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國內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周大偉，江蘇無錫人。先後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係（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1986年）和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法學院（1993年）。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商學院特邀訪問學者。1980年代中後期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1986年，擔任教育部法學統編教材“民法”撰稿人之一（佟柔教授主編）。
目前在中國和美國兩地從事法學教研工作以及企業投資顧問業務。擔任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教授)、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中國科技法學會理事。《中國新聞周刊》《法製日報》專欄作家，在共識網、愛思想網等學術網站列有特邀專欄。著述甚豐。
作者1986年留校在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
青島
北海艦隊的海軍士兵生涯
1977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百多名北京籍的應屆高中畢業生，身穿著中國海軍當時特有的深藍色冬季軍服，一起登上了一列開往青島的軍用列車。他們是1977年中國海軍北海艦隊水麵艦艇部隊應征入伍的新兵。我和王朔都在其中。我來自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王朔來自北京第四十四中學。
火車沒有直接駛進那個令人神往的海濱城市青島，而是停靠在了位於青島郊區的一個海軍水兵訓練基地。當營地的大門關閉後，我們將暫時與外界隔絕，然後開始一段特殊的日子。在這個訓練基地裏，我們將接受三個月的新兵隊列訓練和八個月的航海和操舵技術專業訓練。結束訓練後，我們將被派往位於青島軍港的北海艦隊的水麵艦艇部隊服役。正常推斷，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將在海軍的軍艦上服役三年，然後作為複員軍人回到北京。
在這一百多名的北京籍新兵裏，王朔是頗為引人注目的一位。回憶起來，最初大概是因為他與眾不同的外表。我的印象裏，當年的王朔長了一張極為清純的臉，皮膚細嫩紅潤，表情靦腆乖巧。看到這張臉，或許會讓人遺憾地覺得，這麽一張清純端正的臉長在這麽一個男孩子身上似乎有點可惜。不過，在我看來，王朔有個很能迷惑人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笑：要麽笑起來像個很羞澀的大男孩，要麽笑起來時好像一臉的壞水被“擰”了出來。
作者在海軍北海艦隊服役
王朔的引人注目更是因為他過人的“神侃”天才。我當時所在的班長叫宋君，這是個熱心而俏皮的老兵。副班長就是後來成為著名電影演員的張光北，這是個能拉會唱、一身都是文藝細胞的主兒。所以我們班在中隊裏顯得很活躍和熱鬧。宋班長有一天告訴我們，三區隊有個叫王朔的，特能聊（當時，“侃”這個詞還沒有被開發成流行語），而且聊起來特好玩。記得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宋班長特意把王朔找來開聊。此公果然名不虛傳。一開口全是京城裏的名人趣事、古今中外的軍事典故、男女荷爾蒙之類的奇怪醫學名詞，反正都是大家聞所未聞的新奇事兒。
大家把王朔圍成一圈，聽得津津有味。聊到開心處，躺在上鋪的人都笑得鐵架子床直搖晃。不過，聽了王朔的神聊後，一些人給王朔打的分並不高。有人不屑一顧地評價說，王朔其實就是個北京城裏的一個小“頑鬧”（當時，“頑主”這個詞還沒有流行）。麵對王朔，我倒是稍微有些疑惑。在我的少年時代裏，也曾遇有幾個出身不凡且聰穎過人的同學。可是，我倒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精靈般的同齡人。
頭三個月的新兵訓練是非常艱苦的。王朔在後來的訪談中曾回憶說：“到目前為止我吃的最大的苦是在新兵連……中午晚上全是窩頭。沒油水。”“改善夥食的時候，吃一種大包子，粉條餡兒，一手拿不住倆。我能吃六七個。連裏最狠的，一頓吃十三個。”“吃飯前還唱歌，唱不齊不吃。排著隊，先派兩人到夥房抬來一大籮筐包子，抬到營房門口，讓你看著它唱，幹著急。”“每天晚上不折騰六七趟不讓你睡覺。穿衣服躺著不行，都脫了，睡踏實了，嘟 —— 哨響了，全收拾好，扛著槍，背著背包，跑八裏地。回來你想睡覺？又給你吹起來。”（“我是王朔”P11）
王朔（左後）和哥哥王宇當兵時，與父母留影
在最新出版的“致女兒書”中，王朔還回憶說：“我到部隊在新兵連還尿過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績不好，又累又沮喪，晚上情景重演，幸虧天寒被薄，睡覺也穿著絨褲，沒在床上留下痕跡。”（P91，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在王朔後來的很多小說裏，隻要涉及到軍人或軍隊，很少談及陸軍和空軍，一般都談的是海軍，而且還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想當海軍司令的夢。
我個人和王朔的緣分，更多的是來自中隊出牆報的宣傳小組。當時，這個牆報宣傳小組一共有四五個人，我還臨時擔任過小組長。在宣傳小組裏，我和王朔負責寫稿子，另外幾個戰友（張文、王軍等）負責美術。出牆報的差事，如果說有點實惠的話，那就是平時可以偶爾請假逃避一下艱苦枯燥的隊列訓練，晚上熄燈號吹過後，我們還可以躲在那間散發著油墨味道的宣傳組小房間裏聽王朔神聊一陣。
記得當時我們在聊天時還議論過王朔的名字的含義。有人問，你為什麽叫王朔呢？記得王朔說，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麽父母給他起了這個名字。我們幾個人在聊天中亂猜說，王朔的名字會不會是和月亮的陰晴圓缺有關係，比如月亮的滿為望，缺為朔。王朔的諧音就是望朔。記得當時有個詩人的筆名就叫朔望。
好像有一次還聊到一年前發生的北京天安門“四五運動”。王朔說，那一天他去廣場了，覺得跟著那些人起哄特好玩。他因為在起哄時扔了一頂人民警察的帽子，被糊裏糊塗關在局子裏幾個月。後來痛哭流涕地寫了一個極其深刻的檢查，據說當時姚文元看了都覺得有點兒過了。
部隊裏開展例行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要求大家通讀毛澤東的四卷選集並寫讀書心得筆記。有一天，平時和王朔來往較多的孫東平（王朔在北京44中的校友）告訴我，王朔有一個讀毛著的筆記本，寫得很精彩，你可以問他要來看看。我真的去問王朔要，王朔開始有點猶豫，在我的要求下，他還是拿給了我，但叮囑我不要外傳。王朔在讀書筆記裏寫得很俏皮，現在回憶起來，裏麵有很多調侃的字句。
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在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對農民赤衛隊員的痞子行為，比如吃大戶、在東家少姨太的象牙床上打滾等，大加譏諷和嘲笑。我當時看得很過癮。不過，讀過之後，心裏還是在為王朔捏把汗。在當時的年代，這樣的筆記本，一旦被上級領導發現，是要惹麻煩的。如今，我真想知道，王朔是否還保留著那個筆記本？
兩周歲時的王朔
有一次，部隊大操場上放映“文革”前的老電影《槐樹莊》。影片裏有一個令人印象很深的場景。槐樹莊的老地主崔老財在土改中被列為鎮壓對象。崔老財有一個在縣城裏擔任小科長的兒子崔誌國聞訊騎馬趕回村子裏。他策馬來到村口，一個漂亮的翻身下馬，手牽著馬韁，一邊進村高聲喊著：“鄉親們，我崔誌國是不是革命幹部？革命幹部的家屬應不應該照顧？”這句台詞在影片中接連重複了兩三遍。王朔當時坐在我的旁邊，聽到這裏，他調侃地說：“可惜啊，你這個革命幹部的官兒實在當得太小了點兒。”王朔講這句話的時間是在1977年初，當時他才18歲。如此深刻的話語，實在使我等同齡人驚詫不已。
還有一次，中隊裏召開批判“四人幫”的講用會。上台發言的其他戰友們通常都是按照黨報上的統一口徑來寫批判稿。唯獨王朔獨出心裁，他不模仿報刊上的文字，而是用自己獨特的語言發言，他的批判稿中摻雜了北京市民的方言、政界高層的俚語，以及民間對“四人幫”的笑話傳說，極盡調侃之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王朔在不溫不火的發言中所傳達的笑，雖然不是相聲小品，但他那些油腔滑調的聲調和嬉皮笑臉的神色，似乎在不動聲色地挑逗著主流八股式話語的根基，在他年輕的心目中已經開始向外界傳遞對這個僵硬呆板的社會語境的顛覆。
軍隊是個極其獨特的人生磨礪環境。盡管王朔出身軍人家庭背景，說起軍事曆史和戰術掌故來滔滔不絕滿腹經綸，不過依我的觀察，王朔其實並不適合當兵，更不容易成為一名傑出的軍人，因為他並不情願接受軍隊紀律的約束，也顯然不具備職業軍人的舍身忘我的韌性。對普通士兵在軍隊中通常獲得提升或受到賞識的自我表現方式，他不僅不感興趣，而且嗤之以鼻。
比如，他曾經和我談起過對軍隊中的有些名曰“學雷鋒、做好事”、“積極要求進步”的現象的疑惑。的確，有些士兵或是為了提幹，或是為了入黨，或是為了取悅上級以博得表彰，其行為方式時時表現異常。比如，有人在操練手臂擺動時，有意在牆邊練習，使自己的手指被牆壁擦破出血，後來深得上級軍官的表揚。還有，早晨起來用掃帚掃地，是比較容易引起長官們注意的一種“積極上進”的行為。據說，有一位戰友為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去掃地以示“積極上進”，在晚上睡覺前先悄悄把大掃帚藏在自己的床下。不過，當他早晨醒來時一摸床下，發現那把掃帚已經被另外一個戰友偷走了，此時已經有人在外麵嘩嘩地掃上了。
如此種種現象，等我後來讀了劉震雲的那篇著名的小說《新兵連》後，才漸漸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據說，如今在部隊裏，類似這種現象已經不多了。前不久，我和一個在軍隊開高級轎車的駕駛員閑聊，他悄悄告訴我說，如今掃地打開水這類事兒早就沒什麽人幹了。他家裏為了使他當上誌願兵（據說比進城打工要強很多，有的還可以“農轉非”），兩萬多元已經花出去了。
在我們那一批北京兵裏，有很多人有軍隊家庭的背景。他們大多來自北京的各個軍隊大院，比如海軍大院、空軍大院、總參大院、總政大院、炮兵、裝甲兵大院、鐵道兵大院、工程兵大院、北京軍區大院、北京空軍大院等等。王朔來自那條著名的複興路西頭的解放軍政治學院（後來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大院。
1955年授銜時的王朔父母
順便說一件往事。1979年春節那一天，我獲準一次回北京出差和探親的機會。在青島開往北京的火車餐車上，我和一個北京籍海軍水兵恰好在同一個餐桌上就餐。這是一個很親切健談的同齡人。他幾乎一廂情願地斷定，對麵坐著的這個軍旅同輩一定是北京某個軍隊大院裏的子弟。他很爽朗地對我說：“我們家是總參大院的。哥們兒，你們家是哪個大院的？”我笑著告訴他：“哥們兒，不瞞你說，我們家是一機部汽車局大院的。”他被我逗笑了。我講的是實話。隻不過，此大院和彼大院，並不是一碼事兒。
新兵訓練結束了，王朔意外獲得一個特殊的機會，他被分配去了在青島的北海艦隊衛生學校學護士（中國海軍軍艦上的軍醫和護士均為男性）。王朔走後，我們留在訓練基地的北京籍戰友們還要在這個封閉軍營裏逗留8個月的時間——學習那些包括海圖作業、磁羅經、六分儀和潮汐計算在內的航海專業知識，然後作為一名水兵戰士登上軍艦服役。
王朔要離開訓練基地去青島護校了。盡管大家在一起才三個多月，但分手時心裏還是有些不是滋味。王朔到了青島護校後不久，給我來過一封信。信中寫了他在護校的學習和生活，以及海濱城市青島的美麗風景。記得他在信的結尾還特別提到，青島的姑娘們的確漂亮得名不虛傳，唯一有點遺憾的是，她們講的青島口音並不十分悅耳。
不久，從青島傳來了王朔出事的消息。有人說，王朔在青島公共汽車上調戲婦女受了處分。還有人說，王朔在青島夜不歸宿被部隊關了禁閉。
一個未經最後證實的說法是，有一天周末，王朔和幾個衛生訓練班的戰友一起在青島棧橋聊天聊到很晚。在返回部隊的公共汽車上，他們幾個人都沒有帶零錢買汽車票（當時的汽車票都是以分計算的）。王朔靈機一動，把手裏喝剩的汽水瓶交給售票員, 調皮地說：這幾個汽水瓶你拿去吧，你拿去退了錢，還可以多賺點。表情冷漠的女售票員完全無法接受眼前這個海軍士兵開的這個玩笑，立即把它視為一種低級趣味的調戲，她和王朔等人在汽車上開始爭吵起來。
性格粗爽且膀大腰圓的男司機聽到他們爭吵，禁不住勃然大怒。這個山東大漢一邊開車一邊大喊：“不要讓他們下車，開到總站去！給他們部隊打電話，讓部隊來領人！”就這樣，王朔這幾個人被一直拉到汽車的終點站。據說後來部隊連夜來人把王朔等領回部隊，王朔等人受到嚴肅的批評。不過，這段本來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傳來傳去，變成了一段今天堪稱“緋聞”的離奇故事。其中，幸災樂禍的人也不少。
王朔出事後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特意請假去青島並專門趕到位於八大關附近的艦隊衛校去看王朔。見到王朔時，他正在一個助教的宿舍裏。記得他當時的表情有些沮喪和低沉。我問他，到底出了什麽事兒。他沒有正麵回答我的問題，隻是反問我：“我倒是想知道，外麵到底傳成什麽樣了？”我告訴他，外麵的傳說的確很多，不過，不必太計較，隻要是沒有什麽大事就好了。
專業訓練結束後，我和另一位名叫裴真的戰友被留在訓練基地航海教研室擔任實驗員（兼助教）。順便說一句題外話：我們開始在教研室工作的第一年裏，我們執教的新兵學員中還來了一個名叫畢福劍的大連籍士兵。我和裴真分別給他所在的班級上過航海儀器和潮汐計算的課程。此人後來爆了大名，命運跌宕起伏。
水兵畢福劍
1978年底的一天，裴真告訴我，他在最近一期的《解放軍文藝》上看到一個叫王朔的寫的一篇小說，估計一定是我們那個北京老鄉王朔。我找來翻看，這篇小說的名字叫《等待》。好像是用一個女孩子的第一人稱寫的，寫了北京城裏的一個年輕女孩子和父母親觀念不同，在理想戀愛等方麵發生分歧的事情。
就在我們離開北京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北京城裏發生了一件影響我們今後命運的大事，那就是：國家正式恢複了高考。我相信，這個消息在包括我和王朔等戰友心目中，已經引起明顯的波瀾。聽到這個消息，雖然我們表麵沉默著，但內心裏在跳動。此時，一個鮮明的人生信號在我們麵前掠過：高考的出現，給我們這些人的前途帶來了新的選擇，也增添了新的壓力。就我個人而言，很快就清楚地意識到，高考已經成了自己未來的繞不過去的首選之路。
1979年初夏，經所在部隊推薦，我在青島參加了地方大學的高考。在和地方考生同等競爭的條件下，如果考中，就可以帶軍籍前往地方大學讀書。在等候考試發榜的日子裏，我去了一次去青島市區。在經過位於青島館陶路北海艦隊水兵招待所的時候，正好看到王朔穿著一身深藍色水兵服走出來。我們站在路邊隨意地聊了起來。他好像從其他戰友處得知我參加高考的消息。他問我：“聽說你參加今年的高考了？感覺怎麽樣？”我回答說：“還不知道結果。能不能考上還很難說。”王朔說：“能考上就好。實在考不好，總還可蹭一考場經驗吧！” 王朔說話時，似乎若有所思，神態特別認真。
不知道為什麽，王朔當時的認真神態給我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了,幾乎成為王朔本人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的定格。以至於在後來的日子裏，每當有人提起王朔的名字，王朔站在青島館陶路上和我交談時的神態就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這副神態在他後來成為名人後，我再也沒有發現過。
王朔上小學時的全家照
很多人以為，王朔一直是個渾不吝無所顧忌的人。其實不然，王朔內心很細膩很好強。此時此刻，即便他是個含著寶玉來到這個世界的天才，他也必須麵對自己今後的前程。軍隊生活畢竟是暫時的，回到北京後，我們這些人馬上就會麵臨人生的新的選擇。這就是：要不要去趕赴“高考”這趟人生的高速列車？
如果國家沒有恢複高考，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會毫無懸念地回到北京。不少人可以期待通過父輩們的權勢和關係，在一家國營企事業單位找一份還算體麵的工作。像很多在城裏的普通人一樣，大家都吃差不多質量的飯，穿差不多質地的衣服，過著差不多平淡的日子。彼此之間不會明顯拉開距離。現在，高考恢複了，它不僅使我們的生活出現了新的亮點，而且使大量的權勢和關係變得愛莫能助。
的確，剛剛離開北京兩年，整個國家就發生這麽大的變化！早知道會這樣，當初為什麽要選擇當兵呢？今後我們這些人脫下軍裝回到北京城裏後，何去何從，還充滿懸念。這一點，我很清楚地從王朔的眼神中看到了。
沒過多久，我收到了一所重點大學法律專業的入學通知書。隨即告別部隊，去了校園。從那以後，就和王朔失去了聯係。
再次見到他，是五年後在北京的一輛無軌電車上。
王朔和哥哥王宇?
北京
一個著名的個體作家
1984年夏天，我在白石橋開往白雲路的114路電車上和王朔巧遇。當時他和他的女朋友（沈旭佳）身著時尚的短褲和Ｔ恤衫，在電車上十分引人注目。我和王朔已經有四五年沒見了，當時差點兒沒認出他來。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不由分說，我們一起在玉淵潭站下了車。
他主動向我介紹他的女友。他說女友是安徽人，是學舞蹈的，畢業於某個舞蹈學校，人家也算是有個學曆吧！他接著告訴我，他複員回到北京後，主動辭去了一個無聊的工作。他自己曾和石小滿（電影演員）一起開了一個烤鴨店，但並不成功。看來自己並不是個經商的料。我告訴他，自己大學畢業後考取了研究生，將來畢業後很可能會留在大學裏以教書為業，天曉得自己是不是很喜歡教書育人這個職業。沈旭佳站在一邊很認真地聽我們談話，神態略帶京城文藝圈青年男女們特有的孤傲。分手時王朔匆匆給了我他家裏的電話，約我有空去他家裏聊聊。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我如約去王朔家。王朔住在位於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解放軍政治學院。就像很多北京軍隊大院一樣，從大門進去，裏麵很深很大，每個角落都被士兵們打掃得幹幹淨淨。辦公樓、操場、禮堂、營區、宿舍區排列有序，好像都是一張圖紙複製出來的格局。王朔家住在大院的東北角，一棟淺紅色的教工宿舍裏。
王朔談到他從部隊複員回到北京後的經曆。他告訴我，他已經決定以寫作為生。他寫的一個電影劇本已經被峨嵋電影製片廠的米家山拿去，準備開拍電影。米家山已經預付他800元人民幣的稿酬（當時大致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年的工資）。
交談中，王朔還談到他最近的個人情感生活。他說在這一年裏談了六個女友，結果都分手了。最後分手的女友是個廣州的空中小姐，他最近還專門寫了一個關於空姐的小說。他告訴我，他想起自己這一段時間的戀愛經曆，自己都覺得自己有點卑鄙。現在的新女友是東方歌舞團的舞蹈演員。本來他聽說東方歌舞團來了個特漂亮的雲南白族的女演員，他和一個朋友馬上就騎自行車到了魏公村東方歌舞團的演員宿舍找這個演員聊天。結果，這個演員對他幾乎不屑一顧。無獨有偶，在同一間宿舍裏遇到了現在的女友沈旭佳。
王朔的父親當天給我留下的印象一直讓我感到特別。那天隻有王朔和他的父親在家。我和王朔聊天時，他的父親經過客廳，他父親看上去高大魁梧，身寬體胖，滿麵紅光，看得出他早年一定是個英武的軍人。我禮貌地叫他伯父，他父親也和善地和我點了一下頭，沒有說話。吃中午飯時，我和王朔一起去大院的幹部食堂買回兩菜一湯，然後和他父親在餐桌上一起吃飯。
奇怪的是，他父親自始至終沒有和王朔或是和我講過一句話，隻是默默地吃飯，然後離開飯桌回到他自己的房間。我當時突然感到王朔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有些蹊蹺。我後來一想起這件事就覺得對王朔有些歉意。我當時其實不應該留在他家裏吃午飯，這樣可以免得在無意中了解到別人家庭關係中某些尷尬的東西。後來，我在王朔的文字裏，看到不少提及他們父子關係的文字，回想起當年在飯桌上的氣氛，看來不是空穴來風。
1986年4月中旬，我參加了一個名為“首都高校研究生談經濟體製改革”的研討會，會場就設在解放軍政治學院裏。我順便在傍晚時分去王朔家裏看他。我們一起在大院的小路上一邊散步一邊聊天。他說，他最近剛在大型文學期刊《當代》上發表一篇分量比較重的中篇小說，名叫《浮出水麵》，是用他和女友沈旭佳的名字聯名發表的。裏麵講的有不少他們倆的故事。這時的王朔，仍然還是個“個體文學專業戶”，此時他好像還沒有完全意識到，一個大紅大紫名利雙收的日子已經指日可待。
看得出，此時他仍在為自己的未來頑強地跋涉和攀登著。盡管他談話的神態還是那樣輕鬆，但時而緊鎖的眉宇間還是流露出一些憂鬱和沉重。我們散步過後，回到王朔的家裏，王朔的母親開的門。他母親看上去的確像是個嚴厲而幹練的主任醫生，似乎對王朔的行蹤以及與王朔在一起的朋友都保持一副警惕的目光，一點兒不客套。
王朔在家裏接到沈旭佳從演出劇場打來的電話，說演出結束後，放在後台的衣物被人偷掉了。王朔和我一起馬上走到大院的門口接沈旭佳。不一會兒，看到小沈穿著一件半舊的軍大衣走過來，一臉疲憊和沮喪的樣子。
國防綠軍裝時髦的時代終於一去不複返了。鄧小平恢複高考這一步棋，竟出人意料地導致了一條北京複興路的衰落。此時，人們的崇拜對象開始從戰爭年代的軍人英雄轉移到楊振寧、李政道、朱光潛和李澤厚這類科技和文化學者。記得，我讀研究生時的一個同班同學叫趙向陽，有一次外語老師在課堂上誤稱他為“李向陽”（電影《平原遊擊隊》中一個婦孺皆知的遊擊隊長），他連忙更正，並幽默地開玩笑說：“李向陽還行，可惜就是沒學曆啊！”
在當時那個年代，類似王朔父母這樣有些地位和身份的人，麵對家裏出現這樣一個無正常職業的“文學個體戶”，其家庭的緊張氣氛是可以想象的，王朔當時所承受的壓力肯定非同一般。當時，王朔選擇當“文學個體戶”，幾乎是堂吉訶德在和風車的拚爭。這一點，今天的很多年輕人未必能夠理解。或許，他的父母（也許包括他當時的女友）經常和他嘮叨的，無非是奉勸他先去讀個書、弄個學曆，哪怕是電大或自學考試的文憑，或者去外麵找個體麵的工作。
在當時房屋統屬於生產資料的計劃經濟時代，王朔沒有自己的住房，除了和父母住在一起，沒有別的選擇。我當時看到的王朔的臥室，狹長的一小間，像是這套住房中本來設計用來放置家庭物品的地方，床頭地角擺滿了書刊和雜物。
王朔的智商極高，但這種高智商並不和國家傳統的應試教育契合。王朔從部隊複員回到北京後，曾嚐試參加高考。據戰友裴真（後來考取西安交通大學，現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任職）告訴我說，他當時在北京三裏河附近的一個高考補習班裏見過王朔。王朔喜歡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穿一件草綠色的軍大衣。老師在前麵講課時，常常聽到他和後排的幾個女孩子在悄悄說話，有時還忍不住笑出聲來。在1980年和1981年期間，王朔是否進過高考考場？他自己從來沒有談起過。也許他進過考場，估計肯定沒考好。也許他後來放棄了考試。無論如何，這種考試對他來講，毫無愜意。
葛優、馮小剛、王朔、趙寶剛早年合影
其實，上大學這件事對一個人的造就，更多的是讓人們進入一個氛圍，其價值就在於這個經曆本身。今天看來，對王朔這種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來說，這類經曆與他後來的成功經驗之間並沒有什麽必然的因果聯係。
1986年夏天，我研究生畢業後留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任教。記得是在當年夏天的一個下午，王朔打電話給我說，他認識了一個台灣來的女學生，有意在內地學法律專業。他問我能不能把她帶來我家裏聊聊，看看我能不能幫忙給她一些指導。
這時的王朔，臉上開始洋溢著輕鬆和瀟灑。他告訴我，不久前他已經正式被吸收進了中國作協的圈子，還被邀請去廬山參加了一次作家聚會。原來他自己一直覺得自己不是隻好鳥，可這回在廬山看到的這幫子作家們，其實裏麵有些人也不過是“衣冠禽獸”，比自己的檔次好像也高不了哪裏去。
還有，王朔帶來的這個台灣女孩子看樣子完全不像是個能潛心讀書的人，臉上塗抹著濃重而誇張的粉脂，講話有些矯揉造作。一看就知道，她屬於今天被稱之為“粉絲”的王朔小說的文學崇拜者。
第二天，我給王朔打電話開玩笑說，你昨天帶來的那個台灣女孩兒，好像有點形跡可疑啊，該不會是海峽對麵派過來的女特務吧？電話另一端傳來王朔的笑聲：自當她是一特務，估計你我也沒什麽值錢的情報能賣給她呀！
不久，在北大的一次朋友聚會上，我聽到一個女研究生在談王朔。她說，最近她看了一篇名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小說，實在寫得太有意思了。她還從來沒有見過把女孩子的心理摸得如此透徹的作者。
1989年，就在那個狂躁不安的春夏之交過後不久，我決定赴美國讀書。臨行前王朔來和我見了一麵。他告訴我，這些日子裏他和莫言、朱曉平等人組織了一個“海馬影視創作俱樂部”，他們幾乎每天都在三裏河一帶聚會。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他和沈旭佳在回家的路上都看到了。
他來的時候，懷裏抱著一個灰黃色牛皮紙包，裏麵裝著他剛出版的小說集《空中小姐》，他送給我一本並在扉頁上寫了幾個字並簽了名，字寫得不講究，筆畫也不太規則，每個字都像是沒有完全鬆綁的大閘蟹。
他說，最近米家山正在趕拍他寫的一個電影劇本（應當是《頑主》），他本來想自己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的。但試了鏡頭後，發現自己的模樣已經“糙”了。最後隻好放棄。
談到眼下的時局，大家都感到沉悶和沮喪。最後，他臨走時說了一句令我十分吃驚的話：“自從我發現我自己是滿族人以後，我就開始覺得，漢人其實根本管理不好這個國家。”王朔講話，常常有頑主式的即興調侃發揮，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不過，這句話，我倒是情願相信他是在當俏皮話在講的。
1980年代的王朔
1990年冬天，當時我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做研究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邀請來了幾個國內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舉辦講座，其中有北京大學的謝冕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王曉明教授等。講座設在東亞圖書館的一個會議室，著名的夏誌清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瑪莎·魏格納當時也在場。記得當時謝冕教授在發言中說，現在國內不少作家頗感壓抑，他們中的有些人表麵上是在用調侃的語言寫作，但其實這調侃中飽含著不少自己的血和淚。
我在提問時發言說：我的專業並不是文學，小說看得也不多，但我還是注意到一個人，他的名字叫王朔。王朔的小說和電影是以調侃著稱的，不過，人們實在看不出，像王朔這樣的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付出過什麽血和淚的代價。
我的問題馬上引起的一陣熱烈的討論。在場的很多人還一時搞不明白王朔到底是誰。王曉明教授當時馬上站起來解釋說，王朔的小說，簡單說來，就是一個字：罵。從左罵到右，從東罵到西，從天罵到地。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大致是一些市井的痞子，所以王朔的小說也隨之被稱之為“痞子文學”。後來我才知道，這位王曉明教授就是後來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的主要學者之一。這場大討論的一個重要攻擊目標就是王朔的“痞子文學”。
不料，在場的一個容貌秀美、氣質優雅的女留學生當場反駁說：“不管別人如何評論，反正我還是喜歡王朔！”通常，這類女學生談到自己崇拜的作家，大多會搬出若幹個著名洋人的名字，以示品位和對本族的不屑。即使在今天，敢於在眾人麵前大膽承認喜歡王朔的人也並不多，似乎喜歡王朔就沾上了流氓痞氣。顯然，這個年輕女孩子的沉靜表白實在讓在場的老學者們一個個麵麵相覷。
講座結束的時候，夏誌清教授走過來對我說，你不是學文學專業的，可你的問題提得很尖銳。他用英文一連說了兩遍：“Very sharp! Very sharp!” 我笑著說：“夏教授過獎了。其實我和王朔是老朋友，我對他挺了解的。”夏先生笑了：“ 哦，怪不得。”
兩天後，瑪莎·魏格納教授在校園遇見我，她說，那天的講座結束後，她就去把王朔的小說找來看，但說老實話，實在很難看懂。瑪莎曾是個有左翼思想的美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曾在美國紐約街頭帶著紅衛兵袖章參加反越戰和反政府的遊行示威。不過，除了語言的隔閡外，王朔的語言和心態，對她這樣的美國人眼裏的“中國通”來說，還是過於怪異和另類。我甚至懷疑，那個能透徹地讀懂錢鍾書和張愛玲的夏誌清教授，也未必能讀得懂王朔。
1993年底，我在著名的英文版《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上看到一篇介紹王朔的文章，文章稱王朔是“以最現實的姿態敘寫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的傑出作家。我當時想，有朝一日，王朔如果想來美國，這篇文章倒是可以作為他申請“傑出人才移民”的好材料。後來，王朔果然是以這種方式去了美國，估計類似的英文述評不計其數。為王朔辦移民的那個律師，大概一定胸有成竹，證據材料這麽“出色”的“人才”，估計他一輩子也遇見不了幾個。
作者和王朔，1994年北京西苑飯店
1994年初，我回國旅行。約王朔和沈旭佳等在西苑飯店的頂樓旋轉餐廳一起吃飯。這時的王朔，已經不折不扣地成了名人，在餐廳裏不時有年輕的服務員們過來請他簽字。席間，我問王朔：我看到有個叫畢齊的人寫了一篇名叫《常庸之輩，王朔印象》的文章，這是我到目前為止看到的諷刺挖苦你最有殺傷力的文章，可是文筆倒和你很像。王朔一臉壞笑地對我說，這篇文章其實就是他自己寫的。
我在此順便摘引幾段“畢齊”一文中精彩的文字：
我從小便與王朔鬼混在一起，因而比起通過其作品結緣的人少了一層神秘。此人在我們那幫人中無論從哪方麵說都屬二流。五官端正卻染有脂粉氣頭又特別大；人雖機靈卻多是小聰明永遠隻是敲邊鼓扮個花旦唱不了青衣；衣食無憂卻無大財稍不節製便捉襟見肘奢侈放浪隻能偶一為之。如此境遇使得此人常陷尷尬，永遠對一切報有欲望永遠不能獨占鼇頭。……有話為證：王朔經常表示希望能是個“姨太太的命”。“既不負責又受寵佃戶死活一概不問隻管享福時不時和長工偷個情。”……王朔當作家真是勢在必行。盡管我認為王朔也隻好當作家了，但他真當了作家我還是吃了一驚。他不認字啊！ 全部知識積累就是結結巴巴的三五十首宋詞、七八十本間諜小說以及為數不詳的幾次豔遇。我不得不再次正視文壇是否墮落了這一嚴肅問題。老實說，本來我也想當作家來著，一聽說他去了，便立即打消了這一念頭。（見《我是王朔》一書）
賣矛的同時還兼賣盾，自己寫了一篇把自己罵得入木三分的文章，罵完了天下人再轉過頭來順便罵一遍自己，天下竟有這麽荒唐的事兒！果然，後來還真的有人頻頻上當了。在有些謾罵王朔的評論文字裏，的確有不少人把“王朔的朋友畢齊”的句子用來當成投擲向王朔的一塊塊板磚。
記得在晚宴期間，王朔給大家講了很多笑話。我記得其中一個講的是他們最近和一個德國年輕漢學家去河南農村參觀訪問的事兒。有一段八旬農村老太太和這個德國年輕漢學家的對話，實在令人捧腹。
八旬農村老太太：你家裏有幾口人啊？
德國年輕漢學家：6口人。
八旬農村老太太：家裏糧食夠吃嗎？
德國年輕漢學家：沒問題，夠吃了。
八旬農村老太太：還是毛主席領導的好啊！
德國年輕漢學家：毛主席是挺好，隻是我們那邊不歸他老人家管。
八旬農村老太太（急了）：不許你胡說，那不可能！（眾人大笑）
晚餐吃到一大半，馮小剛趕來找王朔。看樣子有點急事要商量。馮看上去心事重重。在晚餐結束後，王朔在下樓時告訴我，有消息傳說，今後各類媒體均不得任意報道有關他的消息、圖片和鏡頭了。說這話時，馮小剛在旁邊聽著，一臉的沮喪。我們分手時，他們兩個人急匆匆上了馮小剛那輛半舊的汽車，然後消失在夜幕中。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王朔出鏡的排場
在返回美國之前，我給王朔在北京西壩河的家裏打電話，沈旭佳接的。小沈在電話裏和我談起如何移民美國的話題。她在電話中提到，去美國其實不是為了別的，主要是為了女兒。她想讓女兒在國外上個好的大學，接受更好的教育。
1997年春天，我在回國開會期間再次見到王朔。我們約好一天晚上在北京西城區百萬莊附近的新大都飯店咖啡廳見麵。陪著王朔前來的是一位麵帶稚氣女孩子，看上去完全像是個嬌小秀氣的中學生模樣。我和王朔在交談時，這個女孩在一邊笑咪咪地聽著，一副對王朔崇拜得幾乎不可救藥的樣子。很多年後，到底還是沒有忍住那份好奇 —— 我主動問王朔：“那天跟你一起去新大都飯店的女孩子是誰？”王朔笑著回答說：“徐靜蕾。”
記得好像是在1997年的夏天的一個傍晚，我在美國北加州的家裏接到王朔從南加州洛杉磯打來的電話。我當時感到很突然。王朔在電話裏告訴我說，他已經來美國好幾個月了，一直住在南加州。他在電話裏說，美國這地方實在太枯燥了，越待越沒勁。我問他，要不要我去南加州去看看他。他說不要來了，因為他馬上就準備回國了。有機會我們在北京再聚吧！
如果我沒有猜錯，王朔很有可能常去洛杉磯華人聚集的大小台北一帶。那裏的華人已經將這些周邊小城鎮蠶食和占領，裏麵從東坡肘子水煮魚到永和豆漿小六子清粥，應有盡有。最近這些年來，這些小城鎮選出的市長都是華人。據說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在那裏已經有了著名的天津大院、沈陽大院等，就連二奶大院都有了。假如經常出沒這些地方，出國和沒出國大致沒什麽兩樣。估計王朔一到那兒，就有點犯暈了。有沒有搞錯？這是美國嗎？這不是廣州嘛！
2004年夏天，有一次在北京港澳大酒店的大堂咖啡廳裏，我恰好遇到馮小剛和一個女演員坐在旁邊談話。我順便問馮小剛一句，最近是否有王朔的消息？馮一臉為難的表情，說：“其實我有好幾年沒看見他了。”聽了馮小剛的話，我在想，看來王朔真的是隱居起來了。
一個改變了中國人神經的作家
一位國內文學評論者在1990年代末著書寫道：“一個作家憑著自己的作品而造成如此重大語言影響者，現代文學史上繼魯迅之後王朔是第二人，建國之後他是唯一的一個…… 王朔堪稱中國當代的語文大師，他以筆創造了最具現代性和最富生機的現代漢語。” （伊沙：《一個都不放過》，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版，第147頁）還有的評論稱，王朔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在於語言，甚至可以說王朔是繼老舍之後，對北京語言最有貢獻的作家。（王幹：“金庸遇王朔大水衝了龍王廟”，載張峰編《王朔挑戰金庸》一書，廣州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89頁）
上述說法可能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個人覺得，在中國獨特的轉型階段中，王朔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貢獻恐怕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字語言的層麵。王朔現象與其說是文學現象，倒不如說是個文化、社會和政治現象。這一點，大概是王朔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從王朔的人生經曆和作品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到前不久逝世的美國文壇元老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影子。諾曼.梅勒本人參加過“二戰”，曾兩次競選紐約市長。他自命不凡、狂言傲世，半個多世紀裏，一直是享譽西方文壇的怪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一個出色的作家應當是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神經和骨髓”的人。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的王朔
很多人說，魯迅是一個曾經改變了中國人骨髓的作家，因為他深刻地診斷出中國人身上的“軟骨病”，而且他的自己的骨頭曾被另一個偉人稱為屬於“最硬的”一類。不過有點遺憾的是，當這個橫眉冷目頭發直立的老頭在世和過世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每每讀到他諸如“痛打落水狗”、“一個都不寬恕”和“費厄潑賴應當緩行”之類的文字，常常讓人們的神經格外緊張。以至於各界人士對他的頌揚，有時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王朔曾寫道：“說到魯迅精神，這個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筆為旗，以筆為投槍或匕首，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協地向一切黑暗勢力挑戰。與之相聯的形象便是孤憤、激昂、單槍匹馬，永遠翻著白眼，前麵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明槍，身後是飛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簡言之，戰士的一生。”“像所有被推到高處的神話人物一樣，在魯迅周圍始終有一種迷信的氣氛和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視他。他是作為一個不可言說的奇跡存在的。”(王朔：“我看魯迅”)
很多證據可以表明，王朔是改變了中國人“神經”的一個出色作家。
如果說，多年以來，我們所處的社會已經開始變得鬆弛和自由的話，在我看來，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貢獻來自王朔。
幾乎從王朔開始，一種對正統禦體語言的調侃開始慢慢進入中國百姓大眾的生活。從他闖入文壇開始，他就像個惡作劇的壞孩子一般，壞笑著用一段段、一句句的王氏語體開始為那些緊繃了我們幾十年的神經樞紐鬆綁。人們終於發現，在這塊大病初愈但仍然難以化解冰封的國土上，居然還可以有王朔這樣一種活法。王朔的語言開始流傳於世並受到大麵積效仿。王朔語言引起的旋渦牽連的是中國融冰時期的一種政治態度，王朔以他漂亮的擦邊球，為中國人的生命中增添了新的景觀。
比如，他把打麻將比喻成“過組織生活”： “本黨的宗旨一貫是這樣，你是本黨黨員本黨就把你開除出去，你不是本黨黨員本黨就把你發展進來——反正不能讓你閑著”。（王朔：《玩的就是心跳》，華藝出版社，《王朔文集2》，1992年7月第一版，第248頁）。
在他的小說裏，小說的主人公在調侃“人生”的意義：“人生就是那麽回事兒，就是踢足球，一大幫人跑來跑去，可能整場都踢不進一個球，但還得玩命，因為觀眾在玩命地喝彩、打氣。人生就是跑來跑去，聽別人叫好”。（王朔：《頑主》，華藝出版社，《王朔文集4》，1992年7月第一版，第7頁）。
他的小說裏的人物們在討論中國有沒有“貴族”：“不知道錢有用的隻有兩種人，一種是生下來就有錢的，一種是還沒有嚐過有錢的滋味的，裝他媽什麽精神貴族！中國有什麽貴族？一水的是三十年前的放牛娃翻的身，國庫封了全他媽得要飯去。”（王朔：《玩的就是心跳》，華藝出版社，《王朔文集2》，1992年7月第一版，第439頁）。）
他小說裏的人物對台灣人說：“回去跟你們李登輝說，好好在島上過日子吧，別老想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統一了有什麽好啊？十億人都找你要飯吃你有那麽大的飯鍋嗎？”“就欠解放你們，讓你們吃飯也用糧票。” “不服就讓國民黨來試試——嚇死他！中國這塊土地誰敢來改變顏色？誰來就讓他遺臭萬年。……,有什麽說什麽，要說全世界各民族讓我挑，我還就挑中華民族，混飯吃再沒比中國更好的地方了。憑什麽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也有很多優越之處。說實話，能讓我們瞧得起的民族還不多呢！不就是才過上二百年好日子嗎？有什麽呀？我們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王朔：《一點兒正經沒有》，華藝出版社，《王朔文集4》，1992年7月第一版，第129-130頁）。）
在他的小說裏，把男女最後的情欲衝刺比喻成“攻打冬宮”： “打個比方吧，好比蘇聯十月革命，群眾也發動了，士兵也爭取了，臨時政府也成立了，最後還是要打一下冬宮。正如毛主席所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另外，她猶豫、畏縮，除了她本人的心理障礙還因為有個舊秩序束縛著她拉扯著她，不燒了草料場，林衝也不會上梁山。”（王朔：《給我頂住》，華藝出版社，《王朔文集2》，1992年7月第一版，第478頁）。）
在他的小說裏，男孩女孩們是這樣肆無忌憚地暢談著“國家大事”：
男孩：“現在這國家是哪年成立來著？”
女孩：“ 49年吧！”
男孩：“49年以前是誰？”
女孩：“好像是台灣那幫人。”
女孩：“非得教人民學好嗎？”
男孩：“非得！我是鐵了心要宣傳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們都別管自個積德行善這輩子倒黴下輩子享福。”
女孩：“你這是不是有點玩世不恭？”
男孩：“仔細想啊，要不號召大家奉獻，讓自甘吃虧蔚然成風，我怎麽占便宜？”
女孩：“政府說過這話嗎？別忘了政府可是為人民的！”
男孩：“當然，要不要我們作家幹嗎？就是讓我們把那一說就炸一說就翻臉的話拐彎抹角柔聲細雨地對人民呢喃著。”（王朔：《一點兒正經沒有》，華藝出版社，《王朔文集4》，1992年7月第一版，第70-71頁）。）
他的人物在電視劇中對警察說：“你們給我上老虎凳我就挺住，給我使美人計我就招。” “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編輯部的故事》，編劇王朔、馮小剛等，導演趙寶剛）
他在寫給自己女兒的書中說：“想想還要感謝爺爺，他走出山溝，賭中了一支勝利的軍隊，使我出生在一個還算體麵的家庭。想想看我要是個農民的兒子，在中國這個貧富懸殊歧視嚴重的國家將受到什麽樣的刺激。”（王朔：《致女兒書》，人民文學出版社P74-75）
他小說裏的敘述，總好像是在和讀者談自己的身世、經曆和情緒；“我三十歲後，過上了傾心已久的體麵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報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個清楚的形象，這形象連我自己都為之著迷和驚歎，不論人們喜愛還是憎惡都正中我的下懷。如果說開初還多少是個自然的形象，那麽在最終確立它的過程中我受到了多種複雜心態的左右。我可以無視憎惡者的發作並更加執拗同時暗自稱快，但我無法辜負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變成啤酒最後又變成醋”。（王朔：《動物凶猛》，見《王朔自選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40頁）
他說：“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 他還說：“最純潔的關係是金錢關係，最平等的關係是契約關係”。有人說他急了的時候還說過：“我是流氓我怕誰”。王朔後來告訴我，這句話並不是他說的，而是他的一篇小說裏的人物的一句話。他告訴我這個不算小的“秘密”時，麵部表情十分平靜。這些年來，對外部世界對他的種種非議，他已經厭倦了。無論誰說什麽，他都不想去爭辯什麽。
經過文革後，叛逆感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間是難以消彌的。但王朔在這個獨特的曆史過渡階段裏表現出的反叛方式則顯得別出心裁並恰到好處，他的聰明才智在這個過程中被心無旁鶩地發揮出來了。王朔與那些義正詞嚴孤注一擲的鬥士們不同的是，後者像是這個地球冰冷的南北極地，而王朔則像是地球中間湧動縱欲的海水。因為有了後者兩極的激進、冒險和鐵麵無情，王朔或“王朔們”才略顯得調皮、安全和輕鬆溫和。
千百年來，中國民眾曾長期生活在“告密盛行”、“以言入罪”、“人人自危”、“莫談國事”的恐懼之中。然而，王朔的語言和生活方式，讓眾多的中國民眾多少可以開始享受某一類千載難逢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王朔的聰明在於，他發現了現實生活中的"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談到他創作的“蹊徑”，他曾寫道：“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現在正在為打破千百年束縛我們肌體的框框作鬥爭。描寫打破這些框框的過程和這些框框對我們的壓抑似乎是現在文學的主題……即便是出於機會主義的考慮我也要另辟蹊徑。這蹊徑我找到了，那就是不寫那些正在掙紮人，而是寫已經解放了的人（我無能去寫解放了的社會）……從這些人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失去了行政手段，傳統價值觀是多麽脆弱。描寫這些人的生活是快慰的，那些為難著我們有時簡直無法逾越的傳統障礙，在這些人中顯得是多麽無謂，人一旦精神、物質兩方麵自由了，活起來是多麽舒展。”（王朔：“我和我的小說”，載葛紅兵、朱立冬編：《王朔研究資料》，中國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6頁）
今天的中國，在“精神、物質兩方麵”獲得自由的人越來越多了，這些人不一定是億萬富翁，不一定身居高位，也不一定赫赫有名，但對這些人，“你既無法利誘也無法傷害。”。有趣的是，在我們中國，以王朔為代表的 —— 為爭取獲得這種生活狀態的“先頭部隊”，則可能被今天已經過上“自由生活”的“中產階級”人們所輕視和遺忘。
從掙紮到相對不再掙紮，從不自由到相對比較自由，並沒有一勞永逸的藥方。王朔開給我們國人的藥方也不能藥到病除，甚至還有些“副作用”。但是，在多年前那個“大病初愈、百廢待興”的年月裏，對大多數既想痛並快樂地活著又不想出家當和尚的普通人而言，可能是一貼相對廉價並可以吸收的藥劑。
今天的中國民眾，或許還可以忍受“沒有雷鋒的日子”，但估計已經無法忍受“沒有王朔（語言）的日子”。今天那些對王朔動輒破口大罵、嗤之以鼻的人們，其實現在每天24小時裏都在多多少少享受著“王朔現象”給他們帶來的惠顧，不知是否能對此略表一點兒感恩之情？
他既不許文強，也不馮敬堯；既不楊子榮，也不座山雕。當年寫“青春萬歲”的作家王蒙談起王朔時，有一段話說得很中肯：“承認不承認，高興不高興，出鏡不出鏡，表態不表態，這已經是文學，是前所未有的文學選擇，是前所未有的文學現象與作家類屬，誰也無法視而不見。不知道這是不是與西方的什麽“派”什麽“一代”有關，但我寧願意認為這是非常中國非常當代的現象。曲折的過程帶來了曲折的文學方式與某種精明的消解與厭倦，理想主義受到了衝擊，教育功能被濫用從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樣的膨脹的文學氣球或飄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氣，在雄獅們因為無力扭轉乾坤而尷尬、為回憶而驕傲的時候，猴子活活潑潑地滿山打滾，滿地開花。他贏得了讀者”（王蒙：“躲避崇高”，原載於《讀書》雜誌，一九九三年一月號）。
在那種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八股政治氛圍裏，王朔用他那獨特的敏銳和刻薄道出了其中的軟肋：“我一點也不感動，不是施教者不真誠抑或是這道理沒有說服力，而是無法再感動了。類似的話我從不同渠道聽過不下一千遍，我起碼有一百次到兩百次被感動過。這就像一個隻會從空箱子往外掏鴿子的魔術師，你不能回回都對他表示驚奇。另外，我也不認為過份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對一個少年有什麽好處，這有強迫一個體弱的人挑重擔子的嫌疑，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王朔：《動物凶猛》，見《王朔自選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76頁）
如果我們沉靜地回顧一下，就不難發現，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從王朔開始首創這種特殊的語言，已經滲透到了我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從包括幾乎黨報之外的大眾媒體的標題，到賀歲片的人物對話；從電視室內係列劇的搞笑對白到今天手機短信的譏刺段子，幾乎都在摹仿他的戲謔語法。比如：“XX沒商量”；比如：“XX就是心跳；或者比如：“過把癮就XX”，還有“一半是XX的海水，一半是XX的火焰”；或者比如：“我是XX我怕誰！”
我們說，出色的作家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語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我還看不出哪位作家能夠如此浩蕩的席卷了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的黨八股。一個網友評論說：“當今天手機短信的譏刺段子已經鋪天蓋地肆無忌憚的調侃現實的虛偽，並引發大眾在高壓下的娛樂風暴時，我們不能忘記正是王朔發起了這種正邪兼收的時潮”。
即使在王朔一度處於沉默潛伏狀態時，王朔的影子還在若即若離。他的模仿者們似乎無所不在，王朔的語言可以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假亂真。影視編劇們在演繹他的套路，相聲小品在借鑒他的幽默技巧，晚會主持人在用王氏語言來調動觀眾氣氛，現代青年在用王朔的成功作為生活楷模。王朔被無可挽回地“大眾化”了。遺憾的是，從知識產權的意義上說，“王氏語言”在法律上無法申請發明專利，也無法像可口可樂那樣用技術秘密（Know-how）方式來加以保護。王朔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特有的語言“配方”被千百個人模仿著。他或許會感到愉悅，或許會感到尷尬，但更多的可能是躲在暗處，一臉壞笑。
對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揶揄和調侃，其實也是一個民族和諧寬鬆幽默的好征兆。我在美國時，常看到好萊塢拍攝的一些以“白宮內幕”為題材的電影，內容亦真亦幻，虛虛實實。其中影射的常常是現任總統的秘聞和趣事。白宮裏的總統和幕僚們對此從來不在乎，在任的或已經退休的總統們還一邊看一邊跟著笑。我曾在想，什麽時候，中國的藝術家們也可以這樣毫無顧忌地放鬆創作一下？
不難預料，在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在大家可以預見到的未來，王朔式的語言風格還會有很大的延續時空。或許，經過很多年後，當人們視政治風雲為世間常態滄海一粟時就會明白，王朔今天這類看似無視是非正邪的語言，並非有辱賢哲，也非大逆不道。
據說，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是可以由國內專家學者預先推薦的。如果真是這樣，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的專家們有空研究一下，擱置一些偏見，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一下王朔。當然，這樣做會招來很多爭議，因為王朔的作品畢竟還不夠高大和完美，還不符合某類“人文精神”，甚至還有些不招人喜歡的“副作用”。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諾貝爾獎其實從來也不設定什麽標準。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曾經讓這個世界上十幾億的中國人的神經變得輕鬆的出色作家。如果非要有什麽理由，難道這還不夠嗎？
在這個生活並不容易的世界上，多一些寬容精神有什麽不好呢？所以，我建議大家盡量理解和寬容王朔。
王朔是個天才。不過，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在該長身體發育時，遇上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困難時期；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在該上學讀書時又遇到了“史無前例”（還有一種說法叫“陽光燦爛”，燦爛到學生不僅可以不讀書還可以打老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天才，當人們追求學曆參加高考以便日後獲得社會善待和提拔的時候，他的高智商卻不能幫助他進入高等學府的大門；就是這樣一個天才，當他用筆證明自己的才華的時候，他的作品被人們稱之痞子文學，他自己被文壇視為另類；就是這樣一個天才，當他成功地創出一段屬於自己的道路時，他的名字和作品卻頻頻被來自主流傳媒的圍堵和封殺；就是這樣一個天才，當他來到那個擁有民主自由的美國大陸時，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語言的障礙讓他才思枯竭。由此他變得桀驁不馴，變得狂傲不羈。其實，在很多方麵，他也和我們許多平常人一樣，既有真情，也有深意，不僅有助人為樂、嫉惡如仇的良好紀錄，而且還常常反躬自咎。
王朔也要盡量理解和寬容他人。每一個時代都有非凡的人，每一個時代也都會成為曆史。無論是善意的批評還是惡意的中傷，都在證明，現實生活還遠非完美。人類每前進一步，都會有些誤差。但隻要不斷前行，不斷校正，目的是為了讓我們中間有更多的人能過上那種“既不能被利誘又不能被傷害”的好日子。
在中國文學史上，王朔大概是個絕版。他的獨特天賦和生活經曆，幾乎使他的成功模式變得不可複製。這樣說，可能會使那些想步王朔後塵出人頭地的年輕人感到有些鬱悶。這也沒有什麽辦法，作為大多數普通人，人們能努力去做的，無非就是踏踏實實、按部就班地去讀書升學和就業，來日在社會上獲得得一個可以謀生或者比較體麵的職業。
和很多人的感覺相似，我也覺得王朔2007年這一輪的複出，顯得離奇而荒誕。如果我最近見到王朔，大概會勸他一句：老戰友，你這輩子已經夠本兒了，你已經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了。好好過日子吧，能快樂健康地過一天，你就多賺了一天！
前不久，再次見到王朔時，我發現自己對他的擔心倒顯得有些多餘。
他還一直住在北京近郊那個最早被開發的別墅區裏，那是20世紀90年代北京城裏最成功的人士們經常出沒的地方。停在別墅門前的車輛上蒙著厚厚的塵土，顯示著主人自閉一隅、久不外出的跡象。車主的這種自閉和沉溺，究竟是基於外部世界的困境還是個人生活的鬱悶？抑或是對人生終極問題的過度思慮？在某種意義上說，這裏麵一定反應了王朔思想觀念中最隱秘和最難以捉摸的情緒，他自己難以啟齒，外人也將永不得知。
這些年，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交際活動。大部分時間裏，他喜歡安靜地坐在房中，閱讀、看影視，喝茶吸煙，炒菜做飯，當然還有思考和寫作。他一口氣送給我他的4本近作：《我的千歲寒》《新狂人日記》《和我們的女兒談話》《致女兒書》，書裏的內容明暗交織，有虛幻又有實景，充滿“非主流”宗教的氛圍，我盡力在閱讀中理解他，不過仍感到有點困難。
近十年來，他幾乎從來不上網。盡管他也使用智能手機和微信，但除了簡單的對外聯絡，他也從來不用微信對外發聲。近年來，網絡裏到處充斥著“王朔語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偽托他的名字發布的。據我搜索觀察，冒充王朔名字的博客和微博最熱鬧的時候，不下二十多個（它們最多能扛一個月左右就彈盡糧絕、原形畢露）。
虛假的“王朔語錄”
有不少虛假的“王朔語錄”甚至還常常出現在官方的都市報刊上。對這一切，他一直置若罔聞，從來也沒有正式對外發布過任何“辟謠聲明”。我們這些老朋友有時開玩笑地對他說：看來你不需要再寫作了，大街上有的是人在替你寫。
攀談時，我注意到歲月在他臉上留下的滄桑，也留意到上海作家王安憶所說的王朔特有的“表麵強悍、內心軟弱”的目光，其中既有對現代世界的“抵抗”，也有他自稱的——來自傳統文化的“暗示”。有人判斷，王朔總有一天會成為慈善家的，我看這種可能性真的不應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