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是是非非說周揚

人物檔案

周揚（1908~1989），原名周運宜，字起應。作家，現代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1928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同年冬留學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藝運動。1937年到延安，曆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共和國成立後，任職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文革”中受批判並被監禁。粉碎“四人幫”後複出，任社科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等。1989年7月31日逝世，享年81歲。

原題

是是非非說周揚：他像搖蕩的秋千

作者：李輝

李輝編著關於周揚的對話錄，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89年9月5日，是周揚的追悼會。那天，八寶山幾乎成了一個社會舞台，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政見的人，對死者有著不同認識不同關係的人，都為同一個人默哀， 雖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有限經曆中，似乎還沒有一個人的追悼會，能像他的追悼會這樣具有極大的兼容性，同時負載著眾多難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規格而言，追悼會的重要性已達到一個文化人所能獲得的極致；就文化意義而言，追悼會的兼容性同樣達到極致。倘若死者靈魂有知，不知會是怎樣感覺？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標嗎？兩者在他死後，居然同時來到靈前。

1979年的文代會上，周揚又成了眾星拱月的中心

然而，當佇立在飄蕩的挽聯麵前，我又感覺到這突兀而至的榮光，卻隱含著幾絲悲涼。因為對於周揚來說，這榮光的代價是人生走至終點時最後的痛苦、寂寞、苦悶乃至精神死亡。同時，它的降臨，又是因一個巨大的曆史變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紛遝而至的文化人，也並非完全為了一個個人而來到這裏。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著善良的寬容，他們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風風雨雨，隻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暫卻又難能可貴的心靈閃光。他們不是曆史學家，不需要冷靜和嚴厲，不需要去對曆史人物作判斷。

在一刹那間，我仿佛覺得這個追悼會所表現出來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對於周揚的一生顯然具有某種象征意義。是否可以說，它們分別代表著他人生的雙重意義，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兩者深藏於他的內心，決定著他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它們天生地糾纏在一起，生生滅滅，互消互長。在漫長的歲月裏，和許多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樣，他獻身於一種革命事業，但其生命的表現形式則是在這兩者的擁抱、排斥、搏鬥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這麽說，在他的內心，兩者或許有過短暫的統一，更多的時候則是矛盾的。內心的矛盾，決定了行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產生出異化的力量，改變或扭曲他的人格。從而在人們的眼裏，在任何時候，他都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存在。這兩者的矛盾存在，製約著他的一切選擇，決定著他的善與惡的揮灑，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個從未停止搖蕩的秋千上麵，蕩來蕩去，性格的悲劇也就因此而產生，因此而無法避免。

文革中被醜化的周揚

就是在那個時刻，我心裏突然產生一個想法：把周揚作為我未來筆下的一個傳記人物去研究。然而，幾年過去了，我采訪了許多和他同時代的人，但是，關於他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這的確是一個難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來，他的複雜他的難度，遠遠大於我以往所描述過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蕭乾、胡風、沈從文等。他們也是有著複雜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們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內心的影子，他們的生存環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揚卻不然，他留給我們的諸多公文和報告，很難讓人能從中窺探到他內心的變化。實際上，在延安之後的許多時間裏，他的自我已經消失在報告的後麵，人們隻能從曆史風雲的變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絲馬跡。

雖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這個曆史人物對我的誘惑。他作為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他作為左翼文化一段曆史的代表人物，對他的悲劇的解剖，其意義是很多與他同時代的文人所無法取代的。不僅僅他，二十世紀的中國，仍有許多重要的人物沒有被認真地客觀地描述。而對他們的研究，必將大大豐富我們對這個即將結束的世紀的認識，同時，也就會大大加深對知識分子本身的認識。（例如，胡喬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個，他的特殊複雜的內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亞於周揚。）

因此，最終能否寫出一本周揚的傳記，我依然沒有把握，但是，作為一個值得重視和研究的曆史人物，他不會消失在我的視野之外。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仕途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國度，對於個人總是有一種消融性。當醉心於理想而投身於仕途之後，他不能不在個性與政治之間作出選擇，或者為適應政治需要而改變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沒。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論，知識分子特別是文人，往往無法避免。

延安時期周揚與毛澤東、劉少奇在一起

在政治家中，毛澤東也許是個例外。在我看來，他的偉大之一就在於他沒有因政治而壓抑自我，沒有讓個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個性在最大限度上決定了革命，決定了政治的推進。他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隨他思考而思考，隨他呼吸而呼吸。

周揚便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與對毛澤東的崇拜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從上海到達延安後，與魯迅的矛盾，可以說一度成為一個沉重的包袱壓在周揚身上。然而，隨著“魯藝”在毛澤東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隨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周揚一下子擺脫了困境，從而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詮釋者，這就奠定了他日後成為黨在文藝界的領導人的基礎。毛澤東為什麽能夠一方麵高度評價魯迅，一方麵又能信任曾與魯迅格格不入的周揚，而不是重用與魯迅保持友好關係的馮雪峰，這的確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這方麵，起關鍵作用的是毛澤東的個人興趣，還是周揚的個性表現？是個耐人尋味的曆史話題。

無論從哪一方麵說，延安對於周揚是人生最主要的轉折點。一個嶄新意義的周揚，一個在仕途上昂首前進的周揚，出現在人們麵前。

周揚1940年代文集不同版本

在人們的記憶裏，三十年代初，剛從日本回來的年輕周揚，瀟灑倜儻，穿西服，係領帶，著皮鞋。他愛去舞廳，咖啡廳，電影院，與朋友談笑風生。他投身革命，同時也是文藝家中的一員，對藝術有見解和感悟。這時的他，自由地揮灑著個性，讓人感到親切、可愛。

當幾年後國統區的朋友重新見到他時，發現他的性格已不同於從前。他不再像過去那樣談笑風生，而是不苟言笑。過去本來能夠推心置腹交談的朋友，卻感到了他的陌生。到1949年之後，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他是文藝界領導，卻很少參加文藝家的自由聚會，他隻是在主席台上在報告中在報紙上，同大家見麵。有的人甚至說，他沒有一個真正可以談心的朋友。人們尊敬他，敬畏他，卻沒有了親切。

不知道周揚本人是否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種變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過這種變化，不管怎麽說，他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產生。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就在這樣的矛盾現實中開始塑造新的周揚。

應該看到，周揚還是屬於在五四時代的曆史熏陶中成長的一代，身上有著人道主義乃至個人主義的影響。特別是作為一個對藝術有獨到見解、對俄羅斯文學的民主傳統有一定了解的文人，他對文化建設有著較為積極的認識，並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作為文藝界的領導人，他還是願意根據自己的認識，在最大限度上做一些具有個性的工作。這就決定了，在1949年之後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他幾乎一開始總是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紅樓夢研究》批判，從反右、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到批判《海瑞罷官》，被批判者的背後，總是或多或少閃著周揚的影子。發展到文革，他終於被指責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而成為最早的受衝擊者之一。

文革中被掛牌批判的周揚

在1963年12月9日作出的關於文藝的批示中，毛澤東說過：“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不僅如此，早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就不止一次批評過周揚在政治上不開展，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軟弱無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澤東看來，周揚身上依然殘存著對革命有害的東西。1965年，在決定批判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個周揚的老友時，毛澤東就曾親自找周揚談話，說過：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周揚就這樣處在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運動來臨時，他都麵臨著選擇。在對領袖的崇拜與個性之間，他矛盾著，或者改變自己，或者由別人來取代。在文革前的曆次運動中，最終他選擇了前者，而且每次運動中，他依然是指揮者。所以，他並沒有因為受到批評而失去權力，相反，他能借運動而增加他的影響力。

作出這樣的選擇，對於周揚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從許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慮，更該注意的是他作出選擇後是如何領導運動，自己的好惡如何決定了別人的命運。不管情願與否，在談論周揚時，這是永遠無法回避的曆史。舍此，就不能勾畫出完整的周揚。

周揚編選的兩個讀本

曆史環境與個人因素的關係，在何種程度上相互發揮作用，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當人們審視一個曆史人物時，常常會說“這是曆史造成的”。的確，任何人都無法脫離曆史環境而生存，但我們研究一個曆史人物時，需要的是冷靜和客觀，不能因此而忽略個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為曆史的悲劇而忽略不計個人的責任。

不同的人的回憶，展現出不同的周揚，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視為“魔鬼”，反差甚遠。這可能就是真實的周揚。在曆次運動中，他的矛盾表現在於，一方麵他還是盡可能地保護一些人，而且運動過後盡量作一些彌補。但同時，宗派情緒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遺餘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過於胡風集團冤案的發生。雖然後來把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並非他自己所為，甚至自己也沒有料到。但種種跡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這一曆史公案的發生。而且，可以這麽認為，當時他並不會因為胡風的入獄而感到十分內疚。還有丁玲、馮雪峰的冤案，他個人的好惡，顯然起到關鍵性作用。有人回憶到，1957年當大會批判馮雪峰時，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輕蔑的目光打量著馮雪峰。

可以想像，在那樣的時刻，他不再會有內心的矛盾，也沒有絲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揚以及類似的曆史人物時，對於這樣的史實，是無須隱晦的。

1979年，周揚與胡喬木在文代會上。一年之後，在文革中都受到批判的兩個人物，因“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而分道揚鑣

1982年我大學畢業來到北京，有機會多次在公共場合見到周揚。看著白發蒼蒼顯得衰老的他，我曾經不止一次問自己，難道這就是過去讓許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揚？這就是使胡風和朋友遭受冤屈的周揚？這就是因為懺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為人斥責的周揚？

我難以將曆史和現實中的不同形象疊印在一起。有人說，老年的他已經失去了往日做報告的風采和銳氣。然而，我覺得這時的他，對過去能夠作出一定的反思，其銳氣更為難得。

我沒有同他打過交道，至今還為在寫《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的過程中，沒有采訪到他而懊悔。在參加過他的追悼會後，我曾在很長時間裏，試圖去認識他、了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困惑。當然，這困惑不僅僅局限於對他個人的認識，而是對一種性格，對這樣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種類型的文人。

文革中關在監獄時周揚是如何反思自己的過去，我們不得而知。但監獄生活的體驗，顯然為他後來的懺悔做了應有的準備。還有一點可以確定，文革中那種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義早期對他的影響。在那些日子裏，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審視自己。也許，在某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的性格已經扭曲，異化的力量改變著自己。我寧願這樣認為，不然，就無法解釋他後來為什麽會下那麽大的決心，花那麽大的氣力，去研究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盡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難，周揚仍然沒有改變對毛澤東的崇拜之情。夏衍回憶到，1975年當專案組通知他和周揚出獄時，他當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揚則提出給毛主席的檢查還沒有寫完，要在獄中多呆幾天，寫完再回家。就這樣，他比夏衍晚一個星期出獄。

文革後複出的周揚

從傳記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一個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細節。它從多方麵反映出周揚的思想、行為，乃至生命的意義，已經永遠不可能脫離毛澤東而存在。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為什麽周揚晚年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解釋，基本上與文革前沒有什麽太大差別。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受到批評時，他在解釋時，所依據的也是說毛澤東當年在他的一個報告上做過批注，曾經讚同探討異化問題。

但是，現在的周揚畢竟不同於以往，他已經擺脫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寫的一些話，我認為可能代表著他在看待毛澤東上所能達到的最高認識。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中，他說了這樣幾段話：

1、不幸的是，毛澤東同誌晚年違反了初衷，背離了自己所堅持的矛盾同一性觀點，用“一分為二”反對“合二而一”，把對立絕對化，甚至認為綜合也隻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釋。這樣就造成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後果。

2、一個問題是毛澤東同誌在後來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以致把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作用加以誇大，這就在大躍進時期造成了主現主義的泛濫。另一方麵，毛澤東同誌又把理論為實踐服務理解為單純地為政治或階級鬥爭服務，忽視了理論的相對獨立性。這給我們的理論界帶來一些消極影響，形成一種急功近利的學風。

除這些外，他還談到了權力異化、個人崇拜等問題，一個曾經將革命理想、個人仕途與對一個人的崇拜聯係在一起的人，能夠如此坦白地評說，顯然應該將之看作他人生曆程中具有曆史意義的動向。

左起：顧驤、周揚、王若水、王元化、周揚秘書小丁。他們參與周揚的人道主義異化文章寫作

性格的力量常常是無限的。即使在晚年，周揚也沒有改變他對事業的忠誠。這些早年製約他的命運的因素，多少還是決定著他處世的方式，決定了他必然要在失與得、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之間做出選擇。

熟悉他的人回憶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談。1983年之後，他幾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書房裏，站在書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樹。他不會發火，也不同別人敞開思想交談，即使與妻子也沒有過多的言詞。隻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統統裝在自己一個人的心裏，讓它們在裏麵滾爬扭打，漚爛，發酵。

1983年年底，在為《鄧拓文集》寫序時，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一個作家發見自己在思想認識上同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個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場上得應力求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況下，或者由於黨的政策和工作上發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著錯誤的、不健康的觀點和情緒，出現兩者之間不一致或不協調都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黨員作家首先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以嚴肅認真、積極負責的態度向黨陳述自己的意見，決不可隱瞞和掩蓋自己的觀點，更不可把自己擺在黨之上，以為自己比黨還高明。另一方麵，作家也應當在黨的正確方針和政策的引導下改變自己的不正確的認識，使黨的正確主張為自己所接受，所融會貫通，從而在思想政治上達到同黨中央的認識一致。這是我國近幾年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從正麵證實了的一項重要經驗，也是在懷念死於“四人幫”文字獄的鄧拓同誌時不能忘卻的曆史教訓。

鄧拓離開《人民日報》時賦詩一首並書贈報社友人

文革結束後，因自殺而死的鄧拓得以平反。圖為鄧拓追悼會現場

按照我的體味，這段話似乎講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細琢磨，卻不難感覺到字裏行間的矛盾表述。周揚是在語言的圈子裏徘徊著，他欲明白說出卻又遲疑再三，他欲將自己置放進去，但不等跨進門檻就又小心地把腳縮了回來。這樣的心態，使這段話表現出思緒的不順暢。

顯然，他的內心就縈繞著如此之重的苦悶。他為自己被誤解被批評而痛苦，但是，在那樣的時刻，精神的矛盾並沒有減少，而是如許多年前一樣，構成了他性格的悲劇。唯一不同的是，他總算願意用這樣的語言采取這樣的形式，記錄下重重矛盾在心靈深處留下的印跡。

這便是周揚的可貴。搖蕩的秋千，心境從不會平靜如湖水。但他並沒有虛飾它，沒有停止過思索與反省。他本來的願望中，我理解，還是要擺脫這搖蕩帶來的痛苦徘徊。這樣的真誠與盡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於以往的他，更不同於某些純然為權力、為某種難以言明的意圖而不停地演戲的人。

周揚寫下關於鄧拓的那些文字時，距他生命的終點已經很近。充滿矛盾的他告別世界時，留給人們思考的是一些難以解答的疑問。

秋千，還在我們的思緒中搖蕩……

 

左：1994年，作者看望張光年。右：張光年致信陳荒煤談及我與他《談周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