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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心目中,高倉健是一個神,高高地在雲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種“士”的精神,那種古典,就是讓你忍不住吸一口氣起雞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裝的。
我拍了二十多年電影,不長也不短。其他演員,如果我們讓他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們高高興興就走了。我在雲南這樣跟高倉健說過,下午6點左右說“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點要收工時,天已經黑了,副導演慌慌張張地過來跟我說:導演,高倉健沒走!
為什麽沒回去?出事了?
他說,導演和全體人員都在這兒工作,他不能走。我說讓他來這兒休息一下,這兒有水、有椅子,他說怕打攪我們。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著,默默看我們工作,不打攪。
我們全隊上汽車準備走,老爺子遠遠地給我們鞠躬,他不過來,鞠完躬就走了,七十多歲的人,站了三個小時。
工作一天了,讓他先回去,這算什麽?全世界的演員都會覺得這天經地義,他卻覺得他不可以,因為導演還在工作、工作人員還在工作。
青年高倉健
好多這樣的小事情,都不是裝的,他的心就是這樣,這就是“士”。
還有中井貴一,高倉健的弟子,高倉健隻要在東京、隻要出遠門,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還是晚上,當高倉健到達機場的時候,中井總是遠遠地給他鞠一躬,不過來,不打攪,遠遠地送他。
高倉健對我也是這樣,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趕飛機,他會在地下車庫,看我的車走,遠遠地給我鞠躬。我嚇一跳,老爺子什麽時候來的?已經來一個多小時了,他也怕人家認出他,站在地下車庫,在一堆車後麵,遠遠地送我。
拍《千裏走單騎》時,我讓民工小徐給高倉健打傘,他說不要,我說不是照顧他,是怕他被紫外線曬了,跟戲不搭。小徐打了三天傘,老爺子把手表摘下來給了小徐。值錢就不說了,是好幾萬的表,值錢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覺得他不知道要怎樣感謝這樣一位為他打傘的民工。他說:“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現在還珍藏著,舍不得戴。
所謂“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所謂“士為知己者亡”,我們在文學上描寫的士的情懷全在他身上有體現。
中年高倉健
他在奧運會開幕前,專門給我送來一把刀。他們說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樣貴,是日本國寶級的工匠,用了一年時間鍛造的。高倉健悄悄一個人買了機票,不告訴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們的開幕式工作中心,給我送來。
他回去以後,東京正下大雪,他又驅車幾個小時到郊區的一座寺廟為我祈願。翻譯跟我講,寺廟那天清場,隻為我做法事,老和尚帶著一群和尚,高倉健一個人站在那裏,整個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兒念經,拴著幾萬個鈴鐺,風一吹,叮當響,整個環境特肅穆。一個半小時的祈願,高倉健來回開了七八個小時的車。
這事兒高倉健不讓告訴我,是翻譯偷偷告訴我的。很多事他不想讓你知道,因為不是為了做給你看的。那個和尚是他幾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說那個寺廟是最靈的。祈願完了以後,高倉健給了我一個牌子,我現在還留著,日文寫的是:“祝張藝謀導演奧運開幕式成功。”
關於他,真是有好多細節。我以前跟他沒有見過,隻是他的粉絲,我們見麵以後都互相喜歡,所以就這樣對待彼此。所以從這裏也可以感受到,電影是橋梁,可以溝通人心。
晚年高倉健
還有一次,我們倆坐在一個大堂酒吧,遠處百米外是大堂,但是這個酒吧裏人很少。他看不見外麵,我能看見,我跟他在那兒坐了一個多小時,大堂裏人來人往,有日本人認出他來了,向酒吧門口走過來,距離有四五十米時,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驚動我們。就這樣,來來回回有四五十人給他深深鞠躬,悄悄離開。
有一個導演給他拍紀錄片,那個導演禮拜天正在家抱著孩子,突然一接電話,聽對方說“我是高倉健”,嚇得差點把孩子摔了。他放下電話眼淚嘩嘩的,第二天早上,他隻是一遍一遍跟我說,高倉健給他打電話了。
從很多細節可以發現,高倉健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日本的國寶。因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說是因為支持中國,經常遭到日本媒體批評。
日本有一些人說他對中國電影過於支持,因為我去東京電影節,他六十年都沒有走紅地毯——他從來不走紅地毯,可他陪我走了。所以日本媒體就說他,在日本都不走本國的紅地毯,他不管。所以他這個人其實很愛中國,從骨子裏愛中國。
我和別人討論劇本的時候,尤其古裝電影,我們談一些人物的價值取向的時候,我常常講一些高倉健的小例子,我說這就是士的情懷。默默為你奉獻,默默承受,不讓你知道,這就是“士”。
我們經常拿高倉健的一些事為例子,講解人物的動作:他不管到哪裏,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親的照片拿出來,恭恭敬敬地放在房間裏最顯眼的地方,放上一束鮮花。
我們多次接待他,每次問他有什麽要求,都是沒有其他要求,隻是“可不可以每天給我買一束鮮花回來”。原來不知道是幹什麽用的,後來知道,是放在他母親照片前的。有一次我進他的房間,果然看到照片,照片放在寫字台上,下麵是白色的鮮花,不是正規的遺像,是他光著屁股,與哥哥、姐姐、妹妹和母親在河邊的生活照,很溫情、很可愛。
他到哪裏都先把照片供起來,不是做給我們看的,他去南極拍戲都是這樣。這種大孝對我們都是傳奇,現在我們誰能做到?幾十年,真的很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