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國內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她曾是一位翻譯巨匠，擔任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首席翻譯官，她譯製的《廊橋遺夢》不知滋養了多少西學貧乏的中國青年。但她卻特別排斥“翻譯家”這個名號，更不願被人提起她曾是毛主席的翻譯，別人疑她“有反骨”。
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曾接待過尼克鬆、基辛格以及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的多次訪華工作。還在美國十幾所大學演講。但她卻最不願被稱讚為“外交官”，別人說她“太清高”。
她還是一個讓父母無比自豪的女兒，文理俱佳，成績優異，從小到大一路名校畢業，在清華大學中受業於錢鍾書、楊絳，錢鍾書還為她指導畢業論文。但她卻帶頭發起學生運動，號召畢業生不寫論文，工作後又早早“淡出”了體製，更差點與父親斷絕關係。別人指她“大不孝”。
但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想聽她說話，想聽她言辭激烈的針砭時弊，想聽她慷慨陳詞的宣揚“啟蒙”，想聽她娓娓道來的回憶往事。但卻很少有人能覺察到，其實，她並不是在演講，而是在悄悄進行著一項，足以撼動全中國的驚天偉業......
她，就是資中筠。
1930年，她出生於上海，這是一個鍾鳴鼎食之家，家門顯貴。父親資耀華，是民國著名的銀行家、金融學家。“中國銀行”這個名號，就是由於他的建言才能得以保留。國民黨的蔣介石說他：“抗戰有功“。而共產黨在其訃告中也說他：“對共和國的建立有襄讚之功”。
母親童益君，是一位有著驚人，數學頭腦和邏輯思維的知識女性。他們將3個女兒都培養成了，各領域卓有建樹的佼佼者。
1970年，資中筠與女兒在河南幹校時合影
二妹資華筠是著名舞蹈家，其50年代表演的“飛天”、“孔雀”，幾乎無人不曉；小妹資民筠知名教授，是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和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會員。
1941年全家在天津，後排左一為資中筠
而她，是三姐妹中最為優秀的長姐，承載了父母最大的期望。也許正是因為，在這樣過於耀眼的家庭中成長，才讓她日後的路，先是一帆風順後又充滿了“坎坷”。
資耀華、童益君夫婦與女兒資中筠、資民筠、資華筠
她從小品學兼優，如溫室花朵一般，文靜美好，纖塵不染。學業突出，在藝術上也頗有造詣。她自小與鋼琴結緣，師從劉金定先生。剛一中學畢業，就舉辦了一場，個人鋼琴獨奏會，小小年紀，就能演奏，巴赫、肖邦、貝多芬、舒曼等世界名曲。雖經逢亂世，卻依然能過著，歲月靜好、琴聲書影的桃源生活。
青年時代彈鋼琴的資中筠
但這樣一潭靜水的日子，在她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時，出現了漣漪。1949年，她正上大二，北平城已解放，清華園中播放的歌曲已換成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學生們受到新中國感召，全都無心學習，大批學子紛紛南下工作，以期報效祖國，而她身雖未動，心已走遠。
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的宣傳口號
1950年，抗美援朝，校園裏更是流行著：“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了”這樣的“熱血呼告”。作為班長的她再也坐不住了，甚至都不顧及自己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錢鍾書的建議。她開始發動全班向係主任請願：要求取消畢業論文，之後，她又動員全班女生，在一個清晨爬到教學樓頂，“在紅旗下宣誓”“把一切獻給祖國”。這些舉動讓很快她成為了，當時清華大學的“學生進步領袖”。但就算是如此“進步”，也擋不住後來父親被打成，“大奸商”“裏通外國”，她再也不是“根正苗紅”了，就是在這樣逼人眩暈的紅色浪潮裏，她被分配到政務院工作。由於父親被批鬥，她在單位裏備受壓力，一再被教育、被洗腦，組織要求她揭發父親，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出，父親有什麽“反動的”言論？
環境竟要把她逼迫到，要“斷絕關係”以明誌。心高氣傲的她，縱使再不願意，縱使明知這會成為她一生的痛，她也不得不與疼愛她的母親、儒雅博學的父親“劃清界限”，與家裏的兩個親妹妹“保持距離”，“文革”“右傾”意圖斬斷她的血脈親情。但她默默發誓，終有一天會將這段曆史說與後人，是非對錯，將由世人評說。在那個紛亂的時代，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她本應默默無聞的過此一生，但組織一聲令下，又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由於當時中國急需外交人才，而她過人的語言天賦，使她被分到了外事部門，從此，她便開始了，近三十年的外事工作生涯。
1958年，她作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被派駐歐洲，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工作，在這裏，她結識了此後一生的伴侶——陳樂民。
如果世事安穩，她也可以和丈夫，在國外過著無擾的悠閑生活。但命運使然，她注定與安定無緣，注定要在日後回到中國掀起波浪。
1959年，中蘇關係惡化，中國代表處也逐步撤出，她與丈夫也隨代表團顛簸回國，之後，她擔任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翻譯。在她的印象中，周總理記憶力驚人，能夠記住每一個服務員的名字。這段為最高領導人翻譯的經曆，成了她後來為人知曉的標簽，卻也是她最不願承認的“標簽”。因為她一直認為，自己“誌不在此”。但那時的她卻不知，她真正的“誌向”，卻能大到日後影響全中國！
她本應一直做個傑出的翻譯，或是外事工作者，或是鋼琴家，或是文學家，無論哪一樣，以她的資質，都會是行業翹楚。但後來的“文革”，紅潮翻覆，人生的起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隨著“一號戰備令”的下達，她被下放至一個勞改農場，從此放下了書和筆，開始了“田園布衣”的村野生活。
她一直是家人捧在手心的明珠，是積極進步的“學生代表”，是單位工作的骨幹。她有骨子裏的好強和驕傲，但在五七農場，在農村，她的才華無處施展，她的抱負，在田地、莊稼麵前顯得太虛幻。那段時期，她一直覺得是“身非我所有”。就在她以為一輩子都要與秧苗為伴時，命運再一次出現了轉機。1972年，隨著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開始破冰，緊接著尼克鬆訪華。此時的中國外交部急需一位精通外文、深諳中美曆史的翻譯，而她，正是不二人選。於是她再度被啟用回到中南海，主管對外工作。
但此時再入仕途的她，已不是當年少女，她更冷靜，也更超脫，對於政治也有了另一番思考。眼見“文革”愈演愈烈，理性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崇拜和盲目從眾，她開始擔憂：“這個國家的邏輯太荒唐了”。此時，一顆“疑問”世事的種子，開始在她心裏生根。
文革結束後，她與丈夫主動提出請調，要離開外事單位，去科研所工作。這在當時看來是近乎瘋狂的決定。要知道，外交部可是位高權重的重要部門，而研究所則是無人問津的“清水衙門”。放著大好的前途不要，偏偏要去過清心寡欲的書齋生活。但她卻不顧外界的流言蜚語，離開的無比堅定。經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麽。
丈夫陳樂民 ，歐洲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
在駐美研究所期間，她重新拾起了文學的筆，創辦了中華美國學會，還擔任起《美國研究》雜誌的主編。也是在這段時期，她翻譯的《廊橋遺夢》傳播國內外，使她聲名鵲起。
但她並沒有借此衣錦還鄉，而是繼續選擇留在研究所，搞學術，寫文章。她始終認為，自己不是“翻譯家”，而是“學術工作者”。翻譯隻是消遣，自己的主業是：研究現世問題，探討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何守住人格和國格的完整，如何追求心靈的自由。其實，她一直堅持的是真正的士人風骨。
1988年，資中筠先生在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工作時所拍
也許是經曆了,太多“文革”時風雨如晦的壓抑，她對這來之不易的平靜生活格外珍惜，終於能“我筆歸我有”了。她說過：“70年代末，隨著新時期的到來，人性、良知、真善美的追求都在複蘇”。那時候的她認為在美國搞學術研究，是她人生中最為放鬆和自由的時光。
但當時她萬萬不會想到，待20年後，在她兩鬢霜發時，才是她恣意談古論今、真正影響中國之時。
在周有光先生《從世界看中國》讀書會上
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後，她開始走入了中國大眾視野，並開始了大量的自由寫作，還曾與易中天，韓寒，以“所謂文化大國”為主題進行了討論。近二十年來，她在報刊雜誌和互聯網上，發表了大量的散文、隨筆、雜記。
一開始，她是以一種追憶往事的態度，回顧經曆過的波折和苦難。但她並不是一個，傷春悲秋的文藝寫作者，她也不是一個，沉溺於過去的哀悼者，她是一個戰士，一個曾見過中國的“國難”，體會過人間冷暖的文學鬥士。“文革”的經曆告訴她，軟弱和視而不見無法拯救自己，更遑論拯救中華民族和我們這個國家，隻有坦蕩直言，才有希望救國、強邦。
她不是政客，不是軍事家，三十多年的研究所生活，甚至讓她遠離了“體製”。麵對各種言論和媒體，想探討國情、提出質疑，那是難上加難。但她知道她還有手中的筆！清華的天之驕子、翻譯家、下放、父親被批鬥、平反、退居他鄉、重歸故裏......一幕幕，都在這個耄耋老人腦海中重現。於是，她寫下了《治安策》，寫下了《鬥室中的天下》，寫下了《老生常談》......她言論中的真知灼見讓聞者無不感懷。知識分子並不少見，而敢於說真話、揭傷疤的知識分子是少之又少，大家尊稱她為“資先生”，不僅僅是因為她豐厚的資曆，也不僅是因為她通貫多領域的才華，更是因為她的氣魄、遠見和那顆深沉的愛國的心。
大家都為這樣一位“有堅守”的知識分子所折服。她也成為了，“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
隻有經曆過，才能如此深刻。在她的筆下，她毫不避諱，言辭激烈，有些更是一針見血，揭開了中國的最痛的傷疤。
她在《記餓——“大躍進”餘波親曆記》中，就詳細的描寫了當時全國饑餓的慘狀。她以己為例，述說當年懷孕時，趕上“大躍進”後三年困難時期，那時的國民，不隻是食不果腹，而是家中連一粒餘糧都沒有。
她完全沒有一般孕婦挑食、嘔吐等反應，那時的記憶中就隻有饑餓。偶爾吃上一次同事家做的小米粥，烙餅攤雞蛋，就讓她覺得是，人間美味，“終生難忘”。
1963年肉票
1966年全國通用糧票
她和丈夫都因為長期饑餓患上了浮腫，丈夫有一次因為餓的腿軟摔到水溝裏，差點就被淹死。而鄰居跟她說，鄉下家裏餓死了人的事情時非常平靜，沒有眼淚、沒有歎息......不是他們不近人情，而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人人自危，餓殍遍野，誰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著捱到明天。
那段艱難的曆史，當時中國是嚴禁對外聲張的，因為要維持“國家形象”。更諷刺的是在那個“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中國代表團出國開會時,無論男女竟被要求,必須在臉上化妝，以“遮蓋菜色”，不惜一切都要保護好國家“繁榮昌盛”的形象。那段讓人含淚歎息的曆史，那些大家不願去觸碰的傷口，一直都讓世人諱莫如深， 可她卻偏不!
她說要刮骨療毒，就必須將傷口揭開。“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於是她筆耕不輟的寫，寫以前的中國，也寫現在的中國。她用詞之狠、下筆之絕，被人稱為是“八十歲的老憤青”。
她說：“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學界，文化，新聞沒有全腐敗。而現在各行各業都腐敗，見慣不慣”。
她說：“中國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她說：“報紙越幹淨，社會就越肮髒”。
她說：“我們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了！”
她說：清華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毀之”。
她說：“中國的兒童都學傻了，我們的教育從根兒上腐敗了”。
她還說：“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
她說了太多太多，每到一個地方，每到一所大學，她都不停的講，每一次演講都會引起巨大的關注，她拋出的每一個觀點，都能掀起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
為什麽我們的孩子越來越缺乏了創造力？
為什麽幼兒園的費用比大學要高？
為什麽我們談了這麽多年的愛國，卻沒有人能說出愛國的內涵？
為什麽我們國家的愛國人士，很多都是倒在了自己人的鬥爭中？
為什麽我們一邊高唱言論自由，一邊又不允許文化傳媒的批判？
她討論的話題，直指中國文化內核的要害，每一個都觸及中國文化的根，每一次演講都如平地驚雷，每一篇文章都犀利而深刻。如果說她的目的是演講，那她成功了，她的講詞精辟深邃，引人沉思；但她的抱負絕不僅僅隻是當一個傳道者，她還有更大的計劃，這個計劃足以撼動全中國！
那就是她要讓中國人覺醒！讓中國人撥開現今經濟迅速騰飛的迷霧，在這個一切都隻“向錢看”的社會裏，看清我們國家內核裏最脆弱的部分，找出中國現在缺失民族文化、信仰的原因。她原來是想當一個殉道者，一個引路人，以自己的暮年安穩生活為代價，振臂高呼，她希冀得到國人的注意，讓整個中國不再諱疾忌醫，不再對走過的彎路三緘其口，讓中國文化重新崛起，讓中國人民重拾信仰，這才是她要做的驚世偉業！
她的著作中，最讓人深思的，就是對“中國模式”的質疑。她在《也談·“中國模式”》一文中，對近年來國人們所樂道的“中國模式”進行了冷靜的分析，潑下了一盆冷水。
她說“與其高唱中國模式，不如低頭尋找中國道路”。甚至，她還拋出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惑，提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究竟在哪裏？”
她“罵”中國當下的教育之勢力，“罵”社會道德之退化，“罵”文人之銅臭，“罵”體製之黑暗。
她談論“愛國”，告訴我們什麽是“偽愛國”。
她談論“思想”，說“唯有思想是錢砸不出來的”。
她談論“公益慈善”，說“中國的公益會因噎廢食”。
她談論“啟蒙”，說“中國需要再啟蒙”，“現在的中國是偽現代化”。
她談體製、談文化、談國際、談政治、談教育、談民生......言論之大膽，觀點之犀利，現今中國，無人敢出其右。
資中筠在“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國際視角”的國際論壇上發言
可隨著她的名字被越來越多的人熟知，隨著她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質疑和非議也鋪天蓋地而來。有人說，她是在炒作；有人說，她是在無病呻吟，談論的問題都是隔靴搔癢；還有人說，她一把年紀，不頤養天年，反而出來裝學者，招搖撞騙......
何其哀哉！80多歲高齡的她，發已白背已駝，在講台上，能明顯看出講說時間一長，她的身體便支撐不住了，持演講稿的手也會微微發抖。她知道自己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
薄暮之年的她，痛恨媒體的斷章取義，多次表示不希望擴大宣傳。
2015年9月，85歲的資中筠在湖北十堰鄉村幼兒園考察幼兒教學情況
她是性情中人，要她違心說話，是極難的，而要她閉口不言，也是極難的。她的文章有“戾氣”，更有“底氣”。先生既是學者，又是“良醫”。醫者仁心，文人“痛心”。
她以筆為刀，誓要劃破民族文化腐爛的瘡疤，讓假仁義和偽進步無處遁形。
她登台授教，不顧自己87歲的高齡，一遍遍為曆史和真理發聲。
她追求自由，不倚靠舊時的至高名譽，而決意為“真正的誌向”奉獻一切。
2017年，她出版了音樂自傳《有琴一張》以緬懷過去
何為“文人風骨”，何為“憂國憂民”，在先生身上可以找到答案。曆經“文革”洗禮，半生顛沛流離，歸來仍一腔熱血；不忘舊時遺恨，思索救國良策。以一己之力，力挽時代飛速發展之狂瀾，一遍又一遍讓中國：“慢一點”，“穩一點”，“淨一點”。
一聲“先生”，一生奉獻；為國為民，揭瘡敷藥；時代負我，而我報之以大愛，流言謗我，而我回之以淡然。先生一輩子光明磊落，才能如此敢言敢行，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的”；這樣的老人，才是讓吾晚輩甘心聆教的智者。
這時代，太浮躁，這世界，又太喧囂；讓我們一起坐下，傾聽她來自“舊時”的聲音，重溫中國往事，指點激揚江山，語重心長，鞭辟入裏。這才是中國學者應有的風範，這才是值得國人點讚的女神！
她說：“中國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她說：“報紙越幹淨，社會就越肮髒”。
她說：“我們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了！”
她說：清華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毀之”。
她說：“中國的兒童都學傻了，我們的教育從根兒上腐敗了”。
她還說：“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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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一句話沒讓她說：這一切都是中共造成的！
她是一個真正希望中華民族進步的人。
我也是，但同時我還是一個膽小鬼，逃跑了，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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