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母親楊沫》

前記
　　上世紀80年代母親在接受廣東電視台記者采訪時，曾表示晚年想寫一部盧梭式的回憶錄。她說：我很佩服盧梭，很佩服盧梭敢講真話的勇氣。所以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盡可能大膽地寫出來，以一個真實人的麵貌出現在讀者麵前，而不願意像有些人那樣總把自己裝扮成完美無缺的人。實際上，一個人總是有很多缺點的，有很多內心不一定是很健康的東西。
　　可是因為年邁體衰，身體多病，母親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母親去世10周年前夕，我放下了手中的其他稿件，花了一年多時間，集中精力完成了這部書稿，概述了母親的一生，算是對母親的一個懷念。
　　我遵循母親的願望，盡量客觀地把母親一生中我所認為的重大經曆記錄下來，盡可能大膽地再現出一個真實的，並非完美無缺的楊沫。但礙於年代久遠和自己的視野所限，在事實和看法上難免會有不足和錯誤。歡迎廣大讀者提出寶貴意見，以便將來再版時補正。
　　說真話難，說父母的真話就更難。
　　一個真實的楊沫，比虛假的楊沫能更久遠地活在人們心中。
　　—— 老 鬼
1.缺少溫暖的家
　1914年8月25日（陰曆七月初五），母親楊沫生在北京，原名楊成業，在家裏排行老二。哥哥楊成勳，長楊沫12歲。二妹楊成亮，小楊沫4歲。三妹楊成芳，即白楊，小楊沫6歲。
　　楊沫是個圓臉，大金魚眼睛，扁鼻子，闊嘴，胖乎乎的。自幼有點“笨”，3歲才會說話，少哭少笑，安安靜靜，外號“老乖子”。
　　楊沫的母親叫丁鳳儀，湖南平江縣人，出身書香門第，曾在長沙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俊美出眾，懂詩文，遠近聞名。
　　楊沫的父親叫楊震華，湖南湘陰人，出身農家，中過舉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商科，先後創辦新華商業講習所、新華商業專門學校和國內第一所私立大學——北京新華大學，並任校長為國家培養了許多新式商業金融人才。他頭腦聰明，又懂商業，通過辦教育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價在熱河省灤平縣買了不少土地，收取農民地租，以此維持學校的運轉，他自己也很快發達起來，成為大地主。之後，漸漸沉醉於聲色犬馬之中，不管全家老小。
　　很多人都羨慕大戶人家，其實大戶人家的孩子並非個個都幸福。
　　楊沫雖然有親生父母，事實上卻好像是個孤兒。衣服破了，沒人縫；生病了沒人照料；身上長了虱子，沒人管；季節變化，該換衣服了，沒人提醒……平時吃飯、睡覺都和傭人在一起。她衣衫襤褸，處境還不如闊人家裏的一條小狗。
　　楊沫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父母不和，他們都各自尋歡作樂，不管兒女。我幼年雖然生活在這個大學校長的書香之家裏，家中有時還有幾個傭人，人們還管我叫著大小姐。可是，幼小的我，過的是一種什麽生活呀！數九寒天，我穿著露著腳後跟的破襪破鞋，腳後跟生著凍瘡，流著膿血。渾身長滿虱子，成天和街頭撿煤渣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在寒風中亂跑。夏天，母親嫌我麻煩，把我送到舅舅家裏去寄養，表兄弟多，他們欺負我沒人疼，騎著我，打我，唾我，罵我是楊老狗。”
　　這些孩子還像踢皮球一樣地踢著弱小的楊沫，恣意取樂。
　　家，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個溫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場所。但對楊沫來說，卻是個冰冷的，陰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
　　她下學回家，母親丁鳳儀總不在，即使在家也冷冷冰冰，不理睬她。
　　她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麵黃肌瘦，母親無動於衷，不聞不問。還是嫂子悄悄用自己的錢托人買藥治好了她的病。
　　父親楊震華有錢之後，整日出沒於娛樂場所、妓院、百貨店，並娶了姨太太。但丁鳳儀很厲害，不斷跟他爭吵，還一個一個打跑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姨太太都是楊震華用很高的價錢，從當時有名的妓女中贖買出來的。但丁鳳儀打跑第一個，楊震華再偷著討第二個，打跑第二個，再討第三個……反正他有錢，這位大學校長風流成性，後來幹脆搬到外麵居住。
　　家裏除了哭喊就是吵罵，逢年過節也如此。
　　到討了第五個名叫紅鳳的姨太太時，丁鳳儀沒力氣管了，楊震華就長久留下這個女人。為丈夫的行徑所寒心，丁鳳儀心灰意冷，她想你既然不管家，憑什麽我管？氣憤之中，她整天與一幫闊太太們打牌、看戲、串門，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對孩子完全撒手不管，還常常動手打。
　　她把孩子當成出氣筒，懶得費口舌，說打就打。用苕帚疙瘩、雞毛撣子打或者手擰，甚至牙咬，因為咬比較省力，又解恨。她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訓。
　　三個女兒之中二女兒楊成亮最漂亮，最受丁鳳儀疼愛，可也免不了挨打。這個妹妹性格剛烈，挨打時拚命反抗，不惜傷痕累累。一次，當著母親的麵，客人問她胳膊上的傷痕是怎麽回事？她瞪著母親說：“是狗咬的。”
　　楊沫挨打時雖然一聲不吭，非常溫順，也照樣被咬。一天深夜，楊沫在睡夢中，突然被一陣劇疼驚醒。原來丁鳳儀正在她的小腿上使勁擰，大罵：“小兔崽子，誰讓你把我的花瓶送人？”
　　這花瓶本是丁鳳儀的一個好友拿走，保姆不敢阻攔，當丁鳳儀來問時，為推卸責任，保姆就說是大小姐楊沫送給那人的。
　　丁鳳儀怒火滿腔找大女兒算賬，狠狠擰著楊沫的肉。
　　幼小的楊沫哭喊道：“不是我送的，我沒有送！”
　　但她母親掐得更狠：“好，你還敢抵賴！”
　　“真的不是我送的啊！”
　　“我讓你嘴硬！”丁鳳儀暴跳如雷，雙手抓起楊沫的小胳膊就咬，把孩子疼得尖聲慘叫。
　　楊沫的腿上、胳膊被掐得紅腫，留著一個個大牙印。
　　“虎毒不食子”這句話在丁鳳儀身上不靈。母親的嚴酷無情給童年的楊沫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當時，丁鳳儀晚上常常出去打牌，留下楊沫一人守在那個空蕩蕩的房間裏。一個深夜，楊沫已上床睡著，被開門說話的聲音驚醒。在昏暗的燈光下，她看見丁鳳儀正要向外走，急得哭了起來。她不顧一切地跳下床，追了過去，要跟媽媽在一起。年幼的她害怕黑暗，害怕妖怪。可萬萬沒料到，丁鳳儀卻狠狠抽了她兩個嘴巴，怒吼道：滾回去，睡覺！
　　……
　　她名為大小姐，實際上遠不如有母愛的窮人家孩子幸福。她穿得破破爛爛，身上又髒又臭，虱子把她咬得全身一片片紅，卻沒人過問。望著那些有母親疼，可以偎依在父母膝蓋上撒嬌的孩子們，稚嫩的楊沫非常羨慕，常常黯然神傷。
　　這個家是個破碎、畸形的家。
　　因為楊震華不給生活費，丁鳳儀常常缺錢花，不得不當東西，可她自己不好意思去當鋪，就讓大女兒去。楊沫年紀很小時，就已經熟悉了當鋪。
　　父親看破紅塵，在外麵花天酒地，沉溺於脂粉堆，根本不管家。
　　為了生存，丁鳳儀隻好和楊震華打官司，老公不得不同意從灤平的農田中劃出一部分，給了丁鳳儀，以解決一家的生活問題。
　　大約1924年以後，也就是楊沫10歲時，這個富裕家庭開始衰敗。灤平的農田不斷變賣，家裏不再租包車，傭人也逐一辭退，宅院不斷出賣，變得越來越小。到後來連白楊奶媽的工資都無法付，隻好讓奶媽把白楊帶到她昌平小湯山農村的家裏寄養。那時候，白楊才4歲。
　　所以楊沫後來填履曆表時，“出身”一欄中總填破落地主。
　　奶媽家是個佃農。白楊在這個佃戶家裏整整呆了5年，完全變成了一個農村土丫頭。父母對她不聞不問，幾乎把她忘記。
　　這個缺少親情溫暖的家唯一的好處就是藏書很多。
　　孤寂的少女楊沫，識字之後，就用看書來填補精神的空虛和情感的冷漠。
　　最初看的都是武俠小說，如《七俠五義》、《峨嵋劍俠》、《江湖奇俠傳》等等。
　　楊沫有個毛病，特別容易被書感動，特別輕信。看了《紅樓夢》，她難受了好一陣子，還給自己起了個“野鶴”的綽號。讀了《水滸》，她就幻想自己練出一身好武藝，去闖蕩江湖，殺富濟貧。她看武俠小說時，總是一拿起書來就放不下，非要一口氣看完，顧不得吃飯睡覺。
　　受武俠小說影響，她立誌要當個俠客。於是來到鼓樓附近的四民武術社，拜著名武術家鄧雲峰為師，習武學藝。大師哥吳子珍也常常給予指導。在四民武術社，楊沫還認識了另一位武術師的女兒楊斌貞，很快成為朋友。其父楊德山原是位鏢師，後成為太極拳名家吳鑒泉的大徒弟。母親也向這位老鏢師學過武功，為了學習刀術，還特地請老鏢師代她選購了一把好刀。
　　鏢師的女兒經常到楊家來玩。一來二去，就與楊沫的大哥熟悉了。那時大嫂剛剛病逝，大哥非常痛苦，遇見了這位鏢師的女兒之後，情緒才好了一些，不久結為伉儷。
　　可以說，大哥的婚姻，還是楊沫練武術帶來的。
　　每天放了學，楊沫都步行到四民武術社，壓腿、踢腿、蹲樁、衝拳……苦學六合、太極、八卦和形意。並在腿上綁沙袋，練輕功，希望能飛簷走壁。她還練過飛鏢和彈弓，企圖練出百發百中的本事。就這樣她堅持練了三四年。後來去英國定居的同學李紹強是她練武的師妹，她們興致勃勃，不論酷暑嚴寒，堅持習武，為當劍俠，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因為練武，楊沫身體健壯，在中學拔河時，三四個同學都拉不過她。人們再也不叫她“老乖子”了。
　　都說峨嵋劍俠厲害，楊沫動了心思，想去峨嵋山學武功。但她身無分文，峨嵋山在四川，路途遙遙，怎麽去呢？她就偷偷和李紹強商量，想出了要飯去的辦法，這不用多少錢，隻要有個飯碗和打狗棍。
　　碗和打狗棍都準備好了，但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有個親戚突然去世，家裏讓楊沫第二天前去看望，並在那裏住了幾天。這樁亂哄哄的喪事才打消了她去峨嵋山的行動計劃。
　　白楊9歲時，大哥向父母提出：爹好歹是一個大學校長，你們把三妹扔在農村不管，會讓人笑話的，該把她接回家念書了。
　　父母無言以對，這才把白楊接到北京城裏上學。
　　白楊剛從農村接回家後，土裏土氣，什麽也不懂。二妹楊成亮經常欺負她，又罵又打。楊沫看不慣，就站出來保護小妹妹，成亮則轉而攻擊大姐。丁鳳儀的嬌寵，養成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打起人來，又撕又咬又踢，凶猛無比。楊沫心慈手軟，跟二妹撕打，很難占到便宜，雖然練武幾年，還是打不贏。
　　有一次，嬌小的妹妹竟把胖胖的楊沫推了個大跟頭。兩個人扭成一團，在地上滾來滾去，把個小白楊嚇得目瞪口呆。
　　母親楊沫後來在文章中說：當她壓住二妹時，白楊敢上來幫助她，踢二妹一腳。但當二妹壓住她時，小白楊就躲得遠遠，恐懼地望著她們，不敢靠前。
　　丁鳳儀知道她們打架後，首先懲罰，挨打挨罵的是楊沫。
　　老牛會用舌頭一下一下舔自己的犢子；大鳥會嘴對嘴地喂雛鳥；鱷魚會把小鱷魚含在嘴中；母獅會讓小獅子踩著自己身子嬉鬧……可楊沫卻還不如這些動物的小崽子們幸福。她對童年的記憶是悲慘的：寒冬臘月，穿著破棉襖，全身汙黑；腳腕上的凍瘡流著膿血，走路一跛一跛；天氣炎熱了，還趿拉著一雙破棉鞋，露出髒髒的腳趾頭；動不動就挨打挨罵……
　　除了這些片斷的畫麵，再無別的印象。
　　破裂的，冷酷無情的家庭環境，養成了她的敏感、多疑、憂鬱，不重親情的性格。
　　從我記事時起，母親在提到她的父母時，從沒說過他們一句好話。
2.抗婚與失業
　　大哥為人厚道，自從與鏢師的女兒好了之後，母親丁鳳儀極力反對。她鄙視練武術的，認為這些人又窮又沒地位，因此，她把大哥罵得狗血淋頭。大哥一氣之下，帶著女友離家出走，他看不慣父母的行為，又不滿母親幹涉他的婚姻。以後無論生活怎麽窮困，也咬牙自己忍受，絕不回家。
　　楊沫對大哥充滿同情和尊敬。
　　1928年楊沫14歲時，考入北京西山溫泉女中。那年全校共招生22人，編為一班，均住宿。校址在溫泉村的一座廟旁。
　　這時候，楊沫對武俠小說的興趣淡漠了，而更喜歡讀中外新小說。最早讀的是郭沫若用書信體寫的小說《落葉》，一個中國男青年和一個日本姑娘的戀愛故事。此後又讀了不少鬱達夫的小說。這些書籍更貼近現實生活，更能引起她的共鳴。特別是日本文學作品對她影響很大。芥川龍之介的感傷小說讓她流了不知多少淚。小林多喜二的左傾作品則激發了她對革命，對動蕩生活的向往。
　　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來越窘迫，楊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頓，沒一頓，餓肚子習以為常。有時候，家裏根本不做飯，上街買幾個燒餅，就著醬蘿卜，打發了事。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級時，父親為躲債，逃之夭夭，全家更加貧困。
　　為減輕家裏的負擔，母親打算把大女兒嫁給一個有錢的軍官，這樣既省了一筆開支，家裏又能有個依靠。一天，丁鳳儀突然打電話把楊沫叫回家說：“孩子，咱家現在維持不下去了，你父親跑了，就剩下咱們母女幾個。我現在幾乎沒有什麽收入，以後的日子可怎麽過呀！” 說著哭了起來。
　　楊沫的心情也萬分沉重。
　　過了一會兒，母親說：“好孩子，你也老大不小，該嫁人了，你想找個什麽樣的，給我說說。”
　　楊沫回答：“我現在什麽也不想，隻想上學讀書。”
　　母親臉上露出了平日少見的笑容：“現在有個機會，你可以嫁個軍官，不愁吃，不愁穿，有房住，有錢花。咱們家的生活也能有個依靠，你看行不？”
　　楊沫說：“不，我還要念書呢。”
　　丁鳳儀說：“那我實在沒力量供你上學了。就剩下那麽兩個錢，我還得留著養老呢。”
　　楊沫說：“哪怕借錢，我也要熬到畢業。”
　　丁鳳儀說：“為了全家的生活，我才給你找個有錢的男人。嫁個軍官多好，薪水高，不受欺負，全家都能沾光。你聽媽的話，去學校收拾收拾東西，回家來結婚吧！”
　　楊沫頭腦發懵，久久說不出話來。
　　此時的楊沫，已經讀過不少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個性解放的小說，如馮沅君的《隔絕》等等，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大哥勇敢抗婚的舉動也直接給她做出了榜樣。她鼓起勇氣，對母親說：“不，我要念書。我不嫁人。”
　　母親沒料到女兒竟敢跟她頂，生氣地說：“這不能由你，我到哪兒給你弄錢念書？”
　　楊沫天真地說：“找人借。”
　　“到哪兒借？”
　　“反正我不嫁，我不當小軍閥的老婆。”
　　丁鳳儀勃然大怒：“不嫁，你就別再進這個家門！好，你上學去吧，從此以後，你的飯費學費，我概不管！想一輩子當大小姐讓我養著呀，沒門兒！”
　　楊沫憤然返回學校。
　　一向溫順的楊沫，幾乎逆來順受的她，這時候竟跟自己的母親頂撞。她哪兒來的膽子，敢不聽母親的話？
　　——都是那些爭取婚姻自由的小說給了她力量和勇氣。
　　她曾有個很要好的女同學，也喜歡文學，兩人經常在一起聊世界名著。可惜這姑娘聽從了父母的安排，當了軍官的姨太太，最後淪落風塵，下場悲慘。這件事對楊沫刺激很大，知道自己絕不能重蹈她的覆轍。
　　最初楊沫以為母親不會真的不給自己飯費，這隻是她的氣話。某日，她收到了母親的一封信，聲明從此她上學的一切費用自己解決，家裏不再管。
　　受此突然一擊，楊沫當場昏了過去。
　　1931年暑假前的幾個月，楊沫的飯費是同學們自發地捐錢提供的，其中有個失戀的音樂老師也曾給過她資助。
　　楊沫暗戀這個音樂老師，可音樂老師卻熱戀著另外一個女同學。
　　楊沫跟那個女同學很好，常幫音樂老師與那個女同學搭線，然而那女同學偏偏不喜歡這個音樂老師，讓老師傷透了心。楊沫常常安慰痛不欲生的音樂老師，為他出謀劃策，照顧他，陪他說話。老師很感激楊沫，卻始終沒有接受她的感情。
　　解放後，這音樂老師還來看過楊沫，早已沒有當年的英俊和倜儻。大冬天穿著單鞋，全身給凍得瑟瑟發抖，臨走時楊沫送給了他一雙棉鞋。
　　楊沫感激地說這個老師品行很好，始終像親哥哥一樣對待自己。
　　孩子般的初戀帶給楊沫的是憂愁與迷惘。
　　這一時期，母親還看了很多五四以來追求個性解放的書籍。當時“叛逆女性”這個詞兒非常時髦，楊沫也很神往。其中美國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既讓她驚駭，又讓她敬佩。
　　鄧肯出生在海邊，喜歡大海，富有激情。她因貧困很小就開始跳舞，以此為生，並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舞蹈觀念，成為了現代舞的先驅。她的舞衝破一切傳統理論和習慣束縛，不守成規，大膽奔放，不落俗套。她的私生活也像她的舞蹈一樣落拓不羈，放浪縱欲。她可以隨便跟男人上床，隻要喜歡，哪怕是船上的夥夫……為此，不少國人斥她“淫蕩”、“傷風敗俗”、“高級娼妓”。
　　楊沫對這個舞蹈家卻從無惡感，覺得她活得真實瀟灑。受鄧肯影響，楊沫喜歡大海，追求愛情自由，有叛逆意識。
　　暑假到了，楊沫終於讀完了初三。
　　回到家，母親態度依舊，她軟硬兼施，威脅利誘。見楊沫死活不肯嫁，大罵她“不聽話”，“沒良心”，“忘恩負義”。最後惡狠狠說：“不聽我的話，你就滾蛋！”
　　滾蛋就滾蛋，楊沫心一橫，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裏教書的哥哥。哥哥為爭取婚姻自由，不惜與家庭決裂，遠走高飛，楊沫把他當成了英雄。
　　但哥哥自顧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沒能力幫助楊沫。他生活極其貧困，妹妹來後，時間一長就產生了矛盾。楊沫很痛苦，給同學們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請大家快快幫自己找個工作。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裏，楊沫的情緒極為悲觀。受芥川龍之介的感傷小說影響，她常常想到死。當她徘徊在北戴河的海邊上，望著茫茫滔滔的大海時，她感到生命是那麽短暫渺小，大海才是永恒，何不讓自己這渺小融入不朽的永恒？
　　芥川，以及有島武郎這些日本大作家自殺身死的行動，使年輕的楊沫羨慕和敬佩，她覺得自殺也是一種美，一種光榮。
　　回想起自己這短暫的一生，她感到生活對她太殘酷了。有家卻無家的溫暖；有母親，卻無母愛；有房子，卻沒有住處；有男人，卻得不到愛……她想入非非，覺得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不如追隨那些小說中的人物，自殺算了。這大海是自殺的最理想的地點，美麗，壯闊，萬世長存。
　　可快滿17歲的她，又不甘心這麽早地喂給魚吃掉，化作烏有……
　　終於，同學李紹強來信，說工作問題有了希望。
3.與張中行相戀
　　這個練武的師妹李紹強非常同情楊沫的處境，托自己表哥幫忙。她表哥跟當時剛考入北大的張中行認識，又托張中行，因張的哥哥當時在河北省香河縣立高小當校長。
　　張中行是香河縣東河屯鎮人，當時叫張玄，1909年生。三四歲時就由家庭包辦，與一農村女子訂了婚，1926年17歲時正式結婚。妻子是個文盲，小腳，相貌平平，性格溫順。張中行在外麵上學，隻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勞任怨，洗衣做飯，下地幹活，孝敬公婆，恪守婦道。即使後來張中行在北京與楊沫公開同居，這妻子也沒一句怨言。
　　張中行此時也看了不少進步書籍，當朋友請他幫忙時，他對抗婚的女中學生充滿好奇和同情，答應見麵談談。
　　因此，楊沫就從北戴河返回北京，與張中行見了麵。在張中行的眼裏：“她17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於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於感情。”（張中行《流年碎影》224頁）
　　那時張中行在北京大學國文係讀書。知書達禮，滿腹經綸。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歲的楊沫聊天，比跟已結婚5年，歲數比自己還大，彼此沒話說的農村妻子有意思得多。兩人談得非常投機，彼此印象都相當好。
　　到吃飯時分，張中行就請楊沫和介紹人在東安市場的東來順吃了午飯。之後，張中行立刻給哥哥去信，詢問學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認識一個，很是不錯，遂把楊沫介紹給哥哥。
　　哥哥回信說缺人。
　　於是，在1931年9月初，楊沫就準備動身去香河教書。去香河之前，張中行又跟她見了兩麵。在其寓所裏，楊沫感歎張的書多，學問大，博古通今。張中行也喜歡楊沫的清爽，熱情，以致在楊沫上車離別之際，兩人已經戀戀不舍。
　　當楊沫走投無路時，張中行挺身而出，幫她找到了工作，解決了生計問題。楊沫很感激他，同時發現他雖是北大的大學生，卻沒一點名牌大學生的架子，謙虛有禮；肚裏雖有很多學問，出口成章，卻對女性相當的尊重，絕不狎昵。
　　此後，兩人開始了頻繁的通信聯係，感情迅速升溫。
　　楊沫去香河教書沒多久，大約也就兩個來月，她母親病了。打聽到楊沫下落後，托人力勸她回北京，並答應以後還供她去讀書。楊沫急忙返回家中。丁鳳儀此時已經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親和哥哥都沒有回來。家中隻有楊沫和兩個年幼的妹妹，守著她們貧困垂危的母親。
　　但楊沫此時正與張中行熱戀。她沒怎麽照顧垂危的媽媽，卻成天去找張中行，兩人在公寓裏廝守，形影難分。這個自小缺少親情溫暖，日夜渴望愛撫的女孩，現在為愛所包圍，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悅裏，望著母親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沒怎麽覺得難受。
　　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滿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太多的傷害，張中行給了她嗬護和尊重，讓她嚐到了從沒感受過的、巨大的、令她暈眩的幸福。
　　張中行在楊沫的心目中，簡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認真負責，處事嚴謹，治學勤奮，多情多義……楊沫與他的戀愛，是第一次熱戀，熊熊大火，勢不可擋，很快就懷了孕。當她喜悅地把這個消息告訴張中行時，誰知他的臉色立刻陰沉起來，愁眉不展，讓楊沫十分困惑和吃驚。隨之，對他極為不滿。
　　後來，據張中行對徐然姐姐說：“你媽隻看表麵，不是我負心冷淡，當時生活艱難，加上她懷孕，就更困難，心情沉重，你媽就以為我冷淡了她……”
　　楊沫非常敏感，認為自己懷孕後，張中行明顯地與自己疏遠了。她很好強，一賭氣，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親丁鳳儀病死，這個家也隨之就散了。楊沫沒掉一滴眼淚，擠也擠不出。因楊震華另有外遇，丁鳳儀死後，後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沒錢辦，丁鳳儀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臥室裏。次年年初，為給丁鳳儀出殯，舅舅帶楊沫到熱河省灤平縣去變賣楊震華的土地。得了一些錢後，才給放了兩個多月的母親出了殯，姐妹三人還分了一些剩餘。
　　1932年春，14歲的二妹楊成亮嫁到東北，給一個律師做姨太太。這個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時認識的。以後音信全無，僅在“七七”事變前來了封短信，說她在長春的生活沒意思，並寄來一張像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僅20歲。
　　而三妹白楊卻走上了當演員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聯華電影公司要在北京辦演員養成所，登報招募學員。眼看著這個家庭難以維持，就要垮台，為了謀生，白楊和成亮都去報名應考。哪知考試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戲，白楊不得不獨自前去。她年紀雖小，才12歲，居然錄取了，從此進入了電影界。
　　迫於生計，姐妹三人各奔東西。
　　到了1932年夏，楊沫的肚子在一天天變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張中行的住處附近，租了間房子。
　　張中行還常常來看她。可兩個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對無言。最後，楊沫決定去小湯山白楊的奶媽家把孩子生下。臨走時，張也沒有說送她一程。楊沫後來在文章裏寫道：眼看著我挺著大肚子，一個人上了路，他竟連送送我的意思都沒有，好狠心的人呀！
　　兒子生下12天後，楊沫就坐著一輛毛驢車從鄉村回到了北京城。兒子留給一個奶媽照看。沒叫張中行花一分錢，費一分力，楊沫自己把孩子的事處理完畢。很快的，張中行又恢複了對楊沫熾熱的愛。畢竟楊沫年輕，不難看，有文化，他農村的妻子沒法比。
　　楊沫雖然埋怨他，卻還是深深愛著他，原諒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兩人在沙灘的小公寓裏開始同居。
　　楊沫給丈夫做飯、洗衣、縫縫補補，過著失學失業，半饑半飽的生活。
　　據張中行說：楊沫“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並想寫作。又為了表示心清誌大，把有世俗氣的學名‘成業’扔掉，先改為‘君茉’，嫌有脂粉氣，又改為‘君默’，以期寧靜而致遠。”（張中行《流年碎影》225頁）
　　那時，張中行還是個學生，楊沫沒有工作，全靠張一個人的生活費。他們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楊來到大姐和張中行的住處。
　　屋裏酷冷，窗台上的水杯裏結著冰碴。已經十點多鍾了，卻還沒有升火。屋裏沒煙筒，隻有一個做飯用的小煤球爐，奄奄一息。
　　人在屋裏不敢脫衣服，還凍得哆哆嗦嗦。白楊問：“這樣冷，你們怎麽能住？”
　　楊沫說：“每天上午十來點鍾生火做飯，到下午吃完晚飯滅火，燒了七八個鍾頭，屋裏挺暖和的。晚上進了被窩，有厚被子，再怎麽冷也不怕。”
　　白楊發現飯櫃裏，除了點鹹蘿卜，什麽吃的也沒有。問：“你吃些什麽菜？”
　　楊沫說：“每天有肉有菜。”
　　白楊說：“大姐，你別開玩笑了。”
　　楊沫說：“每天買一毛錢豬肉，再加上半棵白菜，這不有肉有菜了嗎？”
　　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楊著實吃了一驚。
　　但張中行有學問，精通古書。他隔長不短給楊沫寫詩，讓她感受到了一種高雅的情趣，彌補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以下一首就是他從《樂府詩集》或什麽地方找來，送給楊沫的詩：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閣，楊花飄蕩落南家。
　　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窩裏。
　　娓娓表達了對愛妻的繾綣依戀。在一段時間內，這種愛讓童年不幸的楊沫感到了莫大的滿足。
4.兩人分手
　　母親楊沫與張中行過著平淡瑣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複一日。
　　母親說：直到1933年的一個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緩慢行駛著的汽車，突然來了個急轉彎，從此，一瀉千裏地轉向了另一條道路上。
　　張中行與母親的差異越來越大。他是個學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重研究，輕實踐，重東輕西。母親接觸了馬列主義新學說後，覺得很時新，很現代，特別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卻看不大慣，認為是西方來的，背離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崇拜胡適，喜歡研究具體的問題，而不喜歡談這個主義，那個主義。
　　他不滿意國民黨，對共產黨也敬而遠之。他醉心於中國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對母親參加過多的社會活動。他隻要求母親給他做飯，操持家務，陪他睡覺，生兒育女，老老實實過日子。
　　但母親不是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動蕩，渴望著幹出一番事業，渴望改變自己的平庸命運。她有激情，愛幻想，看了革命的書就想參加革命，正如兒時看了武俠小說就想當俠客一樣。
　　她越來越感到跟張中行過日子庸庸碌碌，沒有色彩。張雖也是個青年人，卻少激情，安於現狀，循規蹈矩，一門心思讀書和過小日子，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
　　隨著整天圍著鍋台轉，為柴米油鹽等瑣事費心，母親情緒不好，兩個人的摩擦增多，不斷吵架。母親在一份材料中說：
　　張仲衡（張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並沒有參加國民黨或從事什麽政治活動。當時，他是個不問政治，一心走白專道路的知識分子。1933年後，我思想開始傾向革命。因為我們思想有了分歧，我們不斷吵架，1936年終於和他脫離了關係。
　　張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畢業的母親。他數次警告母親：少看赤色書刊，太危險。不要跟共產黨摻和，當心坐牢。然而母親繼續我行我素。隻是不再跟他談政治，自己去找什麽朋友，也不敢再告訴他，兩人感情上的裂痕越來越大。
　　母親沒事的時候，就看各種革命書籍。一次，她因為看書，忘了做飯。張中行回來吃午飯，見她還專心看書，不司婦職，生氣地說：你這麽喜歡看馬克思的書，喜歡無產階級，為什麽不下煤窯去啊？為什麽還穿資產階級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親有一件她媽留下來的翻毛皮大衣。
　　母親氣極了，與他爭吵起來。
　　但張中行盡管對母親不滿，還是深深地愛著母親。
　　有一次，母親到灤平縣辦事，因吉鴻昌將軍在長城一帶抗日，交通斷絕，一時間回不到北平。張中行急壞了，如熱鍋上的螞蟻，坐臥不寧。還寫了一篇情深義重的散文，登在報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兒。母親返回來後，很受感動。
　　母親與任弼時是同鄉，身上流著湖南湘陰人的血液，渴求動蕩，不甘平庸。她厭煩整天圍著鍋台轉，當家庭婦女。她渴望投身到一個偉大運動中，給自己的生命注入價值，即便危險叢生，也比這種灰色平庸的小布爾喬亞生活有意思。
　　母親曾向妹妹白楊透露過自己的苦悶。
　　白楊勸她與張中行堅決分手：這老夫子有什麽可愛的？何況他家中還有老婆。
　　母親心情矛盾，下不了決心。畢竟是張中行在她陷於絕境時，幫助了她。
　　白楊勸母親：“他成天鑽在古書裏，整個一書蟲，還帶著禮帽，穿著長袍，一副老學究的樣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觀點，在母親的內心深處得到共鳴。她確實不甘心給圈在這個胡適崇拜者的書生籠子裏，不甘心在老學究家裏當賢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學畢業，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他們的生活條件好了不少。但母親仍想出去工作，不願靠丈夫養活。經過努力爭取，疼愛她的張中行終於讓步，母親再次來到香河縣立小學教書。
　　解放之後，張中行還與母親見過麵。但與母親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職員，一個月隻幾十塊錢，母親算是老幹部，要比他多兩三倍。但他政治上還算平安無事，這樣默默無聞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隨著《青春之歌》被改編成電影、京劇、評劇、話劇、評彈、歌劇、小人書……書中的人物也都膾炙人口，家喻戶曉。
　　張中行這個母親的前夫，日子開始不好過，人們對他冷眼相看。認為他就是小說中的餘永澤，自私、落後，庸俗的典型。無形中，他被母親的這本書弄得灰頭土臉，在單位裏抬不起頭。
　　其實，真實的他，要比書中的餘永澤好得多。他有著中國文人的正直，從不幹告密打小報告之類的事；也從不亂揭發別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盡管楊沫在書中塑造的以他為原型的餘永澤虛構了一些他所沒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讓他背上了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他對楊沫的評價始終是肯定的，正麵的，從沒有什麽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對楊沫很有意見。
　　有人讓他寫文章，給自己辯解一下。張中行說，人家寫的是小說，又不是曆史回憶錄，何必當真呢？就是把餘永澤的名字改成張中行，那也是小說，我也不會出麵解釋。
　　就這一點來說，真比當今某些人動不動就對號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氣度，有風範。
　　他雖然學識淵博，業務能力很強，卻長期不受重用，運動一來，率先受審查。文革中他被發配到安徽鳳陽勞動改造。其間，被批鬥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裏，沒有撈上來，說他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一次是因為晚上看彗星，被認為是想變天；一次是因書寫唐詩宋詞，而不鑽研紅寶書……後被遣返回原籍，一貧如洗，飽嚐了世間炎涼。直到80年代，還默默無聞。
　　他的處境，不能說與母親的《青春之歌》沒有一點關係。
　　然而張中行卻始終沒指責過母親一句。每對人提到母親時，他總說：那時候，楊沫比我進步，比我革命。
　　晚年，張中行私下曾向某編輯表示：餘永澤把我的缺點擴大了。我雖然不接近共產黨，但我對國民黨也不滿，也批評，也不參加它的什麽活動。所以解放後，在鎮反、肅反中我並沒有給抓起來，否則，我可能就挨整很慘了。
　　所言極是。
5.共產黨員是好人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請大姐來玩兒。母親就來到了白楊的住所，宣武門頭發胡同的通順公寓，見到了一批進步青年。如後來的新四軍文藝幹部許晴；後來的《解放軍文藝》總編輯，老共產黨員宋之的；後來的雲南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陸萬美；還有後來的北京電影學院表演係主任，中共老黨員邸力等等。
　 母親楊沫很早就接觸過一個共產黨員，他叫方伯務，後與李大釗同時就義。
　 母親說，她十多歲時，有一陣子，一個蓄著長頭發，高高個子，長臉盤的大學生常到家裏做客。因為都是湖南老鄉，她父母親對這個似乎是搞藝術的年輕人挺熱情，稱他為方先生。來了以後，母親楊沫喜歡躲在角落裏聽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種各樣新奇的事，母親聽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談，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親聊。這個人和藹可親，氣度不凡，經常給母親講一些曆史故事。他尊重小楊沫，見麵總要客客氣氣跟她打招呼，注意傾聽她的說話，回答她的問題，所以母親見了他感到非常親切。
　　記得1927年4月的一個晚上，方先生又來了。那時，母親的家中已經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親才13歲，聽方先生和她父母說了一陣話後，就睡著了。等她睡醒一覺後，聽見外麵還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談話聲。母親感到奇怪，這麽晚了，方先生怎麽還不走呢? 往常方先生從來沒呆過這麽晚。母親看見白布幔上，有一個巨大的黑影來回踱著步。剛開始還嚇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這是方先生。燈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帳上。接著，母親又睡著了，不知道方先生什麽時候走的。
　　沒過兩天，母親忽然看見《順天時報》上有一條驚人的消息：李大釗等20名共產黨員被逮捕了，20個人中有方伯務的名字。
　　母親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個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務總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裏躲一躲。
　　又過了些日子，仍是在《順天時報》上，母親發現了更加吃驚的消息：李大釗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務，全部被判處死刑，絞殺了！
　　什麽，那個和藹可親，氣度不凡的大學生給絞死了！母親大惑不解。為什麽要殺死他？為什麽？他的死，使母親難過，更多還是驚奇，迷惑。他有學問，待人謙和，溫文爾雅，根本不是強盜土匪，為什麽要殺死他呢？說他是共產黨，那這樣的共產黨並不壞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絕對是好人！
　　這次偶然的見麵，改變了母親的一生。
　　原來，白楊的朋友許晴將白楊介紹到苞莉苞劇社。“苞莉苞”是俄文“鬥爭”的意思。這是左聯領導的共產黨外圍組織。當時的負責人是地下黨員於伶和宋之的。那天來這裏聚會的大都是苞莉苞劇社的成員。
　　13歲的白楊這時正在北平演話劇，和演員劉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親一一介紹了自己的朋友。
　　許晴是一位年輕英俊的小夥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個子，這在南方人中極少見。中學畢業後在南京搞進步文化工作。讀過不少俄國革命文學作品，特別崇拜高爾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許爾礎，還曾把高爾基的三部曲送給白楊閱讀。這位安徽來的青年，從小沒父親，是老媽辛辛苦苦給他拉扯大。
　　劉莉影是北平法學院的學生，美麗熱情，喜歡交際。與白楊一起拍過無聲電影《故宮新怨》。當時白楊擔任一個小角色，而劉莉影卻擔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氣。她思想進步，曾演過不少進步電影，如《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當時與宋之的同居。
　　劉莉影原籍東北，對東北特別有感情，聊天時，總是離不開“九一八”事變的話題。她痛罵國民政府對日本唯唯諾諾，沒有骨氣。她向母親介紹了蘇聯，特別是蘇聯婦女的生活情況，還講了“九一八”後東北人民的感受。同時也嘲諷身邊那些對東北淪亡漠不關心，隻顧自己讀書的書呆子。
　　邸力與母親同歲，內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參加了左翼戲劇聯盟，年僅18歲。以後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魯藝戲劇係學習，畢業後去八路軍120師戰鬥劇社工作。
　　在這次聚會上，母親還認識了陸萬美，著名女作家陸晶清的弟弟。他大母親4歲，生於昆明，因患小兒麻痹後遺症，一隻腳微跛。陸萬美刻苦學習，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學。1931年冬，繼女作家石評梅之後主編《世界日報》的副刊《薔薇周刊》，受到左翼進步人士的好評。陸萬美還聯合許晴等在《薔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學”的口號，齊集了一大批不滿現實，尋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陸萬美參加了“北平左聯”，並擔任北平左聯常委等職。1932年11月，魯迅來到北平，在五所大學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講”。陸萬美受組織委托參加了歡迎魯迅的宴會和內部會議，並和魯迅有過兩次秘密會談。
　　因陸萬美積極從事學運，曾兩次被捕入獄。直到抗戰全麵爆發，國共再度合作，經周恩來多次交涉才得以獲釋。上海解放後，陸萬美曾任上海軍管會文藝處處長。1950年調雲南，長期擔任雲南省文化局長、文聯主席、黨組書記等職。
　　母親後來寫的《青春之歌》中盧嘉川被捕的一些情節，就源自陸萬美的經曆。
　　還有宋之的，1932年即參加了中國左聯北平分盟，任其機關刊物《戲劇新聞》主編，先後在上海、重慶、太原等地從事革命戲劇運動。解放後曆任武漢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總政文化部文藝處處長、《解放軍文藝》總編輯。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僅42歲。
　　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們無家可歸，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談闊論，抨擊時弊。他們關心東北的淪喪，在小屋子裏縱情高唱《鬆花江上》，淒婉的曲調，把大家唱得熱淚縱橫，母親也哭了。
　　這都是一幫左傾青年，關心國家大事，對現實不滿。他們在一起不是談吃喝玩樂，穿著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賺錢之道，而是談當前民族的危機，救國救民的道路，當局的反動腐敗，共產黨的主張如何正確……
　　他們說唱就唱，說哭就哭，說罵就罵，說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著青春朝氣。讓母親受到了強烈的感染，耳目為之一新。
　　母親覺得這些人與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們更談得來。
　　玩了一個通宵，也聊了一個通宵。閑談中，有人給母親推薦了幾本進步書籍。聚會後的第二天，陸萬美就給母親送去了一本《怎樣研究馬克思主義》。
　　與這幫人一接觸，母親就被他們迷住了。一個一個都那麽有思想，有理想，憂國憂民，不畏強權，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風，向母親迎麵吹來，攪亂了她的心緒。
　　與他們分手之後，再回到自己的家，母親覺得冰冷陰暗。丈夫整天看線裝書，不聞天下事。 “九一八”事變之後，愛國知識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兒的威脅，可他還那麽專注於自己的學問，對時局安危毫不關心，名副其實的書蟲。
　　母親在家裏貪婪地讀著那些進步書籍……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認識。她找不到工作，窮困寂寞，渴望變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紹下，母親還看了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和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她後來說：“這幾本書對我影響最大並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許晴自認識母親後，也很關心母親。他那時在西單一家書店當經理。1933年春天，曾介紹母親到這家書店當店員。許晴以這個書店為掩護，偷偷銷售進步書籍。母親一度很高興。但不久許晴被捕，母親在書店無法呆下去，又失業了。
6.與共產黨員馬建民結合
　　1936年這次去香河教書，母親遇見了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親，她的入黨介紹人。
　　當時母親有一個同事，叫賈匯川，也在該校教書，與馬建民認識。下麵是母親敘說她是怎樣找著黨的。　　
　　1936年前，我曾聽賈匯川談起過馬建民，說馬是個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沒有和馬認識前，我心目中對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賈匯川。他來後，賈即介紹我認識了馬，並告訴我馬是因為在北京有個同誌被捕，為預防萬一，他才到香河來躲避的。但具體是誰被捕，他們沒有對我說。我對馬非常同情，也非常願意和他接近。馬也是聽了賈的介紹，對我很信任。他在香河住在賈的房間裏，我課外時，常和他在一起談話。印象中他鼓勵我參加革命，並給我講當時的政治形勢，如蔣介石不抗日，共產黨堅決抗日，紅軍已到了陝北等（我還記得有一個題目叫《中國能夠戰勝日本麽？》），還教給我當時進步青年都喜歡學的拉丁化新文字。因為馬建民積極熱情地幫助我，所以我很高興和他接近。且慶幸自己認識了一個革命同誌。馬當時並沒有對我說他是共產黨員，但我心目中卻當然地認為他是共產黨員。
　　那時馬也沒有講過他自己的過去。直到1950年後，要寫《青春之歌》，才向馬了解了一些他過去的經曆：他1926年12月即參加了共青團，在保定上中學時，先後兩次被開除。在宛平田各莊搞地下工作時，常和同誌在河邊的葦子叢或墳地裏開會。有一次，不知怎麽回事，敵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個學生家裏躲了幾天。這個學生和他母親對他非常好，掩護他和幫助了他。
　　他於1930年2月轉為中共黨員。
　　在我和馬建民經過一段時間來往後，他和賈都對我提出過這樣一個要求，為了使馬能夠在香河棲身，不被敵人發現，他們叫我找張一真（張中行的哥哥，時任香河縣教育局長），請他為馬安排個小學教員的位置。我欣然答應，就對張一真說了，叫他幫助給馬找個地方當教員。開始張一真不願意，但我和張再三地說，叫他一定幫忙。大概張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關係上，最後答應替馬打聽一下，找到了後，可以叫馬去。後來，約4月初，張就把馬介紹到香河河北屯教書了。
　　馬和張中行不認識。我記得他們倆從沒有碰過麵。
　　以後，賈匯川和馬建民又向我提出，叫我替馬到北京取一趟東西，並打聽一下馬出走後，北京的情況。我認為這是革命同誌對我的信任和考驗，欣然接受。在1936年4月5日趁學校放春假時，我就到北京去了。在我離香河前，馬寫了一封介紹信，叫我到北京西單附近地方去找當時正在中國大學上學的侯薪，叫他幫助了解情況和取東西。我到北京找到了侯薪。大約過了一兩天，一個傍晚，侯到我住處找我，我們一同到宣武門一條東西街的一個小門前（馬當時的住處），侯叫我在門外等著，他進去一會兒，取了一包東西就出來了。他把這東西交給我。當我回香河後，馬已去河北屯教書。我給馬寫了信，過了幾天，馬到香河來找我，就把東西取走了。從此後，我在香河沒有再看見馬建民。
　　我和馬建民認識後，時間雖短，接近卻頻繁。這就引起了張一真的懷疑。他寫信向張中行告了密。不久，張中行突然從天津來到香河，非叫我辭職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張中行的說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學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說楊沫與馬建民來往過於親密，如果你還想保全這個家庭，最好把楊沫接到天津去。
　　張中行聽從了這個朋友的話，先是寫信，然後親自去香河勸說楊沫。
　　母親不同意。好不容易有個職業，還沒有幹上兩個月，為什麽又回去？
　　但張中行苦苦哀求，說他掙的錢足夠兩個人用，何必辛辛苦苦當孩子王，兩地分居？在張兄弟二人的壓力下，母親隻得和張一起離開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舊暗暗與馬建民通信。
　　張中行發現後，勃然大怒，平時文質彬彬的他一腳踢翻了火爐上的蒸鍋，弄得滿屋是蒸汽。母親二話沒說，立刻向同學借了幾塊錢，返回北平哥哥家。誰知沒幾天，張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淚、情話一大堆。母親看他那麽痛苦，隻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這時母親已經與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開通信，就由同學替她秘密傳書。母親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響，思想開放，感情豐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沒有從一而終的那一套觀念。她欣賞舞蹈家鄧肯，敢於叛逆傳統習俗、傳統道德……妹妹白楊也相當前衛，自然對母親有所影響。
　　道不同不相與謀。此時母親雖然懷上了張中行的第二個孩子，但她越來越不能忍受這種學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買菜、做飯、刷碗、洗衣、掃地、睡覺。
　　1936年6月，終於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並給張中行寫信要求斷絕關係。
　　按張中行的說法，最後分手經過是：學期終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處。不記得是因為有預感還是另有所圖，我在母校新四齋借得一個床位。不久，我反複衡量當時的情況，頭腦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風，確認為了使無盡的苦有盡，應該分手，另謀生路。記得是一個下午，在她哥哥的住處西屋，我向她說了此意。她麵容木然，沒說什麽。我辭出，到北大新四齋去住，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其後很多天，我的心很亂，因為感情常常闖進來，與理智對抗。
　　這時，馬建民已從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報》，每月有20來元的收入。
　　母親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記中說，這年（1936）6月10日，他們兩個結合了。
　　應該說，是母親拋棄了張中行。
　　父親馬建民當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寬寬的肩膀，說話溫和，舉止沉穩。母親把對黨的熱愛，全放到了父親的身上。
　　母親後來在文章中寫道：1936年10月後，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裏，我們就結婚了。馬建民的薪水比張中行少得多，兩個人的生活相當清貧，但母親心甘情願。
　　白天父親在報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將生產的母親。他很少說感情上的話，卻喜歡分析當時的中國局勢、共產黨的主張，以及聽說來的紅軍長征傳聞。
　　母親饑渴地聽著，感覺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生活雖不及與張中行過得富裕，精神上卻很愉快、充實。
　　她想起了那些紛紛坐牢的進步青年，猜測他們肯定都是共產黨。她渴望自己能與他們為伍，多次向父親提出了入黨要求，父親一次一次答應，卻都沒有結果。母親挺著大肚子，整天在家閑得無聊，總纏著父親要入黨，要父親幫她這個忙。她認準了一件事就死盯著不放。
　　因為這件事總沒進展，母親非常著急，一度對父親有些不滿。
　　剛剛與母親同居的父親，其實有個農村的妻子，但由於躲避敵人抓捕，被衝散了。無奈現在陷於愛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著母親，勸她不要著急。因他有難處，自從同誌被逮捕後，為躲避國民黨的抓捕，他的關係已經失掉了一段時期，無法滿足母親的要求。
　　11月，母親生下了姐姐徐然。父親明知道這是張中行的孩子，卻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細心給她換尿布，抱她，哄她，親她的小臉。這讓母親有些出乎意料，她還擔心老馬會嫌棄這個孩子呢! 心裏暗想：共產黨員就是好，沒有一點封建意識，沒有一點自私觀念，胸懷多寬廣！比那學究，真是高尚多了！
　　對自己親生的孩子，老學究都那麽冷酷，而對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馬卻那麽嗬護，這兩個人的巨大反差，讓母親深受感動。
　　想想方伯務，想想許晴，想想老馬，母親更加覺得自己找個共產黨員當丈夫找對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趕快入黨，便隔三差五地催父親，纏著父親，要父親向上級反映。她以加入這個神秘的，有危險的，薈萃一幫好人的組織為榮。
　　在母親的不斷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親讓母親寫個材料，講講自己的出身曆史。
　　母親問：寫它做什麽？以為父親給自己找了個工作。
　　父親說：你總纏著我要幹什麽？
　　母親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親通知母親，黨組織批準了，她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母親覺得幸福極了。她後來在文章裏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黨的懷抱。她非常看重這個。
　　以後，父親常常給母親一些文件和材料看。
　　那時候入共產黨，當不了官兒，長不了級，分配不了好工作，不會受重用，卻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殺頭。
　　為什麽母親還要冒著危險參加，圖個啥？
　　很簡單，母親就是覺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來。
　　母親這時22歲。
7.戰火中錘煉
　　1937年七七事變後，母親不願在北京當日本鬼子的順民，隨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楊。不久上海又發生戰火，妹妹要去重慶，勸母親也去。這時候，母親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信，說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澤。母親決定返回河北，尋找父親。在兵荒馬亂的時刻，她抱著一歲多的女兒徐然，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深澤縣，隨即與父親一起參加了冀中地區的抗日戰爭。
　　她自己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1937年12月，擔任安國縣婦救會主任
　　1938年5月，調冀中區任婦救會宣傳部長
　　1939年5月，調冀中十分區任婦救會宣傳部長
　　1941年春，因病到鐵路西十分區易縣的後方醫院療養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遊擊區的挺進報社工作
　　1942年4月，到華北聯大文學係學習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區政治部臨時幫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區任抗聯會宣傳部長
　　1944年8月，調十分區黎明報社任編輯
　　1945年11月，調《晉察冀日報》任編輯
　　……
　　看得出，母親主要搞婦女工作和宣傳報道工作，並不在第一線打仗作戰。但就是這樣，她作為根據地的文職人員，每天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她這個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無比艱苦和難以忘懷的經曆。
　　她曾親眼目睹叛變投敵的霸縣縣大隊副大隊長將丈夫抓走；她為躲避鬼子搜捕鑽進狹小的炕洞裏，幾乎悶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東的兒子調戲過；還曾冒險藏在一卷葦席裏，從鬼子眼皮底下溜了過去……
　　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沒法比的。那麽危險，那麽刺激，又那麽豐富多彩。
　　母親當時工作的地區冀中十分區，地處華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縣、固安、雄縣、容城、新城等縣。白洋澱就在這一片。
　　冀中是敵後抗日根據地，鬥爭本來就非常殘酷。而母親所在的十分區，又鄰近北平、保定、天津，屬於敵人的心髒地帶，駐有重兵，碉堡林立，並頻頻掃蕩，鬥爭就更加殘酷。不像四分區地處阜平一帶，是邊區領導機關所在地，雖然生活艱苦，但因是山區，偏僻遙遠，鬼子控製薄弱，相對和平一些。
　　這裏敵我陣營犬牙交錯，短兵相接，相互滲透，彼此都是對方的眼中刺，肉中釘。互派特務，互相對殺。工作十分危險，說死就死，幹部的傷亡率非常高，遞補頻繁。十分區所轄的幾任縣長、縣委書記都是一個一個或犧牲，或被俘，或叛變，又一個一個上任。
　　據呂正操的《冀中回憶錄》記載：冀中十分區交通方便，便於敵人機動；社會情況複雜，土匪流氓、封建會道門、國民黨勢力很大。自從1938年以來，敵人始終把這一地區當作進攻的重點，連續不斷地用優勢兵力圍攻、掃蕩，同時大量修建據點。1941年初，十分區境內駐有一萬多日偽軍，204個據點。
　　十分區司令員先後為周彪、劉秉彥，政委先後為周彪、師榮、李斌、曠伏兆。參謀長肖新槐，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所謂戰火的錘煉其實就是死亡的錘煉。死神的影子總在母親身邊飛舞。
　　1939年12月27日，我十分區27團在雄縣神堂抗擊2000多敵人圍攻，殺傷了大量敵寇，自己也傷亡了250餘人。雖然打了勝仗，受到呂司令員的嘉獎，但把烈士遺骸集中起來之後，放在地上也占了老大一片。
　　1940年12月22日，我十分區32團一部，約500餘人在容城縣大後台被圍，從黎明戰至下午，頑強不屈，最後僅數十人衝破敵人包圍圈，共有400多幹部戰士壯烈捐軀，震動了全分區……
　　很多同誌，幾天前還聊天交談，幾天後再也看不見，長眠在泥土之中。身邊每一個人倒下，都似利刃刺紮著母親的神經。她是個對死亡特別敏感的女人，幾乎有點神經質。
　　1942年4月5日， 二聯縣六聯區區長王泰和警衛員李尚亞（外號小厲害），被敵人包圍在雄縣馬滸村。當時正刮大風，對麵看不見人。為了群眾安全，他們離開堡壘戶，跑到村邊的一個磨棚裏。敵人包圍了這個磨棚，偽軍頭子將勸降信用弓箭射入。王泰奮筆疾書：共產黨員視死如歸！將回信裹個土塊投向敵人。日偽軍立刻發起進攻，王泰與警衛員沉著還擊，一連打倒了10多名敵軍。後來敵人爬上房，鑿開屋頂，往裏扔成捆成捆的柴禾，放火燒，王泰和警衛員在烈火中壯烈犧牲。

　　幾天以前，這個胖胖的王泰還見到母親，送給了母親一塊精致的小懷表。那是他繳獲敵人的勝利品。他微笑著說：“老楊呀，你看這玩意兒稀罕吧，送給你掌握時間吧，別起晚了，叫敵人逮住。”
　　母親非常感謝。但萬萬沒料到幾天之後，王泰就犧牲了。小懷表成了王泰區長的最後遺物。
　　雖然戰爭環境經常有人犧牲，可聽到王泰犧牲的消息後，母親還是感到晴天霹靂，像被電擊中一樣，愣了好一會兒。因王泰原來當過教師，有文化，看了很多書，很能跟母親說到一塊。他死得又那麽英勇壯烈，讓母親萬分悲痛，久久不能平靜。她把這塊小懷表一直保存，到最後根本不能走了，還舍不得扔（現存中國現代文學館）。
　　1942年10月22日，三聯縣縣長胡春航駐永清縣龐各莊，因暴露目標，遭敵包圍，突圍中左臂和右腿被打斷，傷重被俘。在敵人將其用擔架抬往永清縣城途中，悄悄把手絹塞入口中，希圖自殺殉國，不料被日寇發現而未遂。原副縣長叛徒賈樹元說：“胡老師，你別走這條路，到了縣城，皇軍錯待不了你。”胡春航回答：“我不是你的老師，我沒你這樣的學生。你叫我老師，等於罵我八輩子祖宗。”當擔架抬到惠元莊時，他再次偷偷扯破衣服，將布片塞入喉嚨，終於自盡成功。
　　同月，二聯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譚傑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敵人將其關押在馬莊據點，嚴刑拷打，譚傑寧死不屈，在牢房中把吃飯的筷子插入耳中，撞牆自盡。
　　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戰友，平日貌不起眼，關鍵時刻卻那麽英勇，驚天地，泣鬼神，能寫上書。他們犧牲的細節，被同誌和當地老鄉們廣泛傳頌。
　　把布片塞入喉嚨，活活憋死自己，這是何等的毅力？
　　把筷子放入耳中，對著牆撞，這是何等的勇氣?
　　母親聽說了之後，數日食之無味，夜不能寐。在文人的愛的巢穴裏，溫情脈脈，哪裏會接觸到這些？
　　母親還有一個好朋友，原二聯縣八區區委書記呂烽，河間縣人，1943年夏母親曾在他的地區工作。呂烽常常夜間帶著警衛員陪母親下到老鄉家做群眾工作，他管母親叫大姐，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母親。這是個勇敢機智的小夥子，曾帶區小隊3人，在劉莊巧俘偽警察8人；還曾指揮遊擊隊員夜入高莊，擊斃日軍小隊長和班長各一人，後任縣敵工科副科長。1945年5月25日，日軍400多人將呂烽等抗日幹部包圍在四聯縣小盧昝（音：讚）村。經過4天激戰，擊斃日軍50餘名。最後轉入地道戰，又堅持了3晝夜，總共戰鬥了7天。地委城工部長穆占祺犧牲，呂烽同誌也在這次戰鬥中被俘，慘遭殺害。
　　據生還者說：極度饑渴之時，在地道裏的同誌們曾喝自己的尿，生吃腐爛的小豬……
　　這種種發生在身邊的事情讓母親震撼，讓母親刻骨銘心。
　　烈士的鮮血洗禮了母親的靈魂。她曾反複質問自己，如果換了自己，能否像犧牲的同誌那樣視死如歸？她在日記中坦率承認自己有點怕死，特別是怕腐爛的屍體，臭烘烘的。但身邊那些勇敢獻身的人又激勵著她，正視自己的軟弱，克服自己的軟弱。
　　她擔心自己經不住敵人的嚴刑拷打，在小包裏，經常帶著一顆手榴彈和一把櫓子，隨時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
　　母親的小資味兒很濃。她不喜歡刀槍，卻喜歡花兒，看見一朵花，欣喜得要命。因為多愁善感，她對死難的烈士總是忘不了。經常恍恍惚惚覺得這些人還在自己身邊走動，說話，開玩笑。
　　換了別人，難受幾天就過去了，她卻要沉痛許久。在大城市北平，她身邊的熟人哪有這麽多死掉！每一個熟識的戰友倒下，對她都是一個莫大的刺激，使她驚悸，使她難忘。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的戰友，我的同誌，他們犧牲的時候都不過20多歲，他們一直活在我的心頭——在我的心頭矗立著一座豐碑。現在，我要把我身上的豐碑搬出來，搬到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叫後世人民永遠記住這些英勇獻身的同誌們。
　　——馬敦來。他犧牲時不過20歲，我們黎明報社的刻字員。他刻得一筆好字，圓圓的臉總是含著微笑。前一兩天，我們還在一起，突然聽說他夜裏遇見敵人，被殺害了。
　　50年來，母親始終保留著他的一張照片。至於這個馬敦來是哪裏人，詳細情況如何，他死時就這麽年輕呢，還是這是他年輕時的照片，均已無法知道。
　　母親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提到了好幾個戰友，他們是：
　　新城縣縣長楊鐵，1943年7月13日被敵人堵在地道裏，打死一名敵人後，開槍自盡，頭顱被敵人割下掛在城頭示眾。母親在筆記本上這樣寫道：
　　我們的農民縣長楊鐵，這個矮矮的個子，敵人笑他是賣豆腐的傻蛋。
　　人民卻愛他像愛自己的母親。
　　鬼子搜捕抗日的縣長楊鐵，把他堵在地道裏，千呼萬喚，甜言蜜語：出來吧，出來沒事，到皇軍那兒也一樣做官兒。
　　在死亡麵前，這矮矮的賣豆腐的漢子，沒有恐懼，沒有悲傷，從容殉國。
　　分區敵工部副部長李守正，喜歡文學，常和母親切磋寫作，1944年3月31日被敵人包圍在一所房內，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飲彈自盡。
　　母親的戰友，曲陽縣婦救會宣傳部長任霄，南方人，熱情奔放，喜歡寫詩。1942年10月被俘之後，用衣服擰成繩子，斷然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生命。
　　霸縣縣委書記高均，當縣長馬建民被企圖叛變的副大隊長抓住後，就是高均率部隊冒險前來解救，但後來這位老戰友被反動的紅槍會殺害。
　　還有韓菊林、韓超新同誌……
　　從延安來的新華社記者安適。母親在平西根據地與他相識，常常向他打聽延安的情況。他喜愛文藝，跟母親能談得來。母親調回平原後，他曾送給母親一本精裝的《聯共黨史》，可不久，就聽到這個遠離家鄉的青年記者犧牲了的消息。
　　這還都是在地方工作的同誌，犧牲率不算高，遠比不上呂司令員領導的冀中主力部隊，一犧牲就是十幾人，幾十人，上百人。
　　……
　　母親說太多了，太多了！無法全把他們一一給描繪出來。然而這些同誌卻永遠活在她的心頭，她說：我愛他們！
　　確實，母親打心眼兒裏熱愛他們。這從她特別喜歡搜集烈士的傳記、遺書、各種資料等能夠感覺出來。家裏有很多烈士傳，如《湖南革命烈士傳》、《江西革命烈士傳》、《榮哀錄》、《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等等。
　　早在五十年代，母親就對我說過，在抗日戰爭期間，她偶然得到了一本書，名字叫《犧牲》，封麵上印著殷紅的滴滴鮮血。裏麵有張太雷、向警予、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陳喬年、蕭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簡曆。其中還附有不少烈士死後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裏照的，也有躺在刑場上的，如羅亦農就躺在草地上，頭部給打得麵目全非，血跡斑斑，相當慘烈。
　　母親說她看了這本書後，難受得哭了，一夜睡不著覺。
　　母親去世後，我真的在母親的書櫃裏發現了這本書。看後，心髒怦怦亂跳。這部印製粗糙，紙已經發黃的書裏展示了70多具裝在棺木中的屍體相片。有的是同一個人兩個相片，一個生前，一個死後。個別的還呲牙咧嘴，相當恐怖。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別說女人了。等於是在死屍堆裏走了一遭，能聞見屍臭和血腥。可以說，任何人看了這部書，都會被震撼，毛發豎立。何況母親這麽一個多愁善感，富有小資味兒的女性，她看後心驚肉跳，徹夜難眠就太正常了。
　　母親是城裏人，家境富裕過，平日看見一隻死老鼠都嚇得吱吱亂叫啊。
　　自那以後的漫長歲月裏，《犧牲》這本書的影子總也擺脫不掉。母親在她的文章和講話中，多次提到這本書。她說，就在她開始寫《青春之歌》時，還浮出了《犧牲》書裏的畫麵，那一具具死難烈士的屍體，刺透了她的靈魂，幾十年怎麽也忘不了。
　　她把這本書當作寶貝，當成最珍貴的藏品，當成了烈士的遺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
　　正是這些認識的和不認識的烈士的犧牲對母親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力，才使她有了寫作《青春之歌》的衝動。
　　能感覺出來，母親參加革命鬥爭，雖有不怕死的一麵，也有怕死的一麵。她對死極端敏感，因而她身邊的每一個戰友犧牲都給了她超強刺激，撕裂著她柔弱的神經。這一點，從母親解放戰爭時期的一篇日記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 張家口
　　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等8位同誌遇難的消息，對於我這樣一個極平常的革命同誌是一種什麽心情呢？我願記下來，作為一生中永遠難忘的事。
　　兩天前，我的心髒病又複發了，而且很重。根據過去複發的原因，不外是精神過度疲勞或者受了刺激。但是這次，我的精神並沒有疲勞，也沒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靜。我對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發現我犯病的原因了。從12日以來，隻要和人談話，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報紙也是王、秦等同誌的死。這裏是追悼會，那裏是公祭、唁詞……而每次談話、看報、念祭文、讀唁詞，我都抑製不住地要流淚。尤其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淚珠不知不覺地淌得更凶。有時甚至捧著報紙放聲大哭。孩子看著我無故流淚，睜大眼睛感到驚奇。一天、兩天如此，三天、四天還是如此。眼淚好像流不完似的。於是怕受刺激的心髒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說，為了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等8位素不相識的領導同誌犧牲，母親悲憤異常，以致犯了一場心髒病。
　　連根據地的一些地主也那麽忘我、愛國！雄縣東河崗村的開明士紳王漢秋，為支援抗日，幫助老百姓度過饑荒，將自己的土地無償獻給農民。當有人對他這樣做不理解，認為他別有用心時，他用鎬頭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鐵了心跟共產黨走，抗戰到底。
　　當這位小地主把血淋淋的手指頭和血書當麵交給我父親馬建民時，母親也在場，親眼目睹了這一場麵。
　　可歌可泣呀……
　　盡管在十分區這一段經曆是她畢生中最殘酷、最緊張的一段生活，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身邊的同誌三天兩頭犧牲，母親卻說：“抗日戰爭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變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難忘懷的記憶。回憶起來，無論那之前或那之後，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愛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參加了那種充滿戰鬥氣息，而又無比豐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 （見《楊沫文集》5卷446頁）
　　是的，在抗日戰爭中，她才有機會與120師師長賀龍和政委關向應親切聊天，並一同在小飯桌上吃飯；才有機會在大葦塘裏，過著“天當被子，地當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機會與區黨委書記黃敬同誌隨便開玩笑，被他稱為“洋（楊）馬同誌”。
　　她曾冒著危險去一個大地主家進行說服反正，卻無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節領略過躲藏在青紗帳裏的酷熱和憋悶。農村裏一貧如洗的老大娘曾給過她大棗，讓她充饑；在日本鬼子進村的危急時刻，一個被稱為“傻蛋”的老實農民，把她給帶出了村……
　　多少難忘的經曆啊！
　　抗戰中她也寫過一些通訊，卻沒有特別精彩的。因為那些有名的戰鬥，如齊會之戰、掌史之戰等，她一個都沒參加。她是一個女同誌，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搞宣傳，寫的東西就是些傷員、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無奇的瑣事。
　　她自然不滿意，心中的激情發泄不出去，難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寫出八年抗戰來，於是她孜孜不倦地寫，一生就寫抗日戰爭這一段，別的不寫（應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們下鄉插隊八年，並沒有生死危險和那麽些激烈鬥爭，大都平平淡淡，想寫的欲念都那麽強，母親經曆了戰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內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現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來，那些倒下的英魂總在她眼前晃來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筆寫點什麽不可，這樣就誕生了《青春之歌》。此外還寫了不少懷念犧牲烈士的散文。如：《憶“哥哥”許晴》、《一隻小懷表》、《再上雨花台》、《烈士與愛情》等。
8.寫《青春之歌》前夕
　 據母親說，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時，她擔任冀中婦救會的宣傳部長，跟隨賀龍的120師行動。部隊在前麵打仗，婦救會等群眾團體在後麵從事戰鬥結束後的群眾工作。這一段日子非常緊張，經常連續幾天地行軍，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親有生以來頭一次這樣大運動量的徒步行軍，整夜整夜地走。因過度勞累，缺乏營養，染上了黑熱病，終日發著高燒，肚子又大又硬，像石頭塊子。
　　骨瘦如柴的母親瀕臨死亡。
　　組織上提出讓她回北平治病，她卻舍不得戰友，舍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後來多虧固安縣牛駝的一個農民老頭兒，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體總沒好利索，這樣維持了兩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實在無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縣十分區後方醫院休養，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親在解放區生活了12年之後，重又回到北京。
　　盡管新中國成立了，環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親在興奮之餘，還是鬱鬱寡歡。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問題。
　　她在人民日報的一段期間，與頂頭上司有些隔閡，所以特別想調離開。這位領導對她的病，不聞不問，把她看成可有可無的人，讓母親很壓抑。
　　經多方奔走，母親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報社，調到北京市婦聯。她覺得這樣能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對創作也有好處。
　　誰知到市婦聯上班後，隻看了兩天文件，頭就疼得受不了。母親隻好到婦嬰保健所找溫泉中學的同學齊珍屏大夫看病。齊給母親介紹了一位外國醫生，仔細檢查了一番後，說子宮沒病，隻有一點炎症，血壓不高，頭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議她到同仁醫院看眼。
　　母親聽後，非常高興，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鏡，就解除了纏繞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鏡之後，頭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惱又隨之而來。根據地12年的血與火的磨煉，長期與河北農村的大娘大嬸們一個炕頭生活和工作，使母親從外貌到說話腔調，完全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有些土裏土氣。她平日戴著藍帽子，穿著列寧服，講話通俗，雜有河北雄縣一帶的口音，完全沒有城裏小知識分子的文縐縐。她與大家交往謙虛隨和，平易近人，一點沒架子。外人很難想到她是個1936年入黨的老革命。
　　結果到婦聯後，很多同事都把她當成了工農幹部，以為她是鄉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輕視她，不把她當回事，隨便給她點工作幹。她在日記中這麽說：　　
　　1949年5月2日
　　……這些天來，我是痛苦而沉悶的。原因也許是我的地位觀念。我覺得我工作了這多年，卻和新參加工作的同誌幾乎同等的職務，使我很不高興。加之又無固定業務，打雜式的飄來飄去，我怕這樣進步更慢……因此，我心裏常常被苦悶占據著。十幾年來對工作第一次如此地情緒不高。
　　母親對這樣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幹什麽都要有個先來後到，剛參加工作的怎麽能與十多年前就參加革命的一樣對待呢？論資排輩怎麽也得講一點。
　　她到市婦聯時，正值初建階段，領導工作比較忙亂，不那麽細致。她參加革命十多年，卻還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學生，幹同樣的工作。而過去的一些老戰友，在其他單位都提拔了，自己卻還是個小辦事員，母親嘴裏沒說，心裏卻有些失落。
　　當時市婦聯在洋溢胡同，一棟三層小樓，所有工作人員都要求住在機關，周末才能回家。女兒小胖患了肺結核，母親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為件小事，市婦聯的某領導對母親大加喝斥，讓母親難以忘懷。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剛從香港回來的女同事，快要臨產了，還住在集體宿舍。這位女同誌有些擔心，找到母親問，如果分娩了怎麽辦？母親安慰她說，你不用著急，共產黨還能讓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當母親向婦聯某領導反映這個女同誌的擔憂時，出乎意料，這位領導發了脾氣，她臉漲得通紅，瞪著母親，拍著桌子喝道：楊沫！你說的是什麽話？怎麽這樣沒水平！我們婦聯要求所有幹部都住在單位是因為現在剛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認為我們製定的規定不通人情，讓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親克製著怒火，沒跟她爭吵。事後她百思不解，自己說這句話有什麽錯？再加上這位領導比母親年輕，參加革命的時間也比母親晚得多，卻如同主子訓仆人似的厲聲喝斥，讓母親的心情驟然惡劣起來。
　　工作不順心，身體又不好。
　　年底，母親因養病無法上班，正式辭掉了市婦聯的工作，把組織關係轉到了市委組織部，後又轉到了北池子街道（當時住在馬圈胡同12號，白楊買的院子）。她開始與街道家庭婦女、小販、小手工業者、蹬三輪的一起過組織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體依舊不見好轉，日記中所記載的全都是這方麵的內容。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這種近乎絕望的痛苦情緒中開始醞釀，開始寫作的。
　　養病期間，在寂寞孤獨的日子裏，冀中十分區血與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犧牲的戰友，時不時浮現在母親的腦海。
　　老馬的搭檔，霸縣縣委書記高均；
　　賣豆腐的新城縣縣長楊鐵；
　　把衣服片塞進喉嚨，自戕殉國的三聯縣縣長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結束生命的二聯縣組織部副部長譚傑；
　　送給自己一塊懷表的區長王泰；
　　喜好文學的敵工部副部長李守正；
　　在敵人麵前忠貞不屈的婦救會幹部任霄；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區委書記呂峰；
　　還有倉夷同誌，從新加坡回來的華僑，《晉察冀日報》的戰友，這小青年鑲有兩顆金牙。母親在張家口懷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著軍棉帽的單人照片都是他拍攝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個月後的8月8日他在大同被敵人活活刺死，年僅24歲。
　　他給母親拍下了有生以來最好的幾張相片。
　　母親暗下決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這些烈士們的形象再現出來，永留人世。1951年6月9日，她在日記中說：
　　這兩天，我有時忽然想，身體總是不好，幹脆來個燈盡油幹，盡所有力量寫出那長篇小說來，然後死就死了，也比現在不死不活，一事無成的好。這是孤注一擲的想法，當然不對。可是這種養病的生活，實在煩人。
　　1951年9月，在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後，保爾·柯察金身患重病寫書的舉動大大鼓舞了母親，激勵她快點把那部盤旋在腦海中很久的書稿寫出來。她想先大膽寫吧，等身體好了或各方麵都準備好了再寫，是沒日子的。
　　她對自己說：不要總這麽怯懦，成天醞釀呀，思索呀，準備呀，就是不動筆。保爾一個瞎子、癱子都能寫，我還猶豫什麽呢？
　　在疾病纏身的情況下，她開始動筆。9月25日那天，她草擬了全書提綱。最初的名字叫《千錘百煉》，後改為《燒不盡的野火》。
　　自從一開始寫，她整個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創作的那個虛幻世界裏。全部精力被吸引進去，對疾病的注意力轉移了，身體反而變好。不過她還是很注意，別犯病影響寫作。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戰爭中睡在老鄉的熱炕上，關節炎從沒犯過。她就花了幾十塊錢，請人在小西屋裏盤了個熱炕，有鋼絲床不睡，卻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時間，她終於修改完了全書的提綱。
　　也就是在這個月，1951年9月份，母親接到了抗日戰友路揚的信。這封信喚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憶。
　　1941年左右，母親所處的十分區根據地淪為敵占區。母親因病隨衛生部來到了鐵路西的後方醫院休養。好了一些後，路東回不去，就來到了十分區政治部宣傳科路揚手下當起了小報編輯。那時，母親總打擺子（瘧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後熱，縮在老鄉炕上難受得低聲呻吟。晚飯多是一個玉米餅子。同誌們給她送來，她沒有胃口吃，就拿餅子和房東大娘換碗小米粥喝。誰知換了幾次後，被有的同誌反映了，說她嬌氣，不珍惜寶貴的糧食。一個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餅和老鄉換碗小米粥喝，竟也招來非議。母親得知後，心裏很難受，可又不便說什麽。路揚知道了這件事，悄悄來安慰母親，向母親解釋道：由於敵人的三光政策，邊區生活很苦，糧食十分緊張，大家都吃不飽。一個餅子對常常挨餓的男同誌是什麽分量，你一個女同誌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誌們對你的不滿是很自然的……路揚說得母親心服口服。
　　自那以後，母親對路揚就有了好感。那時母親和父親兩地分居，感情上出現了問題。母親覺得父親待她不像剛開始那麽好了，多日不見麵，見了也不冷不熱。路揚雖然比母親小，卻很有修養，對母親體貼入微。
　　用母親的話來說，他們之間有過一段羅曼蒂克的友情，當時母親27歲，路揚24歲，以致於這段友情曾經讓母親很痛苦。
　　路揚送給母親一本《魯迅選集》。大約是1943年春天，母親曾帶著這本書爬封鎖溝，涉大清河。從1943年到1945年整整兩年，一直帶著它東奔西走。1945年春天，敵人鐵壁合圍時，母親把它堅壁在新城縣或雄縣的東照村一個姓楊的村長家中。因為村子發大水，這本書就再也沒有找到。
　　1942年春，母親聽說路揚私自脫離了部隊，到敵占區了。從這天起，母親一想起這個朋友，就感到慚愧，不願意再回想，並驅逐了過去對他的好感。
　　後來經過整風，母親對此事做了公開檢查，徹底消滅了對他的那種感情。
　　但1949年2月母親在石家莊一家醫院看病時，無意中與6年不見的路揚重逢。當晚，路揚就找到母親，解釋了他們之間過去的誤會。
　　他說他並不是私自去敵占區，而是因為患病，劉秉彥司令員批準他去治病的。以後病好些了，組織上就讓他和劉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區工作。
　　本來經過整風運動後，母親已經消除了對他的感情。沒料到，他這次見麵又重提這個問題。他說，為了母親，他1942年拒絕了李××，前兩年，因為婚姻問題的刺激，他隨便找了一個老婆，沒當回事，結果在黨校整風時，別人批評他對婚姻問題不嚴肅。
　　他目前一個人在石家莊看病。遇見了母親很高興，並表示想和母親“死灰複燃”。
　　母親的內心矛盾重重。她現在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對方這麽些年還在惦念著她，讓她感動。最後理智還是占了上風，她堅決拒絕，害怕自己再重陷進過去的痛苦。
　　路揚失望地走了。
　　到了1951年9月，母親忽然收到了路揚7月份的一封信，這使母親又高興又驚奇，兩個人自從石家莊見麵之後已中斷了聯係。他在信中說，他現在隨19兵團到了朝鮮戰場，利用戰餘時間寫信，對祖國人民很是懷念。母親慎重考慮了一番是否給他回信。後來覺得他是多年的老戰友，又遠在朝鮮戰場，隨時有可能犧牲，就給他回了一封信。
　　這樣兩個人又恢複了聯係。
　　母親與父親的關係不融洽。他們倆個性、誌趣、嗜好差異很大，隔長不短要吵。母親愛吃零食，父親一點不吃。母親一到了隆福寺，總要買兩大碗羊雙腸，可父親聞著這味，卻要掩鼻。母親有小資情調，多愁善感，父親嚴肅沉穩，很少激動。母親喜歡文藝，父親卻毫無興趣，對母親寫的東西看也不看。
　　據母親的日記記載：有一次，母親對父親說：我現在發現了犯病的規律。
　　父親把脖子一揚，滿臉不高興地說：又是什麽規律，規律一年了……母親十分氣憤，嚷道：什麽夫婦，還不如同誌，朋友，鄰居！連自己的老婆都不愛，還談什麽愛人民！
　　母親覺得父親對她漠不關心。她在1951年10月22日日記中歎道：
　　可是有什麽辦法呢？他不但對我不好，對孩子，對他父母，對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許是個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來，吃過飯，便自己看書。睡覺時，他在外屋，我在裏屋，雖然一起生活，可是我們的心靈卻隔的遠遠的。
9.動筆寫《青春之歌》
　　我是1951年4月16日被母親從河北農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時起，父親和母親兩個人就分著住。母親住在北房的東屋，父親住在北房的西側，有一個屏風擋著床，中間隔著一個很大的會客廳。
　　母親與路揚恢通信複聯係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當她開始正式寫作《燒不盡的野火》時，收到了路揚的回信。這才知道路揚現在19兵團任宣傳部長，之前曾在63軍當了幾個月的政治部主任。
　　這封信，又引起了母親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經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揚對她的感情讓她惴惴不安，她感到這是一種沒有希望的感情，隻會讓自己陷入無窮的痛苦之中。陰差陽錯，他們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過一個念頭，雖然和他的關係不能“死灰複燃”，但可以把他寫進自己的書中，讓他永遠活著。對，在小說中，寫出這個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質，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跡表現出來。順便也寫出他對自己經受了長期考驗的感情。
　　母親愛幻想。在朝鮮前線的路揚這麽惦念她，與父親恰成了鮮明的對比，給了她一些欣慰和滿足。她和他的情誼，中間疏遠了很多年，現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個角落恢複了起來。母親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鮮和美帝打仗，他會犧牲嗎？他現在幹什麽呢？他的個人問題怎麽解決？
　　母親本想和他一刀兩斷，不再聯係。但考慮到他在前線，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親的信，出於對前線誌願軍的關心和支持，母親就跟他通起了信。
　　他們具體的感情經曆，母親絕少透露，但根據母親的日記所載：七七事變前，當她還沒有認識父親時，曾和路揚認識，並有過一段比較親密的友誼。但後來因為誤會，他們分手了。幾年後，在抗日根據地，兩人重逢時，母親已經結婚，路揚還沒有結婚。母親對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以後兩個人發展了一段感情，又因為路揚離隊治病，產生了誤會……
　　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積蓄的感情風暴，現在終於借著寫書，有個機會發泄了。
　　小說中的盧嘉川，就是母親懷著對一個前線戰友的深情，對一個永遠不能在一起的人的愛，用最真摯的感情塑造出來的。
　　盡管盧嘉川是虛構的，好多人都覺得這個人物寫得好，母親把他寫得栩栩如生。
　　其中的隱情就是這段與路揚的友誼與戀情。
　　母親每天大約寫兩三千字，用四五個鍾頭，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組織療法之後，不想再做了。因為每做一天，要難過好多天，什麽也幹不了。
　　她常常下午頭痛，胃也不好，隻能斷斷續續地寫。她的頭疼得厲害時，也懶得對別人說。她不願意讓人感到：楊沫，你這個人怎麽病這麽多！
　　因為天天忙著寫作，她不怎麽記日記了，擔心寫日記要奪去寫作的精力。
　　該去看病時，她也經常不去。因為一去半天，回來累成一攤泥，什麽也做不成。她舍不得離開寫作。自從開始動筆寫長篇以來，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點快樂，她能把潛伏在內心深處的東西說出來，她感到了創作的愉悅。
　　但是，另一方麵，她也有顧慮：如果組織上知道自己沒上班工作，卻在家裏寫東西，會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這是在休養中不得已的行為呢？這樣的寫作，總不能算作錯誤吧。
　　到了年底的時候，母親已寫了7萬5千字。她似乎和保爾抱有同樣的心情，覺得自己的生命快到頭了，必須抓緊時間把作品寫出來，做一點有益於革命的事。
　　她的身體依舊時不時地搗亂。有一次，她的頭痛起來，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聲。在深夜中，一個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連著幾天到協和醫院看病，請林巧稚大夫給她會診，林說她剩下的一個卵巢已發生變化，變成了一個腫大的硬塊，沒有任何功能。由於缺乏內分泌才發生了各種病症，這是沒有辦法挽救的，隻有適當的人為補充各種內分泌。因此，有一陣子，她幾乎要天天打荷爾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書稿完成了15章。
　　在寫作的時候，她也曾懷疑過：自己費了好大力氣寫的東西，是否有價值? 動筆後，才發現很多事情自己體驗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不全，這能寫好嗎？接著而來的是失望、泄氣、難過。後來她想起了解放軍戰士高玉寶，文化很低，認的字還不如自己多，不也寫成了自傳體長篇嗎？人家能行，自己為什麽就不行？她又想起了保爾·柯察金，一個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的重病號都能寫成書，自己四肢五官都健全，還寫不出來嗎？若真寫不出來，那就隻怨你是笨蛋一個。想到此，保爾的那雙黑眼睛仿佛在盯著自己，她終於又湧出了勇氣。
　　這年7月底，組織上決定讓母親到北戴河休養。
　　母親非常興奮，她從小就喜歡海。在北戴河，她的住處緊靠海邊，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她一個人睡在寬敞的房間裏。夜半醒來，聽到大海安靜而有節奏的波濤聲，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這個月，這樣的天氣，17歲的她，隻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廟裏。那時候，她是為了逃避母親包辦的婚姻，離家出走，卻因找不到工作，感到走投無路，想到了死。
　　而現在，雖然快40歲了，舊地重遊，卻一掃淒迷之感。她對人生充滿了希望。她在這裏能住兩個月，多麽幸福啊！
　　她像個孩子似的，成天在大海邊玩，笑呀！跳呀！她感到大海是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它那麽大，氣吞山河，又那麽安靜，如泣如訴。它堅忍不拔，無休無止地奮鬥，向目標奔跑，一波一波撲向海岸……
　　有時候，因為關節炎和鬧肚子，她不敢下水，就坐著小船，在波浪起伏的海上遊蕩。她把雙腳泡在海水裏，遐思悠悠。遠離人世，獨自置身在大海上，她感覺愉快，胸中澎湃著一種詩似的情感，這美麗的景色太迷人了！
　　在北戴河期間，她一方麵用海水和熱沙治關節炎，一方麵仍舊寫著自己的長篇。這一段時間，她感覺特別好，文思如潮，進展極為順利。她後來說在海邊寫的文章，都是一氣嗬成，從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後，她繼續寫。
　　到1952年10月，初稿輪廓已經出現。
　　這年秋天，《新觀察》發表了她的中篇紀實小說《七天》。是為了紀念戰友——原二聯縣八區委書記呂峰而寫的。他犧牲於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在7天的地道戰中，同誌們渴了喝自己的尿，餓了吃腐爛的死小豬。
　　《七天》在讀者中反映很好，《新觀察》準備出單行本，還請來阿英同誌親自為母親修改。這是繼1950年出版《葦塘紀事》之後，母親寫作事業上的又一個成就。
　　母親沒有單位，在街道過組織生活，接觸的是一幫街道婦女、三輪車工人、小商小販等。時間一長，她感到消息閉塞，什麽文件都看不見，什麽會議都參加不了，水平難以提高。父親當時在國務院文委辦公廳任副主任，通過父親與電影局領導協商，1952年底，母親正式調到了電影局的劇本創作所當編劇。關露、王瑩、顏一煙、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這裏，成為她的同事。
　　劇本創作所設在西單舍飯寺。
　　母親到創作所之後，遇見這許多文學人才，如同從小屋裏到了一個大操場，視野開闊，耳濡目染，藝術見解和寫作技巧都大有提高。她的精神緊張而愉快，天天上班、身體竟也支撐了下來。
　　電影劇本創作所的本職工作就是寫劇本。母親想首先要幹好本職工作，自己的小說先放一放，等以後再說吧。
　　進入1953年後，隨著3月5日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母親的神經受到一次大刺激。那一段日子，母親見到的所有黨員、幹部、群眾都在哭泣。母親也哭紅腫了眼睛，她甚至曾起過一個念頭——拿自己生命換得斯大林同誌多活幾年，哪怕幾天也好啊！母親參加了蘇聯大使館的吊唁，還參加了3月9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80萬人追悼大會。沉重的國際歌聲，回蕩在北京城上空。
　　可能是過於疲累和悲痛，母親的神經性疼痛突然發作了，她全身骨頭疼，尤其是雙腿和雙肩痛得不敢動，隻好請病假，回家休息。
　　但歪打正著，這樣，她又有時間來修改自己的稿子了。利用這次病休，她集中幹了幾個月，把長篇的初稿完全弄出來。還曾給創作所的同行林杉和其他領導看過，受到肯定，並讓她改編成電影劇本。林杉當時曾創作了《呂梁英雄傳》、《劉胡蘭》等劇本，有些名氣，後又創作劇本《上甘嶺》、《黨的女兒》等，反響不小。
　　母親信心大增，計劃1953年9月底最後完成初稿。
　　由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認為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指示中直各單位都要下農村幫助農村整改。
　　母親放下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來到了通縣田家府村，參加蹲點。每天她和村幹部們一起開會，研究工作，經常組織老百姓討論學習，給農民群眾講解政策。
　　她的寫作完全停止了。
　　直到1954年春天，才結束了農村蹲點，回到北京。
　　母親的身體時好時壞，隻要能寫她就抓緊時間寫。又過了一年，到1955年4月底，《燒不盡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約35萬字，費時3年7個月。
10.《青春之歌》出版坎坷
　　《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順。
　　1955年春天，中國青年出版社聽說母親寫了一部反映三十年代青年學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這部書稿。但看完了後，拿不定主意。想來想去，他們提出，要母親自己找一個名家給看看，若肯定了這部稿子，就馬上出版。
　　當時，母親是個剛進文藝界的一般編劇，不認識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楊介紹，一同找了陽翰笙，托他看看這部稿子。陽翰笙曾是總理辦公廳副主任，當時是中國文聯秘書長，日理萬機，但答應5月15日開始看。
　　母親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讓妹夫蔣君超看了稿子，評價不錯，還表示他願意改編成電影劇本，認為小說後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後母親又到廣州，采訪青年學生，為寫劇本搜集材料。後因開展反胡風運動，單位讓立即回來，6月底母親就返回北京。
　　此時，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清胡風反革命分子的運動。8月，母親擔任了文化部京滬調查組的組長，去南京、上海外調，又出差了兩個多月。
　　因騎河樓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準備蓋公安醫院大樓，回京後母親就忙於搬家，於11月6日搬到了複興門外國務院宿舍，生活這才安定了下來。
　　母親一直惦念著自己的書稿，這期間，她曾幾次給陽翰笙打電話，問看完了沒有。陽翰笙一直沒有顧上看，後來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對母親說，實在太忙，沒時間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紹給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歐陽凡海同誌看。這位專家早年留學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魯藝的文學研究室主任以及華北大學教授等，是研究魯迅著作的專家。
　　母親在征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後，就答應了由歐陽凡海審閱這部稿子。
　　母親心裏很煩，來創作所3年了，卻還沒有寫出一個劇本來，這不能不是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看見別人一部作品還沒有寫完，報紙上就大登起來了（如秦兆陽的《兩位縣委書記》，在北京日報上連載了好幾天）。而自己的書稿寫了4年，經過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個月了，還沒有人看，就很有些愁悶。
　　母親曾對父親說：即使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文藝界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團，互相扶持，又怨不得胡風他們利用了我們這個弱點。但我是討厭這種行為的，我絕不走任何人的門子。像有的人那樣，為了自己的寫作事業，竟然可以去抱某些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實在沒人理，我就給喬木同誌或中央寫信。一方麵喊作品少，一方麵有了作品又沒人理。（見1955年11月15日日記）。
　　胡喬木曾是父親的頂頭上司，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
　　一個多月之後，到了1956年1月27日，歐陽凡海看完書稿，給母親寫了一封長達6千字的信。對書稿肯定了兩點，一是語言簡練，結構活潑而緊張，二是對其中一些人（如盧嘉川、王曉燕、兩個鐵路工人、白莉萍、許寧等人）寫得相當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許多缺點。最成問題的是作者對主人公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未加以足夠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華和戴愉兩人還有許多地方要重新寫。對左傾機會主義揭露的不夠。
　　這封長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點，優點隻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親有些失望，情緒沉重，但後來又平靜下來。
　　起碼，自己塑造的盧嘉川這個英雄人物是成功的。隻此一點，她就知足了。畢竟沒有白費力氣。母親最熱愛他，這是母親理想中的英雄和愛人。別人也能承認他，喜歡他，給母親帶來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靜的一些缺點，也正是母親自己的缺點。母親承認自己有這些毛病，認為凡海同誌的許多意見是極寶貴的，但也對一些意見持保留態度。比如對揭露左傾機會主義的問題，就有不同看法。
　　母親把自己的意見對歐陽凡海談了，同時，還想請他將來修改好後，再給看一下。
　　誰知，歐陽凡海說：關於左傾機會主義的揭露問題，你那樣說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讚成你把稿子改了後再給我看，因為改完後，還是那雙眼睛，看的人難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響，容易有片麵性，需要換一雙眼睛看。
　　母親也就沒有再堅持。
　　但母親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打電話，想再與責任編輯張羽交換一下意見，卻一直沒有回應。看來，老專家的意見，對中青社起了作用。母親的這部書稿被放進抽屜，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學》登了林杉同誌的劇本，對母親是個刺激，她聯想到海默也寫了不少東西，光電影劇本就五六個，還寫有小說《突破臨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沒有，光禿禿的零蛋，思想壓力特別大。
　　這年3月，電影局劇本創作所正式解散，母親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著袁文殊找母親，讓母親當編輯處副處長，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母親因為身體原因沒有答應。她的身體確實糟糕。
　　1956年2月1日，她在日記中寫道：
　　我應當老實承認，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麵前，它也在考驗著我的意誌。近來常常在夜間，猛地醒來的刹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懼。它是那樣尖銳地折磨著我，我留戀著世界，我怕死。
　　她的肝部老是難受。4月26日那天，母親的右肋下麵，肝髒部位突然劇疼起來。正巧前兩天，她看了一本醫學雜誌，上麵說肝癌的特點是肝部劇疼。死的恐怖立刻抓住了母親，她無比地絕望。晚飯後，痛得更加劇烈，以至於雙腳冰涼，全身沒一絲力氣。這時，她不得不告訴父親，讓他要車去醫院。
　　父親一聽，愣住了，忙問母親詳情。母親麵色慘白，說以前肝部從來沒這麽疼過，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親有些慌了，眼睛裏噙著淚，趕忙打電話要車。
　　等車的時候，母親倒不恐慌了。她平靜了下來。迅速回想了自己的這一生，覺得自己雖然犯的錯誤不少，但基本上是個好人。她暗暗作出決定，若到醫院診斷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藥自殺。她準備好了一瓶魯米納。
　　到了中央人民醫院，母親下車後連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車給推進去的。
　　但出乎母親意料的是，醫生檢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是什麽病。
　　母親很直截了當地問，是不是肝癌？
　　大夫說不像是。母親的精神立刻就輕鬆了，觀察了一段時間後，當夜就叫母親回了家。吃了一些鎮靜藥，小睡了一覺。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國務院的沈大夫介紹母親去協和醫院，檢查了一天，內科、外科都鬧不清是什麽病，最後婦科大夫勉強說是盆腔炎，打了許多天的盤尼西林。
　　雖然沒搞清楚是什麽病，但起碼不是癌，母親放了心。她鬆了口氣說：總又可以多活幾年了。
　　也是在4月26日犯病這一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
　　報紙廣播立刻開始宣傳雙百方針，聲勢浩大。一時間，出版空氣變得寬鬆。母親在沮喪中，看到了一線希望。她就與張克聯係，想把書稿請老戰友秦兆陽看一看。
　　1942年母親在華北聯大文學係學習時，秦兆陽當時是美術係的教員，彼此就已認識。從1943年起，兩人都在冀中十分區工作，秦擔任過《黎明報》社社長，母親後來在《黎明報》當編輯，兩人關係變密切。他的愛人張克，還是母親給介紹的。自從進北京城後，秦兆陽的名氣越來越大，而母親卻還是個一般幹部。從1949年到1952年，母親曾去看過秦兆陽幾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沒來看過母親。母親很敏感，以後就不大找他了。所以當中國青年出版社讓找名家給看看稿子時，母親找了陽翰笙，卻沒去找秦兆陽。
　　1956年春，母親把稿子給了秦兆陽，請他過目，如無大問題，拜托他把稿子介紹給作家出版社。過了些天，秦兆陽來了電話，說稿子看過了，挺好，沒什麽大毛病，已經把稿子轉給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陽當時是茅盾任主編的《人民文學》雜誌的副主編，他的話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視，經過認真閱讀後，認為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盡快出版。5月底，責任編輯任大心把這個消息通知了母親，並表示隻需對個別的一兩處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為要落實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
　　但事情發展到現在，母親並不著急發表。她根據凡海同誌的意見，經過反複思索，認真寫出了一個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後，同意了母親的意見，也認為還是爭取盡量修改得好一些好。
　　任大心給母親的時間是6月20日以前改好。為表誠意，作家出版社還預支了母親一千塊錢稿費。
　　母親的體力發生了奇跡，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個小時，這樣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1956年6月20日前完成。全書約40萬字，書名最後定為《青春之歌》。
　　隨著百花齊放的政策提出後，中國青年出版社又想起了母親。編輯張羽給母親打來電話，問稿子修改得怎麽樣了？當聽說作家出版社要出，他們急了，匆匆忙忙找到母親，表示他們最先拿到這部稿子，答應也會以最快的速度出書。母親說恐怕作家出版社不同意，請你們和作家出版社協商。果然，作家出版社堅持自己要出。最後任大心找到母親，請母親定奪。母親覺得還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這是老秦介紹的，又那麽熱情和重視，還預支了錢。
　　於是，《青春之歌》這部書稿，就從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身邊溜走，進到了作家出版社。
　　雙百方針給文壇帶來了一股溫暖的春風。很多過去不敢出的作品，這時都有希望出來了。母親高興之餘，又感到了一絲悲哀。為什麽幹啥都是一陣風？現在是百花齊放了，《青春之歌》才能出來，如果沒有這個政策，還不知拖到哪年哪月。
　　其實，交稿後，離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長的路。
　　到了這年8月中旬，小說還未付排，因為責編任大心搞審幹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母親的身體又犯了病，思想很苦悶。她想，自己的病這樣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書出版了。
　　12月底，母親又給出版社打電話，詢問稿子出版日期。編輯回答：因題材新穎，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還不能肯定。母親在日記中說：
　　看樣子，書出版的可能性還是大……真他媽的，天下事，總不像你想的那麽痛快（1957.12.21）。
　　這是母親所有日記中，我發現的唯一的一次說粗話。
　　到了1957年1月18日，任大心來電話告訴母親，因為全國紙張缺乏得厲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母親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陽，詢問既然缺紙，可不可以少印一點，把書先弄出來呢？老秦說，情況確實如此，趕到了這個時候，誰也無能為力。他說《人民文學》每期19萬冊都不夠賣，可現在因缺乏紙張，每期要少印3萬冊。
　　於是母親給責編任大心寫了封信，表示趁這個機會還想再做些修改。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長了。她想等責編來送稿子的時候，問問情況，甚至想到給周揚同誌寫封信，反映一下這個意見（見1957年1月19日日記）。
　　到了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給母親。據他說，副社長樓適夷看了這部稿子後表示，如果楊沫同誌把小說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為這部稿子留下了40萬字的空間。
　　這時，海默告訴母親，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蕭也牧曾對他說，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楊沫的稿子，我們出。幾天前，柳溪去找蕭也牧談書稿時，蕭也說，請轉告楊沫同誌，要和作家出版社談好，砸死，如果他們不出，我們出。
　　母親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內心深處還是苦痛不堪，在日記中說：
　　這是因為書出版有望了，還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麵色總是紅紅白白很健康的樣子，可是內裏，我總有死的預感。因為我常想到母親是四十七八歲死的，我也快到這個年歲了，而且渾身上下這麽多病（1957.2.19）。　　
　　1957年3月，父親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碰見了陽翰笙。陽詢問了母親的稿子，還很關心。母親得知後，給他寫了封長信，講了手稿遲遲不能出版的苦悶。
　　過了兩天，陽翰笙給母親打來電話說，他可以和樓適夷說說，催一催，勸母親別著急。母親又打電話給出版社，他們說情況無變化，不過意思是讓母親把稿子再從頭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氣讓母親有些難以忍受。她當即表示，亂的地方可以抄抄，整個抄，沒有必要（1957年3月27日）。
　　到了6月份，當母親給任大心送稿子時，他又說：現在已有4部長篇要付排，你這部擠一擠，也許能擠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親當即表示：你們應當講信用。
　　明明說好了下半年要出，為什麽又把別人的4部書稿放在母親的前麵出？母親越想越生氣，就給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寫了封信，發泄了不滿，講明出書要守信用。
　　結果起了作用。當母親再次打電話問任大心時，他表示今年肯定出書，還問母親寫不寫序？母親說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當時出一本書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親終於放心了，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邊度過了一個夏天。望著白浪滔天的大海，她激動、淒迷，感慨萬千。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來了《青春之歌》書稿的校樣。母親很快看完，並改完，交給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訴母親這部書稿已由王仰晨負責看。但王仰晨最近會很多，暫時沒時間看。
　　這時，正是反右派的時候，各單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開了一個黨員作家會，母親看見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馮雪峰、羅峰、白朗、秦兆陽、田間等都沒有出席。劇本創作所所長王震之因為怕被定成右派，臥軌自殺。母親聽說後非常驚訝……
　　肝疼還在折磨著母親。在協和醫院檢查了兩年，依舊查不出是什麽病。她突然想起了當年在十分區給她治好了黑熱病的那位姓勾的土大夫。隻吃了三劑藥，立即見效。也許這老頭兒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為此她坐長途汽車到了固安縣的牛駝，父親當年的警衛員趙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頭兒。這人外表上看有70多歲，去年剛剃掉小辮兒。他的配方還保密，不告你都是什麽藥。但母親相信他。因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親一條命。
　　住了幾天，看完病後，她順便看望了當年的老房東，杜莊的一個幹媽，眼睛幾乎瞎了。過去，她每見到趙文元都要打聽老馬和老楊的情況。她對母親幾十年如一日的懷念和關心，讓母親深受感動。這次來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稱她為“娘”。老大娘激動得語無倫次，一遍一遍撫摸著母親的頭、臉、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頭兒的藥，當時沒什麽效果，但母親回到北京後，身體是有些見好。而這時，老戰友秦兆陽卻病倒了。在反右鬥爭中，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職，開除黨籍。
　　如果沒有秦兆陽出麵，《青春之歌》這部書稿還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親，他還發現和支持、幫肋過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樺、王蒙等等。
　　現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陽卻被發配到廣西，下基層改造。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熱的時候，他從沒向人講過他對《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親很幸運，這部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懷疑、否定的手稿幾經周折，終於在1958年1月出版。
　　母親十分感激秦兆陽，文革中曾私下對馬聯玉說過不下幾十次，是秦兆陽幫助《青春之歌》出版的。
11.出版後的影響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報》上的“新書介紹”欄內，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將出版的消息。同時提到的還有李劼人的《大波》和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
　　從1月3日起，《北京日報》開始連載《青春之歌》。連載一周後，田藏申告訴母親，還沒有收到讀者來信，但報社的同誌們反映較好，都挺愛看這部小說。
　　與此同時，曆經數年坎坷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終於在北京各新華書店公開發行銷售。母親緊張地等待著群眾的反映。她很怕讀者不歡迎，徒勞一場。
　　還好，有了一點反響。北京人藝去找了《北京日報》，說這部小說很不錯，想把它改編成劇本……
　　就在大功告成的時候，想不到單位領導卻突然點名批評了母親。
　　那時正趕上北影廠開展反對貪汙浪費的雙反運動。1958年1月31日，星期五，在全廠數百人參加的動員大會上，廠領導點了母親的名說：楊沫同誌幾年沒有寫成一個劇本，可是卻寫了一部40萬字的小說……
　　言外之意，母親隻顧個人成名成家，不做好本職工作。
　　母親乍一聽到後，感到非常愕然。連林藝同誌也覺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領導小組）。母親怎麽也想不通北影廠為何把她當成了一個浪費典型。自己如果有錯誤應該檢查，可是檢查什麽呢？她仔細回憶了這幾年的所作所為。
　　首先，1952年11月她來到劇本創作所時，《青春之歌》初稿輪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創作所後，就投入了整黨運動中，大約兩個月，接著參加劇本創作會議。完了之後，與黃岩海接受任務改編趙樹理的《羅漢錢》。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兩三個月，到了1953年夏天，領導上忽然決定不改了。因關節炎，她無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寫了4個月的小說。
　　1953年冬，到通縣參加統購統銷工作，單獨負責一個大村子，搞了4個月。
　　1954年3月回來後，被選為支部書記，脫產工作。6月投入國際民主婦聯的劇本《陳秀華》。9月完成，又做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選。袁文殊又讓寫反映青年生活的劇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廣州、上海生活3個月。6月回到北京後，投入肅反運動，到南京、上海外調，搞了4個月。10月回來後，發現肝病，繼續在北京搞肅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為止。
　　從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強在病中寫了一個劇本，10月交給了編輯處，同誌們提了意見。1957年重寫這部劇本，可是9月份又參加反右鬥爭。整天開會，身體又壞了，因此這個劇本沒有完成。
　　想到這裏，母親提筆列了一個工作表，向北影廠的林藝和魯軍說明情況。這兩位同誌也都認為楊沫沒有出劇本，不該負多大責任。
　　當時也有人寫大字報，附和廠領導的說法，指責母親拿著國家的工資，不寫劇本，卻給自己寫小說。
　　這是母親參加革命以來，頭一次在大會上被點名批評。她確實有點想不通，她於是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北影廠，列舉實例，反駁了對她的指責，以正視聽。
　　母親對領導的批評相當重視，也相當地抵觸，她認認真真把自己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統計出來，公諸於世，請廣大同事評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會反映開始出現，出版社的編輯王仰晨告訴母親，頭一版已經全部銷售一空，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萬冊。
　　在文藝作品必須以工農兵為主角的潮流之中，這部以女性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清新秀氣，鶴立雞群，與眾不同，獲得了各方麵的好評。
　　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互聯網，沒有酒吧、歌舞廳、遊藝場，書也出得少，讀書是人們最主要的業餘精神生活，大家都很關注最近出了什麽新書。《青春之歌》問世後立刻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

　從3月份，母親就收到了一些群眾來信，《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讀書月報》及中宣部的《宣傳動態》等均有介紹和評論《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讚揚。
　　這部書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顯感到。
　　4月1日，文化部電影局長王闌西讓人捎信給母親說，你寫了40萬字的小說，並不比寫劇本容易，這也是對黨的貢獻。安撫母親，不要介意北影廠對她的批評。
　　但神經質的母親能不介意嗎？
　　4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王世德的評論文章，高度評價《青春之歌》。
　　4月23日，海默寫信告訴母親，周揚同誌在前兩天召開的文學評論工作會上說，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現，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紅旗譜》，一是《青春之歌》。
　　才出版4個月，反響已經極為強烈。
　　北京大學、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學院、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河北北京師院等學校紛紛給母親來信，邀請母親與同學們見麵。
　　北京大學團委也給母親發來信，原文如下：
　　楊沫同誌：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學最愛讀的好書。大家都搶著讀，大家都在讀，大家都從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書的背景是北京大學，所以同學們又感到特別親切。同學們一再要求和您，敬愛的作者同誌見麵，請您和大家談談。我們知道您身體不大好，可是同學們的熱情這樣高，要求和您見麵的心情這樣迫切，要求即使不能聽您的報告，如來能見見麵，談幾句也很滿足。因此，我們派徐佑球同誌前來與您麵談，希望能得到你讓大家高興的答複。
　 　此致
敬禮
　　　　　共青團北京大學委員會
　　 1958年5月26日
　　共青團北京市委宣傳部也給母親來函說：
　　據北大團委會同誌講，北大同學對《青春之歌》很感興趣，爭先恐後讀，讀了之後就特別希望見一見作者，聽聽作者的講話。我們知道楊沫同誌身體不大好，不敢冒昧介紹又感到他們的盛情難卻，尤其是北大同學的要求與別處還有所不同。現在介紹他們去跟楊沫同誌當麵談一談。如果健康情況允許的話，是否跟北大同學講一次。……
　　於是，母親分別去了北京大學和第6中學，與大學生、中學生們見了一麵。　　
　　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萬冊。劉導生和袁鷹都撰寫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眾來信絡繹不絕。
　　17歲的天津讀者王世廉來信說，看完書後，對作者有一種孩子想母親似的感情。特向楊沫提出：您作我的好媽媽行嗎？請答應吧。
　　來信最多的是詢問林道靜、盧嘉川等書中人物是否還活著。
　　有一個戰士來信表示，一口氣讀了兩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靜現在什麽地方工作，叫什麽名字，她的身體怎麽樣，並說部隊裏很多同誌讀完後，都關心她，懷念她，認為她是一個受人愛戴和敬仰的同誌。
　　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某部甚至開來公函，請求作家楊沫提供林道靜的具體地址，以便直接與她聯係，更好的向她學習。
　　有幾個南京的女學生來信說，她們曾幾次到雨花台尋找盧嘉川的墳墓，非常遺憾沒有找到。
　　由於反應強烈，當年8月中國評劇院的著名演員小白玉霜親自上門找到母親，要把《青春之歌》改編為評劇。
　　這年的12月2日，大連工學院學生發來一份字數很長的電報，代表4320名共青團員和6371名同學請求母親去大連與他們一起紀念一二·九學生運動。　　
　　外文出版社的同誌登門求見，向母親表示要把此書翻譯成英文。
　　朝鮮和蘇聯的同誌也與母親商談，要把小說翻譯成朝鮮文和俄文。
　　隻短短幾個月時間，母親就從默默無聞的普通幹部一躍而成為在報紙上經常出現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也幾乎家喻戶曉，但它似乎更倚重傳奇的故事情節取勝，有點驚險小說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沒有那些傳奇情節，靠一個有小資味兒的女主人公的真實生活經曆，抓住了讀者的心。這種影響，比一個戰鬥故事，一場剿匪戰鬥，也許更深入靈魂，更為廣大學生和知識文化界所接受。
　　也有頭腦比較封建的人批評《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連三地戀愛，很不嚴肅。其實那正是人類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什麽可議論的地方也往往是人性的普遍弱點，所以才能激起那麽多人的強烈共鳴。
　　隨著《青春之歌》一書在全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母親忙了起來，電話和拜訪者絡繹不絕。這兒請，那兒請；這約稿，那約稿；這個采訪，那個采訪。父親勸母親：采訪一律不見，邀請一律不參加，以免讓人說你搞個人名利。
　　母親卻認為這太絕對了，會脫離群眾。
　　母親在1958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邵荃麟的愛人葛琴告訴她，這次去蘇聯開亞非作家會議的作家名單裏有她。
　　10月4日，母親隨中國作家代表團乘飛機前往蘇聯塔什幹。代表團團長為茅盾，副團長為周揚、巴金，秘書長是戈寶權。團員有葉君健、劉白羽、曲波、祖農·哈迪爾、季羨林、趙樹理、袁水拍、郭小川（兼副秘書長）、納·賽音朝克圖、庫爾班·阿裏、許廣平、張庚、楊朔、楊沫、瑪拉沁夫、謝冰心、肖三。
　　女作家中隻有許廣平、謝冰心和楊沫三人。
　　母親從無名之輩一下子與這兩位文壇名流連在一起。
　　恐怕連母親自己也沒料想到，總在疾病的折磨下頻頻恐懼的她，單位調級唯一沒有份兒的她，小說出版後還被點名批評的她，幾個月之後，竟然會被上級如此重視。
12.不和諧聲音
　 到了1959年初，小說《青春之歌》的影響已經彌漫全國，好評如潮。
　　但是，1959年《中國青年》第2期發表了郭開的文章《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對《青春之歌》首次進行了公開的，嚴厲的批評。
　　這篇文章是怎麽出來的呢？
　　自從反右運動之後，全社會存在著一種寧左勿右的傾向，特別是在部分青年群眾中，喜歡上綱，動輒就扣大帽子。針對這種情況，《中國青年》雜誌總編邢方群在編委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著看問題簡單化，片麵化的問題，比如亂扣帽子，對一些瑣碎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應當組織一些文章進行教育，請文藝組注意這方麵的選題。文藝組編輯江涵到北京電子管廠參加了小說《青春之歌》討論會，並看了郭開的文章後，感覺郭開的批評是一個情緒偏激，看問題簡單化的典型，就向總編邢方群匯報了。
　　邢方群當即表示，這個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讓文藝組進行組稿準備。郭開得悉《中國青年》將要討論，編輯部並將刊發按語，其中含有對他的批評，表示了不同意見。經邢方群同意，《中國青年》找到了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開的文章後說：《青春之歌》不能全盤否定，郭開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你們可以討論。這樣《中國青年》決定從1959年第2期起開辟專欄進行討論。
　　郭開是北京電子管廠的一名工人。他批評《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個基本觀點：
　　“一、書裏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做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
　　“二、沒有很好的描寫工農群眾，沒有描寫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書中所描寫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林道靜，自始至終沒有認真地實行與工農大眾相結合”；
　　“三、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尤其是林道靜，從未進行過深刻的思想鬥爭，她的思想感情沒有經曆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變，到書的最末，她也隻是一個較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是作者給她冠以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結果嚴重地歪曲了共產黨員的形象”。
　　本來，《青春之歌》已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中國青年》雜誌又是一本發行量很大的全國性刊物。當它刊登郭開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後，立刻在全國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強烈轟動，並為此掀起了一場熱烈的、全國範圍的大辯論。
　　這是第一篇尖銳、係統地批判《青春之歌》的長篇文章。
　　《文藝報》也和《中國青年》一樣開辟了專欄，登載對《青春之歌》的各種意見。來稿中以不同意郭開觀點的為多。
　　有個別人支持郭開的意見，對《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銳批評。比如《中國青年》第4期發表的張虹的文章，認為林道靜在愛情生活上是不嚴肅的，“先後和4個人發生了戀愛”，已經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林道靜兩次結婚，都是隨隨便便與人同居了事，不受一點道德約束”。並說有些作風不檢點的人會以學習林道靜為借口，動不動就鬧離婚，把兩性關係看得非常隨便。
　　《文藝報》第4期上發表的劉茵的文章也說作者在愛情描寫中，流露出一種不健康的情緒。比如作者所極力謳歌的共產黨員盧嘉川在宣傳革命時，卻對一個有丈夫的年輕婦女發生愛情，這是損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但批評意見是少數，多數人都認為郭開的意見過於武斷，過於簡單。
　　為此，郭開本人又發表了《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一文（見1959年《文藝報》第4期）。再次表示：林道靜不是共產黨員的典型，而是一個由憤世嫉俗才參加革命，企圖在革命運動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沒有認真的和工農相結合，而隻是和個別知識分子黨員接觸，沒有很好的到群眾鬥爭的烈火中鍛煉。郭開還認為林道靜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階級的烙印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
　　針對《青春之歌》在廣大讀者中受到熱烈歡迎，郭開指出：對那些喜歡《青春之歌》的人應該進行階級分析，看看都是些什麽人。他認為這些人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而工農出身的老工人、老幹部則寥寥無幾。
　　郭開的辯解又一次激起了廣大讀者對這場討論的興趣，更多的人卷進了討論。
　　其實，根據母親所收到的讀者來信看，隻要是年輕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也都喜歡，比如戰士、農民、工人等等。
　　這麽討論下去，無休無止，顯而易見，多數人是不同意郭開的意見的。在此背景下，《中國青年》第4期發表了茅盾的《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文》，作為這次討論的一個總結。茅盾明確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認為林道靜這個人物是真實的，“因而，這個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從整個看來，我以為指責《青春之歌》壞處多於好處，或者指責作者動機不好的論調，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點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麵：一、人物描寫，二、結構，三、文學語言。但這些缺點並不嚴重到掩蓋了這本書的優點”。
　　之後，何其芳在同年《中國青年》第5期發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指出：郭開雖然在他的文章開頭和結尾說過一兩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話，實際上他是否定這部小說的，和許多同誌一樣，我認為這部小說不可否定。
　　他說：“在這幾部小說中（指《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等），我當時估計最能廣泛流傳的是《林海雪原》。對於《青春之歌》的吸引讀者的程度我還是估計不足的。這次，《中國青年》發起了關於這部小說的討論，我才重又讀了它一遍，這一次是一氣讀完的。讀完以後，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優點，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確地了解它廣泛流行的原因了。”　　
　　《文藝報》同年第9期發表了副主編馬鐵丁①的文章《論〈青春之歌〉及其論證》，全麵肯定了《青春之歌》。認為此書真實生動地反映了一二·九時期的時代麵貌和時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盧嘉川、江華、林紅這幾個共產黨員的形象。《青春之歌》說明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隻有跟著共產黨走，徹底地進行自我改造，才能有出路。文章指出郭開口口聲聲馬列主義，但他的思想方法，是違反馬列主義的，是小資產階級左派幼稚病的表現。
　　有關這次全國範圍的大討論，文藝評論家孟亞輝指出：
　　下至中小學生，上到文藝界領導人，從青年到老年，從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從專家學者，到以文藝為捷徑的政壇過客，幾乎成了全民族的一場討論。盡管這種討論受到了當時政治氣候的嚴重影響，幾度脫離了文學藝術的範疇，但應該說，這種討論還是人盡其言的。因此，研究當代文學史就不能不了解有關對《青春之歌》的討論及其背景……
　　《中國青年》連續討論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藝組的編輯組織來的。為了這次討論，邢方群還請示過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們搞這個討論很好，茅盾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見。郭開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條主義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結果這次討論的直接後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國的影響進一步大增。很多不知道這本書的人知道了，很多沒有看過這本書的人也看過了。
　　1959年2月底，北影廠開拍電影《青春之歌》前曾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文學界、電影界、新聞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廠會議室擠得滿滿。還請來郭開參加。會議由導演崔嵬主持。他說：《青春之歌》電影就要開拍了，特請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見，曾對《青春之歌》進行公開批判的郭開同誌也在場。我們也歡迎他對小說拍成電影，提出寶貴意見。
　　母親就坐在郭開的對麵。這是個麵貌平常，沒有特征的三十歲左右男子。他的文章發表後，母親沒有對他的批評進行過任何反駁。她覺得一本書好壞應該由讀者來定，自己說沒有什麽意思。
　　母親本以為郭開會對《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沒有料到，郭開尚未開口，周圍同誌們就一個接一個地發言，對郭開的觀點進行批判。
　　有的說，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是真實可信的，活生生的，這樣寫她才有藝術感染力；有的說郭開不懂文學，沒有缺點的人物是沒有的，文學就是要寫出有缺點的人物如何進步，如何變完善，這種有缺陷的美比完美無缺的美更有意義；還有的說，郭開的批判不實事求是，簡單片麵，粗暴武斷……
　　發言之熱烈，應接不暇，郭開根本沒有招架之力。這場麵讓母親萬萬沒有想到，導演崔嵬和陳懷皚也都沒有想到。約來對《青春之歌》的電影開拍提意見的會，竟然變成了對郭開的批評會了。
　　據母親說，郭開當時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後來他發言時，解釋說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動要寫的，是有個記者鼓勵他寫的。那個記者參加他們單位召開的《青春之歌》座談會時，聽到有些老工人說，《青春之歌》裏寫了很多談戀愛的事兒，尤其是林道靜跟好幾個男人談過，不夠嚴謹。這個記者就讓郭開把老工人的意見給整理出來，想予以發表。郭開一開始沒有答應，因為從來沒寫過，但那個記者幾次找他，說反映工人的意見很重要，這是工人階級的聲音，還答應幫他修改，這才把文章寫了出來。
　　座談會上沒有一個人支持郭開的意見。
　　崔導演在會議結束時有些激動地說：不管怎麽批判，我們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們一定要拍好，向國慶十周年獻禮！
　　全場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麵對巨大的成功，母親非常謙虛。她根據這次討論中廣大讀者所提出的意見，也采納了郭開批評中的正確成分，花了3個月的時間，對《青春之歌》進行了補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等章節，以突出她和工農相結合。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報》上連載。
　　不難看出，郭開的批判是極左的，他不從生活出發，而是從政治概念出發，對《青春之歌》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母親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改動，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郭開極左觀點的一些影響。
　　她增加了林道靜與工農相結合的內容；增加了對林道靜身上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批判；增加了林道靜思想改造方麵的描述。
　　打倒“四人幫”之後，人們思想大解放，文藝評論界也開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區，實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對《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見，認為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違背了生活真實，從而降低了全書的藝術感染力。
　　張化隆在《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說：
　　修改後，並沒有使林道靜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過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為了完成林道靜階級立場的轉變，在後增加的8章裏安排了正反兩種生活教員，讓她過兩關：為解決對勞動人民本質的認識，讓她過鄭德富那一關；讓她在麥收鬥爭中認清地主宋鬱彬的真麵目，從而過階級鬥爭這一關。這兩關集中一點是過家庭出身關。這樣作者就從一定的政治命題出發，把無限豐富的生活做了機械的階級分析。作者的主觀隨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繹代替了活生生的現實，因此嚴重地損害了林道靜的形象。
　　他認為，修改版本增強了對林道靜的批判，是作者的一大敗筆。
　　張化隆還認為：
　　《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黨後的林道靜不如入黨前的林道靜，這原因就是作者已不是把她當成一個普通人來寫，已不再把她按照一個小資產階級女性所固有的生活規律來寫，而是過早地把她作為理想化的黨員和黨的幹部來寫了。
　　但是母親則堅持認為：修改後的《青春之歌》更貼近了生活的真實，並非是為圖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實的章節。相反，她正是從生活的真實出發，補寫了林道靜在農村等章節。因為“一二·九”運動前後，確實有很多知識分子離開了北京，到華北農村參加了火熱的革命鬥爭。這樣的人隨手就可以說出很多來。她認為這樣的修改補充，對林道靜的塑造是有益的。
　　從表麵上看，修改後的《青春之歌》更全麵了，思想性更強了，更緊跟時代了。按母親自己的生活經曆來說，這完全是真實的。但在不了解那一段曆史的人看來，母親這樣做卻有迎合政治口號，圖解政治概念，隨意編造情節之嫌。
　　戰爭年代，因為極左觀念的影響，我們的知識分子幹部所遭受的各種考驗、磨難，甚至批判遠比工農幹部為多。似乎知識分子幹部天生就比工農幹部矮一頭，因此必須要拜工農為師，脫胎換骨地改造。母親的思想也無法擺脫這一曆史局限。她誠心誠意地意識到初版的《青春之歌》對女主人公與工農結合部分寫得不夠，批判不夠，立刻補寫了一段林道靜在農村。這其實也是她自己的親身經曆。她認為這麽增加是真實的，也是必要的。
　　雖然母親也知道有相當一批人對修改本持批評意見，認為改糟了，但她在以後的幾次再版中，都堅持自己的意見，沒有恢複初版的原貌。她認為《青春之歌》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當時的作家和作品。現在青年人對革命好像不那麽感興趣了，不能為取悅他們就隨意刪改。一部作品不能變來變去。
　　1991年6月，母親在《青春之歌》新版後記中說：
　　從1958年底開始，對《青春之歌》的批判，聲勢浩大，黑雲壓頂，…… 最後由茅盾、何其芳、馬鐵丁幾位先生寫了結論式的長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繼續大量發行。
　　平安了幾年，文革時期，《青春之歌》的厄運又來了！還是那位郭先生，又起來發難。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為劉少奇、彭真樹碑立傳”……
　　1977年，文革結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記前兩年有一位大學生給我寫信說，他是在原中學校大批焚毀“毒草”書時，冒著危險，偷偷從大火中搶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讀到它的；優秀青年張海迪姑娘，當著魏巍的麵，親口對我說：她也是在文革中連夜偷看殘本的《青春之歌》的。他們讀後都受到鼓舞，都非常愛它。一本書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摯愛，這對於一個作者來說盡夠了，盡夠了……
　　我深知它今後仍然不會一帆風順，仍然會遭到某些非議。不是麽，一位澳大利亞來我國學習的留學生，去年寫信給我說，她的老師就曾批評《青春之歌》不該增加農村鬥爭那幾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問我對此有什麽意見? 還有的青年作家，說《青春之歌》是個“表達既定概念的作品”。還有的人說，這小說不過是“愛情加革命”的圖解雲雲。他們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曆，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麽，不喜歡寫什麽。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隻能以一顆忠於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　　
　　直到晚年，她都堅持這一態度。
　　但不管怎麽說，小說《青春之歌》的影響是空前的。到1990年為止，32年來此書累計發行了500萬冊，並翻譯成英、日、法、德、俄、烏克蘭、希臘、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朝鮮、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烏爾都、哈薩克、世界語以及藏文等18種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題材的長篇小說，能有這麽多文字譯本，實屬罕見。
　　據我所知，在1949年以後新中國出版發行的小說中，《青春之歌》的外文譯本之多，名列前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找不出第二本。
　　《青春之歌》成為了共和國一部長篇經典小說。
13.電影《青春之歌
　　小說《青春之歌》的巨大影響，使電影界的人都明白，誰拍攝，誰成功。
　　誰都知道，選好林道靜的扮演者，是電影《青春之歌》成功與否的關鍵。
　　導演崔嵬和領導商量後決定首先聽取廣大群眾的意見。為此，北影廠與《北京晚報》聯合召開了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座談會，並通過媒體報道，發動廣大群眾對林道靜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議。
　　甚至遠在印尼的華僑也給北影廠寄來了演員名單表。
　　從調查中了解到，廣大群眾都主張選用年輕演員，鼓勵北影廠大膽挑選新人。
　　崔嵬是個很有主見，很有頭腦的導演。他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兒。在演員的選擇上，他主張鏡頭麵前人人平等。名演員和新演員都要試鏡頭，選中誰就是誰。
　　到底讓誰來演林道靜呢？
　　據郭開在文革中的揭發，導演崔嵬曾氣勢洶洶嚷道：我這次就要冒個風險，找一個特別的演員演林道靜。這個人要有革命勁頭，也要有小資產階級情調。我就不同意那種做法，對小資產階級走一步打一個耳光子。
　　3月份下了場雪，為了搶時機，在林道靜還沒最後定奪的情況下，電影就開拍了。崔嵬著急地物色著演員。他曾在中南人民藝術劇院當過院長，某日，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劇院23歲的演員謝芳，氣質很好，外貌和風度都與林道靜相似，就派副導演去武漢，火速把謝芳接到北京。
　　謝芳確實有些特別。高級知識分子出身就不用說了，她父親還是個基督徒，神學院的教授，留學海外，精通英文，翻譯過《基督教倫理學》等著作，並於1958年被打成右派。母親也是大學生，與冰心是同班同學。謝芳從小就生活在宗教氣氛中，每周要做禮拜，每餐前都要閉目謝恩，每晚要祈禱懺悔。
　　崔嵬真有魄力，在當時就敢選這麽一個右派的女兒當主角。
　　通過試鏡頭、試戲，謝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確定為林道靜的扮演者。
　　為了隆重慶祝建國十周年，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膠片拍，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點項目。
　　崔嵬深知這部電影的分量，精心挑選了大牌兒演員來演：秦怡演林紅，於是之演餘永澤，康泰演盧嘉川，於洋演江華，趙聯演戴愉，趙子嶽演地主，連一個很次要的角色王曉燕的母親，都由名演員王人美扮演。
　　崔嵬還請大作曲家瞿希賢為電影作曲，大指揮家李德倫為樂隊指揮。
　　彭真後又指示陳克寒、鄧拓、楊述等注意抓這部片子，說這是政治任務。
　　因此北影廠將《青春之歌》列為重點片，一切工作都為攝製《青春之歌》開綠燈。僅用5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全片的製作。後由彭真親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領導審查樣片，一致批準它作為十年大慶的獻禮片上映。
　　母親聽到的反映都是：電影不錯！很好!非常感人……謝芳演得好，把林道靜演活了！
　　崔嵬冒險啟用謝芳，被證明是對的，而且十分英明。
　　國慶節前的一個晚上，有人通知母親：總理要在家裏觀看《青春之歌》並接見主要創作人員，讓母親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廳總理家中，周總理和鄧穎超熱情地與大家一一握手。當鄧穎超與母親握手時，她笑著說，我很喜歡看《青春之歌》。
　　在總理的小放映室內，前麵並排放三把椅子，總理坐在中間，兩邊是鄧大姐和母親。母親說她激動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畫麵，好像是在做夢，腦子也發木了。影片放映中，總理曾扭頭對母親說：小超很喜歡看你的小說《青春之歌》。
　　母親笑了笑，點點頭。
　　電影放了近3個小時。演完後，總理對母親說：小超身體不好，一般電影隻能看到一半，這回卻全看完了。
　　母親有點像劉姥姥進大觀園，暈暈乎乎的……回家後興奮得睡不著覺。
　　《青春之歌》公開上演後，全北京市各家電影院全部爆滿，很多影院24小時上演，晝夜不停。當時正是困難時期，很多人吃不飽，卻餓著肚子排長隊買票。看完電影，等於吃了頓飽飯，完全忘記了饑餓。抗日時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鮮花》隨著這部電影，再次流行全國。
　　盡管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部影片還有一些左的痕跡，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這部有一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電影還是獨樹一幟，如蒼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鮮搶眼。對工農兵要占據銀幕的極左文藝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為我國五十年代的一部經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國內轟動一時，在日本也獲得了轟動。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說《青春之歌》已經出版，廣大讀者有所了解。電影從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東京、仙台、劄幌、大阪、京都、廣島、福岡、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場，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專門介紹了這部影片在日本受歡迎的情況。
　　1961年春，因電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響，謝芳被選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去日本訪問。在東京的大街上，林道靜的巨幅畫像遠遠就能看見，有兩層樓房那麽高。代表團的汽車開到哪裏，哪裏就有擁擠的人群拿著筆記本要求謝芳簽名留念。他們狂熱地喊著：林道靜！林道靜！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寫的文章《放映中國影片運動的成就及其影響》，其中說：“在這些影片中，無論從上演次數和觀眾人次來看，都以《青春之歌》為最高。因此它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文中並附了一個統計表，列舉了十部電影的上演次數和觀眾人數。這十部電影是：《祝福》、《林則徐》、《五朵金花》、《聶耳》、《風暴》、《青春之歌》、《萬水千山》、《紅色種子》、《鐵窗烈火》、《女籃五號》。
　　《青春之歌》影片在越南和朝鮮也都受到了歡迎（見《大眾電影》1960年第18期）。
　　由於電影《青春之歌》的上演，母親名聲更大，成了一個公眾知名人士。
　　下麵是鄧穎超給母親的一封信：
　　親愛的楊沫同誌：
　　我收到你來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興！
　　《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隻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你寄來的再版本，以後有空，我當再讀它。
　　知道你年來都在治病，養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視疾病，摸索並掌握病的性質和規律，善於和病作鬥爭。治療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會善自消遣。休養時，安心休養，力爭把病治好和恢複健康。我相信你在恢複健康後，能寫出更多更好的創作，以滿足讀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兩年已在逐漸恢複和顯著好轉。但是六一前夕，從定期的婦科檢查中，出乎意料地發現卵巢囊腫，須動手術，因此果斷地采取了及時的措施。手術經過，十分順利和良好。十天後即出院返家休養。現精神、體力，又漸恢複正常，請你不要掛念。這也是我遲複信的原因，希能見諒！
　　專複
　　　祝
　　痊好！
　　鄧穎超 1961.7.15
　　字裏行間，流露著對母親的關心和尊重。
　隨著電影的轟動，小說發行日益普及和蔓延。《青春之歌》的影響超越了國界。特別是在日本，反響之大，出乎意料。
　　《青春之歌》出版後不久，日本首先翻譯，而且6次重印，發行近20萬冊，這個數字在日本當時是空前的。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青春之歌》後，受林道靜的影響，紛紛要求參加日本共產黨。可能因為她的美貌純真，愛屋及烏，對她所熱烈向往的共產黨產生了好感。
　　據說日共領導人宮本顯治參加國會選舉，指示相關人員放映電影《青春之歌》，希望能為日共多拉選票。
　　1961年日本共產黨主席野阪參三在《赤旗報》上著文，號召日本青年閱讀《青春之歌》，他說：“《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他的這篇文章曾譯成中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一個日本讀者藤井增藏曾給母親寫了長達20頁的信，講述自己怎麽從一個天皇的信徒，漸漸轉變立場，相信了共產主義。這其中就是受了《青春之歌》的影響。
　 ……
　　1961年還有一位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戰士，蘇聯婦女彼得羅娃給母親寫來一封信。她不知道母親的地址，是寄給《人民日報》轉交的。信的一開頭她就說：　　
　　親愛的楊沫，我作為一個好朋友，一個大姐姐從蘇聯給你寫這封信。我剛剛讀完您那出色的小說《青春之歌》，此書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靈……
　　1963年11月，中國作協派人專門接母親去參加招待印尼作家的宴會。前來接母親的同誌說：印尼共產黨中央把《青春之歌》作為黨員的必修教材，所以印尼作家很希望能見到楊沫同誌。可惜的是母親當時正在犯心髒病，無法前去。
　　越南共產黨中央也把《青春之歌》作為黨員的學習讀物。
　　一部反映中國革命鬥爭題材的長篇小說，能在國際上獲得如此反響，是非常罕見的。當時，還有一些長篇小說，非常流行，廣為群眾所喜歡。但這些作品卻沒有《青春之歌》那樣在國際上也獲得巨大影響。
　　60年代初，有人曾對母親說：現在報上除了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外，就是你的名字了。從上到下，大家都知道楊沫，關心楊沫。
　　鄧大姐惦念著母親的身體，1961年她在《健康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如何與疾病鬥爭的文章，特地囑咐秘書寄給母親一份報紙。
　　習仲勳的夫人齊馨同誌登門看望母親並提出了治病和工作的很好建議。
　　肖克的夫人蹇先佛同誌為母親介紹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女戰士事跡，請母親寫作時使用。
　　1962年母親因心髒病，在頤和園後湖找了間房子休養。當時住在中央黨校的李立三同誌聞訊後，時常來後湖看望母親。
　　冀中的老領導呂正操和劉沙與母親來往更多，為她的寫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幫助。
　　……
　　即使是偏僻窮困的地區的孩子們，也知道了楊沫，因為中小學語文課本有《青春之歌》的節選。
14.文革歲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全國各地都開始揭批炮轟本單位領導。
　　6月15日北京市文聯貼出《把反革命分子趙鼎新揪出來》的大字報，趙鼎新為市文化局長兼市文聯黨組書記。之後，不少人寫大字報紛紛表示支持。
　　6月18日作家駱賓基挺身而出，張貼了《趙鼎新是左派》的大字報，文中還宣稱“周揚也是左派”，在文聯引起轟動。
　　次日市文聯貼出了大量批判駱賓基觀點的大字報，駱賓基遭到圍攻恐嚇。
　　6月27日北京市文聯成立 “文革籌委會”。主任趙樹藩，浩然根紅苗正，被選為副主任，實際主持工作。因單位裏都是知識分子，沒有發生武鬥。
　　截至到8月初之前，母親的日子一直不錯。她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並隨會議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開完會後，休息兩天，母親即返回機關參加運動。
　　那時候，誰被毛主席接見，誰就有了一層聖光，能保護他不受衝擊。所以暫時還沒有人給母親寫大字報。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之後，當時的林副主席喊出了“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口號，紅衛兵破四舊，風行一時，北京的文革運動隨之開始顯現血腥。
　　8月23日社會上的一部分紅衛兵闖進文聯機關大院，他們在大門口貼出“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大標語，聲稱要燒毀文化局下屬各劇團所存的傳統古戲裝。下午他們開始揪人。市文聯老舍、田藍、金紫光、張季純、端木蕻良、駱賓基、江楓、蕭軍等，被用卡車送到孔廟，在燒古戲裝的火堆旁，受到紅衛兵的皮帶抽打。老舍因頭部受傷，被提前送回，在市文聯院內又遭批鬥，受盡淩辱。
　　就在這一天，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一篇是《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一篇是《好得很！》。所以，人們眼看著老舍挨打受辱，卻不敢出來製止。
　　次日午夜時分，絕望的老舍跳入德勝門豁口外太平湖，終年68歲。
　　把老舍揪出來時，母親就在現場，她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極。據浩然撰文講：“我看見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複發，癱在屋裏。”
　　事後，母親心有餘悸地說，“我是漏網之魚。”
　　母親的朋友、熟人、戰友一個個地被打倒了。
　　為寫一二·九運動，母親采訪過陸平，現在陸平成了全國赫赫有名的大黑幫，萬炮齊轟。聶元梓所寫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其矛頭就直指陸平。
　　曾寫文章為《青春之歌》辯解的陳笑雨（馬鐵丁），被批鬥了一次，而不甘受辱，於8月23日，幾乎與老舍同時，投永定河自盡。
　　曾幫助母親聯係出版《青春之歌》的陽翰笙四清時就開始挨批，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公開點了他的名，成為反動的“四條漢子”（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之一。
　　老同事海默又給揪了出來，新賬老賬跟他一起算。在1960年海默被打成漏網右派之後，母親曾借給過他500塊錢。
　　所有為《青春之歌》說過話的文藝界領導現在全部被打倒，如周揚、蔣南翔、林默涵、陳荒煤、何其芳等等。母親感到了黑雲壓頂，不寒而栗。她別的沒什麽問題，關鍵是《青春之歌》，隻要《青春之歌》不打倒，自己就不會打倒。她本能地想起了康生對《青春之歌》的肯定。那是1961年5月23日，她收到了周揚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一封信，原文是：
　　楊沫同誌：
　　你的小說《青春之歌》康生同誌看了，他對此書的意見，周揚同誌覺得很好，特囑抄送你一閱。意見如下：
　　1.這是一部好小說。我沒有讀過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農村鬥爭，這很好。增加三章學生運動，覺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讀“再版後記”以前，就覺得這幾章是強加上去的。電影《青春之歌》以入黨結束，結得很好。從全書來看，從林道靜這個人物的客觀發展來看，以入黨結束可能比以一二·九運動結束還要好些。
　　2. 書中反複強調“八一宣言”的作用，這樣就減低了毛主席對黨的領導作用和少奇同誌對白區工作的領導作用。這是不對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須修改，這種修改是容易的。
　　3.江華在汽車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對叛徒還要冒著很大危險去宣布開除他的黨籍，這既不合理也不真實。戴愉被國民黨特務處死也不合理，很勉強的。
　　如果三版時能將這些缺點加以修改，這部書將是現代最好的小說之一。（1960.9）
　　以上三點就是康生同誌的意見。
　　此致
　　敬禮
　　周揚辦公室 譚小邢 轉抄
　　 5月16日
　　母親看後很高興，她把康生的這三點指示工工整整抄在了日記本上。
　　1960年9月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提出了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時時處處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個月，康生卻肯定了這部小資味兒很濃的小說。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響空前巨大，為建國後長篇小說所少見。多年來知識分子一直比較受壓，《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識分子當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頭小說，引起了知識界，包括青年學生的熱烈共鳴。再加上1959年10月電影《青春之歌》上演，謝芳的清純形象，更推波助瀾，加重了這本書的影響力和爆炸力，觀眾近千萬之多。康生感到了這一點，因此做出的評價比較客觀和實際。
　　文化革命開始後，眼看著文藝界的熟人紛紛打倒。母親預感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就把康生的這段批示當成了“救命稻草”。她讓姐姐小胖給油印成傳單，四處散發，想讓紅衛兵小將知道，中央領導是肯定《青春之歌》的。康生當時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絕對能代表中央。
　　我記得小胖除了油印之外，還用複寫紙印了很多份，寄往各單位。用康生的批示保老媽，在運動初期，似乎確實起了一點作用。母親還真沒被當成反黨分子給揪出來。當時北京市文聯造反派的鬥爭矛頭指向的是老舍、駱賓基、蕭軍等。
　　但到1967年3月之後，兩報一刊公開點名批黑修養，矛頭指向了劉少奇。文革前就批過《青春之歌》的郭開又開始上街貼大字報批判《青春之歌》，說這部書是替劉少奇和彭真樹碑立傳。
　　於是康生的這個護身符有了問題（批示中有一段肯定劉少奇的話）。母親權衡了利弊之後，把肯定劉少奇的那句話刪去，又重新刻蠟板，重新油印成傳單，廣為散發。
　　後來有人悄悄對母親說，你這麽宣傳康生的批示，如果被知情人發現，會惹來麻煩，說你篡改康生同誌的原話。康生本人要是知道了，也可能會生氣。劉少奇打倒了之後，他肯定不喜歡人們老引用他當初含有吹捧劉少奇內容的批示。
　　母親想了想，也有道理。以後，就再也不公開提康生的這段批示了。
　　因北影廠造反派勒令母親前去接受批鬥，母親擔心身體受不了，無奈中又想了一個辦法，給康生和姚文元寫信。
　　給康生的信底稿已找不見，但給姚文元的信底稿還在。
　　因姚文元在文革前曾寫文章讚揚過《青春之歌》，母親希望姚文元能給點麵子，發句話，緩和一下自己的處境。姚文元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直接管文化戰線。
　　然而這封信寄出後，渺無音信。母親隻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廠的那次批鬥會。
　　母親雖然恐慌，也沒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辦法。
　　當北京電子管廠的造反派郭開召開17萬人的大會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時，蔣南翔、陸平、楊述等同誌都被拉上台批鬥，而母親這個作者，卻逃之夭夭。
　　5月10日 北影召開萬人大會批判毒草電影《青春之歌》時，導演崔嵬、演員謝芳等全都挨了鬥，而母親這個編劇又逃脫了。
　　當時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參加批鬥大會，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讓人瞧不起的。但母親覺得自己不是黑幫，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遊擊的勁頭，東躲西藏。
　　母親原來的同事，香山的鄰居王瑩的日子就比母親慘得多。江青在大會上點了她的名，說她壞得很，給扣上了“黑線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國特務”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單位接受批判，終日被辱罵抽打。後逮捕入獄，於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嗎？我把姚文元對《青春之歌》的稱讚話，來回敬造反派的批判，這一著肯定能讓造反派啞口無言。
　　她記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鬆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羅去找這本書。小羅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四處跑，終於給找到了。母親讓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對《青春之歌》的讚美和郭開對《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對比，用姚文元的話來反擊郭開對《青春之歌》的聲討。
　　姚文元同誌與郭開同誌對小說《青春之歌》的評論對比
　　（摘要）
　　姚文元同誌的評論文章《一部閃爍著共產主義思想光輝的小說——評小說〈青春之歌〉》載於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論文集——新鬆集》第58頁。
　　郭開同誌的批判文章《揭穿一個極其險惡的大政治陰謀——堅決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後台》載於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聯絡站主辦的《工農兵電影》。
　　郭開批：《青春之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小說，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評：小說有強烈的共產主義思想，創作出色彩鮮明的形象，在生活發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寫中滲透了共產主義思想，滲透了無產階級黨性，因而在藝術上有一種激動人心的美。
　　郭開批：《青春之歌》辯護士們都說，《青春之歌》是優秀的革命小說等等。《青春之歌》的辯護士、吹鼓手以及他們的黑後台，就是一群披著羊皮的狼，他們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著糖衣的毒藥，他們想把我們毒死——使我們接受他們謬論，好跟他們搞修正主義。
　　姚文元評：我們讀著這部小說，就會感到革命勝利是經過多麽艱苦的鬥爭才得到的……讓我們大家從這樣的現實意義出發來讀這部優秀小說吧！
　　郭開批：書中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和色情描寫……（沒有舉出例證）對青年起了極壞的腐蝕作用，誘惑年輕一代和平演變。
　　姚文元評：《青春之歌》和許多優秀的社會主義作品一樣有一股強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棄一切醜惡的個人主義打算，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郭開批：那種說《青春之歌》是學術問題，放在後期處理的論調是糊塗人的哲學。我們不能聽。必須爭朝夕馬上幹！過去幾年沒有批判，並不是群眾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閻王爺陸定一壓住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沒有批判是被陶鑄這個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壓住了。今天難道我們還不批判嗎？一定要批判。因為正像前麵說過的那樣，《青春之歌》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它和《海瑞罷官》一樣，是一個政治案件。
　　姚文元評：《青春之歌》反映了當時的曆史特點。小說是沿著三條線索發展的。一條是敵我鬥爭，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一條是黨內鬥爭，黨內堅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黨員和左傾教條主義分子的鬥爭；一條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分化。這三條線索錯綜複雜地交織著，織出一幅鮮明的曆史圖畫。
　　郭開批：《青春之歌》中有三個沒有：一個是沒有毛澤東思想，一個是沒有階級鬥爭，一個是沒有人民戰爭。這都是我們事業的生命，革命的命脈，可它完全沒有。
　　姚文元評：小說鮮明地反映了黨內鬥爭的兩條路線。一條是錯誤的左傾路線，一條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青春之歌》還寫出了英雄時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犧牲的先烈，或繼續戰鬥著的同誌都引起了我們對他們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們學習的強烈願望。
　　……
15.始終沒整海默
　 海默1941年18歲時參加革命。延安魯藝戲劇係畢業，當過中南文工團創作部主任，在朝鮮戰場上負過傷。他文思敏捷，北影廠像他那樣多產的編劇還不多見。但他脾氣不好，剛直敢言，所以1953年30歲時才入黨。拍攝完《糧食》之後，當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兼文化部長陳克寒批評這部電影問題嚴重，宣揚合法鬥爭時，他反駁說：陳部長是不是看錯了，這戲明明寫的是非法鬥爭，凡是有敵後鬥爭常識的人都知道，在敵占區搞民兵小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況這戲還給黨的“七大”上演過……結果四座啞然，最後這部影片終獲批準公映。
　　韋明同誌初到北影任廠長，在談創作時經常說總理的意見如何如何，對海默與成蔭合寫的《春城無處不飛花》提出了批評，說這劇本“歪曲複員軍人形象”，甚至上綱到“修正主義”。海默不服，就和他爭執起來，指出“你這意見是典型的教條主義”。甚至還坦率地對韋明說：“你不要張口總理，閉口總理好不好！我們也沒聽總理說過，是否真是總理的意見也難斷定……”
　　他感到對方是借用總理的意見來樹立自己的威信。
　　對領導這樣的態度，自然沒有好結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來，打成漏網右派，說他“攻擊大躍進，攻擊人民公社，攻擊黨中央、毛主席，說大躍進都是假的，大煉鋼鐵都是假的，大煉鋼鐵逼死了幾十萬人……”他所編劇的電影《洞簫橫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後通過該片女主演王雲霞把材料遞給了陳毅，陳毅調來影片看後，認為沒問題，就在1962年廣州會議上，最先提出海默的問題應該平反。海默得以死而複生。可到四清時北影廠又把矛頭對準海默，要新帳老帳跟他一起算。由於周揚出麵說大多數同誌屬於認識問題，結果又沒得逞。文革開始後，北影廠的革命群眾決心徹底收拾他——寫了“黃歌”《敖包相會》，又死不低頭認罪的家夥。海默第三次給揪出來，剃了光頭，多次批鬥、坐噴氣式、挨打，他總一聲不吭。
　　據謝添說，批鬥時，我們都低著頭，海默卻不老實，頭給按下，又抬起來，再按下又再抬起來。給關起來後，造反派進屋打他，他還敢還手，並把窗戶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難識人心。某天，海默發現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為讓這位朋友早點解脫，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說：“沒關係，你揭發我幾條，往我身上推。”勞改鋤草時，女演員淩元發愁說：從小到大從沒鋤過草，鋤錯了怎麽辦？海默說：你就躲在我後麵幹，出了錯，我擔著。
　　兩次被打倒，又兩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對眾“牛鬼蛇神”痛斥過江青，給他們傳看過江青三十年代的劇照，說她當初與王瑩爭著演《賽金花》……不幸這些言論被人揭發了。
　　1968年5月14日晚，經過精心策劃，海默被騙到北影廠某處假裝審問。一幫壯漢突然闖進來抓海默。海默極力掙紮，馬上被蜂擁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鬧，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腦袋，堵住他的嘴，強行拖上車，幾個人用腳踩著他，拉到電影學院的攝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燈照射下，造反派質問：你反對江青同誌，認罪不認罪？海默和往常一樣一聲不吭。於是造反派開始亂打，邊打邊吼：我叫你硬，看你還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傷，他還是一聲不吭……中間，也有人提出異議，不要這麽打。主謀綁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卻說：現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實交代嗎？
　　在沉默了兩天一夜後，5月16日晚10時海默終於停止了呼吸。
　　作為“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遺體橫在醫院的地下室裏好幾天，無人收屍。後單位出麵火化，骨灰扔棄。
　　50年代海默與母親來往很多，並一起切磋過《青春之歌》的創作，給母親提過一些很好的意見。我上小學時，老聽到母親提海默。海默有困難時，母親還借給過他錢。
　　1942年母親和海默曾在華北聯大同過半年學。解放後母親調到劇本創作所又與海默相遇，兩個人的來往就比較多了。1953年母親曾請海默看過《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後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見，並熱情鼓舞了母親一番。母親根據他的意見，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後，是海默最先告訴母親：周揚同誌肯定了《青春之歌》，為母親的勝利由衷地高興。
　　後來《青春之歌》大獲全勝，母親紅極一時，而海默卻倒了黴，他個性剛直，竟敢跟北影廠廠長韋明、市委書記處書記陳克寒等人頂撞爭辯。因為說過徐水縣搞虛誇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網右派”，開除黨籍，撤銷編劇職務、工資降三級、下去監督勞動。他執筆改編的電影劇本《紅旗譜》、《糧食》等影片開頭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親沒有因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視海默，與海默斷絕來往。她依舊把海默當成朋友，期望他能時來運轉。那時母親還在北影廠當編劇，因生病休養，得以躲過了單位裏的人人表態批判。她在家裏提到海默時，充滿同情，從沒說過海默什麽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區牛欄山公社勞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臥床不起。北影廠視他為敵，年節補助的副食不給他。他請求跟領導談話，也不理睬。有時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飯，也沒人管。在朝鮮負的腰傷，使他直不起腰。為看病他四處借錢。在某導演處隻借到20元，氣憤之餘，借著酒醉，他把這導演家養的名貴花盆全給砸了。百般無奈下，他來信向母親借500元，母親二話沒說，立即把錢借給了他。——要知道別人向母親借錢時，她一般都哭窮，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極其罕見。
　　1962年搞甄別平反時，海默給摘掉“漏網右派”的帽子，恢複了黨籍。1964年又發表了作品，有了稿費後，立即把這500元錢還給了母親。
　　母親很感動，在重病中給海默寫了一封信：
　　海默同誌：
　　來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醫院裏，回信遲了，你不會見怪吧？你有病，經濟也有困難，看到匯來這多錢，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後，情況好轉，我們還該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膽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軍總醫院的。來後，心髒病又犯了。長年害病，實在痛苦得很。你這個“壯士”怎麽也鬧得渾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紀大了，根治病更困難。你還常到北京來麽？來時找我來談談吧！你結婚了也不告我，愛人叫什麽名字？代問她好。
　　握手
　　楊沫 3．15
　　文革開始後，海默成了北影廠的鬥爭目標。他硬骨錚錚，令人拍案叫絕。
　　李少春的兒子李洪生說：海默真是條漢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給我捶了回來。
　　批鬥他時，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動作家海默低頭！他當眾回嘴道：我是反動作家，可我不是國民黨的小老婆。把這位女士氣得臉發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兩個耳光。
　　紅衛兵抄他家時，他還站在家門口試圖阻擋。據鄰居田壯壯回憶，那海默特橫，拿著老粗的火通條，向來抄家的紅衛兵嚷：你們不許進我家！我這些書有很多孤本，絕版，都是國家財產——他家有24個書櫃藏書。
　　海默疾惡如仇，曾流著淚，向馮牧痛斥過江青，並表示：讓這個女人奪了權，會把我們黨帶到哪裏去！反正我鐵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給他們低頭（見《耕耘文集》第405頁）。
　　最後，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後，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組還以“惡毒攻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由，將海默正式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
　　人們說：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鬧，不至於被打死。
　　對比海默，母親的鬥爭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樣以明顯抗拒的態度，對待造反派。在高壓麵前，她唯唯諾諾，馴服聽話。她出身不好，骨頭先天就缺乏鈣質。可就這樣，她也始終沒有說過海默一句壞話。
　　所以，海默的前妻張青予晚年跟女兒聊天時說：原來劇本創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關係挺好。但你爸倒黴後，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獨楊沫不整。
16.與關露的來往
　　除了海默，母親與關露、王瑩以及柳溪等人的關係也都很好。盡管這些人後來都給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帽子。私下場合，母親從不避諱與這些人來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了這些人一些幫助。
　　自從柳溪成了右派，被發配到農村勞改後，丈夫與她離了婚，什麽東西也沒給她，經濟上非常困難。很多過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來往。有一年，柳溪窮得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絕望之中，托人向母親求救。媽媽就把自己的一些舊衣服偷偷送給了她，東西雖不多，卻也表達了母親的一點心意。她本質上不是那種鬥爭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臉不認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親對關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記中，她說：
　　今天我的心裏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開會傳達“十一”的事情。開會後同關露一同到西單商場買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關露，被公安局錯押了兩年，出來後，精神仍然是那麽活躍，沒有對黨不滿的任何怨言、姿態。這才是個真正的革命者。

而關露確實有骨氣。她自己身受那麽大的冤枉，背著“漢奸”、“日本特務”的帽子，卻還敢仗義執言，替母親鳴不平。母親在日記中對此有記錄：
　 （1957年）11月19日 北京
　　……今天開完會出來和關露同路。關露說：“聽林藍說，別人去年都提了級，而卻沒有給你提。他們都不平。這不是根據德才資取人，而是單純根據‘才’。”她還打算在明天的會上提出來。我趕忙說：“因為我沒有寫出劇本，所以並沒有意見。你可不要提。”她說：“這與你無關，這是我們的意見。”
　　11月23日星期六
　　在這個會上關露替我鳴不平。說我思想作風如何好，如果評級以“德”為第一標準，那麽我該升級。而嶽×不該升兩級，因他的思想作風有許多毛病雲雲。我聽了這些話，心情是很複雜的。升級與否，我不願計較這些。……我沒有寫出劇本，如果真的升級，也許並不好。可是一聽關露說出許多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好同誌，接近群眾，謙虛，因而為我鳴不平這些話語，我又很高興。大概是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之故吧？
　　關露這麽說，自然與領導的意見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卻毫不在乎，顯示出她剛正不阿的性格。與她相比，母親就缺乏這樣的鬥爭性。對領導唯命是從，即使有意見也不敢提。
　　後來，母親在香山租了房子，常與關露來往。有時還帶我去看關露。我記得，關露的鼻子總是紅紅的，有點像酒糟鼻，燙發，身材瘦小嬌弱。
　　即使關露名聲“很臭”，母親還是與她的關係不錯。母親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關露四處奔走，幫母親找來的。
　　還記得母親帶我頭一次去見關露的情景。臨走前，她睜大眼，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關露是個大特務，那神情像是在談一個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險人物。我很不明白，既然是個大特務，母親為什麽還要去看她呢？母親這麽幹不是兩麵派嗎？
　　有時母親甚至頭頂烈日，步行到她的住處。跟她聊家常，噓寒問暖，聊各種事，沒完沒了，有時還送給她些城裏帶來的小東西。我心中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的疑問，母親為什麽對一個“大特務”這麽親熱呢？為什麽對一個“大漢奸”還噓寒問暖呢？我那時也就十來歲，很不理解母親，感到母親口是心非，當麵一套，背後一套。
　　關露獨居香山一農民小院，樹木叢生。1955年肅反運動中，受潘漢年冤案的牽連被捕入獄兩年，釋放出來後，也從沒有正式給她平反，恢複名譽，群眾威信很低，沒人敢沾。其實她是受地下黨領導廖承誌的派遣才去當“漢奸特務”的。
　　母親就以這樣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給悲苦寂寞的關露，送去一縷溫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一關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親在日記中說：
　　被關了幾年的關露前些時候放出來了。她仍然住到原來的房子裏……自己生活很節省，幾乎把錢都用在修房上。……關露是一個很好的同誌。30年前，黨派她做過日本人的情報工作，很有成績。據說，她曾見過日本天皇。後來，在上海她的麵目將要暴露時，黨送她到了新四軍中。在新四軍中，她就因“漢奸”嫌疑被審查過。1955年“肅反”時又被抓起來審查（也因她是被潘漢年發展入黨的）。文革後再被審查。可是，每次放出來後，她都是高高興興的，從沒有一句不滿的牢騷話。這次，她告訴我，她關在秦城監獄中，裏麵生活不錯，有抽水馬桶，有圖書館，有時還可以散步……聽她敘說，我心裏很難過。前些年，我、王瑩、關露三個人都住在香山，經常你來我往，互相看望。聽說，文革中王瑩被捕後已死於獄中，關露雖然出來了，可是，她又在弄房子……我寫作忙，沒有時間常去看望她，但想起她來，總有一種不大舒暢的感覺。她孤身一人無兒無女，比起她來，我幸運多了。……關露總是在造房、造房。造好了，將給誰住啊？她忘了她已是將70歲的人了。
　　關露年輕時結過婚，短暫地維持了3年後離異，終生未再嫁。晚年淒苦，病弱纏身，平反後9個月，用安眠藥結束了苦難的一生。
17.小胖姐
　　母親恢複組織生活後不久，領導上同意她寫一部抗日戰爭的作品。她越來越經常住在香山。在那兒租了房子，戶口也轉到了香山，錢與父親分著，等於跟父親分居。父母之間的感情本來就有問題，隨著文革的彼此揭發，兩人的關係降到了最低點。
　　小胖就在他倆的相互指責的夾縫中生存著，直到離開這個人世。
　　小胖名叫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縣的劉家鋪村。眼睛上有個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隻有她是父母親手帶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邊。母親自己承認，全家孩子中，最喜歡的是小胖。隻有她能與母親睡在一個床上，隻有她能被父母帶出去見老戰友……然而誰也沒料到全家數她命運悲慘，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僅29歲。
　　四五歲的時候，我還記得母親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個浴缸裏洗澡。我們歡笑著，在浴缸裏玩耍。十來歲時，我倆寒假回河北農村老家過年，我曾欺負過她，揪著她頭發，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後，她居然沒向父母匯報我，可能把這事忘記了，她不記仇。
　　隨著年齡增長，我們來往越來越少。家裏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沒事愛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卻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難時期，我總是感到餓，多臭多髒多腐爛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卻還挑挑揀揀，這不吃，那不吃。我開始對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餓，卻有品位，非鮮肉不食，非醴泉不飲，能在饑餓麵前保持住尊嚴。對比自己，像頭餓豬，一天到晚就想著吃，發了黴，長了毛兒的幹窩頭也當成寶貝。我服了小胖，曾寫過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讚歎過她餓著肚子還能嗷嗷地唱歌看書。
　　那時候，我為交糧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為朋友吃飯的事與保姆吵。因為這保姆隻認糧票，不認人，任何客人吃飯都要交糧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別高興，感到小胖與我站在同一條戰壕裏，不怕父母罵她看不起“勞動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個妓女，很會察言觀色，伺候人。但誰要稍稍有點對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變成潑婦，捶胸頓足，滿院子的罵。
　　平時我跟小胖幾乎沒有來往，兩個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飯時，才能見麵。她愛看外國畫報、《大眾電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覺得她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跟她的共同語言不多。
　　小胖特別喜歡唱歌，記憶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國名著及普希金的詩。她還很“臭美”，愛穿奇裝異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難看，像個癟三，她卻能穿著上街。
　　自我給周總理寫了告狀信後，父親再也沒打過我。小胖取代了我，總挨打。因為她能言善辯，愛跟父親頂嘴，父親說不過就打。一次，她褲子沒係好就從廁所出來，進到客廳。那天來了很多客人，她提著褲子與客人寒暄，讓父親非常氣憤。客人走後，大發雷霆。小胖頂嘴，他動手就打。
　　記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聽見電話鈴響，光著屁股，披條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電話。父親正在午睡，罵她這麽一絲不掛，哪像個大學生的樣子？她不服氣，頂嘴，結果讓父親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義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寵。平時見了我和哥哥，並無很熱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後，她在父母麵前卻常替我倆辯護，指責父母對我倆有偏見。她這麽替我和哥哥說話，所帶來的後果，就是她自己也招來父母的訓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沒家，父親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貧困。小胖卻從沒對窮孩子另眼相看。她與燕玲成為最要好的朋友，無話不談。周末總邀請她來家住。
　　燕玲講：小胖知道我經濟困難，常把自己的東西送給我，自自然然，一點沒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師大後，小胖說：燕玲姐，你上大學了，什麽像樣衣服也沒有。我有一件大紅棉襖，還有一個紫色的方圍巾都給你吧。我還有，穿不了。這些衣物的質量在當時是相當不錯的了。尤其那個紅棉襖，非常漂亮，很少見。
　　燕玲說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遲鈍，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從師大女附中畢業考入北京外語學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無錫農村的，家裏很窮，蓋著床破被子，連個枕頭都沒有。她卻一點不嫌棄，還驕傲地對人說男友對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腳趾甲從來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數她最敢給父母提意見。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難，她卻最堅決地保爹保媽。我與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對父母審查。當得悉父母有嚴重問題，可能要被打倒之後，我采取了離家出走的態度。
　　文革開始後，父母兩人都被凶猛的群眾運動嚇得夠嗆，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複安慰父母，幫助父母四處搜集各種消息，分析形勢，出謀劃策。
　　1966年小胖串聯到上海，還敢去三姨白楊家看望。那時候，很多人都視白楊為資產階級電影明星，包括我在內，對揭批她都持擁護態度。可小胖卻公開站在白楊一邊，幫白楊寫檢查，出主意，帶材料。
　　父親被揪到單位裏勞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說兩句話，回來向母親報告。是她幫母親一筆一畫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話刻成蠟板，還是她把姚文元和郭開的文章，對比地摘錄出來，抄成了大字報。
　　當革命造反派召開17萬人大會批鬥《青春之歌》時，小胖帶著母親四處躲藏。後來左派郭開找到文聯，那天正好小胖陪母親到文聯看大字報，在文聯的走廊裏，迎麵碰見郭開。她一把拉住母親，左轉右轉，迅速脫離了險境。
　　她對報上點了名的大黑幫也敢同情。一次批鬥完吳晗，把他押到一邊。小胖自己買了麵包，又弄了碗水，送給吳晗，什麽話也沒說。回來後，她坦然告訴同學：我看吳晗挨鬥挺可憐的，給了他點吃的，不管是誰都要按政策對待。
　　在外語學院，她屬於保陳毅那一派的。當批鬥陳毅，對他推推搡搡時，小胖和一些擁護陳毅的同學就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
　　她確實善良。誰處境不好，她同情誰。
　　1968年12月，小胖去唐山軍墾414部隊農場勞動鍛煉。正碰上那裏搞清理階級隊伍，她開始挨整。有人說她有三反言行（對現實不滿，替白楊傳遞翻案信），生活作風不好，思想頹廢，她的精神很緊張，寢食難安，麵黃肌瘦。一度臉不洗，牙不刷，整天發呆。數次給母親寫信求救，言詞懇切，很是可憐。但父母自顧不暇，哪有心思去唐山幫她？
　　因為是老保兒，她和丈夫給分到了徐州的一個小地方教書。她不甘心在那裏，就通過假離婚，1972年調回北京，到石景山區金頂山中學教外語。
　　之後，小胖又對人宣布，她是真離婚。為讓對方同意辦手續，才說是假離婚。因為兩人結婚後，很快就產生矛盾。一吵架，丈夫就打她，有時打得相當厲害。
　　她說話坦率又尖刻。上高中時，曾當麵質問母親，你就知道打扮自己，給自己買那麽多好衣服，為什麽不給我買一件？
　　我平日對母親也有意見，卻不敢向母親提出來。在這一點上我很虛偽。而小胖卻真實坦白，表裏如一。
　　對母親使用那個男秘書，她很有看法，曾公開說：我媽找了個麵首。兩人的關係絕對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簾，關上門互相打雞血，這正常嗎？
　　對此，母親當然氣憤得要命，說小胖四處給她造謠，誣蔑她。
　　但她又疼愛小胖，離不開小胖，因為小胖是她對付父親的一個重要力量。
　　三十多年過後，我才知道在我率人抄家之後，盡管我綁了她，小胖還替我說過話。她對人講：這事父母也有責任，平時對小波太不關心，太冷淡。
　　她隻埋怨我在捆綁她時，把她胳膊弄疼了。
　　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後，社會上流傳我是個窮凶極惡，“殺父弑母”的家夥。小胖卻認為我打砸搶父母，是家裏對我不公平所致。當我在內蒙古過著孤獨恥辱的被專政生活時，也隻有小胖，突然給我來了一封信，明確向我表示這麽處理不對，支持我向上麵申訴。我深受感動。要知道，我平時瞧不起她，跟她很少說話，從沒幫過她什麽忙，文革中還綁過她，勒過她，給她嘴裏堵過一團臭襪子啊！
　　茫茫草原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小胖姐的手足之情。
　　寫到這兒，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文革前，我為討父母的歡心也曾積極向他們討好。比如主動掃院子、倒垃圾、賣力地給父母擦地等。
　　記得有一天，小胖若有所思地對我說：你別那麽討好他們，沒用，要有點尊嚴。簡短兩句話，像一道電擊，給我留下永生難忘的印象。她這麽說，看似隨便，卻給了我重重一擊，讓我知道了爭寵的可悲可憐。以後，我再也不討好父母了。我覺得小胖就是一個良心的眼睛，她在看著我。
　　她漫不經心的一句話，影響了我終生。
18.小胖姐遇害
　　小胖離婚回到北京後，工作不理想。每天得早早起床到石景山蘋果園上班，早出晚歸，非常辛苦。她感情生活孤寂，碰了一個又一個釘子。
　　當時要離開教育係統，非常困難。為達到目的，小胖琢磨了一個辦法，想通過唱歌調到專業文藝團體。她從小喜歡聲樂，為此，她天天早上嘰裏哇啦大叫，練發音，還對母親說朱逢博就是半路出家的，她要步朱的後塵。
　　母親看她心誠，1973年4月19日寫信為她設法聯係上一個著名的歌唱演員。小胖前夫得悉後，還認為是好事（見1975年6月29日小胖前夫給父親的信）。這唱歌的曾演過話劇《青春之歌》裏的餘永澤。當時因為唱“我為祖國獻……”，而非常有名。
　　小胖很快就對這個人動了真情。與朋友聊天，嘴不離這人的名字，張口閉口總是他。她對一女友講，老師說聲音要從這兒出來，就用手輕輕摸她的胸脯，給他摸得心蕩神怡。女友勸她留心，這人太流氓。她哪裏聽得進去。那家夥比小胖大10歲，小胖還親切地稱呼他為叔叔。
　　在小胖的不斷懇求下，母親支援她數百塊錢，幫她買了一架鋼琴，這樣她的老師就可以在家裏教她了。不久他們就上了床，那唱歌的還有我們家大門鑰匙。
　　1974年是她與唱歌的來往頻繁的一年，小胖多次懷孕。陷入愛河後，小胖的工資根本不夠花，常變賣東西，給情人買這買那。因為小胖白吃白喝家裏的，父親總想讓她搬到學校去住，但小胖說單位沒地方，拒絕離開。父親就逼她交飯費，否則不讓她吃飯。小胖沒錢交，父親就把家裏所有糧食及吃的東西，包括剩飯剩菜全都鎖在櫃裏。
　　她為了省錢，給情人多買點東西，忍辱負重，能蹭父親就蹭父親，惹得父親對她極其反感。以下是她在激怒之中給母親寫的一封信，從中可看出她與父親的矛盾多麽深。
　　媽媽：
　　我以萬萬分憤怒的心情向你控訴馬建民虐待我的暴行。我勞累一天回家，要炒點鹹菜準備第二天帶到學校當菜吃（這也是為了省錢，因為我已經沒有錢了），可是姑姑急於回家，還非得鎖門不可，不讓我用爐子。我覺得即使是鄰居，也不會不肯借用一下爐子，何況我們是一家人呢？所以我依然用那爐子。於是這位媚上欺下的黃臉婆就去向她的主子求援，馬建民於是親臨爐子旁，殺氣騰騰，耀武揚威地為他的妹妹助威打氣，當她的麵對我大肆攻擊，極盡誣蔑打擊之能事。僅僅為我用了一下爐子，就做了極大的文章。尤其可恨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他迫不及待地又要趕我，說什麽限我在五一之前搬走，他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惡，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狠毒……
　　媽媽，希望你分清是非，聽毛主席的話，對我關心、幫助、愛護，不要和馬無賴、黃臉婆為伍，他們的靈魂是醜惡的！和他們站在一起，就是站在非正義方麵去了，而非正義不管一時多麽強大，最後終要可恥失敗。
　　請你幫助小禾買一個小自行車和幾斤白糖給我，我好給他寄去。
　　我將向趙英阿姨、張晶心、趙文彬等人控訴馬建民壓迫我的暴行，並向他們要錢度過暫時困難，她們一定會給我，並看透馬無賴的本性，我就是要到處讓馬無賴丟臉！
　 小胖
　　1974年4月20日
　　這封動不動就上綱，充滿文革語言的信，反映出了小胖意氣用事，好走極端的毛病。她說話毫無顧忌，怎麽解恨怎麽罵，尖酸刻薄，狠毒之級，誇大其詞，全然不計後果。
　　就是這張嘴巴，為她招來了殺身之禍。
　　小胖把自己的工資全用來款待那唱歌的了。一起看電影，聽音樂會，下飯館……每逢到月底，總是虧空。她還多次墮胎。有一次，小胖在新街口打電話給父親老戰友的女兒飛莎說我現在無家可歸，生活費也沒有，你快借我一些錢吧。飛莎趕快找到她，把身上所有的26塊錢借給她，自己隻剩下幾毛錢。小胖見了也把幾毛零錢要走。
　　她為了討好那個唱歌的，傾盡了自己所有財物，甚至還曾把我給母親寄的買衣服的20元錢，私自冒領走。連乳罩、褲衩都不買，偷母親的。實在窮得沒法時就向母親要。母親最後一次見小胖，就是來要錢的。她大冬天，沒穿襪子，光著腳，趿拉著大棉鞋，一臉蠟黃。
　　母親推說自己看病吃藥，開銷很大，沒有錢。
　　小胖說，我這麽大老遠來找你，你怎麽也得給我一點，不能讓我空手回去。
　　母親說：不行，我不能給你了。你成了無底洞，沒個夠。
　　小胖可憐巴巴說，那起碼給我來香山的車錢吧。
　　母親就給了她5塊錢。
　　母親知道小胖把錢全花在了唱歌的身上，自然不情願給。她常對家人說，小胖在家裏逮什麽偷什麽，偷了就拿到委托商店賣了，孝敬那個唱歌的。1974年11月12日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中，母親特地叮囑：
　　又：我新買的寫字台及小圓桌請你拿到小屋裏鎖好，以免被小胖賣了。
　　母親感歎：小胖一點不會料理生活，住房亂得像狗窩。自己什麽家務也不幹，卻給那家夥織毛衣。
　　小胖也似乎有某種預感。她對家人和朋友都說過好友趙玉娥被丈夫割掉頭顱的事，不無憂慮地表示：我弄不好將來也是這個下場；我嘴巴厲害，沒輕沒重，容易得罪人。
　　1975年1月22日，星期三，早上小胖對父親說：爸爸，你今晚上不要插門，我有朋友要來。父親問，什麽朋友非要晚上9點來？小胖說有點重要的事。因為父親每天晚上9點左右要插上大門上的門栓，到時你即使有鑰匙也進不來。
　　那位唱歌的來了，小胖熱情招待，又是飲料，又是糖果、點心，她萬萬沒有想到這是她自己生命中最後的一個晚上。她讓愛情迷住了眼睛，相信那個唱歌的也愛她，怎麽也沒料到這個晚上會是她的末日。
　　那唱歌的3月份要隨團去美國訪問演出，走前不想離婚，有疏遠小胖之意。那時，中美剛剛恢複來往，去美國的機會非常難得，政審很嚴。小胖總去單位找他，可能會對他出國有影響。
　　這位歌唱家訪問過日本，據說曾向小胖流露過羨慕和出走的念頭。
　　小胖急欲與他結婚，豈能讓他跑了？就從生活和政治兩方麵進行恐嚇：你要總不離婚，耍把我，我就把這些事捅到你們單位，讓你身敗名裂。還說：我要像毒蛇一樣纏著你……
　　她哪曾想到歌星就是靠名氣過日子，讓歌星身敗名裂等於要他的命。
　　第二天吃早飯，沒有小胖，以為是上學校了。第三天也沒見她，以為是上香山看母親去了。學校來電話，考試卷子要她判，希望她快點來學校。父親說不知道她在哪兒。到吃晚飯了，小胖還沒有出現。
　　家人納悶兒，連著兩天不見，小胖去哪兒了呢？去她的屋看看吧。姑姑和大姐進去後，看見床旁有一雙鞋，小胖蒙頭蓋著被子，平平整整，露著頭發。她們害怕，馬上叫來父親，父親那幾天正患高血壓，暈暈乎乎，趕忙跑過來，用手一摸小胖的鼻子，沒有呼吸，全身赤裸，已經僵硬，嘴角掛著微笑。爐門是關著的，父親以為是煤氣中毒，馬上用被子把小胖包起來，送積水潭醫院搶救。醫生說人早已死亡，你們送來的是一具屍體。醫院立即報了案。
　　深夜一點，大姐乘出租車到香山，把母親叫回家。父親講了小胖的死訊，母親目瞪口呆。老兩口相對無言，淚流不止。
　　姑姑哽咽著說，可憐她那麽大的歲數，才29歲。
　　次日，公安人員來家裏勘查現場。13處富有經驗的馬處長親自參加，連鋼琴和收音機都拆開檢查。很快就通知母親，小胖不是自殺，是他殺。從一個玻璃杯殘剩的咖啡裏化驗出了是致命量20倍的冬眠靈。屍體解剖後，發現肚內有一個3個月的胎兒。小胖死前所見到的最後一個人就是那唱歌的。春節前幾天，在民族宮召開大會，公安局宣布那唱歌的與馬豁然之死關係密切，當眾給銬起來。那時他正在民族文化宮參加出國前的集訓。3月底將隨中國藝術團去美國訪問。
　　這個人是靠唱一首石油歌起家的，江青很賞識他，誇他的聲音好。在拘留所關押期間，江青還托人給他送過一件軍大衣。
　　1975年春天，小胖遇害的消息轟動全北京，是街頭上廣為流傳的桃色新聞。坐在公共汽車上，也常常能聽到人們議論這樁事……
　　死後，小胖的衣櫃裏空空蕩蕩，一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幾雙破襪子都露著窟窿。想到她死前的最後一段日子，過著清苦生活，懷著身孕，穿著單薄的小棉襖，趿拉著大棉鞋，有時餓了，竟靠吃糖塊充饑，全家人無不唏噓！她為了巴結那個唱歌的，賣掉了一切值錢東西，死後隻剩下了一堆破爛兒。
　　可憐的小胖姐啊！
　　在小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父親總是訓斥她，罵她，趕她走。現在父親心如刀絞，一提到小胖，淚流不止。小胖懷孕後住在家裏，他還一毛一分地跟小胖算夥食費，逼小胖交。自己丟了鑰匙，就懷疑是小胖偷的，連吼帶罵，現在女兒死了，他的痛苦和內疚可想而知。他常常躺在沙發上發呆，涕淚交流。跟人一提小胖就哽咽，脆弱不堪，像變了一個人。
　　母親說：老馬，小胖活著的時候，你又打又罵，死後又這麽痛苦。應該吸取教訓，對活著孩子好一點，不要等死後再後悔。
　　於是父親宣布，要把小胖的兒子禾禾接到家中照看。還宣布全家5個孩子每一家都給養一個小孩。一個時期，父親對孩子的冷漠態度大有變化。
　　時間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了，盡管母親非常難過，也僅此而已，並不敢為小胖的冤死積極奔走，催公安局快點破案。因社會上有人說馬豁然生活作風不好，拉攏腐蝕革命樣板團的演員，而江青又特賞識那歌星，母親怕催急了，得罪了江青。
　　何況小胖之死，她自己本人也確實有一定責任。
　　唱歌的很油，很老練。他麵對審訊人員死不承認。他說他若是公安人員，也認為自己是最大的嫌疑對象，可事實就不是他。他那天晚上雖然見過馬豁然，又找不出證人證明那一夜他住在哪兒。可世間萬物千奇百怪，偏偏就不是他幹的。
　　因為在玻璃杯上提取不了指紋，現場被家人破壞，沒有直接證據。隻有一個小胖的日記本，記錄了他們倆交往的曆史以及直到死前的種種矛盾。盡管如此，哥哥姐姐去13處催問時，一女警察說，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是他幹的。
　　由於江青送了他一件軍大衣，辦案人員麵臨著巨大壓力，沒有充足證據，誰敢輕易給個中央領導喜歡的著名歌唱家定成殺人犯？
　　於是這個案子就拖了下來。漸漸的公安局不再說小胖是他殺了。有個別人甚至說小胖是自殺。但我們家人絕對不相信。是的，她看過安娜·卡列林娜，但她不會自殺。她熱愛生活，喜歡享樂，公開揚言好死不如賴活著。她怕疼怕苦怕死，連殺雞都不敢看。她不是抑鬱症患者，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她要調動工作，她要考進中央樂團，她掛念著兒子禾禾，她肚裏還懷有一條小生命，她沒有任何理由去死。
　　連不喜歡小胖的人都說：這麽自私自利，一點虧都吃不得的人，怎麽會自殺？
　　母親堅信小胖是被謀害的，凶手就是那個唱歌的。她為自己幫助小胖認識了那家夥而痛悔不已。
　　小胖充當第三者，破壞別人的家庭不對，但她沒有死罪。
19.幫一個科研人員打官司
　　（一）
　　1978年11月母親在天津睦南道招待所寫書。一次去食堂吃飯時，與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員劉亞光認識。他主動與母親說話，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的科研，其能治療冠心病、腫瘤的功效引起了母親濃厚興趣。
　　母親不懂自然科學，過去接觸的都是幹部、文藝工作者，劉亞光是首次接觸的科研人員，讓她感到特別的新鮮。劉亞光滿嘴的專業術語和英文，成套成套的學術見解，母親如聽天書，根本不懂，一下子就被糊住。
　　劉也就三十來歲，是應邀來天津衛生局辦的一個學習班講學的。他勤奮、刻苦、目光敏銳，善於抓住容易成功，取得成果的課題。他的毛病是驕傲浮躁，剛有一點成功苗頭就大吹大擂，逼別人承認，而且動不動就給中央領導寫信，用領導來壓人。所以曾被本單位的群眾貼過大字報，甚至稱他為騙子。
　　一個親戚維嘉得知母親認識了劉亞光後，立即打長途電話勸母親別理這人，說他是微生物所有名的兩大騙子之一。在原單位混不下去，整天在外麵招搖撞騙，愛走上層路線。維嘉說，此人非常能說會道，頗能迷惑人，勸母親千萬不要上當。
　　可是親戚的電話，卻更引起了母親對這個人的強烈好奇。
　　劉亞光有幾個特點。
　　1． 他對母親不像有些人那麽點頭哈腰，而是直呼其老楊，清高而不阿。
　　2．業餘時間從不看電影電視，就是讀書寫文章，在招待所裏過著清苦生活。
　　3．他說為了他的科研，譚震林曾給科學院發過指示；華國鋒作過批示；鄧副主席也批示方毅處理；科學院領導秦力生親自研究他的工作安排。
　　這三條讓母親對他刮目相看，感覺這個人是個人物，非同小可。
　　他盡管在母親麵前昂頭挺胸，從不像羅秘書那樣對母親畢恭畢敬，一口一個楊老師，但也很會變相的諂媚。比如1979年1月3日母親給父親的信中說：
　　在招待所認識了一個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很年輕，很有才幹，也懂文學。他把我已寫成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這部小說看了，他說不亞於《青春之歌》。他和我關係不錯，不會是吹捧話，我聽了很高興，心裏有了底，沒有白費力氣。
　把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讀不下去的《東方欲曉》說得不亞於《青春之歌》，這不是吹捧是什麽？可憐的母親又被他騙住了。
　　她把親戚出於好心，給她打電話，讓她小心劉亞光的情況全盤告訴了劉亞光。劉就勢講了一番他在單位如何受壓，受排擠的曆史。說科學院的方毅、李昌、陳欽鋒（微生物所黨委書記）等領導怎麽官僚主義，怎麽壓製他，還說對他評價不高的一位科學家是個大學閥……母親後又找了幾個人，聽了他們的意見。因為劉亞光來講學是天津衛生局邀請的，自然不會說劉是騙子，所以在母親能接觸到的天津的有限的圈子裏，那時肯定他的占多數。母親就輕率地，完全地相信了劉亞光。
　　劉亞光有著科研人員的特點，不講吃穿，工作狂。母親看見他穿破棉襖，吃得簡陋，又黃又瘦，就產生了惻隱和尊敬。她有時候特容易上當，隻從外表看人。於是母親開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1979年2月21日，在認識劉亞光3個月後，母親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姬鵬飛，請求轉給華主席一封信，為劉亞光頻頻受壓說話，後華主席在這封信上批示：“請方毅同誌閱處，如反映屬實應對劉的科學研究鼓勵、支持。”
　　方毅立即指示國家科委派兩個人來天津，開會座談劉亞光的科研成果。結果形成兩派意見，各持己見，最後不了了之。
　　中科院微生物所對劉亞光的批評性看法，也有根有據：
　　1974年，劉數次上書，聲稱他在菸草花葉病毒增殖的研究中推翻了洋權威的結論，經查，不是事實。
　　1975年，曾給周總理、華國鋒、李先念、江青、王洪文等寫信，反映他科研工作的問題。
　　1976年，劉又上書，稱他用環胞苷酸治療癌症取得突破，經查，不是事實。
　　1978年，劉聲稱生脈散對心肌DNA的研究獲得突破，經專家審查，實驗有問題。
　　作為家人，我們當然要保護好母親，再三勸她不要介入這個案子。自然科學方麵的事，她是外行，還是少說為好，學術上的問題很複雜。劉亞光如果受了壓製和委屈，應該尋求科學界裏的權威或同行來支持，讓一個不懂科學的作家給他呼籲呐喊，並動用中央首長的權威壓對方，這絕不是正派路子，對方也肯定不服。
　　但母親根本不聽家人的勸說，繼續與劉亞光頻頻見麵，長時間密談。劉亞光來我家後，非常傲氣，對別人根本不理。母親自然總是好菜好飯招待。香山那個秘書回家時，還讓劉亞光長期住在香山。
　　我曾委婉地勸過母親，這事千萬要慎重。可母親卻說那麽多中央首長支持他，難道都支持錯了？為搞科研，他過著苦行僧的生活，快40歲了也不結婚，都是明擺著的。母親好像吃了什麽迷魂藥，完全被劉亞光給迷住。她在筆記本上寫道：認識劉亞光之後，從此“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職責。多年來不關心現實鬥爭，隻沉溺於寫過去的心情開始有了變化”。
　　她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正義感，決心為個小人物打抱不平。
　　應當說，在剛剛打倒“四人幫”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員受打壓的情況確實存在。如果你得罪領導，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舊挨整。母親幫劉亞光向上反映情況的主觀動機是好的，她希望為這些受打壓的小人物呐喊幾聲，幫幫忙。隻可惜她選錯了對象。
　　據科學院的人反映，劉亞光思想活躍，有幹勁，能吃苦，活動能量大，研究能力較強。但在科研方麵，他喜歡走捷徑，找出成果快的課題。所以不踏實，朝三暮四，經常變換項目。
　　他抓住一些老同誌歲數大了，對癌症和冠心病異常關注的心理，強調生脈散的研究有利於治療癌症、冠心病，很輕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長的支持。
　　看了雙方材料，我作為旁觀者，不得不承認微生物所對母親的批評大部分是對的。她先入為主，完全偏聽偏信劉亞光的一麵之詞。她從沒有去微生物所調查，認真聽聽反麵意見。微生物所多次邀請她去談，她都不去。
　　母親隻能用劉亞光提供的炮彈對付微生物所。比如強調說劉亞光的研究，國外表示了濃厚的興趣。——其實，讓國外表示濃厚興趣有時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說：一項科研成果的確立，“前提是要該成果能經得起實驗驗證，在此基礎上依靠同行科學家的評議。如果離開了實驗驗證和具體專業的科學家分析，那麽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報刊的宣傳，外國人的感興趣，都不足以作為科研成果鑒定的依據”。
　　母親還強調說劉亞光對海參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駁道：海參粘多糖是天津藥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劉亞光是後來才參加進來的，隻幹了一個來月，實驗沒有幾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輕率。
　　……
　　母親感到了壓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提出848號提案，為劉亞光呼籲，說他受到了壓製。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報》發表了母親的報告文學《是這樣一個人》，公開為劉亞光鳴冤叫屈。
　　外行都紛紛為母親叫好，但科學界內部卻激起了不同反響。他們說，判斷一項科研成果應請有關科學工作者根據實驗結果來定，不能由楊沫同誌來充當科學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樣一個人》，係統地反駁了母親的報告文學，看後你不得不承認人家說的有道理。
　　母親依然不服，又給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王任重寫信，請求他允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反駁文章。王任重出於對母親的信任，批示給《人民日報》：
　　　同意楊沫同誌意見，可以發表她的文章。請你們和《浙江日報》共同調查一下，這大概又是一種不正之風作怪，應當揭露之。
　 於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母親的來信：《這個事件出現在正向四化進軍的今天》，全麵替劉亞光辯護，說對方破壞四化，壓製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員景沛看了母親的文章後，立即給《人民日報》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時候，我們所一位副所長交給我一篇文章，要我負責審閱，是劉亞光寫的。“我閱讀後發現該文根本不具備一篇科學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說不夠科學性），同時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誌對此文做了我認為十分正確的評價。” “我本人與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麵，都沒有過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觸……但是我有必要公開的再次申明，我所審查過的那篇劉亞光的‘論文’，是不合科學水平的。”
　　這位科研工作者還說：“楊沫同誌的來信，給我敘述了許多我應該說它們是來自‘政治方麵的’，或是‘權威方麵’，甚至是來自‘國外的’論據，這完全沒有向我說明任何學術問題。”
　　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母親那篇文章的致命之處。
　　微生物所當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駁母親。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擊文章《這個事件的真相》。條分縷析，有根有據地批駁了母親的那封信。兩天後，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報》轉載了微生物所的文章，揭露劉亞光“弄虛作假”、“違反科學道德”的行為。後又發表了汪德昭、鄒承魯等科學家的文章，圍繞“科學成果的評價”問題展開討論，認為科學成果和人才不應該繞過科學界，而借助行政領導和新聞輿論來解決。
　　中國科學院為此打報告到鄧小平那裏，小平於10月下旬做出明確批示：“對科學的事情要有科學態度，科學上的是非要由科學家去評判。劉亞光鬧騰了幾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請方毅同誌找楊沫同誌做工作。”
　　於是，198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科學院院長、國家科委主任方毅約母親談話。在場的還有錢三強、吳明瑜。
　　母親首先介紹了自己卷入劉亞光事件的經過。當談到微生物所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公開宣讀譏諷母親的讀者來信時，母親激動了，氣憤得淚水盈眶。那封大學生來信說，楊沫可能是劉亞光的老婆吧？為什麽這麽死乞白賴為劉亞光說話？
　　之後，方毅同誌談了自己的意見，他很客氣地說：微生物所黨委書記當眾讀信不對，可以說說他，你們雙方都消消火。關於劉亞光的問題，這是科學之爭，將由同行去評議，你楊沫同誌就不必再管這件事情了。
　　母親反駁說，這不純是科學之爭，而主要是是非之爭，說劉亞光是騙子，這是科學之爭麽？誣蔑我和劉亞光的一些話是科學之爭嗎？她還引用了一些支持劉亞光的單位和專家為例子，說明劉亞光的科研是有價值的。
　　談了三個小時，雙方都說服不了對方。分手時，母親對方毅說希望你們不要當老太太。方毅有些愕然，不知怎麽講，母親說護犢子唄，微生物所跟你們是一個係統的。惹得大家都笑了，使沉重的氣氛稍稍得到一些緩解。
　　（二）
　　母親為劉亞光，不惜跟科學院鬧，跟國家科委鬧，跟方毅辯論，寫文章反駁童大林……她倔起來，就像個任性的孩子，真是鬼迷心竅！連鄧小平的指示都不聽。她為什麽這麽狂熱？於是有人往男女之情方麵猜。母親雖比較喜歡接觸年輕男性，但並非一接觸就有那事。母親認識劉亞光時已經65歲，僅有一個卵巢，又沒有錢打上萬元一針的進口滋補藥，與父親的關係相對緩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大為改善，而劉亞光早就有女朋友，且不止一個。母親與他絕對沒有那方麵的事。但母親為何這麽不顧一切地為他奔走呢？原因不外有二，第一，劉亞光有超一流的公關才能。他就有這本事，能讓不少高幹或高幹夫人相信他，重視他，為他辦事說話。他善於用某某中央領導的“支持”來抬高身價，使母親真把他當成了少見的優秀人才；第二，母親騎虎難下，卷進去後，再下來就由不得她了。事情鬧大已經直接危及到她自己的名譽，逼得她拚老命為劉亞光奮鬥——為自己替劉說話的舉動奮鬥，否則太丟麵子。
　　當《人民日報》登了微生物所的文章後，不少支持劉亞光工作的單位和個人改變了立場。劉亞光在浙江辦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終於垮台。浙江呆不下去了，劉亞光又通過母親的關係調到福建。
　　這個人不是騙子嗎？他自己草擬了給王任重的信，大吹自己，卻讓母親抄寫後以楊沫的名義發出去。我在整理母親的材料時，發現了劉亞光親筆寫的手稿：
　　任重同誌，
　　您好！
　　這次我向您匯報一些好消息。我向您反映過的中年科技人員劉亞光同誌最近接到國際第八屆藥理會議主席的邀請，請他去東京參加這次會議。前幾天，第八屆藥理會議又來函催劉亞光交一份論文摘要，以便國際會議用。衛生部錢信忠部長已批準劉參加此會議。這樣，一個在國內受科學院多年壓製的科研工作的價值就一目了然了。
　　不但如此，劉接到美國、日本以及香港許多著名大學、研究所的邀請，請他去講學、寫作，資助他研究等。最近中央辦公廳在調查劉亞光同誌科研工作時，也向國內專家詢問劉工作價值，一些真正有正義感的科學家都認為劉亞光同誌科研工作在國內是絕無僅有，在國際上是尖端。
　　劉亞光同誌的論文集天津去年正式出版，國內著名專家吳鹹中寫前言高度評價。此書早已銷售一空。
　　我是作家，不懂科學。但是一項國內外高度評價，尤其引起了國際會議十分重視的科研工作被科學院某些人攻擊為毫無價值，實在令人感到驚訝！
　　更令人氣憤的是，中央辦公廳幾個月大量調查證明科學院微生物所在《人民日報》上對劉亞光的誣蔑全部是造謠。中辦調查附有大量證據，科學院至今無法反駁。
　　我們搞四化，一方麵需人才，不斷呼籲開發人才，又同時對真正的人才殘酷鎮壓，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掩蓋某些人錯誤，那些人有錯不肯認輸。
　　……
　　這次事情，科學院是被告，但遺憾的是中辦調查出結果後交科學院去處理。由被告自己處理自己，是不正常的，也不可能合理解決。中辦調查是元旦前結束的，至今已有三個月，卻拖著無人處理。使劉亞光在全國被點名為騙子的情況無法平反，更無法工作。由於分子醫學所業務工作由劉負責，因此，整個分子所工作處於癱瘓狀態。
　　為了伸張正義和顧全大局，不公開揭露某些人嚴重錯誤，我建議《人民日報》刊登正麵報道劉亞光同誌工作的文章。這樣做既可解決當前矛盾，有利劉科研工作，而且也對國家四化有利。
　　我前幾天與趙秘書聯係過此事，這篇文章是《北京科技報》記者劉敬智同誌所寫，他為寫這篇文章采訪過中央辦公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聽說科學院已開始賴賬，不承認公開誣蔑過劉亞光，這是很可笑的），又去科研工作現場262醫院實驗室實地調查。我認為報道是屬實的。
　　任重同誌，《人民日報》社曾告訴我，您過去在我給您信中批示“……這可能又是一種歪風邪氣在作怪，應揭露之”。事實表明半年前您批示完全正確。
　　所以，為了顧全大局，我們主動讓步，請《人民日報》刊登一篇正麵報告文章，不提及科學院的錯誤，這是最低要求了。
　　望任重同誌批示給《人民日報》刊登此文章，若有可能，我想與您麵談匯報一次。
　　劉亞光以母親的口氣給王任重寫信，自己吹噓自己，這是老實人的行為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騙子，也未嚐不可。
　　母親完全變成了劉亞光的一杆槍。劉亞光給她提供子彈，她開火，劉亞光給她出主意，她跟人鬥。劉亞光給她寫文章，她署名。劉亞光把她完全控製住了。
　　據母親1980年4月20日日記記載，劉亞光告訴她，馬春氣功專家檢查他有肝癌，用手摸著他肝區特別涼。
　　母親寬慰道，不會是真的，你應去醫院檢查。
　　劉亞光說，是癌檢查出來也沒有用。這個樣子也許還可以工作一兩年……科學家都願意死在實驗室裏，而不願意死在病床上。
　　母親勸他，你這樣一個人生活，工作累，營養差，應當成個家，有人照顧。他又瞪大眼睛說：我能夠害別人嗎？結婚一二年叫人家當寡婦嗎？
　　第二天，他照樣上實驗室，照樣忙著各種各樣的工作。
　　母親大受感動，特地寫在日記裏。
　　劉亞光自稱得癌症是胡說八道，卻把母親唬得一愣一愣。他與那個秘書一樣特別會示弱、示苦、示病，能讓母親把他劉亞光當成了陳景潤第二，不惜一切為他呐喊。母親滿懷正義的激情，全力以赴，動用自己的關係幫他在美國醫學雜誌上發文章；利用自己的影響，為他聯係出版社出書；還為他創建分子研究所找衛生部的熟人……
　　《人民日報》登載了微生物所的批駁文章後，劉亞光如坐針氈，立刻給母親出主意，唆使母親找關係在《人民日報》上登吹捧他的文章。他在一張稿紙上寫了5條登《人民日報》的必要性。母親按照劉的思路，再次給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馮文彬寫信。
　　文彬同誌：
　　您好！ 我又不得不寫信來麻煩您了。
　　自從我寫了一篇有關科研工作者劉亞光的報告文學後，觸怒了科學院微生物所，他們在全國各處散發材料，甚至在《人民日報》及《科學報》上，接連不斷地誣劉亞光為騙子，剽竊，弄虛作假，有政治問題，否認曾扣發他的工資等，並在人民日報公開攻擊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聲望，幹預科學界內部事務等。微生物所這種拒絕批評，打擊報複的行為，給劉亞光的科研工作帶來極大困難。為此，去年8月，我曾給小平、耀邦同誌寫信反映，中央領導同誌很快指示中辦調查此事真相。信訪局幾位同誌幾個月來費了很大力量，十分認真，負責地核實事實真相，我們發自內心地感激黨中央及在您領導下的信訪局同誌們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訪局的同誌們告訴我，有關這個事件的調查材料已基本出來了。
　　我十分高興。事實上，我也從各有關方麵了解到，劉亞光同誌決不是騙子，也沒有剽竊，弄虛作假的行為。這個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領導人的不正之風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見到中辦的正式調查材料，我內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經調查四五個月了，國內外不少人士都在關注這個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學與科學有關的事件），《人民日報》在編者按中也明確表示，“不久經過調查後，將披露事實真相”。尤其被誣蔑的劉亞光，被公開戴上了騙子、剽竊、弄虛作假的帽子，無法回浙江原單位工作，使他從事的一項極有意義的分子生物學與中醫相結合的工作完全中斷了。
　　我寫報告文學本意是想為四化盡點力，為科研工作者的受壓呐喊幾聲，不意在當前某些不正之風的泛濫下，反而給劉亞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麵造成極大的困難，為此，我感到異常的痛苦、焦灼與不安。我的創作任務也是繁重的，但因卷入了這個事件，滯留北京，不能專心寫作。這對於一個年老多病，而又想為人民寫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麽沉重的精神負擔！萬不得已，文彬同誌，我又寫此信給您，請您盡快將信訪局的調查結果轉知有關單位——尤其是《人民日報》……當事實真相已查清後，如果《人民日報》仍不能及時披露，使這個事件遲遲沒有下文，這對黨的形象，這對黨報的形象，以及對廣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響都是不利的。劉亞光被誣蔑，一些謊言也隻有在《人民日報》見報後，才能在全國（也包括國外）肅清其流毒，給他恢複名譽（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譽），以利四化。
　　 為了安定團結，為了對事不對人，我要求把中辦的調查結果用適當方式，擇要在《人民日報》上披露一下，如說明，經有關單位調查劉亞光不是騙子，在科研上沒有剽竊弄虛作假行為，就可以了，我並不要求對微生物所的種種錯誤要在報上公開宣傳。這個事件，小平、耀邦同誌都曾批示過，現在他們很忙，我就不另給他們寫信了。我隻十分誠懇地請您多費心，設法把這個眾目睽睽的事件早日了結。早日肅清這個事件在國內外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也早日解放我和劉亞光這兩個生產力。
　　我企盼能夠得到您的回音，如果有可能，我還希望和您麵談一次（前兩個月您曾約我談話，但沒有談成）。
　　我現在住在友誼醫院幹部病房，電話331631——438
　　敬禮！
　　 楊沫
　　　1981.1.11
　　中辦調查的正式報告，最後給了科學院，卻沒有給母親。中辦信訪局的幹部僅僅口頭向母親表示了幾點意見：劉亞光不是騙子；沒有剽竊，弄虛作假；也沒有政治問題；其科研有價值，應予支持……
　　過了幾個月後，眼見《人民日報》沒有動靜，母親再次給鄧小平寫信。
　　小平同誌：
　　去年我寫信向您反映了科學院微生物所對科研人員劉亞光同誌誣蔑打擊一事，蒙您批示中辦信訪局調查，在信訪局三四個月的調查研究後，大量事實證明我向您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劉亞光是個有創造性的，刻苦攀登科學高峰的中年科學工作者。微生物所曾在去年9月的《人民日報》上公開誣蔑劉弄虛作假的不實之詞，理應由《人民日報》實踐其在編者按中所說的“披露事實真相”的諾言，但由於此事件不知何故卻批示給由科學院處理，而中國科學院卻完全站在做了錯事的微生物所一邊，幾個月來，對劉的事件不理不睬，似乎這件把一個有出息的科研工作者糟蹋得不像樣子的事實並未存在。這是一種不正之風在作怪，是令人痛心的。
　　劉亞光把分子生物學與中醫結合的研究，由於他的科學論點流傳國內外，日益得到廣泛的重視。不久將在東京召開的國際藥理會議正式邀請劉參加。但由於《人民日報》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實可以不點微生物所的名，隻稍微介紹一下劉的工作，也就等於給劉恢複名譽了），使這件本來可以為國爭光的事卻沒有人敢批準他參加國際會議。而且由於微生物所無視中辦調查結果，仍然不斷發出種種流言，使劉的工作更加困難。因為是我寫了劉的報告文學造成了這種結果，作為一個人民代表，一個黨員作家，我有責任和那些依仗權勢，顛倒黑白的人進行鬥爭。因為這不僅是劉亞光一個人的事，而是有關四化，是多少受壓的科技人員都十分關切的事。如果像科學院這樣對待劉亞光——明明錯了，毫無對黨，對人民，對四化認真負責的精神予以糾正，任不正之風泛濫，我國人才的被壓製，四化的實現，不是更加困難嗎？
　　我是為黨的利益，才下決心與謬誤作鬥爭的。劉亞光事件已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香港報刊不止一次報道評論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夠正確處理好此事件，使劉的有意義的工作有條件順利發展。其實，隻要您批示《人民日報》用適當方式報道一下劉的工作，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禮！
　　楊沫
　　1981.6.25
　　但母親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報》始終沒有刊登肯定劉亞光的文章。後來，據說有關領導請鄧穎超出麵勸她不要管這事。在電話裏，母親依舊堅持自己意見。從此，鄧大姐到去世再也沒有跟她聯係。
　　母親認為自己這麽幹，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為了所有挨整受壓的中青年科研人員，是在幹一件有益於國家進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氣壯，變成了一隻“好鬥的母雞”。
　　劉亞光知道在國內沒有出頭之日，開始積極聯係去美國，母親繼續幫他，連經濟擔保人都是母親找的。1982年11月24日劉亞光登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蘭州青年報》出於對母親的敬意，給他發了一條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劉亞光自詡的所謂 “在國內是絕無僅有，在國際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遠走他國，灰灰溜溜收場。
　　這人到美國8個月後，才給母親來封信，之後即不再答理母親。他定居美國到現在已過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沒在曆史的塵埃中。他本人銷聲匿跡，默默無聞，學術上也再未見有任何建樹。
　　母親為劉亞光拔闖的勁頭，是少見的，她先後給華國鋒、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王任重、鐵瑛、馮文彬等諸多領導同誌寫信。她這一生中還從來沒有為一個陌生人這麽上心地幫忙。小胖冤死後，她哪怕連這樣狂熱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勁頭都沒有。
　　我在劉亞光的問題上跟母親缺少共同語言，話不投機半句多，隻好敬而遠之。作為兒子，母親不在了，不應該多說她的不是。但在母親一生中，這是個很大的事，她曾把這件事寫成報告文學，出成書，大加宣揚，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記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張誌新的事跡，我讀後萬分激動，6月份五屆人大常委八次會議在京召開。我估計母親要參加這次會議，就在6月8日主動給很久沒有來往的母親寫了封信，請她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一條議案：為避免今後再有張誌新被殺，請人大頒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許虐待政治犯……
　　但母親根本沒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劉亞光遠比張誌新要重要。她見人就說劉亞光是中年科技人員的表率，他怎麽受壓製，怎麽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話說，幾乎變成了嘮叨的祥林嫂，翻來覆去就是劉亞光。
　　我自然對她有意見。這場官司也是我們母子倆談不到一塊的眾多原因之一。
　　作家應該幹預生活，但不應該幹預具體的科學成果或某個學術論點。母親卻幹預太深了，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為母親這麽幹害羞，難道她不怕科學家笑話麽？自己是個科盲卻闖到科學界裏大鬧，太不自量力了，多丟人現眼！可是她自從當上人大常委後，自我感覺良好，過分自信，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
　　劉亞光絕非等閑之輩。從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國科學院直至中央負責同誌為安排他的工作，開會之多，調查之頻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見的。一般科技人員絕無此殊榮。說他擅走上層路線，一點沒冤枉他。
　　1980年的時候，還有大量的冤假錯案沒有平反昭雪。如果一個老農民受冤，一個老幹部受冤，一個反“四人幫”的人受冤，母親能花這麽大的力氣救人，那確實偉大，讓人佩服。事實上，這樣的事還真的找到了母親頭上。大約是1981年初為江西贛州的李九蓮鳴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監獄勞改，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還在流血的愛情》，真實再現了年輕的李九蓮悲壯而慘烈的一生，托人寄給了母親，請母親幫助反映和發表。
　　據我所知，母親沒有管這個案子。李九蓮的冤案後來經胡耀邦同誌親自批示給平反了。如果母親像管劉亞光的事情那樣管管李九蓮這個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樣了。那絕對了不起！絕對讓人心服口服！
　　可惜母親選錯了典型，為一個告狀油子花這麽大精力，實在是浪費精力，沒有意義。一個嚴肅正經的科研人員絕不會整天鑽營上層關係，纏著名人，靠名人寫文章吹捧自己，來抬高自己的學術身價。小平同誌的指示：“科學上的是非要由科學家去評判。劉亞光鬧騰了幾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說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確。他講出了我及家人的心裏話。
　　據我看，母親打的這場官司其實並沒有贏。浙江省委書記鐵瑛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後來都不再支持劉亞光，致使他在國內混不下去，隻好出國走人。根據母親寫劉亞光的報告文學而改編的電影最後也被“槍斃”；微生物所“壓製過”劉亞光的領導照樣在台上幹著。
　　而在第六屆人大會議上，母親沒有再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委員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記中說：
　　第六屆人大會仍有我，我6月1日搭廣東代表的專機來京開會，到21日結束。人大常委中沒有我了，不管別人怎麽看，我是高興的，可更多集中時間寫作。
　　雖然母親在報告文學中總說她勝利了。其實，這勝利是有爭議的。也就獲得一些個別外地小報的叫好，科技界並不認同她。
　　文聯的司機說：“楊沫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員給打沒了。”
　　老作家蕭乾說“楊沫是隻好鬥的母雞”。
　　聶華苓說她是一個傻大姐。
　　晚年的母親對劉亞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變，再也不提他。
20.創作上的教訓
　 從1972年開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親辛辛苦苦，反複修改完成了小說《東方欲曉》。1980年6月該書第一部出版後，反應冷淡。除了劉亞光，沒有人說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歡看抗日戰爭題材的小說，卻實在看不下去母親的這部作品。一個署名“秋夜”的讀者，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尖銳地提出批評。
　　楊沫老師，好！
　　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說《東方欲曉》，覺得有幾句話要說，故打擾一下。雖然知道你很忙——有作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說，寫這部小說，似乎擺不脫“三突出”的束縛。說明你已注意到這點，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說，卻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盡力塑造一個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與願違——讀者並不覺得這個人怎樣，或者說這是一個理想的“小說”中的人物。說得不留情點，是一個閃著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盧嘉川就正與之相反。盧嘉川在小說中部就“犧牲”了。而給人的印象是這樣深，也是這樣難忘。這是什麽原因呢？特別是曹宏遠不願意回根據地，“堅決留下”的表現，隻能使人感到厭倦、虛假；什麽有病也不看，手裏有藥也不吃（雖然讀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點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沒有。而且幾乎個個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實。
　　我認為讓讀者感到著者在盡力刻畫人物是作者的失敗。隻能讓小說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發展，而這發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許難就難在這裏了。總之，我也說不出所以然。隻覺得盧嘉川叫人難忘，曹宏遠叫人難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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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早日見到二、三集
　　讀者 秋夜
　　1982年10月
　　後來母親承認這部書寫成了夾生飯，是失敗之作。
　　在文聯的一次會上，母親當著很多作家的麵，做了自我批評，難過得流下了淚。她自己承認：《東方欲曉》的失敗是由於自己的驕傲自滿，不自量力。由於《青春之歌》在群眾中受到熱烈歡迎，就在潛意識裏，自以為了不起。寫《東方欲曉》，一定還要出類拔萃，超過以往其他人所寫的抗日戰爭小說。為此就給自己規定一個宏偉的計劃，要把這部書寫成抗日戰爭的曆史畫卷；要全景式，史詩般的；並且規定了四大內容：
　　1. 要寫出抗日戰爭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 要寫出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鬥爭；
　　3. 要寫出國民黨假抗日，真投降，我們和國民黨投降派的鬥爭；
　　4. 要寫出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如何改造成長。
　　母親就按照這四個政治要點,寫出了70萬字的《東方欲曉》。實話說，我看不下去這部書稿，太緊跟形勢了！
　　比如開始，她還是以柳明這個知識分子為主人公，寫了10萬字後，當時的《北京日報》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說成長中的人物不能當主人公。母親就趕快將柳明改為二號人物。而把高大全，沒有錯誤缺點的縣委書記曹鴻遠改為一號人物。
　　母親嚐到了編造這部書的苦頭。為了表現120師所進行的齊會戰鬥，她不得不自己設計作戰細節。母親沒有打過仗，又沒有指揮戰鬥的經驗，僅靠一點點書本材料，怎麽能寫得真，寫得好？她說連自己看了那些編造的戰鬥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預感到它隻會費力不討好。
　　可是，有什麽辦法呢？動手寫這部書之前，她就為自己規劃了一幅宏圖：過去寫敵後遊擊戰爭，多是寫一個村莊或一個地區的小範圍，視野窄，場麵不大，概括不了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圖寫出一部《戰爭與和平》那樣大部頭的作品。地域範圍不限於一城一縣，敵我雙方都要出現較高級的領導人物，部隊和作戰也要有一定的規模……
　　要寫這麽大部頭的史詩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畫，有多少情節要穿針引線，精心設計，對一個年輕人都不容易，年邁的母親怎麽能夠勝任？
　　母親確實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衝昏了頭腦，喪失了自知之明。
　　教訓是慘重的。越給自己定的任務大，越要表現全景式，史詩般的，越要砸鍋。正如母親自己所說，這不能全怪“四人幫”。因為有的同誌，如林斤瀾就在“四人幫”統治時期，堅決不接受那套極左模式，而寧可停筆。這“隻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親曾說：文革的時候，自己除了佩服駱賓基外，還佩服林斤瀾。當浩然被大會小會批判之時，他敢在大庭廣眾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幫”極左文藝政策麵前，林斤瀾拒絕寫作，而母親卻做不到。她年紀大了，怕沒有作品，黯然而終，因此就俯順了當時官方的那一套極左的文藝框框，不敢再堅持自己以往獨有的，有濃厚小資情調的風格。
　　母親公開承認了這一切。
　　以母親那麽大的名氣，能在大會上那麽嚴厲地檢查自己，承認自己狂妄自滿，承認自己不自量力，妄圖寫出《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大部頭，承認自己的《東方欲曉》徹底失敗。她的坦率，她的誠懇，她的毫不留情麵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極少見的，讓很多人感到震驚。
　　在此之後，母親還在文章中，會議上，反複多次檢討自己的這一失敗。
　　《東方欲曉》的失敗，就因為母親沒有衝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藝政策所規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說明文藝創作不能緊跟形勢，為狹隘的政治服務。一定要獨立的思想。大作品絕不靠迎合某項宣傳政策，就能產生出來。
　　真正的偉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後，私下人們覺得不怎麽樣，可又不忍對母親坦言相告。畢竟母親有72歲了，不能苛求。1988年5月7日廣西蒼梧縣財政局的一位讀者劉柱田卻給母親寫了一封30頁稿紙的長信，對《芳菲之歌》提出批評：
　　虛假的東西，最容易引起讀者反胃，令人作嘔。當我僅讀到《東方欲曉》第13頁，就發現一係列人工斧鑿的東西，再無心讀下去，而把書丟到一邊去了。
　　他認為把《東方欲曉》改成《芳菲之歌》之後，高大全的創作方法依舊沒有減弱，相反有某些擴大與增強。他還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裏麵那些虛假不實的描寫，並認為母親把《東方欲曉》改成《芳菲之歌》沒有必要。
　　我認為作家不應對自己已發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這樣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點，宜應在新的作品創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發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樣，先請人閱讀，提出意見，進行修改後才發表。
　　母親確實沒有在作品出版前，廣泛聽取意見，反複認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樣，致使稿件在還存在很多問題的情況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後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編大造，迎合讀者。這樣的大改確實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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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的思想雖然有比較開放、開明的一麵，但多年黨的教育，錘煉了她的黨性，又有緊跟《人民日報》，緊跟文件，緊跟領導的一麵。她雖隻有初中文化，可家裏藏書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對“四人幫”那一套從感情上說反感，卻沒有勇氣反對。她總覺得自己年歲大了，來日無多，怕一事無成，虛度光陰，隻好上麵提倡什麽就寫什麽。
　　我寫《血色黃昏》的時候，母親正在寫《東方欲曉》。她堅決反對我寫插隊那一段經曆，為此還與我斷絕了關係，說我的書是大毒草。我沒有聽從她的話。我的宗旨就是忠實於生活，實事求是，絕不美化。因為我看到的真實與報刊廣播電視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樣，充斥於四周的虛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書虛假。
　　實踐證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她的《東方欲曉》買的人寥寥無幾。
　　因為真實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氣再大，寫的東西虛假，照樣沒人看。
　　寫到這裏，我要替母親說兩句話。《東方欲曉》的失敗，那個秘書也有某些責任。母親寫作這部書稿時，正是和那個秘書關係最密切的時候。他給母親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淺的餿點子。
　　通常，母親是自己構思寫作的。但有時候，遇到卡殼時，她也會和秘書切磋，探討書中人物的刻畫及情節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親時，親眼看見秘書興奮地，繪聲繪色給母親支招兒。
　　明明問題一大堆，他還對母親過分地吹捧，更助長了母親判斷上的失誤。
　　沒有這個秘書的時候，母親創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麗。她憑著自己的樸素藝術本能，憑著曾經生活在她身邊眾多的死去的戰友身影，突破了當時文藝上的禁錮，把一個小資產階級味兒十足的知識女性當作全書主角，還大膽描寫了她的連續不斷的愛情，這都是反潮流的，先鋒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後，在有了那麽一個專職秘書協助她創作《東方欲曉》時，受格調不高的人影響，作品卻失去了最初那種朝氣的、真實的、與眾不同的個性，變得世俗、虛假、循規蹈矩、緊跟形勢，了無新意。
　　所以，我認為母親創作上的失敗，多少也跟她選錯了助手有關。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這個伶俐過頭，愛說瞎話，品行有問題的秘書沆瀣一氣，靈魂不會淨化。我曾想過，如果母親的秘書是一位特別崇敬彭德懷、張誌新的人，剛正不阿，母親與這樣的助手耳鬢廝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她所寫的《東方欲曉》絕不會慘敗。
　　慶幸的是母親自己後來也意識到了，並盡力修補。
　　在小說《英華之歌》裏，母親有了進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肅托反特。這是在根據地真實發生過的事情，雖屬個別，影響巨大，一些相當優秀的幹部，被當作托派、特務無端殺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衛軍政治部主任李曉初被當作托派處決，這是一位1934年的老黨員，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的入黨介紹人。這位同誌蒙冤45年後，於1985年被平反昭雪。還有母親的老戰友，原冀中婦救會主任趙亞平的丈夫張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鮮同誌，參加過海陸豐起義，在蘇聯第三國際工作過，卻被當成“特務”秘密處決了（1983年被平反）。趙亞平因掌管冀中半邊天而被賀龍戲稱為“趙司令”，也受到株連而被降職。
　　過去從沒有人寫。母親把這個血的教訓，寫在了自己的書裏，從而增加了全書的分量。
　　但人是矛盾的。母親能公開承認“自己狂妄自大”，能公開承認“自己寫的《東方欲曉》失敗”，能公開承認“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開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記》一書中，又有不少文過飾非之處。
　　母親把日記中所謂的陰暗麵，大部刪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刪去。故《自白——我的日記》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與曆史原貌有異，欠真實。
　　日記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實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實。
　　母親隱去個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親還刪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態。比如康生對《青春之歌》的評價，自己對胡風的批判，自己對秦兆陽的批判等等，我認為這就不夠實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親在日記中全文抄載了康生對《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見。這本是曆史事實，不能因為康生後來開除黨籍了，人人憎惡，臭不可聞，就把康生的這段評價去掉。遺憾的是母親把康生的這段批示刪得幹幹淨淨。
　　母親對胡風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來也沒有什麽可丟人的，當時全國人民都在批判。母親說過的話當時絕大多數幹部也都說過。保留著它就是保留著曆史。然而母親卻統統給刪去了。可能她感到這些隨風倒的政治表態不那麽好看，有些難為情。
　　書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記》，就應該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對人說的事情袒露出來，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書，自白了些什麽呢？實在找不出什麽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親真正尊重曆史事實，真正懷著盧梭的《懺悔錄》精神去寫，不怕露醜，那這部書將是會很轟動的。可惜母親沒有這樣寫。她的日記裏凡有損她形象的東西，跟風的，隨大流的，應景的大部刪掉。經過這麽處理，讓知情的人讀來就感到不真實，結果大大減損了這部書的曆史價值和史料價值。
　　隨手舉幾個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記，原文是：
　　……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些天聲討正緊，我在去年曾對民說：“這麽個人，值得這麽討論麽？誰會跟他走……”可是這一個月的事實看來卻大吃一驚，從舒蕪發表的胡風給他的密信來看，這個家夥原來是個極陰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黨，像國民黨反動派一樣，可是他嘴巴上卻還掛著馬克斯（思）主義。不單他一個人，他還組織了很多人。甚至我們黨內的高級幹部（華東宣傳部長，原24軍軍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開出版後，將楷體字部分全部刪去。
　　又比如她把對老戰友秦兆陽打成右派後的譴責部分，全部刪去。且換上現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 大風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藝報》上批判秦兆陽的文章《老實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為認真為黨工作的老朋友，卻是一個自私的極不老實的人。他是處在反黨的邊緣上。他用何直的筆名發表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也曾使我震驚。卻不知道這位何直卻是我的老朋友。他剛遭到批評，並沒有認真改正觀點，而是一邊用何直的筆名寫了《關於寫真實》，一變上次用何直筆名的觀點，大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同時，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對這種觀點……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說，人家批判了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邊也寫文章批判它，一邊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說是不得已而為之！這真是兩麵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鬧越糟，正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
　　而出版後的日記卻這麽寫：
　　2月11日 大風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藝報》上批判秦兆陽的文章《應當老實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來。這是怎麽回事啊？我驚愕得喘不過氣來了。…… 他就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擊、反對，原來“何直”的筆名就是他。據說，他剛遭到批判時，並沒有馬上接受批評，改正觀點。於是，就公開點起他的名來。
　　我說什麽呢？我隻有什麽也不說——沉默——沉默，無邊的沉默……
　　這樣的修改，就不符合曆史真實了，有給自己塗脂抹粉之嫌。日記不是小說，除了個別詞句不通，讓人看不懂或錯別字外，基本內容不得隨意編造，尤其是基本觀點，基本事實，基本態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該書也刪去了一些尖銳話語。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組織上把我和王瑩叫回了北京，參加反右派鬥爭，隻參加了兩次丁玲、陳企霞和一次吳祖光的會。……雖然僅僅的幾次會，但對我的教育卻是深刻的。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為什麽發展到反黨的地步？隻有一個原因，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可是個人主義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時一種虛無的陰暗心理，一種若隱若現的企圖擺脫黨的領導的心理，不是也有過麽？個人奮鬥的心理不是也有過麽？而我的溫情和自由主義就更不用說了。……我常常想起××在寫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現過歌頌黨，愛黨的嗎？可是她靈魂中卻有一個比黨更高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個人主義，就是個人的名利和私欲。她愛陳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個共產黨員，她就會不愛陳而棄絕他那種極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卻愛他，同他一起做著醜事。這正所謂物以類聚吧！
　　出版後，將楷體字部分全部刪除。
　　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盡管她在該書序言裏說：她崇敬盧梭，要向盧梭學習，既不美化自己，也不醜化自己。可事實上卻把一些自認為比較醜的，隨大流的內容全部刪去。她這麽傻幹，令人惋惜。殊不知，恰恰弄巧成拙，反而更醜了。
　　母親好麵子，愛美，注重外表。她梳妝打扮，穿漂亮衣服都沒錯，都可以，但給自己的日記這麽“梳妝打扮”，就不合適了。
　　日記就是日記，必須真實，容不得粉飾和虛構，更容不得事後補寫。而母親的《自白——我的日記》一書有三個缺陷：
　　1. 文過飾非。
　　把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對一些受害者的鞭撻、揭露大部刪去，這不真實，不實事求是。
　　2. 補寫太多。
　　當時沒有寫就沒有寫。你不能過了多年後，要出版日記，就隨意補充。把事實上原來沒寫的日記創作出來，即使說明是事後補寫，也不好。因為事後補寫，卻標明是當初的日期，等於虛構，毀損了日記的原汁原味。
　　3. 自白太少。
　　所謂自白應該是把壞思想或常人最不願意說的思想暴露出來。比如對個人名利地位的考慮，隨風倒的軟弱，男女之情的欲念，母親不是沒有，日記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大部予以刪除。
　　所以在我看來，《自白——我的日記》這部作品也算不上成功之作。盡管它反映出了一段曆史，但鏈條的強度是由最薄弱的環節所決定。一些重大問題的基本事實不準，有深度的自白稀少，文不對題，這部作品還能說成功嗎？
　　我想，這部書如果不刪削那麽多，少搞美化，多保留些原始麵貌，其價值和效果會更好。為真實再現母親當時的思想，我在本書中不得不引用母親的原始日記，而不是這部經過加工了的日記作品。
　　當然，此書也並非全部虛假不實，大體上還是真實的，還有一定價值。比如透露了《青春之歌》出版時的重重困難；多處提到了關露、王瑩的情況等。這部書還挽救了一位同誌的政治生命。原冀中十分區黎明報社社長黃雁星1944年2月一度被俘，後黨籍問題遲遲沒有解決。因母親在這部書中提到了他的事，講了一段為他辯解的話，促使這位同誌的曆史問題最終獲得解決。
　　隻可惜在一些大的問題上，這部書“梳妝打扮”的痕跡過重。
　　母親這麽做自然與社會風氣不好有關。文過飾非，隨意修改曆史的現象由來已久。母親所幹的這些舉動，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幹過。刪改過去的書信、日記、作品，把自己過去幹的不那麽光彩的事塗抹掉，以維護自己形象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母親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記中說：
　　我是個極端矛盾的人物，總想保持一個外表的虛名、好看，……我恨自己的軟弱、虛偽。
　　確實如此。
　　太喜歡美，太過修飾，反而不美了。
　　這是母親的悲哀，也是母親的一個教訓。
21.兒女情很淡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對母親一肚子意見。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個。
　　母親作為一個作家，是優秀的，但作為一個母親，卻有嚴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
　　母親曾說她不喜歡小貓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歡小孩兒。她的神經官能症使她怕吵鬧，曾明確表示不歡迎別人帶小孩來家裏，說小孩一哭鬧，她的心髒受不了。周末我們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亂太吵。如同她的母親整天醉心於打牌看戲，我的母親整天醉心於她的寫作，都同樣的不管孩子，兒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後，她嫌帶孩子麻煩，影響工作，5個孩子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
　　據母親自己說，她18歲時在小湯山一個農民家生了第一個孩子。產後12天，因農村鬧霍亂，不敢多呆，就把嬰兒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結果這個小兒子長到1歲半時，生病夭折。
　　她第二個孩子徐然，隻奶了8個月，也送回了河北農村老家。
　　第三個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於河北深澤農村，剛過滿月母親就出去追趕賀龍的部隊，將孩子留在農村。以後不聞不問，直到8 歲哥哥眼睛被人紮傷，才把他接到身邊。母親在1947年4月6日日記中也承認自己過去對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個孩子小胖時，母親還想送給奶媽養。因為當時地委領導提倡女同誌自己喂養孩子，她才被迫改變了主意，沒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時，她決定打胎，卻因手續問題沒有打成，隻好在阜平生下來。又很快地把剛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實當時環境改善，很多同誌都把孩子留在身邊或附近。
　　她說她尊崇盧梭。——盧梭就把自己的親生孩子統統送給育嬰堂，一個不要。
　　從年輕時起，她就不是整天圍著孩子，想著孩子的人。參加革命以後，她更認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贅。這從她的日記中能看出來。
　　1945年11月25日
　　過去我總認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為了工作，就應當把孩子給別人奶，自己騰出功夫來工作。後來看了聶榮臻同誌的報告，說女同誌是來杭雞等，才轉變一些。但還是輕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還是不奶呢？原來還有些奶的意思，後來敵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區將多少倍的擴大，根據形勢，幹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氣，自己嫌麻煩，就決定了不奶。曾各處找奶母，但沒找到。這時聽說馬同誌不回十分區了，為了不願把孩子丟得太遠，這才自己奶著。開始想等到新工作崗位再找奶母，但以後十分區婦女部長給我寫信，叫我千萬自己奶孩子，她說她這次到冀中去開會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領導同誌也叫我自己奶。楊英同誌說自己養活一個孩子，至少可為革命服務20年，這是很偉大的工作呀。於是我才決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陣陣，我還是有許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惱。尤其當孩子淘氣或墮（纏）得自己不能動身時，就煩惱，生氣，覺得冤枉……
　　……有時因為孩子的累贅，不能像許多同誌似的活動，工作，內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將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還是不斷地自我鬥爭，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親不願意為孩子多花費時間和精力，總怕孩子妨礙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裏，發生過多起女同誌為避免敵人發現，把繈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強，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戰爭期間，十來歲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裏外的一所住宿學校。因為不習慣，思念母親，一次她偷偷溜出學校，從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親身邊。母親看見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母親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學校。徐然的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
　　母親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尋歡作樂，不管孩子。她自己從生下後，就缺少母愛與父愛，老挨打。在這個冷酷環境裏，潛意識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響，不大管孩子，對孩子的事漠不關心。
　　舉一個小小例子：小學三年級以前我沒有記憶，從我四年級以後到初中高中，學校開家長會，母親就沒有去過一次。父親也不去，總以工作忙，身體不好為由，讓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個看大門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畢業後分配到外地，很多母親總要親自到車站送行。而我家孩子離開北京時，母親不要說去火車站，連汽車站都不去，頂多送到家門口。
　　除了包餃子時，她會和保姆一起包，我沒見過母親周末為孩子們掌勺做飯，改善夥食，也從沒見過她給孩子們收拾衣服，整理衛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顧她。
　　我成年後，妻子曾說我連擦屁股都不會，怎麽搞的？因為母親就從沒教過我怎麽擦，怎麽係皮帶，怎麽剪指甲……母親嫌麻煩，把我往托兒所一送了事。
　　母親說她小時候，她的母親從沒有抱過她，親過她。她也繼承了這個特點。我4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嚐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曆，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母親童年時，她的母親醉心於打牌串門，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撿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響，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親雖然常在家養病，卻很少到我的房間，陪我呆一會兒。我隻能在吃飯的時候，與她見麵。平日還不許我在她住處附近跑跳，嫌吵鬧。我隻好在後院裏與一群雞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來了客人，除了小胖，絕少讓我和哥哥在場，既不願意把我們介紹給他們的朋友，也不願意他們的朋友看見我們。
　　她去蘇聯訪問，到外地出差、參觀、休養，從沒有給我帶過點什麽小紀念品。我記得唯一例外的是她從北戴河回來，帶過幾個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多數人都不像現在的父母那樣關愛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時人們都埋頭工作，把工作當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顧不上管。但像我母親這樣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卻依舊是少數，並不常見。
　　比如，我小時候患了腸粘連，肚子疼，疼得我滿地打滾，吃什麽吐什麽，母親認為是蟲子病，一直沒當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難受，吃藥也不管用，再三向她報告，她都說是蟲子病，無動於衷，繼續把我扔在東屋，任我疼得呻吟。幾天過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讓哥哥帶我去看病。醫生檢查之後馬上動手術，後來對家人說，我的腸子都黑了，脹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沒救了……
　　她童年時得了病，父母不給她治。她拉肚子，她凍傷腳，她發燒感冒都沒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著急，不大在意。
　　我12歲左右又鬧過一次肚子疼，很嚴重，育才學校把我送到友誼醫院搶救，後又在校醫院住了好幾天。這期間，盡管學校打電話通知了家長，母親也沒去學校看看我。可蕭華的兒子蕭雲在《我的母親》一書中說：當他發高燒後，一連7天不退，他的母親王新蘭寸步不離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親絕沒有這麽強的母愛。我患重病時，不記得她陪過我哪怕一天。
　　當動完腸粘連的大手術後，我肚上的傷口剩下一窟窿，遲遲不愈合，出院繼續在家養病。一天因為點蠟燭玩火，燒著了窗戶紙，窗戶冒起了濃煙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禍，又不敢說，怕挨打，躲到廚房。幸虧母親發現衝過來，把火撲滅。之後她拿著雞毛撣子狠狠抽我，連吼帶罵，把我抽倒在地上。
　　對一個6歲的弱小孩子，剛動完手術，腹部傷口還未痊愈，還纏著繃帶，這麽毒打，痛上加痛，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終生難忘。我哭了很久，懷念從沒有打過我的姑姑。懷念老家農村，那裏雖然窮，卻充滿親情。
　　我剛上小學時，母親為省錢，常讓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為土裏土氣，總被同學欺負。有的同學還說我的媽不是親媽……回家後也不敢說，隻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時身心受過摧殘，把母親的心變冷變硬。她也不知不覺承襲了她父母的毛病，對孩子缺少關愛，甚至有些冷酷無情。哥哥上初中時，有一段時間肚子總疼，去醫院檢查，沒有發現什麽問題，可就是左側肚子疼。以後查了多次，也沒查出毛病。父母即認為哥哥是裝病，以索取關愛。哥哥疼得無心聽課，含著淚說：不是裝病，是真的難受，真的疼痛。母親依舊嚴詞批判他：一個大小夥子，不要那麽資產階級，嬌滴滴，無病呻吟。
　　——其實這是一種神經性腹疼，來源於母親的遺傳。
　　哥哥還告訴我：他高二時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幫子腫得老大，頭昏腦漲，連睾丸也腫了，發高燒39度8。校醫給了他一些藥後，讓他趕緊回家治病休息。怎麽回去呢？校醫和同學們建議他讓家裏找個車來接。因為高燒，哥哥走路搖搖晃晃，想到父親用車很方便就給家裏打電話，報告自己發高燒，頭很暈，請求父親要個車來接一下。父親與母親商量了片刻後問：你現在能不能站起來？哥哥說能。父親問：能不能走路？哥哥說頭很暈，走路顫顫巍巍。父親與母親又商量了一番說，你能站起來，又能走路，還能打電話，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車回家吧。
　　101中學校園很大，從宿舍到車站要走很遠一段路。發高燒的哥哥就隻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從宿舍走到車站。
　　——換了一般的母親，哪怕找輛三輪車，也要把發高燒的哥哥拉回來呀！
　　1958年國慶閱兵，清華大學搞了一個特種兵戰鬥師方隊。哥哥手持7.62步槍參加了遊行。之後，立刻又趕到西郊百花山種樹。其間，因為條件艱苦，勞累過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隻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興，責怪哥哥為什麽總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會兒一趟上廁所，最後拉得全身無力，要雙手扶著牆，一步一步走到廁所。母親也沒當回事，隻讓保姆陪哥哥去醫院看了看，拿了點藥。以後轉變成慢性痢疾，時好時壞，拉得麵黃肌瘦。可父母總說他拉肚子不算病。家裏來了客人常常當眾嘲笑哥哥，說他嬌氣，小病大養，練武術練成了病包兒。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氣寫了3封長信給父母，解釋自己不是嬌氣，確實是鬧肚子，訴說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親卻怒衝衝說哥哥寫3封長信是“一連氣向我們投了3把長矛”，把哥哥被冤枉、寫長信說成是向她發起“進攻”，母親隻看了其中一封，其他兩封連看也不看。她夥同父親指責哥哥“變質了”，變得“自私卑微”，就“隻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個病號，成天拉肚子，沒人管，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關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麽錯呢？那時，饑腸轆轆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點心全給偷吃光，他盡管也餓，還餓昏過，卻不曾埋怨我一句，這怎麽能說“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親都會很著急，很擔心。可我的母親卻出奇的平靜，滿不在乎。她為什麽這個樣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響。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她的父母對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無形中教育了她對自己的孩子也這樣，以為這是不嬌慣孩子。
　　困難時期，我正上初一，平時住校，餓得要命，整天就想著吃，回家也吃不飽。母親知道我餓，有時也給我一點吃的，但次數很少（那時她總住院）。我隻有到姑姑家，才能敞開肚皮吃飽。姑姑家很窮，什麽補助也沒有，可從來不管我要糧票。而我家的保姆卻嚴格執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糧票不給吃飯。若少交幾兩糧票，保姆會追著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為交糧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總向著保姆。
　　父親浮腫了，他們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的屋，隻供父母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他們認為他們是老幹部，有這待遇，他們比孩子重要，先顧他們要緊。現在老百姓都挨餓，你們小孩子也應該挨餓，如給你們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樣，回到家也吃不飽。他每次都主動交糧票，還帶病幫父母幹活，依舊老挨罵。他在清華大學餓昏過一次，回到家裏也餓昏過一次。隻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頓飽飯。姑姑竟然還給過他糧票！跟父母一比，真讓人感歎。
　　父母什麽時候給過我們糧票呢？從來沒有。
　　我曾用報紙上的宣傳，衡量過自己父母：不關愛自己孩子的人能關愛人民群眾嗎？對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對人民群眾熱情嗎？母親以自我為中心，很少想著孩子——長這麽大沒見過母親幹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
　　文革開始後，父母挨了整，成了審查對象，多年的受冷漠讓我潛在的對他們的不滿大爆發。再加上受極左思潮影響，決心離家出走，到越南戰場了此一生。於是才有捆綁姐姐，砸家裏大櫃，搶一筆錢的舉動。準備一去不複返，永遠不再進這個家門。
　　如果父母對我很好，感情深厚，關係融洽，我決不會打砸搶他們。
　　我這個極端行為當然是錯誤的、幼稚的，更加劇了父母與我的矛盾。
　　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父親根本不指望。無奈中，我隻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而我身邊的一些知青母親，別說孩子受了這麽大冤屈，就是什麽事沒有，還能不顧路途遙遠，千裏迢迢趕到內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羨慕，並渴望有這樣的母親。我常想，對孩子來說，要母親就要有母愛的母親。不管孩子，再有名氣，再有錢的母親也別要。
　　——小胖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流著淚懇求母親去唐山幫她一把，替她向領導求求情。母親卻沒有理。隻讓大姐去了一下，沒解決問題，後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複了正常。
　　母親年輕時，因為反對包辦婚姻，讓她媽非常氣憤，曾與她斷絕關係，停止供給生活費，這對她的傷害是終生的。她也變冰冷，不重親情，與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係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與自己的孩子也動不動就斷絕關係。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塊錢放在罐子裏，埋在地下。等他們處境好些後，讓哥哥去把罐子挖出來，卻發現錢不翼而飛。父母馬上懷疑是哥哥把錢貪汙了。哥哥沒有偷，當然不承認。為此產生矛盾，越積越深。一次，哥哥與母親談到這個問題時，爭執起來，母親大罵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麽迸出一句：“楊沫同誌，你別這樣冤枉好人！” 母親哪能允許孩子當麵頂撞她，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但哥哥還沒成家，沒有去處，隻能住在家裏。從此，父母與哥哥一句話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哥哥後來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養病期間，舉目無親，用左手給父母寫信，字寫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說明丟錢情況，並檢討了自己跟父母爭吵不對，說中國和美國都還談判了呢，他們為什麽跟自己的親生孩子一點不來往？信寫得很長，但父母還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後，還是經過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點，母親這才與哥哥恢複來往。
　　對我也如此，數次斷絕來往，讓我嚐盡了冷漠的滋味。
　　我從內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瀾正好在家裏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見麵的情景。他說，父母對我的態度及其平淡，隻微微點點頭，繼續坐著，一點不像與孩子多年沒見又重逢的樣子。從談話中得知，我在內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勞改了好幾年後，首次被允許回來，就更讓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門遛彎兒回來，父母毫無特別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親也甚少過問。她認識那麽多人，從沒說幫孩子介紹一個朋友。與別的母親相比，她對孩子的終生大事，缺少興趣。據我所知，家裏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我結婚時很窮，向她要錢，她說，哪個孩子結婚，我都沒給過錢，為什麽就對你特殊？嫌我庸俗。經過反複跟她說，才給了我200元（100元買床，100元代她請客吃飯），這算相當不錯了。我兒子生下後，她也從沒給小孫子買一件東西。哥哥就更慘了，因受父母株連，而立之年找不著對象，母親也不管。哥哥結婚時經濟很困難，她僅僅請吃了一頓飯，一分錢沒給，一件禮物沒送。
　　你說她不懂這些人情常理嗎？她身在珠海，卻能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還能邀請他們小兩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還曾送給朱述新的愛人（我育才小學的同學）一件高級水貂皮大衣。可作為她自己的孩子們卻從來享受不到這種待遇。即使對她比較喜歡的兩個女孩小胖、徐然，也沒有送過這麽貴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個收音機，還得付給她錢。
　　母親有個女同事韓靄麗，1963年左右調到市文聯工作。母親見她總不穿襪子，以為她生活困難。一次開完會後，母親悄悄把她拉到沒人地方，塞給她幾雙襪子說：我給你帶來幾雙襪子。
　　不料這位女同誌笑了，婉言謝絕；自己從小就不穿襪子，連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親有點尷尬，在文聯傳為笑談。可大家都感到了母親的善良，對同事有愛心。
　　然而她對家裏人，就另外一副麵孔。小胖臨死前一段，常常也沒有襪子穿，大冬天光著腳板穿雙棉鞋，她卻沒說給小胖幾雙襪子。
　　在小胖的問題上，最能看出母親的兒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頒布後，公安局因證據不足隻好釋放了殺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認罪。有個公安局的朋友把這消息透露給母親，讓她趕緊活動，否則那家夥就放出來了。母親卻平靜地說：隨它去吧，小胖已經死了，再關再判，也解決不了問題。何況那個人還有三個孩子。算了。
　　朋友很驚異，說母親太善良了，連凶手的孩子都那麽關心。
　　——然而這對小胖善良嗎？難道小胖的命就這麽不值錢，殺了就殺了，凶手可以逍遙法外，照舊唱歌嗎？如果說，小胖死時，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還情有可原，但這個嫌疑犯釋放時，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親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響，完全可以為小胖的事，找有關部門領導交涉，再給好好查一查。可她隻給市公安局的張烈寫過一封信，就再也沒管，眼睜睜看著那個殺人嫌犯給釋放。以後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腦後。當哥哥問起這事時，她讓哥哥寫信催，自己卻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對林斤瀾說過：這個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個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網開一麵吧，不必再追究了，幹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瀾感到母親非常的大氣。但作為孩子，我卻覺得她缺少母親的責任感，心目中留給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無辜被殺，這可是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母親堅信小胖是那個唱歌的殺的，看電視時，一看見有他，馬上換台，卻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她醉心於幫助劉亞光打官司，她有時間為劉亞光，給這個中央領導，那個中央領導寫信，卻沒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從沒有為小胖的事給中央領導寫信。
　　相比之下，一個農村婦女若遇見這種事，肯定會為孩子不顧一切地奔走呼號，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幹，也要上訪申冤，不能讓凶手逍遙法外。可小胖出事後，母親難受是難受，卻沒有為小胖的案子花什麽大氣力。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還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親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記中說：
　　小胖，我的孩子，我對不起你！為了寫作，我沒有精力為你去奮鬥，去打官司。也許今生你就這樣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長夫人說：1975年小胖出事後不久，曾在柳蔭街碰見了楊沫同誌。當楊沫同誌說到自己的女兒出事時，口氣一點也不悲傷，似乎還興致勃勃的，滿麵紅光，讓這位部長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實，母親當然難過。小胖是她親手帶大的，她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錢最多。但她是情緒型的人，感情衝動得快，消失得也快。過了那一陣後，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為保護母親使盡了力氣，可小胖被害後，母親卻是這等表現，令孩子們淒然……她總以寫那個很糟糕的《東方欲曉》為借口，逃避做母親的義務，逃避為小胖之死伸張正義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她絕對是個有欠缺的母親！
　　她後來讓家人把小胖的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出來，放在家中，說將來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許多年後，不知什麽原因，又吩咐秘書把小胖的骨灰給處理了。秘書去外麵轉了一圈後，說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臥佛寺的一個坡上。
　　從此，小胖的骨灰蕩然無存。
　　母親長年在外寫書，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個人扔在小紅樓那空洞洞的家中。這個孩子從十來歲就感受著說不出來的孤獨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親才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小胖，可能她有負疚之情吧。　　
　　多年來，我常常思忖，為什麽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與長期以來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討伐。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母親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階級就要表現得更極端。那時兒女情長被認為是覺悟低，受到輿論的批判和嘲諷。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結果就有母親這樣的革命者，認為應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思想好，對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遠比對自己的孩子關心和熱情。外人不穿襪子都要幫忙，自己的孩子明顯地遇害，卻撒手不管。在單位裏笑容可掬，回到家卻動輒打罵孩子，冷漠粗暴，照顧粗疏——謂之曰：嚴格要求，不嬌生慣養。
　　可以說，那對種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狹隘理解和片麵的極端教育扭曲了母親的人性。
　　另外，與她早年受鄧肯的影響有關，崇尚叛逆女性。剛開始叛逆封建禮教、傳統觀念，後來啥都叛逆，連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緣意識、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為重親情落後陳腐，母性是動物本能，格調不高……所以，她與親戚甚少來往，對幼兒缺少憐愛，對孩子生病和挨餓缺少同情；極其蔑視姑姑的濃厚親情意識，認為隻有家庭婦女才那樣，沒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從動了兩次手術，過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宮，母親性情變得煩躁易怒，為一點小事就生氣。她自己就是個病人，需要別人照顧，自然對孩子缺少耐心和關愛。
　　還有，父親對孩子的冷漠傳染了她。她在日記中不止一次埋怨父親不管孩子，讓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後導致跟父親一樣也討厭孩子，疏遠孩子。
　　不過，據我看，最重要的是與她童年時的遭遇有關係。如果她的父母很愛她，很關心她，她絕不會這個樣子。——母愛能傳染，“不母愛”也能傳染。
　　她可能覺得，她這樣對待我們比她自己小時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親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潛移默化教給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觀念。在她的意識裏，把正常母親對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為孩子寧肯犧牲自己的母愛統統當成了“嬌慣孩子”。記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後，回家對我們說這個人太慣孩子了！為討孩子歡心，竟讓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臉。小時這麽慣，將來大了，還得了？不把你給殺了呀！
　　母親曾告訴我：剛解放時，哥哥因為穿著破舊，總給家裏跑腿幹活，被鄰居誤以為是家裏的勤務員。認真想想，當時穿的破，總幹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認為是家裏的勤務員。真正原因是父母對哥哥冷冷冰冰，缺少親情，才讓外人有這個感覺。我也屢屢碰見過人們詢問楊沫是不是你親媽之類的問題。而母親對自己近乎冷酷的行為總用“不慣孩子”來解釋，說她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難保，還怎麽能教育好？
　　母親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當反革命後，她救了我。為哥哥調動工作，姐姐調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幫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點母愛沒有，就是比較少。三年困難時期，她和父親眼看著孩子吃不飽，甚至餓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級點心；她最疼愛的女兒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後又給放了，她卻沒有勁頭去奔走，上告……
　　——嚴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嬌慣孩子也不能走極端，否則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中曾說她“愛也溫柔，愛也冷酷”，盡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對子女有冷酷一麵的事實。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對自己的母親有一肚子意見。
22.晚年的變化
　　1989年5月，經人介紹，她認識了李蘊昌叔叔，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巨變。
　　李叔叔是一個搞化工的高級工程師，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縣，正是十分區的地盤。母親抗日戰爭時經常在此出沒，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所以兩人一見如故，很能談到一塊兒。
　　母親喜歡古典音樂，李叔叔也喜歡。母親還喜歡聽民樂，李叔叔也不討厭，並幫母親搞來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麵埋伏》等磁帶。
　　兩人都極度反感色情文學。對那種模仿《金瓶梅》寫法，連篇累牘寫床上事的暢銷書嗤之以鼻。
　　李叔叔雖是搞理工的，但翻譯過專業著作，有相當的寫作能力。他博覽群書，略知一些文學，跟母親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
　　李叔叔待人真誠。妻子患病期間，他給照顧得無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個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趕到外地農村勞改，後得了痢疾，回北京無家可歸，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卻敢前去探望，並把病人接到自己家，養了很多天，直到痊愈為止。後來還主動給那人的單位去信，反映這個人的種種困難，結果使那人的處境得以改善。換了親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與母親認識後，他感到楊沫是個好人，值得尊敬，就頻頻去醫院探望母親。當時母親正住院做一個整容手術。為照顧母親，他常常早8點來，晚8點走，一呆就是一天，幾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親無意中說，很久沒吃天福號的醬肉了。
　　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來得晚，上午11點多鍾才到。滿頭大汗走進病房。買來了一包包天福的醬肉、醬肚、醬肝、醬豬耳朵、醬舌頭……
　　母親說：買這些怎麽吃得了？
　　他用毛巾擦著汗水，喘息著，啊啊地說不出話來。大暑天從和平裏到西單，再跑到國防科工委醫院，小夥子都難以忍受，何況70多歲的老人，何況心髒有病。
　　母親很有些感動。
　　兩個人接觸了3個多月，彼此都挺滿意，準備登記結婚。孩子們都持讚成態度。惟有羅秘書感到了恐慌。他特別找到了母親的老朋友，解放軍報社顧問畢永暢以及中華社會大學校長於陸琳，訴說母親與李叔叔交往及準備結婚的情況，貶損李叔叔……感歎楊老師太容易上當受騙。
　　事後，他鄭重其事告訴母親：於陸琳說你都這麽大歲數了，再結婚讓人笑話！
　　其實於陸琳根本沒說過，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
　　但母親不怕人笑話，於1989年9月去東德訪問前，與李叔叔正式結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風言風語。有的說李叔叔是圖母親的名兒，有的說是圖母親的錢。這些人不理解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還不個個都一樣，何況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資不比母親少。這些東西都不缺。他已70多歲，沒興趣當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譽。
　　他的同學、朋友一大堆，都睜著眼看著他呢。
　　以後的實踐證明，他跟楊沫的這一段姻緣，純潔無邪，奉獻遠遠多於索取。
　　……
　　母親的日子熱鬧起來。李叔叔手腳勤快，為讓母親吃到新鮮可口的蔬菜，他經常親自到菜市場采購，幫助指導小阿姨做飯。他很會照顧母親，給母親削蘋果，切西瓜，剝核桃。過去，母親嫌麻煩，總是把蘋果洗幹淨，連皮吃，李叔叔來了之後，才吃上了削皮的蘋果。
　　母親的許多家務，都由他承擔下來。他身體健康，騎著自行車四處跑，比那個病號要強多了。見母親的稿子寫好後，秘書沒及時抄，就主動幫母親抄。
　　秘書對李叔叔充滿敵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嚴重威脅。
　　當李叔叔初來香山，發現還有個秘書帶著兩個孩子在此居住，並跟母親一起吃飯時就很不舒服。現在他立刻嗅出了這位秘書身上的邪氣和對自己的敵意，他毫不退讓，勇敢迎戰，一點不八麵玲瓏。為了保護母親，他把母親的後勤雜務及文稿的整理謄寫，全都從秘書手中接了過來。他不怕累，不怕繁瑣，堅持天天記賬，讓秘書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渾水摸魚，隨意宰楊沫了。
　　1990年母親在珠海染上肺炎，連著住了兩次醫院。老李就睡在一個小沙發加一隻小凳上。他體形不瘦，卻窩在這麽狹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沒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個張姓部隊作家，認識當地某領導。秘書以楊沫的名義給他寫信，想把自己的兩間破房換植物園西邊的一處新樓房，請人家幫忙與某領導交涉。人家沒理他，他就認為是李叔叔對那人講了他壞話，氣得與李叔叔大吵大鬧。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學的，用嚴密的邏輯分析，與他辯論。羅秘書雖然有著東北人的伶牙俐齒，機敏過人，最後卻被李叔叔問得啞口無言。
　　母親也很快就領教了李叔叔的剛直。他對母親寫的東西，敢提出批評，有時還跟母親爭吵。一次母親生氣地說：你太好為人師，我不是請你來當我老師的！
　　他倔強地嚷道：別以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無縫！你寫的東西有時馬虎，有時文法不通。
　　一家雜誌的副主編沒采訪母親就瞎寫母親，胡編亂造，李叔叔聽說後比母親還生氣。這位老先生認死理，嫉惡如仇，出口傷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後來又得罪了介紹他認識母親的親戚維嘉。
　　他對母親不拍不溜，常為點小事跟母親爭辯，弄得母親一度很傷心，感到他沒有涵養，氣量狹小，不像個知識分子。母親甚至還正式給他寫過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氣，否則，自己終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親打官司期間，李叔叔沒日沒夜地寫材料，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為一些具體問題，跟這個吵，跟那個翻臉，結果犯了心髒病，住院治療。天長日久，母親發現他生氣、發火、傷人，全是為了別人，沒一件是為他自己。
　　他心地純淨，一點不油，一點不世故，很像個小孩。對周圍人的不良行為，不管是誰，他都直來直去，張口就說，不計後果。
　　母親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感到他是塊頑石，但這塊石頭上卻閃著金子般的光亮。
　　母親還說李叔叔對她不隻是開始認識時好，結婚後還是那麽好。隨著母親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務也年年加重，卻從不厭煩。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終自己親自陪住，親自為母親端屎端尿，跑這辦那。
　　他不像羅秘書那樣殷勤伺候母親是希圖從母親那裏索取更多。他照看母親，陪母親說話，為母親買藥報銷，謄抄稿件，寫信複信……完全不圖任何回報。
　　這些年來，他沒有讓母親給他買過一件值錢東西，給他或他孩子辦過一件事。
　　母親終於認識到了老李是個難得的好人。重情重義，有品有德。雖然毛病也突出，不那麽圓滑，口無遮攔，四處得罪人，卻像鉛垂線一樣正直。黃昏戀有這麽好結果的實在不多。母親很慶幸自己的福氣。
　　那秘書明白大勢已去，對李叔叔恨之入骨。秘書的兩個孩子，正值年少氣盛，也視李叔叔為奪去父親飯碗的仇人，一見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視。
　　母親與朋友通電話時，這個秘書經常在自己屋的電話上偷聽。有一次母親來電話了，她正通話時，李叔叔去秘書屋辦事，發現秘書在偷聽。李叔叔當即質問他為何偷聽？這秘書嬉皮笑臉地說：“我是楊老師的克格勃。楊老師歲數大了，腦子不好，我要保護好她。”
　　……
　　1990年秋，母親和李叔叔前往珠海過冬。這秘書和他孩子竟然將母親臥室的門鎖打開，住進母親的臥室。當時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書和他兩個孩子使用，可他們還非要睡到母親的臥室，躺在母親的床上，蓋著母親的被子，枕著母親的枕頭……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秘書！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親出院後，到香山取兩個劇本，發現不翼而飛。母親很吃驚，氣惱。她明明記得去年離開香山時自己把劇本放在寫字台的抽屜裏，還用報紙包好，怎麽就找不著了？母親在1992年12月26日日記中說：
　　更有意外事，當我要去香山取劇本時，小羅在電話裏說，我去年走時臥室的門沒有鎖。我更覺得蹊蹺了，去年走時沒有鎖門，他為什麽不立時打電話告訴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卻待半年多後，我要去了，他才說出？這種種貓膩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個東郭先生。過去不少人說這個人不好，我全不信，這個事實狠狠教訓了我。以後我該擦亮眼睛了。可惜兩個劇本的丟失使我的文集從原計劃八本變成了七本……實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長工資時，北京市文聯沒給小羅長，他又懷疑是李叔叔跟文聯領導說了他壞話，不顧母親身體有病，給母親打電話威脅道：哼，誰要背後壞我的事，我就讓他活不成！惡狠狠地重複了兩遍。
　　母親當時正在同仁醫院住院，給氣得說不出話，心髒驟然難受，趕忙吸氧。
　　一口一個“恩師”，對母親點頭哈腰的人，最後卻對母親這麽凶狠。
　　5月，母親回到香山，和羅秘書攤牌，決心解雇他，並給香山派出所打電話，講述了秘書威脅自己的情況。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車前來母親住處了解情況。小羅獲知後，態度大變，誠懇表示一定搬走。母親給他寫信說：
　　小羅，
　　一、前天電話上你表示可盡速搬走，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遲不得超過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夠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條件很快地搬走。

　　二、請你把我還在你手中的材料、東西整理好，全部交還給我——如我的圖章，兩個戶口本之一，和北植簽的住房協議。還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寫作資料等。
　　三、以前送給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給你寫證明，這不合理（都有什麽，我哪裏都記得）。可由你一式兩份寫明，我可以簽字，分別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書箱、線裝書及硬木小櫃等，在你搬走前，必須交回。
　　四、你修了電冰箱，由王同誌給你送去110元修理費。
　　總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們爭取善始善終。
　　楊沫
　　1993.6.4
　　我忙於寫作，你有何意見，或對王同誌說，或寫信給我，我需平靜，特忌外界幹擾
　　母親在自己日記中說：
　　昨天給羅寫了條子，限他月底搬，要他還圖章、戶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見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煩，看來不由官方出麵，他是不會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親的電話線中斷，外麵下小雨，並無大風，母親懷疑有人搗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報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長前來看望母親，安撫了一番並又交換了些意見。之後，他們正式出麵找小羅談，讓他盡快走人，態度還很客氣。
　　可是到了月底，這個病號還是沒走。
　　老兩口商量了一番後，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們都年邁體衰，而秘書卻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這倆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個男孩公開對李叔叔說：我一見你就有氣！跟這家人住在一個院子裏，老兩口確實沒安全感。
　　母親對香山派出所領導談了秘書的最新情況，並詳細講了他怎麽冒領匯款；怎麽打著楊沫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怎麽看房子弄丟了自己的劇本；怎麽讓他走，他賴著不走；還怎麽在電話中恐嚇自己……
　　所長表示，沒說的，馬上讓他走。
　　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麵，嚴正警告羅不得拖延，必須立刻搬走。懾於專政機關的威力，這人才怏怏地搬離。
　　母親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
　　小羅同誌：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沒搬完東西延長一天，沒關係，何必致歉！
　　有兩件事，你必須給予答複：
　　一、你們在我的東牆外建的臨時棚屋，我曾問你，是你們自己拆，還是由我們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將要把院牆加高，你的棚屋必須拆掉，才能施工，請你決定後答複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記中撕下一部分。在你這次退還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見到。記得當年這些日記是請你給我保存的，想你不會忘記此事，你留它無用，請退還我！
　　祝健康
　　楊沫
　　1993.7.22
　　然而這撕下的日記，秘書始終沒有歸還。和北京植物園簽的住房協議以及線裝書等也沒歸還。
　　母親在7月22日日記中說：小羅搬走，去一大病。
　　母親與小羅的長達30年交往就此一刀兩斷，至死再無任何聯係。
　　秘書搬走之後，香山清靜了。
　　從此，家裏四分五裂的局麵也宣告結束。母親身上的正氣壓倒了邪氣。她離佞者遠了，離自己的孩子近了。
　　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沒。
　　李叔叔極其疼愛自己的三個孩子，對家庭有責任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父親。他全家人彼此相依為命，互相牽掛，互相提攜，頻繁走動，家庭關係特別融洽。李叔叔沒有父道尊嚴，與孩子平等交往。為辦孩子的事可以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嗜好，四處奔走。他喜歡為孩子掌勺做飯，喜歡幫助孩子幹些家務。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能這樣的重親情，俯首甘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對原來的久病臥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煩不厭，從沒有過緋聞。
　　在李叔叔這樣一個特別重親情的老伴熏陶下，母親也恢複了親情。
　　現在，母親不再像候鳥一樣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響，她願意與孩子相處在一起了。她潛在的母愛蘇醒，非常關心我們及孫子輩的情況，時不時寫信或通電話，問長問短。我和哥哥此時都已是四五十歲的漢子，重又感到了母親的溫暖和慈愛。逢年過節全家又能團聚一堂，享受濃濃的親情，和和美美。
　　母親說這時候她才感受到了天倫之樂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問她：過去經常去外地寫書，一去數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親回答：“哪有不疼愛兒女的母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虧欠了兒女們。他們自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都是住校，節假日回來也未必能見到我。他們缺少母愛和母教，好可憐哇！”
　　母親認識了自己做為母親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彌補。她總是掛念著徐然、青柯和我。她為小胖寫了文章鳴冤，常與徐然切磋寫作並合著了一本《青藍園》，還寫了懷念我的文章。她熱心幫助青柯為中華武術呐喊，協助四民武術社複社，並擔任了社長。母親明顯地變了，變得關心孩子的冷暖，對孩子的困難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別通情達理，善解人意。
　　“慈母”這兩個字是什麽滋味，我在母親的晚年終於嚐到了。
　　她越來越重親情，重友誼，多年來往很少的親戚朋友全恢複了來往。過去疏遠了的老戰友重又密切起來，如胡開明夫婦、李寶光、羅雲等。她並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璿夫婦。
　　1990年夏母親參加一次會議，在人大會堂西門內，遇見了路揚。他們已經十多年沒有來往。這次相會使母親萬分感慨，在日記中寫道：他雖滿臉白癜風，但白的是一個顏色，不難看，人也不顯老。對我熱情問候，並不因我曾責備過他而計較。人總是有感情的，記憶的閘門打開了一條縫，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對他的不滿，他還為我介紹了當年晉察冀的老領導楊成武同誌，還見到張帆夫婦；意外遇見這些老戰友，很高興（見1990年8月9日日記）。
　　但母親比較“自由化”。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母親更喜歡接觸學者，更能和做學問的人談得來。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識分子大大超過了黨政軍官員。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說到一塊，連個人愛好也變了，能跟著李叔叔看足球賽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親與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結婚，自己的正直又發揚光大。晚年她幹了幾件漂亮事，例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女研究員被丈夫遺棄，攜三個子女生活，遇到住房問題，遲遲不得解決，1993年7月給母親寫信求助。79歲的母親因身體多病，無力介入，就讓李叔叔代表她給北京市人大主任張健民寫信，反映此事。
　　她幫雄縣堡壘戶王漢秋打官司，替一個冤死獄中的普通農民多次寫信申訴。
　　她為老幹部徐明清鳴不平，為正直說話，為弱者說話，為無權無勢者說話。
　　她寫文章高度評價老幹部胡開明，指出這是個“活著的彭德懷”，應該大書特書，大歌特歌。
　　母親的晚年返璞歸真，可敬可愛。
　　母親去世後，家裏的東西，除了母親的幾張照片，李叔叔什麽也沒有拿。他幹幹淨淨來，又幹幹淨淨走。——他和母親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為母親辦了那麽多事，付出了那麽多心血，買了那麽多東西，如空調、彩電、微波爐等等。他本來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東西，可他兩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親遺囑中說給他6萬元。他卻以楊沫的名義全部捐給了現代文學館。所以楊沫實際捐給了現代文學館16萬元。他把名聲全送給了楊沫，自己隱姓埋名。
　　所以誰說他是圖楊沫的名兒，楊沫的錢，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腸善良。盡管秘書的兩個孩子痛恨他，對他很不禮貌，他還認認真真給兩個孩子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為什麽要解雇他們的父親，一樁一樁地列舉事實，駁斥他們父親的謊言。
　　他不愧是一個有骨氣，不愛錢，不圖名的學者。三姨白楊曾對李叔叔的小孩說：我真羨慕我姐姐找了個老李這麽好的老伴。我就沒有這個好福氣。
　　母親與李叔叔雖然隻共同生活了6年4個多月，但母親的晚年是幸福的。自從與李叔叔結合之後，母親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複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那個楊沫樣子，平易近人，被秘書傳染的邪氣完全消失，正義凜然。
　　晚年，母親幹的那幾件事可釘可鉚，擲地有聲，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對母親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像個心理醫生，治愈了母親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發蒼蒼老翁，卻純潔如少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挽救了楊沫的靈魂，也挽救了我們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謝李蘊昌叔叔，他改變了楊沫，也改變了我們家。
23.不張狂
　 母親對倒黴挨整的名人不張狂，對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張狂。
　　作家舒麗珍含著淚說，1973年因為檔案不到位，她好長時間沒有工資，生活非常困難，冬天連取暖煤都沒錢買。那時她還默默無聞，沒人注意。在一個大雪飛揚的日子，楊沫同誌全身披著雪花，來到她家，給她送去了100元錢，鼓勵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寫出來。
　　1983年11月，北京92中學老師找他，想請她跟同學們講講讀書方麵的體會，因該校發現一些同學喜歡讀淫穢書籍。本來第二天她要住院，聽了老師的想法和安排後，母親馬上打電話通知醫院，推遲兩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著腿疼，一瘸一拐地與這間學校中學生們見麵座談，讓師生們深為感動。
　　一個中學最高也就算個處級吧，母親沒有怠慢，也不敢怠慢。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親這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當成功。她時時處處都知道自己骨子裏有剝削階級烙印，對人不得驕狂，不得擺譜，不得拿架子，翹尾巴。
　　母親除了鬥爭性不強外，還比較虛榮，這給她惹了禍，比如當年為麵子好看，多填了一個入黨介紹人。可又因為虛榮，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她沒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即使是表揚她，表揚過頭了，她也不默認，怕人家說三道四。
　　1960年，《青春之歌》俄文譯本中關於母親有這樣的介紹：
　　楊沫，中國著名女作家，共產黨員。1915年生於北京，中學畢業後，她曾擔任過一個時期的家庭教師，後在小學校任教員。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楊沫參加了反抗外國侵略、解放祖國的戰士隊伍。她領導了中國北部的一些婦女遊擊隊組織。中國革命勝利之前，她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編輯部工作。
　　母親說這篇文章錯誤很多。
　　1.自己是1914年生的；
　　2.自己沒有中學畢業；
　　3.自己是1936年參加革命，不是1931年；
　　4.自己並沒有領導中國的遊擊隊組織，而隻是一個普通工作者。
　　換了一般人，對這些錯誤可能也就默認了。因為文章不是自己寫的，即使有錯，也是翻譯翻的，責任在翻譯。況且也算不上什麽嚴重錯誤，中國人能有幾個懂俄文，看到這篇文章呢？但母親卻很較真。她特地寫信到中國作協外委會，把蘇聯翻譯的這些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一一提出來，請示作協外委會怎麽辦。她重申：第一，我不是1931年參加革命，應為1936年。第二，我在這段期間從沒有當過什麽遊擊隊長，隻是一個普通的婦救會幹部，宣傳幹事，報社編輯。
　　以後當有人采訪她，準備寫她時，她總要提起俄文譯本這件事，告誡記者或作者，寫我可以，但要實事求是，不要拔高。
　　1962年9月左右，《人民中國》和《中國文學》為了對外宣傳的需要，采訪了一些母親的生活起居情況，折騰了半天，挺麻煩的。某天吃午飯時，母親不自覺地把這次采訪與同桌的同誌談了，他們開玩笑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母親也哈哈大笑。但後來母親狠狠責備自己：什麽話也存不住。給人說這些幹什麽？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嗎？告誡自己從今以後，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誌談自己這些個人的事（見1962年9月16日日記）。
　　她討厭自吹自擂。經過長年的思想改造，不敢爭位次，不敢盛氣淩人。比如讓她當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訪問巴基斯坦時，她多次向中國作協表示自己當團長不合適。後來作協說已經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麵，不好再改了，她才隻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後，副團長出於關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團長身份處理問題。母親從不計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費神呢。
　　由於她不爭官，不嫉妒新人，比較謙虛，與同誌們的關係融洽，上上下下的同誌都能接受他，她才能在1989年1月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
　　母親也不愛透露哪個大人物、知名人士對她好，接見了她。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就曾與她握手，她卻從沒有對我們孩子講過。在一個普通人的心裏，能與全國最高領袖毛主席握手，是多麽光彩，多麽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親卻不曾對家人說過。我隻是在她的日記中才知道她受過毛主席的接見。
　　文革前她住在頤和園期間，李立三同誌多次看望她，與她聊天。1982年1月，她去海南島訪問，蕭克同誌曾到她的住處探望，這些她全都沒告訴過家人。
　　當路揚在中央軍委辦公廳當主任時，我們都不知道這個人是母親的老戰友，她從不跟我們提他。
　 1982年6月15日，美國知名人士陳香梅給母親來信，表示很後悔沒有與她在美國相見，我是在整理母親信件時才發現陳香梅的信，母親自己從沒說過。
　　台灣作家江南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有那麽一段時間，江南成為新聞人物，港澳台及國內各地的大小報連篇累牘介紹他。母親卻沉默著。也是她去世後，我才發現江南給她寫了那麽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對自己的要求越嚴格，越夾著尾巴做人。
　　母親很在乎別人會怎麽看待自己。
　　1936年冬剛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沒有錢，就向房東柱子媽借了30元錢給徐然看病。一年後發生了七七事變，父母隨即離開北京，參加了抗日戰爭，直到1949年再進北京，已是13年之後。母親幾經尋覓，終於找到了柱子媽，歸還了這筆欠款。又過了很多年，徐然長大成人後，一次母親提起這件事時，悄悄問姐姐：“我隻給了柱子媽30塊錢，是不是少了點兒？可是借了人家十來年呀！”
　　徐然姐姐感慨：柱子媽恐怕早就死了，媽媽把債還了這麽些年之後，心裏還念叨著這件事！
　　……
　　中國的一些風氣不好，盛行吹捧。嘴巴甜的人容易升官，容易吃得開。
　　比如，明明默默無聞，誰也不知道，卻非要在前麵加上一個“著名”二字，什麽著名科學家，著名作家，著名歌唱家，著名畫家，著名學者……可是母親卻絕不接受對她過分的不符合事實的歌功頌德。為此還打了一場官司。因為有人在一篇文章裏吹噓她世界知名，老布什總統來華訪問期間還特別約見了她。
　　母親毫不含糊地聲明，這是根本沒有的事，根本沒有。
　　那篇文章的題目叫《梅開二度訪楊沫》，作者是一家知名文學刊物的副主編。他以楊沫朋友的口吻，對母親大加讚美，說了很多過頭話。
　　讓母親生氣的是，他寫這篇文章根本沒有采訪母親，母親根本不認識他，他卻自詡是楊沫的老朋友。文中很多情節都是杜撰。比如說他去北師大的住所拜訪過父母，還一起談天說地——北師大住所是父親去世後母親才搬來的，他哪可能見到父親？又比如說1977年他去香山看望楊沫時就先睹了《英華之歌》，也是胡說，該書是1991年才出版。
　　最為嚴重的是他聲稱：1989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訪問中國時，特別接見了老作家楊沫……席間，布什總統舉杯來到白發蒼蒼的楊沫麵前，向楊沫微笑點頭並高高舉起杯。
　　——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布什和母親從來沒有見過麵。
　　他還說：《青春之歌》的出版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親自審稿，很快拍板決定出版。
　　——《青春之歌》是老戰友秦兆陽介紹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與馮雪峰一點關係沒有。那時馮雪峰早已挨整，怎麽可能審定此書？馮雪峰在文壇上的地位很高，作者是想用馮雪峰來拔高母親。
　　這篇文章還無中生有地說，1959年《青春之歌》一書引起爭論之後，在周總理和有關領導關懷下，茅盾寫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才把這場爭論平息下去。
　　——事實是那場爭論，周總理並沒有介入。
　　……
　　連俄文譯本介紹楊沫的那樣微小的不實，母親都無法容忍，對這麽嚴重不實的過分吹捧，母親豈能無動於衷？
　　1991年，已經77歲的母親給刊載該文的山東某雜誌寫信，指出該文的錯誤，請對方將自己的信公開刊登。但該雜誌不登，母親隻好給其上級主管部門寫信，依舊無人理睬……該文作者得知後，給母親寫信，解釋其動機是好的，是歌頌母親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藝界朋友很多，奉勸母親要三思而行，頗有威脅之意。在羅秘書摩拳擦掌，積極勸說下，母親開始訴諸法律。
　　對方極不理解。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頌你楊沫的，說總理關注小說《青春之歌》的討論；說布什訪問中國特別約見你；說馮雪峰拍板決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楊沫優秀，突出你楊沫受重視，即使有些過頭，也都是說你好，怎麽構成對你楊沫的名譽侵權呢？你還要打官司，索賠名譽損失費，你楊沫是不是想錢想瘋了？
　　母親回答說，1959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討論，總理從來沒有過問；布什總統1989年訪華也從來沒有接見過我；馮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沒有一點關係，如果我默認了這篇文章，明知不對也不更正，了解內情的同誌們會怎麽看我？那我不成一個欺世盜名的騙子了嗎？
　　誰都喜歡榮譽，母親也不例外。文責自負，她已經77歲了，完全可以裝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這都是別人瞎吹的，跟自己無關。但母親擔心麵對這麽過分的吹捧，一聲不吭，豈不是默認？豈不是縱容虛假吹捧？午夜時分，捫心自問，能坦然無愧嗎？將來還如何麵對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麵對單位領導？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總理關注是非常榮幸的，能被老布什總統邀請並接見也是極難得的。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為抬高自己身價，甚至會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來炫耀，拿來過癮。
　　可對母親來說，讓別人這麽沒邊兒沒沿兒的編瞎話吹捧，如同受了侮辱。
　　後來，對方四處散布說，楊沫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無非是想敲人家幾個錢。母親回答說：我提出賠償精神損失，是要在社會上造成一種氣氛，對這種不顧事實的吹捧阿諛說一聲“不！”並不是圖那幾個錢。所得的錢我一個子兒不要，全捐出去。
　　最後她贏了，如約地把對方賠的錢湊夠2000元捐給了希望工程。
　　對方感歎道：今後寫文章確實應該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則，碰見了楊沫這樣的人，反受懲罰。
24.為明清大姐辯清白
　　1990年底的某天，一位清瘦的老同誌來到301醫院病房看望母親。她手捧一束鮮花，使病房充滿溫馨芳香。這就是母親慕名已久的王觀瀾同誌的夫人徐明清大姐。
　　王觀瀾是一位資格很老的同誌，他1925年加入共青團，次年轉入共產黨。1927年黨組織派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其間與王明政見不同，受到打擊。回國後，1931年11月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時，指派王觀瀾籌備和主編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該報同時也是新聞社。因此王觀瀾也是我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前身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社長。
　　那段時間，王觀瀾住在毛主席隔壁，他們經常促膝交談。當時毛主席也被排斥，兩人都對王明左傾路線不滿，很有共同語言，結為患難之交。
　　後來王觀瀾受王明一夥人打擊，被開除黨籍，撤銷了職務。經毛主席多次催促，直到1934年才恢複了黨籍。
　　長征期間，王觀瀾染上痢疾，極度虛弱，提著褲子行軍。在最為困難時刻，碰上了毛主席。毛送給了他一雙從江西帶來的新布鞋，鼓勵他跟上隊伍。以後，王觀瀾常說，我的腳和主席一般大，長征時我穿上他送的鞋子，像坐上飛機一樣，走路特別輕快。
　　到延安後，王觀瀾擔任了陝甘寧邊區黨委副書記。王明、康生又誣陷他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托派嫌疑”。但毛主席明確表示：王觀瀾同誌經過了我十年的親自考驗，這個同誌如果不是好同誌，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誌了。
　　王觀瀾這才過了關。
　　1937年底王觀瀾與徐明清結婚時，毛澤東、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等都到場祝賀。次年11月20日，毛主席與江青結婚，王觀瀾夫婦也應邀參加了婚宴。
　　1941年王觀瀾十二指腸潰瘍嚴重，神經紊亂，徹夜難眠。毛主席在傅連暲的陪同下步行五六裏山路來中央醫院看望，還送給了王觀瀾同誌一隻熱水袋，不久，又派警衛員送來了一幅題詞：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做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
　　主席想到王觀瀾腸胃不好，又把自己烤食物用的鐵夾子送給他。
　　王觀瀾長期受王明打壓，心情不舒暢。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還特地號召到會的同誌們都去醫院看看觀瀾，並提醒大家不要同時去，以免把觀瀾同誌搞累了。
　　王觀瀾資格這麽老，毛主席對他又這麽關心，可解放後職務卻始終沒有提升。什麽原因呢？
　　據說他一貫右傾。
　　長征時，他曾負責審查過肅反對象，有些等待殺頭的人，經他審理後，都給釋放了。
　　1957年反右時，王觀瀾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部長是鄧子恢，王觀瀾分工負責反右。當時很多單位不管有沒有，都寧多勿少，按百分比揪右派。如農業部就揪出了140多個右派，觀瀾同誌卻堅持實事求是，結果全農村工作部隻定了一個“右派”，相當紮眼，從此被上麵認為嚴重右傾。
　　三年困難時期，麵對農民大批死亡，觀瀾同誌心如刀割，曾向愛人徐明清說，想給主席寫一封信反映。徐明清堅決支持他的想法。於是，王觀瀾就在1961年1月25日以愛人的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抒發了自己思想上的苦悶。信中說：
　　最近一段時間，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精神苦悶，一些字義、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壞、內和外、敵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進和退、黑和白……廣西（餓死人）二三千，震動那麽大，如果二三萬、二三十萬、二三百萬，或者數更大，麵積更廣，又將怎樣呢？浮誇是害人之本，欺騙是萬惡之源。主席處世英明，處處爭取主動。我的海燕已經閉經四個多月了，李訥怎樣？李訥應改為毛訥了吧？
　　廣西二三千，是指餓死人數。他一針見血指出當時餓死問題的嚴重和浮誇、欺騙的根源。“改為毛訥”這句話，是暗示主席要采納不同意見。王觀瀾寫好信後把孩子們叫來，說明為什麽要寫這封信：我是黨員，豁出去了，最多丟官，你們要做好準備，也許我要回家去種地，但不要害怕。
　　提心吊膽幾天後，毛主席來電話說信收到了，沒有批評，這才放下了心。
　　1962年北戴河會議期間，主席嚴厲批判了鄧子恢搞包產到戶的錯誤，很多老幹部都紛紛在大會上發言，揭批鄧子恢。但王觀瀾卻始終保持沉默。他認為鄧老的意見就是毛主席最早的意見，隻不過老人家自己後來變了。王觀瀾的這一態度，讓毛主席很失望，後在大會上不點名批評了他：有人解放後，整天吃飯、拉屎、睡大覺，就是不幹工作……
　　麵對越來越左的政策，王觀瀾夫婦非常痛苦。他們本可以緊跟主席，良知卻讓他們跟不上了，落後了，與主席距離遠了。他們對黨內很多受批判的同誌充滿同情，他們雖然能通天，卻不趨附極左政策。
　　徐明清是個重親情，不重做官的人。早在延安時，有些女同誌為了革命工作，不大講親情。如關××同誌的愛人，讓她照顧丈夫，她說：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照顧病人的。後來關××同誌早早病死。而徐明清當時是陝甘寧邊區的婦聯主任，當黨組織上讓她照顧王觀瀾時，她二話沒說，馬上就交了官，回家伺候丈夫。
　　毛主席寫給王觀瀾那一段對待疾病的題詞，解放後公開發表，一時間家喻戶曉。王觀瀾也全國聞名。這段話，鼓舞了無數疾病纏身的人，其中也包括母親。
　　可惜的是母親沒有機會見到王觀瀾，他1982年就去世了，卻在301醫院意外地見到了他的夫人──徐明清大姐。母親非常高興，與大姐親切地聊了起來。
　　明清大姐不由自主講起了自己的坎坷遭遇。
　　徐明清1926年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為中共黨員，那時名叫徐一冰。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創辦了“晨更工學團”，21歲的徐明清負責起“晨更”的校務兼黨的地下領導。她把這所學校辦成了黨在白區的一個秘密據點。
　　1933年夏，從青島抵達上海的江青，經田漢先生的弟弟田源介紹，來到位於上海市郊的“晨更工學團”工作。那時江青已加入了共青團，是個追求進步的青年。她在徐明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學習。如同明清一生中結識過的許多革命青年一樣，江青那時的工作表現還不錯，不像後來那麽壞。
　　可是人世蒼茫，誰曾料到，徐明清的暮年，卻由此獲罪。
　　1937年7月江青到達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負責黨的婦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歡迎。不過她還是謹慎地詢問了江青的詳細情況，得知她沒有正式的組織介紹信，就讓她去找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由辦事處決定。
　　其後，鄧穎超同誌得知此情況，專門找江青進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電影和戲劇的照片集，確實比較進步。後經博古同誌批準，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軍辦事處的卡車去了延安。
　　文革中，徐明清因為曆史上曾經被捕，在1972年和1975年兩次被原農林部核心黨組定為叛徒，並開除黨籍。對此處理，徐明清多次向上級表示不能接受，但單位卻認為她不老實，反而對她進行殘酷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她想到江青現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影響力，對自己被捕的情況了解，就給江青寫信，請她出麵證明自己不是叛徒。前後共寫了3封，均是類似內容，但都沒有回音。
　　“四人幫”倒台後，文革中被整得灰頭土臉的徐明清也歡欣鼓舞，然而禍從天降。中央專案組的人查閱檔案，發現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領導，兩人有過來往，就通過公安部找到徐明清，讓她揭發江青。那時，一個副部長帶著一個書記員，天天乘灰色的吉姆車來王觀瀾家，一談一上午，連口水也不喝。他們要求徐明清站在黨的立場上，揭發江青的曆史問題。但徐明清一點也不了解江青這方麵的問題，無法做出這樣的揭發。她覺得對任何人包括壞人都要實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亂說，不能造謠誇大。
　　於是公安部門以“幫助江青混入革命隊伍，給江青寫過信，包庇江青”的罪名把她正式逮捕，關進秦城監獄。
　　由於在西安任婦女工委書記時，把江青介紹給八路軍辦事處；在延安時，曾給組織上寫過證明江青思想比較進步的材料；文革中又給江青寫了3封信。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10號文件點名批判她說：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攻守同盟，長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曆史，由徐明清出麵作假證明，鑽進黨內。
　　這一段話，完全不是事實。曆史上，江青並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麽壞，否則毛主席也不會娶她為妻。徐明清1937年給江青寫的證明材料，與其他同誌的證明材料都相吻合。當時的中組部也認為是真實可信的。
　　黨中央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胡耀邦同誌在給最高檢察院講話中說：“四人幫”被粉碎兩年了，我們還搞左的那一套，還亂抓人，現在要趕快放人，並一口氣說了二十幾個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徐明清。
　　徐明清釋放之後，經中組部批準，1980年3月10日她原在單位農業部為其平反，摘掉了“叛徒”帽子。但她與江青的關係問題，還沒有完全澄清。1981年9月1日中央書記處專門討論，認定徐明清同誌沒有包庇江青，要給徐明清徹底平反。
　　1982年1月，王觀瀾同誌去世前，胡耀邦總書記親自到醫院看望半昏迷狀態的觀瀾同誌，並對徐明清說：不要難過，這幾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與耀邦同誌緊緊握手，哽咽得說不出話。耀邦又安慰道：“這事過去了！過去了！你要保重！”
　　誰曾想到，這事並沒有過去，有人還在書中惡意醜化徐明清。
　　早在1980年12月，一位女士以筆名寫的《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書中把徐明清說成是江青的死黨。1987年作者以大同小異的內容又在香港出版了《江青秘傳》。1988年7月北京東方出版社出版了《女皇夢——江青外傳》，這一次作者署了真名。緊接著，1988年10月，該作者所著的同樣內容的《無冕女皇》又被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
　　江青作為毛澤東的夫人，是個人人皆知的神秘人物，且又當過電影明星，因此有關她的紀實文學，出版後自然成為暢銷書。所以該書作者才能反複出版關於江青的這部書稿。但此後她出的書中仍把徐明清寫成了二號反麵人物。繼續說是徐明清把江青介紹到延安，為江青寫假證明，幫她混入黨內……
　　由於1977年中央10號文件的錯誤，該作者第一次所寫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當1982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已發出了“徐明清沒有包庇江青的問題”的紅頭文件後，這位作者卻接連出了3本有關江青的紀實文學，換湯不換藥，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與江青勾結、狼狽為奸的內容並無改變。依然還用兩人“親如姐妹，一丘之貉”這樣的語言，甚至還對徐明清進行人身攻擊。說什麽“論她的長相，的確沒有什麽可愛的地方，不單個子矮，風度不佳，滿臉都是麻雀蛋……”
　　這些書繼續廣泛流傳於海內外，其有關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遠揚。
　　因為該書作者是位老同誌的夫人，她所著的書自然有權威性，影響極大，結果嚴重醜化了徐明清同誌的公眾形象。盡管該作者在延安時也認識王觀瀾夫婦，私人之間並無矛盾。
　　其實，該作者當年跟江青的關係也相當不錯，還經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發型，能說她是江青的死黨嗎？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無法忍受這種誣陷。自1981年3月她讀到《江青野史》中有關她的描寫後，便開始了先向組織，後向法院進行的申訴。70歲的她用顫抖的手，悲憤地寫道：
　　1980年12月×××用筆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書，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幫”倒台後對我迫害的材料，不顧事實真相，捏造情節，在該書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對我侮辱誹謗。經我向中央申訴後，×所在單位黨組織曾對她批評教育；……中共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的伍修權同誌當麵對她嚴肅批評……但她始終沒有公開聲明，更正、承認錯誤，因而使許多不知史實的人以此為據發表文章，繼續擴大影響。更為嚴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書，該書以《江青野史》同樣的內容情節照登，隻是以帶括弧引號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繼續捏造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節茶話會上，薄一波受黨中央和鄧小平委托，向老同誌問候時，特別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盡管如此，那位作者卻置之不理，當1988年又出版了兩本有關江青的書時，徐明清的惡名仍留在書中，徐明清沒有辦法，隻好向法院提起訴訟。
　　然而法院卻認為黨員的問題應由黨組織解決，遲遲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親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後，母親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幫”後，我們的司法建設取得很大進展。可是對一位受到如此汙蔑和傷害的老革命，我們的法院卻為什麽不能挺身而出，進行保護呢？
　　與明清分手後，一連幾天，母親腦中總是徘徊著這件事。不僅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為我國法製建設的不足而沉痛。她憂傷、感慨、甚至憤懣。難道高幹夫人就可以肆意汙損別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嗎？
　　母親利用住院期間，詳細看了明清送來的材料。閱畢，心裏七上八下，難以平靜。名譽屢屢受到誣蔑的明清大姐實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關管理部門明確指出：報刊、書籍、資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號文件有關徐明清的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卻無視這個現實，不把錯寫的部分刪去或改正，隻把名字稍加變動，繼續再三出版。
　　鑒於該作者一連出了4本有關江青的書，也一連4次把徐明清當成反麵人物寫進書裏，肆意往一位老同誌頭上潑髒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為維護自己的名譽權，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訴訟。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級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訴被告×××侵害名譽權糾紛一案，經本院審查認為，原狀訴爭之內容，已由有關部門處理，原告對原處理持有異議，應向有關部門申請解決……駁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訴。”
　　有關部門確實處理過，如中組部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徐明清沒有包庇江青問題”的文件，可是這些黨內決定，廣大黨外群眾並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賠禮道歉。法院僅僅向明清口頭上宣讀了一下被告檢查信的大致內容：
　　一、以責任心出發接受（意見）。
　　二、過去沒有恩怨，現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寫）。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辦，無抵觸，請徐原諒。
　　而該作者的4本書在此檢查之後，仍繼續在海內外發行。這樣的內部檢查，怎麽能夠為徐明清恢複名譽呢？徐明清理所當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級法院上訴，她在訴狀中說：“我要求通過法律使×××侵害我名譽權的問題得以解決，判令×××發表公開聲明，糾正錯誤，在社會上為我恢複名譽，消除惡劣影響。”
　　她沒有提出精神賠償問題，她打這官司不圖一分錢，隻是要對方認個錯。
　　結果，二審依然被駁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產黨員，黨組織既然已對×××進行過批評，也就是組織上已予以解決，無須再由法律機關介入。
　　母親很是不解：中國的民事訴訟法中，有哪一條規定說不審理黨員之間的民事糾紛呢？難道法院隻管非黨群眾之間的民事糾紛嗎？過去不是也有很多黨員之間打過民事官司嗎？
　　我們的老黨員徐明清同誌的名譽權為什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呢?
　　想到這裏，母親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和壓抑。法院是否因為對方是高幹夫人才不予受理？人們極易這樣想，也不能不這樣想。
　　換了普通人出書，這麽恣意糟蹋別人的名譽，法院能不受理嗎？為何對高幹夫人就不敢觸動？古人都知道“法不阿貴”，“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啊！
　　徐明清1911年出生，現已80歲還得打這場官司。讓她痛心的是自己寫的文章，國內很多報刊竟然都不予刊登，無非是對方的特殊身份。
　　母親得悉了徐明清的處境後，決心寫文章替她喊一嗓子。她與徐明清原本不認識，僅僅兩家的孩子是同學。但當明清大姐向她傾訴了自己的遭遇後，母親憤然。她想即使毛主席的夫人，犯了錯，都要處理，你怎麽就可以為所欲為，隨便誣蔑人？
　　母親全力以赴，奮筆疾書，於1991年初寫了一篇《我為明清辯清白》一文。
　　母親說，不平則鳴，自己已耄耋老矣，也該無所畏懼了。
　　果不其然，北京的各家刊物都不予登母親的這篇文章。母親隻好托朋友吳康民在香港發，開始竟也碰了釘子，但經過母親的多方聯係，最終還是在《繁榮文摘》上發了。可國內卻遲遲發不出來。
　　為能發表它，母親沒少費力氣。內地各大城市的刊物都對該文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登。一時間，大名鼎鼎的母親怎麽也找不到敢發表它的地方。她那時已經79歲了，白發蒼蒼，還要費口舌，四處找關係求人。
　　文稿漂泊了2年之久，到1993年5月才終於在海南島上的一個很少人知道的雜誌《特區法製》上發表。為了徐明清的這個案子，姐姐徐然也與母親並肩作戰，撰寫文章，四處奔走。
　　其實，很多老同誌都對那位高幹夫人寫的書有看法。帥孟奇就曾對張聞天夫人劉英說過：×××怎麽寫起江青來了？
　　劉英也有同感。曾多次對徐明清說：×××那幾本書在海內外造成了壞影響，應當寫點文章，把你的情況說一說，這不僅是為了你的清白，更是為曆史的真麵目。劉英還為徐明清的回憶錄題了詞。蕭克同誌則抱病為回憶錄題寫了書名《明清歲月》。
　　甚至連那位高幹夫人的親姐姐，另一位老同誌的夫人，也對自己的妹妹有看法，因為她寫的很多內容與事實不符。
　　人們都是熱愛正義的。
　　……
　　寫到此，我不禁感歎：老戰士徐明清真是實事求是的典範。她堅持說真話，不跟風。即使在監獄裏，哪怕是對人人痛恨的江青也實事求是，不誇大，不編造，表現出了極其難得，極其少見的高貴品格。
　　而母親則鮮明地站在年老病弱，多年受壓的明清大姐一邊。為老大姐寫文章洗刷清白，她幹得漂亮，幹得正義。
　　母親少年時，曾苦學武術，幻想當俠客四處行俠仗義，打抱不平。六七十年過去，她這一本性仍舊未改，繼為劉亞光鳴不平盡管站不住腳後，又為明清大姐拔刀相助。
　　這個時候，距離她的生命終點還有兩年零7個月。
25.為雄縣農民王漢秋鳴冤
　　王漢秋是河北雄縣昝崗鄉東河崗村的一位農民。
　　他的父親靠賣麻繩，掙了一些錢，置了些地。父親死後，他繼承了這些地，也就成了一個小地主。可他花錢大手大腳，從不把心思放在發家致富上。用媳婦的話講，他一當家後，日子就沒的過了。
　　他好交朋友，仗義疏財。看見村裏有人沒糧食吃，就主動把自己糧食送去。他對長工寬厚仁義，曾把一支鳥槍送給長工。長工的孫子到現在還喃喃不休地說這件事。
　　他是獨子，念過私塾，看了不少書，特別喜歡讀魯迅的作品，並深受其影響。
　　1939年10月，霸縣抗日民主政府舉辦了抗日積極分子訓練班，從各區、村選拔一批優秀分子進行培訓。王漢秋及女兒王以雲都參加了，並認識了當時的霸縣縣長馬建民。從此以後，王漢秋父女倆積極參加抗日活動，他的家成了堡壘戶。馬建民楊沫夫婦來東河崗村時，經常住在他家。
　　王漢秋響應抗日民主政府號召當上了小學老師，教兒童團的孩子們抗日道理。那時，離村2裏地的昝崗就駐有日本鬼子和偽軍，幹這個工作要冒很大危險。
　　後來王漢秋成為了八路軍聯絡員，經常為我黨幹部傳送情報。他多次掏空窩瓜，將文件藏在裏麵，把情報送到宮崗。他還給路過此地的幹部們畫地圖，標明敵人崗樓的位置，介紹同誌們如何通過敵人的封鎖圈。
　　除了掩護我父母外，雄縣的張田縣長和陳瑞科長以及區婦救會主任李子奇等等也都經常在他家居住，受到了很好的保護。
　　1943年王漢秋看見本村農民生活困苦，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土地無償貢獻出來，交村公所統一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當個別人對他這麽做的動機有所懷疑時，他一時憤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剁下兩節兒，寫了血書“致函馬建民”，麵送給父親。慷慨陳詞，表明了自己堅決抗日，堅決擁護共產黨的決心。
　　他是在自家用小片鎬砍下的手指頭。當他送到父親住處時，母親也在現場，親眼目睹了這麽一封血淋淋的信和血淋淋的手指頭，內心為之一震。
　　父親把這封血書和手指頭保存了好幾年，舍不得扔。曾多次對人說：我一看這個就很難受，王漢秋是個抗日愛國的好典型，真心跟共產黨走的開明人士。
　　1945年抗戰勝利，父母趕赴新的工作崗位，這以後即與王漢秋失去了聯係。
　　1984年已離休的父親準備寫回憶錄，就給雄縣昝崗公社寫了一封信，打聽王漢秋的情況，沒有回音。父親不甘心，又寫了一封，還是沒有回音。父親感到蹊蹺，雖然已過去39年，王漢秋本人可能不在世，但他的孩子還應該在呀！父親又寫了第三封信。
　　河北省雄縣昝崗鄉東河崗村 村級幹部負責同誌：
　　你們好！
　　我叫馬建民，又叫程業，抗戰時期在你們那裏工作過。先作政權工作，後來負責分區抗聯工作，除經常和你們村幹部聯係外，也經常和王漢秋同誌聯係。我們當時吸收王漢秋同誌參加反攻建國同盟會。他表現不錯。記得他有兒有女，可是忘記了他們的姓名。現在組織上號召寫回憶錄，我想打聽一下，他兒女的姓名和地址，麻煩你們來信告訴一下。我解放後一直在北京工作，目前已離休，估計王漢秋同誌可能不在了，隻好打聽打聽他兒女。
　　附上郵票八分，請費心回信吧。
　　祝你們安好。
　　我住北京柳蔭街29號
　　　　馬建民
　　1985．3.21
　　這第三封信寄到了大隊，有人偷偷轉給了王以雲。她立即帶著女兒前往北京，向父親詳細敘述了這些年的遭遇：
　　我爹1960年死在監獄裏啦！
　　雖然他抗戰勝利前就把土地全獻了出來，可1947年土改時還鬥爭他，說他是地主。他想不通，對幹部們說，我不能算地主。你們這樣對待我，不符合共產黨的政策。
　　村幹部硬說他貢獻土地是“畏罪交公”。
　　他不服氣，據理力爭，村幹部嫌他不老實，給他吊在樹上打。村裏就兩戶地主，但土改時主要打我爹，因為他嘴硬，不承認自己是地主。天天鬥，不讓洗臉，寒磣他，還拿磚頭砸，給他腿上的迎麵骨砸了個窟窿。不止打他，還打我娘，說她是地主婆。見她是小腳，就叫她踩小磚。
　　後來，國民黨打過來了，我爹也沒因為挨鬥，受了委屈，就投靠國民黨。他的腿給打壞，拄著棍子跑了，他從沒有給國民黨辦過事，沒有反攻倒算過。
　　我爹想不通，自己早把土地交了出去，為何還定成地主？他不斷向幹部們反映，結果說他頑抗，一次一次把他往區公所送，送一回，打一路，可區裏每次都給退了回來。直到1951年鎮反那次，送走後再沒回來，這次給判了，被雄縣法院判處死刑。聽瞅見過他的人講，在縣看守所裏整天給他戴著三大件：腳鐐、手銬、鐵砣子。
　　後來保定地區給改判成死緩，送到石家莊第二監獄服刑。
　　1958年大躍進時，我爹他們到徐水大煉鋼鐵，累壞了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最後給家裏的明信片上說，我現在連10斤重的東西都提不起來，病得很重，你們來看看我吧。可當時家裏很窮，哪有路費去看他，連五分錢都沒有呀！
　　我爹是1960年生生給餓死的，才54歲。他個子大，吃得多。死前對人說：給我埋在老家。聽到信兒後，我老伴找了兩個人推著小車，來回步行600多裏從石家莊把屍體拉了回來。結果村幹部說我老伴沒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把他的大隊會計給撤了。
　　因為爹坐大獄，我3個孩子不讓上初中，大隊不給蓋章；上學、當民兵都不行。其實我老伴是貧農，我大哥因擁護共產黨八路軍，1943年被敵人打了黑槍。我家應該算烈屬，卻給定成了地主。1943年時，也就是土改前4年，我們一家3口人就剩下6畝地，是全村大多數農民的水平，這怎能算地主呢？
　　村幹部卻說他是為了逃避鬥爭，提前分散了土地。
　　……
　　父親聽罷感歎道：抗日戰爭時，我和王漢秋經常接觸。他是真心抗日，真心擁護共產黨的啊！父親親自為王以雲起草了給河北省委的申訴信底稿。
　　此時，王漢秋的老伴已去世，上告的重擔就落在了女兒王以雲身上。
　　1985年4月30日，王以雲正式向河北省委提出申訴，從此踏上了漫長的告狀之路。
　　河北省委：
　　我叫王以雲，河北省雄縣昝崗鄉東河崗大隊人，現年62歲，是王漢秋的獨生女兒。我父親王漢秋生於1906年，地主成分，有地110畝。他當家後，經過兩年時間，隻剩下55畝地。小時上過私塾，在雄縣高小畢業，後即在家務農，從未參加過國民黨的任何組織。“七七”事變後不久，在抗日縣政府領導下，在本村教小學，（19）40年日本在我村附近的咎崗村安上據點後，我父親開始做八路軍的聯絡員。我家逐漸成為抗日工作人員的堡壘戶。如（區）婦聯的李子奇，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離休幹部馬建民和中國作家協會的楊沫等同誌，經常住在我家。
　　（19）42年我父親積極繳納公糧，並獻出一部分土地，1943年我父親為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曾切斷一個手指，寫一份誓死抗戰到底的血書，交給我十分區抗聯組織（這件事馬建民和楊沫同誌完全了解）。我父親並參加過我黨領導的反攻建國同盟會，做了不少工作。1945年我父親把剩餘的土地完全獻給國家，並將地契全部交給村幹部。國民黨反動派占領昝崗後，因他積極獻出土地，怕被國民黨抓捕，拄著拐棍逃跑。總之，我父親一生沒有做過反革命事情，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一直積極擁護共產黨，積極為共產黨工作，不當漢奸，不進行反攻倒算。
　　可是在1947年平分土地時，村中卻多次批鬥他，最後一次竟將他的腿打傷。我的全家也受到牽連和打擊。到1951年，個別村幹部又抹殺我父親參加革命工作的事實，顛倒黑白，製造假材料，將我父親逮捕入獄。到1960年元月，我父親體弱不支，含冤死在石家莊第二監獄。
　　為這事，我曾找過鄉政府、縣（委）農村工作部，要求複查，要求平反，但一直沒有音信，沒有結果。為落實黨的平反政策，明辨是非，申張正義，懇請省委對我父親這一冤假錯案，予以平反昭雪，不勝感激。
　　　　 此致
　　敬禮
　　河北省雄縣咎崗鄉東河岡村
　　王以雲
　　1985年4月30日
　　同年8月，父親馬建民病逝，雄縣領導前來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並當麵向母親表示王漢秋的問題已平反。
　　但當王以雲到縣法院詢問時，卻說還沒有平，材料已報到省裏，等省裏決定。
　　一直拖到1989年春天，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正式決定下來了：此案不能平反，維持原判。家屬得知後，大吃一驚，非常痛苦。在這種情況下，王以雲隻好來北京向母親求助。
　　已經75歲高齡的母親立即提筆給河北省高級法院寫了一封信，為冤死獄中的農民王漢秋說話。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我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楊沫，有一件事想向你們反映一下。
　　抗日戰爭時期，我和我愛人馬建民曾在雄縣工作。當時，我們曾多次住在昝崗鄉東河崗的王漢秋家，他雖是地主成分，但積極參加抗日，並主動交出土地。據我們了解，王漢秋一直是擁護共產黨，擁護抗日的群眾，為革命還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並沒有投敵叛變行為。但是在1947年土改時，他卻受到了錯誤的批鬥。1951年鎮反時，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1960年含冤死在獄中。
　　多年來，王漢秋的妻子、女兒迫切期望給他平反，我們也曾寫過證明材料。據說縣裏曾在1985年進行過調查核實，於同年8月底在馬建民去世後的告別儀式上，雄縣來的兩位領導郭維城、梅慶元曾當麵告訴我說，這個案子已經平反。我即將此消息告訴了家屬。但她們等了一年多，也沒有見到平反的正式通知。後來多次去縣法院詢問，縣法院同誌說，案子的材料已報到省裏，要聽候省裏處理。
　　到去年夏天已近3年了，仍無消息，家屬很著急，又多次找我談這事。我們建議她去省裏詢問。結果省裏又推到縣裏。縣法院一度說材料報到地區中級法院了，我們托人詢問地區中級法院，卻未能查到。
　　今年春天以來，家屬又多次去縣法院，後縣法院終於答複，省裏的處理結果已經送到縣法院。決定是：維持原判，不能平反。
　　家屬甚為震驚，我們也十分失望。
　　我實在不明白省裏為什麽不準平反？根據何在？而且為什麽拖了4年之久才答複？據家屬說，她們看到在維持原判的決定後麵附有顛倒是非的材料。家屬甚為憤怒，懷疑是個別村幹部與縣法院個別人在搗鬼。
　　我對此也感到困惑不解。
　　現在家屬依然背著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家屬的包袱，十分苦惱，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省高院有關領導能在百忙中關照一下此事，予以公正處理。如萬一確實不能平反，也希望能拿出讓我們和家屬心服口服的證據來。
　　我堅信此案應予平反，並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盡早聽到平反昭雪的消息。
　　 此致
　　敬禮！
　　　　 楊沫
　　1989年9月31日
　　接著，母親又在11月6日提筆給雄縣縣委、縣政府領導去信，說明王漢秋的冤案情況：
　　雄縣昝崗鄉東河崗村的王雁來（又名王漢秋）是位愛國的上層士紳。抗日戰爭中，我和我愛人馬建民及其他抗日幹部曾多次住在他的家中，他雖是地主成分，但抗日積極，擁護共產黨，並先後獻出自己的全部土地。當有人懷疑他是否真抗日時，他為表明心跡，曾砍斷小指，送給馬建民，當時我也在場，深為感動。從切身體會中，深知他確實是位愛國人士。但在土改時，卻遭到批鬥，（19）51年鎮反時又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19）60年含冤病死在獄中。
　　她的女兒王以雲1985年找到我們。我們深知王漢秋的為人，曾為他證明，並給你縣寫信請求予以平反。1985年秋，馬建民逝世，在向遺體告別時，雄縣來的兩位領導郭維城、梅慶元同誌曾當麵向我說，王的這個案子已經平反。我們聽了非常高興，深感貴縣認真落實糾正冤假錯案的負責精神。可是後來王的女兒多次找到我們，說她父親的案子並未平反，並說縣法院把王的案子報到省法院。我有些驚呆，一個村民的平反案，縣裏完全可以決定，為什麽要上報省裏？
　　這件事，請雄縣領導費心查處，亟盼早日落實黨的政策，為無辜的群眾平反，以實踐郭維城、梅慶元同誌的諾言。假如雄縣法院無法解決王漢秋的冤案，必須經省法院才能解決，那麽當年在艱苦的抗戰期間，我們曾多次受到王漢秋全家的掩護和舍命相助，今天我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全國人民代表，有義務、有責任為王的冤案爭取昭雪平反。
　　是否需要到省裏去反映？盼指教！
　　母親為這位抗日戰爭中掩護過自己的老鄉所蒙受到的冤屈，而難過，而悲哀。她有點火了，感到有人在敷衍她，糊弄她。
　　果然過了一年還是沒有音信。看來，母親的名氣雖然很大，但人家並不認。中國講究行政單位的級別，作家再有名也沒用。
　　時間一年年過去，此案毫無進展。
　　對於一個普通農民來說，要想翻這個案實在困難重重。因為這起案子從1947年算起，已經過去40多年。即便是錯案，按有關規定，凡涉及到鎮反和土改運動中的案子，都不在平反冤假錯案之列。
　　何況原村幹部極力反對，強調要保護土改和鎮反的革命成果。
　　因此，王漢秋的冤魂隻好在“反動地主”的陰影下麵繼續哀號遊蕩。
　　其實，十分區的很多老領導並沒有忘記了這位農民。早在1987年原十分區政委曠伏兆在《嚴冬過後是春天》一文中就寫道：
　　為了團結開明士紳和農村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士共同抗日，在分區抗聯的領導下，建立了反攻建國同盟會，簡稱反建會。……小河崗村地主王漢秋入會後，斷指寫血書，表示抗日決心（見《星火燎原叢書之六》第153頁）。
　　同年原十分區地委副書記楊英在《艱苦的鬥爭歲月》一文中也提及王漢秋斷指的事（見《星火燎原叢書之六》第177頁）。
　　更早的時候，1985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區二聯合縣人民抗日鬥爭史料》第45頁也清清楚楚說：
　　1943年10月，馬建民任十分區抗聯主任，恢複各縣抗聯會，加強對社會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六聯區小河崗王雁來（王漢秋）斷指寫血書致函馬建民，表明反對妥協投降，堅決抗戰到底。
　　可法院方麵不了解這些，也不認這些。他們要維護法律的尊嚴，不能輕易更改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尤其是涉及到鎮反和土改的案子，更非兒戲，母親的一封信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盡管把自己手指頭切下來，要誓死抗日，緊跟共產黨走的農民，全十分區就他王漢秋一個，全河北省恐怕他也是獨一份；盡管數篇革命回憶錄中都提到他王漢秋的名字；盡管母親關注這件事，親自出麵為王漢秋鳴冤，卻全沒用，繼續背著黑鍋。

　　拖到1994年夏，這個案子申訴快9年了，忐忑不安的母親實在忍無可忍，隻好給老首長，原十分區司令員，文革後出任過河北省委書記、河北省省長的劉秉彥寫信求助。信中說：
　　雄縣老房東王以雲（的）父親王漢秋係我和馬建民的堡壘戶，王漢秋蒙冤致死，至今尚未平反，為此我給程維高省長一信（包括王以雲本人申訴狀），煩您代為轉交，也許能起到一點作用。
　　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我軍將領中，劉秉彥是少數幾位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將軍，戰功赫赫。他對十分區老百姓的苦難遭遇也充滿同情之感。
　　劉秉彥立即給當時的省委書記程維高寫信：
　　維高同誌：
　　轉來作家楊沫同誌的信。雖然時過景遷，曲折若幹年，但情況不會是假的。請批給有關部門去辦。1942年到1943年冬，隱蔽活動，每人都有自己的保（堡）壘戶。她的情況，我也了解，特此證明。
　　握手
　　　　秉彥
　　　　　8月30日
　　次日，劉秉彥給母親回信：
　　楊沫同誌：
　　久疏問候，深以為歉。
　　我們都經過冀中的血與火的生活，彼此都有過共同的“江東父老”。那裏有多少沉冤未洗，難以推斷。關於給王以雲申訴情況的信，我已轉給了維高同誌，成否，固不可定，當盡力一謀也。專此奉告，順問秋安。
　　秉彥
　　　　　8月31日 石家莊
　　程維高於9月10日批示省高院予以複查。1994年12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於正式宣判王漢秋無罪。
　　劉秉彥最先得知了這一消息，馬上把判決書寄給了哥哥青柯，青柯立即告訴了母親。80歲的母親得知後眉開眼笑，高興地說：太好了，真不容易呀！你趕快把情況告訴她們家人！有關材料也都複印了給她們寄去一份。
　　河北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1994）冀刑再終字第177號
　　原審被告人王漢秋，又名王雁來，男，判決時年四十六歲，高小文化，雄縣昝崗鄉東河崗村人。一九六○年六月病死於河北省第二監獄。
　　原審被告人王漢秋反攻倒算一案，雄縣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作出法刑字第70號刑事判決，以反攻倒算罪判處王漢秋死刑，剝奪公權終身。經原保定地區專署分院審核，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本院於同年十月三日核準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已發生法律效力。本院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以（57）刑一字第683號刑事裁定，對王漢秋減為有期徒刑十八年。被告之女王以雲以王漢秋抗日戰爭時期為我黨工作，土改前主動獻出土地，原判事實不符為由提出申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經再審查明：王漢秋在我國抗日戰爭時期熱愛祖國，曾掩護中共黨員及幹部多人。一九四三年主動將自己大部分土地分給村中農民，原判認定暗暗分散土地避免鬥爭不實。王漢秋謾罵幹部，說殺共產黨，打邢福祥屬實，但說殺共產黨是針對個別人而言，而且事出有因，當時已分別據情對王漢秋進行了處理，原判又定罪處刑不妥。被告王漢秋拆分房戶金秀花房上幾塊磚，砍分出的棗樹枝子兩個屬實，原判認定拆王亮房上磚三百多塊，在房上種瓜及強伐棗樹兩棵的事實查無證據，不能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王漢秋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我黨做過有益工作，土改前主動獻出土地分給農民，土改中又被鬥挨打，產生了不滿情緒，有反攻倒算行為，但構不成犯罪。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雄縣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刑字第70號刑事判決，本院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核準令及（57）刑一字第683號刑事裁定；
　　二、宣告被告人王漢秋無罪。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陳桂榮
　　　　審判員 段增雲
　　　　審判員 陳國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書記員 趙長山
　　從1985年4月開始申訴算起，這起案子曆經9年零8個月。
　　2004年10月4日，筆者去雄縣采訪王漢秋的女兒王以雲，她現已81歲。老人對我說：
　　抗戰那陣，你爸媽常在我家裏住。雄縣一帶一提你父親馬建民都知道。那時候特別殘酷，通八路是要殺頭的。當時在炕沿下有一地道口，情況緊急時，就鑽入地道；情況不緊急時，就讓老馬換上農民衣服，背上糞筐，由我爹給護送到安全地點。每次你父親來，我爹都要親自送老遠老遠。
　　判決書說他打人，完全是編的。人家哥兒五個，年輕力壯，我爹單身一人，能打他們嗎？我爹是挨打的。其實，都是村幹部背後指使的。他如果不打我爹，就不給土地證。
　　唉，文革中可受罪大了……沒少挨打、遊街，非讓我承認是地主，不承認就打。揪頭發，拳打腳踢。最後實在受不了，要跳井，讓孩子給拉住。我還喝過煤油和洋火盒上的皮兒（磷），幾次尋死……
　　說到這兒，81歲的王以雲嗚嗚地哭了。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漢秋也算是其中之一。在殘酷的抗日戰爭中，十分區有一些幹部經不住考驗，成為可恥叛徒。如白溝區委書記郭剛、板家窩區委書記鄭秀田、毛公寺區委書記張國昌、永清縣縣長賈樹元等等都先後投敵叛變，瘋狂追捕自己的同誌。而他王漢秋，一個小地主，卻比這些“共產黨員”還可靠，還有操守，還頂天立地，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背叛共產黨，投靠敵人。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這位上了眾多革命回憶錄裏麵的“反動地主”，依舊繼續蒙受著已延續了40多年的恥辱。他為抗日貢獻了自己的幾乎所有土地和一個手指頭，最後卻背著“反攻倒算”的罪名，慘死監獄。
　　盡管給他判刑時，全縣四處張貼大布告，可現在平了反，僅僅在村裏的高音喇叭廣播了幾次；盡管經濟上一點沒有賠償；盡管判決書裏還說他有反攻倒算行為——1947年土改時，他僅剩下6畝地，根本不算地主，怎麽還能說他有反攻倒算行為？
　　但對一個普通農民來說，花了9年多時間打官司，最終有這個結局已經非常難得了。他王漢秋總算被承認是熱愛祖國的。那手指頭總算沒有白剁。
　　長眠在地下的王漢秋，可以安息了。
　　母親那顆忐忑不安的心，也終於可以放下。
　　這一天距離母親去世還有一年零4天。
26.為胡開明大呼喊
　　母親徹底擺脫了那個秘書的影響。她一度被教條和世俗所減弱了的正義感沛然四射。
　　首先，她已經不把服從當作黨性的唯一原則。她覺悟到了上麵也有可能犯錯誤。當上麵犯錯誤時，最高的黨性是以人民利益為本，是堅持真理。
　　1989年12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主要領導變動。兩個機構的新班子存在一些問題，時間一長，下麵意見較大。母親同情和理解眾多作家的呼聲，曾幾次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
　　1994年3月的人大會，80歲的母親因病沒有參加，但她目睹作家們的不滿情緒，決心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她在病榻上寫了一個關於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領導班子的正式提案，文中說：“中國文聯、中國作協領導班子內部長期不團結，工作不力的情況，文藝界不少人反映強烈。這兩個單位早已應當換屆，卻未換，作協主席團會議近5年中一次也未召開，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現象。我是主席團成員之一，時常感到惶惑不安……因此建議上級領導予以重視，並請早日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盡管明擺著要得罪人，母親也顧不得了。這份提案送到了多位中央領導同誌處。在母親的提案及其他主持公道的作家們的強烈呼籲下，1994年8月和9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領導班子最終做了調整，分別換上了高占祥和翟泰豐擔任一把手。
　　1995年是母親生命中最後的一年。
　　這年5月，一部介紹胡開明同誌生平的書稿，送給母親審閱。現在，她已經81歲了，身體每況愈下，肝部陣痛；膝關節受損，走路常要靠輪椅；頭還常常暈眩；眼睛出現了白內障。
　　但是母親認認真真地讀完書稿，她非常激動地說：胡開明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他表裏如一，始終把解決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上對毛主席，下對普通農民，心裏想什麽就說什麽。這樣的幹部才是我們黨最寶貴的人才，太少見，太難得了！
　　可以說，小說《青春之歌》的成功，也有胡開明的貢獻，他曾經熱情地為母親提供了很多素材。《青春之歌》中曾有一個情節，寫某革命青年為躲避國民黨抓捕，拂曉時分逃到一老人的家，那老人讓他鑽進女兒的被窩裏，就是根據胡開明的親身經曆。
　　或許是人到晚年，對戰爭歲月中的老戰友更加懷念，更加珍重，母親被胡開明的事跡深深打動。她苦苦思索了幾天，要給老戰友寫一篇東西。
　　這時，距離她的生命盡頭還有7個月。她的身體很虛弱。除了心髒病和血壓高外，又患有肝硬化、糖尿病、盆腔炎、泌尿係感染、骨質增生等。她躺在床上，開始用顫抖的手，吃力地，一筆一劃地講述讀了胡開明事跡後的感想。她寫道：
　　解放戰爭時期，我就認識胡開明同誌，我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時，他是我的領導。我為了寫《青春之歌》，也曾向他了解過有關“一二·九”運動中的情況。當時我對他的印象一般：沒有架子，時常樂嗬嗬地笑著。到六十年代初，胡開明的名字忽然震了，傳說他為解決農民饑餓問題，主張實行“包產”到組，上書毛主席，後來遭到批判，革職…… 我和他多年不見，不知真情，又不知他發配何處，無法通信。然而根據當時的情況，卻從心裏對他的遭遇暗暗同情。直到30年後的最近，讀了你（賈文平）寫的《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後，我眼前立刻矗立起一個閃光的、高大的、無私無畏的人。我這才比較全麵深刻地了解他：他是我們黨的一個多麽可貴的、難得的幹部啊！
　　……
　　我當時也有所懷疑，但是不敢說一個“不”字，在我胸中，服從組織是天經地義，即使“文革”鬧得那樣死人累累，我還跟老伴爭論。他說：“幹部有錯誤，誰錯撤換誰還不行？怎麽一打一大片，真有這麽多壞人嗎？ ……真奇怪！”我爭論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哪還會有錯？”我把毛主席看成了神，直到“文革”後期，鬧得實在不像話了，我才有所覺悟。在我的一生經驗中，像我這樣的幹部是多的：缺乏獨立思考，不敢獨立思考，絕對相信組織，即使明明是錯了也相信。
　　相比之下，胡開明這樣的幹部太可尊敬了！
　　……
　　1959年當張家口地委書記葛啟因對三麵紅旗有懷疑，有抵製而被撤職後，正在河北省擔任副省長的胡開明去張家口接替葛啟。本來他是受命反右的，但是到張家口不久，他就給被錯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同誌們重新安排了領導職務…… 看到這裏，我不禁被胡開明這種高度負責、全然忘我的大膽行為深深感動。
　　胡開明最特別的地方，是他這個老幹部愛提意見，常跟上麵頂牛。他畢業於東北大學，喜歡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從不唯上是從，結果他的官兒總做不大。從1954年起他就是河北省副省長，過了44年之後，臨去世前，他還是個副省級。
　　1959年秋，張家口地委一把手葛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胡開明率領工作組進駐張家口，指導反右傾工作。可是他調查研究了一番後，發現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的話，辦的事都沒有錯。特別是連公社一級的幹部都揪出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打擊麵過大。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果斷決定公社一級的反右傾運動立即停止，保護了一大批基層幹部。
　　為了救老百姓的命，他還不惜與領導頂撞。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全省農民口糧從12月開始日均2兩5。當時胡開明已擔任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麵對農民大批死亡，他多次向省裏反映2兩5的定量不夠吃，張家口氣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並曾與省委領導劉××發生激烈辯論。他說人不是雞，雞每天吃2兩5還差不多，但人絕對不行。經過艱苦的工作，最後終於爭取到了日均3兩75，農民的死亡人數立刻明顯下降。
　　三年困難時期，他還為老百姓幹了不少好事。
　　比如，在中央決定之前，胡開明就早早在張家口地區解散了食堂。他還允許集體牲畜私人圈養；允許個人開荒自救，誰種誰收；批準搞包產到組等等。這些措施後來都成了他的罪狀，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他對整人從來沒有興趣。當省委領導認為張家口地區餓死人多的地方是壞人掌權，指示要開展“反壞奪權”鬥爭時，胡開明明確表示，餓死人的原因是糧食定量過低，不是什麽壞人當道，下麵哪有那麽多壞人？在上級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開“反壞奪權鬥爭”，但竭力縮小打擊麵，結果受到省裏批評，說他“不抓階級鬥爭”。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他響應毛主席號召，麵對麵地給河北實際主持工作的省委領導劉××提了意見，全然不顧個人得失。他指出劉××從大躍進以來，頭腦發燒，不實事求是，一味反右，一味抬高指標，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卻又拒不認錯，打擊異己，缺乏民主作風……並當眾把自己老婆勸他不要提意見的信念給大家聽，號召同誌們不要被老婆扯後腿，積極鳴放，把氣出完。——結果四清時，他被扣上了“向黨猖狂進攻”的帽子，早早就給揪出來打倒。
　　為了讓農民吃飽飯，提高生產積極性，他冥思苦索。既然上麵反對包產到戶，他就總結出一套包產到組的生產方法。他聲稱組還是集體性質，不屬單幹。在張家口地區推廣實行後，效果很好。
　　他長期從政，飽經風霜，卻還像孩子般純真，對上不諂，對下不欺，沒有一點看風向，上麵喜歡什麽就說什麽的陋習。有些省領導雖然不喜歡他，下麵卻眷戀他。他調回省後，張家口地區的13個縣委書記聯名給省委寫信，挽留胡開明同誌，舍不得他走。這在全河北省史無前例，全國恐怕也少見。
　　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很器重他，原來內定他回來當常務副省長。但上任前，林鐵讓他代表張家口地區出席華北局工作會議。他在會上逆著潮流，又公開宣傳包產到組的主張，受到了大多數與會同誌的批判。他雖然成為眾矢之的，並不服氣，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又把包產到組的材料直接遞交給毛主席，希望說服毛主席，獲得毛主席的支持。幾天後，在一次全體會議上，毛主席發表講話，其中說到：河北有一個副省長，很開明，但就是“胡”開明。
　　隨著主席講話的傳達，胡開明成為了一個反麵教員，全國聞名。
　　省委立刻讓他寫檢查，寫了一遍又一遍。常務副省長自然泡了湯，以後一直坐冷板凳。四清中，張家口地委被打成了“胡、葛、解陰謀反黨集團”。文革中他又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林鐵的黑幹將”……受到了殘酷的批鬥和毆打，甚至還被假槍斃過。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開明雖然被平了反，那個實際主持工作的省領導雖然被批判和調離，但在河北，一些整過胡開明的人還在，這位活著的彭德懷的事跡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宣傳。
　　多年後，有人問胡開明為什麽給毛主席寫信？
　　他說：人命關天，顧不得了。
　　胡開明給毛主席上書的舉動是自殺性的，跟雄縣農民王漢秋砍斷手指頭一樣，讓母親深受震動。
　　最優秀的，最高尚的往往又是最汙穢的，最低賤的。很多好人都出自於監獄、勞改地、寒舍、農村。
　　母親原來很正統，很左，也正是在彭德懷、張誌新、胡開明這樣敢於不盲從，敢於提意見的幹部的感召下，促使了她的覺悟。應該說，母親的出身和個性使她對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隻不過多年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
　　五十年代，姐姐徐然穿雙高跟鞋，母親斥之為資產階級，與姐姐大吵大鬧；姐姐漂亮，追她的人不少，高中時就有了男友，母親堅決反對，說這不像新中國的青年，是思想空虛和墮落的表現，甚至還寫信到姐姐的學校揭發告狀；姐姐要從新疆大學畢業了，她給當時在新疆工作的老戰友武光去信，囑托他一定要把姐姐分到最苦、最遠的地方鍛煉改造。
　　哥哥在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學習時，很想買輛自行車，她不同意，認為是特殊化。當時清華大學學生中，有自行車的並不少。哥哥一度總拉肚子，身體虛弱，向她要錢想買點營養品，她把哥哥臭罵一頓，說哥哥怕苦怕死，貪圖享受，變修了。
　　文革中我養了一條小狗，被她批評為情調不健康，說隻有資產階級太太小姐們才養貓玩兒狗。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後，學校並沒有怎麽樣我，她卻主動給北大中文係領導寫信，說我的政治觀點如何危險，如何自由化，要求對我嚴肅處理。
　　可悲呀，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導提意見。對任何領導，包括自己親屬的領導、孩子的領導，她都畢恭畢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慣。
　　——這是多年來黨員要做“馴服工具”教育的結果。
　　對比胡開明的獨立思考，敢於唯實唯真的精神，母親屬於平庸之輩，跟風幹部。
　　她花了多年時間寫的《東方欲曉》，遵循上頭的宣傳框框，突出工農兵，突出正麵人物。全書充滿了編造的痕跡，虛假的拔高，虛假的貶低。人物雜亂，情節杜撰，即使加一點兒俊男美女的點綴，也缺少可讀性。
　　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就服務成了這個樣子，一堆廢品！多年的創作幾乎毫無價值，這就是老母親因循守舊，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悲哀。這就是隨波逐流，盲目緊跟形勢的悲哀。
　　因此81歲的母親看到胡開明的事跡之後，才那麽深深的不安和內疚。
　　胡開明為了老百姓不挨餓，屢屢給河北省領導提意見，直到給毛主席上書，提出解救措施，最後卻受到一次一次的批判，落個身敗名裂，臭名遠揚。
　　而母親盡管也受到過個別人的大批判，總體上卻一帆風順。這個榮譽，那個榮譽，又是出國，又是開世界大會，吹捧文章無數，光芒耀眼。有段時期，《青春之歌》名聲大噪，遠比胡開明有名。但隨著歲月流逝，站在曆史角度上看，胡開明的形象卻越來越高大。
　　相比之下，母親這樣隨大流的幹部，馴服聽話的作家，黯然失色。
　　年邁的母親，說話已經有點兒哆哆嗦嗦的母親，現在沉重地，一筆一劃地寫文章批判著自己，懺悔著自己：
　　胡開明的經曆使我深感到，開順風船的幹部好當，上級怎麽布置、安排，下麵就怎麽執行，出了錯向上麵一推，完事大吉。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基層做了幾年群眾工作。那時也常遇到上級的布置並不適合基層實情，做起來群眾並不歡迎。可是我的頭腦中隻知服從，絕不敢去違拗上級布置，實行實事求是的辦法。經過“文革”，我才稍有覺悟。讀了你的《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更加使我慚愧、汗顏。過去我的唯命是從，還總認為是對黨的忠誠呢！胡開明與一般人不同，他的做法令人震驚。有人給上級匯報情況時，身揣截然相反的兩份材料，待摸清領導意圖後，再拿出上麵喜歡的那一份交上去。而胡開明身上隻有一份源於自己深入調查研究所得的材料，雖然明明知道拿出它來會遭批判，但是他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結果如何呢？曆史雄辯地證明，胡開明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提出符合當時當地的主張、政策和辦法，是經得住檢驗的。他十幾年的苦難，也是黨的苦難，人民的苦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真理戰勝謬誤，雨過天晴，中國的天空霞光閃閃，胡開明同誌被平反了！慶幸他親自感受到了這份歡愉。可惜彭德懷元帥雖也平反，卻沒能親自領會到這生命般的喜悅。
　　這是母親生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也是母親後半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除了對老領導胡開明表示了衷心的佩服和敬仰之外，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從字裏行間，能看出母親已經意識到了些什麽，坦誠批判了自己的所謂“組織觀念”，它標誌著母親的思想境界已從“馬列主義老太太”升華到新的高度。
　　母親晚年的老伴李叔叔告訴我，母親為寫這封信花了很長時間。她身患疾病，下不了地。是躺在病床上，用塊小木板托著稿紙斷斷續續寫成的。原稿改得很亂，抹了改，改了抹，反反複複，看得出母親費了很大的精力。
　　最後由李叔叔謄清抄好。
　　當母親童年的時候，認識了共產黨員方伯務，為此她感到自豪。而到晚年的時候，她又為自己的老領導胡開明同樣感到自豪。此後一段時間，母親四處向親友們介紹胡開明，說這是個活著的彭德懷，是我身邊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她還買了很多本《真理與命運》，分送給親戚朋友熟人。她鄭重其事說：“這種書對我們的幹部有用，對青年也有用，應大量印刷，我想給有關方麵寫信，寫文章，宣傳這本書。”
　　年邁的母親用發顫的聲音說：“胡開明是一位推動曆史前進的永存的人。”
　　這時，距離她生命的終點還有7個月。
27.去世前後
　　母親似乎已看破紅塵，對世間的汙濁、虛偽、凶殘感到厭煩。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記中說：
　　今天午後，病房裏突然緊張起來，大夫、護士往來穿梭，原來在搶救和我隻隔一間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後5時才安靜了下來……那屋裏的一張寫字台被挪到走廊裏……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誰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靜，靜靜的等待那天到來。屆時，我的靈魂脫離了軀體，飛向浩茫的天宇。當我回首下望時，灰蒙蒙，霧茫茫，好汙髒的人寰！熙熙攘攘，為名來，為利往，一片血腥……
　　現在，她不像過去那樣，一提死就恐慌和緊張。她心平氣和，靜靜地等待著自己的終結。
　　1994年春，母親的肝右葉發現了一小塊可疑物。專家囑每兩月檢查一次，監視其變化。這時母親的思想有所變化，出於對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遺囑：
　　　　　　（給家中人的）
　　　　　　1994.6.8日於香山
　　遺 囑
　　我手中現在還有約26萬人民幣（美元2萬8千，另有稿費約3萬元人民幣）。我如死，這些錢要這樣分配：
　　一、贈現代文學館拾萬元。
　　二、分李蘊昌陸萬元。
　　三、餘拾萬元，每個後代分貳萬伍千元。
　　我如繼續活下去，每年各種開支，需從貳拾六萬元中用去約貳萬元左右，以次類推，給各方麵的錢適當遞減。
　　　　 楊沫
　　1994.6.8日手書
　　20天後，又特地寫了一個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捐獻的遺囑。
　　遺 囑
　　我把我的拾萬元人民幣積蓄，贈給現代文學館,並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權及稿酬，也全部贈給現代文學館。
　　（我現年八十歲，也許還要活幾年，那麽生活中會用去一些，也可能適當減少對現代文學館的贈予）
　　　　楊沫
　　 1994.6.28
　　為表慎重，母親把此遺囑的複印件交給了原北京市文聯黨組書記宋泛，請他監督執行。
　　1995年6月，寫完胡開明的文章後，母親感到身體越發不舒服，到同仁醫院檢查多日。7月經核磁共振，診斷肝上那塊東西轉變為惡性。後又發現左肺上方有一惡性腫塊。
　　9月20日，醫院向文聯黨組書記馬玉田通報了母親的病情。大夫說，經過40天仔細檢查，確診為晚期癌症，且已轉移。由於同仁不是治癌的專門醫院，建議轉院治療。
　　麵對絕症，母親相當鎮靜。她說：我已經這麽大歲數了，想得開。一輩子多次大難不死，這條命早就夠本了。況且，葉君健前些年得了癌症，不給治好了嗎！
　　9月26日，經考慮再三，母親轉到北大醫院治療。因為她的好友，80歲的葉君健就是在這裏治好了肺癌。
　　她不甘心保守療法，她要求醫院采取對葉君健采取過的方法，進行放療，徹底消滅病敵。
　　10月6日，院方為她製定了一個醫療方案，進行放療。
　　1995年10月10日，我在美國收到了母親的一封信說：
　　近兩個月在同仁醫院住院期間，發現肝癌，且又轉移成肺癌。現已由市委宣傳部，市文聯領導同誌把我急轉到北大醫院，請腫瘤專家們商討醫治方案。我已82歲，恐怕凶多吉少，你們不要難過，著急，我精神還好，畢竟是經過戰爭的人。
　　這封信讓我萬萬沒有預料到。因為前幾天，愛人剛從中國回來，說母親身體不錯，沒什麽大問題。一時間如雷轟頂，我六神無主，竟然流了淚。立刻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你的來信，眼淚情不自禁地湧了出來。
　　……
　　親愛的媽媽，看見了你的信，好像聽見了你的聲音，麵對病魔，你是那麽鎮定，那麽平靜，我深深地敬佩你，我的好媽媽！
　　此刻，我心慌意亂，不知幹什麽好，坐在桌子前，提筆給你寫信。
　　前一階段我聽說媽媽住了院，但覺得還會像過去一樣，住一陣就會出來，沒有去信，也沒有打電話。目前，我正集中精力把我的《血色黃昏》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好。原計劃改好後，今年春節前就回去，不管官方批不批，都回去。現在，媽媽發現了這個病，我就更要提前回去。媽媽啊！兩個星期以內我就回到你的身邊，陪著你了。
　　親愛的媽媽，我們是兩代人，我們過去之間有過很多矛盾。小時，你打過我，文革中我從背後給你一刀，去內蒙後，你又幫助我，到西單民主牆時，你又跟我斷絕了一段關係……但是你對我的好處，我是永生永世不會忘記的。媽媽給我買氣槍，給我配無形眼鏡，30多年了，都還記在腦海中。在內蒙古的那一段勞改，幸虧有媽媽幫忙，使我少熬了很長一段屈辱的反革命生活。
　　我們充滿了矛盾，你怨我恨，又充滿了母子之情的糾纏。我盡管身在遙遠的美國，但每天都靠回憶過去過日子，而過去是離不開母親的。
　　親愛的媽媽，我敬佩你視死如歸的氣概。自然規律就是這麽無情，我們遲早都要相會在茫茫的宇宙蒼穹之中，隻不過早幾天，晚幾天的事……
　　媽的精神狀態是昂揚的，堅強的，有尊嚴的，真了不起，我服了，真的服了！
　　現在，麵對身患重病住院的媽媽，我要誠實地告訴媽媽，我從13歲時，就愛你，就單相思你，就想回到你的肚子裏！我愛媽媽……
　　因為我覺得媽媽非常美麗誘人。
　　在癌症麵前，媽媽的沉著冷靜態度就更加美麗，更加奪目！
　　隻要保持樂觀態度，媽還是可以延年益壽的。我的一個朋友，她母親就得了胰腺癌，5年前動手術後，發現擴散得很厲害，但經過治療，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親愛的媽媽，我離開中國6年了，還有很多的話要說，我會盡快地申請護照，在兩個星期以內就返回我魂牽夢繞的祖國，回到母親的身邊。
　　好，這封信就先寫到這兒，腦子很亂。今晚上，我會給你打個電話。
　　……
　　 想念你的兒子 小波
　　　1995.10.10 下午4點
　　晚上我與母親通電話時，她的聲音溫和平靜，還安慰我說：現在情況還好，還穩定，你別急，把該辦的事都辦好了再回來。
　　不久，81歲的母親得知我回國的手續有困難，用她哆哆嗦嗦的手，給中央領導喬石同誌寫了一封信，訴說自己風燭殘年得了絕症，來日無多，希望能批準讓美國的兒子回國，最後見上一麵。這恐怕是她一生中所寫的最後一封信。
　　喬石立刻就批了，於是我回中國一路綠燈。
　　那天，當北京市有關部門的一位處長來到病房，向她當麵宣讀了中央首長的批示後，病榻中的母親十分激動，一再表示衷心感謝。
　　11月16日，她曾托人給當時的文聯黨組書記馬玉田送去一信說：“目前精神很好，食欲有所增加，白血球恢複正常狀態，近兩周都在8000以上，心髒病、糖尿病都得到了控製，沒有興風作浪，看來近期不會遠行了。”
　　一直到11月底病重之前，母親都從從容容，安安靜靜，狀態很好。
　　大家也都滿懷希望葉君健的奇跡在母親身上重現。
　　哥哥和妻妹都告訴我，母親現在情況穩定，眼下沒有什麽危險。你先辦你的事。如果有情況，會隨時通知你。因此，我就訂購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同時，去波士頓為母親買了提高免疫力的藥品，托人捎給母親。幾天後，仍沒收到電腦。打電話問說是庫房沒貨，得再等兩天……
　　徐然的女兒蕾蕾獲悉姥姥患重病，從美國專程來看望。她對姥姥的感情很深。幾乎天天都來病房與姥姥說話。不幸的是那天她感冒了，卻忘記了姥姥身體虛弱，依然前去看望姥姥。於是母親被傳染，開始咳嗽發燒。
　　魯迅曾說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於敵手，而是死於自己人，死於最愛自己人的失誤。蕾蕾不是有意的，她真的很愛姥姥，但又是蕾蕾傳染了姥姥，害了姥姥。蕾蕾回到美國後，又把她愛人傳染了，這才明白了自己的罪過，大哭一場。
　　當然北大醫院的探視管理不嚴也是原因之一。事後我和李叔叔議論，若換了301醫院，母親就可能不會被傳染，那裏探視製度嚴格，或許完全是另一個結果。
　　11月20日，母親發高燒至40度，同時出現肺炎。3天後燒退下去，人卻萎靡無力。母親自感凶多吉少。一天深夜3點多鍾，李叔叔扶她去完了廁所，她讓李叔叔披上衣服，坐在她床前。她握著李叔叔的手說：看來那一天不久就到了，我一斷氣一切都完結，再過幾天就變成了一小撮骨灰。老李，這幾年，咱們在一起生活很美好，我心滿意足，就是時間太短了，哪怕再多給我一兩年就更好了……
　　把李叔叔說得喉嚨幹熱，鼻子發酸。
　　“老李，不讓你想我，不可能，但要是整天想得悲悲切切，那你可也快了。一定要換個想法，想咱們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高興的日子。唉，過去的那一切多美呀！可惜這個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別說了！”李叔叔實在忍不住，低聲啜泣，淚如泉湧。
　　“對不起，我知道你要難過，看你哭得這麽難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記住我的話，以後少難過，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記住了嗎？聽話。”她緊握著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靜，靜得可怕。
　　李叔叔緊緊握著母親的手說：“要有信心。你這一輩子經過了多少危險，搶救過多少次，每次不都挺過來了。這次也會的。”
　　老兩口默默握著手，過了不知多久，母親說：“睡去吧，今天還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來國際長途，說母親情況惡化，總昏迷，說囈語，不能下地，讓我趕快回國。我當即打電話退了筆記本電腦，並訂好29日的飛機票。
　　11月28日淩晨3時接哥哥電話說，北大醫院已下了病危通知書，母親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難，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導尿管。等晚上我再給哥哥打電話時，他說母親有所好轉，已能對護士說：我兒子要從美國回來看我……但還很危險。
　　11月29日晚上，我離開了居住6年的美國羅得島，飛往紐約，之後再換乘中國民航班機飛向北京。在飛機上坐了14個小時，在上海又停了幾個鍾頭，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裏默默禱告，希望母親能挺住，活著與我相見。
　　12月1日上午飛機終於抵達北京。我從機場出來，辦理有關手續，耗去幾個小時。之後直接來到醫院，此時，母親已經說不出話了。她的眼睛雖然睜得很大，卻一片空茫。全家十來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們都圍在她的病床邊。
　　這天下午4時以前，母親還能說話。上午浩然來看她時，她說了很多話，她向浩然表示，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幹，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將來身體好了，再考慮工作。這兩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難之交，自知是最後一麵，彼此含淚告別。下午3點中國作協一把手翟泰豐前來看她，母親又說了很多話。她可能是預感到自己即將遠行，話格外多。再次向翟泰豐表示要把稿費和版權全部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下午4點以後，她漸漸的不能說話。
　　當我走到母親病床旁時，姐姐徐然告訴她：媽，小波兒回來了。
　　母親沒任何反映。她睜著眼睛，望著前麵。我真正體會到了生離死別的滋味。怨恨自己沒有早點回來。為了等那個該死的筆記本電腦，永遠失去了與母親說話的機會。也埋怨自己太輕信了母親、哥哥及妻妹的話，過分樂觀。
　　徐然告訴我，就在上午，她還念叨白楊來了沒有，小波來了沒有。
　　握著母親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淚，百感交集。
　　三姨白楊因腦血栓半身癱瘓，沒有探望姐姐，特讓兒子曉鬆帶來她的問候並給了一萬元錢。
　　那一夜，母親真是痛苦。高燒把母親燒得雙頰潮紅，不住呻吟。她無法說話，我們也不知道她哪裏難受，望著母親那麽痛苦，自己卻愛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親拉黑色的大便，尿紅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雖然給她戴著氧氣罩，還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搖頭，妄圖脫掉氧氣罩。嘴裏囁嚅著什麽，後來我才猜到是說“沒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氣管。聽說她清醒的時候，曾向領導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樂死，我憋得慌，給我些安眠藥吧，我太痛苦了。共產黨員也可以安樂死”。
　　母親手背插著輸液的針頭，看護為省事，總把母親的兩個胳膊用繃帶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亂動，使針頭脫落。我不忍心總這麽捆母親，常把繃帶解開，讓她的手臂自由一會兒。
　　有時候，她難受得喊“媽呀！媽媽呀！”昔日雍容嫻雅的母親，此刻痛苦成這樣，不止一次讓我淚流滿麵。那撕心揪肝的慘痛呻吟，就像指甲蓋擦水泥地發出的聲音。實在難以忍受時，我不得不躲到走廊裏，讓自己緊張的神經放鬆一下。
　　偶爾時刻，母親蘇醒過來後，問：“我還活著嗎？”
　　我們說：“媽媽，你還活著。媽媽，你會好的。”
　　“我還活著，這不是夢呀？”
　　我們說：不是，這是真的。媽，你現在的燒退了，正在好轉。
　　她半醒半昏地說：“我做夢了，我夢見了宇宙，還夢見了很多人。”
　　她說話的音調變了，像個剛學會說話的孩子，有點大舌頭，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們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複健康，出院與他們團圓。”
　　李叔叔從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淚汪汪，呆若木雞。母親臨終前抽搐時，情景很可怕。人們勸他回避一下，以免心髒犯病。他卻毫無畏懼，長時間地緊握著母親的手，還俯下身把頭貼著母親的臉，希圖減輕一下母親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淩晨1點零3分，母親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我們哥兒倆陪著她咽完了最後一口氣。哥哥連續數星期吃住在醫院，晚上就在沙發上打個瞌睡，麵色憔悴。我也夜夜陪著母親。徐然說我才回來幾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紅，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親靜靜躺著，好像睡著了，那麽安靜，她的大雙眼皮越發美麗。我親手為她擦拭了身體，穿好衣服，又親手給她搬到小鐵床上，護送她到太平間。又親手將她搬到鏽跡斑斑的鐵抽屜上，用紙包好。在送進冰櫃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額，又吻了她的雙頰和嘴唇。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屍體。
　　11天後，我跟幾個殯葬工人一起把抽屜中的母親抬放到床上，費了好大力氣為她換好衣服，抬上靈車，守在她身旁，抵達八寶山。
　　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我也不嫌母親成了僵屍。
　　12月22日在八寶山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來人很多，黑壓壓的人群顯示著各界民眾對母親的愛戴和懷念。大家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為中國創作了一部革命經典小說。
　　原冀中地區老領導呂正操夫婦送來了花圈，秘書特地說明呂老因在上海不能參加遺體告別。老首長、老領導曠伏兆夫婦、劉秉彥夫婦、胡開明夫婦、張致祥夫婦、於明濤夫婦等也獻了花圈。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全國政協副主席宋任窮、巴金等獻的花圈擺放在母親的遺像旁。
　　尉健行、張致祥、伍紹祖、張健民、翟泰豐、李之璉、李寶光、杜導正夫婦、韓作黎、王觀瀾的夫人徐明清、鄧子恢的夫人陳蘭、鄧拓的夫人丁一嵐等以及浩然、管樺、柳溪等等數百人，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來的人裏有顫顫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殘疾人，有失聲慟哭的中年婦女，還有土頭土腦的外地人。一白發蒼蒼的老者沉痛地說：“楊沫的書影響太大了！要不，我這麽大歲數，是不會來這兒的。”
　　告別儀式完畢，照完相後，我又吻了幾下母親的臉，把臉貼在她冰冷的麵額上，再與母親身上的肉最後接觸幾下。
　　和哥哥辦好手續後，經批準，我們陪她進入到那個空蕩蕩的火化車間。當年送別父親時，我們倆就來過一次。這裏除了一個工人，沒有任何家屬。大廳又高又大，裏麵排列著十來個放著屍體的狹小鐵床。害怕母親一個人孤獨，我們哥兒倆耐心陪伴著她。一個鍾頭零10分鍾之後，她從烈火中出來。我倆又一捧一捧地把滾燙的骨塊放進兩個紅綢口袋裏。我腦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較大的捏碎，像撫摸著母親肉體。最後又用掃帚把鐵床上的殘渣掃幹淨，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寵兒，她比較喜歡兩個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愛，我們似乎更心疼母親，一粒骨渣渣也舍不得丟。
　　因母親級別不夠，骨灰盒不能與父親同放在一起，隻能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東院裏。骨灰大部分我們帶回了家。
28.母親與我
　　我不是母親的寵兒。
　　我從生下來就放到農村老家，解放後4歲時才接到北京。雖然隻與父母分別了短短4年，卻造成了我與父母之間的深深隔膜。
　　母親年幼時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讓人不解的是她對自己的孩子也主張打。我是在姑姑的愛撫下長大的，從不知道什麽是害怕，剛來到北京後，整天在院子裏亂跑亂鑽，十分淘氣。被母親認為野得要命，說是農村的姑姑把我慣的。她跟父親合夥，狠狠打了我幾次，把我打老實（見母親1951年5月3日日記）。
　　從那以後，我見了父母像老鼠見了貓，不寒而栗。
　　平時給我送到新華社托兒所，隻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後，我也像母親小時候一樣，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動天地就是飯屋和廚房，隻有吃飯時才能與父母見麵。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臥室和客廳。
　　農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兒子還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時，她總是責備自己的兒子，說：“小波還小，你應該讓著他。”
　　我作為一個小孩嚐到了姑姑的厚愛，回到自己家後，自然感覺母親冷漠，對母親不滿。但母親認為姑姑的愛是嬌慣孩子，隻有家庭婦女才那麽幹，嗤之以鼻。
　　我從學校回家後，母親絕少到我的房間看看我，與我說兩句話。父親更是冷酷，老動手打。家裏有什麽好事，如參加什麽活動，看什麽表演，很少帶我去。所以我對這個缺少溫暖的家，沒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搶他們絕非偶然。
　　據常來家串門的人說，他們也感到母親不大喜歡我。因為不是自己帶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這種隔膜長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後十多年後，我對姑姑仍比對母親親，我跟姑姑在一起時，親熱隨便，臉上浮出笑容，跟母親在一起時，卻緊張拘束，總繃著臉；我叫“姑姑”時，又響又親，叫母親“媽媽”時含糊不清，勉勉強強。
　　母親喜歡幹淨，我是農村來的，沒有衛生習慣，又受了《董存瑞》、《衝破黎明前的黑暗》、《鋼鐵戰士》等電影影響，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髒為美，覺得全身戰火硝煙，臉黑汙汙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臉不洗澡，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母親生氣了就向父親告狀，說我怎麽淘氣，把父親的火激起來，讓父親打，她在旁邊觀看。記得父親打我屁股時，她還指揮父親不要總打一側，打那邊幾下。
　　可能小學三年級左右，大年初一吃餃子。我餓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報告了父親，說我跟她搶飯吃。父親過來，滿臉怒氣，啪啪抽了我兩個耳光。母親對父親大過年的打我，沒有一句批評。
　　還有一次，父母本來說要帶我去看表演，後小胖說要去，就臨時決定讓她去。臨出門前父親看我哭了，返身回來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親站在旁邊，也責備我不懂事……還有一次父親為打我，把死死護著我的奶奶給推了一個大跟頭，終於如願。事後奶奶默默流淚，母親卻百般替父親辯解。
　　父親打我時，母親大都也在場，記憶中她從沒有挺身而出保護我不挨打。相反，她總在旁邊指責我，給父親火上澆油，使父親下手更重。
　　女人太護犢子不好，可一點不護犢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來我就是從農村來的，跟他們有隔膜，再這麽打，更讓我內心受到嚴重傷害。對父母除了恐懼，別的啥感覺沒有。跟他們在一起時，特別緊張，生怕為點什麽小事，大巴掌掄下來。總缺少父愛母愛，我對父母也愛不起來。跟他們沒話說，回到家就悶在自己房間，沒事從不去他們的屋。就算我淘氣的出格，也不能這麽打。這麽打隻是讓我反感他們，恨他們。
　　我內心裏總是懷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時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樸熾熱的鄉情，農村的大人小孩一個個對我都那麽在乎，那麽熱情。返回北京的家後，幾乎受不了家裏的冰冷，憋在屋裏淚流滿麵。母親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為老家的人們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給我留了一封信，卻原來是想老家。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換，因為是從老家穿來的，臉也不洗，據說可留著老家的“鄉土氣”(甚至連小便都衝著老家的方向。——後加)。多麽癡情的孩子！虧他想得出。這樣對他健康學習都有妨礙，我立即給他寫了一信。……孩子也許從我們身上感不到溫暖，故而才如此熱烈地愛著老家的一切。
　　母親分析得很對，我就是因為感受不到父母的關愛，才那麽懷念農村老家。盡管那裏貧窮肮髒，吃得不好，整天是窩瓜，上廁所時一群群蒼蠅往屁股上落，卻有濃濃的親情。
　　後來，母親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畢業前，她花40元為我配了一副無形眼鏡，讓我應付參軍體檢。這在當時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全北京佩戴者寥寥無幾。為獎勵我好好學習，她還給我買了一支汽槍。這在當時也差不多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
　　這一段母親對我最好，偶爾，她還親切地管我叫“波子”，讓我聽了心直發抖，全身暖融融，舒服無比。
　　記得住在國務院宿舍時，我正上小學，有那麽一兩次，她親自給我洗手，說我的手黑得像老鴰爪兒，把我雙手按在洗臉池裏，抹上肥皂，用刷子刷。這也讓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樣，甜蜜極了，40年過去仍然曆曆在目，一想起來，還要冒口水。
　　但這樣的時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遠，是發脾氣訓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頓怒罵就把她那一點溫情給我帶來的好感全罵沒了影兒。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學期，我為申請入團，當著團支書張均滿的麵，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決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後，我把左手放在左褲兜裏，乘14路公共汽車回家。左褲腿被鮮血浸透一大片，給周圍乘客嚇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誌特別同情，焦急地建議司機把我直接拉到醫院。她那眼神充滿慈愛和心疼。
　　回到家後，母親一邊包紮，一邊訓我：新中國的青年有幾個像你這樣幹的？你們學校有幾個同學這麽幹？完全是舊社會封建江湖習氣！
　　我一句話不說，臉色嚴肅。自認為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卻挨批，萬萬沒有料到。
　　父親也痛罵我搞舊社會封建幫會那一套，共產黨從來不提倡這個！母親罵我是罐裏的王八，越長越抽抽。父親怒目圓睜，衝上來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無語，怒視著他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麽如此氣急敗壞？我一沒偷，二沒騙，三沒耍流氓。僅僅為申請入團寫血書就這麽拳打腳踢，打得我耳朵嗚嗚響。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當眾斷指，難道也是江湖習氣？
　　那時我已15歲，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含淚給周總理寫信，訴說我為申請入團，慘遭父親毒打，母親在旁當幫凶。並揭發父親在家裏大搞法西斯獨裁，家長製統治。因為我看見過父親的委任狀上寫著周恩來的名字，就給他寫信，請他嚴肅處理馬建民。
　　14路汽車上的人，素不相識，對我都那麽同情，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卻這麽狠打一個鮮血浸透一條褲腿的孩子。而且，他們不是沒文化的老粗，一個是大學校長，一個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們，親手把他們的一張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親的矛盾也與我心胸狹窄，思想偏激，極左和幼稚有關。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軍的電影後，非常為自己家鄉的八路軍自豪。我回老家時，也遇見過不少當年的八路軍。他們現在都是農民，黑黢黢的，說話有髒字，身上的衣服不那麽幹淨。我被自己家鄉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學校也不洗臉，不洗腳，以髒為榮。我在全育才小學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牆上蹭髒了才穿。我覺得越髒越土才越像八路軍戰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麵前特光榮。
　　母親卻喜歡幹淨，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我把母親講衛生，天天洗臉，養花養草，欣賞字畫，當成資產階級。潛意識裏覺得母親資產階級化了。特別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後，母親成為名人，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做了很多高級衣服，還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丟人。因為電影裏，隻有那些資本家太太，反麵人物才這麽打扮。
　　有時候，老家或根據地的老鄉來找她，她總讓保姆或我問清楚對方是誰，來幹什麽。如果是求她幫忙辦事的，常讓我們說她不在家。而我卻很可憐這些碰了閉門羹的人。覺得人家老百姓大老遠來找你，你卻騙人家。林道靜對上門求助的窮苦人那麽熱情相待，你書上寫的跟你實際做的不一樣呀，所以對母親有意見。
　　上高中後，回家次數越來越少，基本上是一個月回一次。母親也無所謂，絕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對母親越發不滿，感到母親心裏沒有自己，便憎惡這個家，覺得它散發著資產階級黴氣，充滿虛偽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軍，也認為《青春之歌》小資產階級情調太濃，不如《烈火金剛》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寫了這種書。初中上語文課，講到她的一篇文章時，我甚至想曠課。雖然她很有名，卻羞於向人承認自己是她的兒子，很羨慕那些革軍子弟。因此文革前，我與母親的衝突，多是因為我的極左觀念造成的。我受了當時左的宣傳，總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資產階級生活習氣。
　　而文革之後，經過多年的底層生活，我的思想觀念大變。對比文革前，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變成“右派”，又嫌母親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統，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裏總寫光明麵，套話官話太多。
　　如果說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親不與我來往是被迫的話，那麽以後她還兩次與我斷絕來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親發現我在寫《血色黃昏》，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寫的這部書稿是“大毒草”，是“控訴無產階級專政”。為不讓我寫《血色黃昏》，她唆使父親偷走了我的手稿。這迫使我不得不靠著自己的記憶，從頭開始重寫。因為我去信索要手稿並責備他們的偷竊行為，母親大怒，立刻聲明與我斷絕一切關係，還四處對人說我是白眼狼，品質惡劣，忘恩負義，不讓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東西就可以偷嗎？
　　差不多兩年，母親跟我一點沒來往。當時我在大同當工人，過春節時，無家可歸，我再怎麽保密也瞞不住身邊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圍的工人都認為我母親肯定不是親的，親生母親沒這麽幹的。
　　我猜想，母親內心深處可能不滿意我對姑姑比對她好。她曾給過我一條天藍色的毛褲。我嫌太漂亮了，送給了姑姑。她知道後，又從姑姑那裏要了回來。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後回到成都，這時錢全花光了。10日我從成都給姑姑寄過一封信，托她做父親的工作給我些生活費。姑姑把這封信交給了父親，此信一直保留到現在。信中說：
　　我永遠忘不了在那最困難的日子，你是怎樣餓著肚子讓我吃飽的……盡管他們給我吃雞鴨魚肉，給我手表、自行車，可隻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隨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騙子”的角色。和他們在一起總仿佛有一層無形的隔膜。
　　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氣，認為對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裏老老實實全是偽裝，我不愛他們，隻愛姑姑。所以母親最常罵我白眼狼，說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幫”，我從大同市考進了北京大學，父母才與我恢複了來往。但我們的思想還是談不到一塊兒，共同語言少。我為張誌新的遭遇難受了好長一段時間，母親卻沒有我這麽強的感受。她重用那個秘書，她為科研油子花那麽大的精力，卻沒有心思為張誌新呐喊兩聲。
　　到北大後不久，開始批《苦戀》，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有一些事發生，因為看法不同，我與父母再次發生爭論，他們又再次與我斷絕關係。母親甚至還在1979年4月8日給北大中文係寫信，就我與外國記者接觸，譴責了我一番，要求學校對我嚴加管教，如仍固執己見，可以給以必要的處分……
　　幸虧班主任趙嘖老師對我很好，告訴了我這一情況，並竭力保我。
　　我悲憤地想：當形勢緊張時，母親應該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動給學校去信表態，批判孩子，聲討孩子，從背後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兒子是賣國賊、貪汙犯、殺人凶手、強奸了婦女，母親應該深明大義，不護犢子，積極揭發檢舉。但隻因與孩子的觀點不同，隻因為孩子跟法新社記者說了說知識青年和下層百姓在“四人幫”時期的苦難，怕給自己惹禍，就給孩子單位寫信表態劃清界限，這是母親應該幹的嗎？連“馬列主義老太太” 都未必幹得出來啊！母親的這一刀，實在紮得太深了，讓我刻骨銘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當然痛恨她，她的行為玷汙了母親的稱號，太功利，我對她寒透了心。
　　這一次又斷絕了很長時間來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麽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學校。那段無家可歸的日子，隻有遠在貴州的姐姐徐然給我來信，送來一縷縷手足的溫暖。
　　後來經過徐然的說和，母親跟我恢複了來往，可裂隙猶在。成家後很長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與母親來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黃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後奮鬥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這個反革命真不好當。別人在外麵是反革命，回到家裏還能得到親情溫暖。而我這個反革命在外麵受冷遇，回到家裏還受冷遇。
　　父母可是從不承認對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們對孩子不夠關心，他們就大發雷霆。總認為他們生下我們，是對我們的大恩大德，我們的抱怨是忘恩負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黃昏》出版後，母親還批評我書裏寫的她不真實——主要是沒有像別的吹捧文章，把她說得十全十美。其實，我已經把她美化了。
　　這個家給我造成的精神傷害是慘重的。
　　——為什麽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總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國常常感歎，年輕時如果把練塊兒習武的勁頭放在學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過得多，父親打我數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從初一起就拚命練塊兒、悠雙杠、舉杠鈴、摔跤打拳……以為自己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父親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與這個家庭有關。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異。除了姑姑和老家的親戚，我不相信任何人，連親生父母都這樣冷酷自私，我還怎麽相信外人？對任何生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戒備，是警覺。我信奉人性惡是四海皆準的真理。遇見生人總往壞裏想，不愛交際，從不主動跟人說話。在學校裏，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見人的狗，見了人就會惡叫，非常凶狠。我也是習慣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見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沒有笑臉。
　　——社交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極差。家裏來了客人，從來不讓我在場（可能是嫌我髒，嫌我嘴巴笨）。平時除了保姆，無人跟我說話。這樣總不跟人接觸，見了生人就緊張，手足無措，說不出話。父母也越嫌我不體麵，越不讓我見客人，結果毫無社交能力。上初中時，母親讓我去郵局寄東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麽跟郵局的人說。總不接觸人，總不說話，說話能力就低下。肚裏平時有的詞兒一說話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愛用筆寫。我有事向父母說時，即便在家裏，也要寫在紙上，麵交給父母，用書麵方式表達。

　　……
　　母親從1963年認識了那個病號，到1978年認識了那個科研油子，到1985年縱容秘書搶父親的東西，中間很長一段時間，她專注寫書，疏遠孩子，缺少親情。大年三十，從不說跟孩子們聚一聚，她根本沒這個意識。有好些個春節，她是一個人在外地過的。從不想想孩子們的感受。所以每逢過節，望著別人全家團圓，歡歡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過，母親的冷漠也激發了我的奮鬥意誌。沒有別的依靠，隻能自己救自己。她疏遠就疏遠，我不哀求她。她多紅，也不拍她的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發憋一口氣，非要幹出點事，來證明自己！我鍛煉身體，我磨礪意誌，我犯了紀律不檢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話寫成書，我一條路走到底……無非是在表現自己的獨立和力量。
　　我對母親的意見，也曾向她提過。在1986年2月5日給母親的信中，我解釋了為什麽給她寄《法製日報》那篇有關遺產繼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寫道：
　　媽總說：孩子沒有小羅對你好。其實，是你偏愛小羅勝過孩子。我們是多麽希望能得到一點媽媽的愛，能多多給媽媽一點愛，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場啊！
　　孩子沒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種謙恭卑順過頭的人應須小心。
　　隨著母親一年一年變老，她在變化。
　　自從我的書《血色黃昏》1987年底出版，並獲得很大反響後，對她是個震動。張光年告訴她，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寫文革寫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對她說，你兒子炸了一顆原子彈。馮牧為這本書熱情奔走，還批評了評論界。——這一切證明她當初反對是錯誤的，對她有所觸動。她開始承認了我，改變了對這本書的態度。當有人說《血色黃昏》粗糙時，她還挺身而出替這本書辯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她與秘書瀕臨絕交，我們的共同語言大大增多，她常常來電話，關心我的處境。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她數次給我家打電話，詢問我的下落，為我擔心……我們徹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了訪問學者之後，寫信請她幫忙買一本學英文方麵的書，她立刻托人去買，跑了很多書店也沒買到，結果給我捎來了四五本別樣的書，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給我來信說：
　　兒子：
　　兩年多不見了，時常想起你來。看見利利和肖肖，還有些安慰，現在他們也要走了，心裏很有些悵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記中說：
　　這個兒子在美國的花花世界裏，仍然過著勤儉樸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寫書，就是學英語。從他寄來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國內一樣穿著皺兮兮的夾克衫，一臉的倔氣，傻氣。每天自己不做飯，吃點麵包、三明治之類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難為了他……
　　字裏行間，浸透著母親的一片關愛。
　　她開始牽掛我的兒子馬驍，來信勸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別丟了中文。盡管她老寫錯我兒子的名字。
　　這一段“洋插隊”期間，母親給我寫了很多信，畢生中這是母親與我通信最勤的一個階段。過去在內蒙古草原時，從沒接到母親這麽多的信。這時候母親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跡歪歪扭扭，很難辨認，是她在重病中所寫。
　　據李叔叔說，晚年的母親經常思念漂泊在美國的我。起初是擔心我容易激動，在外麵闖禍；繼而知道我迫切想回來，又整天盼望著我能夠早日歸來。
　　她在1992年8月5日給我的信中說：
　　在閑時，常懷念你們。我已年近八十，今生還能再見到你們麽？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擁抱你們， 親小小孫兒
　　讓我心中又溫暖，又酸楚。
　　當我漂泊異域，隱姓埋名，被世人漸漸遺忘時，1993年9月她寫了一篇文章《兒子老鬼》表達了對我的思念。此時，她已經79歲。
　　據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說：母親病重昏迷期間，除了念叨妹妹白楊外，還常常念叨著我，清醒時總問：小波回來沒有？
　　……
　　孩子時代我害怕母親，隨著歲數的增長，體力的強壯，我也叛逆起來，鄙視那些向她點頭哈腰的人。缺少關愛，使我對母親產生了不滿，很少去親近她。她病了住院也從沒主動去看過，不願討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認為她腐化墮落了，該整一整。
　　特別是她後來跟那個機靈過頭的秘書廝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氣，對她十分鄙視，一肚子意見。從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沒有和母親照過一張像。除非有事，從不找她——難怪她罵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樣，能以德報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滿腔熱忱幫她辦事跑腿兒。
　　我很敏感，她對我一點點不好，都無法容忍，長久不忘。所以我對她熱情不起來，若即若離。很長一段時間，她是不合格的母親，我是不合格的兒子。她做母親失敗，我做兒子也失敗。除了文革中打砸搶過她一回，後來我又偷過她一次。
　　那是父親去世後，她縱容秘書大肆搶掠家裏的財產，我們幾個孩子自然對母親不滿。我幫助她找到了家裏一批最值錢的字畫，如數交給了她，卻不料她完全據為己有，說什麽我是第一繼承，等我不在了，你們才能繼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擔心她會與秘書私分了這些字畫。我不得不給她寄去一篇《法製日報》，寫信說明孩子與她一樣有權同時繼承父親的遺產，不存在誰先誰後。她當時在珠海，看完了信，氣得滿臉通紅，大發雷霆，罵我貪婪，白眼狼，父親剛死就與她爭父親的遺產……徐然告訴我後，我自然惱怒，決定采取行動，把那批字畫再偷回來。——誰叫你們過去偷我手稿的？這是一報還一報。自母親去珠海後，秘書把母親小紅樓的臥室大門和大衣櫃全都貼上了封條。一般都是單位辦公室裏逢年過節才貼封條，哪有在家裏貼的？封條對賊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嚇我們幾個孩子，顯示他淩駕在我們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開摩托車到小紅樓，從門上的窗戶鑽進母親的房間，撬開她的大衣櫃，尋找字畫。翻了半天也沒找到，隻好偷了她的一個照相機。
　　為此老實的哥哥背上了黑鍋——秘書和母親都說是他拿的，因小紅樓無人居住，他經常去照看。後來哥哥因一時經濟拮據，向我借錢，我送給了他100元，以表內心的愧疚。29年來這個秘密從未對任何人說，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誠摯的道歉。
　　我雖然很壞，又搶又偷又騙，不是好兒子，可是在我獰惡粗野的外貌下麵，在我的內心深處，對母親還是依戀的。三年困難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能重新回到母親肚子裏，不再挨餓。青春期時，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親那樣的臉型和相貌，圓乎乎的。
　　我對母親的感情非常複雜，難以用幾句話說清楚。對她的美好，我戀她；對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愛撫，就用恨她，冷淡她，疏遠她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她給了我生命，給我很多敏感的氣質。我病危時拯救過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後，又幫助過我，使我愛她。可她不關心我，不把我當回事，還動不動就跟我斷絕關係，讓有人認為她不是我親媽，深深地傷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親有多少毛病，怎麽缺少母愛，理智告訴我，她還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時刻，她沒有窩在大城市北京過舒適安穩的小日子，卻來到抗日戰爭的第一線——臨近京津保，鬥爭最為殘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區。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髒的廁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著生命危險四處奔走，完成上級任務。雖然她身邊的戰友三天兩頭犧牲，雖然她很怕死，卻沒有當叛徒、逃兵。——她一點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藝老戰士差！
　　而她的第一個丈夫，後來的著名學者張中行此時卻坐在北京的書齋裏讀書，做學問，毫無生命之虞。——但母親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英明的。她若跟學者張中行生活，隻會是個家庭婦女的下場，絕無後來的成就。
　　這是她生命中第一個亮點。
　　母親戰勝病魔，苦熬數年，寫出了《青春之歌》，不隨文壇寫工農兵的主旋律，大寫一個女性知識分子，一個有濃厚小資情調的成長中的人物，一個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獨樹一幟，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全國的轟動，這是她生命中第二個亮點。
　　走出極左桎梏，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晚年為徐明清、王漢秋、胡開明等人奔走呐喊，為受壓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後的亮點。
　　母親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種缺點，也犯過錯誤。她寫過失敗的作品，對孩子缺少關愛，看錯過人，被別人當槍使過……我在本書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輩子，幹出了這三個亮點，足矣！
　　母親的身上有很多麵。既有正統馬列主義的一麵，又有自由化的一麵；既有善良的一麵，又有無情的一麵；既有坦率的一麵，又有虛偽的一麵。可不管有多少麵，她一輩子幹出了這三個亮點，打不倒矣！
　　父親去世後，一次我去看望她，臨分手前，趁她心緒不定，我鼓足勇氣，吻過她臉一次。母親當時像觸了電，全身抖動，幾乎流淚。可是當她漠視我的時候，說我壞話的時候，我又極其憤怒，在外麵我能受委屈，在家裏卻受不了一點委屈。我是個愛也極端，恨也極端的壞兒子。
　　自從母親離開了那秘書，她恢複了正常，恢複了堂堂正正，我對她再也沒有什麽意見。她的晚年可以說是個完全合格的母親。樂於助人，通情達理，富有親情和母愛，無可挑剔。她的正義感噴薄而出，為老百姓幹了幾件很值得稱道的好事。臨終前幾天，她在昏迷中還不斷地呼叫著白楊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動。所以望著在痛苦中熬煎的母親，我數次難過得撲簌簌流淚。
　　她走後，我給她戴了3個月的黑紗。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頭，夜夜伴隨著自己。
　　我悲痛過了頭，變成了母親的一條狗，對所有傷害過她的人，發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傳染給蕾蕾，再又傳染給母親的人，麵對麵地發泄了強烈不滿；對徐然的小女兒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濃妝豔抹，提出了批評；對有違母親遺囑的提議，哪怕是一點點變動也堅決反對；對母親愛過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嗬護……
　　年輕時，我和母親衝突不斷，多次斷絕關係，但後來終於彼此相濡以沫。現在母親沒了，除非夢中，再也無法相見，一時間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虛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親就心如刀割，潸然淚下。
　　母親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歡我，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可是身後，我卻能永遠地和你廝守——你的木盒子就擺在我的電腦桌旁，隨時都能看見。
　　我把母親的照片掛放在各個房間，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間房裏，任何一個地點都能看見她。
　　母親的幾塊骨骸就放在一個小鼻煙盒裏，去美國打工時也陪著我，放在枕旁。
　　母親的大床我已經睡了10年，中間凹陷，有個坑了，還要繼續睡下去。
　　母親的寫字台，早已過時，又窄又小，桌麵開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親的病曆、X光照片、掛號證、藥盒、假發、眼鏡、小鬧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數保存……隻是後悔當年忘了把母親的頭發剪下一縷，留個紀念。
　　我曾說過，下輩子如果當兒子，還當她的兒子。盡管當她的兒子很苦，得到愛撫不多，生了病不會精心照料，長身體階段回家吃不飽，當了反革命還要跟你劃清界限，有個風吹草動就向單位寫信表態支持處分你，結婚時不會給很多錢……但還是願意給她當兒子。因為我是從她肚子裏出來的，沒有她就沒有我，我聞慣了她身上的氣味。骨血相聯，從腳氣、不能喝酒、近視帶散光，到好衝動、神經敏感、為寫書啥都不顧等等，全來自她的遺傳。
　　物稀為貴，她那稀微的母愛正因為少，才更難忘，更不平凡，更有嚼頭，回味無窮。
　　這一輩子，我所遇到的幾次大災大難，都是她出麵幫忙救了我。我認了自己有個這樣的媽。苦點就苦點，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歡就不喜歡，讓人認為我不是她親兒子就讓人認為，應該知足。即使她一點不愛我，她一生幹出了那三個亮點，也值得尊敬。何況，晚年她又給了我很多的關愛，臨終前還多次呼喚我……足以彌補了過去的欠缺。
　　有這麽個媽比沒有要強多了！
　　如今，母親已經離開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靈飄浮在蒼穹中的哪一個遙遠的角落。不過，她生前用過的很多東西還在陪著我，繼續散發著母親溫暖的體溫。10年了，母親的粗毛線帽子我冬天還戴，母親的尼龍襪和肥褲衩我偶爾還穿，母親的大羽絨服我午休時天天蓋。母親擦過的口紅，我雖不抹，卻也保留了10年。一聞見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親身上的芳香。
　　母親在我的心目中是美麗的。那大圓臉、金魚眼、扁鼻子、闊嘴巴都極有韻味，潛藏著慈愛，百看不厭。
　　我忘不了內蒙古草原，我在那裏被整得眾叛親離，屁滾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親，75歲之後返璞歸真，還原為一個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歲，胡子拉碴。
　　10年了，這個讓我又恨又愛的母親還時不時在夢中與我相見，還常常讓我鼻酸欲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