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永別了，地壇；永別了，鐵生

  作者檔案

克明

克明，本名包·耶希紮拉森，蒙古族，1951年生於北京。劇作家，詩人，國家一級詞作家。1967年畢業於清華附中，同年插隊到黑龍江兵團、鍛工。八年後轉插呼倫貝爾草原。曾任呼倫貝爾盟民族歌舞團樂隊演奏員，呼倫貝爾盟話劇團演員、導演、編劇。1984年調至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編輯部，1985年任內蒙古電視台導演，1992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導演係。1995年任中央電視台社會專題部記者、編導、主持人。

代表作: 歌曲《呼倫貝爾大草原》《往日時光》《綠皮火車》，歌劇《天鵝》《公主圖蘭朵》，音樂劇《金色胡楊》《蘇赫與白馬》。

永別了 地壇

作者：克明 

我與鐵生是少年時代的同學，又是夥伴，他是清華附中初643班，我是初644班。兩個班隔著一堵牆，一下課，大家爭先恐後向外瘋跑，去搶陽台下那副雙杠玩。鐵生是個很靈巧的人，雙杠玩得很好，是他教會我雙杠上的技巧。13歲，正是野草一樣瘋長的年齡，看他在雙杠那裏上下翻飛，不由得你不試一試。玩累了，兩個人就坐在杠子上聊天，比比胸大肌，陽光下，操場邊，很愜意。

鐵生的班主任叫王玉田，是音樂教員，王老師的妻子叫董玉英，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們兩個班的語文老師。

王玉田老師把我選進清華附中的軍樂隊，我開始學習小號，每天長音、音階、音程地練習，一年之後，竟很有長進，被選拔進清華大學的軍樂團，經常參加各種演出，不知不覺，走上了藝術的道路。

能把我倆連在一起的，就是回家的路。每個星期，我們都在一起放學，一起穿過清華園，路過大禮堂前的草坪、二校門，坐上31路公共汽車，到平安裏，再一起換上13路汽車，一起在北新橋下車。他家在王大人胡同，我家在雍和宮。我們一路聊著，歡笑著，走過了少年。

再後來，史無前例的革命開始了。我倆的出身都不好，也就一起被打入了另冊。再後來，我就去了黑龍江兵團，當了一名鍛工，從此天各一方，再沒相見。

離開清華附中後，我一直很孤獨，陪伴我的，隻有懷裏的小號。寂寞的時候，我常常在車間裏吹奏，隻有它，能消弭我的孤獨，能讓我想起過往。

後來的路，就是一連串的失敗和人生的遭際。但因為有這號角，我的希望還不至於泯滅。終於，我以圓號考上黑龍江省藝校，坐進了樂隊排練室。學校沒有圓號教員，隻好讓中央音樂學院代培。我的老師是著名的夏之秋教授，我又是他的關門弟子，要求很嚴格，留的課程很多，每星期的練習曲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克明在草原上

北京的家很小，學院又不可能給我提供琴房，隻好到地壇公園的西南角，找到一片鬆林，一塊巨石，權當是我練功房，從早到晚，這裏就回蕩著圓號的樂聲。

按常規，每天下午5點，我的課程就結束了，為放鬆一下心情，總會吹些歌曲，一般都是蘇聯歌，像《小路》《滿洲裏的山崗上》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類，然後就可以回家了。那是初夏，公園裏安靜極了，隻有陣陣鳥鳴陪伴著我。

一天，我發現遠遠的有個人，坐在一隻殘疾車上望著我，也沒有在意，收起譜台和圓號就回家了。第二天，在同一時刻，那個坐殘疾車的人又來了，不過距離又近了一點。我沒有想別的，又起身回家了。

第三天，當我吹完最後一支曲子時，睜開了眼睛，那個人又來了，而且更近了，他衝我笑了笑，點點頭:“練完啦？”這是典型的北京人在打招呼。我趕緊回應著，掏出一支香煙，幾乎在同一時間，他也把煙掏了出來。點上煙，也就聊了起來。

史鐵生在地壇公園

“您吹的這是什麽號啊？”

“法國號，也叫圓號。”

“噢。您在哪兒工作啊？”

“呼倫貝爾民族歌舞團。”

“您是北京知青吧？”

我一哆嗦，煙差點掉地上……

“您是清華附中的吧？”

我極力在腦海中搜索著，他是誰？

“您是不是叫克明？”

我整個崩潰了！這是我的同學？校友？曾經一起演出過的隊友？

“認不出了。”他摘下眼鏡，“這回呢？”我還是認不出。因為總坐輪椅的人，臉龐會發胖，又有一副雙拐在手，真讓我想不起來了。“我是鐵生啊！”我扔下煙:“鐵生？！你怎麽這樣啦？腿斷啦？”他苦笑一下，“要是腿斷了就好了，我的腰壞了！從這以下，廢了……”

悲夫！

我心疼地看著他的腿。難道這就是我的史鐵生？難道這就是在雙杠上下翻飛的史鐵生？而他卻坦然地笑著、說著，還是小時候那種憨憨的笑，平靜地告訴我，他的將來就要在這輪椅上度過，再也不會跑了……

史鐵生在地壇公園與讀者交流

兩個少年的夥伴，像是兩隻淘氣的小熊，相約到森林深處去采蜂蜜，迷失在浩瀚的黑森林裏。多年後相逢，已是傷痕累累，疲憊不堪，互相講著分別12年以來的經曆，他講他的黃土地，我講我的蒙古草原。夜色漸漸降臨，地壇裏充盈著古柏的清香，有幾隻喜鵲嘹亮的叫著，叫著……

後來，我提議回母校看看，鐵生的眼裏放著光。1979年的春天，北京到處在建設，路很不好走。他的殘疾車是那種最原始的，車把是直的，握在左手；右手是一個搖柄，像自行車的飛輪，用鏈條鏈接起來，用力一搖，車就走了。在那個年代，雖然吃力，但強於輪椅。1979年的時候，還沒有二環路，城牆剛剛扒掉，我們得穿過護城河上的破木橋，再穿過地壇，走安德路，斜插到北太平莊，再走北醫三院、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就到了五道口了。

風很大，他用左手把住方向，我在後麵騎車推行，不一會兒就是一身汗。一邊走，他一邊給我講陝北的故事，講當地的風土人情和方言，講他攔牛的故事，回憶著當年清華附中的血雨腥風。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二校門。

我們停下來，望著二校門原址上的毛主席塑像，良久無語。走過大禮堂時，我說看看水木清華吧，遂推到了湖邊。他點起一支煙，靜靜的看著岸邊的柳絲，荷花早沒了，顯得有點破敗。鐵生熄滅了煙，決絕的說:“走，回學校！”

1984年，史鐵生回到陝北“清平灣”

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之間，有個小門，在化學館的旁邊。鐵生把車停下，跟我抱歉的說，幫我把尿壺倒掉吧！我低頭一看，他雙腳間有個白色的塑料尿壺，已經快滿了。提起來，感覺有點溫熱，一根導尿管插進尿壺口。

倒完尿，我拿著導尿管問他：“這頭在壺裏，那頭呢？”他說：“在尿道裏唄！”我又問：“那這管子每天都用，萬一不幹淨怎麽辦？”鐵生說：“那就感染唄，先是膀胱感染，控製不住，就會感染到腎，最後就是尿毒症。”我又問：“尿毒症厲害不？”鐵生笑了：“尿毒症晚期就是死亡。”見到我驚愕的樣子，他很輕鬆的說：“沒事，我都好幾次了，這不還挺好的嗎？”

最先看到的是董玉英老師，她邊笑邊流著淚水，上下打量著鐵生。更多的老師圍攏過來，萬邦儒校長和韓家鼇校長也來了，最後出現的是班主任王玉田老師，他愕然地注視著自己的學生，強忍淚水，用力握著鐵生的手，搖著，搖著，半晌，說出一句話:“隻要活著就好！”鐵生也哭了，但隻是流淚，不言語。不一會兒，又開始笑，那種孩童似的笑。我遠遠看著他，心想，真是個鐵打的人啊！

克明在草原上

再後來，我結束了學習，又回到了草原。但這重逢的日子，總在心頭掠過。在地壇裏，我們更多的是相對無言，他很沉靜，總在默默的思索著、思索著，也許，是在結構一篇新的小說，也許，是回到那遙遠的陝北，回到重重疊疊的山野村落，因為，那裏有他的窯洞，有他的牛圈，有他破碎的青春。每當這個時候，我就看著他，也不說話，不打攪他，看他的目光遠遠地注視著什麽……

世界上奇巧的事情很多，我們兩家的住房就算一樁。我家原先住在雍和宮牆外的大西倉二號，這是寺廟的房產，在京的蒙古人大抵都住在寺廟附近，因為有許多家鄉的青年出家當喇嘛，總會有一些親情在走動。後來，我家搬到雍和宮的對麵，環境也好些。

鐵生家原來在王大人胡同的前永康，生病後，就住進了我家原來的大西倉二號院。地壇重逢後，我送他回家，吃驚的發現，我們竟在一個院落裏！從那以後，我經常去他家玩。那時，他的母親已經去世，家裏就是史大叔，妹妹史嵐和他。兩間北房，一個小院，很是愜意。

我平均每年一次探親假，回到北京，常常帶回些呼倫貝爾大草原的土特產，比如牛羊肉啊，呼倫池的鯉魚和貝爾湖的白魚等等，有時，還有大興安嶺的野雞、榛子和飛龍，照例分做幾份，母親一份，大姐一份，弟弟一份，鐵生一份。東西不多，是個心意。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鐵生已經是中國文學界的名人，高朋滿座，訪客巨多，真有點不勝煩擾。每次到鐵生家，都能看見木門上的紙條，“各位訪客，因為主人身體原因，請先預約”。可我從來不管這些，也不會像別人那樣彬彬有禮地叩門或按門鈴，上前就用馬靴“鐺鐺”地踢門。每逢這個時候，史大叔都會說:“聽聽，準是克明來了，快開門！”

一進屋，自然是歡聲笑語，把禮物放下後，通常走向鐵生，去看他的笑臉，去握緊他的手。幾年後，我再去他家的時候，發現家裏多了一個眉清目秀的女人，她夾著一支拐杖，好像也有點輕度殘疾，動作麻利地給我沏茶，又旋風一般地消失在裏屋了。我呆在原處，悄聲問道，這是誰啊？原來，這就是鐵生後來的愛妻陳希米，剛剛從西安來，也是個文學青年，到北京，就是想認識鐵生，嫁給鐵生！

陳希米曾是《希望》雜誌的一名編輯。1979年，史鐵生的一篇小說發表在這本雜誌上，兩個相似的靈魂，由此遇見

我被這突然降臨的幸福震懵了，鐵生也感覺不可思議。我悄悄說：“你還行嗎？人家可是姑娘，你別做對不起人家的事啊？”鐵生羞澀地望著我：“那你說怎麽辦啊？”第二天，我去雍和宮糧站買切麵，正好與史大叔同行。

“大叔，那女的走了嗎？”

“沒有，不走了。”

“那怎麽辦？人家可是黃花閨女啊！”

“誰說不是呢！唉，真是個好姑娘啊！

“克明，這事你怎麽想？”

“大叔，要我說，這真是個好事！您想，您都這歲數了，還能陪鐵生幾年？再者說了，史嵐是姑娘，早晚得嫁人，鐵生這病又離不開人，妹妹能一輩子照看他嗎？我們同學再好，也不可能長久地伺候他。如果她們倆成親，您不就踏實了嗎？隻是鐵生這身體，把姑娘耽誤了，真對不起人家，有點自私了……”

“克明，你這話說到我心裏去了，要真能成，鐵生媽媽也就放心啦……”

史鐵生和陳希米在家中

那天買完切麵回家後，我跟母親說了這事，母親聽了，竟然落淚了:“唉，這是前世修來的福啊！天下竟有這樣的奇女子……”我的哥哥克光也是殘疾人，7歲那年患了小兒麻痹症，每天架著雙拐，經常被路人恥笑、推打，為此，我總和別人打架。所以，母親最心疼患有殘疾的孩子，對鐵生特別好。鐵生能有這般結局，讓我們兩個家庭都看到了幸福和安寧！

在上海讀大學時，我的美學老師是餘秋雨。有一次講到“終極關懷”這個課題時，他說，他最喜歡的小說家有兩個人，一個是美國的海倫，一個就是中國的史鐵生。“當我們的文學還停留在講故事的層級時，史鐵生的小說已經駛入哲理的海洋！一個殘疾人竟擁有如此健康強大的心智，在文學，在對生命的認知上，他的足跡比我們任何一個健康人走的都要遠，我們隻能望見他的背影……”

我曾問過鐵生，你夢見過自己跑嗎？他笑了，搖搖頭。我又問，假如你的腰沒壞，跟我一樣擁有健康，你還能寫出這麽多小說嗎？他說，這事兒咱不能假設。我都這樣了，哪兒也去不了，隻能坐在輪椅上想，坐在輪椅上寫，所有的窗戶都關上了，就剩下這一扇窗……

人，不逼到絕處是不會逢生的啊！我的哥哥也是殘疾人，但他還能走動，所以，總也經不住誘惑。鐵生經住了，他已跌入萬丈深淵，隻有一線光明在牽引他前行，要麽生，要麽死。他再也無法站立，他隻能讓文字載著他的思想去飛翔。世俗的誘惑那麽美好，令人無法抗拒，所以，我們無法像鐵生那樣沉靜下來，去拷問自己的靈魂。

史鐵生與陳希米在海邊

回想起我們大多數人的一生，其實都很平庸，下鄉，插隊，拚命工作，渴望能夠有所轉機，能被推薦上大學，能夠參軍，或者能夠有機會去工廠，回到北京。回來後，又拚命複習，上大學。上了大學，又渴望能夠分到好單位，分到房子，遇到心儀的美女，然後成家，撫養下一代；然後渴望掙更多的錢，過上體麵的日子。汽車，美女，金錢，別墅，名氣……

我們都在世俗的海水裏起伏沉淪，我們心中的那份童心，一點點消蝕殆盡，偶爾停下腳步，摸摸稀疏的發際，看看微起的肚腩，感慨自己的蹉跎時，驀然回首，隻見行走得最慢的鐵生，搖著他的輪椅，早已化入天邊的遠山之中。

不幸。何為不幸？作為一個男人，你最大的不幸也就是成為鐵生了，孤身奮戰，孤身麵對死亡，沒有子嗣，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奉獻給社會去消遣，但他卻讓中國的文學抵達了峰巔，這難道不是人生之大幸嗎？這難道不是非凡的一生嗎？

又過了許多年，鐵生走了。

在史鐵生追思會上，克明和夫人烏日娜與史鐵生夫人合影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去地壇了。那裏，再見不到他的輪椅，也沒我的號聲……古柏還在，巨石也許還在，但沒了人，也就全沒了意義。

去年，我們班在陝北插隊的同學和董玉英老師聚在一起，聊起了陝北，聊起了插隊的生活。我自然想起鐵生，想起孫立哲，想起了我們的青春。回到草原，寫下一首歌《塬上的星》，是為紀念。錄音的時候，我給歌手張虎講了北京知青的故事，講了鐵生，我說，這歌是獻給他們的，假如能有來世，我背也背上鐵生去塬上看星星。當錄到“如果我再活一回，還想在塬上行”時，張虎突然蹲下，嚎啕大哭，再也無法唱下去了……

嗩呐響起時，我看見了青春，看見我的同學們竟相迅跑在塬上，跑的最快的那個人，一定是鐵生！

永別了，鐵生！

永別了，我的地壇……

2019年5月1日 北京

 

廖昌永演唱：往日時光

附：塬上的星

我清華附中同學史鐵生、孫立哲、邢儀、李桂和胡靜，都是當年赴陝北延川縣插隊的知青。今年，同學們在清華相聚，談起了青春歲月，不勝唏噓。應黑蔭貴之托，為延川的北京知青寫下一首歌為念。

2018年5月1日

塬 上 的 星

詞曲：克明

高高塬上是星空

塬上的人兒站在雲中

星河燦爛垂眼前

想起了從前你的身影

 

天上星星窯裏的燈

照亮了天下受苦的人

抬頭望見滿天的星

不知道哪一雙 那雙是你眼睛？

 

火熱的青春 曲折的人生

當年的笑聲在心中

塬上真安靜

 

塬上真安靜

 

如果我再活一回 還想在塬上行

白羊肚的手巾紮頭頂

登高看星星

登高看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