來了。”每天都是這樣的開場對白,繼而我會搜腸刮肚尋找一些話題,比如我妻子又說了女兒的什麽趣事,比如當天又發生了什麽社會熱點事件。我們就像兩個相敬如賓的老同事,進行著不疼不癢的話題。
每次不到半小時,老何就會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說我現在在休假,他就會催我回美國。有時他幹脆扭過身去,告訴我“我困了想睡一會兒,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會早早巴望著,問護工有沒有收到我的信息,幾點過來。
老何的病情發展很快,最初他還是醫院和家裏兩邊輪著住,後來疼痛的頻率越來越高,醫生也不再準許他回家。他就在安靜而精致的單人病房裏,任時光如抽絲一般從生命中流去。
我以為老何會在病情嚴重的時候說一些情緒化的話,或者交代一些身後事。但他卻始終保持著若無其事的淡定,始終每日隻是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癢的日常話題,即使是疼痛,他也是默默隱忍著,隻是讓醫生給他開藥,即使麵部扭曲也很少發出呻吟。
他用一種自我壓抑的淡然捍衛著自己最後的尊嚴,仿佛一旦流露出真實的情緒,就如同剝掉胸腔外的皮囊一般,他也將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這樣他包裹著自己的尊嚴逐漸衰亡著,終於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夠進食,每日鼻飼。
失去表達能力的他反而對我空前依賴了。每天若醒著,便用眼神到處尋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閉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會用布滿血絲的眼睛望著我,一直望著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記得,裏麵有太多內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講話的時候拒絕流露的情感和情緒。所有的痛苦、遺憾、愛與期許,他可以拒絕告訴我,卻無法阻擋眼神的表達。他不曾留下什麽深入骨髓的遺訓,但每當我想起老何,他最後那段時間看我的眼神,都讓我心揪著疼痛。
不會說話的老何,在各種塑料管的背後變得那麽無助和真實。他的眼神終究是出賣了他。他的眼神有時是痛苦的,有時是求助的,但我卻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爺爺在牛棚裏失血過多而死的畫麵。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變成了少年時的老何,看著自己的父親在眼前消亡,恐懼而絕望,最後隻看到血流淌在泥裏,留下暗紅一片。
之前死亡對我來說一直是個遙遠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間隔著一道屏障,隔著一個老何。而看著老何即將離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揭開,從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麵對死亡的那一個。
這種感覺令我不寒而栗。也讓我更加無法釋然老何的即將離去。
在一個陪夜的深夜裏,病房一片死寂,偶而傳來隔壁病人的咳嗽聲,或是走廊上醫療器械車推過的金屬聲。
我突然做了一個令自己感到驚訝的決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邊,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擠在他的身邊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閉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的時候,聽著父親的心跳,感受著父親的溫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著。他一動不動,我就那麽靠著他,索性把臉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邊那麽躺了一宿。
早晨起來看到老何看著我,眼神裏竟沒有疼痛,全是安寧祥和。
這麽多年,作為在中國社會變革中代溝最深刻的兩代人,我和老何始終別著一股勁兒。而如今所有的隔閡和執拗,都在生命盡頭的這個早晨,獲得和解。
後來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著他睡覺。他總是那麽安靜,一動不動,但似乎從那天起,我沒有再從他的眼中讀到過恐懼。
他在這場無聲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心理最後的建設,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將到來的死亡。
三天後老何身邊的監測器從曲線變成了直線。
“我突然意識到,對於業已從這具軀殼中離走的那一個靈魂,對於使我的生命成為可能的那一個生命,我了解得是多麽少。父親的死帶走了一個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帶走了我們之間交流的最後希望。”後來讀到周國平這段文字,我失聲慟哭。
妻子帶著女兒從美國趕了過來。女兒像大人一樣撫摸著我的頭發,包容著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裏告訴自己,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女兒麵前哭泣。我從此成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我從此成了家裏那個必須堅強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程度的淡定來保護我所有的內心活動,我想我可以這樣做。
我終究理解了老何內心的惶恐,和他執念式的堅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童年的自己追隨著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總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後終於走到集市,卻空空蕩蕩,一無所有,老何早已離去。正在落寞間,驀然轉身,卻驚見了童年的自己,他衝我呼喊著,“爸爸,我終於追上了你。”
低頭,我穿著發黃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終於變成了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