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的婚姻如何演變為孽緣 （ZT）

李銳一生中，有四段婚戀經曆。其情感生活的不盡波折和苦難，皆與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可謂若幹曆史的折射與照影。迤邐回顧，發人思省。

 

 

重慶的洞房

 

李銳的第一個愛侶，是武漢秘密學聯領導成員之一的萬國瑞。“一二．九”運動中，萬是漢口女一中的學生，但卻擔任了該市學生大遊行的總指揮，可見其英武與颯爽。1936年她考入武漢大學化學係，同高兩班的秘密學聯負責人、機械係的李銳接觸更多。誌同道合，並肩戰鬥，彼此漸生愛意。

 

由於找不到黨，以李銳為首的學聯中最積極分子，醞釀建黨，於1937年2月自發建立“中國共產黨武漢臨時支部”，萬國瑞是9名成員之一。這年春天，李銳和萬國瑞先後秘密離開武漢大學，到北京找到黨組織，他們的黨籍得到認可。

 

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銳住處搜查出進步書刊，將其逮捕。李銳佯稱自己從長沙來北平考大學，書刊是一個剛回老家的同學放在這裏的。敵人查不出其底細得到釋放。在這段顛沛和動蕩的歲月裏，李銳與萬國瑞經曆了驚險加熱戀的革命浪漫，從此雙雙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間，李銳為萬國瑞起了個化名“楊純”（延用終生），以紀念兩人純潔之愛情。

 

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李銳、楊純和一批流亡學生撤往濟南，參加了省府組織的培養抗戰人才的青年訓練班。繼而李銳隨中共山東省委轉移到泰安，萬國瑞並一批女生去了濟寧。分別前，李銳將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為李銳。所以取“銳”字，是“銳”、“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從此，這對革命情侶失去聯係，天各一方。1938年3月，李銳以山東平津流亡同學會代表的名義，到武漢參加全國學聯大會。其間還拜見了馮玉祥、沈鈞儒、王昆侖、許寶駒、羅隆基等名人，為流亡學生募得一筆捐款。由於山東泰安等地都已淪陷，被中共長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轄的第五戰區開辟青年工作，任該地區青年救國團總負責人。徐州突圍前，李銳率救國團部分人員赴東北軍於學忠部，組建戰地工作團。在突圍過程中，部隊被打散，李銳突圍出來，從蘇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廣州，回到武漢。接著受中共長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負責青年工作，任省青委書記。

 

武漢淪陷前夕，大批進步人士和團體撤到長沙，李銳頻繁接待。其間，原武漢秘密學聯領導成員、懿訓女中的範元甄，擔任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抗戰演劇九隊的負責人（為地下黨支部書記），與李銳邂逅。他倆在“一二．九”運動中便已熟悉，有時在東湖泛舟聚會，有時去教堂布置任務，過從較多。“大江東去浪滔滔，似火青春萬丈苗。”（此句並以下未注明詩詞，皆為李銳舊作——筆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戀之情。未久範元甄調去重慶《新華日報》當記者。李銳在信中要求範元甄給他半年時間，尋找楊純；如果找不到楊純，兩人再發展關係。範元甄反對這一動議。因為李銳的俊朗帥氣，特別是他的革命膽識、才幹和理論修養，都使她傾心。盡管範元甄不肯許諾“等待半年”，但她還是真誠、友善地打聽過楊純的消息，隻是沒有結果。或許，這正是她期望的結果。

 

1939年夏，李銳去重慶參加中共南方局（原長江局）青年工作會議。開會期間同範元甄結婚。

 

失散兩年多的楊純，此時流轉何方？

 

楊純起初留在山東，參加了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隊。曆經無數次浴血戰鬥，升任第四遊擊支隊（相當於團）政委。後調皖蘇新四軍根據地，任皖東北特委書記、蘇北區黨委組織部長（黃克誠為書記）。她曾與張愛萍結婚，後離異同宣傳部長張彥結婚。

 

1943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李銳被誣為國民黨特務而受關押。其中一個荒唐的指責是：傳說他的前女友楊純，在新四軍中有嚴重問題。直到這時，即分別6年之後，李銳才得知楊純在新四軍中。不久劉少奇從新四軍回到延安，鄭重澄清：“整個新四軍中，楊純是第一個最好的女幹部！”一言九鼎，使李銳在這個糾結上得以解脫。

 

楊純與李銳同齡，範元甄則比李銳小4歲。1938年，世界青聯代表團來中國，支持抗日戰爭。武漢各界召開大會歡迎代表團，17歲的範元甄代表中國青年即席講話。王明對她的精彩發言，朝氣蓬勃的風采，特別讚賞，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實際上，小範經其國文老師何偉（解放後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駐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長等職）介紹，已經入黨。

 

 小範年輕，漂亮，寫一筆好字，寫一手好文章，口才極佳。抗戰初期，她是與彭子岡齊名的中共女記者，在《新華日報》上用本名發表多篇文章。李克農對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過一些情報工作。周恩來和鄧穎超尤其欣賞她，並視為幹女兒。小範曾把李銳寫給她的情書，送給周、鄧過目。

 

李南央整理的《父母昨日書》

範元甄寫信給吳凇、光未然（著名詩人張光年筆名，《黃河大合唱》《五月的鮮花》詞作者）等朋友，說她很欽佩李銳，兩人已經相愛。光未然回信祝福範元甄：“在那許多勇於逐鹿中原的人中間，你選擇了他，當然是不會錯的。”範元甄在寫給李銳的信中坦陳：“在一個可愛的男孩子麵前，對果（李銳昵稱——筆者）的思念就會被挑起。也許因為他正是可愛而為我所愛，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於行蹤不定，聚少離多，李銳利用赴重慶開會之機，和範元甄匆匆結婚。那年他22歲，範元甄18歲。婚禮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舉行。所謂婚禮，隻是葉劍英給兩人拍了若幹照片，大家吃了頓便飯而已，並沒有舉行正式的儀式。當時周恩來（並鄧穎超）在蘇聯治療臂傷，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來夫婦的臥室，婚床即周恩來鄧穎超的睡榻。

 

“搶救”愛情

 

1939年底，李銳和範元甄雙雙去了延安。

 

 周恩來回到重慶後，責問為什麽把小範調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組織部長）決定的，小範到延安後進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學府馬列學院（其中女同誌較少），便沒再說什麽。在延安期間，小範曾收到周恩來關懷和勉勵她的一封長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並上交組織。

 

 抗戰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約為18∶1。李銳和範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個金童，一個玉女，人人豔羨。李銳在閑談中對筆者講過：“那時候，範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謂‘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風頭的一次，是中央舉辦一場關於憲政問題的辯論比賽，範元甄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的代表，抗大學員為共產黨的代表。結果，小範把共產黨一方的代表給辯倒了。這事成為笑談，傳了很久。”

 

 還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範元甄卓爾不群。有次她走在清涼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帶著警衛員下山。毛閃到一邊說：“小範同誌你先走。”範元甄非常驚訝：主席怎麽知道自己？

 

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發現紡車前麵出現一雙大腳。抬頭一看，毛主席正微笑著看她紡線。主席怎麽認識她，知道她是小範？她一直都沒搞清楚。

 

 在馬列學院學習一年多，範元甄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當於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時是主任，副主任陳伯達負責實際工作。20歲的小範，在研究室國際組工作。

 

1943年4月1日，時任《解放日報》評論編輯的李銳，在“搶救運動”中突然被保安處逮捕。範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麽特務，她在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看是什麽王八蛋搗的鬼吧。”

 

20天後，她又動搖了：“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整風以來，即使不是敵人的問題，我已不能滿意於他，滿意於他之對我。”

 

“除了一個黨員與反革命之間的關係外，再沒有一點私人關係。”可是，5月9日淩晨小範卻又做了個夢：“說是他回到報館，他並沒有問題，誤會都弄清楚了。還有博（《解放日報》社長博古——筆者）講了些話。”

 

就在思想反複之際，老鄧表態了：“小範在小事上比誰都聰明，大事上比誰都糊塗。”範元甄對此“覺得親切，意味著對我的愛護的責備”（43.5.10日記——指1943年5月10日日記，下同）。

 

此後，老鄧在小範的日記中頻頻出現。

 

 老鄧即鄧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搶救”範元甄的幹部。當時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李銳是特務，那麽妻子多半是同夥。範元甄日記稱：“我在夢中！人們都以為我是特務。隻要我說出怎麽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過特務機關的。”

小範沒有李銳那麽堅強、剛毅，她心裏灰溜溜的，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情緒。她在43.5.23日記中坦露：“昨晚他們跳舞，起初我沒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後跳了幾次。都沒有上次那樣高興。煩，我又有點不想管束我自己了。這是很危險的。”其所指，是她同鄧力群的關係——她已經被鄧“搶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範元甄“為了改劇本，與周恩來同誌長談了一次。有一點新的感覺：黨看問題並不像研究室個別同誌那樣簡單幼稚的。一席話，使我發覺，反特鬥爭以來，連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簡單化了，仿佛什麽都是特務、特務。”（44.3.15日記）

 

這年6月，經周恩來親自幹預，李銳平反出獄。此前，博古專門找範元甄談話，囑咐她千萬不要把她同鄧力群的事告訴李銳，以免再度打擊他。可李銳放出來當天晚上，範還是如實講了，說她敬佩鄧力群，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兩人是屬真誠相愛。

 

李銳聽完，當即走出窯洞，決然和範元甄離婚，並為此大病一場，在醫院中搶救。

 

 鄧力群當時有老婆孩子，他和小範如此膽大妄為（同床時曾先後被他妻子和胡喬木撞見），影響極壞。鑒此，楊尚昆主持中央直屬機關學委（整風中成立的學習委員會，總學委負責人為毛澤東）大會，連續五天對鄧、範兩人進行批判。楊尚昆嚴肅指出：“在審幹中發生這種挖牆腳就會影響到對黨的政策的懷疑，甚至刺激起對黨感情的決裂。”“從這次事情的責任說來，雙方是一樣的。之所以特別著重責備一方（指鄧——筆者），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錯誤。”其根源，是“狂妄的個人主義”。

 

批判會後，範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邊一個鄉當文書。不想鄧力群竟追到那裏，冒充丈夫，與範同居一周。用當今的話講，是屬“頂風作案”（此事係範元甄在悔疚中告訴李銳的，楊尚昆等領導人始終不知）。

 

“挖牆腳”一事，無疑成了延安一大醜聞。範元甄名聲掃地，從昔日的一朵花變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楊尚昆在批判大會上的長篇總結發言認真謄抄一份，交給李銳，表示懺悔，同時提出複婚要求。李銳骨頭很硬，但心腸甚軟。當時黃乃（黃興之子）和劉祖春（解放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等摯友都勸止李銳，可在蔡暢等人的說和下，兩人還是於一年後複婚。

範元甄

 

2011年一個春日，筆者去看望李銳。李把範元甄謄寫的楊尚昆發言原件拿出來，給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蠅頭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著範的才氣和自疚。李銳感慨地說：“捫心自問，我這一生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也沒犯過什麽錯誤。”他外甥脫口而出：“你和範元甄複婚，就是最大的錯誤。”我亦表示同感，進而問李銳：“你那時候幹嘛要複婚哪？”

 

他說：“當時我想，我離了她，我好辦，找個什麽樣的都有條件。可是她怎麽辦？臭成那樣，誰還要她？”

 

在閱讀李銳和範元甄數十年日記、書信的過程中，本人有個深刻的印象：李銳總是遷就範元甄，讓著她，寵著她。即使是複婚之後的頭幾年，範也常常對李使性子，發脾氣，仿佛出軌、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問過李銳：這是為什麽？李說：“到延安後，她早（流）產一次，還墮過兩次胎；再後，生了三個孩子。這些，都影響了她聰明才智的發揮，所以我總覺得虧欠了她，對不起她，也就總讓著她。”

 

大難來時

 

1949年在北京時，周總理去醫院探視張西曼教授，聽說小範也在這裏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時引起轟動。1952年到北京以後，30出頭的範元甄，便擔任了三機部（後為航天工業部）重點軍工廠——青雲儀器廠的總工程師，名位顯赫。

 

正當姹紫嫣紅之際，不料一場暴風雨兜頭而至——李銳在廬山會議中逆鱗惹禍，牽連到她。常言：“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如此男女，當屬薄情寡義的少數。但範元甄走得更遠：她竭盡全力揭發李銳，把“大躍進”中李銳議論毛澤東的私房話全端了出來，必置夫君於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脫。結果導致李銳被開除黨籍（這場反右傾運動中，隻有李銳被開除出黨），勞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銳罷官後，田家英給他打電話，有這樣一句：“我們是道義之交”。範元甄聽到後馬上舉報，致使李銳家中的電話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電部部長劉瀾波對李銳比較同情、關護，曾撫慰他：“留得青山在，續受委屈吧。”範元甄認為劉與李劃不清界限，亦向上揭發。這一切舉動，並沒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銳的秘書在清理李辦公室的東西時，發現抽屜深處有範元甄寫給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質疑糧食放衛星等當時犯忌的內容。該秘書沒有揭發李銳一個字，但範對丈夫落井下石，主動將此信交給組織。為此，範總工程師同樣受到查處，被貶為熱處理車間爐前工。

 

廬山會議後，水電部揪出一個“李銳反黨集團”，一百多人受到株連。李銳白天在部裏接受批鬥，晚上回家挨範元甄批鬥——無止無休的高聲責罵。

 

李銳於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勞改，在這之前，範元甄便提出分手。

 

李銳1960.2.7日記載：“晨，範正式冷靜提出離婚問題。經濟安排等均談到，置我於困境，類掃地出門。過去之惡吵，全由政治也。”

 

1960.2.10日記：“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條，引起大吵，並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

 

1960.2.11日記：“手中無一文。為理發，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謾罵一頓，並將孩子叫來……”

 

1960.3.7日記：“昨天晚上發展到爆炸程度。……結果高舉鉗子，以門代人泄忿，將我的房門打個大窟窿。”

 

由於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點餓死的李銳得以從北大荒回到北京。沒等他緩過神來，範元甄即於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

 

此前，她把李銳從北大荒寄給她的講“大躍進”真實情況的信，全部上交組織，以示大義滅親。

 

李銳1961.11.30日記吟詩慨歎：“世事當今正反聞，親人終竟變仇人。為避邊寒返都日，一台壓軸辦離婚。”

 

 離異後，李銳住進一個小單間，後搬到另一棟樓裏，自己單獨起夥，保姆蔡嫂有時偷偷給他送些飯菜。沒有搬出前，範元甄經常打上門來。

 

李銳1961.12.3日記：“又大發作，要強攆我出屋，守住將窗戶打開（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後一招是將被窩、什物擲之窗外。出手一攔，則出潑皮撒賴：‘你還打人’。於是我眼鼻之間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門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則是要大流血的。好在這些都有精神準備，並非意外之擊，還破口罵劉（指水電部部長劉瀾波——筆者）。此人實令人心死。”

 

1961.12.6日記：“晚上又大發作：為何回來不檢討，無歉意。從此屋到彼屋，馬上滾蛋。今天痰咳轉重，有氣喘之勢。隻有拚命應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裝也。直僵持到夜三點。”

 

1961.12.18日記：“六點即從床上叫去，要清算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認錯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談，真正沉痛。……嗚呼！當然就不能再給飯吃了。我寧肯餓死，也不能再受此訓淩。拿到4.5斤糧票，總還有飯館。但就是怕，不吃飯仍不得安靜。我生何孽！”

 

搬出去後，仍有感歎：1962.2.13日記：“此人之反複任性，人類之空前絕後。”

1962.9.8日記：“夜聽《茶花女》話劇（演員水平不高）。小仲馬留給人類這樣崇高的靈魂，美麗的悲劇。馬格裏特死前終於還能見到悔悟的阿芒，還得到公平。嗬！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藥獨傷心。”

 

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銳於日記中感傷：“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從沒去過一次翊教寺。現在真有此意願。”翊教寺，即“七七事變”前他和楊純到北京尋找黨組織關係時的住所，亦即兩人熱戀之地。李銳經常想起第一個愛人楊純：倘若當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後，楊純先後擔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局長、周恩來秘書、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和衛生部副部長等職。1953年楊純是人大代表，自上海來京開會，找到李銳，兩人回顧既往，感慨萬端。李銳對範元甄一向寬厚、忠誠，沒想到災難來時，範元甄竟恩斷義絕，把她的不順和失落，化作無盡的仇怨，統統發泄到李銳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水電部黨組本有為李銳恢複黨籍、降為局級幹部使用的意向。怎奈範元甄不斷告發李銳，使劉瀾波等難以援手。1979年回京複職後，李銳才從劉瀾波處得到知：鄧小平看完範元甄揭發李銳的兩大本材料後，說：“太惡劣了，燒掉！”範元甄於“文革”中得知這一情況後，引以為榮：全黨第二大走資派如此這般，更說明自己是正確的……

 

筆者問過李銳：“鄧小平當年指的什麽？是說範元甄的告密行為和怨毒的言語太惡劣了，還是你的‘反黨言行’太惡劣了？”

 

李銳說：“搞不清。”我說：“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黨言行’太惡劣了，作為重要的文字證據，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不會讓人燒掉的。”

 

李銳在1962.10.5日記中寫道：

 

夜聽《釵頭鳳》。陸遊與唐惠仙悲劇。劇本不算頂好，仍有詩劇之感。陸遊如此多情的詩人。還是“沈園”兩首動人，引起我的許多感傷（劇中“淡了，遠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複舊池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稷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陸遊與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馬，婚後琴瑟和諧，但卻被他母親蠻橫拆散。陸遊無奈另娶，唐婉鬱悶他嫁。兩年後，這對棒打的鴛鴦於紹興沈園偶遇，陸遊悲情難抑，在牆壁上寫下千古絕唱《釵頭鳳》。唐婉和了一首給他，因傷情過度，未久香消玉殞。40年後，陸遊重訪沈園，百感交集。

 

李銳欽慕陸遊和唐婉的深情，更為兩人的離散而歎惋。李銳的感傷在於：自己和範元甄同樣有過美好的戀情和婚姻，而毀掉這一切的，卻是兩次錯誤的政治運動，以及範元甄在逆境中的不貞和寡義……

 

李銳在1963.12.13日記中感懷：“昨夜看《州委書記》（前蘇聯長篇小說——筆者），九點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愛情與友誼的話頗值得抄下，這是我長期考慮過的：‘大家知道，愛——這是一種不如友誼那樣鞏固的感情，而且，無論如何也是更自私的，隻有在與友誼並存的時候，愛情才是鞏固的，長久的，忘我的。在困難的時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時時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誼會扶助愛情。在愛情無能為力和不忠實的地方，友誼卻能堅持，能經得住一切。’”

 

李銳聯想到的，顯然是自己同範元甄的關係。他在1964.10.12日記中歎喟：“高音（指高聲吵罵的範——筆者）之虐待，很像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確是稀有稀有。”

 

紅顏知己

 

1975年，李銳離開關押他8年的秦城監獄，再次被遣送到大別山中的磨子潭水電站。這年，他58歲。此時“文革”已進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驟風狂，人們的情緒亦多鬆弛、懈怠。李銳的勤謹、耐勞、親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詣和思想道德修養，給水庫職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並彭德懷等）洗雪冤情的人相當多。

 

就在這期間，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銳在給大姐的信中講：“這裏有一個女孩子，很關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獲得一些有益的東西，常幫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補毛襪、毛褲之類，還想學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寫得不）。”

 

姑娘聰穎，敏學，勤快，是當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將結婚。為答謝她的照顧，李銳托大姐寄來竹製筆筒和茶葉相贈。卻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奪走生命。姑娘請李銳代擬電報、信件與悼詞等，把他視為精神依托。而此前，當地領導以階級鬥爭觀點，已禁止她與李銳來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關切、憐惜和真摯的愛，轉移到李銳身上。

此時，李銳已鰥居14年，此種關愛如一股清泉，澆灌著他那荒蕪既久的情感沙漠。

李銳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緣，確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筆者閱讀李銳“文革”日記，通篇皆感沉鬱。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暫記述，漾動著生命的綠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將琬姐寄來臘味蒸了幾小塊。晚上食堂不開餐，自煮臘羊肉麵，並小飲自製橘子甜酒一杯。下午與晚上，見此孤獨老人可憐，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筆者）來與我做伴。特請吃京滬糖果，琬、灼（李銳的大姐、二姐——筆者）寄來尚未開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蘇聯長篇小說——筆者）至一點，也是守歲，但六點不到即醒來，聽老鼠掘洞聲。整個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種甜、肉餡，欣然自賞。”

 

1976.2.6：“六點起床，鍛煉。下午沿公路下金家衝漫步，路遇舊識漫談。還我青春，想作首詩，難得的愉快心情。夜續摘《冬天》。”

 

1976.2.8：“六點起床，鍛煉。招待小客人。夜再觀《杜鵑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遲。自午至夜蟄居房中，難得隨意傾心。”

 

李銳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記上端皆作個記號，不過內容都相當簡略。唯1976.2.16日記，賦詩抒情：

 

一係紅繩合一人，喜傳海上太湖濱。

時煩雙鯉漆膠誼，豈阻重山魚水情。

誌趣相投偕白首，短長互補葆青春。

風霜冰雪莫何奈，祝願長如梅竹親。

 

這是已知李銳詩詞中，獨有的一首情詩。從中可見，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摯，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願。“時煩”、“豈阻”，指當地領導已經監視他們。李銳認定自己和姑娘的關係是正常的、正當的，故而表示：“風霜冰雪莫何奈”。結果，風霜冰雪還是很快到來：兩人遭到粗暴幹涉和多次大會批鬥，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領導單位下遊佛子嶺電站舉行的，那裏更人多勢重，被上綱到“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高度。為此，李銳日記中斷數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實難筆訴。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殘人性和良知。一縷美好的情緣，就這樣被斬斷了。其後，李銳在給二姐的信中，訴說了他的憤懣：“翻《龔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這個開一代風氣的人，終身微官，誌不得伸，辭官回鄉，頗有些‘豔遇’流傳。於是有人論述，因不得誌，‘於是乃橫逸斜出，為紅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龔歸鄉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頭著述的。這種‘情不自禁’的詠歎放誕，也是詩人一時難免。我之寫上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並被批鬥——筆者）。當時也頗有‘紅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終墜聊齋故事也。”

 

多年之後，李銳這段“花事”仍被若幹人視為“汙點”。本人則完全相反，認為這是李銳人生中的一個亮點，耀眼的亮點。試想：小姑娘當年26歲，年輕，貌美，她同大自己32歲的李銳相愛，圖什麽呢？或者反過來說：李銳乃戴罪之欽犯，除了“彭德懷反黨集團追隨者”、“階級異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無所有，他依什麽條件與姑娘牽手呢？唯一的解釋是：李銳以其獨有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姑娘的芳心。這場愛情悲劇，無疑映照出姑娘的純潔、真摯和勇敢，令人激賞！

 

事過多年，李銳始終對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訴我：“這姑娘後來結婚了，留在安徽某縣城，而沒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擔任了要職，但從沒找過我，沒要我幫她解決什麽問題。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錯的。”

 

替黨向你賠禮道歉

 

“時待長安新信息，雲天孤雁喜春還。”1979年，李銳平反、複職。範元甄情隨勢轉，對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銳複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銳知悉後一度猶豫：要不要給子女一個完整的家？並為此征詢親友的意向。此時，李銳的親友百分之百、異口同聲、堅決果斷地阻止李銳：你如果還想活下去，好好過個晚年，就絕對不要和範元甄沾邊兒！他的家庭成員中，都努力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設部負責老幹局工作的張玉珍被推薦。張的夫君已經去世，是聲望很好的老紅軍。當她知道李銳的前妻和三個孩子都在，掛念他們是否應當複婚。劉瀾波於是找她談，在座有電力部副部長王林。劉甚至說：“李銳要是和範元甄複婚，（指著王林說）我們部黨組的同誌都反對。”於是張玉珍同意了。

 

1979年結婚時，李銳62歲，張玉珍49歲。

 

人們常羨慕和誇獎“米脂婆姨綏德漢”。張玉珍是陝北米脂人，名副其實的美女，她家是貧下中農。延安大撤退時，毛主席曾去過她家那個村，進過她的家，和她母親握過手，拉過家常。她14歲進入綏德抗大學習，後參加八路軍，抗美援朝時擔任後勤工作，當過護士，任勞任怨，還學過醫。後長期在建設部照顧老同誌，甚得好評。“文革”時，她非常厭惡江青和“四人幫”的作為，她家成了老幹部及其子弟的避難所和招待所。

 

張玉珍樸實，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銳的人品，對他遭受的苦難深為痛惜。她撫慰李銳說：“共產黨對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來好好照顧你，就當共產黨向你賠禮、道歉了。”張玉珍這樣說，也這樣做了。她對李銳體貼入微，悉心照顧。李銳兩次心髒病突發，全是她發現後立即送往醫院，搶救過來的。她守候在北京醫院，幾天幾夜不曾離開李銳的床邊，醫護人員無不深受感動。平日裏李銳吃藥、打針、保健、食療等事，悉數由她料理。

 

1989年李銳處境艱險。張玉珍非常擔心，特地去找帥孟奇大姐，說李銳很可能遭遇不測，請大姐幫忙，讓自己隨同他一道去，好照顧他（她已經準備好了藥品、注射器等）。帥大姐說：“不會吧，不會吧，你別哭，我答應你。”不久李銳同杜潤生、李昌、於光遠一道，在中顧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趨勢是清除出黨。幾個月後，此舉被陳雲挽救過來。

楊純住在木樨地和李銳相鄰的一棟樓，張玉珍常陪同李銳去看望她。晚年的楊純，似乎看破紅塵，什麽都不想管，也勸李銳不要出頭，免得招惹忌憚和壓製。實際上，楊純是對黨風越來越失望，憂心忡忡。張玉珍多次說：那大姐好哇，真好，我們能談得來。

 

我問過李銳：楊純有範元甄漂亮嗎？李說沒有，但楊非常有才幹，待人真誠。李銳不止一次對我講：“抗日戰爭中，女團政委很少有幾個，楊純和趙一曼一樣，都是真正帶兵打仗的啊！”欽佩之情溢於言表。我也深為感慨：“當年，你和楊純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銳尤為稱許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張玉珍。他對友人說：“老伴賢良，因此晚年有一個如願幸福的小家。我這條命是她給的，沒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書一多半是晚年寫的。”李銳寫過一首詩《贈老伴玉珍》：

 

我還越活越年輕，感謝婆姨米脂人。護士醫生兼政委，喜歡亂講最擔心。

 

李銳與老伴張玉珍

李銳以90多歲的高齡，仍經常遊泳，筆耕不輟，殊為罕見。他與張玉珍相親相愛，也時有詼諧逗趣之樂。有次在飯桌上，談起“米脂婆姨綏德漢”，李銳問我：你知道為什麽陝北出美女嗎？我說不清楚。李銳解說：“西北自古以來就是漢族同少數民族征戰和融合的地域。原來‘五胡亂華’有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現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種雜會，就產生美男美女。”我說，你和你父親長得都像外國人，李銳說：“是。我接受邀請去美國哈佛訪問，有人就問我：你是不是猶太血統？我的祖母是廣東客家人，大腳。說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過異民族的融合。”

 

範元甄同李銳複婚的幻想破滅後，仇怨疊加，揚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罷休。1984年，範向陳雲寫信狀告李銳。此時，鄧力群和一位幹部家屬亦給陳雲寫信告李銳。陳雲批示：既然這麽多人有意見，看來李銳可調離組織部。這個情況是習仲勳告訴李銳的。好在因年齡過線，李銳已兩次請求離休。於是組織部開常務會，肯定李銳在中組部的成績，向全國發文，一體周知。李的組織關係仍留在中組部。

 

魯迅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李銳、範元甄的悲劇，留給人們很多反思和警示。對於已經作古的範元甄，筆者始終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憐憫，因為她既是助紂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麵對著她年輕時的照片，我禁不住感歎：當初如此美好、優秀、溫存的革命少女範元甄，何以變成後來那個冷酷、暴戾、無情無義的政治怨婦？是誰把她的人格與道德扭曲、異化成這種樣子？

 

李銳的好友、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發表文章歸結說：李銳和範元甄“是思想改造的兩個截然相反的典型，兩個人各處一極。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延安開始的。可以說，範元甄是在延安經過整風運動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徹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來越‘左’得不可思議。李銳恰恰相反，幾十年間無論用什麽辦法都沒能改造他，批鬥也罷、撤職也罷、開除黨籍也罷、流放也罷、坐牢也罷，李銳還是李銳。他一生中越來自覺地反‘左’，老來反‘左’更堅決、更積極。”

 

在罹難的20年中，李銳閱讀了許多，思考了許多。“積思多憤聲情烈，劍膽琴心萬玉鳴。”離休後，他重操董筆，著述甚豐，其成就遠遠超過官位上的業績，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李銳與女兒李南央

 

2008年，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雜誌社和中國改革開放30年論壇暨評選活動組委會發起，以民間自由投票的方式，評選改革開放30年以來全國傑出人物、經濟人物、社會人物、農村人物各30名。李銳當選傑出人物（同登該榜的有杜潤生、袁隆平、於光遠、吳敬璉、江平等）和社會人物（同登該榜的有劉道玉、吳明瑜、吳南生、周強、周瑞金等），可見其聲望之隆。

 

李銳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爭議的人物。蓋因其“筆底風波今未免”，“仍騎虎背進諍言”。有爭議是好事，是非辯而澄顯，真理論而錚明，怕的是無人抖擻，萬馬齊喑。李銳自謂“六根未淨少年郎”、“生平意氣老猶昂”，對於曆史檢驗，似乎頗有信心。

[於飛遂歌]

再次證明，娶個好老婆的重要性；）

[魯鈍]

範元甄如果不是確實生理有病，就是心裏確實有病。這種人應該得到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