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 |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 - 高爾泰和他的《尋找家園》

2001年八月去美國旅行，因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個姓魏的朋友帶到了新澤西州一個風景如畫的住宅區。它遠離鬧市，幽靜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稱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歲了，還要自己開車到幾公裏遠的地方購物。幾年來，高爾泰就在這裏讀書寫作，過著隱士般的生活。

就是這個阮太，無意間說到高爾泰是她家的鄰居。對於關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爾泰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人們對於他的敬意來自於他在社會上兩度曇花一現。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論美》一文中，高爾泰提出了主觀美學的觀點，挑起了一場美學大辯論，並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麵，除了繼續表達因為五十年代不能在場而沒有表達完整的美學思想，他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的文章，開啟了一代青年與學人；另一方麵，當人們對潮水般湧來的新思潮應接不暇時，他始終以理性主義的精神，對於保守與創新、西方與東方、世界與民族等重要問題發出撥亂反正的聲音，並因此在“反精神汙染”中受到批判。中國現有的美學史或者文學史，不知道會不會給他的著述一點兒篇幅，或者隻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幹脆連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輩人以及同輩人朱光潛、宗白華、蔡儀、李澤厚等等，他們的名字和著作，卻肯定會遠遠比他輝煌和隆重。

我對高爾泰的敬意還不止於此。從九十年代中起，我從海外複刊的《今天》雜誌陸續讀到高爾泰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的係列散文。雜誌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過把癮，一口氣讀完，再讀第二遍，然後從心底裏感歎：高爾泰就是高爾泰！

所以當吃完了阮太包的餃子，說打電話給高爾泰時，我又高興又忑忐。因為一直以來都有人說，這個人有點兒怪！不知道電話那邊都說了些什麽，總之，阮太說他讀過我的文章，很願意與我見麵。這已經足夠讓我受寵若驚了，盡管見麵必須在晚十點以後。因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郵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時正在休息。

早聽說高爾泰瘦，現在還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長的頭發紮在腦後，一副仙風道骨的隱士模樣。他迎出來，訥訥的，有幾分拙，加上聽力不好，說話聲音特別大。也像是有人曾經說過的，沒有一點兒所謂知識分子駕勢。一個曾經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裏去過的朋友說，那時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麽家具都沒有，窘困到買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數他的經曆，出生和讀書都在江蘇，畢業後工作在蘭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被送到甘肅省夾邊溝農場，一九六二年結束勞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八二年，四年間他在蘭州－北京之間打了個來回，然後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動蕩的生活，怎麽容得下一個安穩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幾呀的地方，房間仍然是空蕩蕩的。他說，這樣方便畫畫。我恍然，噢，他不隻是美學理論家、作家，還是個畫家。後來讀了書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學畫的，可偏偏在美學上出了名，歪打正著地，他一寫文章就招災惹禍，一畫畫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畫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離了奪命的夾邊溝。

我們之間惟一的聯係是在同一本雜誌上發表散文，對於他的文章除了讚美還是讚美，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麽。他告訴我，他正在寫《尋找家園》第二部，已經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帶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經有幾個人與他聯係，但出於信任，他願意由我做這本書的代理，我深知這份托付的分量。因為不用電腦寫作，稿子隻有一份，我們商定，第二天由阮太開車去複印並寄到我下一個落腳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第一次通讀了《尋找家園》的全稿。本來難以忍受的行程，因為閱讀的投入變得不值一提。我意識到，這是我編輯生涯中遇到的最有價值的作品。在這本書兩年多編輯出版的過程中，我反複地讀《尋找家園》，也反複地讀高爾泰這個人。他的著作讓人聯想到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而著作中的他，又讓人聯想到帕斯捷爾納克。對於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知識界來說，高爾泰實在是一個異數。

高爾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夾邊溝農場的日子不用說了，“文革”中，他從敦煌被抽調到酒泉辦展覽，體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帶著女兒被下放到農村，因為交通不便病倒了無法醫治，當他用了三天時間趕到時，隻來得及看到她的遺體。妻子死時懷著八個月大的胎兒，留下個三歲大的女兒。從此，他帶著女兒，顛沛流離，吃盡了苦頭。這個苦命的孩子最終沒有逃離母親的命運，重點中學免試保送的成績，卻上不成大學，九十年代初死於非命。母女倆死時都隻二十多歲。高爾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維持了十五年，其中為離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時間塞北江南，相隔萬裏，如果按每年見一次麵，每次一個月算，加起來一共八個月。離婚後兩個女兒跟母親，如今女兒已經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碼有十五年沒見過麵。中年覓得知音，再婚卻困難重重，婚後雖心心相印，但貧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險些丟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當作命運的恩賜領受下來。

世俗生活的孤苦對於一個思想者來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絕對孤獨。《論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與苦悶寫信給傅雷，讓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書記打通思想：口口聲聲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證明了，就在眼前，你卻視而不見，難道是聰明的嗎？因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於是奮筆成就了《論美》。完成之後，他曾就教於當時西北師範大學院長徐褐夫，這位來自於莫斯科大學哲學係的教授，雖然態度極為誠懇，但是觀點卻讓他無法苟同。文章作為批判的靶子刊出後，大名鼎鼎的朱光潛、宗白華、侯敏澤等美學權威都發表了批評意見，直至被別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與唯物上升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怎一個“地老天荒無人識”！

中國幾十萬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壓垮的有之，劫後輝煌的有之，輝煌之後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爾泰，劫難宿命般地追趕著他，卻絲毫沒有磨鈍他觸摸自由的敏感神經。與我們需要經受覺醒的鎮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十五歲，帶著山裏少年的野性本色，他從家鄉封閉的山裏走進一個個同樣封閉的邊遠小城。他拒絕幾十個人把同一個模特畫得一模一樣。他不明白，為什麽他的拒絕會成為一個“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愛的呂去疾先生居然和別人說一樣的話。十六歲，讀《大衛•科波菲爾》，他評價說，很美，很生動，但不深刻。理由是，密考伯最後當了印度總督，但沒一個英國人問一問，英國有沒有權力統治印度，如果是俄國作家，一定會弄一個人出來問一問的。十九歲，他自問：“為什麽自己的命運，要由一些既不愛我、也不比我聰明或者善良的人們來擺布？”二十歲，他挑戰權威，開拓了中國美學最富生命力的學派。從大自然的懷抱中走出來的少年，沒有偶像，沒有權威，沒有導師，他的精神家園是自給自足的。為了偷吃幾顆沙棗，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懼，而是“想到在集體中聽任擺布，我早已沒了自我，而此刻，卻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動，一種驚奇，一絲幸福的感覺掠過心頭。”（《正則藝專》《唐素琴》《論美之失》《沙棗》）他始終夢想的，是與世界同一的自由。自由對於他來說不是政治的，不是意識形態的，甚至也不是打壓後的反彈。“美是自由的象征”——他在審美的層麵上追求自由。自由是超越一切的。他並不想與誰或與什麽對抗，但不屑的高傲，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

沒有呼天搶地的大悲憤，也沒有傷心欲絕的大哀怨。與他的美學理論一樣，他從感性出發，回歸本真的人性。同是回憶錄，從材料的選擇，細節的捕捉，到敘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於個人經曆的自傳，更有別於在意識形態框架下批評意識形態的庸俗社會學文本。

他寫饑餓：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下來的湯汁裏帶著木纖維、木腥氣和鋁腥氣。”（《沙棗》）

他寫寒冷：“虱子怕冷，都離開冰冷的衣服，到幹燥的皮膚上來爬，渾身奇癢難熬。不得不時時扭動身體，使衣服和皮膚互相摩擦，幹擾它們的行動。”（《風暴》）

他寫死亡：一個為湊數而被打成右派的獨生子，瘦得衣架似的，頂著守寡的母親寄來的引人注目的藍色大皮襖，下擺空蕩蕩的直透風，怕磨出白印，不舍得捆上根繩子。“……看到他在前麵走，居然在腰間束上了繩子。到底還是想通了！我很高興，趕緊追了上去。他回過頭來，竟是穿著藍皮襖的另一個人。那人告訴我，龍慶忠已經死了。接著穿這件衣服的人後來又死了。這衣服到他手裏，已經幾易其主了。”（《藍皮襖》）

他寫麻木：為了避免抵觸而挨批，夾邊溝的人創造了舉世無雙的笑——“眼睛眯著兩角向下彎，嘴巴咧著兩角向上翹，這樣努力一擠，臉上橫紋多於直紋，就得到了一個笑容。”還有舉世無雙的跑步姿勢——“抬著筐一聳一聳地在全部都一聳一聳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從這怪異的笑容和姿勢中，“不論如何，我相信，絕不會有人讀出，這就是幸福的符號。”（《幸福的符號》）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太多淒慘的故事，因此有了太多催人淚下的文字。然而，靜夜讀高爾泰，覺得血管脹得鼓鼓的，血液被激蕩起來，仿佛能聽到到撞擊心髒的聲音。但是，眼睛卻是幹澀的。麵對如此訴說，淚何以堪！情又何以堪！！

不隨俗，已經不易。不從雅，則更不易。不管是被尊為“旗幟”，還是被貶為“靶子”，他原本不應該是默默無聞的。與另一些聲名遠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識分子不同，高爾泰的輝煌是貨真價實的，有他雖不是迭宕浩繁但獨樹一幟的文字為證；有他雖沒有流行的效果但潛在而持久的聲望為證；同時，高爾泰的甘於落寞也是實實在在的，有他從“反右”到“文革”以至到八十年代長達三十年非凡的際遇為證；有他從九十年代初至今長達十幾年隱士般的生活為證。但是，不管是大起還是大落，不管是行文還是為人，高爾泰沒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聖徒般的悲壯，也沒有“風蕭蕭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訴，但不止於個人的悲苦；他驕傲，但同時也有悲憫；他敏感，但不脆弱；他惟美，但並不苛刻。

《尋找家園》裏描寫的人物，有一直愛戀他，卻時刻讓他覺得“正確得可怕”的唐素琴；有為了保護他，燒毀了他的日記，在私下裏與他串供的管犯人的犯人安兆俊；有先揭發了他，隨後也成了右派，跳樓自殺的上海人孫學文；有打人成性，最終被他打服了的工人階級王傑三；有省公安廳有恩於他的政工幹部丁生輝和東林……在高爾泰的筆下，每一個都像一幅肖像畫，在我所看到的寫實性描寫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真實更準確地通過一瞬間極小的細節，把人物活生生地刻畫出來。

他懺悔，在全國性的大饑荒正在蔓延的時候，他卻在畫桌上魚肉酥脆流油，饅頭熱氣騰騰，男女老少個個滿麵紅光笑口高張。“我一門心思製造效果，致力於細節逼真，氣氛熱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謊，是在擴大災難……變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隨意使用的工具，變成了物……”對於他的懺悔，你不由自主地想為他辯護。一邊是作為物質的生命的極限，一邊是作為精神的尊嚴的極限，有誰能夠恰如其分？然而，你意識到，當你試圖為他、實際上也是為自己這樣辯護的時候，清白，聖潔，高貴，這些本來就難以企及的品質、品格、教養，就會離我們更加遙遠，成為了昨日的精神。

在這樣的閱讀中，我理解了在北美與他親近的北島、李春光這些朋友，何以接受了高爾泰的“怪”。正是絕無嘩眾取寵之心與諂媚之態，成就了他卓而不群的品性，也注定了他絕然的孤獨。他的聽力不好，每次通電話，對我都是一次奇特的經曆。我說，他的妻子小雨聽，再湊近他的耳朵大聲地轉達。著急的時候，他會搶過話筒，但我的應答他還是聽不見，更著急，又把話筒再傳給小雨。完全可以想象，他的與世隔絕，他的不通世故，他的任性，怎樣使朋友們哭笑不得。像是曆史的疏忽，轉眼間高爾泰已經是一個老者。但不是返老還童，他一直就像個孩子。如同不忍褻瀆赤子的純粹與率真，朋友們也不能不原諒他的不食人間煙火，雖然時有抱怨，卻又情願被他累著。

之所以寫下以上的文字，因為在那個夜晚的零點時分，他對我熱烈的鼓舞和殷切的重托。但又不僅於此，還因為，他承受了無邊痛苦的生活，以及追求真理的言說。即便是拋開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會的價值不說，僅其文學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尋找家園》與現世許許多多號稱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許多。在為這個沒有大師的時代而感歎的時候，但願，同時作為美學家、作家、詩人、畫家而存在的高爾泰，以及高爾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們得到些許安慰。

選自《半生為人》，徐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