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世紀之前,有這樣一位法國畫家,西方繪畫史上很少提及,就連十九世紀法國繪畫史也最多是一筆帶過。主要原因是他不當弄潮兒,不追隨任何大師的風格,跟哪個畫派都不沾邊。然而他的畫技卻屬於西方繪畫界的一流水平,當年沒有任何一位畫家敢說自己比他畫得強。而且當時也沒有任何人的作品比他的銷路更好,因此他比同代的畫家都富有。梵高、馬奈、德加、惠斯勒等人不但對他讚譽有加,而且對他的成功羨慕不已。
他在年紀輕輕時享譽法國,之後又轉戰英格蘭,居然獲得更大的成功,而且還收獲了一段世人矚目的愛情。
他的畫作就像一麵鏡子,真切生動地呈現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中上流社會的種種側麵,並且對貴族男女們文化語境和心理狀態都惟妙惟肖的展示。這是其他一大群比他更有名氣的畫家所未能做到的。因此,今天我們關注他的創作,是欣賞藝術,也是閱讀曆史。
他的名字叫蒂索(James Jacques Tissot,1836–1902)。
圖1:《自畫像》,1864-65年。
蒂索1836年出生於法國西部的港口城市南特(Nantes)。意大利裔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布商,母親和姑姑經營製帽公司。在這樣的背景下,繼承了父親的意大利的藝術氣質的蒂索在畢生的創作中,畫兩件東西最拿手:一是服飾,二是海港。
上麵這幅自畫像作於他二十八九歲的年代。那時他結識了一些印象派畫家朋友,包括德加(Edgar Degas)、馬奈(Édouard Manet)、惠斯勒(James Whistler)。受他們的影響,蒂索畫了這幅具有印象派風格的自畫像。但他越畫越覺得不對勁,甚至沒有耐心最後完成它。從此蒂索與印象派分道揚鑣,他自信可以闖出一條自己的創作道路。雖然他與那些印象派的朋友一直保持著緊密的友誼,但從此再沒有畫過印象主義的東西。德加多次邀請他參加他們的印象派畫展,被他婉言謝絕。
英國藝術家貢布裏希(E. H. Gombrich)在他的名著《藝術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開篇就寫道:“其實沒有所謂藝術這回事,隻有藝術家而已(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的延伸,是他們觀察世界的產物。他們所創造的,是他們自己最喜歡、最了解、最在意的東西。我們從蒂索的作品裏,能夠無時不刻地看到畫家那敏銳認真而又明亮溫潤的眼光。這眼光中使蒂索的作品很耐人尋味,比起印象派畫家們散漫隨意的作品更有故事性。
一、衣香鬢影
在我們先來比較一幅法國現實主義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的作品:
庫爾貝的作品百無禁忌,他專門喜歡畫社會底層的“下等人”:勞工、農民、女傭、妓女等。《塞納河畔的女郎》就是畫兩個慵懶的風塵女子橫臥在河岸的草地上。
蒂索在同一地點使用同一模特(庫爾貝畫中前麵的那位女子)繪出了下麵這幅作品:
圖2:《二姐妹,肖像》(Two Sisters, Portrait),1863年。
庫爾貝畫作中的風塵女子完全變成了高雅的形象。姐妹倆剛剛散步歸來,姐姐一手拿帽子,另一手舉小傘,腰間插著路上采擷的鮮花。二人整潔的白衣裙在綠色野林裏也呈淺綠色。值得注意的是,蒂索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毫無例外地芊芊典雅。西方繪畫史有裸體畫的傳統,盧浮宮的各個角落裏都是一絲不掛的男神女神。而蒂索是畫家少有的另類,除了生涯後期畫過幾幅衣不蔽體的亞當夏娃之外,他不畫裸體。他的朋友庫爾貝、馬奈、德加都曾被指責“淫蕩”,而蒂索雖然常被譏為“庸俗”,但從不會落下“傷風敗俗”的口實。有人曾想假冒的他名義畫畫,因為蒂索的作品賣相好。但如果畫身穿華麗衣服的女人肯定要露陷,於是就畫了張裸體的。蒂索得知之後怒不可遏,公開宣布:他過去不畫將來也不畫這種東西,市場上所有在他名義之下的裸體畫全是假貨。
圖3:《壁爐》(The Fireplace),1869年。
既然不畫裸體,蒂索把全部的興趣都放在身著華服的貴族女子身上。沒有任何一位畫家能像蒂索一樣對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服飾有更深的觀察和興趣,因此他的畫作也是真實的曆史記錄。
圖3這幅早期作品中,華麗複雜到極致的服飾就展現了蒂索少見的才華,每一段縫線、每一顆紐扣都畫得精致無比。服飾向來都是身份的象征和表象,尤其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據曆史資料記載,當時有些窮人家的女孩子在長裙的內測掛上一些報紙條,這樣走起路來就發出如紗裙一樣悉悉索索的響聲。
圖4:《紅衣少女》(Young Lady in a Red Jacket),1864年。
圖2中的同一位模特又出現了。相較於上幅,她這次儼然變成一位”現代“女性,獨立、知性、自信、優雅依然。她不是端坐在椅子上,而是很隨意地坐在一張小桌子上,一隻腳耷拉在地上。桌子上和旁邊古樸的椅子上有幾本舊書和文獻。有的書有折頁,有的封皮已經破損。這裏無疑是書香門第,而不像是商人家庭。桌上水瓶裏的小花與壁紙上的印花相得益彰。後麵的大鏡子的邊角上隨便插著一張小照片或明信片。這顯然是家居生活的輕鬆瞬間。紅衣和黑裙形成強烈對比,紅絨球在手背上留下影子。下顎上的淡紅色是紅衣的反光,這大概是蒂索從老友德加那裏學了一手。
圖5:《年輕女子觀看日本藝術品》(Young Women Looking at Japanese Objects),1869年。
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掀起了一陣日本風(japonisme),人們對日本浮世繪、版畫、漆器、陶瓷、家具、服飾、建築等十分熱衷。這一時代的西方畫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日本風的影響。蒂索本來就愛好收藏,對日本藝術品更是情有獨鍾。他在巴黎的家隔壁住著日本外交使團,與他們來往密切,並還為使團中的一位日本公主授課畫畫。他在多幅作品反映了當時japonisme的文化現象,圖4便是一例。
一位穿著光鮮的貴族女子在走進一家日本古董店,手套還沒來得及脫下,暖手袖套還拿在手裏,就目不轉睛地彎腰欣賞一艘日本古船的模型。旁邊穿白衣的女孩不像隨行前來的同伴,更像是這裏的店員。但從她把手臂搭在對方背上的親密動作來判斷,她接待的並非普通顧客,而很可能是位閨蜜。放置古船的台子覆蓋著一張非常雅致的日本針織品,上麵繡著最典型的日本題材:櫻花、竹子和波浪。船槳旁邊站立著一個日本武士的布偶。女子身後是金光閃閃的日本佛龕,上麵有一些身穿日本傳統服飾的布偶。畫麵最左側巨大的鑲邊白色帳幔旁邊的茶幾上有日本或中國的藍底白花花盆。
這些物件很可能是蒂索自己的收藏品。他用這幅令人目不暇接的畫作,既顯擺了自己的收藏,又展示了自己高超的繪畫技巧。從畫麵的角度來看,這是古董店的一個角落,構圖精致。雖然細節繁多,但毫不淩亂。畫家用紅、白、黃和黑的色調,體現了古色古香的環境。
當時有一位評論家這樣寫道:“我們的工業和藝術的創造早晚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倫理和時尚也終將會消亡殆盡,但蒂索先生的這樣一幅作品,卻足以使未來的考古學家能夠重新勾勒出我們這個時代的風貌。”
圖6:《船上少婦》(Young Lady in a Boat),1870。
青年男女在湖上泛舟常被西方畫家用來表現幸福美滿。而一個女子獨乘小舟困在蘆葦叢中,隻能是“載不動,許多愁”了。女子的寬沿帽子是十八世紀的式樣。她一手擺弄著日本折扇,另一隻手的小手指翹在唇邊,略顯嬌柔。她雙眸端凝,若有所思。這種畫中人目光直視觀眾的狀態是蒂索作品的一大特色。畫家以此構成作品與觀眾的對話,使他們成為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
船上的一束鮮花是愛情的象征。是她自己帶來的還是別人送的?蒂索有意把自己的簽名放在近旁,好像暗示是他饋贈。無名指上碩大的寶石戒指或許暗示她已嫁為人婦。莫非她要在這個幽秘之處偷會情人?她的神情裏似乎帶著一絲嗔怒,等待的人為何還不出現?身後那隻猴臉的狗更是等得不耐,十分憤怒的模樣。
奇怪的是,船上隻有一隻船槳,另一隻不知所蹤,可能早已掉在蘆葦叢中。看來她有麻煩了,也許暗示她深陷感情的泥沼不能自拔?看不出她有任何自救的努力。直視觀眾目光好像在說:“誰能來救我?是你嗎?” 也許她根本就沒有一個要等的人,也許在懷念一段逝去的情愫?莫非她要在一隻槳的船上以鮮花為伴下告別世界?所以在她的臉上看不出驚慌,有的隻是淡淡的憂傷,還有從容。這使我們想起《哈姆雷特》中的奧菲莉婭,也是手捧鮮花從容地自投水潭。
圖7:《告別》(Les Adieux),1871年。
法語中的“adieux”一詞比較正式。作者沒有用隨便一點的“au revoir”(回頭見)作為畫名,或許暗示這是一次訣別。一對青年男女隔著一道綠色的鐵欄杆做最後一次幽會。女孩看上去是圍牆內側這家深宅大院的一個女傭。她裝束相對樸素,腰間還垂下一把小剪刀,顯然是用來做家務的工具。貴族小姐絕不會身掛一把剪刀作為裝飾的。莫非這把剪刀是要斬斷情絲的象征?"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男孩看上去是個富家子。他一身行裝,高頭大馬等在旁邊。也許他馬上要去從軍?或去海外殖民地闖蕩?所以才匆匆前來在女孩幫傭的豪宅院牆邊向她作最後的道別?他特意把一隻手脫去手套,伸進欄杆緊握住女孩的手。而另一隻手的食指紮在欄杆頂端的尖頭上。莫非象征著離別的刺骨之痛?
我們不得不佩服畫家巧妙的構圖,冰冷的鐵欄杆隔開一對戀人,象征著某種不可逾越的藩籬,也許是感情的、階級的、或者家庭的、經濟的、距離的障礙。頭上滿樹秋天的黃葉,地上也是枯葉堆積,增添了悲秋傷別離的氣氛。男孩緊盯著牆內的女孩,好像在安慰她。而女孩羞澀地低著頭,微張著嘴,欲說還休。她的臉上沒有哀傷,隻有對現實的默默承受。二人緊握的雙手是畫麵的聚焦點,依依惜別之情全在不言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幅畫是蒂索離開法國到達英國之後的第一幅作品。蒂索本來在法國已經是位成功畫家。由於1870年參與巴黎公社的活動,被秋後算賬。眼見自己的朋友庫爾貝被囚,而自己也被通緝,使他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到英國。也許這幅畫正反映了畫家當時的鬱悶的心境。畫中的那位翩翩少年正是蒂索自己,而美麗的少女就是他戀戀不舍的祖國法蘭西。那道冰冷的柵欄就是隔斷親情的英吉利海峽。告別,就是無奈地接受命運的安排。
圖8:《吵嘴》(Quarrelling),1874-76年。
一對男女剛經過一番口角,默默地站立在池塘邊,不知如何收場。我們可以將這幅作品與圖7做對比。兩幅畫中都有障礙物隔開男女雙方。圖7是橫向的鐵欄杆,圖8是縱向的鐵柱子。圖7中男孩伸手穿越欄杆緊抓住女孩的手,使那個畫麵溫馨起來。而圖8中漆黑的鐵柱擋住了男子的臉,使我們看不到他的表情是憤怒還是哀傷。他雙手背後,看不出要向女子服軟的態度。而鐵柱另一邊的女子無言地低頭看著池水。
我們說蒂索的畫作很有故事性,他善於構圖,巧用道具,有意留給觀眾想象的空間。二人為什麽原因吵嘴?隨後會發生什麽?畫家有意選擇二人的背影,並把男子的臉擋住,就是不把情節描述得太透。從女子的半邊臉所看到的無奈表情來判斷,我們隻能猜測更惱火的一方是那個男子。而圖7中畫家給我們二人的正麵,為的是濃墨渲染依依惜別之情。而這溫馨的場麵卻醞釀著更大悲劇效果,因為我們會擔心這一次相會是否成為訣別,男孩一去不知何時會回來再見心上人。與此相反,圖8雖然場麵雖然有些冷清,但我們可以確定男女二人隻是短暫的爭吵,最終會和解。
圖9:《壞消息》(Bad News),1872年。
這又是一幅具有故事性的畫作。它的另一個名稱《離別》(The Parting)又使我們想到圖7。在那幅畫中男孩用摘掉手套的手伸到欄杆裏麵去安慰女孩。而在圖9中,充任安慰角色的是女子,隻見她從身後抱住即將出征的男子,用肢體語言來安慰他,同時享受最後的溫存。在這默默無言的片刻,有很多細節值得我們注意。男子十個手指尖並在一起,顯示出無奈的心情。身後用女子空洞的眼神在思索何時才能等到她的男人回來。旁邊的女人為男子準備了一杯茶,也是一種安慰的肢體語言。窗外的水麵上,有一艘載滿一船穿著同樣的紅色軍服的軍人,看來他們是遠征去海外殖民地。船頭一位軍官正在揮手招喚,大概是在喊還在家中依依不舍的男人趕快上船。
蒂索所描繪的,正是當時英國社會現實的一個真實場麵。
圖10:《來早了》(Too Early),1873年。
蒂索的作品直白地處理每一個細節,不誇張,不臉譜化,不含道德說教,不做明顯諷刺,反而使他的社會情境畫給觀眾傳遞一種調侃味道,讓他們會心一笑:社會現實果真如此啊。圖10就是蒂索社會情境畫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
大家都知道,約會早到難免使人有些尷尬。蒂索的這幅畫就是描繪這一場麵,但並非僅僅如此。畫中的很多細節耐人尋味。
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帶著三個女人(也許是他的三個女兒,也可能是兩女兒和她們的後媽)早早來到舞會現場,站在空曠的舞廳中央,有些不知所措,手腳都不知放在什麽地方。他們大概是第一次來,經驗不足。老者有足夠的錢財帶女兒參加這樣的舞會,但似乎還沒有上流地位。所以才讓女兒打扮得花枝招展,急不可耐的要把她們引見,沒準還可以釣到一兩個乘龍快婿。畫作的名稱“Too Early”,恐怕就帶有諷刺意味:想進入上流社會,還別太猴急。
老者右側的白衣女郎手中橫握著合起來的扇子,麵帶無奈。另一位白衣女郎則把扇子張開,無聊地扇動。門外有兩個女侍從門縫中偷窺,更顯得他們有些滑稽。後麵的一男一女似乎比他們更有舞場經驗,身體的姿態顯然放鬆得多,男子的腳甚至踏在女子的裙邊。樓梯處可以看到又有賓客到場。在舞廳的角落,女主人正在向樂隊做最後的吩咐。領頭的樂手很恭敬地俯身聽取訓話。大貝司手正在調試琴弦。小提琴手的眼鏡片反射著燈光。有評論家認為最左側的小號手是蒂索畫的自己。他本人不僅是這種場麵的觀察者,也是參與者。
圖10這幅作品1873年在倫敦展出之後立即引起極大反響,成為蒂索兩年前來到英國之後第一件最成功的作品。有評論家認為蒂索“突破了他自己(out-Tissoted himself)”,也有人稱這幅作品是“藝術的再出發”(a new departure in Art),還有人說蒂索像小說家簡•奧斯丁(Jane Austen)一樣對英國所謂的“彬彬有禮的社會”(the polite society)輕鬆調侃,又入木三分。
圖11:《外省姑娘》(The Provincial Ladies),1883-85年。
大約十年之後,當蒂索從倫敦返回巴黎後,又繪製了與圖10相似的圖11,似乎那位老者又帶著他的三個女人轉場巴黎的舞廳。這一回他們也許沒有像上次急不可耐地來得太早,姿態也似乎比上次略顯放鬆。但仍然是不知所措地孤零零站在場子裏無人理會。老者似乎在摸著下巴苦笑。巴黎人對所謂“外省人”十分歧視。所以這幅畫的標題很明確:他們不屬於巴黎的上流社會。也許他們有足夠的錢財,但想擠進名利場比登天還難。
圖11:《音樂會》(The Concert),1875年。
這幅畫一經完成,就被畫商以1260英鎊的價格買走(十九世紀中期的一英鎊相當於今天的四到五英鎊)。由此可見當時蒂索炙手可熱的程度。
蒂索1871年剛到英國時,倫敦的上流社會對這位“政治難民”是冷眼戒備的,因為他們知道那些支持巴黎公社的藝術家都是憤世嫉俗蔑視權貴的激進左派,例如巴黎公社失敗後被囚禁的畫家庫爾貝。但蒂索知道必須討好權貴,產品才能有買家。他致力於惟妙惟肖地描繪上流社會的衣香鬢影,一方麵是他的興趣所在,另一方麵他也意識到這是接近富貴階層的一條捷徑。
圖11如同攝影一樣的畫作真實地記錄了在倫敦金斯頓沙龍舉行的隻有名流才能獲邀參加的聚會。隻見大廳燈火輝煌,帷幔高懸,陸續到來的賓客走下弧形的樓梯,恰好形成一個小圈子的模樣。蒂索能夠得以身臨其境,證實了他此時已經被倫敦上流社會所接納。畫作問世後評論家們試圖將每一位畫中人物對號入座,推斷各位紳士淑女的真實姓名。這令人想到蒂索的朋友庫爾貝所繪的《畫家的畫室》(The Painter’s Studio),把一些真實的曆史人物變成了畫中人,其中除了庫爾貝的一些朋友之外,還有拿破侖三世。但蒂索從未公開承認過他畫了誰誰誰。評論家們較為一致的看法是,那位站在水晶燈下的女提琴手是捷克音樂家薇爾瑪•涅魯達(Wilma Neruda) 。其他人物則眾說紛紜。
這幅畫的另一個名稱叫《噓!》(Hush!),因為提琴手已經把琴放在下顎,演奏馬上開始,大家應該安靜了。但我們所看到的則是亂哄哄的熱鬧場麵,眾人隻忙於各種交際,完全對音樂不感興趣。大概年輕的演奏家也意識這點,所以略顯緊張,擔心自己駕馭不了這樣的場麵。在場人士中最興奮的是坐在右側的兩位印度王子或外交官。印度當時是英國的海外領地。他們獲邀出席這樣的聚會,受寵若驚,身體前傾,眼睛直盯著演奏家,盡管他們以前可能連提琴都沒有見過。而他們周圍的一些男女們顯然是這種社交場合的常客,全是昏昏欲睡的樣子。而坐在中間穿黑裙的那位女士極力仰臥在椅子上,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紗裙。無論你是否喜愛音樂,這樣的場合總是要盛裝出席的。穿粉裙的年輕女子看來來得晚一些(她可能故意來晚,以便引起更多注意),在她坐下之前還不忘四處向舊相識打招呼。左下角的兩位女士則起碼的禮儀都沒有,完全背對著演奏家,與男士談得起勁。舉著折扇的那位在畫中搶了演奏家的風頭。站立在牆邊的一位男士用帽子擋住嘴,正與另一位男士洽談著一筆秘密生意。門口的和樓梯上的那些人大概也無意擠進來,他們希望演奏快點結束,然後便可以呼朋喚友,把酒言歡。這才是他們前來的目的。
圖12:《午餐》(A Luncheon),1868年。
圖11是上流社會的大聚會,而圖12則是一對貴族男女私通款曲。美食、美酒、美景、美服,也許還有美夢。看上去這一對已經不是初戀的年紀,但並不妨礙打情罵哨,聲色犬馬。值得注意的是,蒂索畫中的女人很少目光直視身旁的男人。而這幅是個例外。女子側過臉向男子飛媚眼,男子也歪著頭裝作很有興趣地在傾聽。
圖13:《時髦女人》(The Woman of Fashion),1883-85年。
貴族的冬裝。蒂索的女人似乎總是在無意間正好與畫外人(即我們觀眾)的目光對視,驀然回首,似乎總在畫麵視野之外的大千世界搜尋那個燈火闌珊處。而對身邊的男人視而不見。即使再殷勤也不會正臉看一眼。蒂索在一百多年前就對闊老頭娶嫩妻的社會現象有所描述。
圖14:《樓梯》(The Stairs),1869年。
這一幅使我們想到前麵的敘述清晰的圖5,那幅畫眾女孩在仔細觀賞日本工藝品。圖14中也是女孩傾身在看。玻璃外麵光影斑駁,蒂索有意畫得很抽象,留給觀眾完成故事的敘述:她在看什麽?她在想什麽?她手裏拿著一封信。這是十九世紀畫家常用的敘事道具。是誰來的信?莫非情人在信中說要來看她,所以令她望眼欲穿?或者拿著過去的情書陷入迷茫,盼著不可能出現的人奇跡般地到來?
蒂索的一件作品經常有兩個名字,有些是他自己命名的,有些是他人另加的。對於有情節的畫作,哪一個名稱更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這讓畫家自己和觀眾都難以取舍。這也說明了蒂索不願與印象派為伍的原因:印象派強調畫作的力度,而他更看重深度;印象派散漫地畫出自己感官的感受,而蒂索則要用畫筆和顏料作為敘事的語言。
圖15:《信》(The Letter),1876-78年。
女子收到一封來信,在手裏撕得粉碎,將碎片撒在空中,與黃色的落葉一起落在草地上。誰來的信?信上的什麽內容讓她怒不可遏?沒人知道。但畫家有意在背景中加了一個正在收拾餐桌的男仆。他裝作沒有覺察女主人的火氣,隻能用眼睛的餘光偷偷看一眼。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女子想在家中款待某名流(從餐桌隻有四把椅子來看,應是很私密的約會,而且畫中有個沒有腦袋的石刻丘比特,可能意味著這場約會與男女私情有關),然而受邀者卻不領情,來信委婉地拒絕。令女子大為光火,很沒麵子,隻能讓仆人收起餐具。雖然她已經在臉上極力控製怒火,但身體沒有站在平坦的甬路上,而是一腳走進草地裏。看來還是有點六神無主。蕭瑟秋天的滿地落葉表達了她此時的心情。
在介紹圖14時,我們講到信件是十九世紀畫家的常用題材。信件在當時是人際交流的最重要的媒介。因此在畫中用信件作道具,就是要開始敘述人與人的故事。蒂索的好友英國畫家米萊(John Millais)就創作過以三幅畫組成的“Yes or No?”係列,描繪女子收到情書後陷入沉思的狀態。而蒂索畫中的信更耐人尋味。
蒂索多次用滿地秋葉來描繪悲愴的氣氛,例如除這幅之外還有前麵提到的圖7《告別》。而背景中的爬滿紅葉的高牆顯然是臨摹了當時在倫敦很有名的地標-霍蘭伯爵的荷蘭花園(Dutch Garden)(後毀於二次大戰)。1873年,在這裏發生了一件轟動英倫的花邊新聞。列支敦士登的王子準備迎娶霍蘭伯爵的養女瑪麗,於是對瑪麗的身世展開調查。列支敦士登的皇室成員必須具有純正的貴族血統。調查結果發現瑪麗的親生父母是法國平民。於是這門親事泡了湯。隨後瑪麗給養父養母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信,責問他們為何一直讓她蒙在鼓裏。從此與他們決裂。後來瑪麗又寫書講述荷蘭花園的曆史,詳細介紹這個莊園的每一個角落,並輔以插圖以及她對這裏一草一木的兒時記憶。她想用這本洋洋上下兩冊的書來證明她是從小就是有貴族背景的。蒂索的這幅畫創作於事件發生之後的一兩年,很可能由此得到靈感,並另有所指。
圖16:《在英國花園》(In an English Garden),1878年。
蒂索在倫敦的住所有個很大的後花園,裏麵有個圓形的小池塘。在他的很多畫作裏都有這個池塘。這幅畫中池塘裏的波紋光影畫得非常精彩。這說明蒂索並非隻會畫女人衣裙,印象派手中的那些畫風景的慣用手段也難不住他。
池塘後麵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花房。那裏是蒂索建造的熱帶植物園。蒂索畫作中的熱帶景象,大都是在那裏完成的。
圖17:《門球》(Croquet),1878年。
如同高爾夫在今天一樣,門球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是有錢人的休閑運動,貴族們的一種社交方式。但蒂索的畫隻是借題發揮。
畫麵右側縱向的樹幹和上方橫向的樹枝構成了一個帷幕,展示出裏麵陽光燦爛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蒂索完全可以嫻熟地運用印象派畫風景的技巧。遠處有出現蒂索家後花園的圓形池塘。草地在強烈陽光下呈青綠色,兩個小女孩在草地上玩耍,一個低頭看著草地,另一個抬頭看著畫外的我們。年齡稍大一點站在近處的少女把手中的球棒當作玩具把玩。她目光直視著我們,可能要邀請我們同她一起玩,或者請我們把掉在近處的球回擲給她。從安逸地臥在地上的小狗和女孩們看著我們的表情來判斷,我們不對她們構成威脅,或者為她們所熟悉。站立的少女雖然還沒有成熟的將頭發盤起和穿上拖地長裙,但也到了亭亭玉立的年齡。她站在草地邊緣,與其說是邀請我們走進畫麵,倒不如說她想走出來。外麵的世界更精彩,她要加入我們成人的世界。
看來蒂索很喜歡自己的這幅作品,後來又改成水彩畫和景泰藍作品。
圖18:《植物園》(The Conservatory),1878年。
這幅畫的背景是在蒂索家後花園的熱帶植物溫室。三個年輕女人圍著一個男人。一對孿生姐妹,同樣的衣裙和帽子,好像一張照片兩次曝光。
這幅畫的另一個畫麵叫《情敵》(Rivals)。蒂索喜歡使用一男二女或一男多女的題材來表現人際之間微妙的心理狀態。下麵還有多幅這樣的作品向大家介紹。
圖19:《丁香花束》(The Bunch of Lilacs),1875年。
這是蒂索最美的作品之一。也是在蒂索的後花園裏,一個白裙女孩把帽子放在手裏,舉著玻璃水杯裏一束丁香花,一臉陶醉,似乎要翩翩起舞。她身後是蔥蘢的熱帶植物,還要小鳥在嬉戲。明亮如鏡的地板映著她的拖地長裙,畫得極為出色。
圖20:《布萊頓街坊節》(A Fête Day at Brighton),1875-78年。
布萊頓是倫敦南邊的一個海濱小鎮。畫中各式各樣的船艦上的旗幟把小鎮的街道裝點起來。 女孩手捧剛買來鮮花,帶著她的小狗,輕鬆愉快地從街坊集市歸來。隻見她小碎步走在崎嶇不同的石板路上,還不時歪頭看看路旁商店的櫥窗,沒有任何心事,任憑陽光灑在她的臉上,清風吹動她的紗巾。
圖21:蒂索在作畫。
蒂索總是一絲不苟地畫著女人身上的每一顆紐扣、每一條細紗、每一道衣褶。他畫出這些複雜的服飾也表述了女人的複雜性,以及她們所處的社會的複雜性。蒂索畫了一輩子女人,她們是他創作生涯的全部。他一生未婚,卻有一段生死不渝的愛情。從此一生中再無其他女人。他在作品並未表現出對女性的歧視,也不曾用畫中陪襯的男人來抬高她們或貶低她們。但不可否認的是,她們的確是他的花瓶、他的道具、他畫布上繽紛的顏色。我們很想知道,在那些衣裙裏麵,蒂索最想描繪的女性靈魂是什麽樣子。
蒂索的畫作不是抽象的,但他的女人是抽象的。他畫作中的衣裙越具象,裏麵隱藏的靈魂就越抽象。
圖22:《吊床》(The Hammock),1879年。
1875至1876年間,當蒂索已經年屆四旬之際,結識了一位失婚少婦。她名字叫凱瑟琳•牛頓(Kathleen Newton)。雖然從他們結識到凱瑟琳香消玉損不過六七年的時間,卻給蒂索的生活和創作帶來重大改變。蒂索以凱瑟琳為模特創作的很多作品,這幅《吊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有一部以蒂索生平為題材的傳記小說的書名就叫“The Hammock”,並以這幅畫作為封麵。可見這位牛頓小姐是蒂索一生的一條主線。
下麵我們再慢慢講有關凱瑟琳的故事。
圖23:《仍然高高在上》(Still on Top),1873年。
蒂索早期在法國基本上走的是學院派的路子,1871來到英國之後就逐漸專注當代社會題材,除了晚年轉向宗教繪畫時選擇一些宗教故事,蒂索從未對男神女神有興趣。盡管他刻意與任何流派保持距離,但還是從各畫派的朋友那裏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從馬奈、德加等印象派那裏學到捕捉時空的某一瞬間的氛圍,從庫爾貝等現實主義畫家那裏學到采用日常生活的題材,從米萊、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等前拉斐爾畫派那裏學到講究每一細節的描繪。圖23這幅作品正反映了這三方麵的特點。
畫中一位老者帶領兩位年輕的女助手為即將開幕的世博會做準備工作,他們在整理各國的國旗。老者頭上戴著巴黎公社社員特有的紅帽子,說明蒂索對那一次他曾經參與的革命仍然心有戚戚。蒂索更多的心思用在描繪女子服飾上。我們很難想象當年她們會穿著這樣的衣服在室外做工。兩個女子的服裝都有日本風格。站立的那位的黑白相間裙子是受線條分明的日本浮世繪版畫的啟發,我們在蒂索的多幅作品中看到同一條裙子。蹲在地上的女子腰間裹了一塊大布。這樣的服飾在當時應該是沒有的。蒂索有意想畫一下日本和服的樣子。
在一串旗幟中,英國國旗在最上方,所以是“高高在上”。畫作的標題明顯帶有諷刺意味。在當時的維多利亞時代,雖然英國“仍然高高在上”,遠比其他西方國家強勢,但美國、法國、德國等列強已經開始迎頭追趕。曾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不列顛已經不如伊麗莎白時代那樣威名顯赫。
這幅作品如今收藏在新西蘭的奧克蘭美術館。1998年那裏曾發生一起轟動事件:一名歹徒大白天持槍搶劫美術館。他別的什麽都不拿,單單就當著工作人員的麵搶走了蒂索的這幅作品。雖然蒂索算不上最著名的畫家,但不能不說歹徒很識貨。不久歹徒被捕,畫作回歸奧克蘭美術館。但看到畫作被嚴重損壞的樣子,美術館的工作人員眼淚都要下來了。經過長達數年的修複工作,蒂索的這幅作品終於又重新與觀眾見麵。
下麵這段視頻記錄了畫作被搶劫時的情景以及日後艱巨的修複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qimzCg6vU
(未完待續)